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张千帆 | 萨沃德教授对话昂山素季

2011年11月18日 11:59:1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内的和平。我们缅甸国内各族群需要共同致力于和平和和睦。现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你们以及每一个人都能尽力来促进不同族群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和睦。”昂山素季在回答萨沃德(Wojciech Sadurski)提出的关于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y)如何能够推动缅甸国内民主的问题时指出。(缅甸)     萨沃德教授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二届世界宪政暑期讲习班讲员,也是民主共同体的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于2011年11月10日在昂山素季的缅甸仰光的家中会见了这位全国民主联盟(NLD)的领袖、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讨论了当前缅甸的政治情势以及民主共同体(CD)可能的参与推动该国民主转型的问题。     在评论到总统圣登(Thein Sein)对不受法律保护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最近提议时,昂山素季指出她相信“总统希望真正的对话”,而且她“对总统改革的诚意和意愿有信心”。她也承认她不知道在总统背后有多少政府的尤其是军队的力量。她补充道:“他(总统)拥有很高的权威,尤其是因为他被广为人知的是一个诚信的人,而且从来没有关于他以及他家庭的诸如腐败等的丑闻。为此,他在军队中也拥有很高的威望。”     谈论到可能使全国民主联盟(NLD)参加政治生活成为可能的宪法和法律变化时,昂山素季说目前已经有关于政党的法律改革,全国民主联盟(NLD)也欢迎这些改革。而且全国民主联盟(NLD)的领导也将尽快决定是否作为一个政党重新登记并参与到即将到来的部分选举钟。当问到其他的宪法性改革时,她说在当下的时间点上讨论这些还为时过早。     关于缅甸面临分裂危险的问题,昂山素季说:“各族群并不是要求分离出去。他们要求平等的对待和自治,那是(与分离)完全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不认为仅仅因为我们准备捍卫族群的权利时,我们就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讨论到未来民主的缅甸政府会采取何种措施来对待军政府政权犯下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时,昂山素季说:“我们将创造出自己的处理过去极权主义政权(罪行)的模式。但总的来说,我更倾向于南非模式,那种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所描述的恢复性司法,而不是报应性司法。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最终必须依据民主体制下的多数意见来决定。”     萨沃德教授还与昂山素季讨论了民主共同体(CD)参与未来的一批年轻的全国民主同盟(NLD)的活动家到波兰的访问的活动,在那里他们将学习到波兰民主转型的经验。正如昂山素季所说:“我们不想他们因为波兰看起来比缅甸更加发达就感到沮丧或者受打击。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也能达到这一步。而且我们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如果你能从零开始,你就能够总结别人的教训。我们能学习你们的成功经验,也能学习你们错误的教训。”     在萨沃德教授访问仰光期间,他还会见了全国民主同盟(NLD)的其他领导们,包括NLD U TIN U的副主席、NLD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高级法律顾问,以及U Nyan Win(吴年温)。他们讨论了民主共同体(CD)协助推进缅甸民主的不同可能方式,并重点讨论了在未来几年可能在仰光为NLD活动家们建立一系列提升转型民主国家的民主经验的工作坊的想法。          (李少文译)           上一篇: 如何解决随迁子女高考困局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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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 如何解决随迁子女高考困局_

