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 次 更新时间： 2012-04-08 10:31:00 陶东风：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进入专题 ： 自由 政治 公共领域 勇气    ● 陶东风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阿伦特的自由观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特色或许就是对政治自由的强调。在阿伦特看来，自由就是、也只能是政治自由，离开政治（以及政治实践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的自由并不存在，而离开自由的政治不是真正的政治。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区别了政治自由与思想自由、意志自由、主观/经验自由、内在自由等一系列概念，认为后者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关键词：自由，政治，公共领域，勇气          作者介绍：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项目号：11&ZD022））的阶段性成果               阿伦特的自由观是对传统自由观，特别是卢梭自由观的挑战。阿伦特并不认为自由是人天生、内在的“本质”。如果自由真的生而有之，那无异于说自由不必争取，也不必依赖于政治实践，它是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类的固有“本性”。阿伦特认为，人不是像卢梭说的生而自由（born free），而是为自由而生(born for free)。1作为人类存在的伟大而独特的礼物，自由体现在把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加以区分的活动，亦即政治活动。               一、自由只能是政治自由——兼论解放和自由的区别          关于自由，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写道：“成为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强制，亦不受制于自己的强制，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2          如何理解这句话？首先，受必然性支配的自然领域（包括人的自然生命）不存在自由。自由意味着超越必然，亦即超越生物需要的控制。人也是生物，也离不开生物必需品。摆脱生命必然性的控制是人获得自由的前提；其次，自由不但要超越别人对自己的强制，还要超越自己对自己的强制。“自己对自己的强制”指的是自己身上的自然属性——比如生理需要、自然情感等——对自己的控制。一个被自然需要和自然情感控制的人是不自由的（即使在不存在他人强制的情况下）。这说明人是一个矛盾体，有多个不同的“我”，如果自然的“我”占据了上风，这个时候“我”就是不自由的；第三，在由统治关系支配的社会领域也不存在自由。这个统治关系既包括被别人统治，也包括统治别人。统治人和被人统治都是不自由的。被人统治是不自由的，这好理解。为什么说“统治人的人”也是不自由的？我的理解是：统治人的人也没有从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结构中解脱出来，而只有从这种结构中解脱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既不被人统治、也不统治别人）。据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自由人的生活胜过一个暴君，暴君看起来似乎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但本质上依然深陷于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结构之中，而且，暴君的统治依赖暴力，而暴力与自由无缘。          正是来自古希腊的对自由的这种理解，把自由和政治实践、公共领域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希腊哲学家认为，政治实践和公共领域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摆脱了暴力和必然性的控制，因此是自由的。必然性以及受其制约的私人领域/家庭领域是没有自由的，因为它们都属于“自然共同体”，都是“前政治现象”。共同生活在家庭中的人被生物性的欲求和需要联系在一起（“保护我们的生活，滋养我们的身体”），受生活紧迫性（必然性）的制约，因此不可能有自由可言。与此相反，城邦，即政治领域，才是自由的领域，人们建立城邦、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不是为了自然或生物意义上的生命需要。城邦和家庭的唯一联系是：拥有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免于必需品的束缚，是参与城邦自由活动的前提。在必需品和家庭的领域，统治和暴力是正当的，只有这样（如通过强迫奴隶劳动）才能保证必需品的供应，获得参加政治活动的条件。暴力是一种使自己摆脱生活必需品的困扰而进入自由世界的前政治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当暴力进入到公共领域的时候，它才是不合理的。在私人领域，暴力是合理的。3          免于贫困、疾病是参加政治实践、获得自由的前提。一个人有了财富和健康，才能摆脱必然性的控制，才可能有自由，“贫穷和疾病都意味着受制于物理的必然性，此外作为一个奴隶还受制于人为的暴力。”4          这个从生活必需品、物质必然性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被阿伦特称之为“解放”。就自由和“解放”的关系而言，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离开私人居所、进入公共世界，用言说和行动与其他人交往，其前提是从物质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因此，解放是自由的基础和条件。但是，解放却不等于自由：“自由显然以解放为先导：要成为自由的，人必须首先将自己从生活必需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自由的身份却不会因为解放的行动而自然而然地到来。”5除了解放之外，自由还需要“处于同一状态的其他人的互相陪伴，需要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以便与这些其他人相遇——换句话说，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性的世界，以便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可以通过语词或行动使自己加入到这个世界之中。”6自由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复数性，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人永远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就无所谓自由。因此，它需要一个平等交往的公共空间，自由就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通过言行自由地呈现自己。          