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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进入专题 : 胡耀邦    ● 章立凡 ( 进入专栏 )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看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进入 章立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耀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27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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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书香世界: 香港“中国转型建设文库”系列推出新作

事实上,早在2007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着名宪政学家张博树的就开始了宪政改革系列研究,当时他撰写的文章“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一文2007年问世,引起海内外很大反响。张博树的研究报告直指当下中国所有社会-政治顽症的核心,宣告只有终结党的专制制度,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此次推出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本”,则是汇集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全部(共10个)分报告,这十个报告不仅勾勒出一个系统而详尽的未来中国宪政制度蓝图;探讨了中国政治转型的各种可能路径,还就当下中国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贫富冲突、民族冲突等给出了解决方案;本书还对大陆-台湾关系做了深入研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用“中华第三共和国”作为两岸最终统一的政治形式。本书作者再次呼吁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和民间反对派联手,争取震动较小、对老百姓最有利的和平转型,但也要做好形势突变、中国瞬间进入突发转型的准备。 据“信息自由观察工作室”介绍,张博树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在该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近20年,因坚持独立政见、坚守学术尊严而不容於当局,於2010年被辞退,旋即失业.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在中国大陆曾出版学术着作《经济行为与人》(1988)、《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1998)、《〈利维坦〉导读》(2002)、《重建中国私立大学》(合着,2003)等;近年来的主要学术专着均在香港出版,包括《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2008)、《解构与建设》(2009)、《我与中国社科院》(2010)、《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2010)等。 另一位作者王天成,1989年毕业於北京大学法律系,获硕士学位;留北大任助教、讲师,兼任《中外法学》杂志编辑。后因参与创建反对派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曾被监禁5年。2008年赴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同时在美国长青藤学校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攻读学位。1999年所撰写《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是中国大陆最早系统阐释共和主义的作品,流传甚广.另与人合译有阿克顿勳爵《自由的历史》、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等西方名着。 王天成的新作则是在研究了当代数十个民主转型案例基础上撰写的。它系统地反思了过去20多年来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及其所主张的渐进改革主义思想,作者并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中国民主化的战略思考框架和相应操作方案。作者在书中指出,快速、不失时机进行重大、关键变革才能减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 两本新书均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田园书屋发行。“中国转型建设文库”这个系列在此之前先后推出过由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人所著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以及蔡文彬、鲍彤、严家祺、张显扬等人所写的《赵紫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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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92-35391.shtml 朱学东的个人空间 中国周刊检讨之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 2012 年 04 月 26 日 16:35:59       《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是中国周刊 4 月号的封面报道。     下厂以后,我心中有些忐忑,跟晨明交流,也有此感觉。     不是因为杂志内容做的不好,而是其他难以言说的感觉。     套用本期封面的报道,就是有话不能好好说。     这不能言说的感觉和压抑在内心的话,还是留待未来吧。     虽然《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依旧有许多不足,但这期是在时代允许的讨论方式里,我比较满意的一期,在今年的选题表达上,目前次于《回不去的故乡》。      