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民

我一直对许志永倡导的“非暴力但合作”的理念不敢苟同，我觉得人就是不应该放弃使用暴力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有些人被打是因为自己愿意被打，是因为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才会不断被人欺负。

您说左派们“主张是起来造反”，鼓动“让穷人当家做主”，说他们的口号“激动人心，一呼百应”，说他们的成功会是“社会是灾难”，这些没错。几千年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循环已经让中国人的本性暴露的淋漓尽致了，取而代之之后，那不变的剥削还会继续。 您接着说的一些话，就有点老糊涂了。 “帮助低收入者致富，扎扎实实做脱贫致富的事，提倡致富光荣，保护穷人，同样保护富人。不能迅速见效，只能缩小贫富差距，而且社会的贫富区别将长期存在。” 合法的致富是光荣的，也是值得提倡的。保护穷人，是高尚的，也是当下的社会问题的重要解决办法，但是保护穷人的同时能不能也保护富人呢？蛋糕就那么点，穷人拿得多了，富人自然就少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但从社会公平上来说，如果穷人多得点蛋糕，确实富人就能安全很多，不必花几万给孩子请贴身保镖了，也不用为了子孙后代而移民了。但是啊，中国的富人，大都没有这么高的觉悟的，不然怎么都富起来就飞走呢？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但方法不是让富人为穷人做实事，而是建立公平的机制。让富人良心发现去施舍给穷人，这太理想化了，这有违你们西方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所以呵，茅先生不能老忽悠那没学过西经的草根啊！ “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缺乏号召力，要靠理性思维，逐步推进。” “理性”。您提出了一个好词！五四以来90年，咱们都没有解决“理性”的问题。中国人很圆滑，什么事都不愿意精确，统计局老往数字里加水，学生搞假论文，这样的国家谈何理性呢？教育投入不足GDP的3%，连印度都不如，这样的国家谈何理性呢？文化业，搞成了政治与经济的表演场，娱民＋愚民，这样的畸形文化下的国家，谈何理性呢？理性思维，可以让社会进步；可怎么培养中国的理性思维，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吧！不过，中国在进步。顾晓军就将成为一种第三种思维模式，打破中国长久以来的二元思维。人家已经批了您许多次了，希望您赶快准备迎战吧——没有争锋，何来理性呢？ “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要选最有才能，有远见卓识的人来管理国家。但是这些精英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从穷人治理逐步转变到精英治理，但是他们治理的目标并不完全以广大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掺杂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是问题之所在。如何选出既公正又有能力的人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永远是一个大难题。各国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政治制度。” 这里小妖就要不客气地批您了。第一句话，您虽然没有把穷人完全等同于非精英，但是您却把穷人与精英对立了起来。小妖认为，按照财富与才能的维度，人可以分为四种，如下图所示： 您说“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小妖认为，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我们反对庸人当家作主，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因为与精英相对的概念是非精英而不是穷人。您把穷人与精英相对立，那您的潜台词就是：“穷人大都是非精英。”那您是不是应该先给出一个证明——证明穷人大都是平庸的人，之后，再去说“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呢？ “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从穷人治理逐步转变到精英治理”，这句话也涉及了概念的混淆。您把精英与穷人对立，那么精英群体与富人群体就会有很大的重叠，或者是重合。按这个观点推下去，中国一直在进行精英治国，而不是穷人治国。为什么呢？造反的时候，领导者是无产或者是少产，但是，造反成功后，无产就变成了有产，少产就变成了多产，那么这些领导者就变成了精英了（富人就等于精英，这是您的潜台词），而他们治国，怎么能算是穷人治国呢？所以呢，穷人治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您说呢？穷人变成了富人开始治国时，他们就会让自己的资本追逐更多的利润，而新形势下的穷人，注定还要受剥削，对吧！这是一个屁股与脑袋的问题，而不是“掺杂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的道德问题。 如果让穷人当家作主，好不好呢？ 这个不一定。因为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造反的乞丐当上了皇帝照样去欺压百姓，为富不仁是一个普遍的人性问题。一个穷人在造反时，会喊振奋人心的口号，会从大众的利益出发，鼓动大家去斗争，可他一旦当上了领导人，那么，他肯定会变得有钱，为何呢？他不去索取，就有人往他手里送。