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小妖看了您的《我们和拥毛派的区别》一文。您开始与左派打笔仗了。
左派的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他们中某一群在改革开放中是利益既失者，所以，希望重新分配财富，以让自己从少产变成多产。于是，他们鼓动无产的屁民们去共现在所有富人的产，呵呵，但屁民最后一定是“狡兔死，良狗烹”的结局。当这左派的少产者变成了未来的多产者，他还会让屁民持续搞共产吗？当然不会，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多产者，继续搞共产，不是要把自己共了么？您说左派们“主张是起来造反”，鼓动“让穷人当家做主”，说他们的口号“激动人心，一呼百应”，说他们的成功会是“社会是灾难”，这些没错。几千年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循环已经让中国人的本性暴露的淋漓尽致了，取而代之之后，那不变的剥削还会继续。
您接着说的一些话，就有点老糊涂了。
“帮助低收入者致富，扎扎实实做脱贫致富的事，提倡致富光荣，保护穷人，同样保护富人。不能迅速见效，只能缩小贫富差距，而且社会的贫富区别将长期存在。”
合法的致富是光荣的，也是值得提倡的。保护穷人，是高尚的，也是当下的社会问题的重要解决办法，但是保护穷人的同时能不能也保护富人呢？蛋糕就那么点，穷人拿得多了，富人自然就少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但从社会公平上来说，如果穷人多得点蛋糕，确实富人就能安全很多，不必花几万给孩子请贴身保镖了，也不用为了子孙后代而移民了。但是啊，中国的富人，大都没有这么高的觉悟的，不然怎么都富起来就飞走呢？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但方法不是让富人为穷人做实事，而是建立公平的机制。让富人良心发现去施舍给穷人，这太理想化了，这有违你们西方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所以呵，茅先生不能老忽悠那没学过西经的草根啊！
“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缺乏号召力，要靠理性思维，逐步推进。”
“理性”。您提出了一个好词！五四以来90年，咱们都没有解决“理性”的问题。中国人很圆滑，什么事都不愿意精确，统计局老往数字里加水，学生搞假论文，这样的国家谈何理性呢？教育投入不足GDP的3%，连印度都不如，这样的国家谈何理性呢？文化业，搞成了政治与经济的表演场，娱民＋愚民，这样的畸形文化下的国家，谈何理性呢？理性思维，可以让社会进步；可怎么培养中国的理性思维，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吧！不过，中国在进步。顾晓军就将成为一种第三种思维模式，打破中国长久以来的二元思维。人家已经批了您许多次了，希望您赶快准备迎战吧——没有争锋，何来理性呢？
“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要选最有才能，有远见卓识的人来管理国家。但是这些精英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从穷人治理逐步转变到精英治理，但是他们治理的目标并不完全以广大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掺杂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是问题之所在。如何选出既公正又有能力的人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永远是一个大难题。各国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政治制度。”
这里小妖就要不客气地批您了。第一句话，您虽然没有把穷人完全等同于非精英，但是您却把穷人与精英对立了起来。小妖认为，按照财富与才能的维度，人可以分为四种，如下图所示：
您说“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小妖认为，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我们反对庸人当家作主，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因为与精英相对的概念是非精英而不是穷人。您把穷人与精英相对立，那您的潜台词就是：“穷人大都是非精英。”那您是不是应该先给出一个证明——证明穷人大都是平庸的人，之后，再去说“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呢？
“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从穷人治理逐步转变到精英治理”，这句话也涉及了概念的混淆。您把精英与穷人对立，那么精英群体与富人群体就会有很大的重叠，或者是重合。按这个观点推下去，中国一直在进行精英治国，而不是穷人治国。为什么呢？造反的时候，领导者是无产或者是少产，但是，造反成功后，无产就变成了有产，少产就变成了多产，那么这些领导者就变成了精英了（富人就等于精英，这是您的潜台词），而他们治国，怎么能算是穷人治国呢？所以呢，穷人治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您说呢？穷人变成了富人开始治国时，他们就会让自己的资本追逐更多的利润，而新形势下的穷人，注定还要受剥削，对吧！这是一个屁股与脑袋的问题，而不是“掺杂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的道德问题。
如果让穷人当家作主，好不好呢？
这个不一定。因为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造反的乞丐当上了皇帝照样去欺压百姓，为富不仁是一个普遍的人性问题。一个穷人在造反时，会喊振奋人心的口号，会从大众的利益出发，鼓动大家去斗争，可他一旦当上了领导人，那么，他肯定会变得有钱，为何呢？他不去索取，就有人往他手里送。他有钱之后，想要保护他的钱，而且想要让他的钱增值，所以，他会想方设法去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去让“自己”的钱参与高回报的投资项目，甚至向国外投资。那么，这个时候，他还会以人民的立场说话吗？不会了。消灭一个人，不能用刀枪，得用荣华富贵。富而仁的人，太少！
在中国，一个人是精英，但他不一定能进入官商圈子；而是一个人进入了官商圈子，就可以后补一个精英证书。所以，“要选最有才能，有远见卓识的人来管理国家。但是这些精英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这句话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中国农民与市民的比例在7比3，但是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却要倒过来，3比7。难道农民的精英率比市民的小吗？去农村看看那文化教育的基础设施，就全明白了。
“如何选出既公正又有能力的人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永远是一个大难题。各国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政治制度”，这句话暴露了您政治思想的动荡。呵呵。其实，小妖也不是极端的民粹主义，小妖也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但是，您用穷人与富人来划分参政的权利的方法，我不能接受的。
富人不一定有才。中国有太多的太多的富二代，官二代，这些人不见得一定比那平民家庭出来的孩子有才能，而且，由于父母的暴发户素质，往往这样家庭的孩子有点像刘阿斗。中国有太多的花钱买的精英证。如EMBA，如官员博士证，这些是高校与政界与商界媾和的产物。徒有一张证书，谈不上真正的才能。穷人变富不是因为有才。靠勤劳达到致富的人，不多，靠正当手段成为超级富豪的更少。一个小小的地级市长都有20亿家产，靠什么呢？股票内幕交易和房地产。
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在中国呈现了哑铃形，极少人掌握了极大的财富。如果按您的财富来划分人的才能的话，中国人90%的都是庸人，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啊，富人不一定就是精英，而穷人不一定就不是精英。
那您可能会说，穷人没钱应该努力去挣，不挣的话，就是无能，就是庸人。呵呵。您这个教授是不知道啊！穷人变富人其实有很多方法的。比如，去给官商当代理孕母，去天上人间当坐台小姐，去给要高考的局长儿子替考，去给傻富二代大学生写毕业论文，去房产黑中介买房子，去掏地沟油，还有啊，去当舞猫。其实，有才能的穷人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变富的，比如中国有几百万的舞猫，中国论文市场市值有10个亿。所以呢，中国才出现了一些脆弱的中产阶层。但是，还有更多有才能的穷人，不愿意通过上述途径致富，于是，在您的眼中，他们大概就变成了庸人了吧！
您本文所说左右派争斗，其实，跟老百姓的关系都不太大，除非，在斗争中可以让老百姓分点你们溅落的几滴血。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你就不能再老糊涂地说不让穷人当家作主了，因为，穷人中也有精英，有很多被这个破烂时代所埋没的精英。穷人不妄想让富人良心发现来分点蛋糕给自己，也不妄想您能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穷人，需要自己的代表来为自己说话！而顾晓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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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穷人需要的是顾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