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德国之声 | “余杰们”为什么逃离中国

1月12日,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收到中国独立作家余杰邮件,告知她已经和妻儿一起到达美国,暂居在维吉尼亚的朋友家中,在他临行前,他曾发邮件给廖天琪,表示自己再不能待在中国,被迫远离中国。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写作和表达自由。此前他已经变卖家产和将藏书寄往美国。 Bildunterschrift: 余杰的著作《中国影帝温家宝》,目前已经在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栏目播出音频版 余杰为中国知名的独立作家,曾出版《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等作品,他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抨击中国政治高层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后德国之声制作成音频播出,反响颇大。他也因此更受中国当局打压。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余杰自10月14日从美国回到中国后即受到中国警方的软禁,他曾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详细叙述他的遭遇,其后,他被迫噤声,有消息传出他遭到酷刑。 近年,多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迫离开中国,2010年7月,中国作家廖亦武抵达柏林,目前旅居德国;近期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也表示,他愿意在监视居住期满后,尽快到柏林艺术大学就职。 知名评论人莫之许在Twitter上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被迫离开了中国。前《经济观察报》记者覃里雯早前写了一封信送别余杰,披露余杰在2010年底刘晓波获奖及颁奖期间被国保关押折磨的情节,其中提到他的手指几乎被警方折断。信里说道”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 “他们在中国不能发出声音、出版……”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也向德国之声介绍了余杰出走美国的原因:”为什么象余杰这样有社会责任感、对于国家感情很深的一个知识分子,会选择离开国家的这条路,很多原因是大家都可以猜测到的,最直接的原因去年中国当局加大力度对付有一定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用’黑头套’的方式绑架了余杰,然后对他进行了残酷的侮辱性的虐待,六七个人将他的头蒙上,扒光他的衣服,还拍了照片,并且警告他’如果你不老实,我们就让你在地球上消失’。另外他的妻子刘敏也失去了工作,” 廖天琪也表示,之所以现在才公布余杰所受的酷刑也是出于对他在中国安全的考虑。在余杰遭受酷刑后虽然被放回,但这段经历已经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和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的现实:”事实上他受到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是非常重的,这也是让他最终作出出走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看上去他还有一些有限度的自由,事实上他象中国当局手掌上控制的小虫,他们随时可以把他捏死。” 廖天琪也认为从大的原因来讲,在中国凡是有良知的、关注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他们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之事发出声音时,这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我相信中国政府有一套确切的机制来对付这些人,余杰选择的这条路和廖亦武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在中国不能发出声音、不能出版,他们可以苟延残喘的活下去,但那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或写作者愿意要的生活。” “他们离开了祖国,但并没有失去故乡” 廖天琪也认为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出走,对于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他们的观察是细致的,他们是没有私利的,有异议时他们会提出,他们提出的态度和方法也是理性的,如果当局不能接受温和的建议,我不知道当局还要怎么样,他们完全一意孤行了。” 但廖天琪并不认为,余杰们离开中国后,就等于失去了故乡,他们依然和中国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这样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即使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的心还系在这上面,他们还会继续观察,提出建议和批评,他们并没有失去故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会不断的作出大的改变,这其中也会牺牲很多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命。”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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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德中关系2011年回顾——相对平稳且有所密切

