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

中宣部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

宣传部,即中共的“真理部”,全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部门。中宣部负责领导和组织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工作,包括宣传思想理论研究、宣传思想政策制定、对外宣传、文化艺术事业的指导和管理等。

中宣部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宣传机构之一,拥有广泛的宣传渠道和资源。同时,中宣部也是控制中国舆论、意识形态以及打压言论自由的主要机构。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宣部也成了习近平思想的重要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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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传部长谈走转改活动:让报道感动社会

真正做到“两个坚持”、“四用”、“四有”,将“走转改”活动视为解决思想问题的“大课堂”,密切党群关系的“连心桥”,打造精品力作的“金钥匙”、锤炼干部人才队伍的“大熔炉” 文/鲁炜 2011年8月,全国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正式启动。在过去的8个多月时间里,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新闻单位高度重视、深入开展“走转改”活动,大批编辑记者深入基层蹲点调研、采访写作,在了解基层实际、反映群众意愿、树立良好形象、推动具体工作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今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努力探索长效机制,推动“走转改”活动常态化。春节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中央电视台“新春走基层”活动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推动“走转改”活动持续深入开展。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同志为《我们在基层――首都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报道集》一书作序,指出北京市新闻战线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好“走转改”活动,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好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感受广大基层群众的冷暖,更好地履行职责、反映群众心声、讴歌伟大时代。 总结前一阶段“走转改”活动,探索“走转改”活动的长效机制,关键是要落实好中央要求,真正做到“两个坚持”、“四用”、“四有”。 “两个坚持”:始终把准方向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揭示了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立身之本、从业之基、成长之魂,是指导新闻工作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走转改”活动的根本立场,为我们做好新闻工作提供了认识论、方法论。新闻媒体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始终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前沿,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是我们与西方媒体在价值认同和发展方向上的分水岭,所有新闻工作者对这一认识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把握导向和原则上,就会自觉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在看待成绩与问题时,就会自觉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为己任;在面对呼声与质疑时,就会自觉以维护人民利益、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守这个立场,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这个世界、思考这个时代,更好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要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立场,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确保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就要通过深入实践“走转改”,接受思想和精神的洗礼,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解,将实践上升为理论,再通过理论指导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走转改”过程中,对于怎样看待和报道情况和问题、怎样反映群众的呼声、怎样开展舆论监督等,也曾有过一些困惑,难辨方向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指路的明灯。我们要始终牢记,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人民的喉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离开了这个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走转改”就会走“偏”了、转“斜”了、改“歪”了,新闻工作就会迷失方向。 二是坚持群众喜闻乐见的标准。“走转改”活动成效如何,必须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来检验,关键要看群众是否喜闻乐见。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导、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走转改”活动作为新闻战线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坚持群众喜闻乐见,就必须始终奉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认可不认可作为检验活动成效的标准。这是最终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如果群众不爱看、不信服,写得再花哨、讲得再玄妙,都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一位记者跟随中央新闻单位青年记者革命老区行采访团到陕西省延安市下盘石村,与群众同吃同劳动。回来后写出了《喊着下盘石,我们哭了》。群众说,没想到这么多中央来的记者说住就住下了,他们是党派来的,党没忘了延安人民。当记者再次回村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北京市属媒体记者在深入“走转改”时发现,在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试点中,基层工作人员想百姓所想,赢得了民心,从最初居民们张口闭口“你们的方案、你们的项目”,到现在听到的都是“我们的方案”。