他有钱之后，想要保护他的钱，而且想要让他的钱增值，所以，他会想方设法去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去让“自己”的钱参与高回报的投资项目，甚至向国外投资。那么，这个时候，他还会以人民的立场说话吗？不会了。消灭一个人，不能用刀枪，得用荣华富贵。富而仁的人，太少！ 在中国，一个人是精英，但他不一定能进入官商圈子；而是一个人进入了官商圈子，就可以后补一个精英证书。所以，“要选最有才能，有远见卓识的人来管理国家。但是这些精英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这句话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中国农民与市民的比例在7比3，但是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却要倒过来，3比7。难道农民的精英率比市民的小吗？去农村看看那文化教育的基础设施，就全明白了。 “如何选出既公正又有能力的人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永远是一个大难题。各国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政治制度”，这句话暴露了您政治思想的动荡。呵呵。其实，小妖也不是极端的民粹主义，小妖也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但是，您用穷人与富人来划分参政的权利的方法，我不能接受的。 富人不一定有才。中国有太多的太多的富二代，官二代，这些人不见得一定比那平民家庭出来的孩子有才能，而且，由于父母的暴发户素质，往往这样家庭的孩子有点像刘阿斗。中国有太多的花钱买的精英证。如EMBA，如官员博士证，这些是高校与政界与商界媾和的产物。徒有一张证书，谈不上真正的才能。穷人变富不是因为有才。靠勤劳达到致富的人，不多，靠正当手段成为超级富豪的更少。一个小小的地级市长都有20亿家产，靠什么呢？股票内幕交易和房地产。 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在中国呈现了哑铃形，极少人掌握了极大的财富。如果按您的财富来划分人的才能的话，中国人90%的都是庸人，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啊，富人不一定就是精英，而穷人不一定就不是精英。 那您可能会说，穷人没钱应该努力去挣，不挣的话，就是无能，就是庸人。呵呵。您这个教授是不知道啊！穷人变富人其实有很多方法的。比如，去给官商当代理孕母，去天上人间当坐台小姐，去给要高考的局长儿子替考，去给傻富二代大学生写毕业论文，去房产黑中介买房子，去掏地沟油，还有啊，去当舞猫。其实，有才能的穷人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变富的，比如中国有几百万的舞猫，中国论文市场市值有10个亿。所以呢，中国才出现了一些脆弱的中产阶层。但是，还有更多有才能的穷人，不愿意通过上述途径致富，于是，在您的眼中，他们大概就变成了庸人了吧！ 您本文所说左右派争斗，其实，跟老百姓的关系都不太大，除非，在斗争中可以让老百姓分点你们溅落的几滴血。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你就不能再老糊涂地说不让穷人当家作主了，因为，穷人中也有精英，有很多被这个破烂时代所埋没的精英。穷人不妄想让富人良心发现来分点蛋糕给自己，也不妄想您能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穷人，需要自己的代表来为自己说话！而顾晓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山寺仙妖的最新更新： 妖评媒：福建某高校老师，回家种地去吧！ / 2010-06-16 10:25 / 评论数( 0 ) 房屋代理员的端午节（小说） / 2010-06-16 10:25 / 评论数( 0 ) 为何右派总是有气无力？ / 2010-06-15 12:02 / 评论数( 1 ) 大力水手的童话(小说) / 2010-06-10 22:41 / 评论数( 0 ) 卞洪登先生：您在为谁说话？ / 2010-06-09 22:41 / 评论数( 0 )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1)  | 标签: 所见所闻 纷纷扰扰的2009年即将逝去，在跨入新年的门槛前，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无力感，以及有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抑郁，这并非杞人忧天，尽管我也原非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而这种无力与惶恐，又因近日在听了孙立平教授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发表的讲演，以及12月30日南都对王帅的报道后，感受愈益真切。 孙教授在公众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现今诸多社会冲突和矛盾的病症，他表示，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源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政治问题，更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认为这才是解决当前社会冲突和矛盾最基本的基调。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这种僵化的维稳意识，使得当局在处理社会冲突和矛盾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正当的利益得不到表达，利益关系就会失衡，而利益关系越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需要维稳。