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移民

坐落在墨尔本东南20公里的Glen Waverley是当地最著名的富人区之一。那里众多的山顶豪宅都配有高尔夫球场和私家花园。由于地势较高，业主们走出家门即可远眺四周，一览墨城美景。 2011年，Glen Waverley共有72栋豪宅别墅被售出，其中一栋的主人便是42岁的中国某化工集团董事长许先生。许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资产改革时以低价买进了他原来担任厂长的化工厂。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利润迅速增长，他也跻身富豪行列。在谈到自己为何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了上亿身家，除了努力打拼，许先生毫不讳言那是改革的机遇。 可是，受惠于改革，并富足地生活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里的许先生，为何会斥巨资举家移民澳洲呢？ “我自己没什么文化，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今年8月，许先生在国内接受笔者访谈时说。如今他的女儿正在墨尔本上私立高中，妻子也已经出国陪读。“先把她们送出去，再奋斗两年我就把公司卖了，去澳洲养老。” 五年前，当许先生开始赴北美和欧洲考察投资移民环境的时候，中国的富豪们还不像现在这样如潮水般办理移民。但现在，许先生说身边几乎所有的老板朋友都在用各种方式送子女出国。“以前和政府官员吃饭，我们还得拍马屁说政府几句好话，现在的饭局上连公务员都在骂政府，你说这国家有希望吗？” 另一位同是投资移民的姚先生则说的更具体：“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怕有毒，咱赚了这么多钱，去国外买个放心不行么？”姚先生今年40岁，白手起家，早年靠农村拆迁获得第一桶金，现在是江苏一家电路板有限公司的老总，身家几千万。 像许先生、姚先生这样办理投资移民的中国富豪到底有多少？《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在今年已达102万人，其中亿万富豪超过6万人。85%的千万富豪，90%的亿万富豪考虑将孩子送出国留学。16%的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44%正在考虑移民。 胡润、招行和贝恩等机构发布的个人财富报告均将中国富豪定义为个人资产千万以上的人群。值得一提的是，有能力办理投资移民的不仅限于身价千万的富豪们。但这一群体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中国富豪们为什么要移民？胡润通过2600余次调研和100多次访谈得出，影响富豪移民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另外，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也都是富豪选择离开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富豪们不方便提及的隐晦原因，例如担心突然的政策变更或者社会矛盾激化导致企业家利益受损。 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富豪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聚集了约80%的中国投资移民。根据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报告，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签证，平均每天就有8名中国公民递交申请。其中，申请成功的有934名，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美国移民最多的国家。同年，登陆加拿大的中国投资移民有2020人，占加拿大吸纳的新投资移民的63%。而澳大利亚近几年商业移民每年的名额是3500人，来自中国的申请量就能达到2000人左右。 投资移民的价格根据目的地国的不同从几十万至千万人民币不等。在美国，申请人需投资相当于623万元人民币（低就业地区减半），再雇佣10个美国人工作。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需要在银行账户中至少存有相当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加元，并给加拿大政府指定的机构投资约合501万元人民币，5年后本金返还。而在澳大利亚，申请人需投资约500万人民币，并且4年内不得撤资。这笔钱也许比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一辈子的总收入还多，但富豪们却深不以为然，用许先生的话来说，“那不就是上海内环一套房么？” 富豪们的海外投资热情催生了一条移民产业链。据悉，悉尼、墨尔本地区的楼盘销售目前只有中国买家在注入大笔资金。尤其是好学区周围的楼盘，常常是没有竣工便被抢购一空，而大多数买主都是中国富豪。此外，办理移民事务的律所也赚得盆满钵满。林小姐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移民律所负责处理中国投资移民的事务。她私下透露，办理投资移民申请所需的费用只需几千美元，但她所在的律所因申请成功率高、能一次性办理富豪全家的绿卡移民，而向每位中国投资移民申请者收取十万美元的办理费。而事实上，中国富豪非常乐意支付这笔高额费用，因为在他们看来，花10万美元就能办妥全家的美国绿卡，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交易。 “离开”的政治影响 目前，社会对于富豪移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资产流失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影响。此前有媒体报道，每年中国内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财富达100亿元。大量资产流往海外，将使中国遭受税收流失，消费流失，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其次是从道德角度审视。舆论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桶金的挖取者，中国富豪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未富先老”、“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富豪在此时选择移民海外过安定生活，不仅体现了企业家精神的缺位，更反映出他们缺少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 这两种批判的声音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换一个角度看，富豪移民意味着商人和政府关系的悄然转变，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 关于通过资产流动或移民来推动改革的思路可以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找到广泛的理论支持。