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

作者： 艾约 一 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五年在二十八岁时就任近十万人口县属小镇镇长。三年后升任为该县宣传部长，而后副县长，配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他的政治野心不小，在官 场上如鱼得水。有一年回国我去看他，他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国？中国应该有更适合你的专业的位置和机会。 我想都没有想地答道：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同 学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的司机随时待命，亲自开车带我去他工作和管辖的地区转转，并开玩笑说：好多年我都不开车了，但是今 天，我给你当司机！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贵宾，但经他这么有意一说，也让我意识到他今天在降尊纡贵。司机，在他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仆从。 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前恭后迎，小心赔笑奉承有加，连到餐馆吃饭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殷勤备至。我跟着他狐假虎威了一回，体验到有如皇帝出游般前呼后拥的至尊至贵，这是我在美国没有的经历。 饭 后同学旧话重提，吹捧说我在中国肯定会混得比他好，为什么会有在中国活得没有尊严的想法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某一天他成为一介平民的 话，他还会有这样每到一处的礼遇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话，估计不会被人这样奉迎着。这就是了。其实在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 介平民来体会尊严的差别，只需换个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级一样来尊重你的司机？他们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同学老实承认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 思，感叹道， 尽管他在这儿人模人样，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话，肯定也是一条哈巴狗，甚至被人当成流浪狗 。 没错， 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决于你身上披着的社会身份的大小或财富的多少。 在 美国，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尽管操着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语，以及长着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处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觉，仅有的几次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同 胞和新移民。无论是学习工作场所，还是生活消费场所，无论是锦衣绣服，还是破衣滥衫，我个人的经历还没有被人公开歧视过。但在中国，我却时时处处感到不被 尊重和歧视，或因为不太高档的衣着，或因不太主流或优越的口音，或长得不富或不贵的面孔等等。说人家美国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也好，假仁假义的伪善者也 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会明目张胆地歧视人或轻贱人甚至羞辱人。 我 也告诉同学，我每天很骄傲地给自己和家人当司机，有时候也给同事和朋友当司机。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时，经常是老板或老板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我所在的美国的 城市市长，甚至多数国务部长、国会议员或州长都是自己开私车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机也会对他们彬彬有礼，因为一方面对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价值，另一方 面司机手里握有这些人的一票。 像有权的同学一样，一个有钱的同学也不太明白尊严在中国是个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和司法还随处有缝可钻的时候，这个同学凭借在 government 部 门的特殊关系，在只赚不亏的房地产行业找到了他成为富人的位置；在中国的道德开始堕落到以更新妻子包养二奶为荣的时候，他不仅与时俱进地换了个年轻漂亮的 妻子，而且在同学朋友中从来不隐瞒包养的情人。现在他家里雇佣了两个保姆和一个专职司机，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他总是踩着了时代的 步伐，以至他时常感叹，生为男人，只有生在中国才值得。如此的际遇，尊严在他那儿当然不是问题。 “ 尊严 ” 的 话题被提起也是因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国，是在一帮老同学聚会上，这个有钱的同学在一家餐馆请客。到了该点菜的时候，有钱的同学一招手，四个服务员同时 快步躬身迎上来。那是个特殊的包间，配有四个服务员站在房间四角随时待命。同学嫌他们有碍同学间的私密话题把他们赶到了门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 或对外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份菜单！