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

镉米潜伏日久，食品全面沦陷，网络和微博出现前，请问民众试毒几年？道德法律缺位后，国人再续“病夫”前缘。年轻干部频现，破格已不新鲜，充满弹性的制度面前，谁说能力外的资本是零？官二代的标签背后，“血统论”毫不避嫌。。     食品安全沦陷致焦虑     民以食为天，对于几千年来依附于土地之上、以温饱为生活标准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信仰和精神都无法替代的。     今年2月，《南方日报》即以“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为题披露了湖南镉超标大米进入广东市场，但直至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检结果，其中8个批次的大米镉含量超标，比例高达44.4%。这个骇人听闻的数据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而官方刻意回避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之后，广东省开始对市面上的大米进行全面排查。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广东省质监局对全省618家大米生产加工企业成品库房中的大米进行抽样，检验重金属镉的含量，结果被抽检的762批成品米中，合格751批次，不合格11批次，合格率为98.6%。     据悉，这些被人们称为“镉米”的不合格大米分别来自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而导致大米被污染的根源则是产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这种可能引发“骨痛症”的镉米外表与一般大米无异，且价格相对便宜，所以纷纷流向了餐饮店和集体食堂，受众广泛。事关民生之根本，故一时间镉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与以往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标缺失的情况不同，此次镉米事件中，国标竟高于国际标准，因此“这些米可以出口，但是不能内销。” 但即使如此，依然有超国标的镉米在其产地被自检为合格，对于暴露出来的检验漏洞，尚待调查处理，但事关食品安全部分，人民日报撰文给出建议称“勿长期食用一个地方粮食”，而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网站刊文称“建议中国人少吃大米”，专家解释镉中毒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都市人吃的都是“百家饭”，且大米的食用量还不至于中毒。但如此“贴心”的建议却遭来一片拍砖，对于以大米为主食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服毒之举怎么理解都像慢性自杀，数据与科学的背书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惧。况且，镉米事发，引起人们对主食安全的担忧，找出原因、解决问题才是人们最期待的结果。     湖南作为镉米产地浮出水面，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早在2011年，国内已有媒体报道过镉米的存在，而其中的重灾区就是湖南。时隔两年，镉米依然潜伏于市场。而且据镉米的主要流向地，广州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一些米贩透露，湖南米重金属超标是圈内都知道的秘密。而这样的“圈内秘密”早已存在于各类食品的生产过程中。     从给黄瓜涂避孕药、拿老鼠肉造假羊肉、用神农丹种生姜，到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的镉米事件，菜、佐料、主食无一幸免。更兼有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这些久已有之的隐患，食品安全问题可谓愈演愈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炮制毒大米的天天吃着漂白馒头、做馒头吃了苏丹红西红柿、种西红柿的菜农的孩子喝了问题奶……如此恶性循环，让食品行业相互投毒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反而不投毒似乎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但正如《中国青年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那样：道德沦落不是市场经济的错。“公共问题失序的源头却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来自于公共领域的治理乱象，尤其是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在此次镉米事件中，劣币驱逐良币依然存在，上述结论依然有效。所以，即使所谓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一次次被重申和强调，国家的专项治理活动一次次被启动，但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面前，它们仍像是一只纸老虎。     作为受害者，广大民众的唯一反应只能是在网络上表达情绪。网友@野村牧笛 无不嘲讽地自创选择题“以下哪种物品无毒：A奶粉，B大米，C羊肉，D地沟油，E米线，F敌敌畏”。另有不少网友开始习惯性地声讨特权：“规章制度的制定人都吃特供”。不过在环环相扣的食品制作环节，即使是特供食品恐怕也无法让人高枕无忧。作家@北村 发出呼吁：“强烈建议你们这些投资大佬合伙开班一家全国‘良心食品’连锁农场和门市，提供干净清洁的食品，只要涉及最基本的米面油、蔬菜和肉食就行……”吐槽者，抨击公权者，求助商界领袖者，众生相皆有。更离奇的舆情还来自于对香港大米的报道，一向对食品安全要求甚严的香港，似有先见之明，自1955年起就已立法将大米作为法定储备商品，规定携带超过15公斤的大米过境即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此消息加重了国人的无奈：当防民下毒甚于防川、安全感靠从境外采购来支撑时，幸福感从何说起？     镉米事件又一次敲响了环境污染的警钟，身为消费者可以用钞票投票，但身为本地人的种植者，只能年复一年的生活在那里，而这一切，从GDP等地方政绩中都得不到体现。PX事件引发的震荡尚未平息，环保舆情再次升温，相关新闻接连不断，23日，人民网一则“民警跳污水救人肺部感染”的文章引起围观，文章称浙江温州民警跳入污水河救人后因“污水游泳后遗症”住院，网友喊环保局长去医院探望。去年温州、深圳等地均出现民间重金悬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控诉当地水污染问题的严重，虽然事件类似闹剧，但民众对于环保态势的关切不言而喻。     