2011年11月15日 12:12:29    编者按: 在各省市高考报名相继开始的时候,异地高考话题又一次的被提起,而且此次关于”高考户籍改革”的大讨论,已然从教育问题上升为辐射几乎所有人群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去曾经严格的户籍制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松动,然而与户籍制度紧密挂钩的一系列的制度仍然还处在某种固守的禁锢当中,高考无疑是其中坚固的一项。也因此一大批具有强烈公民良心的学者及各界人士纷纷从各自的领域阐发对异地高考的思考。新东方网有幸邀请到联15位专家上书总理的发起人——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老师就”异地高考”改革进行深度对话。    新东方网: 异地高考的不妥当之处,异地高考对推动教育公平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张千帆: 首先,说明一下提法。”异地高考”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到底哪里是”异地”、哪里是”本地”。现在我们一般称为”学籍地高考”,政府和家长有时称之为”劳工输入地”。   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完全是高考户籍限制和分省命题制度造成的。这些家庭长期在京沪等大城市工作,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却不能在当地高考,是对他们平等受教育权的严重限制。允许他们在学籍地高考是走向教育平等的第一步。    新东方网: 用怎样的方式、采取怎样的步骤来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政府、媒体、学者在这场变革当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张千帆: 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大致采取两步,一是立即允许他们高中毕业后在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并按当地考生的同样标准进行录取;二是尽快恢复全国统一考试,从根本上解决随迁子女高考的困惑。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有义务责令地方教育部分开放户籍限制,允许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地方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外来务工家庭的正当诉求,尽快开放高考户籍限制。学者可以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为改革高考户籍制度寻找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媒体则对于广大家长诉求和专家呼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政府重视发挥巨大作用。    新东方网: 取消异地高考的最大阻力在哪里?如果要改革试点,该最先从哪些省市开始?    张千帆: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阻力在于地方既得利益,尤其是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居民,尤其是对决定招生和考试政策有影响的地方官员。开放户籍限制将增加地方考生数量和竞争压力,如果按照当地标准录取还将占用各大学对当地分配的招生指标。   改革试点应该从最急需改革的地方,也就是北京和上海开始。改革三十年来,这些地方集中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他们的高考问题亟需得到解决。    新东方网: 异地高考的顽症究竟是技术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国外高考户籍制度的思索与借鉴。    张千帆: 随迁子女高考不涉及什么技术问题,纯粹是不合理的招生与考试制度造成的。一旦恢复全国统一考试,随迁子女高考问题立即自动消失。   国外没有什么高考户籍限制,所以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美国SAT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全国统考,甚至加拿大等其它国家的大学也参照这个标准。偏偏中国要搞分省命题,好像中国比美国还强调”地方多元化”,最后的结果就是为地方歧视开道。    新东方网编辑点评: 非常感谢张千帆老师在百忙之中来关注异地高考这个牵动千万人心的话题,也希望更多的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们来为中国高考改革建言献计。在这场牵一发而动全身,且一动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改革中,必须对教育的公平性进行考量再考量,三思再三思,既要解决好现有问题,同时又不要引发新一轮的教育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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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 | [转载]夹缝里的声音——陈有西西北政法讲座视频

