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

我从来没想过能这样坐下来和我爷爷面对面地交谈，从我记事起他就板着一张脸，总是教训我要好好学习，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不易接近的老头，总是动不动就生气，所以我不太愿意和他说话。后来上了大学后，我从各个渠道了解了不少与历史课本上不一样的历史，我也终于对爷爷的历史产生了兴趣，他生于1933年，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三年灾荒以及文革，我很想知道一个做了半生农民的耄耋老人的眼里，这一段段血与泪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没想到爷爷居然越说越起劲儿，他很愿意给我讲，可是思路已然不是很清晰了。我第一次感觉：不是我长大了，而是爷爷真的老了，他再也不能拿着笤帚追着我、再也不能利索地走路，他甚至没有办法叙述一段完整的故事。我问爷爷：“您还能记得住那么多年前的事情吗？”我爷爷说：“当然能记清楚，就好像昨天发生过一样。”我还在怀疑中，爷爷居然能说出一大串住在他家里的八路军的名字，我才真正相信。我无意用我的拙劣文字去改变谁的历史观，因为我爷爷为我呈现的历史又和我曾经了解到的不同，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居住环境和看历史的角度不一样，我只是想尽力去接近发生在我家乡的70多年的历史事件，从而能让大家了解更真实、更客观的历史。毕竟历史并不是一家之言，官方的历史往往会为了粉饰罪恶而被刻意淡化或者篡改，这就更需要我们去探索真实的过往。 　　一．战争16年 　　16年仅仅是讲从我爷爷出生的1933到1949年这十六年的战争，我之所以不冠名为抗日战争是因为我爷爷他一辈子也没见过一个日本人。我家乡在内蒙古东北部的赤峰市，没有肥沃的黑土壤，冬天却冷得让人发毛。爷爷出生在伪满洲国时代，赤峰当时也属于伪满洲国的一部分，如果说爷爷年轻时见过什么与日本有关的东西那就是汉奸和伪军了。当时日本人在东北种鸦片，一群汉奸伪军就进了村逼着村民种鸦片。爷爷说他之所以后来分田单干时会种地与他十几岁时种鸦片有很大关系。种来的鸦片上缴给乡里，然后伪军会派人检查质量，过关后就会直接送到日本军那里。可日本人从来不用，而且也严禁军队与百姓用，至于鸦片的去向是哪里，就不得而知了。村里虽然没进过日本人，可百姓们的生活依然不得安宁，因为土匪遍地都是，而且汉奸伪军走过的地方都被洗劫一空。说到这里奶奶插话进来，她对于当时的汉奸抢劫现在说起来还心有余悸，她家后院有一个用草垛堆起来的小空间，一听到外面放枪家里的女眷就都躲在里面，每天都生活得心惊胆战。我问爷爷：“1937年就开始全面抗战了啊？难道没有军队进村里去管管？”爷爷说，他第一次看见八路军是1945年，大概是没有日本军进驻的关系，所以当时中央政府对这些小地方也不是很重视。即使村民被汉奸和土匪欺负得比日本人多得多，还是不会有人去管。就这样，村民们种鸦片一直种到1945年。1945年时，村里就流行着一句话：猴年来，鸡年走，鬼子活不过二十九。从1932年日伪军们进村里抢地，直到1945年，整整13年，每到丰收之际都要上缴大烟杆儿。爷爷清楚地记得1945年7月21日，汉奸和伪军撤出了村子，可就在7月20号他们还在收大烟杆儿。我听了这段历史很不可思议，因为这十几年的对外战争中，死伤无数，居然还有一个地方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并且地方百姓居然从没见过一个日本人，而且我相信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地方绝不止一两个。不但没见过日本人，就连后来的国共内战中，我爷爷都没见过一个国民党。1945年后，八路军就一直在村里着手进行土地改革了。八路军进来后，以前逼着村民种鸦片的汉奸伪军们纷纷投降，可投降后却出尔反尔，自行组成了一支降子队，在村里抢粮食、杀八路，无恶不作，就这样持续了将近一年，他们被八路军剿的差不多了，村里才渐渐平静下来。