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浪

郭世佑：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标签： 辛亥百年 武昌起义 ● 郭世佑 （ 进入专栏 ）       历史的因素总是多项和相互联系的，也是复杂的，单个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往往是相对的。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知人论世，窥一斑而见一豹，而不是像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那样，一定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序列，非得争一个谁最重要谁为其次，谁是第一第二不可，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于时下中学应试教育的“定论”思维，把历史人物绝对化和脸谱化，只为考试的记忆标识而存在，却不为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而存在。只有把个体研究同群体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而不至于不声不响地站在个别历史人物后人的情感立场与利益立场，拼命为某个人物争功，不厌其烦地做辩护律师，却找别人的岔，搞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既不大气，也不客观。如果历史研究者终生只满足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某类历史人物，一般就难以跳出这样的情感纠葛。不过，当某些重要人物的显赫事功与生命价值已被集体无意识地忽略甚至遗忘时，清理这类人物的历史功绩就是求真的本职所在，那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首先应该指出，近代反清革命运动之所以被叫做“辛亥革命”，那是因为清末的辛亥年（191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而不是别的。许多辛亥先驱还常把武昌起义称做“武昌首义”，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还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为依据而确定，那也是因为武昌起义的特殊位置与贡献所致，毋庸置疑。正是武昌起义给了清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引发了全国反清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武昌起义就是埋葬清朝统治的总动员令。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武装反清的起义举动。远的不说，就在辛亥这一年，比武昌起义还早半年，由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就在4月27日发生过，那是孙、黄投入精力最充分、筹款最多的一次暴动，牺牲了不少革命精英。只因武昌起义不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在一个同反清革命毫无关系的清朝新军协统黎元洪的统率下成功的，除了孙中山说对它感到意外，还有很多人也这么认为，至今为之，有些新出版的论著还把它说成“偶然”成功。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把武昌起义叫做“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1949年以后的一代史学研究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以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都不够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如果离开了这场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就得重写了。     至今为止，大学历史系的近代史专业教材对兴中会、同盟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讲了不少，对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却语焉不详，中学历史教材更是如此。以使用普遍的岳麓版、人教版、人民版、大象版四种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四个版本均未提到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的名字，更 不用说介绍文学社。岳麓版教材必修一只提到接替蒋翊武的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和协统黎元洪，大象版教材（2004年6月第1版）介绍武昌起义第一枪，也只提到“1911年10月10日晚，驻守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程正瀛开枪打死一反动军官，熊秉坤随即赶来，鸣笛聚众，宣布起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材（2008年7月第3版）更是丝毫不提文学社、共进会及相关人物。     许多武昌起义的当事人经常提到“首义三武”，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共进会实际负责人孙武和共进会骨干张振武，至于各自的具体建树如何，“三武”可否三分秋色，都缺乏系统的诠释。1980年左右，笔者在长沙岳麓山下求学时，仰望那一群湘籍辛亥英烈的墓碑，有感于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革命事迹未见彰显，在近代史大家林增平教授的鼓励与指点下，对蒋氏的革命事功做过专题思考和表述[1]。文章发表不久，就觉得自己的立论还需要斟酌，不能根据领导者的职务来确定历史地位与功绩。     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方震（百里）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指出：“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武昌起义之所以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举成功，主要因为武昌革命志士组织周密，筹备细致，不像华南地区的武装暴动那样，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反清暴动来得快，败得也快，值得予以重视。就如此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来说，究竟谁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需要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准确的答案既不是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不是湖北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而是起义之前就被杀害的文学社评议部长刘复基——一位胆识俱全的革命主将。           一、丰富的早年阅历          刘复基，字尧澂，亦作尧澄、瑶臣，化名汝夔，1885年1月出生在湖南武陵县柳叶湖，就是现在的常德市武陵区白合山乡柳叶湖村，本属农民家庭，父亲文福在常德府城大河街经营灯笼铺，复基从小就随居府城，与兄长星澂同时到私塾教师家里接受启蒙教育。     常德属于广义的湘西地区，东北多湖，西面多山，哥老会的反清活动比较频繁，复基从小耳濡目染，参与其中的联络。他的年龄不大，谈不上资历，只因胆识过人，就被举为头目，叫“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在常德结识比自己大两岁多的桃源革命青年宋教仁，邀到家里，订为莫逆之交。从此，求学武昌文华书院的宋教仁每次上学与回家经过常德，都一定要同复基会面，畅叙一切。     1903年，复基考入设在德山的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经常演说清朝腐败，满、汉势不两立的道理，连该校校长都觉得他说的有理，就不阻扰。第二年，才华横溢的宋教仁以华兴会副会长的身份潜回常德，密谋响应长沙起义。复基就以常德鸡鸭巷饭馆的厨师名义，联络会党和新式学堂的进步青年。