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於2012年六四，由臺灣允晨出版推出；德文版於10月，法蘭克福書展期間，由費舍爾出版社推出；英文版正在繙譯中） 在蒼茫的中國大地，究竟有多少像李旺陽這樣的沉默的受害者？廖亦武的新書《子彈鴉片》歷時多年蒐集、採訪，今年終於得以面世，揭開了黑暗冰山的殘酷一角。 文/鄭語 「請你們關注他，關注一隻螞蟻的命運。螞蟻改變了我。一隻螞蟻的命運最終將改變一個國家。」——2012年5月2日，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陳光誠身上之時，幾乎沒有人留意到流亡作家廖亦武為他的朋友李必豐發出的這聲呐喊。 這個叫李必豐的地下詩人，因為聲援「六四」學生和調查四川綿陽紡織工人罷工，曾經兩度入獄，罪名分別是「反革命宣傳煽動」和「經濟犯罪」。第一次被判了五 年，第二次被判了七年。就在去年廖亦武逃往德國後不久，他又被懷疑為廖亦武提供出逃經費而被投入看守所，在收押了七個多月之後，今年5月8日他再次因「合 同詐騙罪」被推上了射洪縣法院的審判席。 若不是《子彈鴉片》，或許沒幾個人知道這隻改變廖亦武命運的「螞蟻」。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和叱咤風雲的學運領袖們相比，他太渺小了。就像李旺陽，若不是他在臨死前公開說了幾句話，若不是他離奇「吊死」的消息在互聯網上廣傳，沒有幾個人知道 這位「就是砍頭也不回頭」的硬漢。可是，與那些流亡在外的民運精英們相比，或許他們才是「六四」最直接的受害者：因一腔熱血而鋃鐺入獄，弄得家破人亡却無 人問津。在這個只愛人民幣的「人民共和國」裏，早已沒有人記得那一年他們曾在三輪車上口若懸河的講演，那一夜，他們曾在木樨地手挽著手阻擋過人民解放 軍…… 二十三年後，滄海桑田，斗轉星移，當年的「北京戒嚴指揮部總指揮」陳希同開始出書否認自己的罪行；當年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總指揮」柴玲卻開始為鄧小平、李鵬們祈禱。達官顯貴們一個禁令接一個禁令，學運領袖們一個聲明接一個聲明，「六四」越來越像他們的一場戲，而大多數的抗暴 者的聲音在這場戲中却從來不曾被注意。 「我當時一直想找地方出版，但都沒有出版社願意出，因為這些人的生活根本就沒有人關注。」《子彈鴉片》的作者廖亦武在接受《陽光時務》的訪問時說。 從 2004年底開始，廖亦武採訪了十六位鮮為人知的六四抗暴者，連同一篇自訪，彙集成了這本《子彈鴉片》。廖亦武如此形容這本新書的主角們，「和李旺陽一 樣，他們早年投入街頭政治，參與六四抗暴，但後來迅速被社會所遺忘，他們現在的景况都非常凄凉。他們十幾二十歲，或是二、三十歲時就被投進監獄，坐了十幾 二十年牢出來，完全被這個社會邊緣化，曾經參與抗暴的歷史也被人們忘記，而現在也被大家所瞧不起。」 多年之前，王小波在他的雜文《沉默的大多數》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是時候了，看一看這些沉默的抗暴者，聽一聽這些失語者的聲音。 以下是陽光時務專訪《子彈鴉片》作者廖亦武的摘要： 陽光時務：李旺陽也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你怎麼看待李旺陽事件引起這麼大的社會震盪？ 廖 亦武：李旺陽在臨死之前還接受了採訪。很多其他人的絕望是無以言說，他們有生存的重擔，生存壓力很大，那麽能够站出來的人很少。如果大家看了《子彈鴉片》 這本書的話，會覺得李旺陽的命運是很普遍的，李旺陽事件中的絕望也是普遍的：一方面對國家獨裁政治的絕望，一方面是對精英政治的絕望。這個事件的悲劇性能 警示我們每一個人。就像我們學習哈維爾所提倡的「無權者的權利」，每一個沒有權力的人，每一個小人物都有權利，都有喉嚨，你不能漠視它。我認爲這是一個長 期遺忘、長期漠視的結果，這樣才會發生李旺陽這樣的悲劇。 所以，我一再强調一方面追究公安局的責任，要求徹查真相是應該的。另一方面， 每一個人，特別是身在海外的精英背景的這群人，他們應該反思。我認為這是這麽些年來最深刻的一次事件。對比我們之前一窩蜂地去預測，內部誰開明誰保守，這 個事件要有意義得多。這是很多次維權事件，包括寶馬車撞人、楊佳事件，小人物的命運，一次次積累而來。每一個年輕人都在參與，因為李旺陽的悲劇和《子彈鴉 片》中的悲劇，都可能成為這些年輕人自己的悲劇。互聯網給80、90後、70後參與的機會，可能其中不少已經到了海外，大家都在推動這個事情。不像老的民 運，是一種經營政治，像柴玲這樣去發言——我代表你向西方發言。現在不同了，現在有互聯網，年輕人的參與越來越多，這讓我看到那麽一點點希望。 我 認為，真正引起這個社會崩潰的，會是螞蟻的命運，就像李旺陽這個事件。李旺陽知名度很不高，在國際上完全沒人知道的，就像我書中所寫的人物一樣。這種事情 激起的衆怒，激起的社會的動蕩層面，我覺得更加深刻一些。因爲這種事件帶有很大的不可預測性，不是通過博弈可以解决的，你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每一個人的憤 怒。正是這些在黑暗角落、曝光燈之外的事情，這些事情的累積會導致這個國家的改變。這和突尼斯小販的事情差不多。 陽光時務：你怎麽看柴玲關於「寬恕」的言論？ 廖亦武：就在李旺陽事件之前，柴玲發表所謂的寬恕。她認為她是什麽人？她認爲她還是學生領袖嗎？23年她已經變成美國公民了，她還在發表寬恕鄧小平、李鵬。這真是太滑稽了，寬恕後面她還說了個阿門吧。 這 種滑稽下面隱含著沉痛。我們反思天安門事件引起世界震蕩的那次學生運動——那次群衆運動是中國唯一一次，中國歷史進入世界歷史格局的行動。中國歷史就是開 始街頭抗議，然後很多人投入，然後到軍隊鎮壓，死了兩三千人；這個事情過了幾個月，柏林墻倒塌。別人的歷史是基於天安門的教訓，因為別人對年輕人不敢開 槍，跟著就是發生前蘇聯解體。1989是個分界綫，這個分界綫剛好是以中國作為開頭。但是這樣的一個結果，當時就是一種精英政治，發生了血案，然後失敗， 精英政治的破産。