在政治上,德中两国走的是继续扩大经贸合作、加深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道路。1月初,中国副总理李克强来访柏林。李克强被视为是2012年温家宝的接班人。德国总统、总理、外长和经济部长纷纷出场,和李克强分别进行了会晤。这一高规格待遇显示了德国对中国未来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李克强来德打的是经济牌,出国前先就表示欢迎德国企业到中国去投资,来德后,中方给戴姆勒和大众两汽车名牌下的数十亿欧元的订单自然使德方欢喜不已。李克强的经济牌受到欢迎。 三月底四月初,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访华并为德国在中国举办的大型艺术展“启蒙的艺术”开幕式剪彩。外长访华本来可以平安收场,但4月3日,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机场被扣押并被秘密关闭,韦斯特韦勒立即举起了人权大旗,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艾未未。回国后,韦斯特韦勒为此还召见了中国驻德大使。但韦斯特韦勒本人因举政无力,在德国政坛上摇摇欲坠,五月间被迫交出了自民党领导权,虽然勉强保住了外长头衔,但纸老虎地位已不言自明。中方就艾未未事件没有对韦斯特韦勒多加理睬,使这位外长更为落寞孤单。 六月底,两国在柏林首次举行政府磋商会议,为两国伙伴关系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虽然德方表示在会议期间会谈及人权,但人权绝对是边缘话题。如何继续扩大两国的经贸合作才是会议的重点。 在经济上,德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强大拉力越来越重视。在欧元危机不断扩大的时候,德国汽车业能捷报频传,就因为中国人在猛购德国汽车。在德国人的眼里,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如何让中国的投资有利于自己,便成了德国人感兴趣的话题。六月间,媒体报道中国联想将收购德国上市公司麦迪龙,德方尚高兴地表示这会带来双赢。但十二月底,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击败德国能源巨头意昂,将以27亿欧元购买葡萄牙公用事业EDP21%的股权,却又使德国人尝到了中国对手更有钱的苦头。 在挽救欧元方面,中国并没有象德国和欧洲期望的那样积极购买欧洲的债券,而是越来越重视投资和扶持欧洲的一些实业。比如中方投资希腊海运,投资德国汽车业并将成为戴姆勒的大股东之一等等。中国虽然不时给欧洲打气,但中国并不让人牵着鼻子走,对默克尔在挽救欧元上的犹豫和改革不到位等,中国经济人士也有中肯的批评。德国人对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得不刮目相看。 人权话题2011年继续是热门话题。艾未未事件、四川诗人廖亦武逃亡德国事件、德国多位驻华记者因参与报道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而被短暂拘留等都是德国媒体极为关注的话题。但因为总理默克尔在人权上没什么大动作,人权话题的轰动效应相对较小。不过,德国各方对艾未未的支持和赞赏可算是绝妙文章,艾未未在德国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敢于并善于批评政府的中国英雄。 2011年是德中关系相对比较平稳且有所密切的一年。虽然中国人权依然受到诟病,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继续提高和中国拉动世界经济的一系列动作的展开,中国的形象在德国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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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国际关注是帮倒忙吗—-评陈敏文章《中国为什么不肯倾听》

11月1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中国媒体人陈敏的文章《中国为什么不肯倾听》。陈敏批评美国政客在陈光诚事件上帮倒忙,因为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权力,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让步。 按照陈敏的观点,如果美国在例如中美人权对话等关门会谈中提出陈光诚的问题,效果可能还更好些。然而我敢说,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想必曾经多次以不公开的方式向中国方面提出过陈光诚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 陈敏认为,外部压力只会使中国政府死硬到底。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陈敏大概就该批评西方媒体了,因为西方媒体发表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消息,从而形成了舆论的压力。 记得在2007年山西黑窑事件曝光后,陈敏讲过这样一段话。 陈敏说,他毕业后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才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导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导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陈敏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鼓励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这个农民工花掉了几乎半年的收入打官司,结果毫无所获,反而使得自己的处境更恶劣。陈敏说:“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完全理解陈敏的无奈。我知道,在今日中国,尽管群体事件每年多达十几二十万起,但实际上,面对权势集团的压迫与剥夺,绝大多数受害民众采取的态度是逆来顺受,因为他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敢于起来从事维权抗争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由于今日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人们投入维权抗争,风险大而收益小。事实上,在大多数维权抗争中,参加者们都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往往遭到压制和蒙受额外的物质损失。倘若人们仅仅依据个人利害得失行事,那么他们多半就不会投入这样的抗争。可见,抗争者之所以起来抗争,必定是有着另外一些东西的,那就是血性、血气,那就是尊严、自尊。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补偿或改善处境,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尊严,为了坚持正义。 陈敏批评西方政客考虑自己利益多,设身处地为受害者(陈光诚)考虑得少,但是,陈敏是否认真思考过,像陈光诚这样的受害者到底需要什么呢?必须看到,陈光诚之为陈光诚,就在于他不只是受害者,他更是抗争者。正如维权人士胡佳所说:陈光诚“从2005持续至今六年,他的脊梁就是不肯弯。这不是他的错。志愿者前往龙潭探访,国际社会频繁关切,这些都冲击着强权者的意志。我觉得去的人太少了,国际关注还是力度不够。” 我想,胡佳并不是认定如果去探望的人多一点、国际关注的力度大一点,陈光诚的处境就一定会好转,只是,作为陈光诚的好朋友,作为有着类似经历和遭遇的维权人士,胡佳深知,陈光诚是在为尊严为正义而抗争,因此,陈光诚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道义支持。 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即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不是别的,而是这种要求承认的欲望,才更是驱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 福山讲到,把要求承认的愿望视为人类历史的动力这种观点出自黑格尔,但是,“形成承认基础的概念却并非黑格尔的发明。