当时，澧州青年蒋翊武就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读书，也成了复基发动的对象。宋教仁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农历九月二十三日那天辰时从桃园坐船，中午抵达陬市，下午到常德城区五省栈，与刘复基、胡范庵见面，准备第二天赶往长沙，刘、胡都想跟宋一起到长沙去参加华兴会起义，宋只同意胡与晏某去，委托刘复基留下，让他与另一骨干楚义生 “在常经营一切”[2]。     当宋教仁坐船三日赶到长沙，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已经事泄，黄兴与宋教仁等遭到通缉，这天还有两个党人被杀，其中一个在临刑前就供出了常德有个“宋家仁”，宋教仁从武昌顺江东下，从上海亡命日本，刘复基陷匿老家柳叶湖，暂避风声。这时，湖南会党头目马福益潜赴湘西洪江，重谋起义，刘复基设法与马取得联系，重新组织会党。     1905年春，马福益在湘乡被捕遇害，刘复基潜赴省城，试图再作发动。而湖南当局戒备甚严，收效不大，及时函告宋教仁，“述自去冬以来屡次失败之状，慷慨悲愤，令人泣下”[3]。刘复基收到宋教仁的回复，得知同盟会已在东京成立，精神为之振奋。他凑集盘费，邀兄长星澂于10月起程东渡日本。从幸存的同盟会会员名册中可以查到，11月21日，复基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很多回忆与论著都断定文学社的社员都没有出过洋，都是土生土长，黄兴的女婿、美籍知名学者薛君度教授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说，文学社骨干们“从没有出过国门”[4]，也忽略了刘复基的特殊身份，就显得有点以偏概全。     复基在日本的盘费告罄，停留的时间不长，就趁着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发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回国浪潮，携带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六百份离日，散发在沪、鄂、湘等地，重新联络同志。     在上海，他配合湘籍同盟会骨干姚宏业等，以中国公学为重心，发展同盟会员，该校学生蒋翊武就是他介绍加入的。他还与另一湘籍同盟会骨干杨卓林成立同盟会在上海的外围组织“竞业学会”，还办《竞业旬报》，“专业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5]。     在武汉，他与刘敬庵、张难先等取得联系，加入日知会，开始涉足湖北革命团体，为他后来再度赴鄂发动建立了人脉基础。     在长沙，他与覃振、胡有华等于府署后之五堆子设立报刊代派所，暗中销售《民报》，往返湘鄂之间，联络同志，宣传革命宗旨。他还通过东京的宋教仁，向《民报》编辑部推荐内地同志撰写的革命稿件[6]。1906年夏，他还协助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发起在岳麓山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的活动，借以鼓舞民心，传播反清革命思想。经过刘复基和禹之谟等人的努力，华兴会起义失败后的湖南重现革命生机。复基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7]     革命充满冒险，挫折考验意志。由于萍浏醴起义失败，复基的战友禹之谟、覃振、刘敬庵、杨卓林等分别在湘、鄂、沪被捕，许多秘密活动机关同时遭到破坏，复基一时无法立足。适逢父亲病故，他以守制为名，回乡隐居。虽然如此，他“亦不以居丧废射猎，猎或数日不返的，识者知其志别有所在。”[8]覃振从长沙改押故乡桃源时，复基还邀蒋翊武等人，借狱中探监之便，继续商讨革命对策，矢志不渝。     可见，刘复基早年革命阅历的重要性已在蒋翊武之上。           二、文学社的实际负责人          1909年秋，已在汉口落脚的刘星澂向负责《商务报》的湘籍革命党人何海鸣推荐自家老弟，何很高兴，就请星澂把刘复基召来，协助办报，复基就邀蒋翊武同行。这时，湖北新军中有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它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一脉相承，虽几经挫折，一直坚持下来，难能可贵。复基抵汉口时，群治学社社员大都已随军赴防襄河一带。他和翊武很想参加，就邀《商务报》报馆的鄂籍革命青年詹大悲，以记者（ “访员”）名义潜赴天门，潜江一访，与群治学社社员蔡大辅取得联系。翊武随即化名入伍，复基则持蔡大辅所书的介绍信返回武汉，与该社负责人李六如接洽，加入群治学社。李六如，又名抱良，湖南平江人，与刘复基一谈就很合拍，对他评价很高。李六如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9]与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对刘复基都有极高的评价。小说中的“季交恕”，就指李六如本人，他不过是在自己姓名的每个字上加了笔画而已。     同年12月，《商务报》的老板病故，该报改组，社址迁到汉口英租界致祥里，詹大悲为主笔，复基任会计兼发行，何海鸣任编缉，言论日渐放开。他们就想把《商务报》办成群治学社的机关报，以便壮大学社的力量。据熊十力回忆，某个雪夜，刘复基穿着布袍，邀何海鸣登蛇山，不是赏雪，而是鸟瞰武汉三镇的地形，商谈革命机要，刘复基的鞋子都结冰了，也不觉得寒冷。[10]     当时，南方的保路运动出现高潮，清政府坚持举借外债，转移路权，湘籍君主立宪论之干将首领杨度附和甚力。1910年春，刘复基与李六如听说杨度路过汉口，就借湖南会馆，召集湖南旅鄂绅学各界人士，名义上欢迎“乡贤”，实则计划惩办他。有一天，刘复基与李六如等赶到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既济水电公司，邀请杨度赴会，杨见势不妙，一再谢绝前往，刘复基就扯其辫，把他拽出大门。英巡捕出门干涉，刘复基、李六如等数人都被抓到巡捕房，“外闻尧澂吆喝殴打声不绝”[11]，《商务报》就因此而停刊。     此后不久，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广总督拟调兵入湘协助镇压。复基与查光佛等人商议，联合三十二标的群治学社社员黄申芗等一同起义，托孙昌复从汉口潜运炸弹到武昌，拟由四十一标发动”。这是湖北革命党人制定的第一个明确的武装起义计划。由于事泄，黄申芗等人逃走，起义无法发动起来，刘复基化名汝夔，从汉口某理发店购得一条假辫，投入四十一标当兵。李六如后来回忆说：因复基“有才智，自他入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12]。     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以原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庶务，复基等人襄助其间。不久，杨王鹏的活动被队官施化龙侦知，司书生杨王鹏被撤职。李六如因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也遭重责开除。杨、李二任离鄂前，在社务接交问题上，经过了一番仔细考虑。鉴于振武学社的活动和殴打杨度事件已引起官府的警惕，他们就没有把社务直接交给新军中革命阅历最丰富，而且“智勇足备”的刘复基，而是交给遇事比较谨慎，也具备一定的革命阅历和经验，又很尊重刘复基的另一振武学社骨干蒋翊武。照李六如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像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13]。两位湘籍同乡的这个选择，对确定蒋翊武在即将改名的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和刘复基邀集部分振武学社骨干，在武昌奥略楼[14]召开文学社的成立大会，公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骨干章裕昆说：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15]。在何海鸣的心目中，文学社的“首领” 就是刘复基[16]。     从与共进会合并之前有据可查的几个重要会议的情况来看，在文学社的四次代表会议里，作为主要发言人，刘复基有三次，蒋翊武只有一次；充当会议主席者，除了一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三次中，刘复基有两次，蒋只有一次。     再看看文学社的几个关键时刻，刘复基又是如何沉着而果断地率领社员们渡过难关，推进革命高潮的。     迄至与共进会正式合作为止，文学社曾连续三次遇到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一片恐怖，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为避免社员失去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藉谂内外消息”[17]，使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18]。