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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彻底认识GDP

     徐昌生:深入彻底认识GDP [作者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可能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易纲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问题是,中国的老百姓大都莫名其妙,我们经济总体水平都已经超过日本了,自己怎么还是那么穷呢?他们心有疑问,但又不明所以。诸位读者不要着急,耐心通读本文您定能明白关于GDP的许许多多。]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使全社会更快更多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为了表示一国一地财富增加的快慢与多少,人们采用了GDP这个概念。GDP为什么能够表示财富的增加?这个概念又有一些什么缺陷?我们应当如何改进?大部分人恐怕对此不甚了了。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GDP与财富的关系做一详细的梳理,旨在让广大读者明白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应当追求怎样的GDP。 一、物质与财富的区别 先从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说起。说是人类尚处在以物易物的蒙昧时代,某甲制造了两柄犀利的斧头,某乙射死了两只肥壮的野羊,甲只需其中的一柄便足够自己砍伐树木,另一柄只是闲置;乙一时半会也吃不了两只羊,另一只放长了时间就会腐烂变质。于是,两人自发用各自多余的东西进行交换,这样两人便都有了一柄斧头与一只野羊。试想,假如不发生交换,则甲的另一柄斧头并不能派上用场,乙的另一只野羊也无人可以享受,它们并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只能算物质;而一旦交换发生,尽管斧头与野羊的数量与质量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但它们立刻派上了新的用场,它们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它们就从物质变成了财富。 这个故事包含了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双方自愿(不妨碍第三人)的交换总能促进双方财富的增长。这个原理反过来应用,便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算不算财富并不能一厢情愿,而是只有通过交换被他人(现代社会就是市场)认可后,这样的产品才能变成社会财富,没有人愿意与你交换的产品充其量只能算是物质。 需要说明的是,物质是不会消失的,它可以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这一点我们初中学过的物质不灭定律(后改称质量守恒定律)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财富却是可以消失的,一种产品从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变成了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消失了。比如,一栋房子被烧毁,从物质层面上看,它只是改变了一种形态,变成了砖头瓦砾断壁残垣;从财富层面上看,它不能再满足人们的居住需要,因此财富已经消失。 二、财富与GDP的关系 人类早已走进了货币年代,现实生活中的以物易物已经很少很少,但人们用货币购买他人的产品,其交换本质仍然是和前面的斧头换羊一样。因为,货币是自己的劳动所得,用货币购买别人的产品实质上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产品与他人交换,但货币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交换。由于有了货币的计量,人们还能对通过交换后财富的增加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描述,这就有了GDP的概念。 什么是GDP?它是联合国颁布的国家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一个指标,主要是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财富增加值总量。这个概念太文绉绉,一般人不好理解,还是举一个例子更容易使大家明白。 假定有电视机厂商以500元的出厂价卖给经销商,经销商经过选购、贮运、展示等环节后再以600元的零售价卖给了客户,此时GDP的数值就是600-500=100元。顾客愿意多出100元购买电视机,则说明顾客觉得多花100元是值得的,其获得电视机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多持有100元现金。这种简单的计算方法,表示了电视机从派不上用场的生产厂家辗转到了迫切需要观看电视的人手里,尽管电视机的形态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它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财富增加了,而这个增加数值100元就是GDP。 也有形态不断发生改变的GDP。比如农民花2元钱的种子、化肥等投入,收获1公斤小麦,农民再将小麦以3元的价格卖给了加工商,加工商将小麦加工成面粉后以4元的价格卖给小摊贩,小摊贩用面粉做成馒头以5元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从农民到加工商的1元的增值(GDP,下同)表示了第一产业创造的财富,从加工商到摊贩的增值表示了第二产业创造的财富,从摊贩到消费者的增值表示了第三产业创造的财富。不管是电视机的流转,还是小麦到面粉的变化,其GDP的产生道理都是一脉相承,总是表示产品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和分配到更加需要的人手里。如果全社会这种交换越多,GDP数值就越大,则表明社会的有限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利用与分配,社会的财富就增加得越多,因此地方政府把GDP的快速增长作为自己任期内的目标是非常有道理的。 问题是,既然我们的GDP概念是源自于交换产生财富这个原理,因此我们在追求GDP时,就必须符合这个原理的基本条件。这个原理的基本条件是:一是交换必须自愿,二是交换必须不妨碍第三人,三是交换必须在两个清晰的产权主体之间真正发生。假定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所得出的GDP数值的准确性恐怕就得大打折扣,或者说GDP的数据就会有瑕疵。 三、强制交易的GDP 假定交换的双方不是出于自愿,则强制交换就未必能够促进双方财富的增长。仍延用前文举例,假定甲自己除了有两柄斧头以外,自己也有一只野羊,他肯定并不想与乙交换,而是想去寻找丙换蔬菜或者寻找丁换锄头,可是乙却仰仗自己的蛮力强行与甲交换,甲因为惧怕乙的淫威,只好同意。彼时乙是增长了财富,但甲的财富却并未增长,只是多了一头吃不了很快要腐烂变质的野羊,也就是说乙财富的增长其实是来自于对甲财富的掠夺。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而且可以反映在GDP上。比方说,政府要在老城区拆迁建新房,按照同等地段的价格,应当每平米至少补偿5000元,但政府因为财力有限,强制按3000元收购后,政府再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开发商经过设计、施工等若干环节建成新房子,再以7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业主。此时,通常的GDP的计算是按照实际发生价格,即每平米的GDP应当是(5000-3000)+(7000-5000),总计为4000元;可是政府如果不强制交易,而是按照市场价5000元收购,则应当是(5000-5000)+(7000-5000),总计为2000元。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强制发生的价格,GDP的确是大幅增长,每平米产生GDP4000元;可是如果当初政府的收购行为是按照公平自愿的原则来进行,则同期社会每平米增加的GDP就只有2000元,远远没有我们所计算的那么多。这个例子还告诉我们,新房建成的确是增加了社会财富,但政府的强制拆迁行为却并没有产生财富,有的时候产生的财富为负数也有可能。 四、妨碍他人的GDP 假定交换双方自愿,但因为妨碍了第三人,则对当事双方来说也许是增长了财富,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未必是件好事,有可能会造成财富的更大损失。比方说,甲乙两人一个出斧头作为作案工具,一个出野羊作为作案粮食,两个合谋去抢丙的疏菜,结果甲乙双方的财富都有快速增长,但他们的财富不是来自于财富的创造,而是来自于对丙方财富的转移。假定这样的事不为社会坚决制止,则甲乙的行为必将会激发更多的人充实到财富转移的行列中来,社会的财富只会越分越少,过去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有点类似的味道。 现实生活中这样公然的明火执仗已不多见,但也并没有绝迹。假定某钢厂以牺牲周边环境为代价生产出来的钢材非常便宜,每吨所花成本只需2500元,再以3000元卖给了私人建房者,此时双方是自愿交换,按照正常计算方法应当是每吨钢材产生500元GDP。可是这些钢渣废水却造成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周边的良田颗粒无收,国家为了治理被污染的环境,需要按照每吨钢产量500元人工投入来治理方能恢复,则这家钢厂对社会的财富来说,增加量为零,因为钢厂所赚的500元正好被政府派来治理环境的人工费500元抵消。但按照现行GDP的公式,却是两个500元相加,莫名其妙地产生了1000元的GDP。如果国家不治理呢?那么GDP是增加了500元,但农民们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他们的农田本来也是要产生GDP的,可是却因为有了钢厂的GDP,使他们减少了GDP,或者干脆说,钢厂所获得的财富实际上是转移了农民财富! 五、出口创造的GDP 前文已经说了,交换产生财富必须符合双方自愿、不妨碍他人和交换必须完成三个条件。我们已经对强制交易和妨碍他人的GDP做了分析,那么有没有交换没有完成的GDP?有的,而且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是也最容易被人忽视。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创造GDP(其实就是创造财富)有三种途径,俗称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和消费,这其中出口与投资都容易产生交换没有完成的GDP。 先说出口,出口实际上是两国之间做交换,原本很正常,同样能够促进双方财富的增长。但是,出口与国内之间的交换却又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各自的计价标准并不一样,美国人的产品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中国人的产品是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这就涉及到汇率换算。如果汇率不能正确反映两国人民之间交换的真实需要,或者直接地说就是换算比率偏高或偏低,这就会造成双方的交换不平衡,要么是我多给了你,要么是你多给了我,这种贸易顺差一旦数值十分巨大,则说明交换就并没有全部完成。 以我们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已累计储备美元超过了2.4万亿元,也就是说我们给了超过16万亿元(按6.8元人民币兑1美元价格粗略计算,其实真正的数值还不止这个数值,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外汇比价是8.7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东西给美国,按照交换的原理,美国应该给我们2万亿美元我们需要的东西,这样才会在促进美国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促进我们自己的财富增长。美国人当然同意给,我们储备的大量外汇就是他们给的,我们可以据此到美国的市场去买我们需要的东西。 可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并没有用这些外汇去购买美国人的东西,原因就是因为汇率偏低。