最開始簽名抗議，不够資格你就不能簽名，表面上是大家參與，但不是一個全民（參與）的。所謂指揮的中心就是包括柴玲他們設立的那個地方， 我聽余志堅說——余志堅就是當時在天安門朝毛像投臭鶏蛋的抗議者——他說，我們要見一下這些學生領袖可不得了，要先遞交申請，遞交申請還進不去，崗哨層 層，最後還只派一個人出來接見我們；最後余志堅說，他們三個人準備要自焚抗議（學運領袖）。可轉頭一想如果這個時候自焚，別人可能還不明白這到底是要幹 嘛。於是他們就投去臭鶏蛋，結果還被學生的糾察隊扭送到警察的手裏，精英政治就是這樣。 發展到今天，我看自從茉莉花革命之後，精英政治 逐漸拋開，發展成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政治，我稱這個為平民政治。但是柴玲她好像還覺得自己還是小姑娘。我沒想到一個人做夢的時間這麽長。一個小姑娘做夢做 成了老大媽，還在做夢，還站在天安門。另外一方面，像李旺陽又太悲慘。這個世界是個大舞台。 我認為，特別是加入教會的這群人，他們應該 懺悔，而不是有權利來寬恕。他們當年通過黃雀行動全都跑到海外，他們這樣的行為對於那些小人物來說，他們幹了什麽……我們也不能譴責他們不勇敢，但是客觀 上對這群小人物造成的心理的陰影，一直蔓延到現在。如果到現在還沒有一種懺悔和悔罪的話，我認為這才是一種真正的人性的罪惡。特別是柴玲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覺得聽起來有點像是想和共産黨暗中做生意的异教徒，有點不對味。因為我剛寫了《上帝是紅色》的，人家傳教士那麽有獻身精神，哪像是這樣的。那些話好像是 异教徒說的話。 陽光時務：吳仁華說，把目光聚焦在廣場上有沒有死人，以及聚焦在學生領袖，是對六四的狹隘化以及誤讀，您怎麽看這句話？ 廖亦武：我覺得這個話他說得還不够。你看《子彈鴉片》，我覺得這是整個時代，一個是獨裁的性質决定了。我覺得這是廣泛的精英政治的結果。 陽光時務：我們稱之為「沉默的受害者」的這群人，據您了解，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這個總人數大約有多少呢？ 廖亦武：就在全國來說，基本上就是一個主體。你想當年，幾十個城市，有幾千萬人參加。我估計當時在全國至少抓了幾萬人。這就涉及到幾萬個家庭。這個數目太大了。香港後來公布的黃雀行動的名單，我們能看到的都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人。 陽光時務：像楊佳、李旺陽這樣的小人物，他們必須要以犧牲生命爲代價才會引起人們的關注。您會不會覺得這個代價太沉重？ 廖 亦武：我有一個朋友叫李必豐，他因為我的出逃，兩個月之後就被抓了。他已經被關了八個多月。他的審判也被推遲。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就像雷在耳邊炸了一 樣。他已經是第三次進去。他前兩次進去加在一起判了12年，跟李旺陽差不多。這次又第三次進去。因為當局懷疑他協助我出逃，說他資助我錢之類的，把他給抓 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時也是沒有人關注。當時正好是陳光誠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陳光誠身上。 我用了很大的力氣去推動，後來西方的很多媒 體，特別是波蘭那邊，也在幫忙推動。6月2日、3日那個時候，波蘭很多家報紙都刊登了李必豐的事情。我在波蘭卡普欽斯基報道文學獎的獲獎時，就說了李必豐 的事情，在德國這邊每次朗讀我的作品時也會提到李必豐。在這邊也有很多人簽名聯署支持李必豐。比如，200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塔·米勒 （Herta Müller），她是第一個簽名的。比如哈金（作家，美國國家圖書獎獲得者），馬悅然（瑞典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他們當時在幾天之內都簽了 名。柏林文學節也把他們的總部借給我開了個新聞發布會，把李必豐的事件用六種文字發佈出來。我就看到了一個奇迹。我從中看到中西方價值觀的巨大差异。怎麽 一個小人物的命運在西方就引起這麽大的關注，引起每一個人的同情和關注，為什麽我們在東方還是在關注就是像柴玲這樣的人？西方的每一個平台，都是為小人物 發聲。 陽光時務：這本書，開始網上傳言說叫《六四·群體證言》，為什麽到最終出版的時候，您給他起名叫《子彈鴉片》呢？ 廖亦武：我認為這就是共産黨用的兩個方面，你不服就用子彈對付你。但是僅僅用子彈也不行啊，還要用鴉片烟，鴉片烟能够麻醉大家，麻醉大家就是賺錢嘛。包括我們柴玲也是中了這個鴉片烟的毒。 陽光時務：無論《底層訪談錄》，還是《上帝是紅色的》，還是這本《子彈鴉片》 都是寫的是被主流視野排斥最邊緣的群體，您為什麽致力於為這樣一群人寫作？ 因 爲我也是從六四、寫詩、然後入獄過來的。我坐過那個監獄，是監獄把我徹底的改變了。我沒有坐過秦城（秦城監獄），也沒有被當做一個高級的政治犯來關押。我 就是關在一個地方的監獄。和那些最普通的犯人，還有重刑犯關在一起，把我從那種先鋒派的詩人變成了一個時代的錄音機。我覺得記錄時代的聲音很重要。在這個 世界上，一個文人，只要能夠寫，只要他的記憶力還可以，就可以了。 陽光時務：這群人的命運都很殘酷，是什麽支撑你，讓你能够持續的去關注，去完成這部作品？ 廖亦武：這和我個人經歷有關，有很多底層的人生經驗可以交流。每個人其實都要發言，都需要講出他自己的故事。一個作家，只要有足够好的耳朵就行了。 陽光時務：你曾經說過：「那些坐牢的人最害怕的是他們為之奮鬥的正義的事業被人們所忘記。因為坐牢和付出的代價都能够忍受，最不能够忍受的是，坐牢付出的代價又被人們遺忘和忽視。」你接觸的他們，後悔過嗎？ 廖亦武：他們沒有後悔，他們只是憤怒，只是無奈，只是絕望。因為他們有一點和柴玲很像，覺得自己最輝煌的歷史就是那一段。他們也認為在那些年參與的抗暴是他們人生最輝煌的一段，不管現在怎麽樣。好像柴玲也這樣認為，那是她人生最輝煌的一段，但是兩種對輝煌的解讀就不一樣。 陽光時務：您採訪的「六四抗暴者」們怎麽看「平反六四」這個口號？ 廖亦武：什麽平反？他們（受訪的「六四抗暴者」）內心的想法，就是六四的這些劊子手遲早要受審判的，因為當局當時就是公開地開槍殺人。這和精英們說寬恕說是相反的。雖然現在已經是這樣了，但他們心裏還是存著某種希望。 本文來自: (陽光時務) 原文連接： http://www.isunaffairs.com///?p=7008