2011年11月15日 12:15:02    原文地址: 夹缝里的声音——陈有西西北政法讲座视频 作者: 陈光武律师 夹缝里的声音——陈有西西北政法讲座视频 2011-11-9 [陈光武按]有西最近讲座很多,因受北海案信息的挤压,很少转发。今天转发这个讲座的帖子,不仅是因为这次讲座的观点新颖,也不仅是因为其学术水平的精深,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一场普通的学术讲座,为何会一度难产?我们的学生该学什么,我们的教师该教什么?我们的社会应向何处去?真有点莫名其妙了。中国这些年发达了,人民币换取的话语权足以覆盖全世界,却容不下自家一张讲真话的三尺课桌,不知这是谁的悲哀……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分裂的大学         400多座位的教室容纳了900多人,法大老师西安律师和市民也闻讯来听讲座      我在咸阳机场落地时,教室已经挤满了同学们.但是此时音响和投影仪都没有搞定.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刑辩班首期学员西安律师段万金拍摄      [陈有西按]有点意外,到西北政法大学的一场为学生的公益演讲,受到了同学们空前的欢迎,可容400人坐的教室里,来了900多人,500多位是站着和坐在前排地上的。为了对得起同学们,一直习惯讲座“坐讲”的我,这次也站着演讲了三个小时。但是为了操办这场讲座,背后竟然有这许多的故事。看来我即将赶上贺卫方兄了,不是指学术水平和演讲人气,而是指“敏感”指数。这倒是个意外收获。     近年来,我的讲座从来还没有“敏感”过。我一直是为党政机关和学术论坛、电视台嘉宾作讲座多些,大学基本上限于我兼职教授的几所才去讲。比较内部的是全国县市公安局长培训班和各市、县委的五套班子的一些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一般没有在网上公布。     自从办了李庄案,我似乎有了些许争议,在上海律协的一场讲座,谈到了李庄案审判中的一些法庭真相,突然初尝了“敏感”的滋味。给上海律协的几位主办者,添了一些麻烦,内心一直不安。今日中国已经不是容不下一张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随后贵州司法厅和律协邀请我去为全省3300位律师同行作讲座,事后从厅领导的总结点评中得知,请我主讲,他们原也有担心,想不到我的演讲非常讲政治,讲主旋律,讲得中肯,坦诚,传播了对律师工作的一种正确的理念。有利于把握律师执业的正确方向。去贵阳机场的车上,接到推荐我主讲的贵阳律师朋友的电话说,厅律管处来电话了,非常感谢他推荐了我。我才知道,愿来请不请我讲,他们一开始也有若许的顾虑。这倒让我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点象信口说皇帝没穿衣的小孩了。     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起于偶然,原只是为了对一个学生团体的创新精神的一种鼓励。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名人,到一个大学为学生们作个讲座,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有时间能够安排,自己累一点,给想听的年轻人说些思考的成果,也是一种济世和社会责任.而且我多次为浙江省的律师上岗培训讲律师法和律师业前景,为浙江省政府组织的大学生就业活动也讲过青年法学人才培养和律师业前景,现成的内容,讲一场也方便。因此这次到西安为律协讲课,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崔映西从我的博客上知道后,微博邀请我为他们学生也加讲一场。我很随意地答应了。他很激动,随即在网上公布,我随即告知他先落实和会场,并必须事先向校方汇报获得同意。作为一个四年级的本科生,他不大可能知道大学外请学者作讲座的一些内部审批规定,不知道请个校外学者讲座也是要受意识形态部门首肯的。事后的情况,不出我的所料,崔同学真正感受到了。但是,这位同学很能干,他能够直接通过老师找到了校长贾宇,贾据说还审查了我的事先公布的讲座提纲,认为很好,得到他的支持,才得以办成。但是当我从咸阳机场提前五分钟匆匆赶到会场,见到人山人海,却被引入贵宾室休息.因为投影不亮,话筒不响,感到有了点不太寻常。原来连校长同意的事,有关部门仍然在暗抗。结果还是接送我去大学讲课的西安律协的若干资深律师,原也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直接进行了交涉,迟了十分钟终于得以开讲。相关的内容和效果,谌洪果博士已经写在文章中了。     其实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吓自己吓出病来的。我们体制内现在已经有了很重的看客心态和不合作心态。一事当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左一点比右一点好,一个有点风险的事,能够不做就坚决不做,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心态。只要自己安全没有责任,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是可以无视的.他们根本不会去认真审查你想讲什么,只要道听途说“这人敏感”,他就先把他假定为“敏感”,这样自己的部门就会很安全,然后不会有被问责的任何风险。至于学生的愿望,学生的求知欲,他们是不用去考虑的。因为这些学生,目前不可能问责到他们。这种心态,其实怪不得西北政法大学的一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全国好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贺卫方这样有深刻思想和广受欢迎的大学者,居然会进不了一些大学的报告厅,就是这种自己吓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酿造的。     大学如果没有思想,这个社会就会到处是犬儒。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就会没有脊梁,堕落就是必然的。