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

毛泽东让周恩来多次检讨两度剥其总理权力 作者：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2-3-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4 0:03:18 阅读量：53次 　　导读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出言相讥，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态度强硬地顶撞过一次毛泽东 　　日前(附注：2007年1月15日)逝世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在1988到1993年间写了近八十万字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由于薄一波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亲身经历，这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是研究1949年中共建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期间的中国历史比较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关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多次记载显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出言相讥，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态度强硬地顶撞过一次毛泽东。 　　只管外交，一度大权不如高岗 　　据薄一波的回顾，周恩来虽然在中共建政后一直是中国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高岗，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进京，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不属周恩来的政务院(即国务院)管辖。 　　薄一波1953年春组织财政部出台新税制后，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毛泽东又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此后，经济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负责，周恩来事实上只负责外交事务。在高岗次年初受到整肃后，周恩来的总理权力才又有恢复。 　　反冒进，写检讨写到白发增多 　　周恩来1956年提出“反冒进”再度令毛泽东不快。当时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现象，提出稳健的发展思路，但与毛泽东的意思向左。据薄一波记载，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仅薄一波在书中披露的就有：1957年9、10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汇报会，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毛泽东批评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 　　大跃进，失去了经济管理权 　　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除了总理一职，还兼任外交部长。到了1958年2月，外长一职由副总理陈毅接任。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防止闹分裂的话，周恩来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常委们都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消减。到了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关于知识分子的说法，周恩来不认错 　　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以及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都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尽管周恩来的发言是代表中央的，但1956年的中共八大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1962年的报告就被有些人质疑，当周恩来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但是据薄一波记载，在同年10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很不客气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而周恩来当时也显得比较强硬，薄一波记载，周恩来在1962年10月11日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如果说刑诉法修正案是蜜糖混合着毒药，那么现在开化的社会已经不满足于蜜糖，而对毒药却更加耿耿于怀；不再满足于此前的种种微小进步，而要求直接面对统治手段中的核心问题。这就是第73条对于当下时代的意义。 3月10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已经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表决通过，这意味着草案基本定稿，3月14日将提交人大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据财新传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在主席团投票中，出现1张反对票和1张弃权票。这两票异议或许将成为未来的火花，在今天看却实在微不足道，淹没在主席团170人当中。然而在大众网络媒体上，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却讨论得如火如荼，对于很多观察者而言，似乎又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闸一开，国将不国。 面目模糊的草案 围绕刑诉法修正案的讨论纷纷扬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京剧三岔口式的夜战，似乎大家讨论的是一回事，然而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对于很多普通公民来说，他们面对的还是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审、并于2011年8月30日公布的草案版本（第一稿）。 但是在这一稿基础上，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后，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草案再次修改，并经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于2011年12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于是成为草案的第二稿。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3月8日的说明中介绍，上述草案已经于此前的1月11日发送各人大代表阅读讨论，根据反馈回来的讨论意见，再次修改完善，形成了现在提请大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即第三稿。 除了第一稿曾经向社会公布外，本次刑诉法修正始终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第二、三稿都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向外界透露内容，从未公开过全部正文。部分代表表示数月前已经拿到第二稿草案，而有些代表还是按照第一稿准备审议工作，第三稿有多处改动，却在代表到京后才发放，并且一共只有几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无法形成有效审议。 