近年来官方的执政理念越来越重视民生幸福，但如今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却着实使人焦虑，五月初，《第一财经日报》曾刊出一则消息，称“北京空气污染致外国人离开”，即使加薪也挽留不住。外国人可以一走了之，用脚投票，但背负着“房”、“车”等几座大山的中国青年则无力可逃，也无处可逃。当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都无法得到安全保障时，无论多么宏大的梦想都只会成为青年人的精神麻醉剂，模糊中国人的变革意识，掩盖社会矛盾。22日，@经济观察报 消息称，青海省大通县56所学校500多名学生吃统一配发的营养早餐后腹痛头晕，阳光早餐变成了劣质早餐。每一次在食品安全领域爆发的核弹式的危机，最终都悄无声息，但其辐射式的危害依然存在。只是当杀鸡取卵、粗犷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名词越来越成为脱口而出的习语，而食品产业链中的互相投毒也已经快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中国人于麻木中自发地透支了下一代人的健康，甚至会毁了中国的未来。     食品安全的舆情呈铺天盖地之势刺痛着大众的神经，人们在不敢张口吃饭喝水的同时，心中自然开始揣测，在没有网络和微博的那些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但专家告诉读者，媒体放大了食品安全问题。于是加强舆论引导，也是每次突发事件的一个必备选项。但在法制和道德双双遭遇“滑铁卢”的当下，人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国人的道德底线和公共治理水平。只有微博等新媒体的监督似乎可以为人们的安全感拴上了一道保险杠。近几年微博在大灾小难中不管是聚集微力量还是推动名人公益，都有不俗的表现。故而民众也寄希望于微博能化解食品安全危机之殇。事实证明，因公共平台的发达而聚集起来的民众，才有了初步自保和对抗的力量。汹涌的舆情，沸腾的民意，才能够督促信息公开，督促政府改革，才能够在各种公益诉求中挟舆论以令法治——当食品治理已经千疮百孔时，只有给予民众足够强大的法律武器，才能够让民众利用公益诉讼来进行自保，这也是舆论监督的期待和必然结果，一切都要落实到李克强说过的“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要让犯罪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依靠法律铁腕来“补天”。此外，不能遗忘的，以及再次老调重弹的是，如《京华时报》评论中所说：“从公开污染真相开始，从公开镉米品牌开始，从问责相关责任人开始。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地方的政绩考核体系，彻底摒弃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年轻干部火箭提拔引众怒     中国公务员总数689万，多数人用一辈子时间才到正科级。如果35岁不能升到正处，45岁不能升到正厅，仕途可能就此止步。当然，也有例外。——这来自于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壹读iRead》杂志制作的“公务员升迁时刻表”视频。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50万。想必其中考上公务员并获得升迁的人只是少数，然而翻检历史，总有那么些人比较“幸运”和“例外”。     5月17日，网友@冒安林 曝光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之女袁慧中毕业三年蹿升至副处级，引来网友质疑。网友@开元旅业报 一句：“从安徽22岁的团委副科，到湖南28岁副处，再到这位火箭女副处，有木有一种心碎的感觉？”道出了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心声。而在公务员幸福感最低的调查报告，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艰难时世，做实际工作时情商与智商重要性之辩等三条新闻的对比之下，难免会让人心理失衡。@江苏岳延彬律师 微博称“官二代火箭升迁引发干部任用体制反思，任用程序形式似乎合乎规定，但背后显赫的父辈官宦背景难掩其巨大影响。”     扬州官方一再强调此事合乎法规，并称“35名委员选副书记时，袁慧中全票当选，大家对她比较认可”，此种说辞让人想到“曝光问题——回应‘符合规定’——组织调查——撤职”一套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在不久前，安徽22岁县团委副书记常俊生自称“凭本事当选”余音未绝，其父望江县编办主任与他一起丢掉乌纱帽，望江县10位官员受牵连；湖南27岁副县长徐韬在其父徐秋良卸任湘潭市雨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三天后成为了“最年轻的副县长”，“我的能力符合岗位”言犹在耳，降职正科级的决定就已下达，并有6名官员牵涉其中；头天山东金乡官方言辞凿凿“25岁女镇长韩寒任职经历符合规定，高票当选”，次日，身为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父亲与女儿二人双双辞职；广东揭阳揭东县“火箭干部”，27岁的江咏中六年被“破格提拔”三次接替其父的副县长一职；就在“扬州神女”事件持续发酵时，@冒安林 微博还爆出：“和袁慧中同批提拔的年轻干部中，好几位都是干部子女。”……尽管被“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被人不断挖出，其本人表态与官方回应也越来越及时，但稀里糊涂的撤职不是治本良药。《中县干部》中描绘的基层官场生态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官二代”小小年纪就能在官场一帆风顺，如此“禅让”的接班方式，如此“合乎规定”的上升路径，以及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同龄的“农二代”等群体瞠目结舌为之惊叹之余，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当贫二代逐渐被体制的规则拒之门外时，看似合理的程序也只会产生破坏公平正义的负能量，幸好，网络的发展倒逼着制度改革，此起彼伏的舆论压力呼吁一切公开透明，网民对于年轻官员火箭提拔的质疑其实拷问的是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模糊的用人制度，这些都是构筑官民信任的基石。     根据2012年扬州市公选副处级干部《简章》，担任正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正职满1年，担任副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副职满3年即具备资格，而按照目前国家有关规定由正科提任为副处需三年。显然这次为破格提拔，没有人反对优秀的人才获得破格升迁的机会，只是有些破格掩盖着不为人知的猫腻。