因为六四后的报告文学《中国底层访谈录》获得欧洲最重要的波兰卡普钦斯基报道文学奖的廖亦武先生强调，一个作家，为中国底层的每一个人的人权和自由发出呼吁和支持，是他最根本的责任。 以二零零七年去世的波兰文学家卡普钦斯基命名的波兰报道文学奖，在欧洲是重要的报道文学奖。记者获悉，六四前，去年逃亡到德国进行创作交流的中国作家廖亦武先生，因为他六四后的作品《中国底层访谈录》而获得了该奖。为此，在纪念六四二十三周年的时候，记者采访了廖亦武先生。 廖亦武先生首先对记者介绍说，“这个卡普钦斯基报道文学奖是报道文学方面的最高奖。它是从七十二本的世界各地的报道文学当中，最后一路筛选，筛选到十个作家，十个又筛选出五位，最后是我夺冠。” 在卡普钦斯基奖的颁奖词中高度评价了廖亦武先生的工作，认为没有他的工作很多小人物的命运和声音世界永远不会注意到，李必丰先生也是这本书记述的一个人。廖亦武先生在获奖辞中再次为他的第三次被捕进行了呼吁。“夺冠，然后呢，我当时做了一篇演讲，‘为他人的自由而写’，这篇演讲我主要就是讲述了李必丰先生的经历。 李必丰原来和我因为六四而被关在一起。我在这篇演讲中主要讲了李必丰的两次越境，追求自由的经历。一次越境是天安门大屠杀后他的逃跑，他逃到缅甸，但是被中共支持的缅甸人民军逮住，逮住后被送回来。送回来的时候，有八个边防军编成纵队，岔开腿让他钻过去。钻过去后又把他当作足球踢来踢去，有一脚踢得特别狠，就把他腮帮子的骨头踢裂了，后来慢慢愈合，他的脸始终是一边大一边小。” 廖亦武先生不仅在获奖辞中继续为书中的小人物呼吁，而且发起了为李必丰的自由签名活动。关于这个签名活动，他说，“我这次再次注意到，我这个签名大多数是西方人在签名，很多中国人直到现在还只是注意到已经在聚光灯下曝光过度的一些事件，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出来为李必丰说话。但是中国的命运往往不是这样，往往是一些突发的事情，也就是一些小蚂蚁造成的事件造成整个国家的坍塌。” 为此，廖亦武先生再次强调，为中国底层的每一个人的人权和自由发出呼吁和支持是作家和知识分子最根本的责任。他说，“那些坐牢的人最害怕的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正义的事业被人们所忘记。因为坐牢和付出的代价都能够忍受，最不能够忍受的是，坐牢付出的代价又被人们遗忘和忽视。但是大多数人被遗忘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你不为这些小蚂蚁呼吁，不为任何一个人的自由呼吁，那要我们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干什么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採訪緣起 有關李必豐，在紀實作品《我的證詞》（明鏡出版社）裡，我曾費過不少筆墨。記得1993年的某個夏夜，監獄院子裏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電影，眾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豐卻退避人群，仰望星星，討論在宇宙當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問題。李必豐突然說，他創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詩，探問我有沒有“指教”的興趣？我倒抽一口涼氣，急忙搖頭。 在我們那批六四難友中，李必豐的文學才華很醒目，所涉文體包括詩歌、小說、劇本、哲學、政論、呼籲書等等，但我從未把他的作品讀完過。因為他的思維和雙腿一樣，走得太快，有時還是跳躍的，令人費解。例如“二進宮”才幾天，在審訊的間隙，他就坐在黑牢裏思考：“蚊子是誰發明的兵器呢？” 真有點古希臘哲學家的味兒。 李必豐真正打動我的，是以下這首監獄詩： “冬季過早地來臨/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養/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凍得漸漸斑白/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冬季來了/我們都愛冬眠/心臟累了/血液累了/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這首詩讓我回到1980年代，讀俄羅斯詩人葉賽甯的青春時光。葉詩寫到俄羅斯的冬季，陰鬱的晴空，用了“打補丁的碎花布”或“骯髒的包頭帕”等比喻；接著我想起二十六歲就臥軌自殺的海子；還想起過去的自己——一個曾經文思泉湧的詩人，如今卻一行詩也寫不出來。 於是，2005年5月18日，我專程從雲南趕回成都，在金沙遺址附近重逢了剛刑滿釋放的如今的詩人。 正文 老威：一眨眼，你的七年刑期又滿了！ 李必豐：六四都十六年了，老廖，你算我們這批難友中最幸運的。 老威：你指沒有“二進宮”？ 李必豐：不錯。當年在四川三監獄，你和佘萬寶是上下鋪，都判四年，沒料到幾年後，佘萬寶又因中國民主黨的案子栽進去，再判十二年；關滿十年的蒲勇，出來三年就死掉；許萬平已經三進三出，累計刑期十幾年，這次又栽了。他本來只有半條命，重慶警方又那麼黑，估計得判個十年以上，最後只有報銷在獄中；而我，六四十六周年，就坐了十二年牢，人都快整瘋了。 老威：聽說你在裏面寫了兩百多萬字？ 李必豐：被搜去大半，還剩幾十萬字。 