1 ,     《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最初源于一龙思考的一个选题。     一龙最初提出的是什么选题,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不同意他最初的设想。     似乎是他当时特别痴迷于与围脖实名制相关的话题,但我没同意。     我给他的建议是可以从围脖上方舟子韩寒之战延展开。     后来的选题会上,一龙就他的思路进行了解释。     我因为有工作处理,没有参加,不知选题会上是如何讨论的了。我只记得当时他们开完选题会出来,一个个面露喜色跟我说,朱老师,有话好好说。     我愣了一下,仿佛被有话好好说击中了。     我不知道谁在选题会上提炼了一龙的思路,一龙、天宏、还是其他谁?我没问,但这个提炼一下子在我这儿通过了,仿佛心有戚戚。     一龙简单地给我作了介绍,然后说回去拿一个细一点的选题方案出来,供继续讨论。     一龙在选题单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带有劝慰色彩句式的‘有话好好说’,基于一个事实,很多人有话不能好好说。     无论早不被公众信任的官方套话,‘保护性拆除’、‘休假式治疗’等等莫名奇妙的新官话;‘药家鑫是富二代’这种罔顾事实的弱者的引导舆论的话语武器;还有网上一个又一个争论中出现的党同伐异、缺乏逻辑的语言。都在显示,现在,有太多的话没有好好说。     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呢?     基本的判断,我们正处在一个从‘有话不能说’、‘有话不愿说’到‘有话能说’、‘有话必须说’的时代的转变中。     在过去的数十年来,有话不能说的阴影一直存在,反右引蛇出洞,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惨重的教训。而此后,无论是专制主义的施政方式,还是威权的治理模式,对话语的控制一直是执政者的重点。     结果导致从民间而言,有话不能说;从官方而言,有话不愿说的事实。     这一事实正在被逐步被打破,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 1 ,管控的适度放松。 2 ,个人利益的诉求增高。 3 ,技术进步出现了公开说话的最好平台。     在这种背景下,‘我要说话’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说话,不但意味着表述各自认为的真理,也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诉求。     既然‘我要说话’成为共识,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1 ),对话语的限制尚未完全取消。   真理越辩越明,而设置了太多的话语禁区或权利禁区,则‘说话’本身就不能完全展开。在这种情形下,强者语焉不明,弱者有理说不清的情形常常会存在。甚至会出现,说话——说不通话——干脆不说了施以行动的模式。刀客杨佳的疑似原话‘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正是这个道理。      2 ),官方和强者对话语的开放不在适应。一方面,官方只做不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需要与公众对话,需要不时地传递那怕是敏感的信息。一方面,他们并不完全适应和有能力面对这种变化。所以,不断出现莫名奇妙的官话。      3 ),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话的目的是解决矛盾,而如果矛盾过于巨大,对话的难度也会无限上升。在‘说了也白说’的心态推动下,从一开始缺乏对对话的信任,倾向于通过各种实际的手段解决问题。那些说了白说的话,自然也不会好好说。      4 ),缺乏共识。说话和对话如果能够顺畅,一定基于很多共识之话。如果太缺乏共识,争议的双方往往会陷入鸡同鸭讲,越说越乱的地步。大的如‘是否要尊重普世界价值’;小的如‘需不需要考虑动物福利’。      5 ),强烈社会矛盾,往往被话语利用。仇富、仇官心态替代了对客观事实的探寻。      6 ),民间缺乏对公共事务讨论的传统和习惯。暴君生产暴民,话语钳制也会产生话语暴民。有话不好好说有什么恶果?     对话及沟通,对现代社会来说已经是重要的构成。从一个封闭的,不善于、不需要对话和沟通的时代开始出发,要求每个人要说话、会说话,好好说话。不能好好说话,意味着交流和对话的中断,社会矛盾的更加强化。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不能好好说话,对每个人都是悲剧。”     所以大段摘录一龙选题单里的破题思路,是因为这正是这组选题希望表达的。     一龙最近在思考选题的时候,深入挖掘背后逻辑的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了。一龙以此设计了一组选题表达方向。     我认可了这个逻辑,但是,对于一龙的具体的选题设计,我看了第一遍以后,跟一龙说一时没找到感觉,还要静下心来继续消化。     一龙明白,选题设计框架在我那儿暂时过不去。他很自觉地说,我回去再拿个方案。     当然,其中天宏他们也对此方案里具体的选题设计提了建议。     第二天,一龙拿出了一个经过修改的方案,得到了大家的首肯。     当然,具体问题上也会有些进一步的讨论,在后面我会另外谈到。      2 ,     选题设计,一般会遵从两个原则,一是符合价值判断和逻辑,一是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是实现选题价值判断的基础。一是能通过,二是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在讨论中,我曾经提到共识网周志兴老师组织的座谈会。周老师在今年 3 月份组织了一场座谈会,知识界左中右三类都有代表参加了。虽然我很想去听听,但因为时间关系,未能成行。     我后来听说,这场会议很成功,没有出现一般人在围脖观感中的那种左中右见面就掐的场景,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很坦率地交换了各自的看法,气氛很热烈。     这是一种难得的不同立场的人有话好好说的案例。     但在讨论时,我考虑到政治现实,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备选案例。     讨论选题时,正好计生委要求各地清理暴力宣传标语,名为洗脸工程。计生政策宣传中,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暴力荒唐的宣传标语,这其实也是一种有话不能好好说的典型案例。     虽然从政治现实角度我有些犹疑,但我还是同意了一龙的意见,安排记者去操作,试一下,但我的要求还是通过故事来呈现。     不过,具体操作中才知道寻找故事的难处。因为时间关系和采访难度,最后这个选题也放弃了。     官员不会不能好好说话,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可悲的政治现实,无论是高官还是基层官员。有话好好说设计中,自然不能少了这一块。     