“为人低调，做事扎实”南大博士袁慧中未必就不能胜任扬州市团委副书记的职位，南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背景的徐韬没准也能在副县长的位置上干出成绩。但恰恰是这种胜任与成绩的考核标准，民众一无所知。因此，年轻干部的良好背景在其升迁中的非正常影响，“官一代”们在这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也就成为人们屡屡质疑的地方。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其实皆非重点，真正引爆舆论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官员子女火箭升迁是否合理？@JP贾澎博士 认为：“如程序透明公开，合法合规，经得起质疑，让他们有机会才尽其用，有何不可？”组织选人用人既然有原则、有规定，就应该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公开其情况，透明其过程，接受民众监督。但从撤职以平民愤的事后补救措施来看，连地方官员都心知肚明，他们无法再自圆其说，蒙蔽大众。     根据《江苏省选调生工作暂行办法》，袁慧中博士毕业后直接担任维扬区西湖镇镇长助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一定年限后，适合做乡镇、街道领导工作的，经考核表现优秀的，及时提拔，适合从事其他领导工作的，也要及时选用”。既然“经考核表现优秀的要及时提拔”，那么，袁慧中在她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得以步步高升？其简历显示，三年工作经历，变动了五次工作岗位。5月20日，@冒安林 再发微博，称“三年里袁慧中完成了结婚、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大事”，这其中又有多少精力花在工作中。面对地方半遮半掩的信息公开现实，民众宁愿选择经验主义的推测，知情权被选择性尊重的年代，公众看到的真相只是冰山一角。该办法第十五条还规定，“选调生的直系亲属是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法院、检察院、组织、纪检、人事部门正副职领导干部的，在工作安排上要实行地区回避”。作为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扬州市委组织部称“其父在公选过程中进行了回避，未施加个人影响”。 @郑根岭引用白岩松观点，直接了当指出猫腻：“父亲的位置就对选拔产生无形干扰，直系亲属回避就会没有影响吗？制度不改，还会层出不穷。”@新华社中国网事三问“扬州神女”：“工作三年频繁转岗连升三级，缘何如此幸运从容？任职简历含糊其辞，难道其中藏有猫腻？在自己辖区内女儿短时间连续提拔，政法委书记父亲未参与公选过程就算回避？”回避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现今的制度也有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如今父子、夫妻等等直系亲属在同一个机构、单位互为从属关系的例子屡见不鲜，制度形同虚设。没有民主监督的问责机制只能沦为小部分人的私器，体制内的人自行决定规则的制定，制度必然被玩弄于鼓掌，失去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则是行将不远。     于是，17日，人民日报刊登两篇评论文章，特别是其中署名仲祖文的评论《破格提拔干部要从严》重申了官员选拔的纪律：“破格”也是有规矩的，不是破选拔任用标准的“格”，而是标准更高。文章还说，要全面把握干部政策、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要求，防止片面追求低龄化倾向，防止连续破格提拔，防止降格以求、拔苗助长。同一天新华社时评《从严从重处理，才能刹住违规用人之风》更是追问：轻描淡写的追责如何维护选人用人的公平机制，如何避免违规事件再次发生？“应对照党纪国法，出重拳下猛药，让扭曲规则的人付出代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河南调研时指出，“显规则”不落实，“潜规则”就有市场。对干部队伍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选人用人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纪律，按原则办事、按规矩办事，不能有例外、不能搞变通，更不能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     中央媒体的声音直指现有制度的严格执行，中央领导人的表态也着眼于干部队伍的严格管理，这与舆论场中的呼声仍然有所偏差，而年轻干部乃至官二代火箭升迁的现象也不会一夕杜绝，或许会转入更隐蔽的方式。     @周蓬安 评论道：“她爸是市委常委，安排一个子女任副处级似乎很正常，据说这是约定俗成。”乱象重生的背后实则是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们试图阻挠体制改革。这从岗位内定、萝卜招聘、就业歧视等现象层出不穷可窥见一斑。无论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官场规则，都阻碍了底层民众自由向上流通，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抗拒情绪，仇富仇官心理产生，政府公信力受损。     人民网理论频道昨日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文章《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作为头条推荐，其中指出，清明的政治，不仅要有官员的清正、政府的清廉，还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众认同的政治制度。       本文来源《财经网》作者：舆媒素                                                                                                                                                                 —–白衬衫