老威：我手裏還保存著你多年前的詩歌和日記。你狗日的命賤，越遭災，想像力越豐富。古希臘有個哲學家，名字忘了，被關押五十年，寫了一本青史留名的《太陽城札記》；更厲害的一位，也是哲學家，名字也忘了，被絞死的頭天夜里，完成了《哲學的慰籍》…… 李必豐：所以…… 老威：所以，即使大限將至，也不可絕望。 李必豐：可我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民運家，咋辦？ 老威：咋辦？書歸正傳。你是怎樣捲入六四的？ 李必豐：話說1989年學潮，從北京席捲到成都，又從成都席捲到綿陽。5月份，綿陽的大學和中專師生上街遊行，我們看了，心潮澎湃，就親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學校，企圖建立聯絡，卻被糾察隊攔在校門外，罵我們是“社會閒雜”，圖謀不軌。氣得我的同案犯唐先全大叫：“龜兒子懂個屌！”我急忙勸住，耐心向對方解釋：“人人都有權愛國嘛，我們可以組織市民聲援。” 第二天，我們弄了些“聲援學生”的標語、橫幅，動員一些市民參加遊行。5月21號，太陽熱辣辣的，卻有兩三百個學生娃娃在市政府門口靜坐。圍觀者不少，竟沒人給汗流浹背的愛國者遞一杯水。於是我的腦子一熱，就站上一輛三輪車，開始演講，號召大家給學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懸河，一講幾個鐘頭，嗓子嘶啞了也顧不上喝水。於是路人紛紛解囊，學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士氣大增。而我卻因公開煽動，惹火上身，公安局揚言：“要抓稅務局的眼鏡！” 幾個月後，演講內容我自己早忘了，可警察記得，並且還作為“罪證”上了《起訴書》。大意是：“我不是學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鵬所說的‘社會閒雜’，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這一小撮，就是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 為了追溯我的犯罪根源，《起訴書》裡還摘引我刊登在民刊《尋夢園》上的詩句：“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見。”檢察官簡直是個文盲，竟質問我“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沒任何意思。”他拍桌大怒：“你狡辯，明明是誣衊社會主義制度一團漆黑。”我說：“我的眼睛高度近視，看見黑就寫黑囉……” 後來，經過綿陽《劍南文學》主編謝宗年的“專家鑒定”，“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動詩，構成鐵證。 老威：你當場落網了？ 李必豐：我屢次聞風而逃，徑直去成都投奔革命。在人民南路廣場，我們糾集幾百人，宣告成都市青年自治會成立，我高票當選為主席。 老威：有什麼組織活動呢？ 李必豐：與北京大學南下演講團接觸；去西郊的四川工業學院，動員學生參加5月30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還企圖組織敢死隊聲援北京。憑著詩人直覺，我發表《末日演講》，叫囂“民主的六月將變成黑色的六月”，激起部分高校學生的反感，跑派出所告密，誣衊我是“臺灣派遣特務”…… 老威：如何能預感末日呢？ 李必豐：5月28號深夜，我睡在毛澤東塑像腳下，竟夢見六個公安，手持警棍，兇神惡煞地喝問我：“幹啥的？”把我猛然嚇醒；卻不料六月四號淩晨，夢境重現了——同一座毛澤東塑像腳下，我似醒非醒，瞇縫著眼睛。在黎明的微熹中，我先見兩輛救護車，若干醫護人員，後見幾輛警車，哇哧哇哧衝到觀禮台前。有聲音大叫：清場開始！廣場的幾十個人統統被帶走。嘿嘿，居然還是六個公安，沿臺階上來，用警棍連連戳我，喝問：“幹啥的？”我驚出一身冷汗，不得不坐起來回答：“記者。”隨即出示搞來的《記者證》。公安翻來覆去查看，終於揚揚下巴。“回家呆著吧”。 老威：你靠做夢來感應末日嗎？ 李必豐：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必然。總之，我漏網後，立即奔四川大學，找地下高自聯報信，於是大批學生又去廣場聲援。我親自蹬一輛三輪，充作宣傳車，直驅廣場。車上除了印刷品、喇叭，還有川大二年級的一位女播音員。學生與警察對峙時，宣傳車就插在中間，女播音員舉著喇叭，騎我肩頭上向敵陣喊話。可突然，一片綠森森的鋼盔和盾牌衝過來，嘭嘭幾聲炸響，催淚瓦斯就拖著尾巴上天，然後如瀰漫的巨傘，籠罩而下。大伙兒頓時淚眼模糊，跌跌撞撞，我也摔下車來，待眼前迷霧散開，宣傳車和播音員都失蹤了。當時謠言紛紛，傳播音員死掉，時隔多年才證實，她沒死，而被俘虜。 我們胡亂回敬些汽水瓶子，隨即抱頭鼠竄，連鞋子都跑掉了。悲憤難抑，我們接著跑工廠，動員工人上街，絕望而歸；再轉回廣場右側，巧遇綿陽朋友楊偉，還沒來得及打招呼，噗的一顆催淚彈，竟擊中我的屁股。我哇哇大吼，平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針紮一般疼。楊偉立馬拽住我瞎跑，遠遠近近，全是警棍打人的悶響，慘叫此起彼伏，估計好幾百顆腦袋都被揍扁了。 人民商場烈火熊熊，我們逃到那兒，見許多警察集結，有救火車，但沒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塊的行人。有個女娃在二樓窗裏喊：“不准打學生！”一個警察就聞聲把催淚瓶拋進去，噗的一聲，只見一股腥紅色的煙直噴出來。 四處狼煙，我們只好又折回四川大學。高自聯的人卻警告我：馬上逃，部隊已佔領科技大學，轉眼就進入這兒！他們提供了三輪車和一頂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頭，撞見六四這天最感人的一幕：六個居民老太太，跪在東風路街心，苦勸電訊工程學院的聲援隊伍別去廣場：“全部都是兵，你們莫去送死！” 