本来是5元中国生产的东西可换1美元美国生产的东西,但我们的外汇管理部门却硬性规定要7元中国生产的东西换回1美元美国生产的东西,这就导致了出口企业生产繁荣而进口企业生产萎缩。因为,对出口企业而言,他们把7元钱的东西送到美国才卖1美元,美国人觉得非常便宜,故而愿意消费中国的产品,而这些出口企业把换回的1美元再在国内央行换回7元人民币,他们的产品即使卖得很便宜也有钱赚(但如果是1美元只能换回5元人民币则铁定亏损)。可是对进口企业而言,他们就没有了积极性,他们本打算到美国进口一批机床,可是因为他们必须花7元人民币才能在国内央行兑换1美元,他们觉得按照这样的价格进口设备成本太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只好放弃进口。再说中国人到了国外旅游之类也舍不得花钱,虽然他们已经兑换了一些美元,可是他们到了美国按人民币的比价一算,那里的东西价格都高得离谱,他们只好也不用美元。正因为汇率偏低导致中国人都不愿意使用或者说用不起美元,所以,央行的美元就越攒越多,结果到今天居然有2万亿之巨,用堆积如山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2.4万亿的巨额外汇储备,相当于美国人给了一张欠我们16万亿元人民币的借条,甚至借条也谈不上,因为美元是可以由美国这个主权国家自行印刷的,它可以不断多印多发使之贬值,其他什么实际的产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交换能算完成了吗(当然,这不能全怪人家)?但是如果按照GDP的计算公式,假定这16万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成本是13万亿元,则整个国家的GDP就增加了3万亿元人民币。从实际的结果看,是我们中国穷人白借了16万亿的东西给美国富人,而且没有利息,我们的财富大大地减少了(因为都送到美国去了,但却没有从美国拿回相应的东西),这个3万亿的GDP的增加在国内并没有财富与之对应,不仅没有,而且我们国内反而少了16万亿元的产品。 所以说,出口创造的GDP只有在外汇收支平衡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才算为国内增加了财富,只卖不买或者多卖少买产生了巨额顺差,都表明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交换没有完成,因此这样的GDP就不能算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六、投资产生的GDP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非常信奉凯恩斯主义,,即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采用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我们的国家也不例外。比如中央政府表态要在3年内投放4万亿元人民币来救市,而且主要领域是诸如铁路一类的基础设施建设。所谓拉动经济,其实是通俗的说法,其本质是促进社会财富的循环持续地增加。问题是,政府的巨额投资是否真的能够增加财富和促进财富的持续增加,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前面我们反复强调过,交换只有被他人认可,物质才能变成财富,否则物质能不能变成财富或者财富的真实数量就要大打问号。投资实际上是交换过程的过渡阶段,比如投资机器是为了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再卖出去,投资房产是为了今后把房产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他人居住,投资高速公路是为了今后向过往车辆收费再收回投资。如果是私人投资,一般都会按照市场需求事先反复考量仔细斟酌,因为私人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假定他投资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被市场所认同(即无人与之交换),结果投资者极有可能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此没有多少私人投资会冒冒失失。私人投资成功了,说明其产品与社会交换成功,意味着社会与企业主的财富都增加了,工人足额地拿到薪水、房东足额地拿到租金、财政充足地收到税款都分享了企业增加的财富。企业主再仔细研究市场的需求趋势,把剩下的利润重新投入到新的投资中,则昭示着财富已经进入循环持续的创造之中,也就是我们所期望的经济被拉动了。 但是,投资的主体换成了政府,问题的性质就起了变化。比方如,政府想投资办一个企业,这个时候决策的是官员,官员们也是经济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可能并不切实关心这个企业今后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卖出去,能不能够收回投资,而是办这个企业自己能不能得到好处,或者在自己的任期内能不能多出支撑门面的政绩,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利用公共财政的投资往往注重的是投资过程的本身,而并不在意其结果是否被市场认可,而不被市场认可的投资结果,则意味投资并没有产生财富,当初循环持续地促进财富增加的设想因为投资的沉淀或低效变得无影无踪。何况,政府投资的项目有的是垄断,垄断是靠行政强制来获取超额利润,是人们在没有选择下的交换,相当于强制交易的GDP;有的根本不考虑回报,比如修建一个超大规模的体育馆,平均10年或许才能用上一次,平时没人花钱来租用,或者说所租费用远不及日常维护开支,这说明这个产品并不被社会接受,这就相当于没有完成交换的GDP。不管是强制交易的GDP,还是没有完成交换的GDP,它们所表示的财富都不是真实可靠的。 因此,从追求GDP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地投资;从追求真正财富的角度看,政府应当减少公共财政的投资,鼓励私人投资。当然,私人投资也会出现失误,但错误的频率与烈度恐怕要比国有企业或者公共财政低得多,这也就是当初中央政府投入4万亿救市时,很多经济学家呼吁应该把更多的钱交给民营企业来使用的道理。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私营企业的投资,同样也不能违背公平自愿和不违背第三方的前提条件,否则其产生的GDP也存在严重缺陷。也许有人奇怪,私企并非政府,它如何能够强制与人交易?这其中是因为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助纣为虐,目前正在风靡全国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便是一例。由于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正在把GDP当作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指标,而招来大量的项目投入是快速产生GDP的最佳办法,因此,各地都纷纷推出一地比一地更加优惠的招商条件,比如零地价、税收返还、融资担保和环境污染不追责等,导致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在中国遍地开花。那么,这种通过招商引资产生的GDP,是不是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对照前面提到财富产生原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GDP未必能够带来真正的财富,因为,从本质上说它也是属于妨碍他人的GDP。地价便宜,那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因为政府往往是依靠强制手段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税收返还,那是侵害了社会大众的利益,因为税收本来可以用于更多的社会公益项目。各类优惠条件的堆砌,使企业人为地获得了战胜对手的绝对成本优势(失去了优惠条件就绝对办不下去),这将无可置疑地引发企业的投资冲动。假定这类因为获得优惠条件而办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取胜,则说明招商引资所投入的项目原本就没有必要,是无端地浪费资源,对社会而言是财富净损失;反之,如果这些仅仅是依靠优惠条件而办的企业居然在市场竞争中战胜了那些遵章守法的企业,则情况更加糟糕,它不仅消灭了财富,而且是“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更加颠倒混乱! 七、消费带来的GDP 消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真实自愿且不妨碍第三人的交换,消费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分配,意味着大量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社会的财富总量是实实在在地增加,故其产生的GDP最值得提倡。当国内储蓄总量太多的时候,这意味着有许多的居民没有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出来与人交换,妨碍了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储蓄率太高一直被经济学家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障碍。 消费的重要还体现在其最终让投资找到到落脚点。倘使大家都不积极主动消费,则意味着当初大量的投资(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人愿意与之交换,这就使投资活动不能持续,从而抑制了社会财富的大量和快速地创造。已经投资的项目因为产品不能销售,企业难以为继,当初的投入的财富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无用物质。当然,这些过剩的产能也可以转向出口,可是国外的经济也不会永远高涨,一旦遇到诸如金融危机之类的事情,他们的居民也舍不得消费,这时企业仍然难逃倒闭的命运。因此,中央把扩大内需激发内需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是不会有问题的。 需要说明的是,消费固然能够增加社会的财富,但消费同样要遵守自愿和不妨碍第三人的原则,否则,产生的GDP同样不能准确地描述财富的真实数量。现在政府的许多做法 在促进消费方面有点误入歧途,正在全国开展的家电下乡活动就是显著一例。政府规定,在农村购买指定品牌与型号的家电,可以享受13%的财政补贴。从表面上看,农民购买到了便宜的家用电器,企业也卖掉了产品获得了利润,似乎是促进了双方财富的增长,但这种行为妨碍了第三人,即农民获得的低价与企业所得的利润其实是来自于财政的补贴,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没有增加财富,或者增加的数值需要打折扣。比方说,家电经销商电视机的购入成本是500元,市场零售价是600元,,农民因为有80元的财政返还,于是就出价600元将电视机买回家,此时产生的GDP应该是600-500=100元,但这100元的GDP的数值是有水分的,因为其中有80元并非来自农民的自愿,而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换句话说,家电经销商因此增加了100元的财富,而财政却失去了80元的财富,整个社会实际上是只增加了20元财富。 这台电视机的出售固然为社会增加了20元的财富,但它却妨碍了社会其他财富的进一步增加,因为消费是投资正确与否的检验途径。家电下乡是针对特定产品的促销,当政府动用财政补贴来鼓励人们消费家电时,人们可能会贪图电器的低价而减少当期对衣服、食品或者其他产品的消费(只是举例),结果造成了本应大力发展的服装、食品等产业的萧条,反而促成了本已过剩的家电业的更大发展,也就是说,民众的消费行为会对未来的投资产生了误导。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政府补贴农民,但如果真要补贴农民,就直接把钱发给农民,让他们自行消费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产生的GDP也许财富的数量要打折扣,但至少它反映了百姓的当前的需要,同时更可以引导产业的正确发展,从而避免了社会投资的浪费。 需要我们大家思考的是,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追求生活幸福快乐应当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何以会捂紧口袋而不肯消费呢?原来,人的一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生病、遭灾、退休、失业或者孩子上学,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如果有钱的时候不积攒一些,困难来临时就会束手无策。