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

陈有西：李庄要休整，律师需沉思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对于李庄来说，这个世界已经有点陌生和新奇。 他现在知道，原来外面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并为他付出。原来他并不孤单。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受到了礼遇。他有书看有电视碟片看，但没有新闻、没有信。写了不少古体诗，他背了几首，觉得平仄、对仗、意境都不错。他说感谢重庆，让他有了静心思考、认真养性的机会。 今天中午，辩护顾问团约晤李庄，在清华大学边“大益膳坊”为其接风洗尘。李庄已经从河北老家看望父母回京。江平先生、卫方教授、何兵教授、杨学林律师、许兰亭律师、杨金柱律师、李庄、亚童和我，简单地聚了一下。张思之先生、高子程、斯伟江、张青松、李霄霖、吴革、魏汝久、李轩等因事未能光临。聊了一些昨天、今天、明天的事。李庄脑子和身子都很好，依然健谈并自信。 他向所有这一年半来关心他、理解他、支持他的朋友们表示真诚地感谢。他需要先休息调整一段时间，正在看儿子李亚童为他准备打印好的一人高的关于他案件的报道。他要“恶补”这一年半的信息。里面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早已经被这个社会抛弃和遗忘，没有人关心他。这两天他才知道愿来自己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闻人。他有点受宠若惊。真是造化弄人。 这两天，全国的律师同行们纷纷来电祝福李庄。大量的媒体朋友都想采访李庄。李庄都没有接电话，请家人谢绝了。他先需要安静，需要一点时间休息和调整。但是他知道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大家问了几个一直纳闷的问题，李庄讲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今后，关于他的事，关于他的行动，都可以由他自己说了。我们代言的使命终于完成了。 在此,我要感谢浙江省司法厅赵光君厅长、吴强军副厅长、杭州市司法局洪慧萍局长、魏民副局长这一年半来对我的充分信任和理解、支持。我为执业在浙江而感到庆幸和自豪。浙江律师有一个很好的后方。 在此，我要感谢一年半来所有在我的学术网上共同关注留言的“关注两会”、“CYQ”、“欧阳志强”、“123”、“法制特工”、“伍雷”、“张”、“秋风”、“鼠标”、“一壶”、“湘水无名”、“奥巴马”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朋友。我要感谢季天琴、王和岩、杨海鹏、张晓晖、余春红等一大批有担当的国内国际媒体新闻人。更要感谢体制内一直支持着我的诸位领导和朋友们。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这些时间来一直真诚无间共同奋斗的律师团队和法学界朋友。 与此同时，围绕李庄案的暂时收获，律师队伍中开始显出一些先天的锢疾。有的高级五毛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搬弄是非，不再谩骂，以唱赞歌的方式，开始摆布一些比功的话题，试图挑起律师界内部的争功邀宠，让社会看到一个乌合的松散的群体。 我无权提醒和责怪同行。我只想代表自己说：远不到梁山好汉排坐次的时候。谁要这功劳，谁就拿去吧。我不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只是认真办案而已。一个案件的暂时好转，也不必作过度的解读。此时此刻，我心情仍然沉重，没有特别高兴。虽然李庄出来了，至今我心依旧。《南都周刊》发了长篇背景报道《大牌律师转型》，季天琴记者写得很好，沈亚川编审把握、策划得很好，但是这是新闻界对律师业的一种善意鼓励。时间匆忙，有很多值得一书的人没有写进去。新闻界可以这样鼓励我们，但我们当事者自己不要真这样以为。今日中国律师依然偎葸，并没有那张电影海报般的照片那么雄壮。盛名往往是悲剧的开始，朋友离去的开始。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我是“木曲于林，人必伐之。”敢不诚惶诚恐。 律师界当前需要沉思。要让国人觉得我们长大了，是一个可以托付的群体。 （2011。6。13） 来源：陈有西学术网 http://www.winlawfirm.com.cn/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147b3043-95bc-4824-9f02-9bf0010d25e7&itemID=5870219c-57c8-4f0e-9a81-9f01018b6ad8&user=10420

2011年08月24日 17:19:58 　　   　　1927年出生的张思之先生仍在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劳碌奔波、苦心焦虑，聂树斌案、重庆李庄案、成都冉案……许多重大案件都能看见他的身影。85岁高龄，满头银发，身体看上去却很硬朗，感谢上帝对中国律师界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张思之。他80岁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再贴上一次。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傅国涌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开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也是唯一的一场雪，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岁的张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着这两句诗的时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   　　从那个雪天以来，又是12个年头过去了，张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没有离开律师的职业位置，依然与脚下这块土地同忧乐，从容、乐观、明白地面对日出日落。今年是他从业满50年，如果减去中间二十多年的中断，他的实际执业时间其实还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从业，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赶上了铺天盖地的反右风暴。1980年，当他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举世瞩目的江青、林彪“两案”特别法庭上时，那年他53岁，年轻已经不再。半个多世纪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烟的风云往事，翻烙饼一般的民族命运，多少泪水与苦难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阴云，进入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世纪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发出夺目的光华，靠的不是法庭上的“胜利”，恰恰相反，作为律师，他辩护的许多案子都以失败告终，他曾不无悲壮地以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律师生涯——“屡败屡战”，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能做的就是不问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行事，对历史负责。世人皆知，他是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他也曾为陆子斌“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冯邵力等“阴谋颠覆政权案”、杨子立等“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辩护。