西北政法大学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谢贾宇校长和谌洪果博士,感谢象对明星般待我的热情好学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献的芬芳的百合和康乃馨,这些将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好多同学在我网上留言和给我发信,说这场讲座坚定了他学习法律做个有责任感的法律人的信心.西安律协刑委会的一位律师朋友的女儿是法大二年级的,听了讲座后同她爸说,这辈子她决定学习做律师了.还有什么样的报答,比这更好呢?     明天7日上午和下午,我将在京接受搜狐网和央视网的视频采访,谈谈北大老法学家龚祥瑞的自传和他的法学思想.11月8日晚,我借到天津办案的间隙,应南开大学法学院学生会的邀请,将为同学们作 的专题演讲.时间是晚上6点开讲,地点在南开大学主楼333教室.到时将同同学们进行约三个小时的演讲和互动交流.欢迎南开的同学们来参加旁听.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 分裂的大学 ——陈有西律师西北政法讲座散记 谌洪果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于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1-11-05 22:24:00)        我是带着负罪感写这篇文字的。2011年11月4日,陈有西律师能到西北政法讲座,完全是偶然的机缘。他受陕西律师协会邀请来西安和律师交流,在微博上发了条信息,碰巧被西北政法的崔映西同学看到,于是问,那能不能顺便到西北政法大学做场讲座啊?没想到陈律师爽快答应了,说刚好能抽出时间,只要你们那边安排好。     映西同学和我很熟,当晚他就和我联系,看哪种途径更方便办成讲座。我说,近两年来我邀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座,尤其是萧瀚讲座风波,以及之后张千帆教授过来的讲座,都受到不少压力,如果这次我出面或许会敏感难办,所以就让他先努力争取,实在不行我再出面直接和校领导沟通。但我答应一定会去当现场嘉宾,毕竟我也求知若渴呢。     基于我对学校许多部门人员对学术讲座避之唯恐不及的了解,我是替映西和学通社的孩子们捏着一把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并得知了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考虑到学生们还得面临求学毕业压力以及学生社团会面临的维继压力,我在此也保持克制宽容的态度,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人在阻挠这场讲座。我对你们保持最大的理解和尊重,但也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给学生穿小鞋,真的别这样,求求你们了。不过我有必要在此引述一些令人寒心的话:     “这种讲座学术意义和价值不大,我院不参与这个活动。”     “这是个敏感人物,别让他来。”     “你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准办,教室不准用,海报全撕掉,人不准来。”     “学生想听讲座我不管,西北政法丢不丢人无所谓,随便丢,没关系”;     “没有通知,我不能开教室的多媒体。”     好在好事多磨,不管学生承受了多大委屈压力,讲座最终顺利进行,学生挤满教室,受益匪浅,气氛非常和谐,没见有什么政治问题。这不多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有人这么怕一场学术的讲座呢?在此我必须表达对陈有西大律师的极大敬意。他是6点半飞机才到西安,然后律协的人接车直接到政法,舟车劳顿,饥肠辘辘,就开始这场分文没有的公益讲座,一直讲到晚上十点半。对于西北政法大学来说,这样的既无本又有面子、学校学生双双受益的“好事”,哪里找啊。怎么还有人阻挠?真是有点想不通。而且,讲座现场,来了近二十位陕西的律师,他们很多都是西北政法毕业的,回到母校,给学生如此大的见证和影响,也感受到学生的热情和希望,但却为一些小小的阻碍讲座的问题不得不等待或和学校里的“老同学们”联系解决,这让学校情何以堪?     但我在这里必须衷心地、大大地感谢和赞美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校长贾宇教授。在讲座受到阻碍,学生灰心绝望,泪眼汪汪的时候,校长得知了情况,亲自出面干预,旗帜鲜明地说讲座要继续进行。哎,这学生心里的“冰火两重天”啊,恁地一个百感交集。学生们简直要山呼万岁,但我说大家不要偶像崇拜。当然贾校长也真诚地道出苦衷:学校这几年正处于脆弱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希望学生教师们多多体谅。尽管校长公务繁忙,没有参加讲座,但讲座完后,他还亲自发短信祝贺讲座的圆满成功。     学生和一线的老师们当然要多多体谅校长呢,所以今后若有学术讲座,我们这些守法的公民仍然会按照正常程序申请的,不敢轻易麻烦校长。但我因此更要期待下面的老师和部门工作人员们,不能再用你们狭隘的眼光和私心辜负了校长的心意。     对于贾宇校长,我想说的是,我从博士毕业回到政法,在很多事关学术和大学尊严的事情上和校长有过不少争论,但我内心真的是很尊重您的,这次讲座的玉成其事,让我感到以前对校长的期待是值得的,许多误解也得以冰释。贾宇校长是有基本的法治理念并懂得大学教育应以学术为本的,尽管他有时也说些糊涂话(比如他说,要“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这话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的初衷是要让法律教育得到更多的体制支持),但在很多场合,贾宇校长都说,要有“法治信仰”和“平民情怀”(这平民情怀体现在学校事务,岂不就是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贾校长还说,“行政化是学术的天敌”,“回归大学本位,就是要把大学办成学校,而不是机关和衙门。”