为什么美国人的储蓄率会这样低?不但不存钱,还借钱消费,今天敢花明天的钱,许多人认为这是美国人的传统文化所致。其实,当初美国人的储蓄率也是非常高的,只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大,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来解决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的国民在失业时有失业救济金,在生病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在孩子上学时可以接受免费教育等等,这样国内的消费就大大地激发出来了。 参照美国人的经验,我们的政府在投入4万亿进行救市时,有些做法就很值得商榷。如果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前文已经分析过,这里面有可能会造成太多不必要项目上马,造成太多的社会浪费,其产生的GDP可能存在许多水分,甚至不仅不会增加财富,有可能还会消灭社会财富;如果我们把这些钱用来保障国内居民的失业、医疗和教育时(比方说直接当作农民工失业救济金投入),这种用法既能促进GDP的产生,更因为有了这种保障,使更多的居民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安全和放心,他们将会大胆地消费,从而带动其他方面的GDP快速增长,最终能够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大幅增加。 八、对GDP概念的修正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GDP虽然有许多的缺陷,但的确能够表示社会财富的增加,目前还找不到可替代的更好概念。对于GDP概念的缺陷,我们也并非完全一筹莫展,可以在现行GDP概念的基础上作一些修正,使GDP的概念更臻完美。我们姑且把这个概念叫做GDP的有效累积,它增加了两个要素,一个是有效,一个是累积,它的计算方法是当年的GDP总额,减去无效的GDP和消失的GDP,它比纯粹的GDP概念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富足程度与发展速度。 什么叫无效的GDP?什么叫消失的GDP? 现在各地都在搞工业园,省地县甚至乡镇一级也有,招商引资来的企业都在园区内跑马圈地,许多厂房建成以后并未投产就闲置起来,有的企业圈了一块地之后便杂草丛生,这些厂房与围墙的投资虽然也使当地产生了GDP,但周边的老百姓都非常痛心,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究其本质,这种方式产生的GDP是一种徒有其表的无效GDP。 某地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大量房屋被冲毁,大片庄稼被淹没,老百姓哭天喊地痛心疾首。次年,他们硬着头皮或支储蓄或举债务搞灾后重建,建筑运输等业一片繁荣,这一年的GDP是往年的130%,但老百姓反倒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比原来差了一大截。原因很简单,洪水把多年来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而劳动成果就是往年GDP的累积,这些GDP因为洪水瞬间消失。 如果一边是GDP增加,一边是GDP的消失;或者是GDP在不断地增加,但增加的却是一些无效的GDP,那么再高的GDP发展速度也并不能证明社会的财富在增加经济在发展,因为,只有保留下来并为人们所需要的GDP才是真正的财富。一个地方不断出现消失的GDP或者是无效的GDP,只能证明我们过去做了太多的无用功或者我们现在的决策有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仍然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兴土木,大马路大广场大公园层出不穷,有的学校斥资数千万修造一个大门,有的城市在几无人烟的郊区大道上通宵亮灯,这些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面子工程,难道不是无效的GDP?很多地方的城建规划是朝令夕改,房子是拆了建,建了拆,再拆再建,屡建屡拆,每一次的拆迁过程不都是过去GDP的消失? 流行全球并被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奉为圭臬的凯恩斯理论中最有名的挖沟理论,表面上似乎的确能够使挖沟与填沟的工人能够得到工资,但其产生的GDP同样属于无效的GDP。这种GDP越多,表明社会的资源浪费越大。倘使这种无效劳动也能够使社会越来越富有,那么洪水来了我们也不要抗击,地震来了我们也不要预报,每隔几年便将城市烧毁一次,岂不是能够拉动更大的内需?须知,拉动经济目的是促进财富的持续循环创造,而不是制造垃圾。任何伟大的理论,都不能对抗常识! 如果起用了GDP有效累积这个概念,我们对一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财富拥有程度就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一地 GDP的总有效累积数值越大,表明这个地方越富有;当年的GDP有效累积越多,说明当年此地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因此,启用这个概念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与迫切,但愿政府与学界能够采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经济学概念里,其实蕴藏着一系列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道理,非经深入研究透彻了解,并不容易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正是我们喜欢经济学的理由,同时也正是经济学被大多数人所滥用所误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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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上)

讲者: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开始关注新疆史、中亚史。 梁文道:作家、文化评论人。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一直关注「南洋中国」。 主持: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 [ 本文为Co-China论坛第十二期——从边陲看中国文稿,內容经讲者本人审校,版权归Co-China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论坛活动文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 ●杜婷: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Co-China论坛,我是杜婷。在我们今天的论坛正式开始前我先解释下论坛的名字:Co-China和「我在中国」。最早用Co-China其实很偶然,因为论坛一直都在twitter做文字直播,常用twitter的人都知道在twitter检索时带标签的信息是比较容易检索到的,那当初大家就在讨论给我们的直播文字加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因为我们所有的讨论都是和中国有关,就想用China这个标签,但这个标签太常见了,你会搜索出很多和论坛无关的内容,后来就想在前面再加两个字符Co,我们知道在英文中很多的单词都是以Co开头的,比如说像合作、协调、凝聚等等,所以就用了Co-China,后来这个标签也就成了论坛的英文名字。论坛的中文名字叫「我在中国」,最近经常有人和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响亮一点的、更吸引眼球的名字,「我在中国」太普通了。我解释一下,「我在中国」重点是「我在」,强调的是个体的存在感。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体常常是被泯灭的,不仅仅是执政者不把个人当回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回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去年十一之前的阅兵彩排,因为封路导致一个人过一条马路可能要花五、六个小时,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正常的,觉得我们为了国家的庆典作出一点牺牲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真的是理所应当吗?我希望在这个论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够强调一种个体存在的价值,借用长平的一句话——“在大时代里做一个坚强的小人物”。作为个体我们的声音或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依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想法,而这个论坛就是这样的平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声。 我们今天的话题——从边陲看中国,其实也是和每个个体存在的价值有关,请允许我再稍稍岔开讲一件事。前两天FT中文网发了一篇我的文章,其实是两个月前的一篇旧文,是在香港5.16公投之后写的,里面提到我身边的一些热衷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比如说像保卫天星码头、反高铁、反对政府政改方案等等的朋友,这篇文章后面有一条留言很有趣,他的大意是说5.16公投投票率那么低,这就说明公投是不得人心的,也说明你们肯定是错的,既然你们是错的还有什么可以讲?其实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在今天的中国非常流行,人数少的、不占主流的就一定是落后的,是不应该被尊重的。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我们今天的论题:边陲和中原的关系,等一下我们的两位讲者会进行详细的解读。 我现在介绍今天的两位讲者:第一位是贺卫方先生。贺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3月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贺先生在新疆的这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实际上是很享受的一段时间,本来贺先生之前就对历史很有兴趣,这两年因为到了新疆,所以对新疆史、中亚史有了更多的研究和思考。第二位是梁文道先生。梁先生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一直都很关注南洋中国。很多年前我就听他说他要写一本关于南洋中国的书,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南洋的华人社群,虽然到现在这本书还没写出来,但他的确一直在关注和此相关的话题和讨论。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讲者,一位从西北,一位从南洋:从边陲看中国。好,我们现在开始,贺先生先请。 ●贺卫方:就像杜婷刚才讲的那样,我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处境中,从2009年的3月11日我到了新疆石河子之后开始的。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对新疆有深度的了解。许多人去新疆是一种游客的心态,去了以后匆匆忙忙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走一些著名的景点,增加一些谈资,拍一些照片,至于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没有兴趣做深入的了解,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了解。 那我现在的状况不是这样子,我几乎成为一个新疆人。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里我说我是“新新疆人”。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许多的同事几代都是新疆人。