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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特首选举ABC

1、现在我们说的“香港大选”到底在做什么? 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是为选出第四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将于2012年3月25日举行。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2、不实行普选,那么2012年的特首是谁选出来的? 根据《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选举委员会根据《基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该选举委员会共1200人,循四大界别分组产生。   3、常听到的“功能界别(组别)”是指? 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设定于殖民地时期,当时称作“功能组别”。目前“功能界别”是指选举委员会中以行业为准的群体划分,一个界别下设若干界别分组。目前分为四大界别各38个界别分组,分别为工商、金融界(300人);专业界(300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300人);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300人)。   4、什么人可以参选特首? 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获得选举委员会至少150名委员提名,即总人数的八分之一,不设提名人数上限,而每名委员只可提名一位候选人,即不可能出现多于8位候选人的情况。此次参选的候选人有:唐英年、梁振英、何俊仁。一般被认为是唐英年与梁振英的“双英之战”。 行政长官的参选资格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没有外国居留权; -年满40周岁; -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 -未曾连任;   5、【候选人】CY是谁? 第四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候选人之一,梁振英(1954年8月12日)。大紫荆勋贤,JP(太平绅士),生于香港,籍贯山东威海,昵称CY。参选后多被媒体称为“狼”。前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行政会议召集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梁振英亦是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梁振英在香港回归前曾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2011年11月27日以“齐心一意 撑香港”为竞选口号宣布正式参选。 丑闻之一:唐英年在首轮特首选举辩论中指控梁振英2003年的高层会议上,提出缩短商业电台续牌的牌照时间,指他打击言论自由;再指控梁在2003年政府的高层会议讨论硬推《基本法》23条时,曾说过“始终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催泪弹对付示威者”。梁振英批评唐捏造事实,无中生有。 商台前节目主持郑经翰表示,曾听闻其中一个版本是当年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梁振英要求缩短商台牌照年期,但他不肯透露谁向他披露消息。前商台一台总监梁文道亦表示,他曾从政坛中人听闻,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主张缩短商台牌照。但由于是二、三手消息,因此多年未谈及此事。 独立媒体(香港)发表声明,要求特首曾荫权交待商台续牌事件真相。声明中表示言论自由是香港作为一个廉洁、公正社会的基石。商台当年因为腰斩郑经翰和黄毓民两个时间评论节目,导致04年连续第二年五十万人大游行。而独立媒体(香港)也是在香港言论自由日益收窄的背景下成立,希望以民间力量,捍卫这空间。   6、【候选人】“猪狼之争”里“猪”指谁? 第四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之一,唐英年(1952年9月6日)。大紫荆勋贤、GBS(金紫荆星章)、JP,生于香港,籍贯江苏无锡,出身富裕的纺织业世家。从政20年,担任过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2011年11月26日以竞选口号“明天在你我”正式宣布参选。 相对梁振英被喻为“狼”,唐英年多被评论家形容为“猪”。 外界将唐梁大战比喻为“猪狼之争”。 丑闻之一:2012年2月13日,唐英年大宅被揭发地下僭建,最初唐辩称是工人“挖深了”,地库只用作摆放杂物。后来于2月16日晚上,唐英年及其妻郭妤浅召开记者招待会,承认有僭建地库。   7、【候选人】谁是泛民主派代表人? 何俊仁(1951年12月1日),现任立法会议员,屯门区议会(乐翠选区)议员,民主党主席。他于2011年10月4日宣布有意争取民主党和泛民支持参加特首选举。他于2012年1月8日胜出泛民主派初选,成为代表泛民主派的唯一参选人。2月14日,何俊仁以“公义香港  理想生活  向霸权宣战”竞选口号正式参选。   8、香港泛民主派、建制派怎么区分? 泛民主派是香港传媒及学者等由2004年起常用的词汇,泛指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选的政治和社会人物、组织。这批人由于抗争手法、路线及社会经济立场的不同而分裂为多个党派及团体,主要包括民主党、民协、公民党、新民主同盟、工党、社民连等党派。 建制派泛指通常拥护或很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现有制度作出抨击和批评的政党和人士。建制派并非一个组织严密政治联盟,只是相对泛民主派的政治立场而言的而划分的派别,主要党派包括民建联、工联会、自由党等。   (本文选自一五一十周刊第52期,周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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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盲目跟风倒薄不厚道