美国政治学家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在《民主与再分配》一书中提出，资产流动是推动政治改革，促进民主扩大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当所有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社会支持的税率（即中间选民所支持的方案）要高于在只有少部分人能影响政策的精英政治下的税率。富人厌恶高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故而反对民主扩大化。而资产流动性一方面允许富人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从而减少了税收改革对他们自身财富的削减。另一方面，代表广大民意的政府因为知道富人有能力转移财富，故而愿意适当减少再分配力度，以防止财富过度流失。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渐进的税收改革以及健全的民主制度更可能实现。 而行为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 Hirschman)则探讨了“离开”这一选择对个体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每个公民在面对自身利益受损时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发泄自己的不满，另一种便是逃离体制。前一种选择把公民留在体制内，需要他们在享受“发泄不满”可能带来利益的同时承受相应代价。而且大多数时候，有效地表达不满需要公民集体的力量。相反，离开只是个人行为。个体一旦离开系统，就不受系统内部的政策制约，也不用承担社会变革的风险。 政治学家德韦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离开”，特别是保守派精英的离开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因为它创造了新的空间，使得原先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下层民众，或者政府中有意愿改革的少数派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而有利于民主进程。 纵观中国近30年发展，政府让一批中国的企业家们在短时间内积累了世界级的财富，也因此赢得了他们对现行体制的支持。许多大企业家或是政府官员的家族企业，或多或少受到过政府在贷款、订单、融资等方面的照顾。他们成了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强烈意愿去推动诸如完善市场经济，加大财产再分配的改革举措。而一些中小企业家尽管希望改革，但由于自身力量有限，也极少付诸行动。因此，改革总是呼声大，动静小。早在1993年，邓小平便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然而正如朱嘉明先生所言，改革只能由当权者推进，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权力和资源。要让既得利益者能有改革的动力，必须解除其后顾之忧。否则他们会把改革阻止到最后一刻，即革命爆发。而移民和它所导致的资产转移能从几方面解除富豪的后顾之忧。首先，有相当数目的富豪是“移民不移居”，仍在国内做生意。但允许他们的资金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出，能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不再像以往一样激烈地反对再分配，从而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而资金流动的可行性也反过来保证了政府进行渐进而非冒进的收入再分配改革，以防止财富过度过快流失。 其次，如果在资金可以流动的情况下，富豪们仍然对税收和分配制度不满，他们还可以选择离开，而不是被束缚在原有体制下和官僚集团中的保守派一起阻碍改革。再次，中国富豪们担心的不仅是财富再分配，也包括了税收、分配、法制不完善、以及政策突变在内的更广义的财产安全。富豪移民的热情也会促使政府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从而更好地保护每个公民的个人权益。 以移民为契机推行改革这一思路在其他国家已有实践。早在19世纪的西欧，移民这一手段就被用来赶走麻烦制造者，以便政府更顺利地扩大民主范围。上世纪60年代末，印度南部大批高等种姓的精英们被排挤出了政府，很多人因此选择移民到印度北部或国外，这使得下层种姓走上了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德韦什·卡普尔的话来说，移民用最平和的方式促进了印度民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家改革的前提条件和今日中国有所不同。西欧和印度进行的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民主扩大化，而今日中国需要的改革包含完善法律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建立市场和政府间相对独立的关系和减小贫富差距，每一项都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魄力。西方政府内部支持改革的呼声很强，而目前中国改革的阻力仍在，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高管即便转移了资产，也依然有足够强大的动力维护自身利益。 但既然改革势在必行，何不借着富豪移民这个契机进行一番尝试？即便不能彻底扭转现状，跬步的前进也已然弥足珍贵。至于财产流失，仅就转移个人财富的富豪而言，数额并不十分巨大（当然，贪官非法资金的流出另当别论）。据统计，中国千万富豪的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19%。除了缴纳移民国的投资额外，主要花销都用于子女的生活教育。退一步讲，如果用这些财产换取一个保障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和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这样的代价也许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