我接触到一位石河子老居民,他们是七代新疆人、七代的石河子人,他告诉我说他们家应该算是最古老的石河子人了,石河子在1950年之前其实是一片荒地,就是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当年的兵团选择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按照艾青一首诗的说法,它是中国最年轻的城。我特别高兴有机会能够去观察维吾尔族的生活。我有机会到非常边陲的地方,像红其拉甫口岸。当年的玄奘到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从红其拉甫口岸走到喀什,再从丝绸之路的南线回到长安。我也有机会到其它的口岸,前一段时间到过霍尔果斯口岸,还有博尔塔拉州的阿拉山口口岸,也到过位于塔城的著名的小白杨哨所。 这段时间新疆、西藏都处在多事之秋,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和相关的宪法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设计一种更合理的制度可以使得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所谓民族国家能够和谐共处?中国不是欧洲意义上的nation state,我们的情况更复杂、更多元,包括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些纠葛也更麻烦。 新疆本地的学者,像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还有其它大学的学者都有在研究这个问题,但研究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维吾尔族的学者在叙述他们本民族历史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会变得非常敏感,像王力雄先生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所展现的那样,在今天这些问题很难进行公开讨论。汉族的学者研究兵团史也很麻烦。兵团是一个极特殊的体制,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去理顺这个体系。它是一个省级单位,现在只有新疆才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新疆又是一个自治区,自治区里面有一个不属于自治区管辖的系统,这个系统有自己的检察院、法院,有自己的公安部门,有自己一整套的政府结构,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我们连怎么去解释自治区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新疆的考古现在也成为一个多多少少带点政治意义的事情。我曾经去过的若羌县一个地方叫米兰,是一个小镇,它的旁边有一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卫城,在这个遗址上斯坦因挖掘出来一个画在木板上的带翅膀的天使的画,这副画特别具有希腊风格,因为带着翅膀的天使这样一种构图其实只有在印(度)希(腊)文明中才产生过。还有,我们都知道楼兰女尸,楼兰女尸完全是欧罗巴血统的形象。这说明历史上南疆这样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地带是一个多种文明融合或者说碰撞的地方,有时候会发生兵连祸结的战争,有时候会是某种程度的和平相处。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新疆的很多研究都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超然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新疆以外的学者,有一些人是语言有局限,不懂维吾尔语或突厥语,如果不了解当地的语言,就没有办法很深入地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另外,许多人也根本没有兴趣研究中亚问题、新疆问题,我们的很多学者在研究方向上有太多功利色彩。 国外倒是有一些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对维吾尔族历史有很深入的研究,还有瑞典的学者。瑞典历史上跟新疆有特殊的关联,有一位马可波罗著作的注释者说瑞典人的祖先在喀什,这个传说持续了一百年,虽然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但还是吸引了许多瑞典人到新疆,探索新疆的历史和文明,包括在那里传教。在南疆传教的,基本上是瑞典人和荷兰人。前不久,我读一本瑞典学者写的关于在南疆宣教历史的书,其中有很多喀什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历史记录,非常珍贵。但是,这种书的翻译又会出现问题,如何翻译过来又不触及敏感问题?如何让西方学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特别麻烦。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就知道这书肯定没办法翻译成中文,因为它有许多东西都是在说新疆是某种独特的地方,跟中国其他地区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新疆历史的研究非常不容易,它的历史仿佛是丢失了很多局部的一个拼图,完全没有办法去把它拼得完整,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不重要。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站在边陲遥遥相望,我们所谓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中国不单是指一个国家,也是指一种文化,还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我们知道在英文中国家这个概念有三个词,state,country,nation,这三個词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指向,我们说state的时候是强调它的政治的意义,说nation的时候强调的是民族的意义,说country时則强调的是地理的意义。其实我们需要在这三个层面上去反思中国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在新疆生活特别的一种感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我都会继续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个问题非常有趣:我写过一首诗叫《长城之用》,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要修建长城?难道只有军事目的吗?它是不是区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条界线?我们说长城内外是故乡,里面和外面都成了故乡,这是不是说明北方中国的血缘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查了一下我自己家族的历史,发现我姥姥是蒙古族人,而我的这个贺姓至少有一支是汉朝时从胡人的一个姓改过来的,那个姓前面的字是贺,后面还跟着一堆其他的字,我们中国人特别怕麻烦,不愿意搞得很复杂,所以就只留下前面的一个字。我到了新疆以后维族的朋友老盯着我看,说你有点像我们的人。但我就怕维族的人把我当汉族人,汉族人把我维族人,那我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了。 我就先作一个小小的开场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交流。 ●梁文道:刚刚贺先生谈到的中亚、新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玩。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样一个题目呢?贺先生现在在新疆当“边塞诗人”,回看中原感觉不一样。而我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最近十年又在大陆的媒体上露脸写东西,所以我对处在边陲的感觉特别强烈。什么叫边陲?香港、台湾就是一个边陲地带。我做了这么多年电视直到现在还常被人批评说普通话不好,说你们这些香港人、台湾人就是不肯学好普通话。就连广电总局都有一些禁令,比如说内地电视台不能聘用港台主持人,主持人说话不能有港台腔等等。我在凤凰卫视做节目还好,不用受广电总局的限制,但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有些主持人明目张胆说东北腔是可以的,而港台腔不行呢?难道东北腔比港台腔更加像中州正韵吗?我们想象的“中州”到底是什么? 贺先生提到country,nation,state三个词在中文的翻译中都会出现困难,事实上在关于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的讨论中我们常常把几样东西在逻辑上等同起来,或者说不是完全等同,而是一种等价的关系。我们会说中国人就等于华人,然后再等于中华文化,然后甚至等于某种中华的语文。这几样东西我们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似乎中间有一个不可切断的联系。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华人是什么人?华人包不包括藏人,包不包括维吾尔人?如果我们今天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那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都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部分,他们当然都是华人。但是,请注意通常我们在讲海外华人的时候,有一些1949年前就已经出去的藏人或者新疆人,我们却没有把他们叫做海外华人。这是为什么?有一些汉人,比如说一些三百年前已经移民到印尼的,我们今天看到他,明明不会说中国话,我们照样说他是海外华人。但一个四十年代出去的维吾尔人,我们就不会叫他海外华人。由此可见,华人按政治正确的想象包括所有我们今天认可的各个民族,但一旦叫海外华人的时候这个字眼的内涵和它包括的范围就产生了位移。 这样的变化体现在南洋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经验。我们今天讲南洋华人,基本上全都是指汉人,但其实南洋也有一些新疆人,但是大家都不会主动把他们邀请过来,说你们也是南洋华人。我们讲南洋华人就是汉人,但这批汉人也会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很大的挑战。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去年到中国旅行,他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师傅和他聊天,聊着聊着就发现他普通话不够地道,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就问我的朋友是哪儿的人,我那个朋友说是新加坡人,那个师傅就说:“新加坡人不就是中国人吗?怎么中国话都说不好呢?”这句话在我看来并不意外,这也许是今天不少中国老百姓很容易起的一个反应。但我们仔细来看这句话,请想想看这里面有多少个简单的等号划上去了?为什么新加坡人是中国人?他可以是华人,但他不一定是中国人。为什么华人就一定要说好所谓的中国话?而这种中国话又是指哪一种中国话呢?是普通话吗?新加坡人很多人讲闽南话,那叫不叫中国话呢?就算他也讲华语,也就是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的口音是不是要像北京人这样才叫讲好中国话呢?这类问题是今天很多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不会反省的问题。 这件事之后我就很喜欢拿这事和大家开玩笑,我和同学们讲“大家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建立了两个国家。”下面就有人说:“梁老师要支持台独了。”我说:“还有一个是新加坡嘛。”其实这也是个很特殊的挑战,新加坡有七成五是华人,假如我们一向认为既然是中国人,我们讲Chinese、华人、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占主体的民族建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我们怎么理解新加坡的状况?