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宣

图为被认为是“中国大外宣”的中共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大外宣是指中共官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议程,针对海外华语人群或者外国人进行的宣传活动,主要形式包括直接兴办宣传媒体、收买海外媒体、网络水军、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和虚假新闻等。中共外宣活动从建政开始,长期存在。2009年,中共决定投入45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计划,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大外宣”由此得名。

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正式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口号,中共当局的“外宣力度”空前加大。由于中共“大外宣”常常宣扬亲中共议程,制造虚假信息和攻击异议人士,遭到国际舆论热议。一般被认为是中共“大外宣”的机构有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中国日报 (China Daily)和“火锅大王”等西方网红等。西方多国也采取了应对措施。比如,英国通讯管理局宣布吊销中国共产党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的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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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新闻审查跨向海外”

“自由之家”5月份就在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时,批评中国加强新闻控制。 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逐渐将其令人担忧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伸展到海外。 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人权组织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分析师萨拉·库克追踪了中国政府对中国内外西方媒体、中文媒体以及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其它媒体的影响后,得出上述结论。 库克说:“目前中国超过半数的人口都可以上网,虽然中国国内有审查,但一些政治性消息仍可以迅速扩散,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担心传入中国国内的海外新闻。” 国际媒体援助中心是非盈利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部门,这个机构宗旨是促进及推动全球的民主化,并向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资助。 国际形象 上述研究将中国向海外媒体的施压分为4种方式:中国官员直接惩罚拒不听从中国对媒体报道限制的海外媒体;通过利诱引导媒体的自我审查;通过包括外国政府或广告商等代理人间接施压;最后是采取网络攻击和人身攻击(但报告表明无法追踪证实中国当局有这类行为)。 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该报告发传真要求中国外交部置评,但没有得到回应。 中国担心在与美国的软实力较量中败北,此外中国认为外国媒体有反华倾向。而近年来,北京渴望提升其国际形象,其中就包括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或影响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鉴此,中国政府花费亿万重金,扩大中国官方媒体的国际辐射范围,包括效仿半岛电视台的成功,建立中央电视台美洲分台。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国内海外媒体的限制。 适得其反 在西方媒体方面,这份报告还列举了西方媒体记者取得中国签证时面临的困难、发布批评中国报道的媒体机构遭遇的网络攻击和外国新闻网站在中国被封的问题,包括《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声称曾遭到中国黑客的攻击。 报告称,中国政府也增加了对港台媒体和其他国家的中文媒体的压力。 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高压给其带来的适得其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施压行动在媒体或社交媒体上曝光的情况下。 报告鼓励所有媒体公开其所面临的中方压力,并批评西方政府对中国压力的反应“懦弱”。 (编译:立行 /责编: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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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李世默:中共的生命力

西方遭遇的这些困境都是自找的。由于过分自负自满地相信选举制度是绝对可靠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缺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选举被看作是最终目的,而不是形成良政的手段。在选举政治下,选出出类拔萃的领导人已经困难重重,有能力的领导人若想在现有体制内有所作为,更是难于登天。即使偶尔有少数出色的领导人上台,还是免不了要面对被政治、法律桎梏牢牢捆住手脚的局面,实际上是寸步难行。 居然有人能说出这种话,自己不恶心,看客不恶心吗?说话之前先用钢尺量一下脸皮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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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大外宣

@假装在纽约:澳大利亚混血华裔女记者Andrea Yu一共被点名四次,这样的幸运让很多人奇怪。事实是她所在的CAMG(凯歌传媒),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控股,她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的问题都是中国同事写好安排她问的。澳洲媒体对她穷追猛打,问她是否觉得自己做的是真正的journalism,她支支吾吾答不出来。 张平夸奖澳大利亚记者中文说的好 点此 观看视频 1. 此人是台湾和澳大利亚混血。2. 有媒体问她,为什么会挑中她回答问题,而且那么多次?她说因为自己的问题比较安全,一语道破天机。3. 在澳大利亚ABC一个主持人的狂轰滥炸下,她略微露出愧意,辩解说自己工作才一个月,什么都不太懂。这是节目的 音频 。 来源:喷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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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首位与北京大外宣战略公开决裂的西方记者

