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改革

http://news.qq.com/a/20091231/002172_13.htm   2009腾讯网“影响中国年度华语传媒盛典” 年度最佳专题报道： 凤凰周刊：泛突厥主义阴霾下的新疆问题 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维吾尔与中亚地缘政治 　　泛突厥主义阴影下的新疆 　 Pan-Turkism &  Xinjiang □  记者  段宇宏 　　 从西亚的土耳其到中国西北，生活着近1.7亿操突厥语的各个民族，分布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语言、宗教、文化相近，泛突厥主义一直就是对新疆问题影响最深的外部环境因素。今天，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泛突厥主义在其大本营土耳其渐成主流思潮，为北京处理新疆问题平添了诸多不利因素。 　　7月12日，土耳其幸福党在伊斯坦布尔发起逾万人集会，抗议中国所谓“虐待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会上有人高举着热比娅肖像，“中国是杀人犯，解放东土耳其斯坦”口号声起伏不断。刚过一周，土耳其97个民间组织联合署名，由“突厥世界人权协会”会长布史苏尔向联合国驻安卡拉代表处递交一份申明，要求调查“新疆维吾尔突厥人所遭到的人权侵犯”，呼吁“东土耳其斯坦出现的罪行”应该提交到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 　　最引人瞩目的指责来自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他说“我们与维吾尔人是兄弟”，称中国在新疆“像是搞种族灭绝”，呼吁“中国放弃同化政策”，承诺要为热比娅进入土耳其发放签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7月14日回应：“哪个国家能将这种事情称为种族屠杀？”他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穆斯林兄弟能认清乌鲁木齐‘7·5’事件的真相。一旦他们了解了真相，他们就会支持我们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中国政府为处理这一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中土两国因新疆问题的外交龃龉，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但北京方面公开回应却是首次。 　　 中土口角由来已久 　　北京刻意把新疆分离主义称为“东突运动”，而非海外所说的“东土耳其运动”，除却政治考量之外，也有不愿把土耳其牵扯进去之意。而土耳其官方对埃尔多安言论的纠正——据土耳其媒体报道，7月16日土耳其外交部以向中国间接道歉的方式纠正埃尔多安“种族灭绝”的表述，7月17日，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称，他不知道有任何将新疆近来的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企图——亦表明土耳其官方外交立场上对新疆问题依然秉持谨慎小心的现实主义态度。 　　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土耳其却是新疆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东土耳其斯坦来！” 　　“喔，我亲爱的同胞，你们还在Khi tay人（契丹人，指汉族或中国）的统治下生活吧。” 　　这是“流亡”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经常碰到的情景。土耳其以突厥国家“老大”自居，自称是一切突厥人的祖国，多年来一直接纳包括中国维吾尔族人在内的突厥“难民”，以此显示“种族友善”和“人道主义责任”。 　　土耳其是“流亡”维吾尔人最自在的地方，除了可自由结社集会，无证件过期被捕和遭遣返的担忧外，时常还有政客和议员前来嘘寒问暖，而在中亚其他突厥国家，却未必有如此待遇，尽管那里生活着众多的维吾尔人。 　　目前土耳其从未有官方正式数据统计过该国维吾尔人移民的数量，据民间数字，应超过5万，若加上早先迁入已融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后裔，则说有几十万。但该国的维吾尔人流动性大，部分人是把土耳其当作赴欧美的跳板。流落在巴基斯坦和中亚的逃亡者中，小部分青年被基地组织吸纳。 　　至1990年代，长期定居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已获得公民身份和住房，有人已进入军队服役。