新加坡当然有印度人、马来人,但它到底是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离开中国这片地区之外有那么多华人参与构建的一个国家。它跟我们在文化上、民族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后来,我再想下去就发现其实整个南洋地区特殊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对国界的某种蔑视,而这个蔑视是在过去我们中国现代史的书写中不被注意到的,因此我们会有很多想当然的对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华人的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明年是辛亥百年,辛亥百年其中一个必然要提起的话题就是海外华侨的贡献。孙中山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他一直强调他在华侨身上得到多少帮助。其实不止是他,当时的立宪派、保皇党、康梁也在南洋获得非常大的支持。对这些海外华人或者南洋华侨,我们过去的理解是这批人是爱国华人,身在海外,心在中华,心怀故土,我们是这么来讲他们的故事的。但如果你仔细深入到他们原来出生地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类故事其实是不完整的,里面有很多裂缝。 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海外华人,像伍连德,我最近看到一篇论文研究他,是新加坡的黄贤强教授写的,写得非常出色。伍连德是谁呢?伍连德是槟城出生的一个南洋华人,他在剑桥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被袁世凯请到北洋去做卫生总管,当时东三省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鼠疫,他作为总指挥去控制鼠疫,虽然最后死的人不少,但是假如没有他的话会更严重。他做得非常科学、非常现代,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刚刚出现的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引入中国,后来全世界各国的防疫专家,包括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组成鼠疫研究会议,推举他当主席,那一年他才30多岁,被认为是中国人的骄傲。伍连德后来在抗战后期离开中国,这让他许多中国朋友觉得很惊讶,说你怎么不留在我们这儿参与祖国抗战?他回南洋了,从此都没有回来。直到今天,医学界很多人还都会提到他、纪念他,说他是一个爱国华侨。但你仔细挖掘他的生平,你会发现其实他不只是因为爱国才到中国的。他当初为什么要帮袁世凯做事?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他当时在南洋的生活、工作并不如意,本来英国殖民政府是很重用他们这种本土华人的,但是当年英帝国自己培养出大量的殖民人才,所以他就没办法在那边生活得太好,他的心态相当于今天我们在中国混得不好了,发展有问题,这时候恰好美国请我去做什么事,我就应聘到美国去发展。其实伍连德不应叫回国,他是去中国,因为他原来就没有觉得这个“国”是“祖国”的概念。海外华人当然都知道他们是从中国来的,但是不是真的在政治上认同这个国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当年很多海外华人支持中国的建设、革命,都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很多海外华人是基督徒,他们来到中国,参与办学,像创办复旦的那一批人,包括李登辉校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其实中国话都不太会说,根本是个外国人,他的中文是来到上海之后才学的。那为什么要来中国呢?他觉得这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一部分。这些海外华人他们的确是华人,他们跟我们一样祭祖,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节庆假日,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中国姓名,他们会说某种中国的方言,但是他们已经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下的中国人了。十九世纪末是有一次再次民族主义化的活动,因为孙中山的影响,有这样一个过渡现象。他们之中的確是有很多爱中国的华人,但我们现在理解这些海外华人,不能说他们爱国是理所应当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爱国是需要去解释和论证的。 我今天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我很多年来都很着迷的人物——辜鸿铭。我们提起辜鸿铭的时候都说他是文化怪杰,我翻遍大陆关于他的著作、传记,发现大陆人谈到辜鸿铭的时候,说他怪,但怪在哪儿?基本都是说都民国革命了他还支持帝制,张勋复辟就他一个人叫好,永远戴个瓜皮小帽、留个辫子,然后用英文、德文写书告诉老外,说中国男人纳妾很好,女人缠脚很对,就是这么一个怪家伙,但他的学问很大。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没有掌握到他真正的怪。在我看来,他最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Peranakan,就是土生华人。土生华人是什么?这要追溯到明朝的时候,一些中国广东、福建的移民到了南洋地区,世世代代住在那儿,跟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混血产生了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后来发展壮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他们的衣服、穿着、家具、摆设、传统节庆跟中国广东、潮汕还有闽南地区都很像,但是又有点不一样,带有一些马来色彩、印度色彩。他们都有中国姓名,但他们的语言不是中文,他们已经不会讲华语了,他们讲的语言是Baba Malay,是一种混合了闽南话的马来文。他们也看中国的书,比如看《三国演义》,但那个《三国演义》是用峇峇马来文写的《三国演义》。他们也唱戏,那种戏有闽南歌仔戏的感觉,但是会用马来文去唱。英国殖民者到来的时候,他们这个族群特别受重用,因为他们精明能干又擅长变通,所以他们就成了全世界华人中最早西化的一个群体,说外语着西服,而辜鸿铭就是这种人。 他其实从小没有说中文的机会,他妈妈是高加索裔,所以辜鸿铭根本是混血儿。他小时候跟他的义父去爱丁堡读书,在欧洲的11年学了9国语言,然后回到槟城。历史上说有一个人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想法,这个人叫马建忠,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和辜鸿铭在新加坡一宿长谈,谈完之后辜鸿铭恍然大悟,发现自己是中国人,三天之后离开新加坡,后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辗转帮张之洞做幕僚,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辜鸿铭。 在我看来,前半段那个辜鸿铭太怪了,这么一个22岁前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他甚至不会说中文,就在和马建忠谈完一晚后决定回中国。对于马建忠跟他谈的那一晚话我发现很多历史学家都没去研究,我一直关心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是用什么语言谈的。辜鸿铭不会中文,他顶多会一点闽南话,马建忠是江苏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用任何中文去沟通,他俩说的极有可能是英文或法文,你想象一下两个人用英文或法文谈完之后,一个过去不晓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人,忽然发现“天啊,我是中国人,扎辫子多好啊”,然后回来就变成最坚定、最保守的辜鸿铭了。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对我来讲他的怪是怪在这儿。 我之前讲的那种华人等于中国人、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所以要说中国话,这种思路我称为“中原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真正受到挑战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南洋世界跟中国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南洋:北起厦门、漳泉,然后到潮汕,跟着到广东的珠三角,然后往下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 这样一个南洋世界,它有自己的海外华人跟其它民族的关系,但同时也扩散到中原地区的南部疆域。在这个南疆地域中,我们拿珠三角来讲,珠三角地区跟南洋这片土地的关系、海洋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珠三角对北方、对中央王朝有一定的认同感,但他们又随时准备好叛离。从唐朝开始,驻广州刺史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防止乱民跟外族通婚。现在的番禺那时是港口,住了一万多个波斯人,当时广东人就很爱跟这些波斯人通婚,长安那边看了很不高兴,朝廷就叫刺史盯着广东人,别让他们通婚。但广东地区的人从来都很混乱,又很强悍,同时又愿意出去冒险,跟闽南人一样,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大量移民海外。我们今天老说郑和下西洋是如何推动华侨在海外的地位,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当初郑和下西洋其中一个要做的事是要抓回这些“乱民”,有文字记载他到菲律宾时抓回来多少“乱民”。 福建跟广东沿海的居民从来都不管这些所谓的规定,坏起来的时候还要勾结日本人搞倭寇,其实倭寇基本上都是闽南、广东人,当然最后是袁崇焕去镇压他们,他也是广东人。所以这个地方从来就有很强的一种混杂的分离心态,或者不一定是分离,他们只是喜欢往外,于是就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今天我们去看这些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的祠堂,依然香火旺盛,这时候很多人又会很本能地解读为海外华人热切的爱国情怀,说他们在当地生活了几百年,还是那么爱国。其实他们不是爱国,他们是爱乡,是一种乡土情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作为总结。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里梁朝伟离开张曼玉时说:“我明天就去新加坡了。”这句话他说得非常轻易、随便,就相当于一个北京人跟别人说我明天去昌平一样,好像在隔壁。而我想指出的是这就是当年一种真实、普遍的认知。对香港人来讲,去新加坡,去吉隆坡,去广州,我们并不觉得是去陌生的国度。我们有一个港口跟城市网络的概念,我们处于广东、福建等中原地区的南疆地带,我们跟大南洋之间的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不是同一个国家的关系,甚至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关系,是最单纯的港口城市的网络连接。刚才说辜鸿铭在槟城出生,他到新加坡打工完全不觉得是离乡背井,就像去隔壁一个城市,没什么大不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独立之前,香港、澳门、珠三角这些城市跟南洋的关系就是这样接近,没有任何断裂,没有分割之感,我们从来不去担心我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不被这种问题困扰,我们很自然地来来去去。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在缅甸起家,然后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办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星洲日报》的前身,在他们兄弟离开之后,在那个大南洋时代结束之后,就被迫分裂为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其实三家报纸原来都是一个缅甸华侨创办的。 过去那个不分国界的时代其实离我们没多远。今天在我们面对非常猖獗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背后的中原中心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种南方海洋的角度来重新看它。当年我看《河殇》会觉得很搞笑,它里面说中国文明就是黄河文明,在河流里面,在黄土高原上面,现在封闭太久了要涌向大海,迎接蓝色文明。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就是你们北方佬搞的东西,我们在香港天天面对的就是蓝色文明。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下) / 2010-08-17 22:30 / 评论数( 0 )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中) / 2010-08-17 22:29 / 评论数( 0 ) 贺卫方、梁文道:从边陲看中国 / 2010-07-20 19:57 / 评论数( 12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下) / 2010-07-20 04:06 / 评论数( 3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上) / 2010-07-20 03:09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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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下)

