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

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和接近中共领导人的人士表示，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正试图抓住薄熙来近日被免职的机会，在未来几个月推动政治制度改革。 尽管改革最初可能是尝试性的，但中国总理温家宝及其盟友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共“十八大”前，赢取对改革的支持。在“十八大”上，中国最高层领导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卸任，中共届时将考虑修改党章。薄熙来的很多前盟友此前强烈反对政治和司法改革。 中国中央政府的一名资深官员表示：“宪政改革的条件几乎已经完全具备，现在是合适的时机了。温家宝将大力推进改革，即使在（明年初）退休以后还会继续。” 前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停职，他的妻子也因涉嫌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被逮捕，这起事件引发了中共执政合法性危机，暴露出领导层内的分歧。但它同时增强了温家宝的影响力。在此之前，温家宝推动民主改革的努力被认为是软弱和低效的。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在中国围绕宪政的争论中，薄熙来事件是一个转折点。要认为中国能在数月乃至数年内实现宪政，那就太天真了，不过看上去他们会抓住现在这个时刻推动这个进程。” “温家宝及其改革派赢得了一场战役，但战争还没结束。如果中共想拯救自己，就必须让出部分权力，把自己置于宪法之下。” 一位在法律和司法领域身居要职的中共党员认为，薄熙来倒台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际一个共识正在形成——甚至连强硬派也加入了这个共识，即中共必须将自身事务置于法律管辖之下。他说：“根本问题是，中国没有真正的规则，党制定法律，但又说党和党员不受法律约束。这是不可持续的。” 尽管中国已历经三十多年快速而成功的经济改革，但它隐秘的政治架构仍同源自苏联的列宁主义架构惊人相似。一位认同温家宝改革思路的资深官员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西方民主制度呢？” “毕竟，马克思是一位西方人，共产主义也来自西方。” 直到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因牵连到谋杀和挑战中央权威而终结前，多数分析人士曾认为，中共已基本实现了“接班”程序的制度化。 译者/何黎

郭世佑：河山两点藉心酬 进入专题 ： 法治 教学 校庆    ● 郭世佑 （ 进入专栏 ）       近期诚请黄进校长放行，即将南走同济特聘之任时，忽接法大校报主编刘杰先生的校庆60周年特刊之稿约，还挺为难。东海新召，一蓑烟雨，人之将离，其言也废，然刘君那句临别总该有些记忆与感言，至少来点期盼之类，实难拂意，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小月河与军都山之间为期十年的两点一线，何尝没有定格在脑海的河影山花，佯装洒脱的浪迹天涯，怎能冲淡这一方水土的爱恋与离愁。     法兰西先哲孟德斯鸠尝言，只有历史故事乏味的国家与人民才是幸福的。不幸的是，华夏五千年的陈年往事就从未乏味过，至今还在电视电影中占据收视率，还不需掀开中国高校校史的那一片浩劫与悲鸣。当东拼西凑的苏联模式于1952年包打神州时，权力全能的计划教育畅通无阻， “雨后春笋”的情景剧就不在话下。     好事总是多磨的，因祸得福与因福得祸往往就只有一步之遥。法大既是院系调整的产物，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催生品，法学的 “怪胎”身世决定了法大此生将与苦难同行。根红苗正的新校竟在“砸烂公检法”的狂欢中关门了事，道统与法统的重建就难于蜀道。如今的法大校园已把首任校长抓得很紧，铜像、楼名与基金会齐上，但爱青先生离开人世前，就对那段斯文扫地的教职生涯痛心疾首，不认法大，怎不催人三思。人性的庞杂与脆弱毕竟也是校史的真实碎片，“一生一世法大人”原本就不是那一代创业者先入为主的校园歌谣。当劫后重生的法大再造钟鼓，河山两隔，郊外的尘扬与城区的喧闹也无法遮饰捉襟见肘的累累伤痕，同近世国史好有一拼，还没赶上1977—78年的招生季节。记得5年前，校方在昌平凤山度假村邀集部分教授，审订迎接教育部本科评估的“自评报告”时，我曾直言不讳，不必强调本校 “历史悠久”，也不必把近年办公桌上拍板定案的“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八字校训做过度诠释，有啥说啥，危石之下无完卵， 中华大地还有哪所院校能吹一路弦歌，遑论强行解散过的法大？     城里人的小富即安未必就是虚骄的资本，风尘仆仆的赶城回巢却不难释放昌平郊民的粗犷与朴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法大的学子是值得同情的，他们连恋爱的空间都是那么逼窄；法大的学子也是好商量的，他们大都听从我的约法一章，将阳光下的爱情展览归入个人隐私的法权范畴，摈弃生物学意义的校园竞赛，回归斯文生态，那种以永不分离的物理架势敢在师长面前班门弄斧者已日趋减少。