4號和5號，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蕩，部隊和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在進行拉鋸戰，許多人受傷，鮮血迸濺，我親眼見成都五醫院裏躺著不少傷員，有個女學生正在搶救中。 據說人民商場大火燃了一夜，直到5號下午，我又轉回來，還見殘垣斷壁在冒煙。有個人從灰燼中撿了瓶高橙飲料，卻被圍觀群眾痛打一頓，責駡他“發國難財”。 不少人說，人民商場大火是警察開槍引發的。他們紅了眼，就抵著人體摳扳機，激起眾怒。大夥兒把街邊欄杆的水泥樁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門，阻擋裏頭的警車衝出來。 老威：成都市民挺厲害。 李必豐：6月6號，成都淪為一座冒煙的兵營。大勢已去，我們七、八條落水狗就結伴逃往雲南，其中有工人、學生和記者。我躲在昆明一個同學家裏，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全國聯网大搜捕。於是從上海、北京、成都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結夥竄向西雙版納，到了景洪，再次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網，在景洪縣看守所關了一宿。我堅稱自己是記者，在邊境一帶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才蒙混過關。釋放後，我重新聯絡了幾個倖存的逃亡者，在緬寺雇了個和尚充嚮導，開始偷渡。 邊防較混亂，我們蒙混過關時，還照了集體像。跟著進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嚮導失蹤了。我從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裏猛竄了一會兒，就與其他同夥失去聯絡。我“哎哎”叫喚了幾十聲，也不見回應，於是牙關一咬，透過枝葉判斷方向，自以為是地朝南走。我起碼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虛脫了…… 老威：這段歷險，我在牢裡就聽你講過。 李必豐：印象太深刻了。原來想像密林內埋伏無數毒蛇、猛獸，還買把砍刀隨身帶，後來嫌重，就丟了。出密林時我躺在地上，稍遠處，隱隱有緬地村莊在陽光下閃爍。我一下子淚如泉湧，就順著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觸到一片旱地蘆葦，才站起。我撥著一人多高的蘆葦，嘩啦啦地往前，走了幾百米，突然出現了岔路口。 直覺告訴我，向右拐是正確的，而我卻鬼使神差地直走。腦袋嗡嗡響，“向右拐！向右拐！“的聲音老在迴旋，可我還是不回頭——這個意識無法支配雙腿的情景，我曾經夢見過多次。直到樹葉越來越密，邁不動腳。有一樹枝還斜扎入鏡片，啪地刺中眼皮。我一痛一驚，方猛然刹步。隱隱約約，我的耳邊響起人聲，聽不懂，待我聽懂“不准動”三個字時，已被包圍了。 估計有七、八個人端槍指著我，“舉起手！”又是三個字。我下意識地剛把雙手舉過肩頭，驀然看見一大團紅光衝著我——那是烏黑槍嘴上閃耀的太陽！汪地一聲，我雙膝一軟，靈魂駭出竅了，褲襠也尿濕了一大塊。 待靈魂回竅，我已被兩個人架著，雙腿拖地進了一村莊。你猜怎麼著？俘虜我的居然是四川老鄉，1970年代偷渡去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的重慶知青！當時，人民軍正在中國的支撐下，與政府軍打遊擊戰，所以雖是故鄉人，他們還得遣送我。 怎樣哀求都沒用，這些，我對你講過，你還寫進你的書裏了——他們通過中緬百姓雜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綁，交給邊防武警。鬆綁後，八個武警列隊，叉開腿，命令我從八個肉胯通道鑽過去。我不幹，武警班長一起腿，我被踢飛起來，至少幾米開外，才一個狗吃屎跌下來。襠內一陣劇痛——自此，落下了疝氣這病根，夏天乘涼，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點沒被打死。而後，哨所雇了輛拖拉機，把我雙手捆牢，連一根長繩，在後面拖拉著跑。臉已變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們就這樣把“奴隸”帶回景洪，關在看守所。審問我：“燒了多少軍車？殺了多少解放軍？搶沒搶東西？”我否認，他們嘲笑我：“哪你為什麼越境逃跑？” 我還是那句話：我是記者，來邊境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不慎迷路越境。他們搜出了我的《記者證》，竟意外地釋放了我。 兜裏揣著一元錢釋放費，我露宿景洪街頭，走投無路，卻不敢貿然去聯絡任何人。緬寺更不敢接近，因為和尚嚮導一旦暴露，問題更嚴重。我只好走回頭路，過了瀾滄江大橋，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個長坡，順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這期間花一元錢買東西充饑，敲老百姓的門討水喝，卻沒臉討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樹，我爬不來樹，偷不來東西，拋石頭砸，累癱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澀口，咽幾口就頭暈目眩，有中毒的感覺，所以不敢多吃。攏普洱，半步也挪不動了，就晃著《記者證》，死皮賴臉攔了一輛車，許願到昆明再加倍補車費。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學，他二話不說，就下了一洗臉盆麵條，我嗖嗖地吞下，才揉著肚皮，有了說話的氣力：“報國無門，逃亡無路，只有回家。”