特权阶层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里。受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每一个社会对特权阶层有不同的定义和看法。在中国，特权阶层往往指那些能够通过公权力（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个体地或者集体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与和自己相关的人，获得与其所掌握权力不相配的利益的那些人。掌握公权力的社会群体包括高级公务员、现任政治人物、离退休政治人物，及其他可以用各种方式享受权力资源的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特权阶层又要加上掌握巨大资本的群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本来不是特权。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资本要不属于国家（公权力），要不和公权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获得还是运作，都和公权力相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资本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被资本影响的社会群体的命运。资本特权这个群体很重要，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聚焦于前一个群体。     在中国，并不难发现，掌握公权力的群体可以获得超越其权力职位的好处。因为他们是掌权者，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从国家获取哪些好处，获得多少好处。公务员系统比较复杂，有区域差别（东西部的差别，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别），也有等级差别（中央、省、地区和县市等）。但不管如何，级别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到了一定的级别，拥有了权力资源，他们便可以追求特权。     尽管较之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高级公务员的名义薪水并不高，但这个群体则在众多的领域享受着无穷的好处。他们有方方面面的福利，包括政府住房、政府部门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车等等。即使在薪水增加方面，这个群体也几乎可以自主决定。近年来，公务员已经数次加薪。正因为公务员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这些年来，这个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精英最向往的领域，甚于任何私人和外企领域。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争当公务员。     另外一个群体，即领导群体或者高级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则享受着更难以说清楚的特权。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基本上是无需通过市场交易来维持生活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保证他们生活的各种所需。货币和现钞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对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没有制度规定，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享受各种新生的特权。对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说，国库就是私人银行。     特权制度的负面影响     特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30多年了，但公务员领域俨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所有都是“公”字当头。除了一些底层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普遍都不需要在市场上获得所需物品，包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交通、食品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生活在计划的城堡里面。这使得他们很难了解城堡之外（即生活在市场领域）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房地产、食品药物监管等改革不力，和掌权者的城堡政治密切相关。     很显然，如果掌权者也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住房、医疗服务、食品药物等，他们必然尽最大的努力去改革，因为他们可以从改革中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无需通过市场而生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动力去做改革的努力，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改革会负面地影响到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的合法性快速流失。这是特权的政治代价。     第二，特权具有巨大的财政代价。特权阶层毫不吝啬地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有限的社会财政资源。在维持特权阶层的供给方面，政府财政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扩大。政府规模扩大的压力在今后不会减少。随着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     其次，离退休干部的规模在急剧扩大。中国领导体制改革，确立了限任制和年龄限制等一些新制度，有效加速了领导层的更新，但同时也在增加着国家的财政负担。离退休高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层的群体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寿命也在增加。     再次，特权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特权的种类一直在增加。很显然，如果不加以改革，特权最终必然会成为深刻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特权也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即造就了社会的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特权群体实际上是有钱的阶层，但现在的制度并不要求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向市场购买服务。