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终致形成社会问题治理的“地上河”：社会冲突和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根治，反而更加严重，而逐年升高的天价维稳成本则成为沉重的额外的包袱。 孙教授的这种观点，我相信并非他个人的新见，只要是一个有社会良知，对中国的现实有过深入思考的人，就能大体觉察出这种问题。可以这么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有些问题也并不见得是件难事，譬如孙教授在论坛中所说的，建立现金管理制度，再加上开放媒体监督权，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就不至于弄得像现在腐败遍地开花、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难堪境地。然而，为什么这么一些常识性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当局却避而不谈或认为不可行呢？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孙教授甚至在一些文章指出，中国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一个社会的肌体细胞正逐渐坏死，功能正逐渐失效，但主政者却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而就像媒体近日报道的一些地方出现用胶水糊桥、垃圾填桥的现象一样，在做一些表面的工作。而至于个别有良知的媒体、知识分子所起的监督作用则是有限的，像胶水糊桥、垃圾填桥这样的事，并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桥面断裂自动暴露出来的。虽然在西方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媒体，能够以独立的姿态成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然而中国的媒体的处境却是尴尬的，一方面因中国下情上达的渠道的逼仄，媒体由此起着沟通政府和民意的桥梁作用，而使其难以职业化；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委身于党的领导，所谓的独立的舆论监督也就寸步难行。总之，在诸多的限制条件下，即便是那些自命“关注公共利益”、“具有责任感”的中国媒体，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不是无限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那天孙教授在演讲完毕时，我脑际突然闪过一丝悲观的念头：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这句充满着无奈和无力感的话或相类似的话，是很多人都想过或说过的。为了自保，作为舆论高地的媒体，很多时候都不得不要看新闻宣传处的脸色行事，或自觉“自宫”；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只能在江湖之远的地方被当作牢骚发发而已。而至于像我之类的“屁民”们，所谓的无奈与无力显然是自作多情、自作自受了。 的确，在中国，从对死已麻木的煤矿工人，到在遗书上说“我不想死”的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以及自焚的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不管是底层人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都不可能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都可能成为体制的受害者。身处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杨宽生、唐福珍等人都未能幸免于难，何况如草芥之“屁民”？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当地政府违法征地，随后遭跨省追捕被拘8天的河南青年王帅，从“拯救家乡的英雄”到“灵宝的汉奸”的转换，面对乡人的敌意和冷眼旁观，这个中国版的“堂•吉诃德”，有的只是挫败感和对人性的怀疑：“我再也不做举报的事了，因为代价太大。”“删除所有年轻的记忆，不再胡言乱语，抒发感情。” 王帅等人的遭遇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王帅由一位热血青年到对世态的“彻悟”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的这种变化何尝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和损失！ 唐福珍、王帅等人所选择的自焚或沉默，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那个让人诟病千夫所指的“体制”，而忽略了其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份“功劳”。甚至用连岳的话说，“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这些都是体制的问题”“没用的”“那不关我的事”等等话语，我们不是耳熟能详么？