盲目跟风倒薄不厚道 作者:赵进斌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2 0:48:27 阅读量:282次   薄熙来不在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国内外又是高度关注,连日来网络上一派云山雾罩、雾里看花,情势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针对重庆市党政军连日高调表态的报道,网络上形容是“树倒猢狲散”。此情此景,我在想,那几个在唱红运动如火如荼时,不惜在报刊电视上以身说法,口口声声印证唱红治好了他家人不孕不育之症,极力声言唱红治好了他家人身患不治之症的典型呢?家人不会怀孕流产或癌症复发吧?这个民族最悲哀的就是数百年来一直盛产这样的墙头草,这样的同胞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在汪伪政权自治治下时,肯定就是“良民”、“维持会长”。孔庆东在骂对唱红持不同意见的同胞是“汉奸”时,不知他是否想起了那些和他一同助纣为虐的无脊椎奴才。设若外乱入侵,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汉奸。   在重庆市薄熙来亲自指挥的唱红打黑席卷中华大地时,我也和众多对唱红打黑质疑的时评作者一样,连写了几篇评论,表达了我的质疑和反对的一得之见,这几篇评论都被港台一些网站选载,引起一点反响。   如今面对网络一片倒薄声,看看那些连篇累牍充斥幸灾乐祸的文字,我到是时时提醒自己:要独立思考,反思根源所在。盲目跟风倒薄,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做人处事,都不厚道。   诚然,薄熙来在重庆,亲自指挥和部署唱红,一度导致唱红席卷中华大地,去年我所在的这个沿海三线城市,政府各系统、各单位都一度也红头文件指示乐此不疲,甚至连中小学校也都跃跃欲试。至今,我有几个做中小学校长的朋友谈起当时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学生要唱红,被他们用各种方式抵御时的情景时,还用“荒唐之极”来形容。现在回过头来看,唱红就是一出文革式的闹剧的定性,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由李庄案引起举国轰动的打黑运动,虽然内幕还有待披露,但从民意观点看,目前人民贬多于褒。在法治不彰,人治氛围浓厚的中国,采用类似严打运动式的办法,已经被历史证明,这正是造成历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的根源。   但薄熙来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在执掌重庆这几年中,敢于亮出自己的施政观点,敢于树立重庆模式(虽然这个提法值得商榷)高调宣传推广自己的施政观点,这一点不但是他是区别于其他高层领导的鲜明个性,也是目前执政党团体中十分欠缺并亟待倡导的施政风格。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执政党高层热衷于歌功颂德,中华大地已陷入一贯伟光正的汪洋大海,各级官员不唯实,只唯上已成盛行于党内外的潜规则。在这种潜规则指导下,信奉上级领导上级指示一贯正确,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人处事低调、不事张扬成为执政党内做官做人处事的准则。时至今日,官场台阶上,座位、排位一级比一级森严壁垒,党八股一言九鼎,会场内外万马齐喑,“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看一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哪一个不是这种典范?有这些“主旋律”经年累月喋喋不休地示范,真个是歌功颂德人人醉,直把神州当汴州。   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由于官风沉疴积重难返,中华万马齐喑。所谓改革顶层设计,我认为,与其在小圈子内所谓的票决,不如首要要从顶层设计制定出破除党八股模式的官风痼疾,能否从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选举开始,进行公开竞争性施政观点演讲,让电视向全国人民直播,让竞选者公开亮明自己施政观点、政策,上任后的基本承诺,甚至可以搞俩人或三人公开当场辩论答辩。这样做至少让全国人民知道他是黑的白的,胜者胜得理所当然,退者也心服口服。至少让目前盛行于党内的“台上一团和气,台下互相沤气、斗气”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改观。想想薄在商务部长位上干得好好的,忽然被莫明其妙地弄到重庆市(这难道不是他唱红打黑,以求一搏搞得全国文革遗毒风生水起的根源所在)彻底破除几十年来由党内几个大佬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在指定圈子内,矬子里面选将军的弊端,如果在政治局常委选举中也逐步试行推行这样的做法,选出的“核心”、“周围”才名符其实,才能让那些表面低调,实际上玩潜规则如鱼得水者、闷声大发财者无机可乘,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唱红打黑”类似事件重演。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薄熙重庆模式,还是汪洋的广东模式,都是目前中共执政党亟待扩大试点推行的执政模式。只有各地方官员都敢于高调试点、宣传、推广这样的执政模式,改革开放大业才能显现出千帆竞渡,万舸争先的局面,由这种在实践中检验让人民群众真正感觉到执政为民的竞争胜出者的执政“核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薄熙来在重庆的经验和作法,既有令人感到厌恶可怕之处,也有可圈可点的亮点。眼下最不该抹杀,最应该提倡的是他和汪洋俩人敢于公开亮相自己施政观点执政的风格。中国虽一向有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习俗,但我还是要说“盲目跟风倒薄不厚道”。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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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赵秉志: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