不久，刘复基为方便起见，索性退出四十一标，租居社员张廷辅的家——武昌小朝街85号，张家住楼下，他带两名社员住楼上，专事专门从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他的住所就成了文学社的总机关。     刘复基等人驻社办公，是为文学社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该社开始有了自己固定的秘密活动场所和常设机构，社务日形发展。据称，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19]。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文学社的队伍扩大到三千至五千人之间，成为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革命成功之后，超然于文学社与共进会两派之争的湖北通志馆副馆长兼总纂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纪》一书中说：“武昌首义，杠枪抢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遭到湖北当局查封，詹大悲、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十分紧急。刘复基连夜向各营代表报告，告以正筹大举，为期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20]。如果不是刘复基出面，恐怕就会像以往治学社和振武学社一样，稍遇挫折，便中辍社务，一切从头开始，正是有了刘复基这样得力的职业革命者，不仅文学社的组织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军中的社务发展一天也没有停止。     第三次则是当刘复基等加紧与共进会代表筹商联合起义具体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企图支解新军中日益膨胀的革命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军外调，统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刘复基在机关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要求“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具体布署各驻防同志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21]。经刘复基的妥善安排，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驻防宜昌、襄阳等地的文学社社员们后来都能如约响应武昌，从而壮大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声势。     甜蜜的水果不仅需要阳光，也需要凉夜，寒冷的雨水就能使其成熟。人的性格陶冶与意志锤炼不仅需要欢乐，也需要困难的考验，困难往往比风平浪静之时更容易体现和提升一个领导者的胆识和才华。每当文学社的困难时刻，身为评议部长的刘复基总是起着比社长蒋翊武更为关键的作用，显示出文学社实际负责人的地位。当然，文学社的力量之所以不断壮大，并发展成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团体，如果把功劳仅仅归之于刘复基一个人，而忽视其他领导者和骨干们的努力，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无论是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文书部长詹大悲，还是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原日知会骨干胡瑛，都从不同方面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至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后来说，文学社“内部干事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22]，从此，话中既可以看出孙武对英年早逝者刘复基的敬重和惋惜，也不难感受到他对政敌蒋翊武和文学社的贬低与偏见。           三、筹划武昌起义的主帅          如何筹备武昌起义，首要的问题就是加紧同新军中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携手合作。     湖北共进会是东京共进会的一个分支，东京共进会的会长刘公与军务部长孙武分别兼任湖北共进会的会长和军务部长，它以鄂籍留日学生为主干，初拟致力于联络会党，辛亥年受文学社的影响，也把重心放在发动湖北新军。文学社则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以湘籍志士为主干，扎根于湖北报界与新军之中，除了刘复基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外，其余都没出过国门，从《商务报》到《大江报》，还有自己的机关报，还有标、营、队代表制度。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不过，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自恃才高，有将文学社归其统一领导之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则担心孙武等“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23]，对合作一事信心不足。因此，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究竟谁是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的关键人物？至今为止，大致有三种说法：     1、湘籍同盟会员谭人凤。谭人凤的《石叟牌词》、邹永成的回忆录及其他一些记载均持此说。     2、共进会员陈孝芬。陈孝芬自述“自告奋勇愿作调人，经过十次会谈……后来再三和刘尧澂商讨，刘尧澂因我说的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的话极有道理，才应允定期召集文学社社员大会讨论”[24]。长期从事武昌起义史研究的贺觉非先生也倾向于此说[25]。     3、刘复基、查光佛、陈孝芬、邓玉麟等人。此说散见于另一些首义当事人的回忆录里。     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尽管谭、陈等人都曾以不同身份出面，在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能算是很关键的作用。仅就时间上说，首先提出两团体联合主张的既不是谭人凤，也不是陈孝芬。谭人凤于农历五月初来汉，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之前，刘复基就开始与共进会代表坐下来商谈合作事宜。而且谭人凤离鄂时，商谈仍在继续，并不因为谭这一趟就迎刃而解。至于陈孝芬说是他的合作影响了刘复基，此话也有些言过其实。据另一共进会员李白贞回忆，陈孝芬本人因与章裕昆各自在军队发展自己的成员而产生矛盾，还是“经刘尧澂出面调停才止”[26]。     与共进会同舟共济、团结战斗，这是刘复基一贯的主张。李六如说，还在群治学社时期，“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建立联盟关系，便是出于他的主张”[27]。只因当时群治学社和共进会各自的组织建设还不够发达，这种联盟关系还不曾以组织名义正式确立起来。文学社成立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已今非昔比，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即将提上议事日程，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才越来越显得重要。当两团体的代表各自在军队争取成员，影响团结时，刘复基一边及时调解军队纠纷，一边做通蒋翊武的思想工作，使他消除顾虑，还动员本社社员“与共进会结合，黾勉同心，以厚革命势力”。他还托陈孝芬、邓玉麟、潘公复转告文学社方面的合作诚意。接着，刘复基又自任“联络员”，专事合作之责，日常社务则委托王文锦等人助理。     为了武昌起义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集中革命力量对抗清朝反动统治者，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刻不容缓，刘复基首先帮助社长蒋翊武消除顾虑，以积极态度对待合作，很有必要的。