一部分维吾尔人忙于生计发展，对政治淡漠，一部分成了推动东突运动的积极分子，总体而言，近年越来越多人积极介入政治。 　　1995年，“东突运动”领袖艾沙·尤素夫·阿布泰金以93岁高龄在伊斯坦布尔去世，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埃尔多安下令为其修建公园和纪念碑。此后纪念艾沙的活动，土耳其很多政党领袖经常出席，往往通过上百座清真寺广播告知信众参加祈祷。 　　“领导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精神领袖艾沙是所有突厥民族的领袖，也是土耳其的朋友。”从来以“口无遮拦”著称的埃尔多安曾在纪念活动上如此评价艾沙。 公园入口有“东突”国旗，园里有艾沙铜像，北京为此向安卡拉提起抗议，土国外交部顾及两国关系，曾多次施压，派人前往摘旗，但遭到抵制，引发大规模抗议。前来阻挠土国外交部摘旗的当地人斥责道：突厥人的旗帜只能升起，不能降下。 　　“你北京的事我不管，我伊斯坦布尔的事你也别管。”埃尔多安强硬地回应。若不是这次埃尔多安主动“管”到北京来，实在回避不开，否则北京极可能保持多年来处理与土耳其有关东突问题的低调态度。 　　1986年，土耳其同意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商务参赞、维吾尔族人穆罕默德·尼亚孜的避难请求，北京甚至都没有公开回应一下。即使趁着搭乘美国“9.11”全球反恐号列车之机，北京将“东突”问题公诸于世，从来总是小心抹去这个“东突大本营”的身影。 　　 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 　　 历史上，契丹人曾在中国北部建立过辽国，辽国灭亡后耶律大石西逃，创建称雄中亚的西辽国。契丹与突厥语诸民族交往频繁，突厥诸民族就用“契丹”作为汉人或中国的称呼。受此影响，今天俄罗斯也用“契丹”称汉人或中国。 　　历史学家将生活在从土耳其到中国新疆等地的十几个民族统称为“突厥语诸民族”，因为他们有相近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祖先起源传说、狼图腾崇拜，都自称是突厥后裔。 　　突厥语诸族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所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人口将近1.7亿左右，其中以土耳其所占比例最大，约7000万，维吾尔人口占到第四位。 　　中亚地缘政治，中、俄、伊、土四大国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在经济上占优势，俄国有传统力量的凭借，伊朗有宗教优势，土耳其则集宗教、文化、种族优势于一体，近年则在中西亚外交中猛打同语同种的突厥牌，即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又称“大突厥主义”，是西方民族主义与西方列强刺激下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中国称塔塔尔族），其知识精英最先勾勒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应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文化泛突主义提出突厥民族“三统”问题（语言、思想、行动统一），而政治层面的泛突厥主义者则计划在中亚建立各突厥国家，然后实现大联合。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些鞑靼知识分子大量流亡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泛突厥主义在此全面开花。 　　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逢内忧外患。苏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哈里发。苏丹醉心于用“泛伊斯兰主义”力挽狂澜，精英阶层试图以“奥斯曼主义（奥斯曼帝国爱国主义）”扶大厦于将倾。当泛突厥主义传来之际，大家纷纷为之迷醉。 　　奥斯曼的苏来曼·帕夏将军把这种新理论融入到自己的著作《世界历史》中。孜牙·乔加勒甫则写下了著名的泛突厥主义书籍——《突厥主义原理》，彻底将这种思潮理论化、体系化。后来泛突厥主义也有大土耳其主义之称。 　　青年土耳其党1908年领导奥斯曼帝国宪政改革，同时操作三种主义来挽救国运，奥斯曼主义作为立国之本，泛突厥主义用来处理与其他突厥民族关系，泛伊主义则处理与非突厥穆斯林的问题。泛突厥主义者一般主张用现代化手段改革宗教，同时具有强烈的反俄色彩。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为赢得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总统凯末尔一直压制着这两大思潮，试图把土耳其民族主义控制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即民族边界之内。