服务员，饮料！服务员，点烟！等等。点菜的口气更是铿锵有力。当他再次埋头挥手招人时，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服务员手 里拿了一杯酒正准备递给他，结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洒在他身上。同学大眼一瞪，服务员吓得面如灰色连连道歉。我 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 “ 欣赏 ” 着同学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想象不了这曾经是个见了女生就满脸通红、以至初恋情人被人抢走后无助地失声痛哭的大男孩。金钱，是如此地能把一个懦夫变成强者和尊者。 终 于等他点完了菜，我告诉他，在美国读书时，我也曾在餐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大呼小叫过。那时英语很糟，不时会出错拿错了菜，但大多数客人 投以理解的一笑礼貌地要求换菜，幽默点的谢谢我让他们尝到了一道新菜。而且如果人家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还会给我额外的小费。同学哽咽着，半天没有说话。 我以为他正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失当深感愧意呢。 不料他却说，在美国那么不好混啊，为什么不回来？ 这次轮到我哽咽了。 原 来有钱人还在坚持己见，即餐馆服务生比他这个有钱人低微数个等级，以至那么地同情他的老同学居然也做过这类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花钱买 服务，听我的使唤是他们份内的事！可是，有钱人，你买的是人家的服务，这项服务只包括人家态度和善地帮你点菜上菜收盘子等份内的事，并不包括额外的面对你 的傲慢和不尊、轻视甚至羞辱。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至国家主席或总统，下至搬运工清洁工，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因社会的 分工和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其报酬形式已经通过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了，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 区别。 人性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个人，就应该被尊重。 但在中国，尊严是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交换得来的，比如用金钱，或权势或社会地位等等，这是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到一个等级后就踩着比自己低一等的人搜括着别人的尊严而享受着这种搜括。 自古就有 “ 万般皆下品 ” 的说法， “ 惟有读书高 ” 只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 几千年来，从来是 “ 惟有权钱高 ” 。 本来，贫穷并不必然低贱，低微也不必然没有尊严，富有权势也不是尊严的同义词。这个世上，清贫而有尊严地活着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贫穷低微却是没有尊严的代名词。 经典的 “ 笑贫不笑娼 ” 就出自这个土壤， 是对这种钱比尊严更重要的价值观作了最好的阐释。 其实说生活在中国缺少尊严不完全对，缺少尊严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不缺这个。 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富尊贫卑，这就是中国式的尊严。 几十年来，为了倡导高尚的互尊互爱的道德，动员全国人民响应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耻八荣，等等。结果呢， 从幼儿园开始喊的口号，还是没能阻挡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人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的趋势 。 我们当官的有钱的带头把 “ 八耻 ” 变成了 “ 八荣 ” 。 我们的大款们学习雷锋好榜样，敲锣打鼓地捐款救济穷人灾民，捐得稍有点数目的其大名毫不谦虚地昭示在报刊电台头版头条成了大救星。穷人还没有来得及磕头感 恩戴德，几个豆腐渣工程、几个通过广告包装的产品、几个声嘶力竭的演出、几个为人们服务的骗局，把这些捐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收回到了大款的口袋里。今年春 节，我们的亲民领导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人民活得没有尊严，于是一个新口号诞生了：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领导，人们怎样有尊严得起来？稍微有点良心不太 “ 三热爱 ” 的人们，监狱侍候！而且没有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尽管那些司法本身也不公正。想说不该说的话或上访？知不知道 police 叔 叔腰里有枪？最不济的还有警棍呢，连只发了一根柴火棒的城市管理者都有权随意打人。不听话的人多了，军队上来了。还要顽固抵抗？坦克机关枪打前锋。死在枪 下的都是不法分子，活着就不是好人，死了就更没有尊严了，纪念他们当然是有罪的！不同意拆迁？你家的房子或坟墓比我的钢铁造的推土机厉害？我们要奥运了世 博了，外国人要来了，你们 —— 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民工，有碍市容有辱我们的国际形象，得滚出城里回到乡下，等尊贵的外宾走后再回来做又苦又累还脏的活 …… 这些，都是领导们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所做的努力？！ 其实，要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并不难。 把是否能当官和当官的前途放在老百姓手上 ，当官的还敢作威作福随便践踏掌握他仕途的人的尊严？ 没有终身的官员也没有终身的上下级关系 ， “ 上尊下卑 ” 还会有问题？ 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公正的司法系统，任何人都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权力走向富裕的机会 ，富人也还会那么耀钱扬威了？ 中国人，如果剥去了权势和金钱的外衣，还能剩下什么呢？ 我们普通老百姓还需要等多久才真的活得有尊严呢？  