“如果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和尊重,学校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我们管理部门、后勤服务部门的重要性从何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还主张,只有保证大学自由,才能“保存国家和民族的元气”。     这些话,都是掷地有声的,谁听了不都是充满振奋的呢?     但是我要说,正是在对贾宇校长的办学理念有着真诚认同的同时,透过西北政法一次次讲座的受阻,透过学校在管理和师生待遇方面的各种问题,我分明发现了这是一个分裂的大学。这种分裂让人心酸心痛。本来,学校中有教学、科研、党政、后勤等不同的部门,是非常正常和必要的,它们都服从和服务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从而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法律人才。问题在于,许多部门中的人员忘掉了这份核心目标,一方面执着于或者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定和利益,另一方面却在私利高度一致的同时,无形中做着互相拆台的事情。贾校长不止一次说过,他作为校长很多时候无能为力,西北政法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校长哀叹自己解决不了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     大学的分裂意味着大学不再以学术的尊严和独立为核心,教师们失落,学生们失望,行政人员失意,学校领导失分。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领导和普通成员的沟通、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的理解等,都存在重重的障碍。在这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些机构设置、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分裂,而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分裂,教师人格的分裂。陈有西在讲座中说,体制内多有清醒的精英,所以我们要对法治的进步报以信心和耐心,但我却不得不说,就具体的大学环境而言,如果我们忘却了大学的理念,而唯行政化是从,那你很快就会被沦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并且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活在这种分裂当中,你会自动选择一种平庸的生活,而不在乎自己对大学自由、对学术精神、对生命尊严,会有什么样的伤害。体制腐蚀人心的力量真的需要我们时时自省呢。     面对这种分裂,我想说:     无论一个人多么成熟,社会经验多么丰富,对政治立场多么敏感,也请保持一份理想和良知吧。如果自己无法保全,也对别人的良知和理想报以充分的理解吧;     无论一个人多么谨小慎微,多么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也请不要过分紧张,视学生同事如同防贼,轻松地活着,本分地做事吧,如果你无能为力,也不要充当阻拦,尤其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无论一个人多么煎熬委屈,多么明白生活之不易,人性之复杂,也请一定知道,这是大学,学生和教师参与各种教学学术活动,不过出于坦诚率真的热情,没那么多阴谋考量,如果别人做事考虑不周,可以多批评,多宽容,但不要把我们想象得复杂,不要轻易把别人的行动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无论如何,我相信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活在这种分裂当中,正因如此,我才说,我是带着负罪感写下这些文字的。我的负罪感在于,我不愿因为之前我组织学术讲座所带来的压力,而让学生和教师自发进行的学术讲座活动无法正常展开,我不愿意因为我个人的行为而带来学校相关部门诸公们的高度警惕。一时的挫折倒好承受,但我真的害怕你们无形中出于工作本能的反应,都不愿意有所担当,都主观认为学术就是政治,从而用你们的手,慢慢扼杀了珍贵的学术事业和那些为学术事业而努力的人,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所以,我很荣幸受邀参与这场讲座,更荣幸地被学生们推荐为陈律师讲座的点评人,在点评的时候,我首先深深鞠躬感谢了崔映西和那些辛苦组织这次讲座的学生们,你们的执着务实、遵守规则、敢于担当,才是西北政法的骄傲和发扬光大的根本。我看好你们的未来,祝你们平安,你们会很有出息的。     我也再次真诚希望我在这里批评过的那些同事们理解我的善意,如果言辞多有冒犯,我向你们赔罪,也愿意有机会请你们喝酒。我真心希望西北政法通过我们分工协作的努力,越办越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滋润。     对于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祝福你们。         上一篇: 何三畏:法律何以成为禁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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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分裂的大学_