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帮村里的共产党员就开始商量着土改，土改前，一些地主们听到风声后开始起了骚动，1946年的冬天，一个姓张的地主请了3个八路军去家里吃饭，爷爷现在还记得这三个八路军的名字：李荣久、李平和陈秀峰，三个人刚刚20出头，正在地主家里刚刚坐下，门外就响起了枪声，一群害怕土改的地主端着枪冲进来一顿扫射，三个人就倒在了血泊中。爷爷现在说起这件事还唏嘘不已，他说：“那明显还就是三个孩子，和你现在一般大，前一天还在给家里写信，第二天就没了，信都还没有寄出去。”因为这次血案，所以后来村里土改的力度就尤其大，1947年10月，村里成立了农会，土改正式开始，农会的负责人叫赵肖，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土改打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首先要做的是选地主和划分阶级，选出来的要是恶霸地主就直接枪毙，如果是一个平时对工人比较好的地主，就会待遇好一些。爷爷回忆说当时村里有个地主姓赵，因为人特别善良，所以就被人称为“赵老好”。年年冬天有别家地主的雇工得不到应有的粮食和工资，一家老小又没有饭吃，他们就去赵老好家偷粮食，赵老好心里虽然知道，不但不制止，反而故意往仓里放更多的粮食。1947年的这次土改中，这位赵老好被划为地主，把粮食、土地和房子都给没收了，赵老好瞬间两手空空。这时候曾经受过他恩惠的农民就留下了一间房给赵老好一家人住，也算是报答了。至于其他的还有富农、中农、小中农、贫农以及雇农，雇农是最穷，既没房子又没地。这样机械的划分肯定会出现很多错误，因为一些得罪人比较多的贫农也会被划分为富农，然后被抢的一点儿不剩。抢来的土地只给贫农和雇农分，中农还和以前一样持有同样多的土地，富农就变得一无所有。后来来了一个“纠偏队”，由南方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专门纠正那些划错了阶级的偏差，但几乎没起过什么作用。就这样，一大群地主一夜之间房子和地全没了，心中自然不会平衡，他们对八路军恨之入骨。这些被剥夺了一切的地主1948年在锄头榔成立了二大队，专门对付八路军。有的去县里的政府送钱以贿赂共产党员，有的就直接和八路军硬碰硬。他们没有枪，所以抗争起来很是艰难，四月初八是村里的庙会节，八路军在二大队里安排的眼线通知他们说这些地主要去后山找八路军报仇，当然没有枪的他们只能拿着锄头、木棍等等。八路军就集体撤离到山下，二大队的地主们在山上扑了个空，随后就被八路军们用枪都剿灭了。这次土改的进行让村民们见识了共产党的铁腕，所以随后到来的一系列运动，即使有天大的不公平，也都没有人敢去反抗了。 　　二．建国后的三十年 　　1950年5月1日，天还未亮，村里的人还在沉睡中，一些人拿着棍棒就冲进了村民的家里，未走漏任何风声就抓出来好多反革命，原来村里的大大小小的党员都聚集在一起开了一宿的会，众人投票选出了指标规定数量的反革命，天亮就动手开始抓。爷爷说，当时其实有好多错抓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有些人仅仅是比别人多一些粮食，其实大家都很穷，可为了完成指标，就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村里有人看见林彪跟在毛主席后面的画像，说了一句：“林彪个子矮，就像毛主席的儿子。”就这一句话被旁人听见了，说话的人就成了反革命，被整得惨不忍睹。我爷爷在西山有个远房亲戚叫刘永峰，已经七老八十了，家里的房子大一些，就被划为了反革命，被送到另一个村里扫大街。后来他的邻居，一个叫王逸伦的中共党员去省里做了副主席，在回村慰问老乡时，看见自己曾经的老邻居在寒风瑟瑟中扫大街，就对旁边的村领导说：刘永峰是个好人。于是我爷爷的这个亲戚第二天就被送回家了。王逸伦后来在文革中深受迫害，听说其中一项罪名就是包庇反革命。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1955年，我爷爷做了木匠。三年后，村里响应中央的号召，举起了三面大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村里大大小小的老少爷们都开始炼铁，我爷爷负责给他们做煤炉的鼓风机。家里的铁箱、铁锅和小螺丝都被收走了，一并放在大高炉里，往外炼铁水。可村里的技术显然达不到炼铁所需的温度，铁水就是炼不出来。爷爷做了半年的鼓风机，就被送回家了，村里炼铁的闹剧也就暂告一段落。谁想第二年就赶上了大饥荒。