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来自: 《参与》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18日,  已有 4 人推荐 2010 年 7 月 17 日 中午 12 ： 00 ，我跨出楼门去就餐，门口守候的民警老张拦住我：“冯老师，国保传唤你，今天有传唤证的。”我说：“有传唤证，我当然要去，原来打算出门吃饭，现在就在家里吃点后再去派出所，是否可以？”传票上要求到达的时间是下午 13 ： 00 。老张同意，我就回家了。吃好饭，把晒在窗外的衣服收进来，然后跟老张与两个社保一起乘车走了 12 ： 35 ，我到达去五角场派出所，被关进讯问室，并签署了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 [2010] 第 099 号）。传唤证上写的案由：“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以其他方式”，这是警察便于滥用传唤权力的法律漏洞。国保警察常常把法律当儿戏，今天至少给法律一个面子，请我去派出所时出示了传唤证，我也依法配合，陪他们玩游戏。   7 月 14 日 周三是我回国四个月后第一次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人民大道 200 号），我想去那里 还愿，看望我熟悉的访民朋友，谢谢他们对我回国的关爱与支持。我的个人小事怎么又成了 惊天动地的官府大事，令上海官员心惊肉跳呢？当天上午一路上遭到便衣警察、社保的推、拦、拉、拖，但我还是坚持到达 200 号。下午警察 企图非法强行绑架我去派出所询问，遭到我强烈反抗未得逞。 今天我终于享受依法传唤的待遇。   13 ： 00 过后，上海市杨浦区 公安分局 国保部门的领导小李出场了。我被带到 310 室的警察办公室接受询问。小李提问，老张记录，我回答。笔录如下： 问：我们是杨浦公安分局的民警，今天依法对你进行询问。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你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能隐瞒事实的真相，否则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知道了吗？ 答：我听清楚了。 问：你今天为何到派出所来的？ 答：我不清楚。 问：上海的访民月底要集体到北京中南海去聚集，有人说是你煽动的是吗？ 答：我不知道此事。 问：你为什么 2010 年 7 月 14 日 到市信访办去？ 答：我去是我自己的事。你们问的我不予回答。 问：你到了信访办又和访民去吃饭时你煽动过他们到北京去吗？ 答：我没有煽动过。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没有了。 问：你以上所说的是事实吗？ 答：是事实。 询问结束，张警官打印出笔录，我按规定亲笔写上：以上两页笔录已阅，记录准确。并签名。传唤的内容很简单，询问笔录很快做完，但我仍被置留在派出所，直到晚上 19 ： 40 被释放。   不管这个笔录真真假假，都是一个司法文书，而我们之间的其他谈话，只能算笑话或聊天。我听到李警官说：有人说我煽动访民去北京中南海去聚集。我忍不住笑着说：“怎么不编一个有人说我煽动访民去杀人的故事呢？我也可以说有人说你们警察怎么。”其实，有人说就等于瞎说。如果谁敢出来指证，我就有机会追究诬告者的法律责任。   上海访民每月数百人去北京上访早已举世闻名、震惊京城，还需要我煽动吗？是上海违法官员逼出来的。护宪维权是我的政治理念及实践方式，我一直劝导所有的访民走司法之路，并依靠当地人大代表来解决被侵权问题。但是，上海司法不作为、不公正，访民还有司法之路可以走吗？访民投诉无门，不断遭受歧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劳教等打压，他们在上海还有安全感吗？越来越的上海访民逃离上海奔向北京，追求希望，他们信任党中央与中国政府，他们信赖北京的知识分子及维权律师。   冯正虎有国难回露宿日本机场 92 天，上海市民胡燕已在联合国门前做了 100 多天上海世博难民。当事人每天要承受巨大的艰难，尤其是心理压力，个人与国家都在蒙受羞辱。这些难道是谁可以煽动的吗？这是上海某些违法官员逼出来的。 2008 年 9 月 25 日 原上海世博局信访办主任张华鑫居然傲慢地给世博动迁地的访民写了一张字条并签上大名：“你们可以办护照去联合国去上访。”现在，上海的这些昏官如愿以偿了。   千年古训：官逼民反。刘晓波、谭作人、胡佳、高智晟等许许多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煽动百姓推翻政权，仅是批评政府而已。中国共产党政权面临颠覆的威胁不是来自体制外的异议知识分子，而是党内的反动官员，这些违法犯罪、侵犯人权、背叛宗旨的官员，连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法律都不遵守，让法官不作为，让警察没有尊严，逼迫上访民众走投无路，天下还能太平吗？   2010 年 7 月 18 日