我还来不及梳理现代先知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法理精义的契合点，但唐人刘禹锡的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或可撑起法大人的自信与自尊。断断续续凡60年的法大校史不难昭示，军都山的“仙”与其说是某些名家名师，还不如说就是法大的基本人口，就是那些凝聚诸多创业潜质与揣怀法治之梦的历届法大学子；小月河的“龙”与其说是哪个练字所得的御笔或龙幸似的御跸，还不如说就是三代法大人矢志追求的法治精神。     近十年来，我也加入郊山与城河之间的畅想行列，在旧版345慢车与新版345快车的吱吱呀呀中书写职业流程。那些怀揣刊有拙稿《慎把青春读明天》的校报逃掉必修课，挤进偏科课堂一呆就是整个学期的学子，就是让我感怀至今的第一乐手，心灵的吟唱胜似飞燕沉鱼；我也感恩于亢山广场的宽敞与畅春园的肃静，让我掂量这一方水土的凝重与生动，领会夕阳穿树的神奇与玉箸无声的感伤。每当收获一份感动，我都不难想起前任校长当年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说过的一句话：“法大的生源特别优秀，但师资相对不够，请郭老师加盟法大，与我们一起培养这些特别优秀的学生。”     挥别在即，最难割舍也最感愧疚的，就是那些比不少院、校领导更重视历史学科，还在“沧海云帆”与法大BBS的投票评选中，分别把我纳入 “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位教师”之列的法大学子，包括我所谬导的硕博弟子与博士后，他们智商高，情商更高。难忘前年腊月家母病危时，飞抵洞庭湖畔的就有不顾我再三劝阻的法大在校弟子，而且先到后报，雨雪无阻；数日之后家母毁家弃养，彼等再派代表南行祭悼，又是落地益阳之后再问路。最近，昌平的学子还郑重要求，离校之前应做“最后一次”讲座，上“最后一课”，离京之后还要经常回来看望他们，继续讲座。另有学子发出请求，老师走后，个人的简历不要删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这一行，就不要与他们无关了。面对这样的学生，我真想全依他们的，他们不是还经常表扬我童心未泯吗？互相惦记与常回来看看，实乃我与法大学子恒定此生的契约，我们的公证人就是军都山与小月河，就是法大。     伊朗诗人萨迪说：“我曾在世界四方长久漫游，与形形色色的人共度春秋，从任何角落都未空手而返，从每个禾垛选取谷穗一束。”临别之前，我愿以任职十年的职业真诚与无期的爱恋，谨向法大60周年校庆筹备组恭呈三款浅见：     第一，主体 勿学北大、清华的做派，像办春晚一样找乐子，硬将校庆办成官人、商人与艺人三位一体的嘉年华，却以冷落沉默的大多数为代价，不妨先来一点换位思考。历届法大的实主已把“北京政法学院”的校名改响改大了，也搞过两校合并，校友们好像没意见，但近年把教学楼与宿舍的楼名都改来改去，这就破坏他们的记忆，威逼他们的归宿感与认同感，他们有点生气了，但愿本次校庆不再刺激他们。     第二，规模 校庆的规模不宜太大，热闹须防过度。节流与否尚在其次，我们的国家毕竟还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初级阶段，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凡此种种，都已不再是庶民难晓的国家机密。换句话说，是人大而非法大，是官大而非民大，维稳压倒一切，民权尚未成功。与此配套的是，以法的名义既能吃通、也能通吃的通人比比皆是，估计我们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也牛不到哪里去，不妨把大庆大办留给后人再说。     第三，场地 切忌10年前的50之庆，瞎搬北大百年校庆的夸张，跑到人民大会堂去交钱豪办，与权力攀亲，其实，那才叫货真价实的“买办”。既然校庆都办过很多回了，如果还没树起学术的尊严与法大人的自信，看轻自己的校园，校庆的法理依据岂不也成问题了？即使没人爱了，也要更爱自己，借故堕落却总是不值得原谅，更不值得欣赏。当然，我也不必奢求法大能以美邦哈佛350周年的校庆为榜样，竟敢公开宣布“无意于奉承总统的虚荣心”，这好像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何况我们国家还没有总统，还是搞中国特色省事。     下笔到此，已知约稿的篇幅早已逾越，但我最想说的还在后头。面对爱我与我爱的法大学子，且留三份嘱托与期待：     甲、基于忝列过两届校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之名，期待我法大学子尽力维护中国政法大学的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的声誉，尽量不要为日益增长的论文垃圾与学位丑闻做出法大人的贡献。人之落地就只具有自然法意义的平等，第二出身更是事在人为。     乙、谨借师长之名，期待法大学子牢记法大人的使命——国家与人间的法治，请先从杜绝校园的要分之风与肆意攻击真言师长的网络暴力开始，法大人的胎记和法大人的光荣与梦想都不是别的，就是法治。我已望眼欲穿，年复一年从法大走出的律师群，总该有人扮演张思之的传人吧？