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

港大历史系教授：中国大饥荒4500万人死于非命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北京讯）学术界过去将中国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估计在1500万到3200万之间。荷兰学者、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利用数年时间到多省参阅官方档案，发现那段时期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 　　毛泽东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带领中国投入一场被称为“大跃进”的经济实验，结果以失败收场，引来的是大饥荒等空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大饥荒半世纪后，冯客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9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提出的数字远超过学术界对这段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评估。 　　一直致力于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的冯客向美国之音中文网表示，他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年里，藉中国开放了大量党史文献，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彻底研究这段期间中国经历的浩劫。 　　冯客利用数年时间，在北京和河北、山东、甘肃、湖北等多个省份，参阅了上千份官方档案。他在书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中国共产党汇编的内部报告显示，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书中指出，从中国近年公佈的官方文件来粗略推算，1958年到1962年期间大约有6%到8%的非正常死亡者，是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 　　冯客警告，促成“大跃进”和大饥荒悲剧的若干基本因素，在今天的决策机制中仍然存在。 　　他认为，这场灾难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不可靠的经济数据，缺乏透明度，不接受民间社会任何监督的决策过程，不顾质量（品质）、对于产出的盲目追求，错误地相信中国找到了可以不受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出路。”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毛泽东的大饥荒》中文版封面 9月29日,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发行。德国之声也将于近期推出本书的音频版.   9月29日，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在香港正式发行。此书经英文版编译成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 英文版原书早在去年于伦敦牛津大学出版，英文版书名是《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系作者经过六个月的资料收集，并历时三年多后成书，冯客和助手曾访问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的二十多个档案馆和许多受害者。今年7月，英文原作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的意义，说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在当时中国各地农村制造一派亩产万吨粮的假象，最终爆发了全国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近年有为数并不多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和研究报告，最为著名的为中国学者杨继绳的作品《墓碑》。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本书作者冯客 《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一书作者冯克出生于荷兰，目前为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冯客先后出版了九本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开放的时代–毛泽东统治前的中国》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曾在2009年5月出版《改革历程–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该出版社负责人鲍朴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之子。 “中共必须为这起人类史上最大的人祸负责” 该书作者冯客介绍，他和助手曾大量查阅各省市档案馆资料，但还是有很多资料对其封闭，比如中央档案局的资料并不对历史学家们开放，这部分封锁的资料很重要，却无法在这本书中呈现，所以事实远比本书内容更为残酷。 冯客说：”我跟随这个故事是从1957年开始到1962年，毛的”超英赶美”的计划不得不作出让步，可有上千万人在大饥荒中死于非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为此负责，为这起非正常的灾难负责，这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发动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非常独裁的人，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从来不会发生。” 冯客认为这段历史中人的死亡还不是最惨重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体系。人先是被统治者变成了工具，人和人之间为了生存丢掉了基本的伦理和文明。在书中他也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人吃人”现象。 “作者对’大饥荒’本身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 出版人鲍朴也向德国之声介绍了此书出版的过程，本来在今年7月香港书展之前即可推出的中文版，因为要查找和确定英文原作中的引用的史料，不得不延迟到9月底发行。 鲍朴认为这本书与其他关于”大饥荒”时代的中文著述相比，从材料来源看是选自省市的档案馆原始档案资料，而以往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使用县地级的地方志等，该资料是中共本身的档案材料。鲍朴说：”档案资料是研究历史的人最好的材料，除此之外就是当事人的回忆。” 早前冯客也谈及档案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这些资料是可信的，中共作为一党专制的政党，和前苏联一样，他们很重视资料和调查，只是这些资料不能公开而已。 另外鲍朴认为作者考虑普通读者的需要，用更为人性化的笔触去讲述了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冯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大饥荒”本身，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那就是：”大饥荒”是研究现代史的一个关键，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大饥荒，继而在接下来毛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个事件在历史上是有因果关系的。 “在拥有绝对权力时，就可以造成很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有关”大饥荒”中死亡人数，一直在学界颇有争议，冯客的这本书指出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4500万。 二十多年前，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学陈一谘根据赵紫阳指示，曾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为四千五百万。 对此鲍朴认为：”这本书的贡献是材料、史学观点、写法。至于’大饥荒’到底死亡人数到底是4500万、3000万还是1000万，人数的多少并不改变’大饥荒’的性质。” 鲍朴回顾书中引人震撼的章节，比如中共官员在秋收之后先要把粮食征上来，时间要快，不要等农民开始吃新粮时才去征：”这些都是记载在原始资料中，但不会出现在公开的讲话里，当在书中看到这些时，确实感到非常震撼，人在有绝对的权力时，一个决定就可以造成下面人民的生命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种教训是深刻的，必须去回顾。我们对于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来讲，关于文革的作品不计其数，但和文革因果相关的这样一场浩劫，这段历史只有少数的几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是最新的一本，这也还是正在填补空白的一本书。” 鲍朴强调这本书于经历者和未曾经历的中国人来说，都会帮助厘清这段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在中共当局并不愿意让公众知道真正的历史的情况下，这非常重要。

作者: 杜君立   去年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分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纪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共党依靠暴力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掠夺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中国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中国重新又回到勉强温饱的糊口经济水平。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政府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左倾冒进投机分子在政治博弈中获得成功，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进行暴力镇压，阻止饥民外逃求生。后者往往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属于此类罪恶暴政。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万岁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俱死于毛万岁之手。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 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飢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纪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共党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在一篇博客中记录了他母亲在大饥荒的遭遇： 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对中国影响巨大，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有房子住了。在中国一代作家中，都具有一种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于煽情的路遥写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听说当了作家国家就会像养猪一样给养起来，那个猪圈叫做作协。