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转

美国之音|张欣:人民币贬值和危机

2016年新年伊始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暴跌600点。半年来累计人民币已贬值了6%,其前景更不容乐观。远期交割的ndf市场预期两年内人民币将贬为7.2元兑1美元。如此持续贬值将对中国经济和国民生计,从物价、出国留学、到国际支付等造成巨大负面冲击。

记得2014年前人民币汇率不断走强升值,成为国际货币中的强势货币。而2014年后形势却被迅速逆转,它不断贬值并被国内外普遍看空。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人民币汇率恶化?

中国官方媒体将此归咎于索罗斯的“魅影浮动”。如很多国内外学者已经指出,这种指责没有依据,是官方为自己问题寻找替罪羊的手法。这是因为,一,中国在国际金融交易上有严格限制,投机者很难炒作;二,索罗斯也没有这么大资金能和中国对博。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中国本身。这两年来,从李嘉诚到中国普通百姓,(注意这些人和索罗斯没有关系,其中不乏有讨厌索罗斯的),都在加快将资金朝海外转移。结果大量资本外流,中国国际收支恶化,迫使人民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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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官媒:“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荣剑2010:北京某报关于意识形态的评论,如同一份宣战书,字里行间充斥着战争语言,把当前理论界微博界的正常思想交锋和不同意见的争执,视同一场你死我活的舆论战,必欲以党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重新实行舆论一律。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广开言路的治国之道,古人有教子产不毁乡校,现代人为何还要以剑压制民意? 201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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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关于民间左派的沉思”(左派痛定思痛)

凡是没有掌握政权的左派,都是民间左派。 一、民间左派要接受兔子的教训。借助体制内健康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复兴,是很多民间左派的梦想。但由于力量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严重存在,民间左派的所谓“利用”往往是“被利用”的同义词。 森林里,兔子喜欢和熊做朋友。有一次,熊邀请兔子一起如厕,便后熊问兔子“怕脏吗?”兔子回答“不怕!”于是熊抓起兔子擦了擦屁股就走了。 民间左派要接受兔子的教训,不要以为靠自己的力量真的可以和熊做朋友。尤其是在已经被熊擦了一次屁股之后,又接到熊一起如厕的邀请的时候——民间左派,长点心吧! 二、民间左派与“红二代”。“红二代”曾经被民间左派寄予厚望,他们父辈的英名曾经使他们看起来俨然是一股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力量。但315事变后“红二代”的表现,却让人看透了他们的黔驴本色,他们并不比曹爽之流更出色,不脱八旗子弟的窠臼。 现在看来,当初对“红二代”寄予厚望本身就是一个误区。“红二代”是改开搞最大的受益者,非富即贵,他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难以割舍。他们本是贵族,如何能够指望贵族起来革命? 三、民间左派与民主。民间左派是鱼,民主是水。民间左派不能拒斥民主,就像鱼不能拒斥水一样。鱼拒斥水,这不是很奇怪吗?争取合法地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这应该是民间左派的一种本能。 四、民间左派的心态。在野的身份,在朝的心态,这一矛盾的现象,在一些民间左派身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左派太替当权者着想了,把他们的种种为难、种种不易都想到了,结果弄得自己前跋后疐,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五、警惕焦大的悲剧。焦大孤忠耿耿,为什么还是会被塞了一嘴马粪?原因就在于现在已经不是“太爷”的时代了,少东家们自己要及时行乐,并不在意贾府的败落。焦大的感情反对他的理性,使他无法认清“换了人间”的现实。 笔者高中毕业就参了军,在军校就入了党。对共和国、人民军队、共产党的感情,自信不比很多人浅。我承认,焦大的心态,我也有。因此我也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犯焦大那样的糊涂; 六、如何甄别党内的健康力量?有朋友总喜欢向我强调,党内存在健康力量,这我承认。8000万党员,怎么可能全是腐败分子,全是西化派?但如何甄别他们,则主要要看他们对民间左派的态度。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借用这句话:体制内的任何力量是不是健康,就看他是不是愿意支持、保护民间的社会主义力量。 有人说,封闭左派网站是对左派的一种保护,这真是笑话——镇压就是保护?保护性镇压?新名词,神逻辑啊! 七、民间左派要继续争夺文化领导权。现在看来,2007年以前,民间左派之所以显得生机勃勃,和她当时主要致力于争夺文化领导权有关。在目前“合法”、“非法”的进行政治活动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就必然会走上单纯争取、依赖体制支持的道路(右派在这一点上如出一辙,左右争相取宠于权力,都想借助权力之手绞杀对方,这很有趣),就难免被体制内的权力集团所利用,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或牺牲品。 民间左派,应该继续以主要精力进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要远离上层的政治斗争。 八、不做“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客观来说,民间左派的各个山头恰似一座座水泊梁山。民间左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我反对动不动就指某某人是“穿西装的宋江”、“带路党”等,这是人身攻击,不利于左派的团结。“不怀疑对方动机”应该是左派内部争论的底线。 但据我这些年来的观察,由于种种原因,各个山头上“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却不在少数,动不动就要将人革出教门,不能容人,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这是一个大问题。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王伦”通常也如此,这样不好。越是不让人摸,别人越是要摸。 “王伦”不是不革命,但他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对革命危害很大,伤了朋友,帮助了右派。 九、民间左派不要被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绑架。前苏联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实际上把社会主义变成了苏联/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工具,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毛泽东后来被精英否定,一定程度上却是因为他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目标被他放到了第二位。所以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 今天,民间左派要回归社会主义,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支持,应该建立在不损害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民间左派这些年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色彩太浓了,结果不得不经常为当局很多不得人心的政策辩护,如一位学者所言,已经有点类似前些年的主流经济学家了。 