有的研究者却将蒋翊武在合作问题上的某些顾虑褒奖为“颇具远见卓识”，歌颂其狭隘性，贬低全局观念，认为蒋翊武“不像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那样眼光短浅，忽视两组织在阶级地位上的差异，去急于求成”，作者还以武昌首义后“共进会变节者多，文学社则罕有”来印证蒋翊武的所谓“远见卓识”[28]，显然是以结果推导过程，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共进会与文学社员在组织来源、领导人的革命经历等方面固然存在某些差异，但毕竟同属于以运动新军士兵为主的反清革命团体，彼此在阶级地位上还很难存在什么明显的不同。就共进会内部而言，后来像孙武那样的蜕化变节者也毕竟只是极少数。退一万步说，即使后来共进会的变节者很多，蒋翊武当时所顾虑的也主要是合作后的领导权问题，并非他们将来变不变节的问题。不然的话，文学社内部的骨干何海鸣，还有社外谋士胡瑛后来都相继变节，蒋翊武怎么就预计不到呢？如果离开当时两湖地区反清革命运动的全局来歌颂蒋翊武在合作问题上的某些顾虑，把刘复基等人抓紧合作的努力指责为“急于求成”，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合作不能抓紧进行，则类似双方在军队各争社（会）员的纠纷闹到何时才收场？结果又将如何？武昌起义何时才能实现？恐怕难以设想。还是文学社的章裕昆说得好：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是“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29]，共进会骨干李作栋也强调：“幸得刘尧澂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30]。另一共进会骨干胡祖舜也有类似的结论：“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31]。     合作是必要的，又是有条件有原则的。鉴于刘复基、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无论在干部力量和舆论宣传上，还是社员人数和在湖北新军中的影响上，都在共进会之上，故刘复基主张，两团体只有在文学社基础上的合并，才更有利于湖北革命斗争的深入，也更使人放心。基于此，他在商讨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由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两团体联合后的领袖，指挥武昌起义。当共进会代表提出由孙武担任领袖时，刘复基就很策略地回答：“惟军事指调，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领袖不便。如孙武有所计划，当在可能范围内，竭诚接受”，但强调“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坏”[32]。他的一席话，既体现了合作的基本原则，又言辞得体，便于共进会代表接受。结果，经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反复协商，双方基本上按照刘复基提出的方案，形成决议，双方暂时取消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义，总称“湖北革命军”，由蒋翊武担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邓玉麟等人为军事筹备员，以刘复基的住处文学社机关部为革命军总指挥部。     如果说文学社时期，刘复基在社长蒋翊武身边主要起着“诸葛亮”的作用，那么湖北革命军成立后，由于蒋翊武已随军赴防湖南岳阳，蒋的总指挥职务就完全由刘复基代理了。刘复基继续住在小朝街85号，“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33]。     9月24日，刘复基与孙武在雄楚楼10号召开两团体骨干联合会议。大家根据刘复基所拟草案进行讨论，首先正式通过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和军政府领导人名单，然后通过由刘复基精心制定的起义军事计划。该计划不仅明确了各标营的进攻路线和任务，而且规定了起义的信号和集会地点。“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34]。至于有的研究者说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就有点张冠李戴了。     联席会议结束后，刘复基与原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35]。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36]。参谋来参谋去，最后还是由刘复基作出决策。用章裕昆的话说：“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为之。”[37]     难能可贵的是，在筹划武昌起义的过程中，不仅文学社社员继续敬重刘复基，即使共进会一方也是如此。例如，当两团体的合作还没最后定局时，共进会员熊秉坤与另一会员雷振邦发生矛盾，影响工程营内部的团结和发展。根据熊秉坤自己的回忆，是刘复基从湖北革命全局出发，会同杨玉如及时前往调解，“自此以后，熊始放胆领导”[38]，以致有后来工程营打响首义第一枪之举。还有，9月24日那天联席会议刚结束，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竟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据共进会的李作栋回忆，该队同志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孙武等人急得措手无策。“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39]刘复基沉着应对，寥寥数语就化解了孙武等人的疑难。由于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就按照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处理。一场孟浪事故及时被杜绝了。     10月9日清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刘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以及黄兴关于九月初（10月底）十一省同时起义的指示精神。不过，刘复基又强调“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的电嘱行事。     当天下午，传来孙武等人在汉口制弹失事和宝善里机关遭到破坏的消息。是否趁机起义，蒋翊武还有些犹豫，经过刘复基等人再三催促，蒋翊武就以总指挥的名义，下达当晚十二点起义的命令，派人分头传达。     关于蒋翊武接受刘复基等人定于当晚起义的具体过程，至今说法不一。其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来自李西屏，他说，当蒋翊武迟迟不愿下起义命令时，刘复基十分恼火，拔出手枪威胁蒋，指责蒋怕死，彭楚藩摸着翊武的头说：汉口的机关都被破坏，你的脑袋还能久留吗？蒋翊武在激将之下，才下起义命令[40]，这样的说法值得推敲。刘复基与蒋翊武多年携手革命，交谊颇深，如果说是刘复基以枪相逼，还说是彭楚藩摸蒋翊武的头作弄他，于情于理都很难说过去，而且李西屏并不在场，所述都是耳食之言，不足为据。对于此说，章裕昆曾在《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的按语中专门做了驳斥。     不过，是按黄兴规定的时间再组织起义，还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立即宣布起义，翊武当时再三犹豫，复基则再三催促，且言辞颇带激情，翊武才决定起义，倒是可信的。据总指挥部的交通员刘心田回忆，在汉口失事消息传来之前，复基与翊武二人就曾为起义时间发生争论。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迟宜，主张立即行动”。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商议，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蒋‘怕死’”。汉口失事消息传来后，蒋翊武急得“当场泪下”，刘复基则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在此情况下，蒋翊武才签署起义命令[41]。章裕昆在他的著作里，也引用过刘复基这样激烈的言辞：“革命当流血，予辈起为先导，何尝不可，焉用迟延？”[42]同目击者刘心田的回忆是一致的。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静候起义信号。当时有留声机经过，复基即“唤入高唱，藉资掩饰”[43]。     