作者: CoChina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 中国 , 社会 , 文化 , 政治 从边陲看中国:期待一种更美好的文化交融(下) 讲者: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开始关注新疆史、中亚史。 梁文道:作家、文化评论人。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一直关注「南洋中国」。 主持: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 [ 本文为Co-China论坛第十二期——从边陲看中国文稿,內容经讲者本人审校,版权归Co-China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论坛活动文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 【网络提问】:有一本书叫做《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嘉宾可否谈一谈这本书?联系到最近广东的保护粤语行动,文化与语言的关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人们生活领域的重大决策? ●梁文道:这本书是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经典著作。最近我看到台湾出了一个新中译本,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过去我没读过的,是安德森后来写的,他自己检讨这本书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他发现他的观点被过度简化,很多人看了那本书之后都说“原来民族主义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它是被建构的”。像台湾就有些人觉得台湾是可以建立自己的台湾民族国家的,因为反正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有的地方的人说你们那些地方的人要争取独立自主是错误的,民族根本就是“想象出来的”。 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但问题是我们要更仔细地看它,要了解到“想象”并不是虚构。作者不是说民族是个虚构的东西,民族并不存在,他想说民族是存在的,但民族的存在依存于我们的想象。而想象并不是“假”的意思,世间有很多真的东西是有赖于我们的想象的。比如说你爱一个人也要有想象力。你看到你的爱人,你觉得他比谁都帅,比谁都漂亮,这不一定是虚假的,他是你想象的真实。 关于粤语。其实粤语在中国各省方言中已经算相当强势的。在别的省份哪有拥有自己方言的电台、电视台?粤语的强大有香港的关系,香港源源不绝地制造流行歌曲、电视剧、电影,这也是别的方言所没有的优势。为什么广东人今天仍然觉得被欺负?这并不是语言上的反映,而是文化上的反映。广东人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是被歧视、被耻笑的,比如说在春晚中广东人出现从来都是被笑话的对象。今天很多广东人,特别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文化在全国文化中所处的位置。从方言来讲,我当然觉得任何方言的保护、发展都非常重要。但其实方言是语言学上不存在的概念。从语言学来讲没有方言这回事,广东话、闽南话就是另一种语言。方言是什么?方言是政治概念,当一个国家决定采用某种语言作官方语言时,剩下的就是方言了。 【现场提问】:我认识一个TVB的摄影师,他是越南华人,早年从南越逃到香港。我问他为什么要逃过来,他说“他们要拉我打仗,我就逃过来了”。我说“你不是越南的国民吗?为什么不为你的国家去打仗呢?”他说“我是华人,我和他们不一样”。但他又说他七八十年代去过一次内地,对内地的印象很差,很讨厌中国大陆。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他既然说自己是华人,但却讨厌中国大陆,这个状态我不太可以理解。还有就是我看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提到以前的中国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就像一滴墨水滴到宣纸上,中间是黑的,外面是白的,但是有一大片是灰色地带,就像新疆和中国南方,你出去可以是白色,进去可以是黑色,但是你的身份,这个灰色的身份是很游离的。但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概念,它有一个很清晰的国界标志在那里,但是两三百年前并不是这样。还有像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提到新疆在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设立行省,他觉得民族的关系应该是有教无类然后是改土归流,这才是历史趋势。但是毛泽东设置了自治区之后让少数民族享有一种华丽的,但其实是毫无必要的特权,然后制造出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民族对立。我就想以后是不是所有民族可以并存,并且在政治上各个民族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贺卫方:我的妻子曾在一个外文杂志社工作,是一个法文杂志。杂志社里有一个姓阮的先生,今年应该80多岁了,这个老者是越南人,他不是华人,法文相当好。他已经加入中国国籍,娶了一个中国妻子,儿孙满堂。他很认同中国,也是中国人了。你说这样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他的状态?还有马海德,他到中国以后也加入了中国国籍,他有个孩子叫周幼马,是个很好的摄影家,也在外文局工作。在外文局这个系统里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像杨宪益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她也加入中国国籍。这些人的孩子到底应该算哪族的?56个民族肯定找不到这个族。 你讲的那位先生,很讨厌中国大陆,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他文化上、血缘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他可能不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或者他觉得那里经济发展很糟糕,他不喜欢,这很正常。我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多多少少去国家化、去国界化,就像现在的欧盟。当然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个状况是跟它从前在漫长的中世纪就有超国家的组织即罗马教廷有关。那个时候所谓的国家在今天看来基本上算是一个乡里的概念。人类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招的学生来自欧洲的各个地方,最后大家成立同乡会:英格兰同乡会、高卢同乡会等等。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算哪个国的,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共同体,另外还有宗教、种族的共同体。十八世纪以来主权国家的概念,今天看起来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许多地方就是主权之内和主权之外、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律之间存在极大冲突。我们今后能否淡化国界的概念、主权的概念,建立一种新的,比如说行业的共同体?我遇到一个法学教授,无论他从哪个国家来,大家都会有很多共同语言,而和一个没有共同基础的本国人谈话反而会不那么亲切。那我们以后能否用一种行业性的东西去减少、去抑制因主权而起的冲突? 【现场提问】:贺教授,你是法学家,中国的法制,制度的制,还有一个法治,是政治的治,究竟怎么样?前途如何?另外给梁文道简单补充一点,你是多才多艺,不过所谓印巴分治不过是英帝国主义留下的诡计而已。 ●贺卫方:这个问题特别不容易回答。我作为做法学研究的人,过去二十年间很多时候参与、介入到一些公共事件之中,我深知中国的法治是多么艰难。有人说中国、法这两个词搭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有中国就不可能有法;有法就不可能是中国的。 中国两千年历史基本的治理模式是德治,强调“惟仁者宜在高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同时“外儒内法”,又特别重视暴力化的刑法。我们观察中国的刑法历史,和其它地方的刑法都不一样。我们的刑法一开始就极其残酷,后来在汉朝以后慢慢变得稍微文明一些。但到了明清以后这个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又变得非常可怕、非常残酷,像凌迟这样的刑法,怎么会变成国家法律中明文规定的一种行刑方式?这是我们的同类,一个人被千刀万剐,三天之内几千刀,成千山万的民众漠然围观甚至欢呼叫好。我们的心灵出了什么问题? 我庆幸我们十八世纪开始面对西方强势的法治文化的挑战,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两千年来那套治国的方式走不通了。所以我们百年来的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缓慢的,把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加以西方化,跟西方的民主学说、宪政学说、个人自由学说进行结合的过程。我想您完全可以意识到这种过程的艰难,因为我们是一个悠久的、具有伟大历史传统的国度。在这过程中间我们不断去摸索,我们着急,自尊心受不了。在西方列强面前,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甚至蕞尔小国日本也可以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民族有时会走火入魔般地选择一些最激烈的改造社会的学说。比方说我们曾经有段时间相信把每个人的私有财产都剥夺了就可以实现一个伟大的社会,实现国富民强,可以高傲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走了这么一大段弯路,我们蓦然回首,发现其实通往地狱的道路铺满了鲜花,我们走错路了。 所以过去这百年来在法治领域我们并没有多少了不起的成就。民国期间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华民国民法典》是一部了不起的民法典,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其实1930年之前的法制大致上在今天的台湾可以显现。