坚持社会主义本色才能被称为左派,否则就不是左派。 十、民间左派要反思。反思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出了这么大的事,政治局面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路线、方针、政策有没有问题?策略有没有问题?不反思能行吗?毛主席说,我们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民间左派不反思,以后会没有饭吃。 总的来看,目前的形势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经济右转,文化左转,政治上左右摇摆。精英集团非常聪明:经济右转以牟取实利,文化左转以安抚左派,政治上左右摇摆以维稳。民间左派尤其要防止被所谓“文化左转”所迷惑,围着一些“左转”的蛛丝马迹研究来研究去,激动不已,结果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这怎么能行呢? 还是毛主席的两句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笔者以此来和所有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共勉! 相关日志 2012/05/28 — 陈子明:中共高层的不谐之音 2012/04/30 — 共识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2012/04/07 — 左派网站被查封缘起苏伟《困惑》一文? 2012/04/07 — BBC:中国左翼网站“乌有之乡”遭封杀 2012/04/06 — 乌有之乡被勒令关闭 2012/04/06 — 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4/01 — 时代周报:“乌有之乡”分崩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8 — 《求是》资深媒体人士解密:司马南、孔庆东等为何力挺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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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李活妙 发自北京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 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 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 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 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 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 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 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 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 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 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 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 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 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 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 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 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 (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相关日志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8 — 《求是》资深媒体人士解密:司马南、孔庆东等为何力挺薄熙来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23 —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一个老红卫兵眼里的左派右派 2012/03/19 — “乌有之乡”网站之前世今生 2012/03/18 — 红色文化:制造者最后让自己无路可走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3/16 — 司马南被封杀 讲座取消节目查封 2012/03/16 — 明报:薄熙来去职 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无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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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有之乡到红色中国—中国左派当下困境

摘要:红色中国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即不肯放弃权和利的权贵与无权民众之间的矛盾。乌有之乡认为,所有国内矛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势 力利用其中国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当下国内 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国左派当下的困境,简约地说也就是目前液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和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 之间的现实矛盾。   人们眼中常见的当代中国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 宪政、儒家宪政主义、启蒙主义、铅笔社、维权主义、国粉等等之间时常会爆发激烈的口水战。 然后事实上,当前中国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却在左派中进行。右派的争议充其量只是口水战,和左 派的思想斗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和历史上所有的左派论战一样,当前中国的左派论战直指 立场、直指内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论战。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阶 段,但这也是其中一派极力强调内部团结所致,并非他们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间的内战虽然激烈,但一般不为外界所知,原因并非左派刻意隐瞒,其实也无需隐 瞒,所以这种现象也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标准的左 派话语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标准的左派话语为何会陷入这种空前 的敏感状态。