但泛突厥主义散布到全世界突厥语民族中，文化泛突厥主义，在突厥语民族中则扎根更深。泛突厥主义思潮甚至影响上世纪中国新疆的局势几十年。 　　30年代，欧洲法西斯运动兴起，某些新生代泛突极端分子沾有了纳粹主义气息，蒂尔罕办《苍狼》杂志，俗称苍狼派，“突厥种族高于一切”、“ 突厥种族优于其他种族”是他们的口头禅，但在“凯末尔主义”的压制下，始终不得志。 　　 19世纪末，西方出现族源或文化相近群体一致对外的思潮，“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轮番登场。泛突厥主义是受此刺激和沙俄帝国直接威胁下的产物，认为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的所有操突厥语民族都属同一种族，应当团结起来。 　 　 从来就很国际化的新疆政治 　　维吾尔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新疆南部，其次主要分布在乌兹别克与哈萨克两国。中亚民族宗教的盘根错节、大国地缘政治的错综复杂，致使近世中国新疆——这片富饶土地上，既撒满美酒鲜花，也流淌着鲜血与眼泪，是国内外各种势力集团与意识形态厮杀的战场。维吾尔人反倒不是这里的主角，其国际化情形从来就不容忽视。 　　清朝初年，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大部组成的漠西蒙古控制着西北与西藏，准噶尔统治西蒙古后称雄天山南北，控制中亚，盛极一时。沙俄逐渐东侵，汗王噶尔丹既接受清廷册封，又接受沙皇册封，与双方周旋，力图扩张，幻想建立大蒙古帝国。 　　经康雍乾三代帝王，与多位西蒙古汗王争战，最终信奉黄教的准噶尔部被全数消灭，只留下一个地名，遂有了全疆及中亚彻底伊斯兰化和突厥化。满清控制新疆后，好景不长，先后经历大小和卓之乱、张格尔之乱，同治年间又爆发“西北回乱”，安集延（今乌兹别克境内）人阿古柏趁机占据了新疆大部，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沙俄随后出兵占据伊宁河谷，清朝在新疆只剩几个据点，大片国土几近全部丧失。 　　阿古柏心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请求苏丹册封其为“埃米尔”（有总督、国王、亲王之意），自认是“属国”，从奥斯曼请来了军事顾问，获得军火援助。外交上，阿古柏在虎视新疆的俄国与觊觎新疆财富的英国之间周旋。 　　1875年前后，已经吞并中亚的沙俄准备出兵，攻灭倒向英国的阿古柏，拿下新疆，不巧，中亚塔什干发生反俄暴动，沙俄只得调兵围剿。 　　第二年，左宗棠率军西征，沙皇在吃不到新疆的情况下，向湘军提供军火粮食收拾阿古柏。沙俄刚平息塔什干暴动，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待战事结束，清廷已彻底平定新疆，被沙俄占据长达10余年的伊宁也被收回。1884年，清廷颁旨，新疆正式建省。 　　民国时代，先后经历杨增新主政的小康年代、金树仁统治的动荡时期，盛世才最终在苏联帮助下，成为新疆王。直至抗战末，中国中央政府力量才正式进入新疆。 　　三四十年代，“世界各民族之父”斯大林的巨手一直在新疆各种势力间搅浑水，用“双泛主义”和民族主义作煽动工具，以金钱和武器当后盾，甚至直接派克格勃及正规军入疆，策划了两次“东突国”闹剧。搞第二次的目的，是想勒索在中国东北和外蒙的利益。 　　国民政府反对新疆独立，但同意高度自治，张治中辞去主席一职，1947年任命维吾尔人麦斯武德担任联合政府主席，麦被称为数百年来第一个主政全疆的维吾尔人。1949年，国共内战即将结束，以省府秘书长艾沙·尤素夫·阿布泰金和建设厅厅长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一派不愿与中共合作，出国流亡，先后到达土耳其，被称为第一波正式移民土耳其的维吾尔“开拓者”。 　　60至80年代，苏联仍通过阿拉木图、塔什干电台，每天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向新疆展开宣传攻势：“东突厥斯坦是维吾尔人的祖国。” 　　中苏边境多跨境民族，很多人有双重国籍，包括大量党政军干部。50年代初，新疆进行恢复苏籍和鼓励中国人加入苏籍的工作，到50年代末，中苏两党分歧日显，就变成了遣返苏侨（有苏联护照）运动，苏联也鼓励中国边民移民过去，据说全疆1958年就遣送苏侨99万余人。 　　1962年，新疆军区两名少将马尔果夫和祖龙太耶夫向北京打报告，称与十几名军官要求一起去苏联，中央军委同意请求。结果在二人与苏联特工煽动下，中苏边境出现惊动世界的“伊塔事件”（时称“伊塔反革命暴乱”）：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20余县，6万多人拖儿带女，扔下房舍和器具，逃往苏联，有些县城跑得仅剩几百户人。 　　此事件因苏联多年强势影响所致，当地少数民族认苏联为祖国，孩子们甚至不知北京是哪国首都。