记者敏锐捕捉了群众口气的变化,见证了政府与市民的融洽关系。各类媒体播出的栏目、发表的文章、上传的网页包括手机报,都要以群众愿不愿意看,能不能看了信、信了服、服了坚定跟党走的决心为标准。 坚持这个标准,就是要真正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写出清新质朴、群众欢迎的新闻佳作,进一步提升新闻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就是要更好履行“喉舌”职能,及时准确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进一步提升新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是要把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意愿相结合,在打牢共同思想基础、传播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进一步提升新闻的引导力和号召力。我们只有始终牢记这个标准、坚持这个标准,将其贯穿新闻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才能有更多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好作品,才能把新闻写在大地上、写在群众的心坎上。 做到“四用”:让新闻“带着露珠” 一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客观世界。什么是客观世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眼里,客观世界在广阔的祖国大地上,在基层里,在人民群众火热的实践中。客观世界蕴含着无数的好新闻,只有走进基层、深入基层,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挖掘,才能真正了解大千世界,发现祖国之美、人民之美、生活之美。要“眼睛向下”,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深入细致地观察伟大祖国的变化,观察经济社会的发展,观察人民群众的生活;要“独具慧眼”,以更加巧妙、更为丰富的视角,找到别人没想到的角度、挖掘别人没达到的深度;要“眼见为实”,视真实为生命,不能凭空想象、人云亦云,做到“不是亲眼所见的不报道、不到现场采访的不报道、不经审查核实的不报道”;要心怀敬畏,饱含深情,北京电视台一位女记者采访园林绿化工人,一把拉住了工人的手仔细看,发现老工人的手上全是口子。老工人嘿嘿笑着,记者的眼泪却下来了,这篇报道就成功了。 二是用自己的耳朵倾听人民的呼声。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党的新闻媒体和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坚持人民至上。“走转改”要把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目标,认真倾听群众诉求,真实了解群众愿望,切实解决群众困难。但怎么听群众呼声?是道听途说,还是听风就是雨,还是网上扒新闻、传谣言。走基层就是要解决这些以讹传讹、偏听偏信的问题,就是要与人民群众手拉手、面对面、心贴心,用自己的耳朵去真诚倾听群众的所思所想,深入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就是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反映社情民意,听取民间智慧,推动党委政府更好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三是用自己的双脚深入基层。“脚底板下出新闻”,这是永恒的真理,也是我们优良的传统。新闻界的老前辈穆青同志,一生之中七到兰考,八下扶沟,九上辉县,千百万农民都知道有个叫穆青的新华社记者。新闻工作者只有做到“一身汗、两腿泥”,真正融入到群众中去,血管里才会流淌着群众的血液,笔尖才能流淌出鲜活的文字。走基层不能“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要迈开双脚走下去,把脚印留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既要“身入”,更要“心入”,要带着真心下基层,带着热情下基层,带着问题下基层。一位网友曾留言,“纵然走了十万八千里,如果心还浮在上面,仍然是空走一遭。”因此,走基层必须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表面文章,要亲临现场、亲眼目睹、亲身感受,真正在思想上、感情上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走出“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精品报道来。 四是用自己的思考把握时代的脉搏。刘云山同志说过,我们正赶上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够记录这个时代前进的脚步,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莫大荣幸;生动反映这个时代主人的火热生活,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责任。新闻工作者要做时代的记录者、见证者、弘扬者,积极投身时代的洪流,深切感受时代的发展,深刻体悟社会的变迁,写出更多反映科学发展伟大成就的精品报道,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言;要以敏捷的思维、深入的思考,在千头万绪中把握社情民意、在千变万化中扣紧社会脉搏,每一篇稿子、每一段录音、每一个视频都要体现新思考、反映新创造、展现新变化。只有这样,新闻作品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做到“四有”:让报道感动社会 一是要有感人的故事。“走转改”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新闻作品中。好新闻首先要有好故事,把故事讲精彩,是新闻的魅力所在。无论中外,凡新闻作品之上品,无不包含着感人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评价一个作品的优劣,核心是能不能打动读者,感动受众。现在有的新闻报道有一大通病,就是不善于讲故事,只是概括和总结,原文照搬材料,内容空洞无趣。对此,人民群众不爱看,读者把内容呆板、情节虚假、语言晦涩的新闻作品形象称为“抽屉稿”、“擦鞋稿”。每一名新闻工作者,都要会讲故事、善讲故事、讲好故事,不讲虚闻假事,少讲奇谈怪事。例如,北京市属媒体,就要多讲展现首都科学发展伟大成就的故事,多讲反映人民群众火热实践的故事,多讲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为民办实事的故事,多讲人民群众感激党和政府的故事,多讲“北京好人”、“身边雷锋”的故事,多讲各级党委、政府执政为民的故事,多讲人民群众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伟大创造的故事,使人透过生动的故事,感人的情节,看到祖国之美、首都之美、社会之美、人性之美,看到党的伟大,政府为民;看到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怀。在发现故事、采写故事、传播故事的过程中引导读者,教育自己。 二是要有鲜活的人物。人是新闻报道的主体。好的新闻,既要见事,也要见人,有人物没故事,人物不鲜活;有故事没人物,故事没灵魂。有没有鲜活的人物,是检验是否真正走基层的一个直接标准。北京媒体曾集中报道过一位70多岁的老人17年在天安门广场义务捡拾烟头的故事,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我们的采访报道,能否让平凡的典型“火”起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把人物写得“活”起来。