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中国模式前不见古人后没有来者   童大焕     中国模式的四大历史背景   中国模式的发生有四大历史背景，每一个背景都不可复制。第一大历史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从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的博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篇文章——《经济真相——三十年经济负增长》。文章引用了多方面的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是处于负增长的。 “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 1966 年为 381 斤， 1976 年为 383 斤，比最高的 1956 年 409 斤分别低 28 斤和 26 斤，食用植物油人均 1966 年为 3.5 斤， 1976 年为人均 3.2 斤， 1956 年则为 5.1 斤。从穿的方面看， 1966 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为 20 尺， 1976 年为 23.7 尺，而 1956 年则为 29.2 尺， 1968 年每人平均只发 9 尺布票。从住的方面看，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百分之 9.1 ，而文革中只占百分之 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 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 1.9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1978 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杨继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 《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这样说：“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 5000 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79 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4892.5 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大动乱的年代》也有如下评论： 1977 年 12 月 20 日 ，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经济收入就损失人民币 5000 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全国三十年固定资产的总和。 这里不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砸抢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算上被毁掉的不计其数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个损失将变得无法估量。如果谁有这个精力和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改革三十年来对文革造成的文物损坏修复所投入的资金，看这个资金总额有多少。 ……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成绩一览表单位：亿元 　　历年固定资产　　＋ 4892.5 　　朝鲜战争　　　　　－ 62.5 　　大跃进　　　　　－ 1200 　　历年援外　　　　－ 1201.4 　　文革　　　　　　－ 5000 　　──────────── 　　经济总和　　　　－ 2571.4 从人为导致的经济倒退，到让百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安居乐业，正常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那种“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想不高都很难。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一样，不见得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独特的灵丹妙药。 第二大历史背景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快速的补课效应。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二元身份体制，严厉阻止农民进城，甚至在饥荒时农民进城讨饭都不被允许。更有甚者，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我们还搞出了逆城市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自然会遭到规律本身的报复，它导致了两个严重的且都是不可逆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一是使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被过度开垦，加速了荒漠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前半个世纪，我国的荒漠化面积增加了三百多万平米公里，达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之多。二是大量农民在非正常年份饿死。《中国青年报》到 2010 年才有一个报道说计划经济时代有上百万人逃往香港。 城乡二元身份体制，就好比是一道江河上人为拦住的大坝，制造着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落差，为后来的城市化积蓄了巨大的能量。落差越大，势能也越大，一旦放开后农民进城的力量也越大。因此，我们也不必惊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农民不顾一切地进城、进城、再进城，给中国城乡带来了多么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代，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住宅投资都极其匮乏。市场经济，特别是 1998 年以来的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及人口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流动，使住宅需求迅速扩大，国人的住房观念和住宅市场全面复苏。房地产市场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当下的支柱产业，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2010 《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指出，中国近 20 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既是对过去重生产轻生活及反城市化、逆城市化补课的必然，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补课终有完成之时，这样的产业结构缺乏长远的竞争力。 第三大历史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第四大历史背景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低货币化生存的人们，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能够接受低工资低福利。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低工资、低地价、低环境成本、低利率、低保障。刚开始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的人们，虽然拿的是很低的市场工资，但再低也比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所以民众普通能够接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猛然发现，原来资本所得和政府的收入所得要比他们的劳动所得高得多。如果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罢了，问题是此时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名义上的国家保障已经全然瓦解，而巨额资本和政府各种收入所得已经从全方位提高了社会生活成本，反过来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因此，不管是他们明白了真相也好，还是现实的生活压力逼得他们被迫“自卫还击”也好，要求更高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都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必将终结中国模式本身。 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畸形的、不合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发展特征，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受到其内在缺陷的严峻挑战，更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科学、合理模式。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或曰本质，就是政府成为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发展到后期，则是以经济建设和“维稳”为中心。