解放是经济/物质意义上的，自由是政治意义上的。物质解放之后不见得就一定获得政治自由。解放了的人也不一定都能够珍视和向往自由，他们也可能继续留恋物质享受，或者把解放等同于自由，甚至认为政治自由不如物质解放重要，后者是虚无缥缈的，前者才是实实在在的。那些不肯给予人民以政治自由的统治者的信念是：我保证你过一种衣食无忧的、乃至富裕奢侈的物质生活，但绝不给你政治自由。他们也可能故意混淆自由和解放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人民说：发你们的财，过你们的好日子吧，这就是你们要的自由。          自由和解放的区别对于理解革命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历史上很多所谓“革命”，其感召力其实来自“解放”（物质解放、摆脱贫困、免于饥寒，过上与地主、资本家们一样的奢华生活）。但是阿伦特提醒我们：物质上的解放不能代替政治自由，过上了所谓“好日子”也不等于获得了政治权利。阿伦特在《论革命》集中谈到了把解放和自由混淆所造成的后果：法国大革命因为被解放的要求所挟持而搁置了或耽搁了政治自由的诉求，而美国革命因为没有解放的压力，因而专注于政治自由，最后取得了自由立国的伟大胜利。世界上很多富裕的国家都做到了解放（人人衣食无忧），但是却没有自由（这些国家就像一个天鹅绒的监狱）。阿伦特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自由作为政治概念不能停留在物质（解放）的层次，而且要进一步上升到政治层次。          解放之后如何才能进而获得自由？阿伦特的回答：自由还需要同样自由的人之间的互相交往，需要一个大家共享的公共空间，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通过语词或行动在这个世界呈现自己。这里的要点是：必须建立一个人人可以平等参与的、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政治性的世界”，它的核心就是“自由立国”。不是所有人类交往形式都属于这样的政治空间。比如，家庭也有交流，部落社会也有交流，他们也都是一种共同体，但这些都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政治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交流没有政治意义。这些由物质纽带或和经济原则组织的共同体或者交流空间，是受到必需品和维持生命的原则支配的，因此是前政治的。它或许是一个“天鹅绒的监狱”，但天鹅绒的监狱依然是监狱，虽然其中没有饥寒交迫之苦，但它绝不是自由人组成的公共空间。          这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自由观：自由只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存在的前提就是自由：“自由在其中一直为人所知——当然不是作为一问题，而是作为每天发生的生活的一个事实——的领域是政治领域。即使到了今天，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说到自由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政治这一问题和人是一种被赋予了行动（action）能力的生物这一事实；因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能力和潜能之中，只有行动和政治是这样的事物：如果不至少假定自由的存在，我们甚至不能设想它们，以及如果不是多多少少地涉及人的自由问题，我们几乎无法涉及任何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没有自由，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活将是没有意义的，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7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政治，这是因为政治不是暴力，不是统治和强制，而是自由的言行。自由和政治几乎就是同义语。没有自由的政治是伪政治，离开政治谈自由是混淆概念。自由是政治的存在理由，所以它是政治理论的元问题。               二、关于意志自由、思想自由、内在自由               从关于自由的基本定义出发，阿伦特区别了政治自由与思想自由、意志自由、主观/经验自由等等一系列概念，认为后者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首先，自由只存在于政治领域，即行动和言说领域，不存在于思想王国（或哲学王国），因此和外在的或内在的经验都没有关系。阿伦特理解的思想（哲学）是自我和自我的对话，这里面没有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必须有复数性，也就是充满差异的人组成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自由问题。阿伦特说：“自由现象根本就不出现于思想王国”，“无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在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中——这种对话曾经导致了伟大的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都是不能被经验到的”。8哲学“将这种自由观念从它生长的家园，即广泛的政治和人类事务领域转移到意志这一不得不屈服于自我检察的内在的领域”9是一种误解。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说“思想自由”、“思想不自由”等？其实我们说的思想自由或不自由，常常是指表达思想的自由或不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或言论不自由，而思想或言论的表达，实际上已经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行动。          其次，由于政治是公众参与的公开实践，而不是个人的心理经验，因此，自由不但无关思想，也无关人的主观感受。自由是一种客观的、公开的人的状态。奴隶在客观上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可能有“主观自由”的感觉（比如阿Q）。同时，自由也与所做事情的艰辛程度无关，一个不自由因而客观上不幸福的奴隶，很可能生活非常轻松甚至奢华，而一个自由人也很可能历尽艰辛。10          阿伦特进而分析了所谓“内在自由”的说法。与政治自由相反，所谓“内在自由”是“人们可以用来逃离外在强制和在其中感觉自己的自由化的内心的空间。”阿伦特说，“这种内心感觉的状态是一种没有外在显现的状态，因而理所当然地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状态。”11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实践的突出特点就是其公共性，它必须是呈现出来的，所以，所有“内在的东西”（即不呈现在公共领域）都是非政治的，也和真正的自由无关。          关于内在自由论产生的社会根源，阿伦特深刻指出：内在自由论产生于历史上的政治黑暗或非政治化时期，它本身就是一个病态时代的表征：“无论谈论这种自由（内在自由，引注）是多么合情合理，也无论人们在古代晚期把在这种自由描述得多么天花乱坠，这种自由本质上是历史上晚出的现象，是作为与世界疏远的结果（也就是非政治化的结果，引注）而兴起的，在这种与世界疏远的过程中，一个人在世界之中的经验被改造成他的自我之中的经验。