吸取教训之后，当地才开展“三个一（一个党，一个国，一条路）”教育。据亲历者说，实际跑出去的人比官方统计多得多，塔城当年与现在的人口数量差别不大，但因为那次逃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比例被倒换过来。 　　苏联对新疆巨大的影响，直到60年代后期才彻底削弱。 　　 土耳其的维吾尔流亡者 　　尽管苏联在中亚拥有巨大的支配力量，但从文化和种族上看，当年的维吾尔精英对土耳其更心驰神往。据说1914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到新疆阿图什，就通过办学方式讲授泛突厥主义思想，成为最早的传播者，而泛突厥主义最重要的载体《译文报》当时也已传入新疆。 　　艾沙和伊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风云人物，被视为海外“东突运动”元老及“火种”保留者，在土耳其和突厥语各民族中有一定知名度。1940年代末新疆联合政府中的维吾尔族官员，几乎都参加过之前的东突运动，从泛突及不同程度分离主义角度来看，各派之间区别在于对待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态度。艾沙和伊敏被认为是温和派，他们可以接受在中华民国之内的自治，而不愿被斯大林吞掉，或在斯大林庇护下的“独立”，他们同意中国政府驻军新疆，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抱敌视态度。 　　非官方层面，至少土耳其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资助及活动空间，逐渐使该国变成全球东突运动的总部，近年德国和美国维吾尔移民增多，这个“东突心脏”的作用才适度减弱。 　　艾沙和伊敏在土耳其继续领导东突运动，先后创办《东土之声》、《东土新闻公报》、《自由土耳其斯坦学报》等政经和文化刊物，用英文、维吾尔文、土耳其文出版。伊敏早年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历史》自然是培育年轻人“民族意识”的教材。 　　伊敏1965年去世后，艾沙成为实质上的领导人，先后建立“东土流亡者协会”和“东土基地”，基地的目的是“致力于维吾尔文化和社会身份的保存”，为年轻一代提供精神资源，艾沙认为其重要性胜于谋求独立和暴力“复国”。 　　“东土学生联盟”、“东土妇女协会”、“开塞利东土文化和团结协会”也相继在其孵化下生长出来。 　　为使国际社会不忘东突，艾沙利用一切国际场合发出声音，参加过新德里和摩加迪沙的亚非会议、巴格达穆斯林国家会议、麦加伊斯兰大会。 　　艾沙的长子艾尔金·阿布泰金亦是著名东突活动家，“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创立人之一。该组织吸纳了五大洲几十个“流亡政府”及分离主义组织作为会员，艾尔金曾任总秘书长。“世维会”成立后，艾尔金担任了首任主席，其继任者是热比娅。 　　作为早年突厥语诸民族中文明成就最高的维吾尔族，东突通过文化泛突作为纽带，得到不少土耳其政要和知识分子支持，在这个以“一切突厥人祖国”自居的国家，有人称维吾尔是其“文化母亲”。 　　苏联解体之后，沉寂多年的“双泛”伴随着宗教复兴与民族主义复兴，在中亚及新疆活跃起来，土耳其作为泛突心脏的输血作用自然功不可没。经过中亚，艾沙与伊敏的精神资源渗透至新疆，八九十年代影响力不可小觑，北京自此开始与“双泛”长期角力。 　　据《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及对策研究》一文透露，1980年，新疆大学历史系两个学生刻印和传播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有的师范学生毕业后，把这个作为教科书向中学生讲授。 　　仅1988年，喀什维吾尔高级中学高二15名学生成立了“母系突厥解放组织”；另有5名学生成立“阿塔图克解放组织（凯末尔又被称为阿塔图克，意为突厥国父）”；和田地区墨玉4名中学生成立了“天山联盟”，墨玉县一中有13名学生成立“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 　　90年代，新疆大学生中，“东土族解放”、“青狼青年联盟”、“天山雄鹰联盟”、“东土耳其斯坦子弹”、“兰狼解放”、“东土伊斯兰党”、“东突星火联盟”一类组织纷纷涌现。 　　1987年，《东突厥斯坦历史》在安卡拉出增补版，《东土之声》经过连载后，大量流入新疆，疯狂传播。4年前去世的新疆文联作家吐尔贡·阿勒玛斯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后来自治区党委在全疆文化教育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认为这三本书是“双泛”大毒草、伊敏的流毒，破坏祖国统一，损害民族团结。 　　 从清廷灭亡西蒙古准噶尔部控制全新疆以来，新疆其实一直就是各种国际力量角逐之地。