村里各家各户的土地都上交给了农村小社，而小社里的人都忙着喊口号宣传以及炼铁，就是没有人去种地。每家每户按人头每年分250斤粮食，不够的话，就在村里开单子去县城里取返销粮。而且各家各户还要上缴粮食给苏联还债。爷爷说当时中央没有钱就用鸡蛋和苹果还债。而苏联人奸诈的很，他们用筛子先过一遍，只挑大的拿，筛子下面的一律不要。周恩来总理提议：为了显示中国人的骨气，苏联人不要的我们也不要。于是筛子漏下来的白花花的粮食就都被推进了大江大河。爷爷说起这段历史时眼睛里异常光亮，他说：虽然穷得很，虽然饿得很，可是咱中国人活的有骨气！我说不出什么了，因为人权高于主权的道理，我是永远没法跟他说清楚的。我问爷爷，村里有没有饿死的。爷爷说没有，但是别的村里有。在我的老家，大家虽然很饿，但还没有遇见过死人的情况，有些人饿的不行就去小社的地里偷剩下来的粮食，还有的人家打开屯粮食的地窖，也救了不少人。说到这里，爷爷眼睛里充满泪水，他说他一想到过去的那段苦日子就心里特别难受，1960年村里有了大食堂后，就不许各家各户做饭，只能去吃食堂，如果看见谁家的烟囱冒烟，领导就带着一堆人冲进人家里砸锅砸炕。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吃不饱，只能用玉米秸和高粱壳充饥。四个小伙子抬一袋玉米秸都抬不动。食堂里每天给我爷爷发两个小窝头，俗话说：穷怕亲戚富怕贼。当时爷爷有一个把子兄弟来看望爷爷，作为招待，爷爷只能把那两个窝头给了他兄弟，而爷爷和奶奶就一天都没有饭吃了。后来1961年，木社解体了，爷爷也就不再做木匠，开始各个村串着打零工，每天两块五。 　　就这样，即使三年饥荒结束，可村民的生活俨然没有太多的改善，转眼间到了文革。说起文革，我爷爷感叹：那时候批斗人就像批疯了一样，不管男女老少，只要家里成分不好，就都给揪出来批斗。爷爷村里并没有红卫兵，但是外面派来了一个文革委员会，领头的是张春生和张林父子，这俩外来的人在村里无恶不作，村里有一个地主叫魏平厚，说他是地主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他家里也很穷，但还是被定成了地主成分。于是魏平厚的家里的男女老少都受到了牵连。他家里的老太太都已经六十多了，还被揪出来扯头发、挨棍子，然后放到我爷爷家罚站。后来魏平厚儿子魏会文实在受不了折磨就上吊自杀了。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每天街上都有一群贫协的人聚在一起批斗地主富农，家里也被抢劫一空。不过我爷爷家被定成中农，所以一直也都没有受到什么波及。后来别的村里有人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红光满面给大家讲他在北京的见闻，他说他趴在人民大会堂的窗户看过去，只见刘少奇在那里吃着馒头蘸着糖精水，简直腐败透顶。村里的人一听说此事，愤恨不已，小孩子们都开始写作文批判刘少奇。后来我父亲考大学走出了农村，来到北京后才发现人民大会堂的窗户几人之高，根本不可能看见里面。这件事现在听起来像是笑话，可当时大家都深信不疑，就连我父亲都信了将近20年，直到走出村里亲眼见证了当时的谎言，才明白当初的村民有多愚昧。我问我爷爷：“毛泽东把当时的中国给摧残成那样，你们为何还要如此拥护他呢？”爷爷说：“因为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让中国人站起来了。” 　　三．改革开放 　　1981年底，我爷爷村里的生产队才正式解散，1982年每家每户开始分田单干，我爷爷家里的地种的不错，一年下来，家里剩余的粮食居然堆成了一座小山，当年我父亲正好考上大学，因为1982年情况的改善，我父亲真的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爷爷说：那一年突然就富起来了，当然种地也很辛苦。因为家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所以积极性空前提高，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起床上山，一顿饭吃七八个馒头，卯足了劲儿干活种地，父亲的学费也因此有了着落。从那以后，家里的条件才算是真正的改善，大伯也当了校长开始挣钱了。我爷爷说：这多亏了邓小平啊，要是没有他，现在怕是还吃不饱饭呢。我和我爷爷说：邓小平只不过画了个圈，他也没替你们种地啊。