内在自由的经验之所以是派生性的，是因为它们总是以从世界隐退、否定自由、进入一种其他人无法接近的内在性为前提。”12结合西方思想史可知，在古希腊，政治被普遍认为是在世俗公共世界发生的事务，而自由只存在于这个公共世界。这种自由观表明那个时候的人与世界没有疏离。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所说的“世界”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公共性，它既与私人领域相对，也与内心“世界”（经验领域）相对。世界的现实性在于其公共性，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就在于它被众人分享。世界是共同持有世界的人的世界。如果处在一个公共世界健全的时代，人们会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呵护公共世界，珍爱存在于公共世界的自由；而在一个公共世界坏死、政治败坏的时代，人们或者沉迷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享受物质消费，或者遁入个人内心世界，养成自恋人格，与他人隔绝。在这样的时代，还可能流行一种内在自由论，认为真正的自由在自己的内心，外在世界根本没有自由可言。阿伦特指出，这种逃避公共世界的“内在自由”被当作是“一个人的自我之中的一块绝对飞地的内在性”，这种自由的发现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缺乏一种“在世界之中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其实正是自由的先决条件。13这就是说，只有在一个公共世界败坏的时代，人们得不到公开的政治自由，才会迷恋、也只有迷恋这种“内在自由”以求得解脱，通过自欺来摆脱焦虑。          阿伦特还认为，自由不是一种由人的动机、意志、智力等等心里因素控制或决定的现象。“行动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既不是智力指导的对象，也不是意志命令的对象。”14“智力指导”论把自由看作好像是在两个或者更多预定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它假定了已经存在预定的两种或更多的选择，而自由就是从一个人的动机、目标出发选择其中一个。在阿伦特看来，这种使“预定计划”成为现实的活动，不是政治自由，因为“行动要成为自由的，必须一方面不受动机的规约，另一方面不受作为行动的一种可预见效果的意向目标（intended goal，意向之中的目标，引注）的规约。”15行动自由的标志恰恰就是能够超越动机和目的“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受到未来的目标、效果意向以及意志选择等决定的行动被阿伦特认为是“被决定状态下的行动”，而不再是自由行动，它“是由一个未来的目标指导的，在意志意愿这一未来目标之前，智力已经先行把握了这一目标的可欲性，然后智力召唤意志，因为只有意志才能命令行动”，16“下命令的力量，指示行动的力量（即意志，引注），并不涉及自由的问题，而只涉及坚强或软弱的问题。” 17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内心再坚强还是没有自由。          阿伦特认为，自由就是自由原则（在没有统治关系的公共领域与他人平等交往）的实施。原则不是出于心理，不同于动机、意志等发生于心理的现象，它仿佛“产生于外面”（inspire from without）。 18原则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不适合规定具体的目标，虽然一旦行动开始，每一个具体的目标都可以根据其原则加以评判。”19行动的原则不同于先于行动的智力判断，也不同于发动行动的意志命令，只有行动的实施本身（在此我想到了遇罗克、张志新等人抵抗极权专制的实际行动）才能使生气勃勃的自由“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智力判断先于行动，意志可以发动行动，而“原则”就是行动的实施。在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判断也许会失去它们的有效性（validity），即判断失误；命令的强度也会使自己消耗殆尽，而鼓舞着行动的原则在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却不会损失任何强度或有效性。“与行动的目标不同的是，一项行动的原则可以不断地里重复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与行动的动机不同的是，一项原则的有效性是普遍的，与任何特定的个人或特定的团体并无不可分割的联系。”20原则与行动是同时存在同时消失的，“其在世界上存在的时间就是行动持续的时间，既不更长一些，也不更短一些。”21          阿伦特强调的仍然是：自由必须呈现出来或加以实施，而不是藏匿在心理，因此不可能是人的动机、意志或判断。“自由的出现，与原则的体现相似，与进行中的行动是二而一的。”“人是（强调现实性，引注）自由的——因而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的能力（注意：能力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引注）不同——当且仅当他们行动之时，既非行动之前也非行动之后；因为是自由的与是行动着的实际上是一回事。”22          三、自由与勇气               自由的实践发生在公共领域，因此，要自由就必须离开家庭（私人领域），而离开家庭需要勇气（而不是什么“文化水平”、“政治素质”等，或者说，勇气就是最重要的政治素质）。公共领域的特点并不是安全，而是卓越、荣光和尊严。事实上恰恰相反，家庭/私人领域才是安全的，公共领域、行动领域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任何人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首先必须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指自然生命，引注），过分留恋、关注生命会妨碍自由。离开家庭参与到公共领域最初是为了冒险或开创事业，后来则是为了参加公共事务。只有在家庭中，人才会主要关心自己的生活、生存。这是受奴役的明确标志。”23这样，勇气就成为一种卓越的政治品质。所以，阿伦特说：“一个贫穷的自由人更喜欢每日都在发生变化的、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市场，而不大喜欢有保障、有规律的工作；后者限制了他每天随心所欲做事情的自由，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奴役状态。对自由人来说，即使是恶劣、痛苦的劳动也比许多家奴的轻松生活要好。”24自由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而奴隶的生活到可能非常安全和稳定（特别是那些富豪、贵族家里的奴隶）。          此外，参与政治活动（自由）也并不意味着舒服的生活，而是意味着“好生活”（good life，笔者的理解就是“尊严的生活”），它“不光是比日常生活更加完美、更加无忧无虑或更加高贵，而且还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25这种性质突出表现在：公民生活摆脱了物质必然性的束缚、摆脱了“肉体性生命过程”的生活，因此是荣光、卓越和得体的标志。