赵秉志: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进入专题 : 刑法 辛亥百年    ● 赵秉志 ( 进入专栏 )       一、前言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五千年来,秉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历经数十个朝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一个民族的法律是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眸过去,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法制史、刑法史。从“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到现代法治文明,从“德主刑辅”到“依法治国”,中华民族“立刑以明威,防患于未然”( 《旧唐书·刑法》) ,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华法制文明。     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因其推翻了没落的清王朝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磨难,逐渐走上了民族解放、人民独立、国家富强的康庄大道。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国刑法经历了由清末民初、民国政府到新中国的变革,实现了从传统刑法、近代刑法到现代刑法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了从理念到体系、从内容到技术的重大变革,建立起了理念先进、体系完善、结构合理、内容科学的现代刑法体系。古人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变革发展的百年历程并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把握中国刑法的历史命运和现实机遇,并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刑法立法的发展与进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刑法之初创          近现代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始于清末民初。这期间的主要刑法立法有清王朝1911 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北洋政府1912 年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及之后的两次刑法修正草案。其中,1911 年《大清新刑律》的颁布成为中国刑法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标志[1],并成为中国法制从传统刑法向近现代刑法过渡的分水岭[2]。     ( 一) 大清新刑律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交织,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继续维护其专制统治,清朝政府甚至“考虑在另外的基础上组织政体的可能性”[3 ]( P. 321)。在此背景下,变法成为清王朝末年的必然选择。     1902 年,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建议从速修订法律,并保举沈家本主持修律工作,得到清政府的应允。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在修律过程中,他始终以制定新刑律为主要任务,并于 1907 年制定了《大清新刑律草案》[4 ]( P. 294)。不过,由于沈家本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大量引进了资产阶级的刑法文化,草案的体例和内容较旧律变化极大,因而遭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激烈攻击,他们称沈家本“用夷制夏”,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礼教与民情[4 ]( P. 311)。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大,新刑律的修订工作被迫延缓。     不过,考虑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旧律之删订,万难再缓”,作为过渡,沈家本奏请清政府同意,对《大清刑律》进行删改和局部调整,并且根据“总目宜删除也”、“刑名宜厘正也”、“新章宜节取也”和“例文宜简易也”的“办法四则”,于 1909 年 10 月 12 日编订成了《大清现行刑律》,并于 1910 年颁行[4 ]( P. 296 -299)。这部《大清现行刑律》在当时虽然只是一部过渡性的刑法,但它较之于旧律仍有两点突破: 一是删除吏、户、礼、兵、刑、工等总目,并将纯粹的民事性质的条款析出,打破了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立法格局; 二是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原来的封建制五刑,并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使得刑罚更加人道[5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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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OMM:读图(3月)