我的一个小师弟，自然也是北大毕业的，前不久去采访了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许院士在北大担任了将近10年的校长，亲和力比较强，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唱个流行歌曲什么的。退任之后也仍旧比较亲和，欣然接受媒体的采访。所说的话题，无非是大学的精神、北大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之类。 稿件见报之后，这位小师弟收到了北大党委宣传部的严厉谴责。似乎不是稿件出了什么差错，而是“程序正义”上出了问题。这位小师弟没有像所有以梦为马的记者一样，把稿件送交北大党委宣传部审查。给我这位小师弟打来谴责电话的是一个更小的师弟。不知何故，这位小小师弟在北大党委宣传部混得人模狗样起来，居然想要审查世界上所有的媒体。 回忆起很多年前，我在北大上中文系的本科的时候，分在了古典文献专业，而文学专业当时的班主任，有一个是韩毓海师，韩师当年英气勃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讨论北大危亡的文章，结果北大恶狠狠地要求《中国青年》杂志道歉，理由，似乎也有一条，是该文没有经过“党委宣传部”的审查。 最近去北大的次数不多，让我畏惧的是两个，一是门口的查证件，要求登记才能入内，查证件对我的精神元气很是冒犯，原来美滋滋的情绪，顿然消失，迈进门的一只脚，想赶紧迈出了事。二是图书馆也要查证件，食堂需要学生卡，这都让我觉得一个大学存心要与世界隔膜，闭起门来自称伟大。再加上拆南门一带古建筑，拆未名湖北边的天然草地和森林，都让我觉得这所大学真的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最基本的“大学为公”的胸怀。 于是很自然地，觉得北大其实原来没有多少气节，在战乱时代，这稀少的气节会有些人很稀罕地保存和发挥，因此反而令人感动。而经过“和平时代”这五六十年的持续磨损，外力耗尽，内神全失，结果，整个大学一片迷茫，校长成了副部长，教授们为向学校提供经费而战，遇上时代的苦难，少有人出来响应。一个不敢响应时代苦难，表达知识分子群体智慧和勇气的大学，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大学。 在全球“毁天然林造人工林”、“大量排碳以少量汇碳”闻名全球的金光集团，最近一直在干损坏政府名节、公众名节和学校名节的事。他们出巨资做投资，让云南政府、海南政府、广西政府闻钱下马，彻底把“管理权”和监督权拱手相让。他们又在云南海南广西大量布施慈善，让少数贫苦公众受了供养之后为其所惑，说出来不伦不类的话来。他们又出巨资赞助一些大学，盖大楼，做协会，结果，让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教授们，纷纷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 北大的东门之外，赫然屹立的金光大楼，属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算来也算名校名系，不知道为何院长和教授们老是嫌办公条件不好，需要盖大楼以显身份。钱不太够，于是2002年，校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去找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校友、“爱国华侨黄奕聪之子”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志源。黄当年以印尼华侨的身份，在北大数学系混过几年，因此，北大校友资助北大建设，是世界上最顺理成章的事。 这座大楼其实金光集团没有出多少钱，虽然猛一看数字很大，6000万元。但建过大楼的人都知道，金光的公益教育投资，在本楼所有投资中所占的股份不高。但或许在是这座大楼竖立在人间的动力源，或者是当年的谈判条件，因此，2007年，大楼竣工交付之后，北大非常慷慨地把这座大楼命名为金光大楼。 北大这样做并不是第一次，你在校园内逛一逛，一会儿是邵逸夫楼，一会儿是廖凯原楼，一会儿是邱德拔体育馆。人家给了钱，用显赫大字把人家的名字涂在墙上以示纪念和感恩，也算是大学懂得回报的一种方式。全世界都很能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卑鄙可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大学可以公然销售的一种最好产品和服务。资源互换，以有换有，多多益善。 如果说大学可公然销售的一个东西是大楼上刻人名的话，那么大学另外一个可卖的东西就是文凭。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卖文凭。北大从古到今，其实也干过卖文凭的勾当。想当年十九世纪末期，北大新成立时，本来就是给富家子弟购买文凭的“国立京师大学堂”。后来几经改造，在民族危难面前，还算有些血性与气节。“表面和平友好，内部激烈残杀”的时代轰然到来之后，北大又仍旧经常为权贵子弟、富家子弟、明星子弟偷偷地颁发各种他们想要的学位和毕业证。这样的事儿几十年来大家心知肚明，没有人去计较；或者说在整个北大的毕业证书发放过程中，所占的比例较少，因此也为社会所容忍。 然而卖“名誉博士”之类的事情，就做得很是堂皇和流畅了。名誉博士这个东西，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是不是博士，其实无关紧要；一个学校是不是给一个人授予了博士，其实都是浪得虚名之举。学校以为自己很重要，其实根本不重要；获取者以为把博士学位压在桌面的玻璃下，可以镇妖辟邪，似乎也是痴心妄想。 金光集团老总可谓机关算尽，他们出了一点钱，购买了两大筐名声。把大学所能卖的两件商品，全都收纳在筐内。这样的买卖，真是做得断子绝孙。 