我也不想收回在2010研究生院毕业典礼的视频寄语中说过的大话：神州之大，只要还有一个法官或检察官严拒任何会议、电话、短信与眼色的干扰，绝不放走一个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各类高官与活老虎，他或她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     丙、谨以亦师亦友的身份，与已经毕业与即将离校、入校的法大学子共勉：人生苦短，尽量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此途虽然不太容易，有时还要遭遇不可名状的惊险，却无名额限制，海阔天空。只有在害怕危险的人眼中，这个世界总是危险的。阳光打在脸上，要想受人尊敬，就完全可以从平凡的岗位开始。如果还有人愿意与普希金一同高歌，那就更好：“我给自己建起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它将自己坚定不屈的头颅高高昂起，高过亚历山大的石柱。”     河山依旧，离心难舍。我不愿意看到我对法大学子的嘱托与期待也会人走茶凉，那就在曾经开列的参考书目中，重复四种洋著，它们都是我的临别赠言：     A、【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     B、【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C、【意】奥莉娅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D、【法】以马内利修女：《活着，为了什么》。          2012年4月3日晨草于广州          原载《法治周末》2012年4月19日。      进入 郭世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教学 校庆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824.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龙”年的中国，拥有一个很不平静的春天。 2月6日，王立军逃出重庆，躲进成都美领馆，随后引发中国官场大地震，之后不久薄熙来轰然倒塌。 两个多月后的4月下旬，久遭山东临沂地方当局十面围困的盲人人权捍卫者陈光诚在网友的帮助下成功逃出“东师古”，并有多方消息说，陈光诚已进入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 短短两个来月，在自称“伟光正”的执政党治下的中国，竟然先后发生两起“出逃”事件和“闯馆”事件，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震惊和世界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临着种种压迫和恐惧，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对“生存”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使得他们用尽全部的力量和智慧完成了决定性的“一跃”。 让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陈光诚出逃前的生存处境。作为一个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因为揭露临沂地方当局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胡作非为以及其它方面的违法犯罪问题而遭到当地执政集团的疯狂报复和打压。临沂官府不仅构陷罪名关押陈光诚四年，而且在他刑满释放后，又继续派出大量人员长期看守陈光诚，妄图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此外，陈光诚夫妇和陈光诚的老母亲还多次遭到官府雇佣势力的野蛮殴打和侮辱，他们的孩子也无法享有正常的学校教育——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官府力量践踏殆尽……，正是在这样地狱般的生活背景下，陈光诚才会不顾一切地冒险出逃。 再看王立军，与陈光诚“难民”身份不同的是——王立军拥有显赫的官方背景。他是曾经的重庆市公安局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打黑英雄”，出逃当天仍然顶着直辖市副市长的光环。与陈光诚的苦难生活相比，王立军长期呼风唤雨、威风八面。但是，这一切也靠不住，当他开罪更加威风的顶头上司薄熙来时，不仅丢掉了公安局长这一重要职务，而且还迅速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出于对生命的本能渴望，王立军只有选择逃亡才能保全生命，他闯入美领馆并通过谈判使自己最后落到“北京”当局手中。如果王立军被重庆追回，他的命运就只能是接受“休假式治疗”了。