同學當即給了我幾十元錢，讓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車。可沒料到，當夜10點鐘，我剛出門，沒走遠，迎面就來了十幾個便衣。 “李必豐？” 我點頭。 “你被捕了。” 跟著我被關進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真夠離奇，你被抓抓放放幾次？ 李必豐：景洪看守所進了兩次；昆明看守所關了七天，又放了，讓我自己回四川投案。最後，在綿陽老家栽徹底。審訊時，警察出示了我一路奔逃的照片，與誰誰接觸，全記錄在案。太懸了，幸好這根無用的長線沒釣著大魚。 我的昆明同學受牽連，關了幾天，教育釋放；1998年我再度東窗事發，又去找他，剛從他家出來沒幾分鐘，又被釘上。我二進宮後，他被命令天天去國安局報到，工作也開除了。 老威：你兜一大圈兒，耗多少時間？ 李必豐：我七月幾號被抓，腦殼也差點耍沒了。當時，成都東城公安局連夜提訊，追問人民商場被焚的細節，我嚇出一頭冷汗，曉得一旦定性為縱火犯，就死硬了。於是，提供了一連串證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較多，有書面證明，商場起火時我不在場——這準是老爸的亡靈在保佑。 在收審所關了兩個多月，轉綿陽市看守所。本來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會”為由頭，做成反革命集團案，無奈證據不足。於是就以“宣傳煽動”治罪，我判五年，唐先全三年，楊偉勞教三年，劉家夢、劉應德另案處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關了多久？ 李必豐：加上收審，總共一年多。 老威：裏面的狀況如何？ 李必豐：你在牢裡一直堅持寫作，我也是。受你的影響，我也描述了這段經歷。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毛賊向外頭寄信，卻被告密，我被整慘了。 老威：我也在看守所挨過整，慣常的刑具是土銬、繩子和電警棍。他們怎麼整你的？ 李必豐：拳打腳踢，還把其他犯人提出來暴打，供我欣賞；使電棍烙舌頭，一股青煙，一個跟鬥；還端來一盆水，令我站進去，以電棍戳水，觸電的波紋一翻，人就痙攣，向後一個倒栽鐘。反復幾次，就鼻青臉腫了。 老威：看來，各地獄警的整治方式都挺有智慧。 李必豐：我在小說裏，用大量篇幅記錄了一個叫王X的變態女警察，她喜歡提英俊犯人出去，舉行專場演唱會；還喜歡提著電棍巡視監房，只要發現門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躡手躡腳拉開鐵門，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臉，老娘也不要臉！”舉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子。入地無門，犯人越慘叫她越狠毒，兩眼冒紅光，還不由自主地哼哼。還有，每隔一兩個月，她要領醫生來檢查性病，有病就一腳踢回來，沒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場。 老威：怎麼提取法？叫大夥兒打手蟲？ 李必豐：自己當眾弄不出來，醫生就掐敏感部位。總有辦法嘛。 老威：繼續講。 李必豐：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漲。有個晚上，正迷迷糊糊，卻夢見有蛇在舔我的腳板心，本能地一縮，卻濺起一片水花。我驚叫一聲跳起來，原來洪水已淹上床鋪。眾犯關在水裏，逃跑無門，就一齊呐喊：“開燈！開燈！”可平時通宵通明的燈卻沒了，大夥兒漆黑一團地攪著水，沒人敢挪半步，因為一跌下鋪板，就陷入滅頂之災。 放風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們墊起腳，避免洪水進嘴巴。此時聽見門響，一個警察游泳進號，指揮大家手牽手轉移。一直折騰到天亮，我們脫險了，水還沒退。 我們被轉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間號房約十五平方米，卻塞了七十多人，肉貼肉。雨過天晴，盛夏的毒日頭一出，號內熱毒蒸騰，許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魚一般開閉著，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們又轉回原地，滿號的稀泥漿子，沒法弄，人都變成賴蛤蟆了——將就著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來，維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市的省一監獄勞改。  插    記 李必豐在四川省第一監獄“改造”一年多，由於會寫詩，得到一位愛詩的女警察的賞識，被分派賣小百貨，日子好過起來。他還結識了民運戰友楊偉。他說“楊偉當時不滿二十歲，做倉庫保管員，卻出其不意地往監獄生產的羊皮手套內塞紙團，提醒這是勞改產品，希望顧客不要購買。結果，一批價值二百萬的貨從香港市場被退回。獄方輕而易舉就查出內奸，於是惱羞成怒，倒吊楊偉幾天幾夜”。                                                                   1992年10月，李必豐、楊偉等人被轉往位於川東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不久，我也從重慶郊區的省二監轉了去。於是，六四的難友圈急劇擴大，從四川各地陸續轉來的二十余人都集中羈押在二大隊。 二大隊一樓一底十幾個囚室，加上籃球場大的院壩，卻裝了二百餘犯人。我曾在這兒遭遇過自中共建國以來的不同時期的反革命犯——會道門、土匪、封建迷信、土皇帝、潛伏特務等等，形形色色，這為日後完成《我的證詞》及《中國底層訪談錄》積累了較豐富的原始材料。 