作为大陆的学者,或者说位于中原的学者,真的是特别寄望于台湾在法治、在民主政治、在政党制度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我认为台湾的政党制度就不够成熟,基本上它还是以血缘来划分为绿营、蓝营的。绿营、蓝营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跟大陆的亲缘关系,我觉得这是不成熟的。我希望台湾也不要再出现司法的丑闻,最近听说台湾巨大的司法丑闻,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跟台湾的司法界朋友有一些交流,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做得特别好,让大陆的人民感受到我们不是一生下来脊梁上就有一副马鞍供别人奴役的民族,我们不是天生就适合搞专制的国家,我们这个地方边缘地带的人民,你看看做出了多么了不起的成绩,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正如我们可以学习香港在法治方面所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一样。 ●梁文道:这位老先生刚才讲我多才多艺,我真的是愧不敢当。但我这个人很多心多疑,不是疑人,我对人是充满信任的,但我对任何简单的判断、陈述、结论,天生就有怀疑。比如说印巴分治是英国人的阴谋,很抱歉我是很难彻底信服这句话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印巴分治有英国人的作用,你可以说是阴谋,但这与印巴分治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导致的是两码事。英国人的阴谋是印巴分治出现的原因之一,但是印巴分治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时候,独立阵营本身的分裂。这个分裂是有自己内在动机的,我们知道甘地是反对分裂的,但是尼赫鲁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因为尼赫鲁心目中的国大党是一个非常印度教的国大党,是很难与伊斯兰教并存的。他们各自的想法本身都存在,英国人的设计才能够实现,所以不能简单说是英国人的阴谋。 我拿印巴分治举例子是因为印巴分治是现代史上能够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地区因为宗教的原因彻底分裂成两个仿佛是不同民族的国家,最后他们有没有解决他们原来想解决的问题呢?我用印巴分治是想说明这一点。到底是不是英国的阴谋不重要,重要的是的确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大胆假设,假如西藏真的独立了,是不是以后就没问题了呢?肯定不是。藏区有那么多汉人,怎么办?假如今天西藏真的独立了,你觉得它会和平吗?绝对没问题吗?当然不可能。汉地有那么多藏人,藏地有那么多汉人,像印巴分治一样来一次大迁徙吗?互相搬家沿路打架吗?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简单的政治制度的改变能够解决深层的问题,民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是需要有其他的东西帮忙解决的。 【现场观众】:贺卫方你作为大陆法学家的难处我完全理解,很多话你是不可能讲出来的,我现在替你讲两句。乔石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三天立一个法,但问题是这个法是对谁有约束力?它只是对平民老百姓,对弱势群体有用,对共产党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作为一个法学家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之下你本身就是个悲哀。 ●贺卫方:对,我真的很悲哀,但没关系,我觉得幸福往往跟痛苦联系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在美国做一个法学教授,一点都不如我有意思。在美国大事都解决了,宪政框架没什么变化。不像我每天早上一醒来,都是最大的事:如何在这确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如何实现司法独立?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政党制度?如何建立财产的权利保障制度?太大的事了,鼓励得我每天都干劲十足,每天活得很好。 【网络提问】:一些平常不为人关注的边缘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人们还保留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反观汉族人,又有多少传统精神渗透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呢?请问贺卫方老师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贺卫方:其实所有的文化、精神、传统,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通过生活的变化,周遭环境的变化,我们的传统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变化,有了所谓的新传统。有人说五四以后的新传统,就是反传统变成了新传统。像吴虞先生对孝道激烈抨击,认为孝是中国万恶之源,并且身体力行对自已父亲不孝。他说什么我们生下来哪里是父母有恩,他们不是故意要生我们的,他们只是找乐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我们生出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谓儒家文化或者汉人的文化,究竟有几条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我看几乎没有。 我在新疆接触很多汉族朋友,我发现他们语言有许多变化。新疆兵团流行的方言是河南方言,包括我们胶东人在新疆生活久了说的都是河南话。我问怎么不说胶东话,他们说讲胶东话别人听不懂,就连哈萨克人学汉语都学河南话。据说哈萨克人会唱豫剧,有板有眼,唱得很好。这些兵团的人在这里生活久了,不论是在语言还是生活习性中,他们跟维族、哈萨克族的人都有一种趋同化。比如说到哪儿去有多远,他们就说“远远——的”,这是维族人的习惯。你打听路,维族人不告诉你具体有多远,他说远远的,那个远字拉得越长就表示越远。时间久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融合就是这样的过程。我倒不觉得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有些老的东西失去了,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我们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建立自己的传统。 ●杜婷: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请两位讲者对今天的讨论做一个总结吧。 ●梁文道:我今天讲的是我们中国人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怎样的。这里有太多我们假设为天然的事其实并不天然。我这么多年来写文章做评论,我一直想的就是怎么样不要有那么多的想当然,这个世界实在没有那么多的事情是当然或必然的。大部分我们觉得当然或必然的事情,它背后其实是复杂的,是有问题的,是有待解决的。 怎么样更慎密地思考与聆听是相当重要的。假如我们能够胸怀再宽广一点,我们能够听到很多我们自己内部的杂音,听到边陲的杂音,听到边陲以外,跟我们很像的海外华人,或者一些很难说是汉人、华人或中国人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家都很爱说话、很爱发表意见,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耐心去好好听懂别人讲什么,去看清楚别人写了什么的一个时代。当我们讲从边陲看中国,需要的就是中原对边陲更大的耐心与细心。 ●贺卫方:虽然我刚才对西方主权国家的概念提出了一点看法,但我还是要说近代以来国际法的发展,尤其是各个国家边界的大致清晰化,使得我们不再像十五、十六世纪,或更早之前那样。那时候的新疆兵荒马乱:吐蕃人来了,把新疆给占了;然后突厥人又来了;然后匈奴人又来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处于战争中。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了,大家的国界树立得非常清楚,国界之内和国界之外有了非常大的分别。现在要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家界限的变化已经不大容易了。 我每到一个国界都愿意往外张望一下,看看那边怎么样。到了巴基斯坦,我甚至走过国界,去看看巴基斯坦那边的情况。我发现新疆周边的地方,从远处看都不如我们这边好。拿道路来说我们这边都是国道,柏油路修得特别漂亮,而那边都是泥泞的小路。边境的贸易,我们运出的是工业制品,那边运过来的都是原材料,这是这个国家让我感到喜悦的一点。确实我们有三十多年相对安定的状况,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新疆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新疆也确实有了相当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理应更宽容。不要维族人表达一点不满,就说人家是独立倾向,这是特别不好的做法,剥夺了维族人批评政府的权利。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加理性的精神,理性对待所有的人,包括自己本民族的人,包括其它民族的人。最终中原可以从边陲学习到好多东西,同时边陲跟中央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架构,不至于说边陲就是边缘化。我相信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更美好的文化交融,就像我们今天的论坛所做的这样,谢谢大家。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中) / 2010-08-17 22:29 / 评论数( 0 )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上) / 2010-08-17 22:24 / 评论数( 1 ) 贺卫方、梁文道:从边陲看中国 / 2010-07-20 19:57 / 评论数( 12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下) / 2010-07-20 04:06 / 评论数( 3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上) / 2010-07-20 03:09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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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日本』旧式日本地铁礼仪宣讲海报