只有跟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才能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才能真正让新闻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细节生动化。要努力使我们的版面上、屏幕中、时段里、网页上都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用真人真事,用新闻人物的真感情、真感受,鼓舞读者、感动社会。 三是要有生动的语言。生动的语言最能展示记者的水平,也最能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群众是语言大师,群众语言来源于实践,与八股的语言、呆板的语言、干瘪的语言水火不容。生动的新闻作品,总是善于发现和挖掘群众特有的语言,善于用群众的语言来反映事实。北京市开展的百姓宣讲活动,受到市民热烈响应,原因就在于宣讲员全是普通百姓,始终用百姓语言、讲百姓故事。“呆在办公室憋,盯着网络扒,东拉西扯凑”,这样的作品里永远不会有群众的语言。广大的新闻记者、版面编辑、播音员、主持人以及新闻单位的各级领导,都应该走出编辑部、走出演播间、走出拼版室,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用群众的语言、群众的智慧来丰富作品。要努力做到多一些活泼清新,少一些陈词旧调;多一些短小精悍,少一些鸿篇巨制;多一些娓娓谈心,少一些耳提面命;多一些深刻分析,少一些简单肤浅。 四是要有难忘的场景。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现在,一些新闻作品里没有场景,很多时候是记者根本没去现场。场景给人触动、给人震撼,能够有效地再现新闻的真实。故事的梗概、人物的身份都可能被忘记,但鲜活的场景和画面,却会深深烙印在受众的脑海之中。中央电视台曾连续调动多档新闻栏目聚焦云南省福贡县拉马底村“索道医生”邓前堆的故事,不仅受到全国观众强烈关注,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李长春同志专门作出要把宣传先进典型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重要指示。当人们看到“索道医生”脚下是滚滚江水,每天溜着铁索给乡亲看病的场景时,宛如身临其境,试问谁能不为之动容。要把场景写好写活,就必须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第一时间到现场去,客观、准确、及时地传递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突出现场感、画面感,让读者如临其境,历久难忘。 “走转改”活动绝不是短期之策、权宜之计。作为创新新闻宣传工作、落实“三贴近”原则的根本举措,作为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提升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服务人民群众的必然要求,“走转改”活动已成为改进我们工作的根本性措施。基于这种认识,北京市率先把“走转改”活动延伸到理论战线、文艺战线和互联网新媒体,形成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系统广泛参与的生动局面。各单位结合“走转改”的要求,建立完善了深入推进“走转改”的长效机制,真正将“走转改”活动视为解决思想问题的“大课堂”,密切党群关系的“连心桥”,打造精品力作的“金钥匙”、锤炼干部人才队伍的“大熔炉”。北京市将不断研究和探索建立深入“走转改”措施,确保长效机制立得住、行得通、管得远,确保“走转改”活动走得实、转得真、改得透。□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 (本文来源:新华网 ) 责任编辑:NN032 订阅来自奶味网: http://www.naivix.com/china/2012-04-18/2070206.php 奶味网:专业的RSS全文新闻提供商,以后不再有广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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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伤害医务人员案

中宣部:关于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伤害医务人员案致1死3伤一事,媒体不评论不炒作,后续不报道。外地媒体一律不派记者到当地采访。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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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列夫的绝唱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公开性之父”、“改革设计师”之美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2003年,《雾霭》一书问世,它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以下是该书的精彩片段。    一 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宣布新政权成立的法令墨迹未干,捷尔任斯基即声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和复仇的历史使命。次日,也就是11月10日,举行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同人民公敌进行更加有力更加积极的斗争”。请注意:“人民公敌”。   总之,在十月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当局的三大战略性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十月革命后才过去一个月,12月11日政府即赋予“人民公敌”概念以正式的地位。“人民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之责任,特宣布立宪民主党为…… 人民公敌。”法令由布尔什维克首脑签署。   1919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惩戒和恐怖组织——全俄肃反委员会。该委员会首先被赋予政治功能。罗曼·古利指出:“…… 捷尔任斯基在俄国上空举起了‘革命之剑’。就死于共产主义恐怖者人数之不可思议而言,‘十月的富盖’超过了雅各宾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动派的恐怖。俄国将自己历史上的可怕乱世与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长期浸泡在血泊之中。”   1918年8月,捷尔任斯基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信中说:“让工人阶级以群众性恐怖去击溃反革命的邪恶势力!……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入集中营!”紧接着捷尔任斯基的公开信之后,他的副手彼得罗夫斯基向各地肃反机关发电报。电报中说,尽管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真正的大规模恐怖尚未组织起来。他提出将可疑者、稍受牵连者统统逮捕和处决。接下来他说:“在运用大规模恐怖时不得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不得有丝毫的优柔寡断。”   如果说罗伯斯比尔将恐怖宣布为美德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是把恐怖说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写道:“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 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10—18日)上,著名的水兵热列日尼亚科夫声称,“布尔什维克准备处决的不仅是1万人,而且是100万人,以便粉碎一切反对派。”