故事开始于2009年国会山的圣诞晚会,当时我、妻子和孩子们与一家友善的中国人坐在一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结束在加拿大的四年任期回北京。杨士龙当时是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主任,他告诉我为了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新华社正准备聘请加拿大本地记者撰写政治及经济新闻,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读者的阅读需求。 那时我刚结束在蒙特利尔协和大学两年的教学工作,重新做回自由撰稿人,但经济衰退使之前景黯淡,新华社工作的稳定前景对我颇有吸引力。几个月后,他们招聘全职的渥太华记者站英语负责人。但当我和朋友们提及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你不会是去做间谍吧? 我当时想这种态度是否过时?加拿大的企业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加拿大政府也在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把加拿大的新闻告诉中国人呢?那里有着巨大的读者群,新华社的读者比全加拿大人口总数还要多。不过我当时还是心存疑虑,他们真是间谍吗?我是否会成为东方专制政体里的西方帮凶?在应聘前,我对新华社和它的报道做了调查,甚至还给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写信,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发现北京只负担新华社40%的费用,其余得靠向西方国家的华文媒体和第三世界的报纸出卖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来赚钱。当时它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其海外记者站数量翻倍到200家,还要雇请6000名海外记者。 新华社在加拿大规模不大,只有四、五人,两人在渥太华,一到两人在多伦多,一人在温哥华。我90%的工作属于正常与合法。第一次感到意外是在2010年6月,胡锦涛来多伦多参加20国峰会,张大成不仅要我确认抗议者的身份,还要了解他们呆在哪里。我抗议说“加拿大记者不会干这些”。派给我的任务很快被取消,我回去撰写加拿大银行和移民法的新闻。 后来我又接到了一些古怪的指令,如“加拿大如何对待邪教”。我参加过法轮功在国会的新闻发布会和活动,但所写的文章从未被新华社发表,我相信它们被直接寄往了北京。 2012年4月28日,达赖喇嘛在渥太华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和妻子及孩子们刚刚听完达赖喇嘛在渥太华的公开演讲,就接到了张大成的电话,他要我记录达赖喇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并弄清他与哈珀私人会晤的情况。我询问文章是否会被公开发表,张的回答是新华社通常不会发布达赖喇嘛的消息,因为他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当天我给张大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中断与新华社的一切关系,并通知了国会新闻办公室。 新华社迅速用另一位渥太华的自由撰稿人取代了马克布里,目前加拿大国会新闻办公室还在等待双方前来陈述各自观点。 马克布里从滑铁卢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卡尔顿大学新闻硕士和渥太华大学媒体历史博士及桂尔夫大学的研究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公共政策及管理学位。他在2001年获加拿大国家杂志奖,2011年出版论述二次大战时期的加拿大新闻管制的畅销书《战争之雾》。曾为《环球邮报》,《多伦多星报》,《赫芬顿邮报》加拿大版以及《国家邮报》自由撰稿,1994年成为加拿大国会记者团成员。回忆在新华社工作的两年,马克布里强调“我给新华社写的东西,不会比写给加拿大媒体的多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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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大外宣必會成為歷史笑料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對於這些大陸官方斥巨資辦的海外媒體能否成功,西方同行與中國國內媒體研究者均持懷疑態度。