金光集团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集团，他们不知道去应尽企业本身的环境责任，却只知道在制造灾难之后拼命掩饰。掩饰就掩饰吧，不承认罪过、逃避处罚是人类的共同本性，大家都可以理解，却又在掩饰的过程中，采用的办法又是如此的让人拍案叫绝，不是打击报复有识之士，就是贿赂挟持公职人员，不是污染弱势群体，就是亵渎公益大学。 北大本来就没有多少名节，现在又多了一个金光，真真是岌岌可危矣。 热烈欢迎北大党委宣传部来找我。不过找我，我不可能把稿件让你审查；而且很可能，作为北大出身的老同志，我会把你找我的记录，全程录音录像，公布在网上。同样，热烈欢迎金光集团来找我。一切来找我的人，我都会照此办理。（2010.7.14）    另外，绿色和平最近在就老虎灭绝的事情，找金光集团算账，具体可见这个网页：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news/tiger-auchan-story

这个世界真正是只喜欢财富，因此，当一个钱多多人士出了点事故，乱军拥上的全是叫好喝彩的高级围观群众。大家都在想，陈发树如此这般的有钱，怎么可能摆不平这么点小事。 2009年大概是陈发树的英雄发迹年，当年他做梦都想做慈善和公益，雄赳赳地捂着钱包就到了北京城。“到北京才知道官小”，陈发树不是什么大官，因此估计也没想要“欲与天公试比高”。可他更没想到两点，第一点是“到北京才知道钱少”，他以为83亿元是足够吓死世界上所有穷人和贪财之人的数目，但没想到，83亿元的金蛋假装要砸到地上，居然没有多少人过来要捡一点壳分一点汁水。第二点“做慈善才发现水平低”，陈发树大概是发财发得太顺了，像那些一有了钱就想办刊物传播个人思想的人那样，趁着世界慈善热浪翻滚，也想挤进这趟不易买到票的公益方舟。 陈发树更没想到不到一年之后，该泄露的终于还是早早泄露，想要遮掩的终究无法遮掩。陈发树所代表的黑金企业集团，可能做白日梦也没想到，一小件很容易抹掉记录的污水溃堤事件，居然引发了社会公众如此的穷追猛打。 有人拿此事，来类比几个月前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发生的石油泄露事件。没有人知道英国石油公司将为此赔偿多少钱。因为有形的损失易补偿，对人类的伤害易计算，但对自然界的伤害，却可能根本不可能用钱赔偿了之。而且，所有的人都已经相信，对生态环境的赔偿，将可能导致英国石油公司破产。英国石油公司算得上是比黑金矿业大的公司，他们在生态破坏面前，尚且难以抵挡，何况黑金矿业这样“每一个毛孔都可能散发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企业。 何况，英国石油公司还有遭人同情之处，毕竟是在全世界都不太好探索的深海采油领域，发生的事故属于“未知风险”或者“人类不可抗力风险”。某种程度上说，英国石油公司是在替人类探索未知的领域，是在替人类共同的贪婪背风险和黑锅。而紫黑金矿业公司发生的灾难则完全不然，一切全都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污染，一切消除污染的技术完全在人类技术的掌握之中，一切预防污染的规则也都早已经制定；一切污染发生之后的灾难性后果，也早都通报清楚。如果说英国石油公司犯的错，还算意料之外，多少有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话，那么，黑金矿业所犯的错，完全是“明知故犯”，完全被几枚黄金堵塞了头脑。 既然如此，当地公众、世界各地的环保组织、所有想替生态环境出声的人，所有的股民和消费者，就有权力向黑金矿业这样的公司提起诉讼。当地公众作为人类的第一受害者，显然有权力向黑金矿业讨还安全饮水权、安全吃鱼权、安全生产权。当地养鱼大户，当然可以向黑金矿业讨还死鱼的血债。全国各地的环保组织，可以联合公益律师，代表当地第一受害者——自然环境——发起公益诉讼，向黑金矿业索要生态系统健康权、环境伤害修复权、个体生命尊严权、水系完整权等。而所有把自家财产用来购买黑金矿业股票的股民，可以向其讨要股市风险权、股票贬值权、精神损失费等。 而所有关注上市公司环境风险的好事公众，所有对企业环境风险有顾虑的人，还可以继续挖掘和曝光黑金矿业其他分公司、分车间、子工厂的环境表现。要相信，自然界的眼睛是雪亮的，黑金矿业公司，或者说，陈发树、陈景河、唐骏等人管理的青岛啤酒之类的企业，肯定有诸多环境表现违法之处，把这些环境伤害的罪证一一罗列出来，让黑金矿业逃无所逃，让他们的环境劣迹，受到严惩。 掐指一算就清楚，别说83亿元，就是8万亿元，也不够用来赔偿这些环境灾难后果。别说一个陈发树，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张发财李致富，捆在一起，也不可能赔得清这些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只要公众行动起来，黑金企业就再也无法狐假虎威，那些以为罩住了黑金企业就拿到了真金白银的当地政府，可能会一起被频繁地送上审判台。    （2010.7.15）    

西方的“能动司法”与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体制与法治环境语境，在中国语境下“能动司法”就成了“ 维稳 ”的代名词。 维稳 更主要的特征是人治化、行政化、政策式、不稳定的，而主要不是用法治和 制度 的手段。在 维稳 的目标下，司法追求所谓“三率”—结案率、调解率，二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