至于治疗的结果，要么死亡，要么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而无论对于陈光诚还是对于王立军来说，他们的遭遇和“出逃”都是一起十分严重的悲剧——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竟然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整天过着一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出逃”——难道这里是“敌占区”？难道这里不是自己的家乡、不是自己的祖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既有他们的家乡，也是他们的祖国——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根源正在于中国建立的是一套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从1949年共产党开始治理这个国家时起，“自由”就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抛弃。至于多党政治、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更被当作西方国家的专利而受到长期的批判，新闻媒体则被视作“党的喉舌”而被操控在党国“真理部”手上。其结果，共产党成为这个国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执政党的领导又蜕变为核心官僚的专制独裁。全国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与传统帝国并无本质不同的专制主义核心官僚统治体系。在这种专制体制作用下，人民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专制政党、对官府、对官僚的批评监督权，更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制裁和制约。不仅人民对于专制力量只有服从的权利，而且下级官僚对于上级官僚、普通官僚对于核心官僚也只能溜须拍马、惟命是从，来自民间和“下级”的任何批评声音，都有可能被当作“敌对势力”或“异己力量”而遭到打压清洗。 正是在此制度背景下，勇于批评和揭露临沂官府违法犯罪情况的民间维权人士陈光诚才遭到临沂当局的野蛮打压并出逃。同样，在此专制背景下，掌握薄家劣迹的王立军——既就是贵为省部级干部——也会面临死亡威胁而不得不仓皇出逃…… 问题在于无论是王立军的出逃，还是陈光诚的出逃，并不是这个国家的特例——飞越疯人院、砸烂黑监狱的事件屡有发生。实际上，在有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大监狱。所有的人都是不自由的，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现实的压迫和对未来的恐惧中。不仅人民整体遭遇执政集团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层层的剥削和压迫。上级剥压下级，中央剥压地方，核心官僚剥压普通官僚，而独裁者则剥压一切并时刻担心手中大权会被“赫鲁晓夫”推翻或被“敌对势力”颠覆。 在此制度背景下，几乎没有人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美好希望和光明前景。也因此，凡有“能力”的人，都普遍的寻求出国、寻求移民、寻求“合法化”逃亡。这也是今日中国“裸官”越来越多的原因，当然也是权贵集团、暴富集团大量转移财富到海外并安排子女家属移民欧美的原因。而无论裸官、移民还是转移财富，说穿了，也是与王立军、陈光诚“出逃”行为一样的“出逃”，都是在逃离“东师古”一样的中国，都在逃离充满恐怖和危险的中国！ 本来，祖先创造的历史是悠久的，文化是深厚的，国土是美丽辽阔的。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将自己建设成为当今世界最伟大、最美丽、最吸引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但是如今，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经过共产党六十多年的铁血统治，竟然布满大大小小的“东师古”和“黑监狱”。在祖国生活的王立军们、陈光诚们都在想尽办法要出逃——细想起来，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 4月27日，在波兰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特意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参观，并在中外记者面前强调了全人类都要牢记发生在奥斯维辛的悲剧，强调了要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维护人类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而在同一天由海外媒体披露的视频资料中，逃出东师古的陈光诚也比较详细地陈述了临沂地方当局强加给自己和亲友身上的种种恐怖和暴行，并要求温家宝“依法惩治罪犯”、“依法保障家人安全”并“依法惩治腐败”。 