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曾说：“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从社会精英到平民百姓，从职业记者编辑到社会公众，只不过我们出的力大小不同而已。“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民国初年一代名记黄远生在其《忏悔录》中的这段对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忏悔，足以让所有远离或漠视良心的新闻人心灵震颤、无地自容。作为在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国媒体中混迹的一员，我们不也曾或正在为极权出过一份力么？ 想及此，我就为我那种莫名的无奈和无力感，以及那突闪而过的念头而深感羞愧。的确，面对让人诟病的体制问题，以及其他诸如社会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我们是应该清点一下我们的“功劳”了。我们且不说宏大的体制问题，单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譬如一个小偷正在菜市场一肉档前用剪刀剪一位女士挂在手腕的钱包，肉档老板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小偷在自己摊前行窃，却沉默不语而把视线转至一侧；而相隔一条过道的摊主也选择了远观和沉默；至于行人，所表现出来的仍和摊主们保持高度一致的沉默。摊主们选择沉默是怕被小偷报复，而行人选择沉默是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世故心理。正是这种集体性沉默，才使得小偷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行窃。这样的事就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为了不让小偷得逞，不管你用何种方式，但请别选择沉默、视而不见！否则，不仅难保小偷下一次光顾的不是你，而且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小至对待小偷的问题，大至庞大的体制问题，请别说“和我无关”“中国没救了”之类的话，它们都有着每一个个体的一份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无数普通、平凡的“位卑者”，而并非只是社会精英们的事。在公共领域发表个人的言论，尽管“屁民”们的影响微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要好，有多个声音要比只有一个声音要好。当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力求保持冷静的态度而不至于粗暴蛮横。其实，能影响一两人固然是好事（其实这就算赚了），即便是自说自话，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理应自觉去做的日修课，而非把它当成一件很崇高的事，其实它只是个人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而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你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善意的举动，就给人带来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沉疴已久的体制病何时才能够治好，然而我们只要力所能及地用行动去见证、去改变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就问心无愧了。至于变化，也许就藏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从拆迁到征收不应只是概念的置换 / 2009-12-19 23:02 / 评论数( 3 ) 黑色阅读· 异端与极权·媚俗的艺术 / 2009-10-30 10:57 / 评论数( 2 ) 教师进城背后的乡村教育困局 / 2009-09-20 10:34 / 评论数( 2 ) 广东“代转公”之耻亦是中国教育之耻 / 2009-09-14 22:27 / 评论数( 6 ) 警惕潜伏中的“抽象愤怒” / 2009-09-10 21:28 / 评论数( 1 )

  维稳快超军费，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再度由5月27日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将其坐实而已。该报提到，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5140亿，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已逼近军费开支。众所周知，军费开支里面酿成的军队腐败，已军费开支的一个主项。那么接近军费开支的天价维稳经费里面，有没有贪污腐败，甚至故意夸大危险，而从中为自己捞取不利之财的呢？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一方面是社会的确问题多多，矛盾尖锐，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维稳经费来硬性维稳；另一方面，维稳可使公安及国安系统扩大权力，增加经费以及增加寻租的机会，因此他们会做许多手脚来夸大其间的矛盾，以便执政者为他们增加寻租机会和权力空间助一臂之力。要言之，维稳人员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的一部分，且看我下面的论述。 一些具体管理维稳的官员，未必不知道公安及国安系统的人员，如何夸大社会矛盾，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增加维稳经费，他们本身只考虑自己的官位和维稳的所谓一票表决，我尽量给你钱，我拿钱消灾。