比如有一个皇帝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个说”你是个坏皇帝”,一个说”你根本就 不是原来的皇帝”,两个指责中自然是后者最具威胁,左派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左派的分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识的分裂 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来自于体制内的失势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说的,阶级决定阶级意 识。时间一久,新的阶级意识形成,最后便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出现。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末就基 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完全成为思想意识上的反思之潮,成为体制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这种新的 思想力量其观点和话语方式都很统一,但在历史背景的重压下,在一个个现实困境面前,以及在 与自由派的竞争中,左派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并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终发生分 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似乎自由派对左派的内部矛盾毫无兴趣,甚至时常表现出鄙夷厌恶之 情,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对梳理目前中国的思想走势,梳理各不同类利益阶层的 内心想法,寻找真正的左派话语(这在逐渐将左派话语解读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当 今中国是极度稀缺的),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都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同时,左派有其自己 的话语特色,以其相辅,可补足右派话语体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两者之间本无必然的殊死矛 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说,当下左派的特点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解释当下的 社会问题,最后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解读成民族矛盾。许多人对阶级矛盾一词很敏感,尤其是右 派,似乎这是个专属于左派的词汇。这里其实可以将阶级理解为某个利益阶层,显然,目前的中 国存在利益上有尖锐冲突的不同阶层,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个合理的解释法,可以由此引出许多话 题。      从旗帜网到乌有之乡      左派历来的网上大本营,既不是铁血,更不是强国,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的论坛,属于标准的右翼话语体系,和左派一毛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和旗帜 网。乌有之乡的交流页面较为封闭,有点像早期的世纪中国;旗帜网是标准的论坛设置,交流较 为顺畅,故一段时间旗帜网人望始终在乌有之上。从讨论内容上看,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而乌 则更偏向学理。这一定位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人气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故更为激进,与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经常被 封,时间一久,其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在2008年,乌有之乡成为左派一枝独秀的网上大本 营,即使此后旗帜网重新开张其声势也大不如前。   旗帜网一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话语方式和乌有之乡非常接近,即都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义 的话语方式解读国内问题。两者思想接近,内容雷同,辨识度较差。   旗帜网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标准的左派话语,比如”钟声”和黎阳就是较典型 的传统左派,还有”人云亦云几时休”,算一个较为理性和开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写了一 部嘲讽旗帜网被封的短篇小说《丐帮蒙难记》,其中就已不少旗帜网网友为原型设为关键人 物)。   乌有本来偏学理,但不知从何时起,其话语方式迅速朝民族主义方向转移,并很快超越了旗 帜网。现在再看乌有的网站主题,几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解读当代问题。典型如转基 因、茅于轼问题、甚至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其一成不变的逻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 万恶之源,中国的一切问题,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阴谋。所有问题的 讨论,只要往这个结论靠,就能在乌有存在,就是乌有的政治正确。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动结 果;转基因是西方灭绝中国的生化武器;茅于轼是西方的买办;南海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中国 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买通中国的精英阶层实施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不用多举例了,总之,一切问 题都要从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国现政府则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沦为他们的工具,乌 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从买办那里劝回来,夺过来,让他们重回正路。所以,这是一场民族矛盾, 且生死攸关。故反对他们的就是汉奸,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国。   越是到近期,乌有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其领袖主要以张宏良、刘仰、孔庆东等人为首,因 为倾向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眉来眼去,故司马南、摩罗、杨帆、宋晓军、 宋鲁郑等纷纷杂杂的人物也成了他们的坐上之宾,美其名曰,统一战线。   然而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毕竟不是左派传统的话语方式,甚至在历史上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激 烈抨击,所以乌有的这种显著的转向,必然会逐渐造成左派的内部矛盾,而现实问题的一再显 现,也在敲打着乌有的这种言论之真确性,其当下的结果就是红色中国网的出现。      沉船派和救党保国之争      红色中国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网站,我发现它是在5月左右,由关天老朋友马前卒的一 篇文章被引过去,然后有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   我始终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尽可能不致左倾也不致右倾,所以对何谓真正的左派思 想一直很为关注。因为在旗帜网和乌有上,真正属于左派表达的内容已少得可怜,甚至连严必 中、李宪源这些老牌网上左派的言论也基本看不见(严必中和李宪源都拥有比较典型和纯正的左 派话语方式),故我一度以为中国真正的左派话语基本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看到红色中国 后,这一点被否认。