[陈有西按]有点意外,到西北政法大学的一场为学生的公益演讲,受到了同学们空前的欢迎,可容400人坐的教室里,来了900多人,500多位是站着和坐在前排地上的。为了对得起同学们,一直习惯讲座“坐讲”的我,这次也站着演讲了三个小时。但是为了操办这场讲座,背后竟然有这许多的故事。看来我即将赶上贺卫方兄了,不是指学术水平和演讲人气,而是指“敏感”指数。这倒是个意外收获。   近年来,我的讲座从来还没有“敏感”过。我一直是为党政机关和学术论坛、电视台嘉宾作讲座多些,大学基本上限于我兼职教授的几所才去讲。比较内部的是全国县市公安局长培训班和各市、县委的五套班子的一些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一般没有在网上公布。   自从办了李庄案,我似乎有了些许争议,在上海律协的一场讲座,谈到了李庄案审判中的一些法庭真相,突然初尝了“敏感”的滋味。给上海律协的几位主办者,添了一些麻烦,内心一直不安。今日中国已经不是容不下一张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随后贵州司法厅和律协邀请我去为全省3300位律师同行作讲座,事后从厅领导的总结点评中得知,请我主讲,他们原也有担心,想不到我的演讲非常讲政治,讲主旋律,讲得中肯,坦诚,传播了对律师工作的一种正确的理念。有利于把握律师执业的正确方向。去贵阳机场的车上,接到推荐我主讲的贵阳律师朋友的电话说,厅律管处来电话了,非常感谢他推荐了我。我才知道,愿来请不请我讲,他们一开始也有若许的顾虑。这倒让我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点象信口说皇帝没穿衣的小孩了。   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起于偶然,原只是为了对一个学生团体的创新精神的一种鼓励。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名人,到一个大学为学生们作个讲座,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有时间能够安排,自己累一点,给想听的年轻人说些思考的成果,也是一种济世和社会责任.而且我多次为浙江省的律师上岗培训讲律师法和律师业前景,为浙江省政府组织的大学生就业活动也讲过青年法学人才培养和律师业前景,现成的内容,讲一场也方便。因此这次到西安为律协讲课,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崔映西从我的博客上知道后,微博邀请我为他们学生也加讲一场。我很随意地答应了。他很激动,随即在网上公布,我随即告知他先落实和会场,并必须事先向校方汇报获得同意。作为一个四年级的本科生,他不大可能知道大学外请学者作讲座的一些内部审批规定,不知道请个校外学者讲座也是要受意识形态部门首肯的。事后的情况,不出我的所料,崔同学真正感受到了。但是,这位同学很能干,他能够直接通过老师找到了校长贾宇,贾据说还审查了我的事先公布的讲座提纲,认为很好,得到他的支持,才得以办成。但是当我从咸阳机场提前五分钟匆匆赶到会场,见到人山人海,却被引入贵宾室休息.因为投影不亮,话筒不响,感到有了点不太寻常。原来连校长同意的事,有关部门仍然在暗抗。结果还是接送我去大学讲课的西安律协的若干资深律师,原也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直接进行了交涉,迟了十分钟终于得以开讲。相关的内容和效果,谌洪果博士已经写在文章中了。   其实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吓自己吓出病来的。我们体制内现在已经有了很重的看客心态和不合作心态。一事当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左一点比右一点好,一个有点风险的事,能够不做就坚决不做,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心态。只要自己安全没有责任,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是可以无视的.他们根本不会去认真审查你想讲什么,只要道听途说“这人敏感”,他就先把他假定为“敏感”,这样自己的部门就会很安全,然后不会有被问责的任何风险。至于学生的愿望,学生的求知欲,他们是不用去考虑的。因为这些学生,目前不可能问责到他们。这种心态,其实怪不得西北政法大学的一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全国好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贺卫方这样有深刻思想和广受欢迎的大学者,居然会进不了一些大学的报告厅,就是这种自己吓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酿造的。   大学如果没有思想,这个社会就会到处是犬儒。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就会没有脊梁,堕落就是必然的。西北政法大学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谢贾宇校长和谌洪果博士,感谢象对明星般待我的热情好学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献的芬芳的百合和康乃馨,这些将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好多同学在我网上留言和给我发信,说这场讲座坚定了他学习法律做个有责任感的法律人的信心.