当晚十点左右，党人潘公复来到总指挥部，复基与之坐谈刻许，然后对潘说：“我料此处万分危险，今晚会将发生意外，你无须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炮声再出外行动不迟。”潘说：“我辈革命，若存畏避，何能成功。”复基说：“不然，孙武重伤，邓玉麟往各营，均属危险之事，前途难测。我辈当此环境，固不可畏避，但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潘公复后来回忆说，是刘复基“语时态度严肃，并推潘下楼，潘始离去”[44]，让他感铭终生。运筹帷幄的刘复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切实关心同志的安全，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领导者的崇高品质和宽阔胸怀。     还不到十二点，传来紧急敲门声。原来，总指挥部已被军警包围。刘复基知道情况不妙，迅速手持炸弹，门破时，匆忙将炸弹引爆，结果没炸倒军警，自己的手受伤了[45]，与蒋翊武等人一同被捕。由于蒋翊武还留着长辫，衣着像乡村学究，趁军警不备，就逃走了[46]。起义命令没有及时送到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当晚的起义就没有发动起来。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和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审堂上视死如归，供认革命不讳。刘复基见先晚起义未发，辄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啊！”[47]他还来不及婚恋，就把年轻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近代民主革命事业，终年27岁。当晚，当刘复基的呼声还回旋在武昌城上空，他的战友们就依照他曾经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起义，告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四、余论          若以常理而论，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历史贡献应当是文学社的评议部长、起义总指挥部常驻军事筹备员刘复基不可望其项背的，实际情况却相反，历史的复杂性有时就表现在职务、职能同实际领导作用并非完全对称，现实生活中就不乏其例，历史作为现实生活的凝固，也是如此，那种以职论功的方法还称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只看到刘复基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却看不到他同时又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有的甚至任意拔高蒋翊武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一是容易为领导职务而一叶障目，取代具体分析，二是不能突破革命权威的某些盖棺定论，浅尝辄止。在至今完好无损的桂林蒋翊武就义纪念碑上，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撰述碑文，内有“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等语，就等于是同盟会的发起者孙中山的定论，谁敢更改？     武昌起义成功后，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的摩擦因孙武等个别领导人的利欲膨胀而日益突出，互相攻击颇多，鄂、湘两省的地域隔阂也由此放大，不过，矛盾双方一谈到英年早逝的文学社领导人刘复基，彼此的口吻马上就能统一起来，一致敬佩和赞叹刘复基的革命胆识、才华及其筹划武昌起义的重大贡献，深惜和哀叹他的早逝。共进会骨干李作栋说：“刘尧澂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能持大体，官方意在必杀”，“刘在起义前被捕牺牲，是极大损失”。一向恃才傲物的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虽然连孙中山都瞧不起，却对比自己还小四岁多的刘复基极为尊重，即使在晚年留下的遗稿中，还写有这样的话：“惜乎尧澂死矣！否则宋锡全之逃与武圣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鄂籍革命报人胡石庵说：“盖刘为报界中人，极有肝胆，子素敬爱之，意其必成伟业。今陡闻其惨死，不禁痛泣，失其素状，良久始已”。鄂籍同盟会骨干居正的评价是：“刘尧澂，坚苦有远识，能去偏私，持大体，有建树才。其死也，人皆惜之，同志尤深痛也”。     翻阅百年前的革命画卷可知，像刘复基这样在革命同伴中受到高度赞誉而且毫无争议的领导者，不仅在武昌首义的光荣历史中独无仅有，而且在群星灿烂的全国辛亥先驱中并不多见。任何一场革命的成功都凝聚着许多先驱者的血泪，许多庆功典礼却首先是为幸存者的荣耀而准备的，某些英年早逝者就容易被冷落，甚至被遗忘。《革命箴言》的作者秦力山是如此，武昌起义的头号组织者刘复基也是如此。至今为止，刘复基的名字还仅仅保留在武昌首义三烈士的名单里，熟悉三烈士者也许还知道他的名字，不熟悉者就无从谈起了。在纪念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宣传辛亥先驱的书籍、报纸、电视、网文比比皆是，每天都有，个中局面应也该有所改观了，各级教科书也该稍微充实和修改一下了。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此文为即将出版的郭世佑新著《教科书外说辛亥》中的一部分。          ——————————————————————————–     [1] 参见拙稿：《蒋翊武》，《湖南日报》198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专栏）。《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版，第497页。     [3]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5l页。     [4]【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杨慎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5]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13页。     [6]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98页。     [7]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75页。     [8]熊十力：《烈士刘尧澂传》，《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5页。     [9] 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05-314页。另见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     [10]熊十力：《烈士刘尧激传》，《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316页。     [11]同上。     [12]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308页     [13]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4]无论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后人的著述，多称黄鹤楼或风度楼，或黄鹤楼之风度楼，均不确切。     [15]章裕昆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16]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武汉首义的由来》，《越风》第20期。     [17]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18]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北京）1952年版，第24页。     [19]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     [20]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27—28页。     [21]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30页。     [22]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23]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l辑。另见李春萱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24]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25]参见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陈孝芬》。     [26]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第515页。     [27]李六如：《文学社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第308页。     [28]邓可吾：《蒋翊武研究介评》，《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     [29]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26页。     [30]李作栋(春萱)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31]胡祖舜：《六十谈往》。     [32]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24页。     [33]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北京）1958年版，第49页。     [34]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     [35]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     [36]李作栋(春萱)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l辑。     [37]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     [38]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39]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     [40]李西屏（翊东）：《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     [41]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二十四小时》，《辛亥风云》第99页。     [42]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32页。     [43]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57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44]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45]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35页。也有一些记载说复基掷弹未爆，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咏簪(龚霞初)：《武昌两日记》等。     [46]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57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47]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37页。        进入 郭世佑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82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野夫：烈士王七婆 标签： 王七婆 诗歌 ● 野夫 （ 进入专栏 ） 一 月黑风高之夜，苍山骤雨突来，一时间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 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遂披衣起坐，燃烟遥想那些在江湖道上，与我摩肩接踵击掌把腕过的朋辈。一代人的沉浮颠沛，是怎样浓缩了这一巨变家国的青史啊。而今他们多数消沉于樽边裙下，被浮世的风尘掩埋了险峻的骨相，无人曾识其豪侠面目。 我曾经在一首咏古的诗中感怀——灯下锈刀抚且叹，拳头老茧剥还生。在一个英雄气几乎荡然无存的末世，我们早已稀见贯穿过千古春秋的游侠子弟的背影。华族史传中这一尊崇和荣耀的道气，六甲而来，终于细若游丝而近乎失传了。 我想起我的兄弟王七婆——这个几年前在黄山论道，被80年代诗歌回顾展追认的诗歌烈士——我是该要来说唱他的传奇了。“烈士”自古并非对逝者的追谥，在一个奴性弥漫的社会，烈性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甚至被诬化为某种罪人流徒的基因。而至今伤痕累身却厚颜老皮健在的七婆，在我看来，正是这一古老基因的传承者。 残酒倾尽，朦胧醉眼里，我仿佛再次看见王七婆猩红的泪眼——那是我和他在黄哥家的对酌长聊，谈到我们彼此的母亲父辈，谈到我们相似的江湖物语，扼腕浩叹，泪下青襟。 我常常想象并坚信，即便是如此的风暴之夜，我只要喊他一声，他便会千里之外冲州过府赶来。他瘦削高挑的身手依旧矫健，这个酷爱带刀的男人，依旧还能和我重返我们那嚣张的青春…… 二 王七婆本名王琪博，江湖上容不得那么古雅的字号，遂谐音唤作七婆。七婆乃赳赳奇男子，三十年来游走在诗与刀之间，过着刀头舔血臂上刻诗的生涯。写诗的时候他是琪博，玩刀的时刻他是七婆。其人身形陡峭，打眼望去便知是屠狗子弟，俨然浑水袍哥的范式。但是却胸罗锦绣，时常也不乏利口婆心之处。 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达州乡下，天然有烈烈巴人的骨质。其外祖父曾经官至国军团座，鼎革之际未肯率军南逃，肃反时被新政枪毙。外婆被划为地主婆，在乡下接受监督改造。其父中农出身，入伍共军，60年代初转业到达县五金厂成为城里人时，看上的却是那个被毙的国军校官的乡下遗孤。 琪博的母亲虽为农民，却是大户人家的曾经闺秀。身高一米七，识文断字，要不是遭遇家国板荡，这样的千金之姿何至沦于田亩。然而蓬蒿之中，能辨物色，她下嫁给那个吃公家饭的采购员时，也许暗想的只是为未来的三个儿女，可以改变一下血统歧视的命运。 琪博的童年身处文革，其外婆和母亲，一样无法逃脱时代的迫害。就在他发蒙的唐家坪小学，时常要看见台上被捆绑批斗的外婆。那时的同学少年，多也感染社会邪毒，难免要借此嘲笑侮辱他的沉默俯首。他终于忍无可忍地暴发，将其中一人在放学路上掀翻于桥下摔伤。 这是他生平初次出手，从那之后，他开始拜师学艺，十岁就习惯带刀行走了。那时的乡下，多有一些民国武师埋名江湖；四川则更是袍哥等道门的兴会之地。琪博的习武好斗，和我一样，源自于少年的恐惧与仇恨。这些时代的烙印，至今也难以从心底驱逐。 某日，少年的他随母赶场卖菜。一土改根子与其母口角，并将其母推倒尘埃，扬长而去。他从腿上拔出羊角短匕，追出百米抱住该人大腿，白刃挥处，一刀见血。那个堂堂大人，竟然被一个孩子的凶狠吓住，挣扎逃走。而初初开始知道护母的他，回家之后竟然差点被惊恐担忧的母亲打死。 若干年之后，他已然是当地声名显赫的大哥之时，独自还乡寻仇，找到了那个当年被他扎伤的老男人。这个在无数次阶级斗争中充当打手的硬农，这时已经被巨变的时代抛弃到恶有恶报的寒苦起点；面对这个当年就令他胆寒的小辈时，几乎跪下谢罪，才免去昔日那个愤怒少年的再度惩罚。 我的青年岁月，亦有过类似的喋血寻仇；在一个真相至今尚未呈现，罪恶不被清算的时代，我从来不屑于泛泛高谈什么宽恕。快意恩仇向来是男人的正业，一个淡仇的人，难免也是一个寡恩的人。同样，一个没有罪感的社会，也必然将是一个没有耻感的社会。 三 以武扬名的王琪博，1983年却成为全乡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全家杀猪宰羊，邀集乡邻庆贺。仿佛直到此刻，这个五类分子家庭，才真正开始要扬眉吐气的生活。 他带上简陋的卧具，其中依旧藏着他的短刃，挑着木箱第一次走出巴山，来到了重庆大学电机系。他和新同学分住五楼，楼上则住着全校的体育队学长。入学次日，楼上泼水，浇湿了他们的衣服，他伸头大骂。片刻，寝室门被一群高大威猛的男生一脚踢开，所有新生胆怯噤声，为首者直奔躺在上铺的他而来。 就在那人伸手锁喉之际，躺着的王七婆反手寒光一闪，刀尖已经抵到了来人的颈项。那个习惯跋扈的老生，从未见过如此阵仗，顿时被钉在床边不敢动弹。王七婆起身下床，用刀顶着那个比他粗大得多的男生，一步步向门外那群人走去。所有体工队的猛汉，无不被这个精瘦莽汉所惊骇，顿时散开两端。他跳起来打倒那汉子，训斥完那些围观的学长，从此扬名立万于重大，再也无人敢欺负这些新生了。 