它和西方政治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也和一种大家都熟悉的人类性格有关。”只不过在不同的哲学家笔下,它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一为欲望,一为理性,一为气概。在这里,气概便是要求承认这一概念的基础。马基维弗里说人追求光荣,霍布斯说人的骄傲和虚荣,卢梭说人的自尊,汉弥尔顿说爱声名,麦迪逊说雄心,尼采是把人称作‘红脸颊的野兽”(所谓“红脸颊的野兽”,是说人是会脸红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有激情、有愤慨、有羞耻的动物),这些不同的词语都是指一种大体共同的东西。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说法,譬如“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气”、“血性”、“精神”等等。这种东西显然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既不能还原为欲望,也不能还原为理性。 举个例子,强盗抢走了我们的财物,我们不仅会难过——因为我们的利益遭受了损失,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遭受了损失——而且我们还会愤慨,这就和我们自己不小心丢失了财物不一样。产生愤慨的原因是我们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可见人决不是仅仅计较利益的动物。摔一跤是疼,挨一拳也是疼,可是这两件事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感到屈辱,我们忍不住想还击。还击的目的不一定是自卫,因为对方可能并没有进一步伤害的意向;还击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容他人随便否定。我们明知在还击的过程中,自己免不了还会多挨几拳,“杀敌三千,自伤八百”,即便最后打赢了,也只会为自己的身体多添加一些疼痛,但是唯有奋起还击,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理感到快慰,因为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人只考虑利害,那么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挨了一拳后极力避免再挨第二拳,除非打败对方能得到更大的物质利益。可是我们却甘愿再挨几拳也要还击,即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从打败的对方身上得到什么物质利益。自己挨打,我们会产生还击的冲动;见到别人挨打,我们也会同样产生还击的冲动——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有人不慎落水,我们会忍不住拉他一把;有人无辜挨打,我们会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两者都出于同情心,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会多一种愤慨之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害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往往还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乃至极大的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以上所说,无非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有一定价值的。所谓自尊心,就是指对这种价值的主体性确认,它同时也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果别人对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旨在否认我的价值,我就会感到气愤;如果我迫于别人的压力未能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事情,我就会感到痛苦;如果众人见到了我没出息的表现,我就会感到羞耻;如果我抗拒压力,宁可付出欲望或利益的代价也要坚持符合自身价值的行动,我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光荣,而且也会受到众人的称誉和肯定。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一部分;这是人性中的人性。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也才能理解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多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对你的承认。至于说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对中国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媒体人安替说得很到位。安替说:“我不同意笑蜀同学,老外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既然中国崛起了,横竖你们没办法影响中国,所以请你们站直了,坚守你们自己价值观,别做一些让中国人民看不起的妥协事情,让人觉得钱能买你们的良心。” 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描述了四川的六四政治犯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非人待遇,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北京监狱的六四政治犯——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四川地处偏远,廖亦武他们远远没有北京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领袖那么出名,因此他们受到的国际关注就稀薄得多。可见,在大多数(不是全部)情况下,异议人士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其处境通常也就会稍好一些。再说,绝大多数异议人士都不怕吃苦,怕的是白吃苦,怕的是吃了苦而大家都不知道不关心,怕的是被世界所忽略所遗忘。因为,英雄行为大都是社会性行为;它越是广泛地被社会所知晓,才越是能产生它应该产生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由于中国政府自恃其崛起而更加蛮横,西方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政府很可能对来自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压力更是置若罔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应该降低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调门,相反,民主国家必须大力加强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绝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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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从东德的下场看中国的维稳