我爷爷立刻训斥我：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可不能说啊。我笑了笑，也没再说下去。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领导层空前膨胀，总以为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成了世界老大。那是因为有太多过过苦日子的老人，他们从以前连饭都吃不饱的状态变成如今的吃饱穿暖的状态，用不着再饿的全身浮肿，用不着再每天活得不像个人，所以领导们自然认为让中国的百姓饿不着就是他们对自己的人民乃至对全世界人类的天大贡献了。所以，选票、自由、真相等等都是多余的，更可怕的是，曾经从苦日子过过来的人就真的以为这些都是多余的。我爷爷这一辈子，没有没受过的苦，他如今已七十八的高龄，儿女们给他买一件衣服他都还气不过，他说这是因为现在的衣服还能穿，再买新衣服就是浪费，六十年代的时候就算冬天冻得不行也没处寻衣服，今天这样已经不错了，何必那么奢侈。等以后死了，他留下来的这些衣服根本没人要，烧了又可惜。 　　我和我爷爷谈了3个多小时，但是我相信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永远也不能体会到那种每天吃不饱、穿不暖还随时怕被打成反革命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滋味。今天一些年轻人总是爱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文革，甚至期盼能够回到那个年代，这显然是很无知的。但是人可无知，不可无耻，恰恰真的有那么一群无耻文人喜欢把那段苦难的日子粉饰成激情燃烧的岁月，即使他们自己也曾经活得不像个人。记得曾经看周志兴先生写的文章，里面说看历史最好的时间就是五十年后，因为时过境迁，当时的老人也都能够客观真实地讲述那段历史。如今距离文革已经近五十年，距离日军侵华也已八十年，那种一个英雄就能主宰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一个人既不应该被美化成神灵，也不应该被肆意践踏，在当今这种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更应该鼓起勇气去面对曾经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更应该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不应该再把自己当做臣民，而是公民；不应该再仅仅追求吃饱穿暖，而应该去追求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诚如张思之老先生所言：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如果一个政权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那么他还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聂树斌案：最高法院不可再推诿 作者：贺卫方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11-9-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5 8:18:29 阅读量：2次 　　2011年9月11日，中秋节前一天，我赶到石家庄，参加了在那里有六十余名律师和学者与会的“聂树斌案研讨会”。研讨会通过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呼吁书，要求对聂案进行重审。此外，河北省高院审理王书金上诉案严重违反刑诉法规定，本应两个半月之内作出的宣判，延宕四年，迄今渺无音讯。一个高级法院，公然违反程序法律，其中原因何在，理应得到审查和解释。 　　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有人把我介绍给她，老人家泣不成声，握着我的手，一遍一遍地说：“你要帮助我啊，你要帮助我啊！