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和作用突然消失，但一度冷寂的泛突厥主义则在广阔的中亚西亚地区蔓延起来。而土耳其的外交和国内政治生态变迁，泛突厥主义思潮已渐成主流。   　　 土耳其的突厥外交 　　作为世俗化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有极其独特的政治体制——“政党执政，军队监国”。二战后，作为凯末尔主义大本营的军队坚守世俗主义，时常“挺身护宪”，抵制政府的宗教化政策，压制极端宗教力量，局势稍稳后又开启选举，还政于民。每当此时，激进泛突或宗教势力就暂时退缩到文化生活领域。 　　苏联解体前，土耳其始终生存在强邻的威压之下，泛突厥主义只是一种无现实空间的幻想。中亚各国独立后，土耳其最先给予承认，中亚各国领袖对泛突思潮亦一度趋之若鹜，与土耳其关系迅速升温，土耳其也日益重视泛突主义在中亚外交中的基石作用。土耳其通过接受中亚突厥语民族留学生，出资援建大学、清真寺，设立文化机构，提供贷款等方式，拉近与中亚各国感情。仅2001年同中亚国家签订条约协议就达400多个，90年代中期，哈萨克斯坦的土耳其公司已有269家，项目金额达10亿美元。 　　土耳其政府定期召开“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国际突厥语民族团结合作大会”，政治、经济、文化议题无所不包，甚至与阿塞拜疆有“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之类的议题，并已着手建立欧洲议会那样的“突厥语国家大议会”。 　　2006年9月，第十届国际突厥语民族团结合作大会在土耳其凯麦尔召开，大会建立贸易、经济合作、教育、科技、文化、青年组织6个国际委员会，中亚诸国、俄罗斯的图瓦、阿尔泰等自治共和国、欧美的突厥语民族社区600多代表参加。 　　“有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地区，为什么不创立突厥语地区，我们需要改写我们共同的历史，各国应统一语言”；“要建立突厥联邦，历史给了我们独特机遇，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历史根源，我们要经济一体化，才能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同一立场”；“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必要性工作即突厥世界联合行动，要公平解决东土维吾尔问题 ”……这些都是会上各代表提出的议题。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会在外交上日益加强突厥因素，当作外交政策中最重要手段。他呼吁各国“拥护土耳其突厥合作的外交政策，统一在国际社会的立场，以便有效地对付孤立突厥语国家的企图”。 　　土耳其近年与西方关系有所疏离，外交重心略向中亚偏斜，亦有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向与欧美关系极其亲密的土耳其，苦苦加入欧盟的努力屡次受挫，国父凯末尔力主的“脱亚入欧”之梦依然看似遥不可及。西方的小弟当不成，自家兄弟的老大则看似更易争取。 　　而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互相作用，也直接影响到了土耳其的政治生态。被认为是极右的泛突主义政党——民族主义行动党，1969年在议会仅有一席，曾被中国学者视为“毫无群众基础”。不过现在的数据，三大政党分别是：正义与发展党，有46%选票，占340席；共和人民党，有20%选票，占98席；民族主义行动党，14%选票，占70席。 　　共和人民党是凯末尔创建的政党，民国时代中国称之为土耳其国民党，意识形态为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目前第一和第三大党都有不同程度的泛突倾向、比较浓厚的宗教背景。起码能说明，泛突在近二十几年的土耳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埃尔多安就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主席。 　　虽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北京的指控，被土耳其媒体批评为过分“横蛮”，但在有“东突大本营”之称的土耳其，同样有很多泛突主义的刊物，不乏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如《突厥祖国》、《突厥联盟》、《我们的圣地》、《突厥文化》、《突厥斯坦之声》……它们经常指责政府冷漠无情，不关心国外“受压迫突厥同胞”。无疑，“双泛”思潮在土耳其全社会的抬头，为北京解决新疆问题平添了诸多不利因素。   原文2009年8月刊于凤凰2009第23期(总第3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