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各种矛盾加剧,各地抗议活动是此起彼伏。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在今年的危机管理报告上称,2010年大型社会群体事件有72起,比2009年的60起增加了12起;其中,33%的事件在每天的媒体中报道,67%通过网络传播。除此之外,中小型抗议事件更是多如牛毛。大陆当局近年来有两大建树, 一是对内建立大维稳体制 ,用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维稳网络; 二是对外推行大外宣战略,以充足的国家投资和财政支持,鼓励宣传喉舌走向国际自由传媒市场 。 大陆当局的大维稳系统大致可以分为社会维稳、党内维稳和军内维稳 ,这三大块维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2008年奥运前后,为了保证奥运顺利召开,当局把社会维稳当作维稳的重头戏;2010年8月,温家宝在大谈政治改革之后,屡遭党内重批,显示当局为了维护党内稳定,不惜剪灭不同声音;2011年2月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星星之火传到了中国大陆,当局要求军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说明军内维稳系重中之重。这个维稳体制,对大陆前景至少有三大影响: 第一,官民对立越演越烈;权贵集团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利益,以维稳为名,严厉对待上访者,放纵警察和地方官员在维稳的名义下为所欲为 ;该体制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因而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使官民对立越演越烈,埋下了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不定时炸弹。 其次,大维稳体制把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撰文指出,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利益集团以权力的霸道和蛮横,肆无忌惮地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司法部门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民众有冤无处申;而任何试图治理社会溃败的企图和政策宣示,在大维稳体制下,都难起作用。 第三,大维稳体制给继任的新政权将带来不少难以预期的麻烦。 这个体制创造了一个吃9千万亿元维稳饭的庞大利益集团,而该利益集团在维稳怪圈中,正在越滚越大。在现有的政治体制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试图缩小这个利益集团的任何尝试,都会受到利益集团从上到下所有官员的积极抵抗。 当然,在过去的两年中,大维稳体制对维护一党专政还是有效的。但由此而造成的短期效应,远不及它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的长期损害。这些长期损害,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顶端。即使今后的执政者要照旧高举维稳大旗,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维稳体制迟早会破局。现在看来,有两种可能的破局结果,一个是偶然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有可能导致大维稳体制的彻底崩溃;另一个是大陆将来的领导人主动消减大维稳体制的致命性损害而使该体制寿终正寝。从目前状况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后者。 为了掩饰对内实施高压的大维稳体制,大陆当局的另一个建树,就是在境外推行大外宣战略。大陆政府于2008年年底制定大外宣战略,一是出口“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二是为了反制西方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批评,宣传中国大陆的国家形像;三是为了改变国际传媒现有格局,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争夺国际话语权 。大外宣战略自2009年初开始实施,迄今不到三年,但其格局已经赫然成形,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外宣态势。和大陆官方每年数百亿元的大外宣投资相比,西方传媒如美国之音等则因差钱从传统重镇撤出,这显示西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传媒争夺战中,已经越来越处于守势。现在,大陆官方喉舌在自由传媒世界挤占国际话语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大维稳模式管用吗?《财经》记者以《新观群体性事件》为题,采访了几位中国社科院和大学的学者。他们说,这种办法在短期内减少民变的升级,使人员大规模聚集变得困难,从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势趋缓的态势。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对立。今年发生在广州、上海、湖北、内蒙等地的事件就是严重警告。这种大维稳模式实际上对民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其恶果之一,就是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大陆学者说,本来许多人的上访、抗议是为了自己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且行为合法,但是在现有的维稳模式下,这些上访人或抗议者往往被劳教、被关进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们最终演变成了敌人。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评价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看三个标准,一是组织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续时间长短,三是诉求的性质。