来自: 每日小抄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16日,  已有 6 人推荐 Shared by JS 日本到底是怎样一个民族呀! 编者按:不得不说 日本 艺术家的奇妙 创意 总是让人惊叹,本文中的每款作品图像都对艺术设计里各种经典形象进行了借用,文字上不仅有日文对日文的谐音,甚至还有日文对法文英文的谐音。某M在翻译前已经做了功课,但是难免还会出现错误,希望各位多多包涵。 令人生厌的电车三大怪兽(1982年10月) 海报中令人生厌的电车三大怪兽分别是Neshii (睡眠兽庞大的身躯)、Asshii(翘脚兽的二郎腿)、Shinbunshii (读报狂伸长的手臂) * * * * * 地铁站台禁止随地吐口香糖(1976年9月) 即使是超人也无法战胜地铁站台上口香糖残渣的超强黏性。 * * * * * 独占者(1976年7月) 这款海报的立意由查理卓别林的电影”The Great Dictator”(大独裁者)阐发,劝谕乘客如非必要不要过多占用车厢座位。 * * * * * 记得别把雨伞落在车厢(1977年6月) 这张海报中的女子是 日本 传统戏剧歌舞伎的经典形象,即折子戏“助六所缘江户樱:(Sukeroku Yukari No Edo Zakura)”中三浦屋花魁Agemaki ,据说她的美会让男人“流连忘返”,旨在提醒乘客在下车记得携带随身的雨具。 * * * * * 太空侵略者(1979年3月) (March 1979) 这款1979年出品的海报借用了1978年后风靡一时的经典街机游戏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的形象,劝导乘客在阅读报刊时不要过度挤占他人的空间。 * * * * * 您的脚(日:Isami-ashi/勇-足):请在白线外等候(1979年5月) 浅黄色相扑手正施展最高尚的制胜技巧“寄切”,双手握住深黄色选手的兜布结子“回”,正打算把他推出场外,可惜一脚出界导致比赛反转。所以为了避免无法遇见的危险,请乘客们在站台候车时,需站在白色警戒线以内。 * * * * * 记得别把雨伞落在车厢(1981年10月) 最后的晚餐里本该镇定自若的耶稣面对源源不断的雨伞也不知所措,耶稣上端的日文据称玩了文字游戏,会日文的同学自己品味吧。(大概是” Kasane-gasane no kami-danomi “是“一直向主祈祷”的意思,利用了” kasa ” (雨伞)和” kasane-gasane ” (源源不断)的谐音) * * * * * 哦不!(日:Shimatta/しまった |英:oh,no/damn)(1977年3月) 车关门时请注意好自己的手提袋。 * * * * * 站台上的“咳咳”舞(1979年1月) 这幅名为” Hōmu de Concon ” (站台上的“咳咳”舞) 的海报作品,源自 法国 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艺术和石版画先驱:亨利-得-图卢兹-罗德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的两幅作品Moulin Rouge: La Goulue和Troupe de Mlle. Eglantine 而且也玩了谐音游戏” concon ” (咳咳,咳嗽声) 和”cancan” ( 法国 康康舞)音似。目的在于警告乘客不要在禁烟时段(早7:00-9:30以及晚5:00-7:00 )在站台吸烟。 * * * * * 家才您是做好梦的地方(1981年12月) 圣诞老人多啦A梦提醒各位在圣诞和年终各种尾牙、年会、酒会、聚会里的醉鬼,别要弄到在车厢里昏迷不醒。 * * * * * 迷思者(1981年5月)The Non-Thinker (May 1981) 二郎腿版的思想者希望乘客在图一时爽快时也要考虑他人的感受。 * * * * * 河童Kappa(1979年8月) 反对吸烟的河童目的在于告诫乘客不要在禁烟时段(早7:00-9:30以及晚5:00-7:00 )在站台吸烟。标题文字用罗马拼音读作” Gaman gurai wa he no kappa “,大意为“忍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 * * * * 无归“伞”(1976年6月)Umbrellas left behind in the subway (June 1976) 电影“无归河”(River of No Return)主演玛丽莲梦露在这里提醒大家下车时记得随身携带自己的雨具。海报设计者这回玩的谐音是右上角的文字” Kaerazaru kasa ” (umbrella of no return)和” Kaerazaru Kawa ” (River of No Return)。” Kaerazaru Kawa “是梦露1954年的电影作品“River of No Return”的日本版片名。 * * * * * 我会让座!(1979年7月)I`ll stand up (July 1979) 乐于为老弱病残让座的上杉铁兵Uesugi Teppei是当时大热的少年向漫画“Ore wa Teppei(我是铁兵|剑道小子)”的主角 * * * * * 地铁关门时不要抢上车门(1979年4月) 海报上的文字 かけこみ寺 ( Kakekomi-dera – Kakekomi 寺)既是已婚妇女躲避家庭暴力的避难所, 也是かけこみ禁止 ( kakekomi kinshi – “不要抢上车门”) 的谐音 * * * * * 请主动出示票证 (1978年9月) 怀里揣着半截车票的拿破仑加上背后那句恶搞名言“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主动出示票证’这个字“旨在提醒乘客进站通过闸口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相关票证。 * * * * * 健忘的人类(1976年2月)Humans are forgetful (February 1976) 这张提醒人们下车时带走随身物品的海报,大致内容是阿童木为天马博士送上落在座位上的雨伞和帽子。 * * * * * 钟声响起,为时已晚(1977年4月) 午夜钟声响起,魔法消散,灰姑娘匆忙间不管不顾的就往外冲。海报意在警告乘客重视站台警铃响起,车关门时抢上抢下的危险性。 * * * * * 疲惫的玛利亚(1977年12月) 请给抱小孩的乘客让座,谢谢。(看来耶稣很重啊!) * * * * * 禁烟时段请不要抽烟(1980年10月) 请不要在禁烟时段(早7:00-9:30以及晚5:00-7:00 )在站台吸烟。这回出场的是拿着“金烟棒”的孙悟空。 * * * * * 你喝多了吧你…(1976年10月) 海报文字的大意为“在十月你能在车厢里看见圣诞老人估计你是喝多了吧,如果你醉了,也请考虑到其他乘客感受。” * * * * * 失物招领(罗马拼音:Wasureemon) (1980年6月) 多啦A梦的话大意为提醒乘客别忘了拿伞。海报底部的日文建议乘客在自己的随身携带的物品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地址、公司名或学校名,以防万一。 * * * * * Marcel Marceau (1978年10月) 法国 默剧大师马赛·马素(Marcel Marceau)(的模仿者?)在道具椅子旁摆出“请坐”的手势,椅子象征着地铁车厢里为老弱病残孕及抱小孩的乘客开设的特殊专座。 * * * * * 我踩中了口香糖/I stepped in gum (1980年3月) 这只在站台里不幸中“弹”的小猫形象源于当时流行的一首儿歌“我踩中了一只猫”(” Neko Funjatta ” (“I Stepped on a Cat”).) * * * * * 请主动出示票证(1976年9月) 哪怕要像超人一样光速赶地铁,也要在进站前于闸口主动出示相关票证。 * * * * * 开窗 (1977年7月) 这张海报鼓励乘客在夏日暑气充斥车厢时尽量坐近窗口,让冷气祛暑。 * * * * * 禁烟时间 (1982年11月) 请不要在禁烟时段(早7:00-9:30以及晚5:00-7:00 )在站台吸烟。这个山寨时代封面海报设计糅合时代杂志的“TIME”标志和地铁禁烟时间以及《关山飞渡》男主角约翰韦恩关于香烟的经典动作。 * * * * * 本文来源:pinktentacle.com 作者:Teito Rapid Transit Authority, 1983 相关文章 『图说』Nike加持 “世界篮球节”现身纽约(7p) (2) 『福布斯』全球最幸福国家排行榜(图) (28) 『图说』热浪引发全国大火 莫斯科烟雾缭绕(13p) (5) 『图说时尚』当华伦天奴遇上深海水母(7p) (3) 『日本』污染成“美景” 东京上空惊现“环八云” (5) 『美图欣赏』Aurel Manea的世界(5p) (4) 『图说名人』判若两人,名人减肥前后照(11p) (15) 『图说新闻』美国的“皇家婚礼”:克林顿嫁女 (17) 『图说今日』0730 战火/火灾/空降 (1) 『图说』2010圣地亚哥国际动漫展(19p) (7) Recent Comments fishergap : 这些图图放到今天的天朝也不晚。。。 horus9527 : 这个好 小日本值得研究 Gekko : 不错,挺有意思 加入小抄QQ:108870820; twitter ;; sina ;; renren ( 更多 ) 小抄荐书: 破玄:老子的密码(德经卷) / 罗永浩:我的奋斗 / 民主的细节 / 我们台湾这些年 / 常识 龙应台:目送 / 女人就是要有钱 / 不抱怨的世界 / 把时间当作朋友:运用心智获得解放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2 /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 上司喂养手册(陆琪说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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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腐教训:民众越冷漠,官员越腐败

徐贲 知名学者 2010年7月29日,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发表讲话,要求在互联网上公开所有官员的薪金收入。他强调,要让“人民不用打 电话 ,就能得到这一信息”。施瓦辛格的讲话是对加州贝尔市官员的“特高薪金丑闻”作出的反应。 贝尔是洛杉矶郊外的一个贫困地区小城,一共只有4万人口,17%的居民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然而,市长的年收入高达787637美元,几乎是 美国 总统奥巴马的两倍;副市长的年薪是376288美元;警察局长是457000美元,比洛杉矶的警察局长高出了50%。消息披露后,全州哗然。迫于丑闻,这三位官员都将在8月底离职。 施瓦辛格这次要求所有官员年薪都必须在网上公开。其实,部分公开此类信息,在加州已经在进行,对此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公共媒体的力量。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新闻联合会”在它的网站上公布了湾区125个县市政府机构,21万“公务员”的年薪数额。在美国,公务员(public employees,包括官员)的薪金是由纳税人支付的,纳税人有权获得这一信息。2009年公布的加州公务员年薪总额为129亿美元。与此同时,网站上还公布了公务员2008年的年薪,以及加州 大学 每个校区的雇员年薪。加大雇员的年薪总额是240亿美元。这表明,纳税人为教育支付的钱远远超过养活政府人员。 在加州,从2007年开始公开公务员薪金收入。公开官员薪金,是州最高法院所作的决定。由于许多官员的自身利益,不能指望政府在没有司法独立运作和民众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公开其人员的收入。政府是权力所在,而任何权力都可能成为腐败的渊薮。尽管如此,目前仍然有一些地方政府不让在网站上公开有关信息,或者不愿意提供充分清晰的信息。这种阳奉阴违、曲线抵制的做法增加了民众得到信息的难度。 对付这种躲躲藏藏、虚与委蛇的政府行为,最根本的措施还必须来自民主制度中的立法机制,在加州,那就是加州的议会。由民选的议会只要订立了法律,政府人员如果再不依法执行,那就可以追究他们的违法责任。立法部门的代表是民选的,选民要求公布一切由纳税人所支付的年薪支出,有十足的理由要求当选的政治代表订立与此有关的法律。 现在,贝尔市官员高薪丑闻在全加州引起了强烈反响,民选代表显然已经感到这一压力。加州城市联盟正在起草一份提案,要求公开州里最高的官员年薪。它将交给州议会表决,如果通过,即可成为强迫所有地方官员执行的法律。 加州新闻联合会现有的资料表明,2009年最高个人年薪是847811美元,付给加州佛里芒市华盛顿 医院 医保系统的执行长官Nancy Farber。最高的城市长官年薪是356541美元。最高的警察长官年薪是386440美元。最高的市长年薪是250903美元。我所居住的奥克兰市市长Ron Dellums,他的年薪是192397美元。 这次贝尔市的官员高薪丑闻,它显露出令许多美国人震惊的政府腐败。追究其原因,除了官员的贪婪,民众自己的政治冷漠也难辞其咎。贝尔是个贫困的小城,参加公民投票率极低。2005年9月加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像贝尔这一规模的城市,市议员(都是选民选出来兼任的)每月工资应该约为400美元,委员会兼职外加不超过150美元,但选民可以投票,同意给他们涨工资。这项州法律通过的两个月后,贝尔市投票表决一项提案,规定该市可以不接受此项州法律的约束。当时这个4万人口的城市,参加投票的居然不足400人。提案通过后,市议员工资一下就突破了550美元的月薪限制,通过各种名目(如在委员会兼职),提高到年薪10万美元。可以设想,那些投票并让提案通过的人当中,许多都是与官员、议员有关的人。要是当时绝大多数的贝尔市民都参加投票,这样的提案是绝对通不过的。英国的阿克顿爵士早就说过,权力就是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而造成权力腐败的,除了官员的贪婪和狡诈,还有民众自己的冷漠和顺从。要遏制官员腐败,光靠官员自律,没有民众积极参与和监督,是不可能的。没有民主参与的选民不可能对官员形成有效的监督,民众越冷漠,官员越腐败。7月22日,许许多多贝尔市民走上 街头 ,集会抗议,他们这次的积极参与显示,发生在他们 生活 中的官员高薪丑闻,已经让他们得到了足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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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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