西安律协刑委会的一位律师朋友的女儿是法大二年级的,听了讲座后同她爸说,这辈子她决定学习做律师了.还有什么样的报答,比这更好呢?   明天7日上午和下午,我将在京接受搜狐网和央视网的视频采访,谈谈北大老法学家龚祥瑞的自传和他的法学思想.11月8日晚,我借到天津办案的间隙,应南开大学法学院学生会的邀请,将为同学们作 的专题演讲.时间是晚上6点开讲,地点在南开大学主楼333教室.到时将同同学们进行约三个小时的演讲和互动交流.欢迎南开的同学们来参加旁听.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   分裂的大学——陈有西律师西北政法讲座散记   谌洪果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于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1-11-05 22:24:00)   我是带着负罪感写这篇文字的。   2011年11月4日,陈有西律师能到西北政法讲座,完全是偶然的机缘。他受陕西律师协会邀请来西安和律师交流,在微博上发了条信息,碰巧被西北政法的崔映西同学看到,于是问,那能不能顺便到西北政法大学做场讲座啊?没想到陈律师爽快答应了,说刚好能抽出时间,只要你们那边安排好。   映西同学和我很熟,当晚他就和我联系,看哪种途径更方便办成讲座。我说,近两年来我邀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座,尤其是萧瀚讲座风波,以及之后张千帆教授过来的讲座,都受到不少压力,如果这次我出面或许会敏感难办,所以就让他先努力争取,实在不行我再出面直接和校领导沟通。但我答应一定会去当现场嘉宾,毕竟我也求知若渴呢。   基于我对学校许多部门人员对学术讲座避之唯恐不及的了解,我是替映西和学通社的孩子们捏着一把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并得知了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考虑到学生们还得面临求学毕业压力以及学生社团会面临的维继压力,我在此也保持克制宽容的态度,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人在阻挠这场讲座。我对你们保持最大的理解和尊重,但也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给学生穿小鞋,真的别这样,求求你们了。不过我有必要在此引述一些令人寒心的话:   “这种讲座学术意义和价值不大,我院不参与这个活动。”   “这是个敏感人物,别让他来。”   “你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准办,教室不准用,海报全撕掉,人不准来。”   “学生想听讲座我不管,西北政法丢不丢人无所谓,随便丢,没关系”;   “没有通知,我不能开教室的多媒体。”   好在好事多磨,不管学生承受了多大委屈压力,讲座最终顺利进行,学生挤满教室,受益匪浅,气氛非常和谐,没见有什么政治问题。这不多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有人这么怕一场学术的讲座呢?在此我必须表达对陈有西大律师的极大敬意。他是6点半飞机才到西安,然后律协的人接车直接到政法,舟车劳顿,饥肠辘辘,就开始这场分文没有的公益讲座,一直讲到晚上十点半。对于西北政法大学来说,这样的既无本又有面子、学校学生双双受益的“好事”,哪里找啊。怎么还有人阻挠?真是有点想不通。而且,讲座现场,来了近二十位陕西的律师,他们很多都是西北政法毕业的,回到母校,给学生如此大的见证和影响,也感受到学生的热情和希望,但却为一些小小的阻碍讲座的问题不得不等待或和学校里的“老同学们”联系解决,这让学校情何以堪?   但我在这里必须衷心地、大大地感谢和赞美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校长贾宇教授。在讲座受到阻碍,学生灰心绝望,泪眼汪汪的时候,校长得知了情况,亲自出面干预,旗帜鲜明地说讲座要继续进行。哎,这学生心里的“冰火两重天”啊,恁地一个百感交集。学生们简直要山呼万岁,但我说大家不要偶像崇拜。当然贾校长也真诚地道出苦衷:学校这几年正处于脆弱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希望学生教师们多多体谅。尽管校长公务繁忙,没有参加讲座,但讲座完后,他还亲自发短信祝贺讲座的圆满成功。   学生和一线的老师们当然要多多体谅校长呢,所以今后若有学术讲座,我们这些守法的公民仍然会按照正常程序申请的,不敢轻易麻烦校长。但我因此更要期待下面的老师和部门工作人员们,不能再用你们狭隘的眼光和私心辜负了校长的心意。   对于贾宇校长,我想说的是,我从博士毕业回到政法,在很多事关学术和大学尊严的事情上和校长有过不少争论,但我内心真的是很尊重您的,这次讲座的玉成其事,让我感到以前对校长的期待是值得的,许多误解也得以冰释。贾宇校长是有基本的法治理念并懂得大学教育应以学术为本的,尽管他有时也说些糊涂话(比如他说,要“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这话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的初衷是要让法律教育得到更多的体制支持),但在很多场合,贾宇校长都说,要有“法治信仰”和“平民情怀”(这平民情怀体现在学校事务,岂不就是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贾校长还说,“行政化是学术的天敌”,“回归大学本位,就是要把大学办成学校,而不是机关和衙门。”