“法律人要不怕强权，敢于维护法的尊严”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2011-06-16 来源:南方周末 法学家龚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里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辈，还在谈论中国的宪政。   一部写成15年后终于出版的传记，唤起了中国法学界对已故宪政学者龚祥瑞的怀念。   2011年6月11日，在北大举行的龚祥瑞自传首发式上，各自珍藏部分自传遗稿多年的律师陈有西、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非常动情。   陈有西忆起龚老先生15年前临终一幕，一度哽咽。他说，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   由龚祥瑞领上公法研究道路的姜明安感慨，应该怎么对待知识分子、怎么慎用权力，或许可以从龚老先生一生的悲喜剧中有所体悟。   屡遭批判未丧元气   龚祥瑞“敏感”的一生与中国历史有着奇妙的因缘。辛亥革命那年，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基督徒家庭。少小时期，他从教会学校接受了谦让、容忍、爱人的绅士教育。除了教会里的人，他儿时记忆中最大的温暖，就是冬夜在沿江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倾听他们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呐喊、嗟叹和怨愤。正是对底层人苦难的感同身受，使龚祥瑞放弃了已经入门的生物学，转投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   在清华园，龚祥瑞亲受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等政治学大家提点；1935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英法，师从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打下了系统扎实的宪政知识功底。   怀着吏治救国和宪政兴国的理想归国，龚祥瑞一心希望宪政在自己的故土变成活的事物，却在现实中无功而返。他曾任国民党青年干校副教务长，深得蒋家父子赏识，却因不满国民党的派系斗争黯然辞职；1949年以后，他下决心留在大陆，一度经导师钱端升举荐，进入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当时官方主流推崇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与他所学相差甚远，因而又长时间赋闲。姜明安说，龚先生每每到了当官的边缘，每每又被逼退到书斋。   此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给龚祥瑞造成了一生难以平复的创伤。在反右斗争中，他批判授业导师钱端升和同窗多年的同学，自己也被深深地伤害。日后，他甚少向人提起。   尽管如此，他的多位学生都说，龚先生对他一生的选择，从无悔意，从不怨尤。相反，他认为这些挫折都是研究治国之道的素材。   龚祥瑞风度翩翩，穿戴常有英国绅士的范儿，他生性谨慎克制，又有文学家般的心思和激情。贺卫方说，龚老是法学界中少有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学者，“他的文章，有一种气韵在字里行间流淌。”   中国现实和宪政理想纠结贯穿龚祥瑞的一生。用他的话说，“虽然年年挨批，倒未丧失元气。”   1950年代院系调整，北大恢复法律系，当时系里要求龚祥瑞开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课程，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龚祥瑞说，要把教材专往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去编，这可真为难他了。不过，他会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经验介绍出去，供人借鉴。他把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类比于英国的两党，认为反对党是一种监督机制，不能因词害义，不过一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作为治国之道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想到引来全系师生激烈的批判，时隔20多年后，在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他的这番言论才得以平反。   他直言自己对斯大林宪法草案歌功颂德式的表述不仅不喜欢，而且有恶感。他更尖锐地指出，政论文字不应该出现在宪法文本中，中国1982年宪法的序言，就不应该有“翻天覆地”之类的字眼。   80年代后期，龚祥瑞在《法学》杂志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直揭中国宪法学理论和实践长期受苏联影响的弊端，这篇“宪政常谈”给他带来如潮的抨击。   面对来自学界和司法界高层领导指他不爱国的批判，他回应说：“《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是否定中国人吗？