因歷史原因，六四犯與其他犯常有齟齬，但至少我在的時候，大環境還比較寬鬆。獄方響應鄧小平南巡講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變著法子賺犯人的錢。我與李必豐成了伙食搭檔，日日享用高價“大肥肉燉蘿蔔”，把臉蛋營養得紅撲撲的。 我導演的一張政治犯集體照後來成為搶手貨，刊登在好幾個海外雜誌上——兩排六個人，一律著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林彪當校長的抗大學員——我沒料到此事引發了獄中地震，1994年初夏，我開釋幾個月之後，李必豐說：“獄方突然襲擊，將六四這夥人集中控制，然後從身體到鋪位，探雷一般仔細搜查，把我們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收繳。此後，照像被禁止，我們被化整為零，分散在各大隊的刑事犯中間實行嚴管，一舉一動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豐卻搖頭：“誰也沒埋怨你。因為露露臉，也算給外頭一種提醒，總比付出了代價卻無響無臭強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李必豐，一個普通政治犯卻無響無臭地刑滿釋放了。像成千上萬同種類型的政治犯一樣，他被警車專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給當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規定的“剝權期管制”——如此種種，海內外至今不見任何報導。 李必豐：出獄後，我不斷被警察騷擾，生活全亂套了。家裏人埋怨我，為證明我的確賊心已死，我就結婚，搬到我老婆的單位宿舍，很小一間屋，身子也轉不開，煮飯就在樓道上。也許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賊溜溜吧，即使見著警察只點頭，不說話，人家仍疑慮重重。我被派出所呼來喚去，就產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時代了，還搞階級鬥爭，還監視“四類分子”嗎？於是又四處走動。 老威：你還到我家，用《易經》替我算命。 李必豐：你除了寫字，就對算命感興趣。 老威：占卦是為了心裏有數，不至於像你，無頭蒼蠅瞎撞。 李必豐：我的腿雖然野，但沒瞎撞。1995年夏天，當我聽說綿陽的民運人物餘XX從深圳逃跑，就動心了。當時，我的兒子出生不到一百天，窮困潦倒，加上被“關照”，我絕望之極。就與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動身去深圳，攏中英街，像個蹩腳的遊客，邊走邊東張西望。叫武警發現了，命令我過去，查《身份證》。我強作笑臉，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三分鐘，武警就讓我進哨所；他打了個電話，不足三分鐘，又讓我上中隊；跟著，我被關進沙頭角派出所。此時，綿陽警方已在羅浮區公安局等候，我連資本主義的地皮都沒踩著，就又回來了。 老威：你有管道嗎？這麼瞎闖？難怪有人封你為“民運圈裏的行為藝術家”。 李必豐：圈內朋友讓我直接去，有人在沙頭角橋頭接應。我手裏拿了張報紙，作為接應暗號，可我轉來轉去也不見同志。卻迎頭碰見我的高中老師，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師，你咋在這兒？” 事隔多年才曉得，便衣特務是一路旅遊，跟蹤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沒帶任何嫌疑物品。這次我只以“偷越國境罪”拘留十五天，出來後，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須事先彙報。 為了讓他們放心，我就去一個朋友公司打工，做過幾天部門負責人。這期間，國內民運比較活躍，北京上書請願頻繁，劉賢斌等人也在成都公開活動，經常在四川大學參與講座。重慶的王明也來串聯，要搞《公民宣言》，可沒露幾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學院的窩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楣，受人邀約去歇腳，剛躺下，警察就敲門。這次抓了好幾個，我和王明都進了鐵籠子，審了個通宵。天一亮，我們被弄出戶外拍照。我心裏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著驗明正身，要勞動教養！” 老威：你沒把柄吧？ 李必豐：當時我兜裏揣著《致香港同胞書》，談97回歸的騙局。我曾瞅空子把這罪證丟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給撿了回來。你曾在《證詞》裏說：“這年頭，寫作就是製造罪證。”我一次次臨陣毀滅罪證，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綿陽，關幾天就釋放了；而王明被勞教三年，他第一次坐牢五年，才自由了兩年，又二進宮。 這次變故使我失去工作，就只得邀約朋友去成都北門大橋開“泉水魚”。本來生意還過得去，可一幫餓飯的民運朋友天天來，有的乾脆以“出謀劃策”為名，住在飯館裏——這一攪，警察就找麻煩。我記得關門大吉那天，你和老汪來白吃，顧客點了魚，我也不賣，因為最後一條魚要孝敬落難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來無蹤，去無影。    李必豐：我們這類人都沒安全感，做夢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時間在家？    李必豐：幾乎都沒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習慣。    