我一趟又一趟地往省法院跑，他们就是不理我。”我除了用无力的语言安慰她，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她满脸悲伤，让我想到在她的儿子被以强奸杀人罪判处死刑之后的屈辱。十年间，她和丈夫遭受过多少仇恨和鄙视的目光！可以想见，当报纸报道说，那个叫王书金的人承认他是真凶，并且已到犯罪现场描述各种细节，所说的跟当年现场勘查记录高度一致，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她和丈夫带来的是怎样的震动！她一路小跑，扑倒在儿子低矮的坟头上，声声呼唤，告诉地下的冤魂：儿子啊，你不是坏人，娘知道不是你干的……可是，她那不满21岁就被执行了死刑的儿子却是永远不能复活！ 　　她踏上了申冤的漫漫路途。至少在开始时，她或许还是抱有希望的。那么多媒体报道，全国最具声望的律师、比她年龄还大的张思之先生出手代理，河北省政法委信誓旦旦的承诺，都让她心生期待：儿子的冤案一定能够昭雪。纵然死人不能复活，但冤案昭雪毕竟事关死者及家人的名誉，再说这也是国家的责任啊。 　　可是……可是，谁会想到，这起冤案一直拖延下来，到现在居然已过去六年多，河北方面硬是毫无消息。当年政法委的承诺如同浮云一般随风飘散。面对可怜的张焕枝，河北法院只是打太极，正像他们对来自媒体铺天盖地的质疑装聋作哑。不仅如此，河北省高院指定邯郸市中院审理王书金的案件，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书金因为判刑未涵盖其主动交代的这起强奸杀人犯罪而提起上诉，河北省高院在2007年开庭审理上诉案，但只开了一次庭，就搁置下来，泥牛入海。甚至那上诉人王书金近况怎样也不得而知。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不由得想起卡夫卡的小说《诉讼》里的那则寓言般的故事：乡下人在法的门前徘徊，想进去，却遭到守门人的阻拦。那似乎是一个徒有其名的门户，守门人的责任是阻拦，同时又让乡下人心存希望，仿佛总有一天他可以进入。于是，乡下人费尽口舌，经年累月，一直到死神降临之时终究也无法进入法之门。每月几次到河北法院奔走的张焕枝所遭遇到的，不正是这种诡异荒诞的“卡夫卡门”么？ 　　一种说法是，聂树斌案已过去16年，当时的关键证据已灭失，惟一能够证明聂无辜的只有王书金的口供。孤证不立，要宣布聂无罪，还缺少其他证据的支持。乍看这说法不无道理，但不要忘记，证明与犯罪情节和现场记录高度吻合的王书金供述为虚假的责任应由河北检察机关来承担。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完成这种证明，那结果只有一个：聂树斌无罪。 　　我们都可以看出，造成聂案久拖不决的体制性原因是，表面上，该案的决策者是河北省高院，但实质上——尤其是聂案被揭或为冤案后——却是河北省政法委。这种两张皮式的权力运行机制隐藏了司法裁判的真实过程，也弥散了决策责任。谁制造了冤案？谁作出了一审判决？谁是二审判决的决定者？谁指令对王书金主动供述的犯罪不予追究？谁让王书金案二审搁浅？谁要求各方推诿扯皮？凡此种种，全部隐藏和消失在河北法院那看似洞开，却永远无法进入的大门背后。 　　如果循着司法金字塔向上看，端居塔顶的自然是最高人民法院。现在看来，指望河北纠正这起冤案，基本已不大可能。法律上惟一的路径乃是通过最高法院的提审。给最高法院列举法条显然有些多余，但还是引在这里吧： 　　第二百零四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 　　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卡夫卡小说里遭遇诉讼的人物K曾这样指责法院：“从哪方面说，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一个刽子手就可以代替整个法院。”中文版译者在序言里说：“《诉讼》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公民以莫须有罪名被逮捕，最后被处死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的司法制度。” 　　看到这句话，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