那时的大学，正是诗歌疯狂的年代。而各个诗歌社团，又俨然江湖帮会，崇文而尚武，不时闹出群殴械斗的事件。当年的重庆大学诗歌领袖，是高年级的尚兄。某日，王七婆的一兄弟来向他投诉尚兄的霸道，他立马带着一群拥趸找上门去。尚见来者不善，豪言曰是好汉就单挑。哪知道王七婆身手奇快，一个飞腿便踢翻了学长。尚兄也颇有古风，起身拱手道：看来你确是好汉，是好汉就应该写诗。当下两人竟然握手言欢，杯酒订交，王七婆也就从此入了诗歌的魔道。 这些今天看来近乎传奇的故事，在八十年代的大学，就是司空见惯的寻常轶闻。古语曰：诗有别裁，非关学也。至今可能还说不清涡轮活塞之类知识的电机系大学生王琪博，却突然沉溺于新诗，并很快异军突起，和尚仲敏燕小东等发起组织了“大学生诗派”，并率先在期刊发表诗作。那一年代，正是诗歌江湖最喧腾的季节，各种地下油印刊物遍地茁生。他的初恋给他赞助的酒钱散银，都用来印制了《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诗人》等民刊。 一个力比多显然过剩的山地男人，诗歌并不足以宣泄其全部精力。那时的社会，文革暴力栽培了太多青皮混混，袍哥春典残留的重庆方言谓之“操扁卦”的。重庆素有码头文化传承，沙坪坝的四大“扁卦”都是矮子，凶蛮令人闻之色变，多有骚扰校区的滋事。青壮的王七婆向来英雄主义横溢，遂带领同学少年迎战，几番群劈火并下来，他竟然赢得了几大矮子一生的尊重。并为之出生入死，至今兄弟情分不减一丝。 四 诗歌烈酒与殴斗，这些青春期的男人习作，多与骚动的爱情勾连。山地子弟的王七婆，因为其雄性气质，竟然赢得了一个高知家庭女孩梅的着迷。梅是低一届采矿系的美女，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她的初恋都不免让人不胜鲜花牛粪之叹。但是，如果没有叛逆的爱情，一切都按父辈们字斟句酌的姻缘，又必将缺少几分纯净与浪漫。梅的父母面对女儿与一个不良少年的爱河，实在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临到毕业前夕，采矿系的告别舞会，机电系的男生王琪博想要混进去，向自己的恋人献诗。他怀揣着他的浓烈爱情，强悍地想要闯入外系的花园时，遭到了外系守门男生的嫉妒性阻拦。他习惯了用腿说话，但这次真的过分了，其凌厉的腿脚，直接踢破了对方的下体。于是，拘留十五天，还有三天就能毕业分配的他，终于被学校开除。 那时的这一处分，意味着一个人彻底被体制抛弃。他的父亲风尘扑面地赶来，要接他回到大巴山深处的工厂顶替其饭碗。他浪费了家里几年的供养，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坚决不肯还乡，将接班工作的机会留给了妹妹。老父无奈，只好将他托付给了还要继续上学的女生梅——老父恳请这个善良有教养的女孩，为他驯好这个顽劣的儿子。 王七婆的江湖生涯，因为爱情与诗歌引来的祸端，从此真正开始。他走出了校园，却再也无缘走进单位；在当年中国，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几乎难以乞食。梅的暑假回到了蓉城，而他则走向了建筑工地。在跳板上挑砖上下，是他独自领略的第一份生活甘苦。他的江湖兄弟张矮子，不忍目睹他烈日下的颤颤巍巍，也来帮他挑砖。每天一元钱的收入，勉强能填饱他的空腹。但这对于初出校门的他，仍旧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艰难。他从栈板上摔下，缝针需要麻醉；他和他的江湖兄弟，那时竟然都凑不出这份医费，只好不麻缝合，硬生生挺住那份疼痛。 梅在家里摊牌，如果不给她的爱情资助，她便辍学。父母只好拿出平生积蓄五千，由她去转给落魄的王七婆创业。1987年，爱情带来的这笔巨资，让王七婆开办了重庆第一家高档咖啡馆。这个农家少年，很快从书上学会了调制各种咖啡的办法；更重要的是，他的江湖声名，吸引了各区码头上的黑白人物。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众多开始操社会的大佬，都被他这个天价酒吧吸引。仿佛不来此处厮磨，便够不上江湖颜面。他第一次看见了这么多钱向他飞来，也因之结识了诸多道上的朋友，形成一生挥之不去的因果孽缘。 五 80年代中旬的中国，“万元户”是一个荣耀的称谓。月入万金的王七婆天性豪爽，久贫乍富之后，则更是一掷千金。龚自珍词谓——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这般境界，大抵是天下多数诗人侠士的幽梦。但是22岁大学肄业的王七婆，竟然当时便已实现。 很显然，一个酒吧已经无法摆平其迅速膨胀的野心。而诗人根底的他，则更容易追逐时潮引领时尚。经不起江湖兄弟的撺掇，他很快卖掉最初发迹的王氏酒居，异想天开地成立了重庆旋风时装演出团。几十个模特美女簇拥着王哥的绚烂生活，青春的招摇和气派，堆砌了他不切实际的财富乌托邦。 我常常疑惑，一个长年衣衫落拓的人，何以半生都迷失在华服靓装的噩梦里，难道其前世原本一个裁缝？很快，他的时装团就找不到T型台了。嗷嗷待哺的大群美女，总不能永远跟着豪气干云的琪哥陪酒交游。于是，他不得不挥泪对宫娥般送走一个又一个红颜。 这是他1988年的美丽与哀愁。这一年，恋人梅毕业，很快与这个冒险家结婚并珠胎暗结。这个单纯年轻的妻子，似乎早已习惯了他的大起大落。那些残存的资产——满地妖魔鬼怪的所谓时装，又很快变成了一个火锅店的红黄青紫。他从美色产业转型到美酒美食，依旧在饮食男女的欲望中找到了自己的快活。 欲望的本质，是因为它会盲目发酵膨胀。今天回头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王七婆，只要他耐心守住任何一件事，都早应步入富豪之列。但是他这种人，天生就是那种守个收费公厕，都会梦想连锁的人。于是，火锅托拉斯之梦，再次沿江而下，把他扩张到了旧都南京。我至今也想象不出南京上海人，怎么可能陶然于七婆的麻辣；于是，他铩羽而归，回到故乡达州疗伤。 观察王七婆的生意之路，发现他似乎完全走的是一条访友之路。过去父母责骂孩子，习惯说：人喊不动，鬼喊飞跑。以此譬之于他，活脱脱神似。本来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可是朋友太多的人，往往又容易被带入歧途。1989年，一时穷途的他，被朋友吆喝购进大批101生发精，前往广州推销。最后几乎一半的产品送给了黑发浓眉的哥们姐们，还有一半库存着等自己老到脱毛时使用。 那一年，国家夭折了一批孩子，他却在穷愁中成为了父亲。他过去帮助过的江湖人，眼见他兵荒马乱之下的潦倒，开始伸出援手。92年邓公的南巡，再次为创伤的社会注入了欲望的油汁，整个国家沸腾起来。一家集团看中他的江湖经验，为他注资开办又是第一家时髦的餐饮娱乐业，要将干部与群众团结在酒色边上。哪知道他人气太旺，处处搁不下江湖情面，但凡叫声哥就要免单，结果很快吃垮了该店。 六 一个好男人置身于90年代的欲望社会，都不免要变坏；况乎原本野性疏狂的王七婆。他的大进大出，时荣时败，妻子早已见惯不惊。他再次回到达州，和当年出生入死，而今飞黄腾达的兄台一起，成立了山中第一个中外合资公司。 此际的他，摇身一变成为故乡名利场上真正的达人，迷失于灯红酒绿的花径里难以自拔。他不仅染上了豪赌的恶习，且外遇了当地的一位名媛。妻子梅不吵不闹赶去达州，分文不取，决绝地宣布和他走到了道路的尽头。这个令其家人和兄弟都素来敬仰的女人，带着儿子乘车返蓉。满城江湖倾动，夹道相送前嫂夫人。他的父母泪流满面歪歪斜斜地追赶着远去的列车，他独自躲着拭泪，一生愧疚地挥别了这个厚遇过他的女人。 之后，他和这位名媛结婚，生下第二个儿子。豪赌几乎输尽了他的浮财，富贵险中求，他企图再博东山。他和道上的兄弟拎着凑来的几十万现金，潜往缅甸章风镇赌玉。几番勾连，他赊来并发出了一车玉矿到广东，结果货到地头死，买家设套，只给他八辆旧车抵账。他自己搭进的钱财倒无所谓，但是缅甸的边军和江湖岂能善罢甘休。杀手弥城，沿路追到达州，最后几方大佬说合，才了结这笔烂账。 命相术谓，他这样的人，有一双挣钱的手，却没有一个存钱的斗。枪打进来，炮轰出去，说到底是一个败家的末世王孙的作派。但这样的人，任侠仗义，积不下钱财，却偏能积下朋友。也因此，即便偶有山穷水尽，却也能很快拨云见天。90年代中期，阮囊羞涩的他，意外地嫁接朋友关系，给贵州某地招商引资几千万，其中自然不少他的佣金。问题是这样的官商交易，在大陆难免黑幕。省纪委查办自己的属下，也顺带把他从西藏押回取证。 一月囹圄出来，新妻疑似芳心另有所属。暴烈的他找到了那个涉嫌男人，之后新妻带着次子离异。他的两个儿子，就这样相继暌别了他的离乱生活，跟着各自的外婆度过童年。三十出头的王七婆，花团锦簇地孤独在故乡，继续挥霍着他的过手黄白，以及浮躁孟浪的青春。 七 90年代下旬，中国进入房地产的疯狂年代。一路颠沛追赶着商潮的王七婆，这次似乎抢占了先机。他和几个老把子合伙，开办公司，收购土地，预售楼花，几乎兵不血刃就再次白手起家了。 几千万到手，一时财大气粗，竟日挥金如土。这厮仿佛天生跟钱结仇，不糟践一空便觉得人生无趣。虽然弟兄们跟着好吃好喝，难免也有江湖老客开始觊觎他的出手豪迈。赌局越来越大，陷阱自然也越来越深了。王七婆的赌兴和赌品，都是千客的最佳食材。昏天黑地的雀战，闭户关机地厮杀，三天输走两百万，等回到人间时，传来的却是母亲服药自杀的噩耗。 他的母亲早在他被大学开除之日，就闻讯摔倒，从此闹下浑身颤抖的余疾。晚年瘫痪，长期卧病于床，最终选择了尊严的死。十几年过去后，他跟我讲起这一段隐衷时，仍旧止不住哽咽涕泣。若干年之后，他在诗中怀念母亲——妈妈 自从你离开人世后 我便是一个被两串泪珠挂在凄凉上的孤儿 天好高地好厚 我怕 我怕掉下来砸得粉碎 我最怕将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躯体到下一个世界去见你…… 母亲的离去，终于催他迷途知返。