从话语方式看,红色中国比乌有和旗帜网表现出更纯正的左派色彩(虽然普 遍还较为粗糙)。即关注平民利益和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在解读中尽可能摒弃民族主义的话语方 式。   该网站的言论领袖是宇太和马门列夫等人,其主题的一大内容就是对现今修正主义的批判, 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对其”代表”张宏良的批判。简单的表述红色中国的倾向,红色中国认为当 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决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的首要敌人不是别有用心的西方 帝国主义,而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要为中国现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刻意 将国内阶级问题混淆为民族矛盾,就会模糊掉问题的实质所在,瞄错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实 际是起到了为修正主义的继续统治暗度陈仓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这种言论倾向必须被批判。斗 争目标必须重新设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瞄准主要目标。同时,红色 中国中的一些较激进的人,如周群等对如何处理现实问题有一些较激进的意见,并且他们时常毫 不掩饰的表达他们那些激烈的观点。为此,周群甚至自己独立出来,建设了更激进的红石头论坛 (已被封多次)。   乌有显然注意到了红色的这一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将那些激进的左派称为”沉船派”,指控 他们其实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是另一种带路党(这显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谓复辟已 经是既成事实,根本不需要再实现,那么乌有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同时他们认为左派应该 做的事是救党保国,相信可以通过团结党内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变现状,重回原来的道路。而沉 船派则反唇相讥,称这些”救党保国”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枪手。故 此,红色和乌有之争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党保国之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里,救党保国一 词和一百年前的扶清灭洋有异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属于投降派的。      重庆问题和两种改良主义      乌有和红色中国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重庆的评价。乌有对重庆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之 辞,对于乌有来说,重庆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最好的可能,及未来中国应走的方向,而对任何针对 重庆的质疑,无论质疑哪一块,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激烈批驳。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乌有对重庆 的肯定已经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层次,而跳跃到信仰层面。   很多人把乌有对重庆的态度,当成是当下中国左派对重庆的普遍态度,其实大非如此。甚至 如左派的内斗一样,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对重庆的批判远远甚于自由派对重庆的否定,从 “批判”和”否定”这两个词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对红色来说,乌有一直在模糊现实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义为权贵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 性,而对重庆不顾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红色质问重庆,既然是回归红 色的传统,为什么不恢复公有制,为什么不把权力还给老百姓,而是继续依赖官僚和权贵来统 治。对他们来说,所谓打黑反腐以及唱红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现上的 左派形象蒙混过关,最后通过有限的切割保住权贵和官僚主义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乌有中的许多人也必不会认为重庆的当下就是他们全部的理想所在,重庆必须走出 更多步伐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他们和红色的不同在于,他们希望给重庆更多时间,而不要急于 求成,拔苗助长,唱红和打黑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序幕,重庆一定会照此走下去,也一定 会向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红色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立场问 题和态度问题。当下重庆执政者的出身和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重庆红色变革的有限性,并且重庆真 要变革,现实中的所谓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而只是他们推脱变革的借口。故此重庆不可期 待,对重庆的期待只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保皇党行为,是救党保国的现实体现,其行为 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样。   这就是左派内部关于重庆的争论   红色指责重庆是改良主义,右派也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但这不是针对重庆,而是针对企图 通过体制内手段实现和平转型的一群人,比如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还有独立代表人 所作的努力。这两种从不同方向对不同目标所作的改良主义批判,实际预示着中国目前微妙的处 境,温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过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的转型,而更为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则认为凭 现有的体制内的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无法完成,因为这里不涉及智力问题和操作上的问 题,仅仅只有利益问题。利益是当前体制内人士不愿变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动物,他们不 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弃就可能就性命之忧,所以要 他们主动放弃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见,这两种针对改良主义的不同方向的指责,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其指出的问题都是 同一个。当前体制内的主要力量,其性质立场非左非右,只在乎一个”利”。