“‘好生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生活）不仅比日常生活更好、更愉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好的’在于它通过掌握纯粹的生命必然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以及通过克服所有生命动物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性的生命过程。26          奴隶（不自由）生活的特点不在于贫困，而在于不得体，即没有自由，一个大贵族家里的奴隶是很安逸的，没有危险，衣食无忧，但他没有尊严。即使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也仍然可能继续陷于对财富的无休止追逐，仍然误把奢侈当作自由。因此，一个人是否摆脱了物质必然性的标志，并不简单等同于是否拥有大量财富。为了从事公民的政治生活，希腊人就必须把贸易、制造业等不“自由”活计交给奴隶或外国人，以便让自己专心致志地从事政治活动。               1 Jerome Kohn：Freedom: the priority of the political，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edited by Dana Vill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15.          2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0页。          3 阿伦特的这个思想一直在学术界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和反对，特别是女性主义者。          4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0页。          5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0页。          6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372页。          7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370页。          8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          9 同上，第369页。          10 这点对于我们理解上至庄子、下至阿Q思想的消极性，特别是其在今天的消极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庄子研究者热衷于挖掘庄子的所谓“自由”思想，比如如何摆脱物质和世俗事务的累赘，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甚至把它放到现代社会的语境中阐释其“反异化”的意义。这种所谓的“精神自由”其实是一种脱离公共世界的逃避和自欺，它所表征的正是公共世界的败坏和黑暗。正是对于公共世界的极度恐惧，导致了庄子对于“内心自由”的极度赞美。这种内在自由观的极端发展就是“阿Q精神”：一个人在公共世界中是奴隶，但在内心中仍然是“自由”的。按照阿伦特的理解，一旦离开了公共世界，无论是自由还是政治，都不再存在了。          11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12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13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0-371页。          14 Hannah Arendt: What is Liberty? In H.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1968.p.152.          15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6页。          16 同上，第376页。          17 同上，第376页。          18 Hannah Arendt: What is Liberty? In H.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1968.p.152          19 Hannah Arendt: What is Liberty? In H.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1968.p.152          20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21 同上，第377页。          22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23、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65页。          24 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64－65页。          25 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67页。          26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22页。 进入 陶东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 政治 公共领域 勇气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61.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陶东风：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陶东风：“爱国”的两个方面——我解北京精神·之一 陶东风：告别意识形态化道德，走向公民道德 陶东风：摆脱了宗教迷信之后的两种世俗 陶东风：雷锋精神值得颂扬吗？ 陶东风：小丑的自白 陶东风：乌坎事件与中国特色的维权 陶东风：驳韩寒的自由妙论 陶东风：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陶东风：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论 陶东风：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陶东风：当代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反思 陶东风：关于八卦和流言的随感 陶东风：文化凝聚力与文化领导权 陶东风：不患寡而患不公 陶东风：枪杆子里面出什么政权？ 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 陶东风：保护我们脆弱的良知 陶东风：脆弱的良知经不起风吹雨打 陶东风：还原历史：到底为什么要树立雷锋形象？ 相同主题阅读 陶东风：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杜导斌：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如何改？ 鲍盛钢：20年繁荣与终结：1991-2011 景跃进：利益传输与单位政治 景跃进：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 景跃进：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评《中国“政治人》 陈行之：无言是最高的轻蔑 龚群：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 杜导斌：“讲政治”到底讲的是什么？ 