于是确定了战略方针,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季诺维也夫等“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一”。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一个。在坏人的行为中,一切都很相似。   1918年6月21日沃洛达尔斯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任)被刺身亡后,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才在中央委员会听说彼得格勒的工人希望以群众性恐怖来回应沃洛达尔斯基的被刺,你们(不是你本人,而是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们)却劝阻了。我坚决抗议!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 是在妨碍群众完全正确的革命首创精神的发挥。这—是—不—行—的!恐怖分子会把我们当成窝囊废。这是个非常的军事时期。应当鼓励恐怖的魄力和规模……”   布尔什维克首脑的“恐怖的规模性”的确成了大规模的实践。为回应乌里茨基(也是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副主任)被刺,处决了500名人质,均系完全无辜者。   1918年8月9日,布尔什维克首脑发出几封电报,一封比一封骇人听闻。致电下诺夫哥罗德的Г. 费多罗夫:“应当竭尽全力,组建独裁者三人小组(您、马尔金等),立即实施大规模恐怖。”致电奔萨的叶夫根尼·博什:“必须……对富农、神甫和白卫军实施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将可疑者关进城外的集中营。”   次日,仍然致电奔萨:“致库拉耶夫同志、博什同志、米金同志等奔萨共产党员。同志们!对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必须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是整个革命利益的要求,因为如今处处都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坚决斗争’。应当树立榜样。一、至少绞死(一定要绞死,让老百姓都看见)100名众所周知的富农、财主、吸血鬼。二、公布他们的名字。三、没收他们的全部粮食。四、确定人质——根据昨日电报。要使数百俄里之内的老百姓都看见,都害怕……收到电报请回电,执行情况也请电告。你们的布尔什维克首脑。”致利夫内执行委员会:“必须…… 没收反叛富农的全部粮食和一切财产,绞死富农中的主谋……”布尔什维克首脑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驻萨拉托夫的全权代表派克斯“任命自己的首长并处决阴谋分子和动摇分子,谁也不用问,不允许白痴似的拖拉。”关于同尤登尼奇的斗争。“…… 处死尤登尼奇…… 如果进攻已开始,可否再动员2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1万资产者,在他们身后架上机枪,枪杀数百名,对尤登尼奇实施真正的大规模猛攻。”   又是绞死,又是枪杀,又是烧死……   布尔什维克首脑热中于恐怖。“致克列斯廷斯基。我建议立即成立(起初可以秘密地)专门委员会,以制定紧急措施(拉林所主张的。拉林说得对。比方说,您+拉林+弗拉基米尔(捷尔任斯基)+李可夫?秘密地准备恐怖:必须而且紧急。布尔什维克首脑”。   1918年9月5日,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决定中说:“听取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肃反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来保障后方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有计划性,必须尽量多派负责的党内同志去;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恐怖进入了新的阶段。   据《北方公社报》(1918年第98、99、100、101期)报道,仅仅1918年9月、仅仅彼得堡一地,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有949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第一批人质512人于9月初处决。第二批人质437人随后处决。请看他们的社会构成:部长2人,海军上将1人,将军21人,上校22人,军官320人,海军军官18人,商人18人,银行家3人,工程师7人,大学生3人,妇女2人,各党派成员15人,罗曼诺夫家族亲王4人,普通士兵1人。   1918年和1919年的7个月内,处决了8389人。其中: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1206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234人;基辅肃反委员会825人;全俄肃反委员会781人;集中营中关押了9496人,监狱中关押了34 334人;扣作人质13 111人;上述时期共逮捕86 893人。   叶卡捷琳诺格拉德市监狱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处决了将近3000人。敖德萨肃反委员会在11个月内处决了“15 000至25 000人,报上刊登了1920年2月至1921年1月期间将近7000名被处决者的姓名。敖德萨还有80 000人在关押地。”1920年9月,斯摩棱斯克镇压了卫戍部队的起义,镇压过程中处决了1200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消息报》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单,处决了1634人,其中妇女78人。据报道,“纳希莫夫大街上挂满了军官、士兵和非军人的尸体,他们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经审判即匆匆处死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的肃反委员会处决了将近29 000人。据马克西米利安·沃罗宁证实,恐怖的第一个冬天(1920年)克里米亚处决了96 000人。   1921年4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北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1—2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集中营网遍于国中。仅奥尔洛夫省20年代就有5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俄国公民曾经进过这些集中营。在1919年的四个月内,仅仅一号集中营就关押了32 683人。集中营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如果说1919年11月仅有21处的话,那么1920年11月已经达到84处。   凡是读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首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其中也有关于他的“政治遗嘱”的神话,认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就是“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他的遗嘱。