我们不知道温家宝是否听到陈光诚的呼唤，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温家宝在奥斯维辛遗址前号召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时，在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却正发生着种种来自政权的“恐怖”和“罪恶”——从唐福珍们的自焚、钱云会们的死亡到陈光诚们的逃亡，从武汉疯人院到各地黑监狱，无不折射出今日之中国和奥斯维辛的关系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 这种“奥斯维辛”式的悲剧还要继续上演下去吗？不，人民的回答是否定的，是斩钉截铁的。人民已经受够了这种“集中营”般的恐怖生活！执政党必须还我美丽河山，还我美丽家乡，还我人见人爱的美丽中国！因此，当温家宝在中外媒体面前宣布要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宣布要“维护人类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时，我们认为，作为中国总理，他首先应该反对的是发生在中国的“恐怖”和“一切罪恶”，首先应该维护的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说得再具体些，中国总理首先应该承诺的是铲除“东师古”式的黑监狱，免除“陈光诚们”的恐惧，维护“陈光诚们”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 但是，中国的“东师古”太多，中国的黑监狱太多，或者如前所叙——整个国家就是一所类似于奥斯维辛式的集中营。每天都有千千万万的陈光诚们生活在国家和官府所制造的种种“恐惧”和“罪恶”中。在此情况下，空喊口号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行动，必须标本兼治。治标，就是清理每一个陈光诚这样的人权个案，保障他们的公民权利，并依法惩治来自官府的腐败和犯罪。治本，就是抛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通过政治改革建立起一个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中国。 我们相信，当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自由和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时，不仅东师古式的黑暗会消失，而且各地的黑监狱也会消失；不仅陈光诚们会免去恐惧、怀抱东师古、怀抱祖国，就是王立军们也不用担心薄熙来式的反扑——甚至薄熙来们也勿须杀人越货、策划宫廷阴谋，以至于最后落得身败名裂、“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 同样，当民主实现了，当各级行政长官都由民主竞选产生并努力服务选民、服务国家时，不仅广大人民会充分享有“自由、尊严、安全、幸福”，而且一切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都可以通过竞选平台光明正大地争取人民的选票；在这样美丽而又伟大的国度里，不仅各种“出逃”事件会“消失”，不仅“裸官”会消失，而且大量移民海外、远走欧美的中华同胞也会倦鸟归林、回抱祖国！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置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并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丹麦政治研究中心”在新闻通知里说明了今年将该奖项颁给杨建利的理由。通知书表示，为了表彰杨建利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推动中国民主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贡献。该通知还介绍说，杨建利出生在中共官僚家庭，上个世纪80年代初响应中共开明领袖当时对年轻的人“加入党改造党”的号召加入了的共产党，但是很快希望破灭，走上民主的道路。 杨建利1986年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开展校园民主活动，89年回国参与民主运动，经历了天安门大屠杀，逃回美国。参与创办了数个推动民主的组织，其中包括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并长期担任该组织领导，组织了中国民主化的策略研究，民主联邦制的研究和民主联邦宪法的起草，开创中国各族群之间的对话和联合工作，创办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创办网上刊物《议报》，积极倡导非暴力原则，成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2002年杨建利闯关回国，帮助工人运动的非暴力策略，被中国当局逮捕狱5年。 在国际救援之下，2007年杨建利博士得以返回美国。