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五倍

「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翌日王維基在記者招待會上，面對三十餘條問題，幾乎有問必答，而且答案絕不馬虎。及後星期四訪中文大學，在早就承諾了參與的論壇上，跟師生校友對談兩小時，絲毫不閃躲。這年來聽慣了「不存在」、「不評論個別事件」、不斷被人肉錄音機轟炸的香港市民，也許份外動容。不易從政府上下問責官員身上感受到的，跟公眾交心的誠意，在這位「落難梟雄」身上，大家都感受到：那四十多萬個讚並非沒來由。然而，王維基還王維基，最應該現身開誠布公的官員與制訂政策方向的行政會議，本已沒有民意授權，亦沒向市民交代政策理念與原則的誠意。這次關於發牌的爭議，就如Déjà vu，不透明而無法服眾，豈是首次？梁啟智在臉書上點出要害，「行政會議除了決定電視台發牌，還有權決定巴士加價，的士加價，港鐵加價，隧道加價，電費加價，最低工資水平，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地，設立法定古蹟，等等……如果行政會議可以引用「會議保密」為由不解釋其決定的基礎，後果又豈止於有沒有電視可看？」。無論特首如何扭曲說決策不涉政治因素，這已成政治事件，電視與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剎那緊扣。 其實，說免費電視牌照的審批不涉政治因素，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政治近視。亞洲地區電視管制制度的研究，是媒體研究裡的重要課題，學者尤其關注「國家」(state) 的政治考量。悉尼大學教授Ki-Sung Kwak曾就香港、日本、韓國三地政權，在戰後至九十年代如何管制電視廣播作研究，有關香港的案例中英兩國的政治考慮特別明顯，而且從殖民時代延伸到主權移交之後。他指出，1987年廣播事務管理局成立，在中英談判之後不久，英政府特意為電視管制立下明文法規，企圖通過建立公營機構(statuary body)，形成制度性的長遠管制，以減低中國在1997年後可能對媒體作出的直接影響。同時，他還提到，中英兩國的角力，因著新媒體的出現(衛星電視、有線及收費電視) 而白熱化。1996年，港英政府希望草議法案，統一管轄所有的廣播機構，把各類型的電視廣播統一管制，但後來草案只因中國政府施壓而被收回。當時中國政府的考慮是，一旦明文列入管制，就會打開大門讓各種衛星與有線廣播角逐在香港營運，而外資擁有的衛星電視就更有機會進入香港。港英政府在96年沒有在有線電視續牌之際，開放競爭，亦是因為懼怕中國政府不滿。「政治考慮」在香港廣播發牌的制度上不僅存在，更是首要因素，而且這研究讓我們知道，中央的介入從97前已開始，如今官員竟敢愚民？ 香港市民向政府抗議，除了要為香港電視平反，也要在這「高度政治」的骨節眼上，質問行政會議的成員，在為誰服務、為誰議政。這幾天，因為電視與市民躁動扣連，我想起一句在西方社會廣為流傳，在抗爭行列中時常見到的標語：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電視不會播放革命」！這句本是美國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口號，當時電視出現之後，人們還在摸索現代政治跟這個公仔箱的關係。後來著名樂手與詩人Gil Scott-Heron以此為題寫詩，配以簡約節拍，成為膾炙人口的唱片。作者提醒我們，電視畫面永遠無法捕捉到我們社會的脈動與改變，要真正感受，一定要走到街頭。後來，這句話更多被用來鼓動人們親身參與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不要只留在家中對著電視做個旁觀者，而且電視本身可能就是讓人安坐家中的引誘。 放在香港的環境，我卻想起這十年來公民社會對電視台如何呈現社會運動的批判不絕於耳，我們看到的新聞角度和諧不已。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之於香港，是種悲哀，假使真有一場變革在外發生，受如今的電視台傾向影響，對著電視的大眾會接收到多少真相？有沒有會播放革命的電視台，可在我城出現？這點，亦是大家幾乎認命而不再宣之於口的政治因素。Scott-Heron 2011年辭世，繞舌歌手Lupe Fiasco向他致敬，寫下The television will not be revolutionized，「電視不會有革命」！對許多文化評論者來說，電視即使不是為當權者服務，也有愚民的意識形態，尤其當電視台連「娛樂大家」的任務也敷衍了事。電視可能有一場革命？中大學生在論壇上向王維基說，這次事件證明了「機會留給不預備的人」，王異常冷靜地回答，「我會繼續證明你是錯的」！但願星期天，港人也走在街上，證明電視未必不可能來一場革命，也讓在黑廂之中閃躲的三十位行政會議成員知道，他們欠港人一個交代。港人站出來，是要像王維基般不認命，The television will not be revolutionized不是我們的宿命。香港人如果相信，電視會來一場革命，也許就能相信，香港也即將來一場(被電視播放或不被電視播放的) 變革。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最近一期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超越资产阶级”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摆脱了金钱对民主的操纵，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是一种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的民主。美国知名华人政治学家杨力宇和李小兵表示，《求是》杂志这篇文章包含了对西方民主的误解与不准确表述。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官方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这么告诉人民的。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句话的重复率较低，但这次《求是》杂志重提这个话题，所举论据比较具体，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指责则侧重于两点： 一，金钱对政治的干预和操纵；二，政府工作效率的低下。 曾经多次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国领导人的西东大学荣誉教授杨力宇表示，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竞选总统或其它公职的人宣传自己的政纲、理念和承诺的手段之一就是作广告，这是需要很多钱的。但是民主国家对政治募捐是有严格法律规范的。杨教授说，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竞选经历表明，钱多不一定胜选，而钱少也可以胜选 ： “竞选活动当然需要金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兵教授表示，对于受人民拥护的竞选人来说，金钱包含着正面价值： “（你有钱）证明你有投入，得到社会的承认。金钱反映你的收获、成果和（得到的）支持。” 美国政府的效率有时遭到一些人的诟病，但是李小兵教授说，对政府的行为加以制衡，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智慧： “（美国开国元勋们）有政治远见，不希望政府（为了效率）成为超越社会、超越公众的机构。” 杨力宇教授说， 中国政府办事的效率的确不低，但可惜这不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效率： “一党专政的确是很有效率的政治，但也是世界上最不民主的政治。” 杨教授顺带谈到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杨教授表示，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政治遭遇以及他对习近平可能的影响来看，从习近平本人刚上台时所作政治承诺来看，他是一个有民主意识的人，但是现在，也许是出于来自左派的压力过大，习近平近来不再提民主了： “我觉得他（习近平）是处在一个困境，最近半年来他几乎完全不谈民主法制了。” 杨教授也提到中国的乡村选举。他说，中国完成村长选举的村子在全国只是一个零头。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