进而，很多特权者即使不需要某种服务（例如药品），但出于自私心理，他们也往往会根据规定而变相地领取这种服务（例如把感冒药换成其他的营养药品），从而造成严重的浪费。这样，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公众，尤其是穷人阶层，所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因此，人们说，一个高干多活一年，需要消耗掉多少老百姓的福利。     其次，特权造成了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在所有国家，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的其中一个社会目标，就是要保障给于社会成员差不多的起点。但如果特权阶层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不仅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而且社会机会会变得更不公平。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绝大部分，被政府内部的特权阶层所消耗掉了。     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流动性减少，当然也影响着机会的平等。     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     怎么办？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前东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要想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从制度层面来说，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首先是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无论是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在大大减少非货币化的收入或者服务的同时，实行合理的高工资。其次，逐渐拆掉城堡政治。党政官员可以实行高工资制度，但必须向市场购买服务，就是说去医院看病要付钱，也要花钱到市场上购房、购食物等等。这些制度对执政党来说会有巨大的政治红利，即长期执政。类似的制度可以使得党政官员不脱离社会，了解社会现实；它们也有助于社会对党政官员进行监督，从而可以减少和控制他们的腐败程度。     政府也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地产税等方式确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长远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现在是丑态百出，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出现了“纨绔子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满清王朝晚年出现过，也在欧洲贵族统治时代出现过。欧洲特权政治最后导致了统治阶级“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尤其是民主化来临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诸如遗产税那样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特权的代代相传，延续特权群体的长远利益。     也就是说，不能这辈子是富人，以后很多辈子都是富人。富人家族后代仍然有机会变为穷人，重新创业。同时这样做也改善了社会公平，通过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也有类似的制度。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类似的制度，如果社会整体不想衰落的话，就必须确立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对社会整体有利，也符合既得利益的长远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特权的社会化。这是西方社会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需要特权，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稀缺，因此需要通过公权力来获取特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如果这些领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来了，特权就变得不是那么需要了，因为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社会，都可以从社会政策获取公共服务。这是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经验。尤其在北欧社会，因为有强健的社会政策，即使是公务员和政治官员的低工资制度，政府仍然能够维持非常清廉的水平。在社会政策强健的情况下，谁还需要搞权力寻租呢？这是一场政府和社会的双赢游戏。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特权阶层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最大量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政策的确立越来越困难。尽管近十年来，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努力不少，但制度水平仍然极其低下，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其中特权阶层又占用了绝大部分。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政策不能得到确立，不仅特权阶层仍然需要继续用公权力来获取额外的服务，社会各个非特权阶层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越来越大，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     很显然，特权制度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甚至失去改革机会的危机，而演变成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本文来源《联合早报网》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