这个发展态势，已经很明显地看出，中国模式发展到后来，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 张五常教授用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了中国模式的运行规律和逻辑，在他 2005 年写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他的一个重要观察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一带，其激烈程度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见到。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所采用的依然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 显然，它们是为地方经济增长而竞争，因为只有地方经济搞上去了，地方财政收入才会增加，同时地方官员的政绩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张五常提到的一个要点是，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产品增值税。由于这个税种的税收在整个政府收入中占比最大，是各方政府最为看重的。这个税率是 17% ，各个地区的县可以从该税抽四分之一，也即 4.25% ，其余的归上级部门。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投资者达成的是一种分成合约，投资者拿到是产品增值的 83% ，县地方拿到其中的 4.25% ；另一方面，地方与上级部门达成的也是一种分成合约，县以上各级部门（包括中央）拿到的是产品增值的 12.75% 。但问题在于，这个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的税率是不变的，而且县与上级部门的分成比也是固定的。 在中国的地区间竞争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以及位置较为偏远的地区也要与发达地区进行竞争，但分成比不变，它们就缺少了一种竞争手段。 但是张五常发现，原来县可以将给投资者的土地价格变为负值！尽管分成比不变，地方政府之间缺乏一种市价准则而竞争不起来，但加进地价这一调整变量之后，地区间竞争所采用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市价准则了。经验上看，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会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俗称“交钥匙工程”），或者将投资者上缴的若干年税收再返还给投资者，等等。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还会大力投资建设公路、公共绿地、电力设施等。与企业间竞争类似，地区间竞争采取的也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 由于这种市价准则是运作在全国 2860 个县之间，因而这种竞争的程度以及广度可想而知。这样去看，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不仅有着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运作在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价准则，而且还有一个运作在各个地区政府间的市价准则。这种地区间竞争不仅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带动了传统层面的人与人以及企业间的竞争。这种运作在地区间的市价准则在任何一个国度都不曾发生过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着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了。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最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是政府公司化。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 这样一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势必形成自掘坟墓的最终效果：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待续)         

    2011年1月11日★张五常教授在长沙碧桂园凤凰大酒店演讲★现场提问中，陆思同向张五常提问：张老师您好，我叫陆思同，我负责管理茅…… > > 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瓷器爱国主义” 背后的“中国概念”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一         外国人一句“瓷器爱国主义”的戏言轻松挠着了国人的痒，人一痒痒就只顾愤怒只顾笑失去了最基本的独立判断。日前，一个拍卖行最高估价不过 1285 万人民币的乾隆时期瓷瓶，在中国内地竞拍者互相加价后拍到了 5 亿元。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史堤夫文森撰文戏称，天价花瓶背后是中国人的“瓷器爱国主义”。   “瓷器爱国主义”果然一下子压迫了许多国人的神经，以此为靶子的评论文章纷纷占据媒体和网络要津。但所谓“瓷器爱国主义”，说到底是一厢情愿的意淫，人家腰包鼓起来的中国商人，看中的是这些古董和艺术品的投资和未来升值前景，除了极少数高调地将爱国作为炒作的噱头，绝大多数低调的商人打心眼里就未见得在这些器物上附上了“爱国”两个字眼。即使其中有一些投资者心里明镜似地知道，“其实那些真正的国宝都还在外国博物馆里，你出多少钱人家也不会卖给你！”但是他们仍然要“奋不顾身”的投身其中，让我看到的积极意义是：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正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安全的财富仓库。而在建造和寻找财富仓库的过程中，其带动的“中国概念”将有可能重新定义中国的奢侈品在世界上的地位，从而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不无正面的价值和意义。   有人说， 5 亿元巨款，可以解决 2500 万贫困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费用。类似的还可以延伸到可以帮助多少人看病，可以解决多少儿童的就学，可以解决多少穷人的吃饭等等问题。但这种类比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强加到富人头上，既是在为政府推卸责任，也是对富人自由支配财富权利的“冒犯”。我们能够容忍甚至欢呼政府机构几千亿几千亿地搞这个会那个会，一个开幕式就耗资数亿元，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富人们用自己的钱去树立一个“中国精品”的艺术和文化形象呢？同样是“展示中国形象”，是有器物、艺术品“灵魂附体”的更持久，还是短暂的几小时或几十天的活动更持久？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社会要有财富仓库，让人把赚到的钱存在安全的财富仓库里。“天下没有完整无缺、永不可破的财富累积的仓库。然而，如果一个经济完全没有累积财富的仓库，不可能发展起来。”斯是醒世恒言。   又有论者说，“国宝回归”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国家追讨、第二条路是政府出钱赎买、第三条是民间捐赠。富豪们的海外夺宝运动，非理性地抬高了中国流散海外文物的市场价格，大大增加了一些珍贵文物回归的成本。从此以后，无论国内文物部门或海内外民间个人要赎买、捐赠此类文物，就不得不被迫进入拍场，付出越来越高昂的竞买成本。   其实，这也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说法。海外国宝的回归之路，历来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该政府追讨的，只与当初流出的途径有关，与钱多钱少无关。桥归桥，路归路。当然，国家文物部门或者海内外个人要赎买、捐赠，成本可能是更高了。但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文物就一定要从“产权”上完全“归属”于中国呢，难道一件中国文物躺在大英博物馆供全世界人免费或低价参观，就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了吗？再说，如果那些文物回归中国，我们却不能提供足够的保管条件，或者不能公开陈列、公开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示，或者虽然公开展示但要收取巨额门票，只被少数人藏着、掖着甚至损毁，倒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外国博物馆搞“世界革命”展示中国形象呢！   我不否认天价花瓶背后有泡沫的成分，但是其中的风险要富豪们自己个人去承担。但由此树立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概念”，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附加值，有助于未来中国的产品尤其是精品在世界上卖出更高的价格，就像当年中国出口的瓷器、茶叶、丝绸、艺术品等等都是外国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一样。关键只在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艺术家能够真正不负于这个时代，生产、创造出真正一流的产品和思想性、艺术性俱佳、具有史诗般价值的艺术品。   如此，就当“天价拍品”是一次次中国形象的大广告如何？至少比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广告要便宜很多。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