刘安庆：两手抓更要两腿走 曹颖新：自由被侵害安全就不受保护 宋鲁郑：政改：中国没有榜样 汪玉凯：准确理解“顶层设计” 宋鲁郑：法国大选对中国政改的启示 李义平：重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刘少杰：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司马襄阳：说说美国民主政治 肖金明：中国宪法政治回顾与展望 王培绿：时空分离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及基础结构 燕润宝：如何理性地认识东西方社会及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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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农01 ：【纪念张志新】1975年4月4日，被割喉枪毙。她曾无数次遭受男犯轮奸、她长期背负十几斤的背铐、她头发几乎被拔光、她拿窝头蘸着自己的血吃、她临刑前被按倒在地，被刀割断喉管，以免她喊出口号……。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韩翰《重量》1979年 陈禹山：张志新的报道登出后，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便是要严惩凶手。张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 （ 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 ） 【30】人民不能相信一个对自己都不忠实的政府  “文革”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野蛮事件，然而人们并不了解“文革”……无视历史事实也要付出沉重代价，日本教科书中歪曲对中国残暴侵略的历史事实，中国对此愤愤不平，也是中日关系紧张的导火索。深层次地说，人民不能相信一个对自己都不忠实的政府。——《经济学人》谈“文革”(294期声音) 叶剑英：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这组数字出自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贾樟柯 ：我的第1966条微博，我想说说“文革”：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八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打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31】命若琴弦 @谭盾-听音寻路 ：中国之命，命若琴弦。战国时期，七国鼎立，以秦为首，造长城，立文字…那是七弦琴(古琴)！经历了六弦、五弦、四弦和三弦的时代后，到了民国时期，国共合作，不打不休…变成了二胡！如今是谐和年代了,变成了独弦琴！那未来的中国是把什么琴呢？李白说的好：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 【32】四月里，不能忘记的纪念 （ @老虎庙 ） 【33】有春天，无所畏 就像冬天无可避免，春天早晚要来；纵然青春挥之不去，成长早晚要来；只要心里有光明，前头有信仰，怕什么？我是 @韩寒 ，我是凡客，向前走，无所畏。 @从台北到北京官方微博 ：哈哈，无论大陆网络上的方韩大战结局如何，台湾今年3月出版了韩寒的作品，而且还是一字未删版。 在這個國度 警察不能寫、領導不能寫、政策不能寫、制度不能寫、司法不能寫、歷史不能寫、西藏不能寫、新疆不能寫、集會不能寫、遊行不能寫、黃色不能寫、封殺不能寫、藝術不能寫 寫了，你就是：敏感詞–韩寒。 （《敏感词：我的二0一一》） 【34】你在雨中行走，你从不打伞；你有自己的天空，它从不下雨。 http://t.cn/zOoBpLg  ( @喷嚏意图 ) 【35】站着的不知道是谁家的儿子，躺着的不知道是谁家的父亲。放着的不知道是给谁用的灭火器.（via: @孙小宁在四月 ） 张泉灵 ：在印度，一行六人每天感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那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呢？一条腿向前，另一条腿老跟不上，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贾樟柯 ：愚昧就是不知道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9975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 　　 　　 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38岁；此后，受了7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45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30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大约在1968年前后，一个星期天，张志新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文革”时讲话资料。同事说张志新你站到我们这一派吧，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这个同事向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 　　 　　 不久，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与3万多名机关干部一道，被送到盘锦的干校学习。在这里，张志新被揪出来，说她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挖她黑思想，并成立了专案组。张志新的很多言论最初都只是在与同事朋友之间的闲聊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过自己的思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代中，她被迫说出了自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得越来越深，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当年的办案人员向我回忆，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被判死刑，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处高副处长看了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另外，党员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军管会”认为执行不力，换了人。新换者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了——那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他本意是判张志新两年以上刑期，但就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决，他一下子把刑期改为15年。 　　 　　 