这是OMM新添加的栏目,读图,摘取境内外新闻图片,并附背景与评论。新一期仍期由由 少侠忽行( 微博 , 博客 )撰写,欢迎同学们提出宝贵意见! 最近常常想起法国大革命。 先来张香港的图。 来自网上视频截图 由11家香港电子媒体主办的电视辩论在3月16日举行,三位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梁振英、唐英年以及何俊仁首次同场辩论。 延续了之前互揭丑闻的风格,这一场辩论充满了对三方负面新闻的互相攻击。期间,唐英年甚至披露政府机密信息,质疑梁振英当初在政府高层会议上硬推《基本法》23条,而且涉嫌用行政手段干涉言论自由。 不过,这段所谓的质疑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撑,只是一张嘴在那指责,另一张嘴在那否认。至于信还是不信,那就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辩论过后据香港电台报道,有市民批评特首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集中互揭对方的丑闻而非讨论政纲,令港人丢脸。不过回想台湾历次大选,说不定国人在民主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从谩骂对方人格做起。再看看现在的台湾选举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丢脸”的事情多经历几次就会慢慢变好的了,大可不必着急。 来看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少将的照片。 来自京华网 毛委员在两会期间说,他爷爷毛泽东主席十分清廉,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的后代里,没有一个人经商,也没有一个人做官,而这有赖于他老人家的垂范作用。 突然间想起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巨头——罗伯斯比尔。 林达在评价罗伯斯比尔的时候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话。他说罗伯斯比尔因为廉洁一直有一个称号——“永不被腐蚀的人”。但这也是历史的误区:人们以一个政治领袖对金钱的兴趣,来判断他品格的高下。但权力对一个领袖的腐蚀最可怕的部分,不是让这个领袖产生对金钱的贪婪,而是让这个领袖对权力本身产生过度的奢求。不是嗜钱,而是嗜血。 所以就说嘛,几天前当选俄罗斯候任总统的前总统普京总理,虽然没有传出什么贪腐丑闻,但被权力腐蚀的嫌疑非常大。 来看看两会。 来自新华网 今年两会,改革成为关键词。 每一个代表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之路,因此,虽然人人喊改,但改什么、怎样改,各不相同。除了“要改革”,代表们唯一相同的想法恐怕就是“渐进式改革”这五个字。渐进式改革,也就是俗称的“摸着石头过河”,据说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成功的关键。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提问。 来自新华网 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缘故,大家都说总理这次的回答比平常多了点个人情感,有点类似于告别演说。 在回答如何看待网络上对他本人的批评声音时,他回答道:“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 在回答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时,温家宝直言:“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 阅览此文的读者诸君估计也都在网上浸淫已久,应该明白谣诼不断指的是什么吧? 对了,刚才笔者突然间想起罗伯斯比尔的时候,诸位就该知道笔者接下来还会有机会突然间想起些法国大革命的旧事。 突然间想起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攻占巴士底狱。 爆发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有一个很诡异的背景。 首先,在经历了“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之后,法国迎来了一个开明的君主路易十六。在路易十六身边,围绕着一群优秀而革命的法国贵族。而在这一群法国贵族身旁,则是一帮称得上是思想激进的哲学家客人。请注意,笔者刚刚所用的革命一词,绝对是一个褒义词。这群贵族并不只会慷慨激昂,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倾家荡产远渡重洋去参加北美革命。其中的拉法耶特侯爵,更是在独立战争中成为华盛顿的亲密战友和养子,并成功说服路易十六和美国结成同盟,给予美国更多的援助。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结束之后,华盛顿给远在法国的拉法耶特寄去了一份美国宪法的拷贝,拉法耶特虽然回信表示赞同,却也提出了两点批评。第一,该宪法缺少了权利法案的条款(这些条款在1791年作为修正案加入了美国宪法);第二,该宪法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此人思想,可见一斑。 其次,由于现代工业的起步,法国经济即使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了发展和转机的阶段。