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我们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下话，我们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后走街串巷的多是些来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们只要钱而不要食物，这已经与饥饿没有关系了。 补一花絮：1960年中国大饥荒，青壮年每天定量3两米（150克），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相国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1959年到61年的产量并没有减少，且更有收藏价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以145.6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2011年 7月 09日 《毛的大饥荒》获奖 大跃进灾难生动重现 记者: 齐勇明 | 香港 一本探索中国“大跃进”灾难的英文著作《毛的大饥荒》日前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此书再次引发人们对那一时期实际死亡人数的关注。 《毛的大饥荒》 这本书的作者冯克（Frank Dikotter）是香港大学历史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他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了好几部中国历史问题专著。这部有关大跃进灾害的作品是他最新完成的著作。 *新书获奖，接受VOA采访* 冯克在英国出席颁奖仪式后，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大跃进时期饿死的中国人和第二次世纪大战的死亡总数相似，都在4500万以上。” 冯克：“从1958到1962这几年间，中国人为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可以和整个二战期间各国死去的人数相提并论。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是毛泽东制造的最大的人祸。”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领导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为目标，不顾实际情况采取冒进的工业政策。各地农村也大肆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奇迹，造成一派亩产万吨粮的假象，最终以全国大饥荒、死人千万的悲剧收场。 由于中国政府信息的不透明，造成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人至5000万人不等。 *出版人：帮中国人了解自己历史*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对这本书非常欣赏，他说这本书可以帮助中国民众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青年一代更应补上这一课。 鲍朴说：“我去年到北京去，和与我同龄的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人谈到是否知道有过大饥荒，他们说，‘唉，这事真不知道啊。’包括中共党史二卷出版后，官方承认饿死了1000万人，这个他们也不知道。就算是1000万人也不是个小数字啊。” 鲍朴说，冯克的写法非常生动细致，在描写人性的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称赞作者是少有的、能让严谨的史实通过活灵活现的笔触表达人性的严肃学者。鲍朴是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儿子。鲍彤曾任赵紫阳秘书，六四后被判刑7年。 鲍朴说：“冯克的这本书是一个突破，中国人都没有做到。他的突破在于，他不仅去查了中央和省籍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一度开放，目前又不开放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那一段社会情况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作者：饥荒中有人以粮惩罚人* 冯克认为，他写的《毛的大饥荒》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充分展示了人们不仅因为没有饭吃而活活饿死，更严重的是有人把粮食当作一种武器来掌握，惩罚人们。 他说：“这一点最重要，显示人们是被饿死的，他们被剥夺了进入大食堂的权利，其中原因有的因为年迈，病重，发表了不同意见，甚至因为在开会时打了磕睡。这些事件都令人触目惊心。” 早在2000年就开始撰写中国大饥荒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北京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对这个题目有专门著作《墓碑–中国大饥荒》。他和冯克自07年就已相识，也很赞赏冯克的文笔。但杨继绳认为，目前要通过档案资料得到饥荒中死人的具体数字很不容易。因为有关的档案资料不开放。 *档案保密，死亡数字难确定* 他说：“我跑了社会科学院档案馆，跑过中央档案馆，但是我是通过关系，通过朋友，因为我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他肯定看不到，因为那些资料不开放啊。” 尽管杨继绳认为目前总结出来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不可靠，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当局控制的档案资料是会开放的，这段历史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 《毛的大饥荒》预计9月将发行中文版。中译本的出版人鲍朴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可以继续研究。 他说：“冯克研究的数字是4500万，这个数字可以争论。但我认为他起码是走出了研究该领域的第一步了。最后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可信数字，什么样一个确切数字，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 冯克在最后的6名决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的两万英镑奖金。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的意义，说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相关文章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 毛左思潮中“哈佛教授颂毛”谣言重出江湖（陆续增加后记） 毛像遭拆迁被毁 毛派哗然 两派争说毛泽东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7月 05日 星期二 06:29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7月 05日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戈永辉拍摄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死亡人数：数千万* 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另外，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四千五百万人死亡。 在此之前，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的死亡人数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人；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估计是3500万-4000万人。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 *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有多大关系？*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天灾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党史：发动“大跃进”与人民的愿望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大跃进时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 *大饥荒主因：高指标、高征购、公社食堂*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资金积累却不断提高。另外，为了保证工业发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毛泽东是否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有关大跃进的章节中指出：“毛泽东在早期就意识到有问题，而且努力纠正错误。” 但事实是，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公社食堂。 毛泽东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产量不足。与此同时， 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农业繁荣的假象，各地纷纷建立公社集体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尽管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毛泽东仍然继续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一些与会者反映了民间的饥荒问题。对此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1959年7月14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于是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60年1月，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 *毛泽东要求农民勒紧肚皮* 前面提到，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农业不断减产但地方政府吹嘘高产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余粮”交给政府，造成农民口粮严重不足。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195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随着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大饥荒一来，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 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告知毛泽东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相关文章 中共功罪评说之七：反右如何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许多学者把反右运动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扼杀了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为毛泽东和中共以后几十年的灾难性政策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表示：反右“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 中共功罪评说之六：毛泽东是如何让知识分子上钩的？ 中共功罪评说之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更多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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