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参加会议的法院方面代表一致同意判张志新死刑，但在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张志新被改判无期，这一“指示”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 　　 　　 1973年，张志新再一次也是彻底被推向死亡。11月，监狱组织“批林批孔”学习大会，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有一个犯人站起来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已精神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高喊了一句涉及最高领袖的口号，当时立即有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 　　 　　 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于是监狱提出了死刑报告。 　　 　　 1975年2月，辽宁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我后来在档案中，也看到了这份会议记录。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张志新的死刑讨论记录大概只有60多个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决定了。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之后，监狱里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但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 　　 　　殉道者张志新 　　 　　 当年张志新能在全国激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她本身的遭遇之外，我想，也与张志新本人散发的独特气质有关，让人们对扼杀这个美好生命的时代更多了几份悲愤与控诉。 　　 　　 张志新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很有名。张志勤告诉我，大姐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 　　 　　 采访张志新案件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张志新这个人的过程。她的那些言行，不是反党反毛主席，而是发自内心地为国家为人民。她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至“文革”时登峰造极，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她当时的那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再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在辽宁省实行“军管”时，张志新就提出，军队不熟悉地方，“军管”容易出事，没想到“事”最后竟然发生在她身上。 　　 　　 “文革”之前，张志新看到穆青写的焦裕禄的报道后，很感动，主动找组织坦白。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攻击她这一点，说她如何如何。但张志新很特别的一点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指责毫不放在眼里，但对她的“思想罪”，她明知最后的代价可能是死，却仍然不愿为此放弃她所认为的“真理”。我看过案卷，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因为至死不认错，张志新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我去监狱，看过她住的那个“小号”和她戴过的脚镣。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说，有一次张志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监狱方面找了几个女的进去给她穿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现在看来，张志新那时候已经完全疯了。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现在都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从不来往。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不和。张志新平反后，不少报纸登她的家庭合影，都把曾真的头像从一家4口中拿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时隔20多年，再回顾“张志新事件”，我想可以这样说：如果辽宁没有任仲夷，张志新还平反不了。“文革”结束后，“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在这种气氛下，辽宁省委仍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可谓勇气可嘉。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的报道登出来之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三大麻袋的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一点便是“要严惩凶手”。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已经离去30年了。如今，她的名字已渐渐被淡忘。但我想，她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何与怀 　　 　　（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烈士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特发此文以为纪念。） 　　 　　一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这首诗是韩瀚所写，题为〈重量〉。还有另一首同样著名的诗，题为〈哭〉，流沙河所写：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 　　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 　　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 　　愧对着女英烈一张遗像， 　　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 　　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 　　 　　当年，“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些日子，哪些诗最直截了当让中国大陆民众整个心灵受到震撼，最能使人悲愤、自责、反思、醒悟？