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贯穿着批判精神的光芒和民主精神。”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遭批判只能激励他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不会扰乱他潜心向学的生活。《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龚祥瑞和学生们在龚家后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资料图片/图） 竭尽年华与年轻人交往   改革开放后，龚祥瑞终于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政治气候的变化之速出乎他的意料，积蓄多时的激情喷薄而出，他对宪政知识的传播和实践，更加只争朝夕。   他给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开比较宪法课，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姜明安本来选的是经济法小组，因为被龚祥瑞的课吸引，改学行政法。姜明安说：“我们这些在乡下和部队的，以前哪有听过权力需要限制这些说法！”   年轻学子对宪政知识的渴求给龚祥瑞莫大的鼓舞。身边人劝他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至后世”，他说，不！书有人写，书也是写不完的，我要竭尽年华投入到和21世纪的年轻人的交往、接触，面对面地释放出光和热！   贺卫方说，那个时候是龚老最活跃的时期，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   除了学校，龚祥瑞还在自己家中开设课堂，向所有人敞开。熊文钊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每周都到龚家听课。他说，感觉到龚先生很想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只要有学生在他面前，他就滔滔不绝，并经常有精彩睿智的论断，在龚老家中，熊文钊记下了“宪法和行政法是治国之术”。有的人收获了“法治就是经人们同意的统治，就是民主的政治，而不是个人专断。”   学者宋先科在一篇回忆龚祥瑞的文章中说，那时在北京地区，几乎全部有雄心抱负的人都到龚家作过客。在北大中关园502楼202室激扬江山的氛围中，后来走出了行政法学者姜明安、刑法学者陈兴良、政治学者王绍光、微软中国副总裁刘凤鸣等人。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当年也曾慕龚老之名，到龚家听课。第一节课后回到家，他就收到了龚祥瑞的来信：岳弟，台端，北京一晤，闻弟数言，受益匪浅……写满满一页纸，署名：兄祥瑞。袁岳说，当年龚祥瑞78岁，他只有21岁，看到信后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龚祥瑞晚年结交的后学遍布中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当时在厦门大学教书，一日也收到了素昧平生的龚祥瑞的来信，信中说，读到俞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述拉斯基国家理论的文章，知道国内还有人在研究拉斯基的思想，感慨很多。此后俞可平与龚先生便一直有联系，直到他去世。   1993年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陈有西，因为到北大高级法官班学习的机会，跟龚老结下了深厚的交谊，更获龚老托付自传遗稿。陈有西说，因为他来自法院，龚祥瑞特别希望知道司法实践发生了什么，同时也寄望于像他这样的体制内人士有所作为。   因为主编宪政译丛，法律学者贺卫方与龚祥瑞有过多次交流，后来他到美国访学，期间也多次收到龚祥瑞的来信。贺卫方回忆，自己的回信甚至不如龚老的来信多。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龚祥瑞一直与他器重的后学保持书信往来，交流国内外的思想动态，以及各自对宪政的理解。龚老和晚辈之间的舐犊情深让贺卫方至今常常感念。   虽然年事已高，龚祥瑞不遗余力地操持各种讲座和培训班，利用他的海外学术资源，请各国学者来华跟年轻学人交流。他将自己教学的素材整理成《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学》一书，组织翻译英国丹宁勋爵的一系列著作，很多晚辈的法律学人，享受着他学说和思想的泽被。学者何海波说，虽然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植入中国始于清末民初，但中国的多数行政法学者也许要等到龚祥瑞和王名扬两位学者介绍，才了解英美法上的“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理论。   1980年代晚期，龚祥瑞一直念兹在兹的管政府和管官员的法，终于有一部得以面世。姜明安说，虽然龚祥瑞不在行政诉讼法的主要起草人员之列，但是，从立法之初到整个过程，他一直给立法机关提供意见。在该法颁布后不久，他又带着自己的学生到全国各地实地考察。1991年夏，龚祥瑞在东北某基层法院住了40天，跟着庭长下乡，看到自己“一向作为法治原则介绍的若干观念，正由我国基层司法人员加以实践”，希望自此法学可以开始摆脱政治化。   龚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里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辈，还在谈论中国的宪政。他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他说他已八十五了，此生已无法看到，有赖年轻人继续前行。   “龚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对学术本身的投入，对宪政的热爱，对后学的提携，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贺卫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