他说,今年中国大陆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诉求还是民生经济利益,如绥江、上海宝山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以体制外的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利再分配的政治行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经济利益、追求公平正义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如锡盟、利川事件。总之,根据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分析,当局的政治镇压手段,导致中国大陆发生较大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可以肯定, 大陆当局的用镇压防止大规模民变的维稳思路是“饮鸩止渴”,其结果,一定是越饮越渴 。 总之大维稳体制,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几乎已经走到尽头的大维稳体制,有可能会突然崩溃。而大外宣战略亦不能能持续多久。 维稳濒于失控有几大表现: 首先,维稳财政已然失控;其次,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再次,中国大陆老百姓和公共知识份子越来越不买当局维稳的账;最后,维稳体制以迫害狂为主要特征,因而绝不可能持久 。 首先是经济难以为继。关于维稳财政,中国大陆的维稳经费到底有多少呢?早在2010年6月,《光明日报》就刊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说,“权威资料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到了2010年,维稳财政达5,486亿元,2011年,为6244亿元。事实上,无论是2009年的5000多亿,还是2011年的6000多亿,都是严重缩水的数字。《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8日刊出一文,叫《中国大陆维稳费:公共安全帐单》,对中国大陆2011年的天价维稳,算了一笔细帐。文章说, 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 ,而这6000多亿元的公共安全支出,并没有“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譬如公安部下列的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等项目、各级政法委的预算,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的预算就没有包括在内,而这几个部门都承担部分维稳重任, 仅国家信访局2011年财政预算就达8425万元。 随着国内抗议活动的不断增多,大陆当局用于“维稳”的费用也急剧上升。有国内媒体报道,辽宁省2010年动用了15%的税收用于“维稳”,为223亿;广东省廉江市2009年“维稳”一年的花费是先前五年的总和。清华大学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大陆官方警方“维稳”的公共支出估计高达770亿美元,金额与国防不相上下。部份专家估计,实际金额恐怕更高。比如今年年初,大陆官方为了防堵国内爆发“颜色革命”,针对全国各大都市的民众集会,不论是数十万人的农工抗议,还是对于手机通讯与宽频网络的防堵,都动用了相当大的警力进行“维稳”,自然花费不菲。 显然, 大陆官方的“维稳”费用除了用在大量的监视异议人士、镇压民众的警力和国保上,还包括对网络、电话的管控支出,社区、商场等无所不在的“红袖标”的报酬以及“维稳”官员的薪酬、五毛们的发帖费等等上 。据官方媒体报道,过去5年来,官方增加了数千位“维稳”的官员以及302万个“维稳”的政府职缺;2009年还决定地方官员必须在平均两个小时以内使“重大事件”的消息在网络上消失;为此,官方软件工程师还开发了一套自动的系统,可追踪热门网上的议题,并快速点出哪些是潜在的破坏性新闻。这笔费用自然属于“维稳”支出。…… 其次,高压政策难以为继 。在官方看来,在刺激经济增长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遏止民众不断蔓延的反感和抗议,惟有实行高压统治。据悉,在某个省部级领导学习会议上, 高层就呼吁增加互联网控制和地方政府服务的投资,以便将“不和谐因素减至最低。”与会高层达成一致: 应提高警惕,控制类似埃及和突尼斯的例子在中国发生。此外,在“十二五计划”中,官方也宣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平息动荡。然而,官方是越“维稳”,社会反而越不稳。1980年代全国上访冤民总数为2万多人,现在却达到了4千万人,而大小抗暴维权事件更是平均每个月一万起之多,越来越多的网民们通过网络宣泄着对官方的不满。…… 当局的天价维稳显然不管用!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完全不以当局的维稳意志为转移。在过去的10年里,群体性事件增长了3倍,2010年达18万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在今年5月3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上载文“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引用了官方的《社会蓝皮书》和《了望东方周刊》的数字,即 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到2003年,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2006年到2010年,由9万起增加到18万起 。 与此同时,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不买维稳的账了 。2010年9月,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和腾讯网做了一个联合网路调查,题为“维稳怪圈,谁的烦恼?”调查结果显示,75%以上的投票线民不满维稳,他们认为,官员心中的“稳定”早就不是老百姓心中的“稳定”了,而所谓的不稳定,大多是官员出于自保而造出来的,如此维稳,老百姓怎么能够配合?!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份子,包括那些长期沉默的知识份子,也公开谴责政府在维稳的名义下迫害社会良知的无耻行为。比如余世存说,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大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组织这样堕落、猥琐、下作。 最近,一些海外学者撰文分析中国大陆未来政局变动的可能。他们指出,中国大陆政治发展正面临着空前大变局,大变局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于民间。