我想，这两首短诗必列其中。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这是何等的震撼力！短短几行诗，传达给人们的是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形象和信念。正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确，每个读到此诗的人，如论者所言，热血者当无不为之动容，而苟活者则必然无地自容。而流沙河的“哭”，可谓切肤之痛的真情实感。假如没有亲身经历那场大劫难，没有感受过那种排山倒海般而又无处不在的红色恐怖，没有遭受过心灵或肉体的残酷迫害，便写不出这样的诗，也无法深刻理解这样的诗。真是字字皆是泪句句皆是血啊！“不装哑就必需学会说谎”，这不就是那些年月中，在专制暴政下，整个民族的写照吗？！“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诗人痛心疾首，激励自己，亦是向整个民族发出的诚挚而又凄厉的呼唤！ 　　 　　这两首诗是献给张志新烈士的。张志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二 　　 　　张志新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她究竟犯了什么滔天死罪？以下是知情人的揭发、记者有关调查和档案纪录。 　　 　　1968年前后，正当“文革”如火如荼的年月，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张志新，辽宁省委机关一个普通干部，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讲话资料，顺口说她觉得“文革”好多问题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不久，在干校里，张志新被揪出来。 　　 　　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的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 　　 　　张志新第一次被判是1970年5月14日。辽宁省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来，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刑就行了。可就是因为她不认罪，便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不搞破坏。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但高振忠虽然对张志新案有自己的看法，却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某某。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十五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即“恶攻”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林”指林彪，“孔”指孔子，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江青一伙便发起一个声势巨大的运动，并发展成“批林批孔批周公”，企图把周恩来也打倒）。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毛远新、魏秉奎、苏羽等十七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听完〈报告〉后，这些大人物有如下一段对话： 　　 　　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干脆吧。”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内中只有六十多个字：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 　　 　　3月19日，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就这样“干脆”地被“杀了算了”。 　　 　　三 　　 　　从当时的监狱档案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张志新的确“恶攻”毛泽东。她说：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关于“文革”，张志新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 　　 　　张志新在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跳“忠字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她还说：“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张志新表示这些意见和看法，正是“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张志新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屈服，在监狱里甚至喊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她真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她这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 　　 　　张志新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69年在一次批斗会上，她就公开声明： 　　 　　犟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著，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因为涉及最高神物毛泽东，张志新两次被判死刑，平反也经历两次曲折。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因此，开始时张志新案不予彻底平反。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对张案复审的汇报。此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任仲夷（任后来任职广东，2005年11月15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被认为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他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张志新平反昭雪之后，施加在她身上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一点一点地被揭发出来。 　　 　　她因为至死不认错，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事实上，在六年铁牢生活，张志新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种种摧残迫害。监狱当局甚至鼓励刑事囚徒多次肆意强奸、轮奸她。