老威：真他媽不是人。    李必豐：不是人，是民主的困獸。    老威：終於又進籠子了。    李必豐：文學創作的同時，我也搞些民生調查。綿陽地區的老國營企業處境維艱。綿陽絲廠頻臨倒閉，可廠長不是東西，居然抱著職工們的住房集資款去成都炒股票，結果虧了，血本無歸。這一下激起眾怒。鬧事那天，有人在廠內黑板上公佈消息：“馮市長今天要來解決大家吃飯問題。”可工人們耐心盼到上午十點多，連市長影兒都沒有！於是群情激憤，四千多人吼叫著湧出廠門，將門外的川陝公路紮斷了。跟著，事態擴大，綿陽絹紡廠等幾家國企職工也呼著口號，前來聲援。一萬多人頂著毒日頭靜坐路中，交通堵塞達幾個小時。當然，獨裁國家解決社會衝突的手段是暴力，警察出動，抓了二百多人。綿陽電視臺還宣布在高新區實行宵禁。 這起事件被捅到國外，引起西方關注，可當局仍然抵賴。1997年7月16日，《綿陽日報》登載了市公安局長任XX答記者問，為“騷亂”定性。我讀罷義憤填膺，就連夜給國際勞工組織寫《呼籲書》，要求為“騷亂”平反。我將文章傳真給紐約的“中國人權”，很快，聯合國的調查小組就下來了。 老威：後來呢？ 李必豐：二百多人全部釋放。警方氣得發瘋，就來抓我。 老威：你在外頭逃竄了大半年吧？ 李必豐：先在重慶難友家躲了幾天，楊偉來了，帶我到廣州，準備偷渡。可“人權觀察”的XX又在電話裏改口，稱目前香港吃緊，去不了。無奈折回，再去雲南中緬邊境晃一圈，XX再傳話，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國清邁才有人接應。他媽的，就這麼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方都不太賣力，否則你早落網了。 李必豐：也許吧。 老威：為啥不跑遠點？ 李必豐：總有莫名的牽掛吧。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我潛回家，剛入稅務局大門就被人發現，可我還是硬著頭皮上三樓，閃進門。老婆猛吃一驚：“你回來幹啥子？”我吱吱唔唔，轉身要出門，可娃娃卻突然抱我的腿，哭出聲來：“我要爸爸！” 真是肝腸寸斷，因為這是娃娃平生第一句話！但沒辦法，我只能狠心扳開他的手，紅著眼圈出走。從進門到出門不足十分鐘，但我下樓時眼皮劇跳，趕緊出街喊了輛三輪，上公路又換了計程車，沒講價，就叫往成都方向開。 幾十米開外就是收費站，十幾個武警荷槍實彈候著。計程車還沒進站，兩輛警車就夾過來。我剛探頭，就被拽出來，手銬喀嚓一響，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贓俱獲？ 李必豐：對，我落網十餘次，每次都人贓俱獲。接著，在城郊的208招待所過夜，再轉到江油市看守所。由於是個案，我自然“供認不諱”。但這次，當局沒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處網羅污點證人，以“經濟詐騙罪”判了我七年。類似於“劉水嫖娼案”和“許萬平白粉案”。 老威：判刑後送哪兒？ 李必豐：老地方。 老威：省三監獄？ 李必豐：對，關了幾個月。1998年1月17日，轉到川西的雅安監獄，兩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頭也滴血，臉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飯剛起身，就突然昏厥。我住院幾個月，擔心活不出去了。老婆也在這個時候提出離婚，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2003年，我在監區碰到一熟人，擺了十分鐘龍門陣，卻被人打小報告。於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轉到二十裡外的名山監獄。 老威：裏面的情況如何？ 李必豐：犯人的狀態與三監大同小異，生產機器配件，勞動強度大，很慘。而我大部分時間都病著，臨出獄，才通過營養和鍛煉恢復了一點。我創作了幾百萬字的詩歌、小說、戲劇，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過回憶重寫一遍。 老威：我有體會，重寫難度非常大。 李必豐：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轉來轉去，我就這個命。我不斷在寫“命”，可“命”到底是什麼東西？目前，我娃娃九歲多，正需要錢，需要安穩的父愛，可我一無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險公司：“你不是有宣傳煽動的特長嗎？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戶推銷人壽保險吧！” 老威：我出獄時，公安局還替找鋪面，讓我去賣服裝呢。 李必豐：兩三個月過去，我一份保險也沒弄出去。四十多歲了，還白端家裏的碗，臉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寫，爭取在海外發表和出書。 老威：你寫時評嗎？ 李必豐：寫不出來，也不感興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詩歌和小說，要靠它們糊口比較困難。你在詩中罵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陽的金幣收買人類”，誰懂？ 李必豐：你懂。 老威：可我，給不出稿費。

方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76岁。说实话，我挺同情他个人的。 他的追求和用力没有同中国的进步合上拍子，他实际上已被遗忘。希望中国知识分子未来更理性。中国不应再出现一些精英受外国支持保护，同国家政权对抗的局面。那属于旧时代，是往回走。达赖受的支持最多，但都是过眼浮云，他的成功机会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