当然，在他是职业生涯中，他也曾为包括大兴安岭火灾的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在内的许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来，他仍接办了“郑恩宠案”、“聂树斌案”、“禁书案”等世人关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时，曾出版过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我的辩词和梦想》，遗憾的是大陆版删除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辩词，变成了一个残缺的版本，好在海峡对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页，记录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辩词，也记录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给我的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页，谦虚地写下“资料一册”一行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资料，这是历史活的见证，是一个中国律师记下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个大时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为现政权眼中的异端做无罪辩护，处在一个远没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他这样做的风险可想而知，很多时候，能不能对某个案子做无罪辩护，并不是律师本人能决定的，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一不小心，就会逾越当局划定的圈圈。他头上带着紧箍咒，身边是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铜墙铁壁，身为专业律师能发挥的空间狭小又狭小。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无愧于职业良心的辩护，这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他曾说过“天不难测，讼事难测，这是无情的现实。”其实，难测的不是讼事，不是其变化无常，而是许多案子本来就是有罪推定，开审之前就定下了判决结果，法官、法院、法律也无能改变，开庭不过是形式，律师不过是道具，法庭辩护在权势者眼里只是走过场，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为律师，就要有职业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违逆上意，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进行辩护，他选择的辩护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实一项项驳倒，让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诉书穿帮，让法院在哪怕不能影响最终的判决，对他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律师这个名号。   　　长期以来，他总是那么的谦卑，对自己从事的神圣职业充满敬畏，他总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遗憾，他对自己不能在法庭畅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泪。他多次为自己的辩护不够到位、“重大失误”而难过。魏京生案，他追问：“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姑且不论‘风险’，试问：你称职吗？”王军涛案，他自责：“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卒，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给了他们不到24个小时看案卷的时间，全卷有12宗1900多页，而且许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中间司法局的官员还要找他们“商讨”，即便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也看不过来。一些至关重要的书证来不及摘抄，因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们复印，结果发现最重要的恰恰都遗漏未印，只是页码不少。王军涛案一开始只给3天阅卷的时间，争取之后加了两天，然而21个卷宗，2900多页，5天下来也没能看完。   　　尽管如此，在极为不利乃至恶劣的条件下，在层层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每个案子的核心，洞见事实上的破绽，逻辑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牵强，清晰、干净、利落地进行辩护。他办的那些政治案，尽管结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进行辨析，一丝不苟，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准，都应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许多辩词都属于历史，不仅属于20世纪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属于20世纪的言论史。他的辩词没有带感情色彩的抒情语句，几乎没有任何华美的装饰，他的立足点是事实、逻辑、法理和现行法律，他始终记得他是个律师，一切都是按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天职去做。他有喜怒哀乐，但从来不在职业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热忱、情感、倾向都是内敛的，他的辩护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内在的逻辑。我喜欢他辩词的语言，那是法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冷静，在他的辩词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说出每个字、每句话时的脸色，甚至听见他的心跳。   　　“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反对主张‘两个凡是’的政府首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声音，在自由还没有眷顾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有着闪电一样的力量。他的辩词包含着他的梦想，在没有成为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张思之先生奉献的不仅是金子般可贵的辩词，更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在12万执业律师中竟然诞生了他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是老天对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厚待，“伟大”这个词曾经被滥用，我们平常不愿意轻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话，张思之先生就是当得起“伟大律师”四个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闭庭之后，他哭了。他说，那是为自己，为他钟情的律师这个神圣职业，为他深爱着的祖国。泪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这个细节记在《我的辩词和梦想》长长的后记中，每次翻到这里，我总是想到艾青的另外两句诗，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上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下一篇： 转帖《人民日报》：民主是一种纠… 阅读数(1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