另一方面，这个程序上的微妙纰漏被媒体人陈宝成敏锐地抓住，他提出，根据《立法法》相关规定，法律草案需要在会议举行前的一个月发给人大代表。1月11日发送的草案被作为符合《立法法》的形式要件，然而却并不是最终提交审议的版本。换句话说，目前人大代表们审议的版本，实际上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提前一个月发送。有鉴于此，他呼吁以违反《立法法》程序为事由，阻止刑诉法修正案在本次人大会议上通过。 然而，看上去时间并不在他一边。3月14日将是草案审议的日子，据主席团的投票形势和媒体打探的各方代表团态度来看，虽然对具体措辞还有争议，草案整体通过基本上是十拿九稳之事。截止北京时间12日夜，草案最后定稿仍未提交到代表手中。再接下来的24小时中，紧迫性正在逐渐升高。 刑诉法草案：蜜糖还是毒药？ 公允地说，本次刑诉法修改的确有进步之处，这种进步既包括个别形式上的细微调整，也包括在实质上完善原有规则，弥补漏洞（例如二审开庭程序），并新设立了四种特别程序（未成年人案件；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对被告人、辩护人权利的进一步保障，例如将律师介入诉讼的起点大幅提前，有利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律师阅卷权受到保障；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针对刑讯逼供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形成；当事人对司法机关侵权行为有权申诉控告等等。相比之下，官方媒体大力宣扬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第二条，不过是装饰门面的政策宣示而已。 然而，对于众多反对者而言，审议程序上的瑕疵是次要的，关键问题在于，和官方的歌颂相反，刑诉法修正案的若干后门，一旦遭到滥用，便呈现出一副让人不寒而栗的前景。 这种担心主要来自于对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三种强制措施的适用。 第一稿中针对监视居住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对此，反对意见称，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已经完全违背了这一术语的本意，和变相监禁无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评论称，“刑诉法草案异地监视制度必须废除。要害在于：一，异地监视实质等于羁押，而不受逮捕拘留期限限制。二，这些异地羁押场所，不受看守所条例限制，将会失控。”在他看来，异地监视居住实质是“双规”的合法化和扩大化，从党员扩大到普通公民。 同样激起争议的还有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三种情况下的通知程序。在第一稿草案中，三种情况下都应在24小时内，将原因和处所通知相关人家属，然而都留下缺口，即“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 经过立法博弈之后，递交会议审议的例外条款已经大幅缩水。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无论涉嫌何种罪名，都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但是，在拘留情形下，如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可能有碍侦查情况下，仍然可以不通知家属。 除此之外，刑诉法修改的另一大漏洞是“技术侦查”，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名称背后，隐藏着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秘密录像、GPS定位、秘密获取物证、邮件检查等多重手段。而且刑诉法将技术侦查手段运用到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毒品、贪污、贿赂、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犯罪中，铺盖范围广泛，对于批准手续却缺乏足够规制，此外相关联的“秘密侦查”，同样缺乏足够的规定，引起境内外媒体关于“警察国家”来临的担忧。 三种涉嫌罪名下的异地监视居住，拘留情形下的不必通知家属，以及技术侦查手段缺乏足够制约，凡此种种，构成了媒体和学界的心头之痛。许多观察者担心，在缺乏司法独立、警察法治薄弱的现实状况下，这几个后门已经留得足够大，可能导致秘密拘捕、强制失踪事件频繁出现，更可能导致此前的种种有限进步化为乌有。规定了“异地监视居住”的草案第73条已经成为一个恶法象征，此前在北京失踪的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的遭遇，被称为“第73条提前实施”。有鉴于此，除陈宝成外，法律学者贺卫方、童之伟、媒体人章文、时政观察人士熊伟、律师陈有西、投资人薛蛮子等不同行业的公共人物正试图跨越领域，共同抵制“73条”的出台。 危害国家安全：在辩论中脱敏 舆论对刑诉法修正案的批评，多数针对已经成文的条款，其中以第73条最为典型。然而没有被包括进草案文本的缺陷，也正因此多少逃避了公众目光的审查。被法律学者长期诟病的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党内“双规”等问题上，刑诉法修改不但知难而退，而且“双规”还暗渡陈仓，以“异地监视居住”的形式试图突破党纪成为国法，真正实现了“确保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另一方面，网络舆论的激烈抗争显示出，“危害国家安全”也正在逐渐突破敏感禁区，开始登堂入室，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辩论焦点。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修正案，这一概念都在不断辩论中逐渐脱敏，它不再是刘晓波、胡佳等敏感词人士的专属罪名，而成为每一位言论活跃人士的心头大患。和这种脱敏进程相对应的，便是“国家安全”观念的平庸化，当免于强制失踪这样的基本权利都和国家安全挂上钩的时候，“国家安全”也就丧失了它原本赋予自己的神圣性。相应地，诉诸于“国家安全”的统治合法性，正在激烈辩论中不声不响地、但是无可挽回地流失。 事实上，在“危害国家安全”名目下，共有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等多个具体罪名。正如许多论者反复强调的，不要以为这些罪名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在缺乏制约的滥用权力者手中，讽刺县干部都可以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采取强制措施。“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舆论设想的强制失踪，让很多人联想起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密札”。二者表面相似，实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谓密札，在本意上是国王规避高等法院审查登记的一种变通方式，后来被滥用来镇压异己，尤其是被国王用空白密札来赏赐臣下甚至再被转手买卖。然而，在前现代历史中，即便是绝对君主制的密札，力量终究有限，它根本无法封锁相关消息。密札造成的悲惨故事固然不胜枚举，但和极权社会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人间蒸发相比，不算严苛太过。一代文豪伏尔泰被密札关入巴士底狱，但读书会客丝毫不受影响，传言他出狱时，甚至向典狱长表示感谢盛情款待！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观察旧制度时就发现，“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征，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在刻画旧制度中如何孕育革命力量时，他慧眼独具地揭示了社会临界点上人心思变的奇特征兆：“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如果说刑诉法修正案是蜜糖混合着毒药，那么现在开化的社会已经不满足于蜜糖，而对毒药却更加耿耿于怀；它不再满足于此前的种种微小进步，而要求直接面对统治手段中的核心问题。这或许就是第73条对于当下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