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以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恐怖,这是大错特错。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搞恐怖,搞经济上的恐怖。”集体化、工业化、政治犯奴隶般的劳动就是将这一布尔什维克首脑遗嘱变为现实的的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起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期间,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其中说道:“库尔斯基同志!…… 我认为应当将死刑的运用…… 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各种活动上面。”不久又去一信:“库尔斯基同志!…… 公开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政治上正确(而不仅是法律上狭窄)的论点,来说明恐怖的实质、它的必要性、它的范围。”   接到布尔什维克首脑指示的,不仅有肃反工作者,还有法庭:“我们的革命法庭对公开替孟什维主义者辩护的人应当处以极刑,否则就不是我们的法庭,”1922年3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说道。在1922年第一部苏联刑法典中,就出现了“鼎鼎大名”的规定以“政治行为”处以极刑的第58条。   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 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 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 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 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 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 ⑹ 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 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 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 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 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 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 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 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 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 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 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 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二 妙语连珠   “战争赔款”   谈话末了,我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   “科尔先生,这一切都很好。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有建设性的,不过有件事情让我不得安宁。始终折磨着我。”   “您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德国至今没有付清对我国的赔款。”   “什么赔款?我们全都付清了的。”   “不对,科尔先生。德国政治学家杜撰了在地球上建设最好社会的理论。德国人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构建自己的幸福,却把这个计划塞给我们。俄罗斯咬上了这个诱饵,把社会破坏活动当成了善行。结果是我们变穷了,落后了。现在又来向你们求援。”   科尔听了大笑不止。   那个组织   除了已经讲过的而外,我就不去详谈苏联历史的细节了。其中许多东西都混淆不清,交织和缠绕在一起,诸如恶与善、罪恶与自我牺牲、凶手与受害者、使人痛苦的仇恨和尚未彻底泯灭的善心等等。简而言之: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及其帮手有罪,斯大林及其躁狂的争权、残忍、蔑视人的个性有罪。鼓吹‘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的列宁有罪。然而这还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半。一个、五个、九个、一百个‘超人’也无法如此毁坏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命运。正因如此,我才想谈谈意识形态、谬误、盲目的信任、我们过去所崇拜的理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认为那个组织的掌权是为社会所接受的、对社会说来是安全的,并从而承认它有权掌握最高的绝对权力呢?这个组织在七十五年中始终坚持其再明显不过的谬误,郑重其事地认为并且公开断言:它、也只有它才洞悉社会生活潜在的动因、历史的客观规律、幸福未来的处方和通往幸福未来的秘密路径。   凡是那些出于最良好的动机、试图哪怕赋予该组织的行动以某种合理性的人,这个组织都是坚决彻底地猛烈抨击之,逐出自己的队伍,进行整治、迫害、诋毁和肉体消灭。   这个组织把国家和人民当成自己手中一块可以随意塑造的粘土,患上了过分自信病,除了靠它为自己创立的超级集中和超级军国主义化的国家的全部实力来加重的抽象的历史责任而外,它不负任何责任。一种到了癫狂状态的偏执。   历史帐单   布尔什维主义不得逃避对以下行为所负的责任:   1917年非法的暴力国家政变及随后开始的‘红色恐怖政策’;   发动同胞相残的内战;   消灭俄罗斯农民;   消灭基督教教堂、佛教寺庙、穆斯林清真寺、犹太教会堂、祈祷室,对信徒的迫害,使国家蒙羞的反良知罪行;   消灭俄罗斯社会的传统阶层——军官、贵族、商人、知识分子、哥萨克、银行家和企业家;   闻所未闻的假案,伪造的判决,庭外判决,未经审判和侦查的枪决,虐待和拷问,成立集中营、包括关押儿童人质的集中营,对和平居民使用毒气。有两千多万人在列宁斯大林清洗的绞肉机中遇害;   消灭一切党派和运动,包括民主和社会主义取向的党派;   拙劣地进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时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正规军几乎全部被俘或者被歼。只是3000多万死难者组成的墙壁才使得国家免受外来的奴役;   对于原苏联战俘犯下的罪行,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从德国集中营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   野蛮地将德意志人、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朝鲜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土耳其-麦斯赫基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加告兹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西乌克兰人从故土驱赶至我国荒无人烟的地区;   策划对于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工程师和医生的迫害,对于祖国科学和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   策划种族主义诉讼案(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者’、‘医生杀手’),旨在挑起族际纠纷,激起卑鄙的本能和偏见;   策划针对任何异己思想的罪恶运动;   全盘的无所不包的国家军国主义化,结果是人民彻底贫困化,社会的发展陷于灾难性的停滞;   确立针对人、人的荣誉和尊严、人的自由的专政。   