至于现下的两种方 向的改良主义,只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对批评者来说,这种小小的迈步根本无济于 事。甚而只具有粉饰色彩。而粉饰又容易欺瞒住大众,使真正的变革更迟也更难以到来。      两个左派各自的问题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问题。   由于前几十年,以左派面目进行统治的国家所有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几十年的几乎是无差 别的批判和打击,这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谈左色变,对一切和左关联的事物——包括学问敬而远 之。知识分子的这种针对左派思维的大面积疏离,使得现今中国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来 源。因为知识分子控制了中国大量的市场化媒体以及其他的民间思想平台,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 方平台,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也继续影响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对左派思想的疏 远,一则使得左派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读懂汪晖的人都很少),二则使得他们 的声音乏人问津。   左派指责自由派控制了中国大量的传媒平台,左派自己应该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一 就是我上述所说的。其二则是我最初所说的,左派词语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空前敏感性,这也进 一步压缩了左派话语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间。   乌有之乡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主义话语,上述两者中的后者也是重 要原因。许多乌有的左派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未必和红色不同,然而为了讲政治,为了团结尽可能 的多数,他们会策略性的选择一些最普罗大众的话语。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也为了生存 的需要,或许以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阐述现实问题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来,这是民族主义 话语在左派中逐渐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难说这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有意识的举动,可能兼而有 之。而其结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话语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话语淹没了,最终,许多自由派 不禁将左派等同于民族主义,则显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而其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 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这个判断,并将爱国主义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国际左派曾经 呼吁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等公认的判断早已是如烟往事, 不可追寻。最终使得大量左派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趋向,对于揭示问题的实 质确实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对此问题终于有所认识的红色中国左派企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他们坚决要撕下大量 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伪装,坚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话语,所以其生存空间将受到最大限度的打 压。   此外,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依旧坚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面积失败的左派纲领,比如公有 制,比如毛式的大鸣大放,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革命,这或也是由于左派被知识分子疏离, 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大多为失势的生活较艰难的人士),导致他们的思维普遍偏保守,而 无法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发展的历史趋向(就如大汉族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他 们无法超越历史,甚至无法超越当下的中国,故此他们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愈加困难。不但 体制内的人不认同,连可能处于相同阶级的自由派也无法认同。其进一步被边缘化就是很难摆脱 的命运。当然,这一问题他们自己也早已发现,如宇太等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纠正,这种 纠正将遭到来自乌有之乡的大量阻力,他们会被对方指责为叛徒,以致进一步被指控为带路党, 而自由派也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纠正。故此这种纠正的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或也是一次 与时间的赛跑。   左派中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新左派,以张旭东甘阳等人为首,他们大量采用国际的新左派语 言,从而与当下中国的现实产生一定距离,也使得中国的左派和他们难以有通畅的交流桥梁,其 思想在现阶段也很难反哺中国的左派。   大致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乌有中的一些人继续划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同他们合 为一体,而红色中的一些人则会划向自由左派,逐渐与自由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联合。这种分化 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我乐意看到一切变 化,和一切交融。毕竟,没有变化就没有未来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2/17 — 薄倒掉之后,乌有之乡的左派只能做鸟兽散了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2/01/09 — 解读葡萄暗示的三十年一变局 2011/11/24 —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共识与分歧 2011/10/25 — 中国“红色”复兴:对企业的影响 2011/09/06 — wxmang:读书笔记:毛主席会怎么干 2011/08/07 — 围绕开拓团立碑事件,左派又开始集结了.. 2011/07/25 — 动车追尾背后,一个惊天的大阴谋 2011/07/21 — Emyn:汪洋这位同志啊,真是一言难尽。。 2011/07/12 — 金融时报: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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