我把钱给你持拨够了，你维稳不好，我好拿你早问。且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推卸责任。其实这些官员他也深知这里面的经费申请有许多猫腻，有许多漏洞，因为要仰仗于公安及国安等系统的维稳，所以睁只睛闭只眼，让他们无度“勒索”，反正又不是我的钱，光我什么了鸟事？有的具体管维稳经费拨付的官员，更有创造性，他不仅睁只眼闭只眼，还和维稳经费的使用单位，联合起来共同寻租。如此一来，维稳经费不爆涨才是怪事。而大幅度攀升的维稳经费本身就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这得靠不断地搜刮民财才能保障。而纳税人的血汗钱是有限，而变态维稳经费的增长是无度的。以民众有限的血汗，来应对无限增长的维稳经费，殆矣！ 正如时评作者熊传东所说，任何现代文明国家，其机构组成自然就负担着社会平稳运营的责任。也就是说，法院不依法办事，不维护社会公正，人大不制衡政府及其相关政策的实施，公安不为保障民众权利而存在，亦即公安局成了母安局，等等，这都是典型的政府机构失效的地方。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机构本身天然地起着使民众利益的责任，不需要在这些政府机构之外，另设什么维稳办、综治办等叠床架屋的机构来维持社会运营。本来四九年后，中国政府的运营就是党政两套班子，也就是说，民众天然地养了两个叠床架屋的政府，这本身就是对民众的巨大盘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民众权利意识的高涨，在叠床架屋的党政系统之外，再增设许多机构来维护社会稳定，其对民众的盘剥只会有增无减，在此等情况下，要想靠所谓的维稳来维护社会稳定，无异于缘木求鱼。 有人也给官方支招，建议他们将天价维稳经费中的一些拿来舒解民困，解决民生问题，社会稳定自然就可以达到。这个招数虽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应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傲慢冷漠是这个政府的贯性，他们怎么可能听得进你切实的意见？在他们的眼中，屁民只有臣服的份，没有说他们一经需要一经反抗，我们就满足他们。在他们眼中，屁民永远只是屁民，不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因为人事任免和政权的合法性，都不是通过民众选举的，所以在他们眼中，民众根本没有足够的份量，来制衡他们，与他们博弈。这个社会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哪里能听得进去呢？他们想的是如何尽量垄断和吞独食，根本不想与屁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如此的情况下，官方只好变态维稳，如不改变策略，中国社会只好进一步走上一条逐渐崩溃的不归路。 2010年6月12日10：06分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6月8日，广西梧州长洲区法院数名法官执行案件时，被执行人陈宏生、廖凤娟夫妇突然从楼上向法官及干警泼下两盆硫酸，致使6人不同程度烧伤，长洲区法院院长等2人伤势严重，每人各有一只眼睛面临失明危险。这是10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袭击法官案件。6月1日,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发生一起枪击案,该区邮政分局职工兼保安队长朱军，持枪冲进法院，向正在办公的法官扫射,3名法官当场死亡,另有3人受伤。凶手作案后畏罪开枪自杀。 梧州案件发生后，当地官员或者由于高度的“觉悟”，也或者是因注意到了网上舆情，特意要求新闻媒体要正确报道事件真相，“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员借机肆意炒作”，“防止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闹事”。当地官员洞察秋毫的警惕性，及披露事件真相的承诺，值得肯定。但是，就现有报道来看，案件远未得到充分披露。谣言止于真相，既然害怕群众“不明真相”闹事，就应该尽快把真相全部告诉群众。真相可以驱赶谣言与恐惧，真相比什么都有力量。 陈宏生夫妇向法官泼硫酸，目前被定性为“暴力抗法”。据报道，泼硫酸案牵涉的是买卖货款纠纷案，作案的陈宏生夫妇对外欠债数十万，被人诉至法院，数年来，陈家对法院判决拒不配合执行，8日上午法官干警前去执行，即发生惨剧。 如此报道，大概可以解释夫妇二人作案动机：房屋等财产即将被强制执行，被逼进死角，一时冲动对法官下手。但是，似乎又不能使人真正信服，仅仅为了几十万元债务或房产，就铤而走险？夫妇二人不会不知道，对人泼硫酸是故意伤害罪，将面临严重刑事处罚。况且，夫妇二人为何对前来执行公务的法官痛下杀手？从报道来看，他们与法官无怨无仇，债款纠纷案冤有头债有主，欠债赖账首先输理的是自己。退一步说，遭追债与起诉后即使要发泄不满，对象应该是逼债的债主才对，而不应该是法院或法官。如果这些具体细节不披露，仅仅发一则数千字的新闻通稿，群众仍然会“不明真相”。 湖南永州法院枪击案案情披露，也存在上述情况，一些报道似乎“点到为止”，甚至对凶手作案动机的解释不断变化，这样的信息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获知真相的需求。先有报道称，永州零陵区邮政局保安队长朱军作案，主要是因为与妻子离婚案，认为法院关于财产分配的判决不公，遂对法官产生不满；之后有报道否定了这一说法，称其袭击法官，主要是因为另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朱军认为该案执行时间拖延太长，产生报复心理。但律师对此予以否认，称朱军当时未对判决提出任何质疑。这两个没有得到证实的解释之外，还有报道说凶手癌症晚期，产生厌世念头。