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历次战争中的罪恶行为,由于饥饿和清洗,有六千余万人死于非命,俄罗斯濒临崩溃。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充当了走上消灭本国人民道路的反爱国主义主要势力。这股势力给人民的遗传基质、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健康造成了不可思议的损失。   为了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坚决而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非布尔什维克化。   企业家与官员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拥有什么呢?我们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拼命干活者的队伍愈来愈庞大,他们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勤劳、自己痛苦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和灵巧上。不错,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得耍手腕,因为一群官员老是在纠缠他们。要不断地摆脱官员:有时用棍子,不过更多地是靠贿赂。扔下一块肉,狗就会跑到其他院子去转上个三两个月。   俄罗斯官员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滋润过。官员大大富过尚嫌衰弱的企业家阶层。贿赂成为像见面握手一样必不可少的事情。任何一家商号,只有通过官员才能开张。在俄罗斯,致富之路总是多半通过权势的侵吞公款。如今这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规模。官员决定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无论在上帝、社会、法庭面前都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一群受贿者毕竟不是一群讨伐者和刽子手。官员狡猾,但俄罗斯生意人更狡猾,他们学会了耍花招。小公司像蟑螂一样见缝就钻,地上,床垫上,集市的小桌上,哪儿都可以摆自己的商品,还可以走街串户。最机灵者往往进入中产阶层,全靠自己的勤劳和灵巧。   俄罗斯的溃疡   贫穷和无权地位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俄罗斯永远的溃疡。贫穷是由于缺乏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无权地位则是由于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看得过大。   戈、叶的功过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有过多少错误和失误(有时还是严重的错误和失误),他们毕竟使国家留在民主的轨道上。历史将会忘记他们彼此的不睦,却将会牢牢记住他们的业绩。他们都是自愿交出权杖,从而显示出个人的勇气和历史的洞察力。   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   如今,许多人开始忘记改革前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改革前的我们又是怎样的我们。忘记了那种扼杀一切活物、甚至新事物微小萌芽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们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只是随着对新信息、新知识的掌握,逐渐弄清楚了(这里我说的是自己)马列主义是无效的,它反映了社会之中在他人的口袋里、最好是在抢劫和破坏中寻找自己“幸福”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至今痛恨他人的成功,痛恨并非属于自己的幸福。   已经忘记了苏联人没有权力和财产,以便于仍然做个昆虫,顶多是个小啮齿动物。已经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买到一瓶伏特加是乐事,买到一截香肠就更是乐事。已经忘记了不排队购买臭肉和烂土豆就无法过活的日子。那年月还缺不了亲爱的告密者,缺不了在党委会、工会委员会上就某个“道德败坏者”同谁的妻子干了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进行的辩论。甚至在朱可夫元帅和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卧室里都装上了窃听器。其实,政治局委员全都受到窃听,总书记和总统也未能幸免。平行党——肃反工作者党负责人的求知欲很强,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   当空想掌握了群众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向自己提出难以解答的、折磨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国家里,空想掌握了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什么自由思想受到如此粗暴、厚颜无耻的践踏?为什么消灭农民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血腥迫害、生态方面的野蛮行径、捣毁往昔的物质和精神象征居然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党国管理者帮派?他们寄生在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永恒期望之上。为什么人会如此软弱和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对当局的强盗行径鼓掌,相信只有消灭“人民公敌”及其子子孙孙,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特别落后?   不照规矩来   1985年国家向着自由前进。将苏联生活法典中关于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犯刑事罪的条文弃置一旁。极权制度的瓦解为建设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创造了条件。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有自由选举、议会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正常的市场,没有对核对抗的恐惧感。只需工作,致富和高兴。打起精神来,就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不。我们根本不需要照规矩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照规矩来。我们不愿意走下街垒,很不愿意。又是对于专制的渴望,对于革命跃进的向往,革命跃进诞生了冒险主义以及无爱国心、冷酷无情、像过去布尔什维克和惩治者一样攫取国内政权的官员。为什么呢?   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这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对抗的状态。