在工业发展有目共睹的同时,法国的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仅次于英国屈居第二。此外,工商业的发展还导致了金融信贷的兴旺,银行数目急剧增加。 可以说,从外观上看,此时的法国,领导人开明,国家经济蒸蒸日上。 那么,为什么还会爆发革命呢? 路易十六登基的时候,法国政府为了在国外进行的数场战争、向王公显贵支付名目繁多的赏赐金或恩给金,以及政府部门的日常开销等,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 路易十六一直试图进行改革,并在这一过程中先后起用了主张征收特权阶级税项的杜尔哥,以及主张取消宫廷中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王室开支并制订出一整套节支制度的内克。 也不知道诸位会不会对这两位的改革内容感到有些莫名的熟悉,就像这几年我们都曾经一一经历过一样。不过可以预见的是,由于这些改革触动了在法国政府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两人因此相继被免。 内克的继任者卡隆是王后的人,上台之初为了取悦王后和贵族,卡隆采取了与内克截然相反的方法,提倡奢侈与挥霍。后来,这个烂摊子实在撑不下,卡隆只好效法内克等人,考虑向特权阶级征税。为了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能够付诸实施,他甚至召开了“显贵会议”,结果自然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改革者一个接一个地换,湿石头一块又一块地摸。改革并没有停止,一切仍在渐进发展中。1788年春,法国发生旱灾;7月13日,周长达40厘米的冰雹连续敲打着农田,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无;同年冬天,法国处于严寒状态。由于18世纪是法国经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时代,再加上这几场罕见的天灾,法国贫困阶层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1789年,改革的方向变为向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的第三等级征收新税,以此来挽救濒临崩溃的法国财政。为此,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巴黎发生暴动,整座城市陷入了抢劫和厮杀之中。我们看历史,往往能发现所谓的平凡的罪恶。暴力一旦释放出来,一切就会都变了味。法国人是这样,德国人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7月14日,巴黎的暴民盯上了巴士底狱的武器和弹药库存。在经历数小时的战斗之后,巴士底狱被暴民攻陷。尽管当时巴士底狱的管理者洛奈侯爵命令停火以避免双方相互残杀,他仍然被人拖出来殴打、用刀乱刺直至最后被斩首。他的头被穿在长矛上绕城展示。随后,暴民回到了巴黎市政厅,把拒绝提供武器的商会会长雅克·德·弗莱塞勒推上被告席,此人即刻被判枪决。 法国大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那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国王路易十六身旁的贵族、制宪议会副主席、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耶特侯爵,在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反革命逃离了法国。此时的法国,刚经历完启蒙运动,自由、博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却因为这场革命深陷恐怖统治。那台竖立在协和广场上面的断头台,在大革命期间几乎没有停止过张合。 记得温总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说过,“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不知道他所忧虑的,又会是些什么?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2. | Permalink | 读图 Post tags: OMM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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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传统基金会:中国领导层混乱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核心提示:当王立军寻求叛逃美国时,据传他没有被授予庇护,因为这么做会给习近平副主席的访美之行制造尴尬。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短视的决定,因为王立军有可能提供巨大的情报财富。 原文: What China’s Leadership Turmoil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发表:2012年3月17日 作者:Ong Suan Ee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尽管中国全国人大的大多数会议都不怎么引人注意,2012年的这次却不是这样。当今年的人大会议结束时,即将离任的温家宝总理告诫说存在动乱的可能,并提到了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即被免职。 中国政治交接的混乱将会降低人们对美中关系的期望值,削弱美国政府以密集的双边磋商安排让中国具有的影响力。薄熙来倒台一事也是美国政府检讨其关于中国变节者政策的一个机会,以便准备好在遇到高级别情报人员叛逃时应如何处置。 被解职的领导人 薄熙来是一名”太子党”,即拥有特权的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薄一波,是和毛泽东一起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在辽宁省长期任职之后,薄熙来最终成为了重庆市委书记。