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在美国费城就“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路径”做了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一个民变促发官变的观点,说的是老百姓在现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剥夺和压榨,要求改变现有的这套规则;对于老百姓的要求,当局的反应就是镇压;过去十几年民变不断增加,当局不断镇压,但当民变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官方的应对思路就出现分歧,分歧导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后促成官变。吴国光相信,中国大陆未来变革的主力军在民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转型,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大陆官方高层开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类型。他认为,在二十二年前, 胡耀邦的悲剧就已经显示,中国大陆的从上到下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只有民变才能促进政治制度的变化”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撰文谈中国大陆近10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时,也谈到了民变问题。他说他有个朋友曾对大陆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现在很失望;余认为,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反映在三个主要现像上,一是整个中国大陆出现了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而大陆官方正在试图阻止;二是各类民变风起云涌,三是大陆官方高层内部出现分化。 这里,民变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官方字典里的“群体性事件”。那么中国大陆在现在的超级维稳模式下,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这要从2008年中国大陆政府开始建立大维稳模式说起。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民变特别多,那一年也是中国大陆维稳政策的转捩点。为了保证2008年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也为 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局采取了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严厉对待上访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警察的作用,使其凌驾于司法,地方官员在维稳名义下可以为所欲为等。这就是大维稳模式。 之后,凡是在敏感时间举办大型活动,如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世博会和亚运会,当局就采取大维稳模式。 大陆官方难道真的不懂,自己本末倒置的所为,正将自己引向毁灭的深渊?! 20年前,东德共产党的垮台对于很多中国大陆人来说,依旧记忆犹新。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东德政权会垮台,甚至包括法国总统都认为,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连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对自己的下台乃至政权的迅即垮台也都毫无意识。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政权倒台,必然是源于其统治残暴,官僚集团腐败严重,民不聊生,从而官逼民反。不过,虽然东德共产党官员享有诸多特权,但并无特别严重的腐败行为,就连昂纳克本人也没有什么贪腐行为。然而,昂纳克统治后期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因为共产党的欺骗性宣传开始失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无法解决商品紧缺、外债突出的矛盾。因此,昂纳克政权只有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管控,而这种管控正是通过其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维稳体制”。 东德“维稳体制”的发达有如下表现:一是对公民全面监控,国内情报系统非常发达,东德人民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之中,内心感到压抑,没有安全感。东德垮台后,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中,人们得知,约有三分之一的东德人曾受到监视。二是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设置了很多言论禁区;再一个是对自由迁徙的控制。也就是说,在东德,党领导的国家仍然事先规定好了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再加上跟西德自由世界的强烈对比,东德民众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忍无可忍的东德人民选择了投奔自由。 如今,大陆政权正在重蹈东德共产党的覆辙。曾经拥有强大“维稳”体制的东德政权不复存在了,那么, 同样貌似强大的中国大陆“维稳”机制,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试想,一个即使没有明显贪污腐败,没有残暴无道行为的政权,都有可能被人民赶下台,更何况那些视民如草芥,待民如仇敌的而且无官不贪的政权?自从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就在维稳怪圈中越陷越深。当局大幅增加了维稳经费,但越来越多的迹像显示,维稳正在濒于失控,而维稳失控,非常有可能成为官方手中的不定时炸弹。 迫害良知正是这个维稳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今已经演绎到了越发荒诞的程度。当局不许戴晴开生日茶会,不许姚立法竟选人大代表,不许廖亦武出国,不许章怡和出书,软禁一个瞎子;汶川豆腐渣学校砸死了近万名学生,却不许他们的父母亲讨个公道;三鹿毒奶害了那么多孩子,却不许他们的亲人追究。……官方的维稳制造了多少“国家敌人”,就制造了多少随时可引发这个体制爆炸的不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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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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