接着，他创办了公民力量，推动中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协助公民运动的开展，在国际社会为中国公民运动、宪政民主运动代言，贡献良多。 “丹麦政治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Jacob McHangama说：“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发展使得它和北韩、古巴有所区别，但令人遗憾的是急剧增长的财富并没能帮助中国公民增长自由权利和法治。中国要成为国际上真正有影响的大国，它必须改变它对待自己公民的方法。在中国推动人权和民主是危险的，杨建利付出了代价，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代表另一个中国道路。为了表彰杨建利的突出贡献和表现出的才华，我们决定办今年度的自由奖颁给杨建利。” 杨建利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和负责人，现为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拥有美国两所名牌大学的博士，加州大学的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博士。杨建利维权工作采低调，求实效，经常策划协助营救陷入困境的异议人士，如营救冯正虎行动，就是公民力量成功的例子之一。

【老虎庙按】杲占强，北京的一位年轻的社会学者。认识杲占强已经多年，相交虽早，之间言谈却寡，往来亦少。记得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同去 胡绩伟老人家做客 的前年。我当然明白，这种往来不会影响关系，更不会疏远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换过电话，却总要悉心保留他的号码……昨天，杲占强却忽然打来了电话，并且告诉了我10月29日 他独行北京地铁，表达公民意见的事情。此事令我吃惊，如此内向之人，一介书生，却如何有了如此勇气？我遂将此事发布微博。这件事情在微博上引起反响。所幸的是，微博里的所有跟帖表达，好似与杲占强的初衷同步：公民只是在表达健康、理性的诉求！且所行均在法律之内。微博上的跟帖也都显示出极其光明、平和、理性的一面。大家似乎从杲占强这样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公民意识”幻变出的一个朗朗乾坤。一线晨曦隐现，我们还有如许之路可走，那就是你的自我，自我认识，自我行为，自我担责。公民社会岂不就在你我心间和脚下吗？！ 　　下面的文字是杲占强的回忆。那块牌子已经被没收了，据杲占强说之前有做的不成功的一块，和没收的那块基本一样。当杲占强拿着这块牌子准备出发时，在他居住的楼下遇到广告喷绘商店的老板，老板得知他将要做的事情后，立刻动手免费为他制作了一块更加精美，而且更大的一块（已被没收）。老板说这是好事情，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支持你。基于上述，我们就有了下面的一张附图和文字。其中的牌子是那块之前制作稍嫌简陋的。     【 附 】 杲占强的回忆 虎庙大哥： 　　昨天弄了很晚，发不上来。今天早上才发出。 　　我看了大家的跟博，当时是这样：从天安门西地铁口出来前行不到十米，警察三人迅疾前来，有一二围观者被驱散，牌子（公务员财产应该公开，而且必须公开——一名公民）和包（内有手机、名片、钱币、公交卡）即被没收。由两名警察强制我进入地铁口旁边的一辆警车里，此时警车内有两名着衣警察和一名便衣女子，另外还有四五个游客被收在车中（原因不详）。便衣女子对我厉声喝问，另一人未经我的允许将我包中物品倒出。 　　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警察A则相对温和：“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有关部门反映，不要到天安门上访。你的身份证？” 　　我：“我不是上访，我作为一个公民只是在表达健康、理性的诉求。” 　　同时，他们打电话向对方报我身份证号。对方及时回复：不是上访者，家住昌平，可以放行。 　　然后对话继续： 　　警察B拿着我的名片：“字是你写的？天安门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如果被国外拍了照片，不是给国家抹黑吗？引起围观出了问题，你能负责的了吗？” 　　我：“天安门是人民的广场，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宪法中有言论自由，我的理解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 　　警察女：“有意见可以在网上说，天安门不可以！这块牌子我们要没收。” 　　我：“你们没有权力没收！” 　　警察B：“有没有权力你说了不算。” 　　车内其他人（有行李箱）在哀求放了他们，警察厉声喝止。 　　警察B令我下车，同时威胁：如果再要牌子，性质就变了。我考虑到和这些人无理可讲，遂下车。旁边一大姐（一直在地铁口）摇头叹息：唉，没有用。    　　　　　　　　　　　　　北大纵横高级合伙人   杲占强   收藏到： Del.ici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