而且某种形式的专制始终占据上风,使俄罗斯陷于贫穷和奴役,自由主义则总是受到当局的摧残。专制就其实质而言,客观上充当着“第五纵队”的角色,暗中抵制和阻碍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   忽视教育和科学   其中主要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错误是忽视教育和科学、忽视整个社会领域。这个错误大大降低了对于民主管理的信任度,产生了“新的赤贫”——如今已是学者、医生、教师、退休者,并且为社会蛊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实不仅为蛊惑、也为正当的愤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育和科学是文明的基础,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一大罪过,也是对于生活质量的一大打击,而生活质量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基础中之基础。   开放性乃是国家的医生和法官   如果俄国人知道过去内战和其他大小战争花掉了多少物资,清洗和扼杀农民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疯狂的军国主义化、和平时期供养六百万军队、毫无意义的土壤改良、对东欧国家的占领、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花掉了多少经费(这一切都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怪癖,对人民有害),那么他们对无能当局的看法肯定会大不一样。若是没有这些罪行,那我国人民就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   变“国家——社会——人”为“人——社会——国家”   改革用头撞击可见的和无形的墙壁已长达二十年,改革仓皇失措,四处寻找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道路。我们在向着光明奔跑,却遭遇黑暗。怎么回事呢?   依我之见,如果不对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一次果断的非布尔什维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注定要经过痛苦的震动。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断言,我们该彻底改变权力模式了。不是国家——社会——人,而是人——社会——国家。到那时一切必将各就各位,真正的公平必将得胜。   俄罗斯偏离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   应当说,甚至在改革之初也尚未形成一种有分量的清楚认识:(精神和肉体上的)生命力的天然储备受到极其严重的白白糟践,以至人民的生存本身都成了完全现实的问题。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在一百年前就曾预言:“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中隐藏着自相残杀的因素”。我不想同意这个想法,却又常常回到这个想法上来。因为我明白:俄罗斯偏离了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把俄罗斯仅仅当成世界革命的材料的反俄思想。智能受到持久而无情的扼杀。以同俄罗斯格格不入的社会发展构想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经济上毁掉了国家,而且干了不少使灵魂集体化、使之溶化在屠杀和背叛的血浆中的事情。鼓舞人心的良知进入地下状态或者逐渐干瘪。垂死的良知也就是垂死的民族。   我们依然坐在雾霭中的树墩上   实际上,整个业已逝去的千年,俄罗斯都在打仗,闹内讧。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和附庸。有人吹嘘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奴隶制,她一步就跨入封建主义。得了吧,俄罗斯是哪儿都没有跨入。一切改革社会结构的尝试都在官僚封建国家觉得很相宜的奴隶心理中化为灰烬。   我们世世代代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怀着希望就寝,怀着希望醒来。我们期待已经到来的千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忘记了我们从前的经历。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告别奴隶主封建主义,遇刺身亡。斯托雷平也有类似的想法,遇刺身亡。列宁大肆吹嘘共同幸福的到来,那是一场骗局,身后留下的只有一些伸着手的青铜偶像,还有就是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国家。斯大林在消灭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的时候,也一口咬定说普遍幸福就在最近的转弯处。1985年后的改革期间推翻了极权主义制度,然而没有搞彻底。“官僚国家”依然健在,而且酒足饭饱。   我们依然在雾霭中坐在等待的树墩上,仿佛没有腿,没有手,也没有脑袋。我们会干活,可是不想干,再说官僚也不让干。树墩暂时还支撑着我们的光屁股,但它也有点腐烂了。   曙色还是暮色   在多半是自白性的思考的末了,我想说上几句。无论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理解,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参与了艰苦卓绝、坎坷不平、然而崇高的争取我的祖国人的自由的斗争。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我渴望相信柯罗连科的话:“神圣的罗斯雄鸡高唱,//神圣的罗斯天将破晓!”   《雾霭》中译本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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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55:56 阅读量:6141次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24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18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18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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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薄熙来离开后的一周的重庆