在任五年,他成为了最著名的省级领导人之一。 薄熙来的崛起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关注民间疾苦。他因为打黑运动而名声大噪,这场运动不仅粉碎了形形色色的黑帮,也解决了一个让民众对共产党逐渐失去信心的问题。同样,他推动安居住房建设,以此响应民众对房地产投资和房价飞涨的日益不满。 薄熙来民粹主义的一个方面引起了西方的大量关注,即他对复兴意识形态运动有着明显的兴趣。据报道,他通过提倡宣传毛主席语录和实行毛时代的电视节目安排,复兴”红色文化”。与此同时,市政府还利用社交媒体的便利向重庆市的手机用户发出”红色短信”。重庆电视台播放的公共服务公告也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把党和人民亲如一家的说教与时髦的形式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价值观塑造结合在一起。 不过,薄熙来是否真的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不得而知。他显然野心勃勃,有报道说他在积极争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由九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层,比总理或国务委员还要有实权,目前的领导者是胡锦涛)。这些报道如果属实,那么这将是近来相当一段时间里前所未见的,因为政治局常委的选择通常在幕后进行。薄熙来有可能寻求利用民粹主义来帮助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这意味着一旦他被拒,就有可能出现民意反弹。 不过薄熙来的地位在2月份因为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前往美国总领馆寻求叛逃而受到沉重打击。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不得而知,但是王立军很快被国安人员抓获。如果说老部下王立军真的试图叛逃,那么薄熙来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并很可能成为了他随后倒台的原因。 影响 在中国两会之际发生这样重大的事情,表明中国政坛处在严重的混乱中。中国正在进行重要的政治过渡,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将如期退位,尽管还不知道哪些人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这是第一次在没有革命时代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的指导下进行的权力过渡,这样的不确定性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内部斗争及信誉和合法性问题。 在这样的不确定当中,薄熙来可能已经精打细算过他挤进最高领导层的胜算有多少。而他在获得大众支持,特别是提倡毛主义方面,几乎肯定会和中国的基于共识之上的集体领导体制相冲突。自从中国被大跃进(1957-1960)错误的计划重创,导致了20世纪最严重的大饥荒之后,中国的政治体系就在推行集体领导,希望能避免由于领导人性格缺陷带来的最坏的一面。 不过,这并不表明中国处在民主改革的边缘,相反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经济改革也有可能。鉴于政治交接过程明显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政坛高层人士来说,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甚至秋天的党代会之前提出任何改革建议在政治上都将是危险的。 需再检视美国的政策 在这种不断演变的形式下,美国决策者不应指望中国会在今后几个月里采取任何重大的政策举措,同时应该形成处理中国问题的专门技巧,过去,前国务卿副助理Randy Schriver曾提出过一种”统治日历”的方式,有效地阻止了美国在如对台售武等方面召开会议,制定某些政策。在双边会议不过是外交关系中的标记时间点而已的情况下,我国政府不应在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避免做出决定,只是为了让这些会议可以如期召开。 我们还应该研究更多的中国专家意见。收集情报和进行分析的重要性迷失在了关于削减国防开支的辩论中。美中关系远比冷战时的美苏关系要复杂得多,不仅包括了军事,还有经济上的互动。我们持续需要针对中国的专家意见。平衡预算不能以情报能力和分析为代价。事实上,我们对更多的语言过关的分析家有明确需求。不能任由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充斥美国校园,美国政府应该资助中国研究。 我们要重新检讨美国对于叛逃者的政策。当王立军寻求叛逃美国时,据传他没有被授予庇护,因为这么做会给习近平副主席的访美之行制造尴尬。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短视的决定,因为王立军有可能提供巨大的情报财富。王立军可能对不同的安全机构,包括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中国军队之间如何互动的深入了解——这些信息是非常难获取的。王立军也可能可以提供不仅仅是关于薄熙来的重要信息,还有未来的其他常委成员的信息。应该就王立军进入领事馆后发生了什么事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确保根据国家利益大局、而不是狭隘的政治考虑来确定接纳还是拒绝此类人士。 本文作者Dean Cheng是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治和安全问题方面的研究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 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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