张志新最后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她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以致这张照片后来不能示人。 　　 　　张志新被杀害后，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尸体被潘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运走，作病理解剖实用，又说被剖腹挖心，取了内脏后才火化，也有说是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张志新遗体下落至今成谜，她那骨灰盒一直空着。 　　 　　最令人发指的是：张志新上刑场前，公安恐防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张志新剧疼难忍，凄厉呼喊，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其状极其恐怖，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这个最血淋淋的罪行，是辽宁公安局的“创举”，毛远新等当权人物赞同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已经执行了三十多例）。 　　 　　这里，还有一个万分可悲可恨的插曲。张志新受害时，当局要她的孩子林林、彤彤参加一个什么“学习班”。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一份签字并按手印的所谓“笔录”，摘抄如下： 　　 　　…… 　　 　　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 　　 　　那一年，彤彤不满十岁，而林林也未满十八岁。当局竟要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四 　　 　　张志新平反后，一篇题为〈一份血写的报告〉的长篇通讯于1979年6月5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写报道的记者陈禹山回忆说，报社领导们对张志新上刑场前被惨无人道割断喉管的罪行是否见诸文字不敢作主，报到中宣部审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虽然非常开明，但也希望把割喉管的细节删掉。最后见报的文字是：“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篇通讯发表的当天就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方一听到实情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 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 　　 　　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张志新案件报道讨论在三个月后突然停止。人们相信，这无疑与这个全民“天问”有关。当然，这又是一例“奉命行事”。 　　 　　1979年8月12日，另一位著名诗人公刘，特地来到沈阳市郊外那个“大洼”刑场，来这里凭吊烈士张志新。诗人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刑场》：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 　　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象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情形又怎样呢？这真可用“可-怕”两字来形容。正如一些学者悲愤地说：张志新与秋谨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谨，而对殉难不过三十多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毋庸讳言，张志新并非严格意义的“思想家”。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三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颇有名气。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可是，在那个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或诱惑，几乎全部的职业“思想家”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这个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而即使现在，不少“思想家”由于各种原因也不准备对文革以及其它各种政治运动的死难者、受害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者有研究也难以公开发表。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当然，还是有许多人记得张志新这位烈士的。笔者在网上就阅读到一篇〈张志新网墓志铭〉，撰者自称为“祭园守园人”，时间为“张志新第三十二个祭日前夕重刻于网墓”，标题为〈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这里，且择录这篇〈墓志铭〉的一些片断，人们对张志新的无限敬仰之情洋溢其中： 　　 　　沈阳的空冢中除了您的丝巾、发夹，有否一段琴弦？早春的音符，是否正在料峭的松花江中解冻？今夜，林林和彤彤又辗转在怎样的历史悲音中？ 明天，辽淼的白山黑水五岳湖海之间，会有键弦之鸣、心弦之颤，协奏起您最喜欢听、最喜欢拉的包隆贝斯库的《叙事曲》中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吗？ 　　 　　三十二年——整整三十二年了啊！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最撼天动地的那一节！ 　　 　　面对静雅柔弱的您，面对着七年来在此面对过您的278000颗心，面对只有用心、只有在虚拟中才能点燃的洁白的思念、殷红的祈祝和摇曳着蓝色旋律的烛光，最是我知道： 　　 　　每一次点击， 　　都是心的触摸， 　　–触摸您悲怆的音符。 　　每一份祭奠 　　都在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 　　–擦亮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的最强音！ 　　是的，法西斯割断了您的喉，怎能割断您的琴声？！ 　　鸣心铮骨，激越高亢，四弦裂帛，撼遏行云：这是民族低谷期思想的最强音，这是所有浩劫中喑哑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之凸现道义缺失灵魂苍白的正气之歌！ 　　正是您的胆见悲歌，正是您思想和生命的震颤，摇撼也见证着一个盲从时代麻木民族的渐次苏醒，又让一段历史伴随一种舒缓、一种温馨、一种期待，在千百万走出梦魇的心灵中凝结成永恒的记忆，也由此凝入历史的永恒–不是正史，却因此更属于历史的永恒！ 　　白花与烛光，祭酒与献歌，心语与祈祝：这些，都是也仅仅只是记住的证明。而几乎所有的祭奠者都深深知道：触摸您悲怆的音符的不是这些–是一颗颗心；而比触摸更能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的– 　　是心灵，从您悲怆的音符的千百万次出发–向体制文明挺进！ 　　是千百万心弦的铮鸣与协奏，和着您爱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