“如果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和尊重,学校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我们管理部门、后勤服务部门的重要性从何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还主张,只有保证大学自由,才能“保存国家和民族的元气”。   这些话,都是掷地有声的,谁听了不都是充满振奋的呢?   但是我要说,正是在对贾宇校长的办学理念有着真诚认同的同时,透过西北政法一次次讲座的受阻,透过学校在管理和师生待遇方面的各种问题,我分明发现了这是一个分裂的大学。这种分裂让人心酸心痛。本来,学校中有教学、科研、党政、后勤等不同的部门,是非常正常和必要的,它们都服从和服务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从而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法律人才。问题在于,许多部门中的人员忘掉了这份核心目标,一方面执着于或者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定和利益,另一方面却在私利高度一致的同时,无形中做着互相拆台的事情。贾校长不止一次说过,他作为校长很多时候无能为力,西北政法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校长哀叹自己解决不了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   大学的分裂意味着大学不再以学术的尊严和独立为核心,教师们失落,学生们失望,行政人员失意,学校领导失分。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领导和普通成员的沟通、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的理解等,都存在重重的障碍。在这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些机构设置、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分裂,而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分裂,教师人格的分裂。陈有西在讲座中说,体制内多有清醒的精英,所以我们要对法治的进步报以信心和耐心,但我却不得不说,就具体的大学环境而言,如果我们忘却了大学的理念,而唯行政化是从,那你很快就会被沦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并且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活在这种分裂当中,你会自动选择一种平庸的生活,而不在乎自己对大学自由、对学术精神、对生命尊严,会有什么样的伤害。体制腐蚀人心的力量真的需要我们时时自省呢。   面对这种分裂,我想说:   无论一个人多么成熟,社会经验多么丰富,对政治立场多么敏感,也请保持一份理想和良知吧。如果自己无法保全,也对别人的良知和理想报以充分的理解吧;   无论一个人多么谨小慎微,多么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也请不要过分紧张,视学生同事如同防贼,轻松地活着,本分地做事吧,如果你无能为力,也不要充当阻拦,尤其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无论一个人多么煎熬委屈,多么明白生活之不易,人性之复杂,也请一定知道,这是大学,学生和教师参与各种教学学术活动,不过出于坦诚率真的热情,没那么多阴谋考量,如果别人做事考虑不周,可以多批评,多宽容,但不要把我们想象得复杂,不要轻易把别人的行动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无论如何,我相信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活在这种分裂当中,正因如此,我才说,我是带着负罪感写下这些文字的。我的负罪感在于,我不愿因为之前我组织学术讲座所带来的压力,而让学生和教师自发进行的学术讲座活动无法正常展开,我不愿意因为我个人的行为而带来学校相关部门诸公们的高度警惕。一时的挫折倒好承受,但我真的害怕你们无形中出于工作本能的反应,都不愿意有所担当,都主观认为学术就是政治,从而用你们的手,慢慢扼杀了珍贵的学术事业和那些为学术事业而努力的人,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所以,我很荣幸受邀参与这场讲座,更荣幸地被学生们推荐为陈律师讲座的点评人,在点评的时候,我首先深深鞠躬感谢了崔映西和那些辛苦组织这次讲座的学生们,你们的执着务实、遵守规则、敢于担当,才是西北政法的骄傲和发扬光大的根本。我看好你们的未来,祝你们平安,你们会很有出息的。   我也再次真诚希望我在这里批评过的那些同事们理解我的善意,如果言辞多有冒犯,我向你们赔罪,也愿意有机会请你们喝酒。我真心希望西北政法通过我们分工协作的努力,越办越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滋润。   对于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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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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