薄熙来离开后的一周的重庆 作者:曹国星 来源:网易 来源日期:2012-3-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4 1:42:50 阅读量:179次   3月1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大闭幕记者会上,对重庆王立军事件撂下重话的第二天一早,官方媒体新华社宣布,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不在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该职务由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张德江接任。事实上,在官方新华社公布前两个小时,这一消息,已经在中国舆论晴雨表的微博客上,由资深记者杨海鹏公布并流传甚广。   随后的一周,微博客上“谣诼”纷飞,关于时局的传言不断,《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西方平面媒体也纷纷有高层吹风,获得独家信息报道这次陈良宇、陈希同案件以来,中共党内牵涉最多影响最大的权力斗争。   目前,此事尚未尘埃落定,是否会牵涉到常委一级的高层还不清晰。中国媒体也如往常一般,对此事基本保持了沉默。而最近出版的《南都周刊》却从公开信息与重庆当地政情变化的角度,梳理出一周来,重庆当地政情变化与冷暖。   3月14日深夜,重庆华龙网(微博)的新浪官方微博发了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箴言型微博,内容与其新闻门户性质看上去并不太相称:“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这一天,是重庆形势急遽转换的分水岭,在当地媒体上,细心的人还是能看出蛛丝马迹。   首先,《重庆日报》的版面上,一位名叫“肖竹”的记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而“肖竹”一直以来都是《重庆日报》上所刊载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薄熙来相关报道的作者。   根据《南都周刊》引述知情人透露,“肖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以《重庆日报》某负责人为首的一个四人创作小组,取“小组”谐音,署名为“肖竹”。这种做法类似“文革”后期清华北大两校写作小组的文章,取“两校”谐音署名为“梁效”。   有消息称,早在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之前的全国两会后期,“肖竹”已经就地解散。   撤换薄熙来的重庆干部大会在3月15日上午召开,除了这次来渝宣布任免决定的团队成员异乎寻常的高规格外,在薄熙来执政期间忽然辞职的前重庆市长王鸿举也坐在主席台下。   在几天前的两会上,进入重庆代表团驻地采访的《南方周末》媒体记者看到王的房门敞开,这位2009年已经转任职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前市长哈哈大笑婉拒了采访,称自己“这几年是住在桃花源里”。   重庆广电主持人史小恩观看了当晚的重庆卫视新闻联播。在次日的微博中,史称,“昨天联播收视爆棚,头条干部大会是重点。大家若有所思,表情耐人寻味。有如释重负者、有重新站队者。”   3月17日,《重庆日报》称“广大市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衷心欢迎张德江同志来渝工作”。   该报道引述一位市民的说法:“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网友们发现,定心丸的说法在重庆历任书记到任时均有出现,此句很快成为网络热点。   重庆各级高官纷纷重新站队,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说法是“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他部门稍有发挥。   重庆市人大主任陈存根的说法是“与中央保持完全一致”;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的口径是“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中央的决定上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则提出了一个叫“六同”的新鲜提法,表示要坚决与以张德江同志为班长的中共重庆市委“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第二批是重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市纪委、市政法委和两江新区这三部两委一区,3月15、16日这两天,这六家要害单位也分别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第三批由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和常务副市长马正其,按照常委分工分别部署进行;第四批是法检两家司法系统。最后一批是其他单位和各区县。   3月16日起,在重庆市公安局公众信息网上检索“王立军”,检索目录仍在,但所有链接也都显示为“无法找到该页,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   在重庆市公安局大院,王立军的照片也被陆续取下。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期间,曾在市局大院里立起两面气势磅礴的毛泽东诗词墙,墙上各有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日前,这两只鹰已经不知去向,近期缺席市局重要活动的,还有部分从东北调任的高级警官。   另外,位于南岸茶园的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院内,原刻写着王立军题词的“剑”、“盾”两字的石雕已被铲掉。经侦总队大楼内,薄熙来的“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和前任局长王立军的“点点滴滴百姓利益,举手之间人命关天 ”的语录,也在第一时间被取下。   曾经风光无限的重庆市局内重庆打黑资料和实物展览,也已一夜之间全部撤除。   在3月16日的重庆市长办公会议上,黄奇帆强调,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安全工作,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   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外事政策规定,做好出访审批工作,当前要密切关注各类动向,引导各方面正确看待重庆的发展,为防患于未然,重庆市政法委还下发了《关于贯彻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切实做好当前政法和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的通知》。   3月17日下午,到渝中区调研政法维稳工作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指出,要全力维护重庆市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继续加强社会面的稳控工作,加强对社会面巡逻控制,不允许有丝毫思想松懈,坚决防止治安形势反弹。   耐人寻味的是,刘光磊还强调“要认真反思我们的工作,对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坚持和发扬;对一些违背事实的做法,要坚决摒弃。”直指曾接替其公安局长职务的王立军。   从在3月15日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就已贴出告示,称“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表示要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的行为加强管理。   这意味着在重庆政治中心延续了好几年的红歌会,可能将再次进入历史。   本台记者获知,有当地消息说,宁夏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徐松南调任重庆,将接替现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长陈存根的职务,而重庆其他与薄交往深厚的高官也将陆续有所调整。   此外,中共南岸区委书记、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夏泽良已经被带走协助调查,更有当地消息称,夏泽良的案子与薄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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