想了解真相的群众真是被这些“解释”、“报道”弄得一头雾水，到头来还是不明真相。而且，另一则报道像写小说一样，报道结尾留下悬念，透露朱军作案前曾经留下遗书，遗书“直指法院”。遗书是什么内容？是怎样”直指“法院的？群众们，你们就自己猜测吧。 由于永州案与梧州案的血腥、恶劣性，当地官员对媒体报道高度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应该以此为借口，反过去压制案情披露。现在似乎存在一种顾虑，害怕此类案件报道过多，会对公众形成一种印象，似乎法院成为社会矛盾聚集的焦点。但是，如何避免公众将个别的暴力抗法案件视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难道不是应该先将特定案件充分披露吗？就是要让人们清楚，特定案件有特定的案情，并非一定要上升至宏大的总体性的社会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挖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那也要首先弄清具体案情。理性披露与深挖并不会损害社会信心与现存秩序，相反只有完全的真相，才是制定应对此类事件的有效措施的前提。否则一些治标的措施会缺乏针对性，比如，发生枪击案就要加强枪支管理，发生泼硫酸事件，就要严格控制硫酸销售。再者，群众获得充分真实信息后，就会走向理性平和。这也符合一些官员的逻辑，群众了解真相就不会闹事。 2010-6-9 永州法院枪击案，网友为什么欢呼？ 建设法治，一直被视为走出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不二法门，但是目前，法治却再次遭到暴力的挑战。网民们的欢呼，又何尝不是在对公权，对现实中的司法不公现象泄愤？ 6月1日上午，湖南永州零陵区邮政分局职工兼保安队长朱军，以去市局验枪为名，领取一支冲锋枪与两支手枪，进入零陵区法院，找到人最多的办公室，对几名法官疯狂扫射，造成3人当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随后，嫌犯举枪自杀身亡。初步查明，嫌犯系报复杀人，认为法院三年前对他的离婚财产分割案判决不公，但此次受枪击法官并非此前判案法官。 如此疯狂凶残的枪杀案，首先应引起所有人对死伤者的同情，对暴力和凶手的谴责。这是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也是最基本的法治社会准则。但是，匪夷所思的是，网上不少人却在欢呼。 本案的详情尚未充分披露，尽管如此，竟有如此多的人为暴力欢呼。相比较而言，此前多起校园杀童血案发生后，网民们大都对杀人者表示愤怒。而屠刀或枪口一旦指向国家公职人员，网民反应却大相径庭。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他们为什么在欢呼？他们在欢呼什么？ 这种欢呼，也让人想到上海杨佳袭警案发生后，网民的反应，有人称杨佳为“义士”、“大侠”。虽然永州法院枪击案与杨佳案的具体案情不同，但是两案件反应出的社会情绪是相似的。公安局、法院是执法司法机构，本应是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的体制化渠道，却成为聚集社会不满的焦点，甚至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对象。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建设法治，一直被视为走出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不二法门，但是目前，法治却再次遭到暴力的挑战。当尖刀刺向警察，当子弹射向法官时，这本身当然是作案者发泄的手段，但同时，网民们的欢呼，又何尝不是在对公权，对现实中的司法不公现象泄愤？ 以某个人、某个公职人员，或者某个公权机构为对象的凶杀案，尽管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没有特定对象的报复社会案件。当前一段时间，此类极端个人事件经常发生，整个社会似乎坐在火山口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永州法院枪案以及网民的欢呼，也是无特定泄愤对象。无特定目标的社会泄愤，应该引起对整个社会的反思，不是追问某个警察法官或者某个法院怎么了，而是应该追问，这个社会怎么了。 永州法院枪击案和杨佳案背后，网民在欢呼，其实是在嘲弄、拷问这个社会，同时这又是社会断裂的症状，是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紧张的表现之一。大众发泄情绪，已经到了罔顾基本社会伦理的地步，社会共识已经遭到部分破坏。网民，即社会屁民的代表，他们判断问题的首要标准，已经不是谁杀人谁偿命，而是看他杀了谁。 门户网站已经将永州枪击案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甚至已经删除，而且关闭跟帖评论。媒体大概是在担心自己又被指为暴力的帮凶，担心承担相似案件蔓延、传染的责任。但是，我们分明看到，欢呼的是网民，不是媒体。帮凶似乎不是媒体，而是网民与社会。 2010-6-1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胡克的最新更新： 东莞扫黄的合法性与技术性分析 / 2010-06-07 10:57 / 评论数( 0 ) 三个讲座：于建嵘 龙应台 贺卫方 / 2010-06-02 22:13 / 评论数( 11 ) 乡村建设者精神分裂，还有卢安克殷永纯沈浩 / 2010-05-25 21:51 / 评论数( 0 ) 文强与天上人间倒掉，打黑上升至国家层面？ / 2010-05-25 21:50 / 评论数( 3 ) 谁是富士康的敌人，谁又在为富士康辩护 / 2010-05-18 11:37 / 评论数(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