他带着数目不菲的余钱，北上京都创办新国服服装公司。他像一个民族主义愤青一样，要振兴唐装中山装事业，打出了响亮的“穿国服，扬国威”的广告。最后，国威尚未扬起，他的国服却终于破产倒闭。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空空两袖地再次回到重庆觅食。 他的好运气似乎在前半生已被他挥霍一空，新世纪以来，他几乎是喂猪则牛涨价，养牛则猪升值——反正总是喂不到那个点上。当日弟兄见他落魄，又投资给他在重庆办服装公司，三个月就血本无归。他是那种掷骰子押单就非要一直押到底的赌徒，自认为精通服装业门道，又移师上海开锣。结果三百万现大洋，连个水响都没有听见，就沉落在上海滩了。 一生不肯认输的他，只好再次铤而走险。东拼西凑了一点本钱，单枪匹马闯缅甸，他想在那些百家乐的场子里，重新找回幸运之星。结果欠了放水的高利贷，被护场子的黑帮要活埋。幸好当年阔绰时待弟兄们不薄，千里呼救之际，还有忠义的矮子提着几十万赶来赎命，这才把他从齐腰的黄土中挖了出来。 正如他的诗所云——多年来我在缅甸和澳门的漫漫长路上，固执地单跳着。在零到玖的简单加减中轻狂地吹吹顶顶，先后吹脱了家庭，吹毁了前程，顶起了厚重的债务…… 死里逃生的王七婆，回想当日富贵真是恍若隔世了。就在他决心金盆洗手，重新埋头写诗，并把几岁的次子培养成围棋业余五段高手之时。他那在成都长大的长子，在初中不甘忍受高年级的欺负和勒索，跟他年轻时一样组织群殴，结果刀下一死两伤。还未成年就要面对审判；四年少管刑期的终审，剥夺了这个愤怒少年的单纯时光。兰因絮果，仿佛一切都是血统中的宿命。开始探监孩子的他，似乎这时才顿觉英雄老去，机会不再了。其诗《围棋》开篇就写到——我大儿执黑 小儿执白/我左手下黑 右手提白/我父子三人奔走于黑白两道/力图走上正道…… 前几年，明显沧桑了的王七婆，赶去成都接他的儿子出狱。我和李亚伟等大群哥们，为他们父子劫后余生的重逢接风。他那还只有高中生年纪的儿子，已然沉默寡言如成人。他略显歉疚地为儿子夹菜，儿子陌生无言地不愿正视这种迟来的父爱。对此两代人都躲不过的囚徒命运，举座黯然。 八 王七婆和我一样，几乎同时在遍历甘苦之后，选择了回归青春钟爱的文学。这时的我们心已老去，文字才终于开始成熟。他难得寂寞地整理完他的诗集《大系语》，交给我责编付梓。他在卷首献词中赫然写道——只要我一开始写诗，这个世界就要死人。 他的诗确实是这个平庸世界少见的江湖浩歌，每一个字都生硬磕牙，翻阅之间隐然如听刀枪迸鸣，是一种荒野奔命和绝谷斗杀的惊骇之声。我的朋辈多是这个时代真正顶级的诗人，当他重返诗坛时，许多人为之一震——这确实是一头硬鸟，能让人尿筋都散了。他的诗有浓厚的江湖气，格局和气场都十分霸道。比如： 今夜 大河奔流 南海北国相安无事，故乡走向黎明 路边的客栈醉了过客与老板娘。此刻谁的娇躯胆敢靠上我的肩，我将是他一生永远的依靠。 今夜 我一人 等于万人同聚，今夜我沉默 等于万声齐唱。今夜我一个真小人，像伪君子一样坐着。 即便是一个刀光血影中打拼生活的人，其内心也不免儿女情长；古人说——钟情者正在我辈。王琪博的情诗和情事，也多是江湖上的佳话。他能用近乎强盗的方式表达爱情，这样的独门暗器，确确乎胜似春药麻沸散之类古方。他在用诗写成的家书里这样表白——前生给你一张过时的地图，你就能在今世的生存夹缝找到纤细的我。时间纵然安排你晚到二十年，命运必然让我在该等你的时候多等你二十个春秋……来世提前给我一支笔一片云，我就能预先签下天堂里的责任承包田…… 他给恋人的诗也是充满流氓气息—— 我想通过努力 把你想进怀抱 你生于日期 成长为岁月 行走在桃花之上 睡在笔尖之端 我伤心时你徘徊在记忆的弯道上 你开心时我深陷在一首诗的结尾中 活着只为不与我正面相见 我想启动犯罪的方式扑到你身上 我想动用来世的资金控股你今生的婚姻 你若顺从就等于顺从了往后的日子 你若拒绝就从此拒绝了人间最美好的时刻 你真敢半推半就 那你不是骚货就是水货 就犹如一朵花长在枝头叫开放 掉在地上就得烂 不仅对女人深怀这种野蛮的柔情，本质上说，江湖中人托命于情义二字，也因此才有割头换颈的兄弟。矮子是他一生的至交，这个纯粹的道上人物，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一曲真正令我读之酸哽的《矮子之歌》—— 多年来你一直跟在我身后 踩着我的影子走自己的人生路 如今你已五十了 路虽走得长可仍就矮得像只乌龟 有时你鼓足勇气走在我的前面 我就不知不觉走上了斜道 你教坏我两个儿子 气死我一个丈母娘 你仍是我最好的兄弟 多年来你一直睡在我客厅 帮我挨刀挡枪过着侠客的日子 如今你知天命了还把自己当老婆 有时你依然是个哲学家 你冷嘲李白热讽徐志摩 说诗歌不能当饭吃 你是想让老子走老路去赚钱 你好重新过上吃喝嫖赌的日子 只可惜你的人头长不到我的项上 多年来你跟在我句子后面像个标点符号 帮我传递着意犹未尽的表述 其实你早已大半截身子入土了还食不饱肚 一顿当作三顿吃 三天当作一天过 有时你把老子当天才在看待 有时却把老子当弱智在打发 你说老子两个是尝尽人间百味的人 要吃就吃苦 要么就吃人 说得自己像坨棉花刀枪不入 矮子 想起你笑过之后我就想哭 我枉自比你高这么多 不能为你撑起一片生活的蓝天白云 今夜我独自走在你生日的雨中 身体仿佛是一只巨大的伤口 漫天的雨水象一盆盆盐水直往口子里泼去 疼得我骨头也一阵阵痉挛 我不得不向过去弯下腰去 矮得比你还矮 九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每每想起这样苍凉的句子，我就难免要感怀80年代大学生这一代朋友的奇特际遇。二十多年来，无数人载沉载浮，大起大落，生死相许，不少的弟兄甚至墓木已拱。现在我们也开始步入中年，当日英雄渐白头，转顾曾经的风云往事，常常想不起究竟是怎样在这个诡异的时代，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中年失路的王七婆，一定是在某个酒阑之夜猛然大澈大悟，被诗歌那一盏亘古相传的青灯又再次照亮了。名句曰——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他混入江湖的起点似乎源于诗，现在他急流勇退的靠岸点，依旧还是诗。他的一位江湖大哥，为了鼓励他金盆洗手回归诗歌，不惜免去了他的百万债务。但是尽管如此，诗歌在这个国度除非被御用，否则依旧难以养命。道上行话说：换帖子容易拔香头难，讲的还不只是一个放不下的问题，更多的回头者，难在找不到可依之岸。 在他的诗集出版之夜，他在电梯里邂逅了他今天的少妻。这个西南政法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子，竟然神奇般地爱上了这个一身匪气却已两袖空空的男人。良人者，妻子所以托终身也。当下立地转世的王七婆，终于决心要做一个良人了，可良人得要有良人的活路才行啊。江湖人的本事，讲的就是个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天知道这厮啥时学过美术，突发奇想开始油画了。虽然最初的作品，多由各码头的老大买走，但老哥们私下依旧觉得他不过是在闹着玩，认为那些买家也多是在还他当年的袍泽之情。 哪知道几年下来，他越陷越深，作品参展，还获金奖——这让我开始吃了一吓。本质上，我是一个美术的外行；乡村世界的品评——只看你画得像不像。如果他上手就是抽象派，玩概念随便涂抹颜料，那我还是难以确信。孰料把他的作品找来一看，还真不是那种蒙人的线条结构色块之堆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现在要他去乡码头支一个摊子，专为农家画先祖亡灵，他那准确且神似的手段，都能从乡亲们兜里掏出钱来——这才是真本事。 我最近在给他的一个短简中戏说——这个社会想要把你娃逼死，看来还真不容易。我们这一拨兄弟也许真没有改天换地的本事，但飘风泼雨地杀将过来，确实都混成了一粒煮不烂捶不扁的铜豌豆。任是如此，从良的男人和女人一样，也都各有各自的尴尬和困窘。 正如他的诗中所说——一个人走在四个矮子中间混迹道上，不敢说性格是刀削出来的，不敢保证眼泪掉下来不砸伤人，更不敢酒后逢人就摆大型龙门阵。 一个人用药下酒毒死夜晚的孤独，不敢在憧憬的时候露出回忆的神色，不敢说曾经怎样也不敢说将来咋，更不敢说人生醒和醉都是场误会。 一个人娶三妻生两子，不敢刨初恋的根，不敢让老婆听见前妻的电话，更不敢修座四合院把三妻四妾用一道门围进来。 一个人黄泉路边开客栈，鬼门关口摆夜市，不上天堂不入地狱，更不从中生离死别。 许多年前，他有名句曰——带刀的男人，不带表情，带着偏执与狂傲，向未来砍开通行的路。如今，几十年砍砍杀杀下来，他感叹的依旧是——路边有三朵野花，一朵是我，一朵是妻，一朵是女儿；我们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他一边行走江湖，一边在心底构思诗画，他终其一生似乎都想和谐地处置好自己。然而生活的荒谬，往往如其所说——当政权和我发生摩擦时，我选择了远离专政的心脏最大限度地绕道而行；在一个绝对生存的高度怀揣一颗圣洁的心，把自己绕进了雪域的牢房。 最后，我想说——琪爷，我们也该老了；白发江湖，我能为兄弟你写的，也就这么多了。剩下的往事，该你自己慢慢反刍，和血吐出来咀嚼吧。如果我们这一代都自个悄然刨灰，无声地埋葬自己，我们的儿孙何以知道，我们曾经历怎样一个三刀六洞的时代啊…… 野 夫 2011.7.13 完稿于苍山下茶隐村舍 进入 野夫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54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