這種懷疑的焦點是,這些海外媒體必將受控於中宣部而缺乏公信力。 有學者指出,儘管“大外宣”運用了資本的力量,打造中國的良好國際形象,但商業邏輯是無法取代文化邏輯的,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由其國內政治社會狀況來決定,就像美國的國際形象不是依靠美國新聞總署和白宮發言人塑造的,缺乏公信力的外宣媒體辦得再多,也不可能憑藉它來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 新華社租用美國時代廣場上的廣告位。 中國內地傳媒學者畢研韜說,如果中國的新聞制度和新聞理念不能與時俱進,中國450億元的外宣投資(也是高額學費)除了浪費國家巨額資金、肥了某些國營媒體外,可能成為貽笑大方的歷史笑料。 他指出,中國媒體的內傷是公信力太低,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新聞與宣傳,必須給予新聞媒體更大的獨立性,這才是中國媒體的唯一出路。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表示,“我想,(畢研韜的)這個擔心有它的依據,如果嚴格按照過去的方式來做對外傳播,它的實際效果應該是不很樂觀的。” 喻國明認為,實際投入可能超過450億。 中國問題觀察人士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自從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以來,西方對中國已形成某種固定的模式,很難改變,除非中國在西方關注的話題上,例如在人權和西藏、新疆政策等問題上做出改變。 他說,“在西方世界,靠這個方法恐怕很難擴大中國的軟實力,因為西方國家對一些問題批評很久,比如對中國的人權紀錄,在西藏和新疆方面的政策等,一般西方讀者對這些問題比較有興趣,可是這些問題目前北京恐怕解決不了。所以目前他們對外宣傳的方法和投入很難在西方世界獲得很大的作用。” 他說,另外從新聞管制角度來說,北京也不太願意改變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傳統,因此從這一點來說,也很難取得西方世界的認同。 動向雜誌主編張偉國説,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努力的一個目標,就是儘可能的包裝自己,把自己打扮成跟西方媒體好像是同樣性質的傳媒,把自己作為“黨的宣傳工具”這個本質,給包裝掩蓋起來。“西方對這種東西,總體來講瞭解不多。因為西方人對共產黨意識形態輿論的控制,都缺少切身的體驗。尤其是中國,在共產黨極權專制國家裡面,對媒體控制是最精緻的。許多手法恐怕是西方人想都想不到的。” 說回央視,每個分台200人的編制就想和CNN,FOX這種做大坐穩的當地電視台競爭,更是不靠譜。更不要說,中國人像是發政治指令一樣告訴當地聘用的新聞人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報道,勢必會有矛盾和衝突。勞資雙方這個磨合過程勢必是漫長而又荒唐可笑的。當地的法律、社會規範和政治制度更是對央視這種野心構成極大的挑戰。比如說,在美國,50人以上的公司就可以組建工會,那勞資之間的矛盾馬上就會凸顯,員工對薪金不滿了,對新聞審查不滿了,都很容易譲矛盾昇級。怎麼解決,沒人知道。“搞不好最後釀出內部人揭醜的好戲來,”知情人說。 具體拿利比亞戰亂來說,當地的央視報道站在哪邊的立場?站在卡扎菲一邊,那不是找駡找打嗎?要是站在推翻現政府的反對派一邊,那在中宣部看來豈不是政治上不正確? 另外一個北京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是,因爲是中宣部管轄的官方媒體、黨的喉舌,西方一些有影響力的名流學者和領導人並不願多上央視露面,他們有所顧忌也算是人之常情。一些有見識、有智慧的西方人士也不願接受央視9台的采訪,更是不想自己的話被“掐頭去尾”,無辜被利用成為共產黨的外宣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秘書曾提議,央視一分爲二,一個還叫中央電視台,負責宣傳“光榮偉大正確”,由中央撥款扶持,另外一個叫國家電視台,市場化運作。有高層認爲,這個方案不錯,是個方向。 但衹是個方向,具體怎麼搞要研究出不知道猴年馬月了,大外宣等不及就“開拔”了。 “現在的大外宣就是大虛假,大躍進,大花錢,大忽悠,花著中國納稅人的血汗錢,解決一些人的級別問題,譲一些人方便陞格陞官,方便在國際上旅遊,方便在海外置業爲自己未來移民鋪路,如此而已。”知情人説。(《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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