我提出了两个,一采访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作为副省级干部,蔡奇在腾讯围脖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全无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那些高官的习气,比那些注册时冒泡挣眼球的更不知强多少。     我通过腾讯的朋友尝试着联系蔡奇,也通过我在浙江有司的朋友联系,但最终失败了,我们理解,不过,这也是我们颇为遗憾的。即便很多比较开明的官员,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媒体面前还是很小心谨慎的。     段郎围脖最初是我希望作为一个基层官员的代表来写的。不过,从效果来看,这篇文章的呈现,还是不够理想。     讨论中,一龙和天宏都提到,杨佳案是有话不能好好说最终酿成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不过,杨佳案已经很远了,正好天宏安排张卓写张显,药家鑫一案后面的发酵,也是有话不能好好说的典型,一龙希望把这篇文章纳入封面报道,但天宏不同意。     一龙提出了用安徽毁容案来讨论媒体和公众舆论在有话不能好好说方面的问题,我一开始没同意,担心我们自己反而因此成为我们希望批评的那种角色,但后来执行中,这种担忧消除了,后来呈现的是女律师眼中的毁容案,通过律师的角度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了出来。     而一龙提出的出租车司机与公司及管理部门博弈,最后变成黑车司机的故事,也是一个好好说话没效果的例子。     在选题操作后期中,我突然间想起了我此前写过的一篇博客,关于小孩怎么学着表达自己权利的故事,我跟一龙提了,当然,那个时候采访丫头的老师时间已然来不及了,后来一龙就把我那篇博文《丫头的权利课》,稍作编辑,作为一组报道中附文,应该还算贴切吧。      3 ,     我为这组报道写了篇卷首《学会说话》。     感谢巴比塔的故事,给我这篇文章找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开头。     胡泳为我们写了篇《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这篇文章为本组报道增色不少。     我后来才知道,阿拉善内部是按罗伯特议事规则来执行的。其实杨洋的文章里也提到了,但当时我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以至于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大佬们也在学着好好说话呢。     如果当时引起重视的话,也会给报道增色不少。感谢胡泳兄。     一龙在编辑这组选题时,通过微博采访了一些名人,请他们谈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的问题,给整组报道也有添彩。     虽然整组报道里,我们记者写的稿子,从文本上讲,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但后来我在评刊会上,并没有从文本上来谈这组报道,而是从功能上来谈的。这组报道对于呈现主题的功能性很强,都比较好地实现了各自的目的。整体感觉不错。     这也是我给这组报道评价较高的重要原因。     本期封面,美术总监李贞选用了唐志冈老师的作品《中国童话》系列。这是一组指向性很强的画作,还是很猛的,但对有话不能好好说这组选题而言,确实非常贴切。     这也是我对这组选题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个要素。感谢唐志冈老师。     本期下厂时,正好有某些特殊的情况。当有话好好说的话题与唐志冈的《中国童话》汇合,又遭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颇有些担心的。     这组报道,我还要感谢法国作家诺维克。     这组报道操作前,我正好把诺维克的三卷本《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萨特时代》)读完,这三本书从德雷福斯事件法国文化界的分裂开始,谈知识分子的起源、分裂和他们的命运,这里同样有对话的问题,同样有充满敌意的行为。这套书对我做这一组选题帮助甚大。我在卷首语《学会好好说话》中,引用的西蒙娜的波伏娃的话“有些话的杀伤力跟煤气室一样大”就来自于这套书。     操作开始前,我向一龙推介了这套书,并把第一本借给了他。     感谢诺维克,感谢《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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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中国周刊检讨之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

2012年04月26日 16:35:59   中国周刊检讨之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       《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是中国周刊4月号的封面报道。     下厂以后,我心中有些忐忑,跟晨明交流,也有此感觉。     不是因为杂志内容做的不好,而是其他难以言说的感觉。     套用本期封面的报道,就是有话不能好好说。     这不能言说的感觉和压抑在内心的话,还是留待未来吧。     虽然《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依旧有许多不足,但这期是在时代允许的讨论方式里,我比较满意的一期,在今年的选题表达上,目前次于《回不去的故乡》。     1,     《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最初源于一龙思考的一个选题。     一龙最初提出的是什么选题,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不同意他最初的设想。     似乎是他当时特别痴迷于与围脖实名制相关的话题,但我没同意。     我给他的建议是可以从围脖上方舟子韩寒之战延展开。     后来的选题会上,一龙就他的思路进行了解释。     我因为有工作处理,没有参加,不知选题会上是如何讨论的了。我只记得当时他们开完选题会出来,一个个面露喜色跟我说,朱老师,有话好好说。     我愣了一下,仿佛被有话好好说击中了。     我不知道谁在选题会上提炼了一龙的思路,一龙、天宏、还是其他谁?我没问,但这个提炼一下子在我这儿通过了,仿佛心有戚戚。     一龙简单地给我作了介绍,然后说回去拿一个细一点的选题方案出来,供继续讨论。     一龙在选题单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带有劝慰色彩句式的‘有话好好说’,基于一个事实,很多人有话不能好好说。     无论早不被公众信任的官方套话,‘保护性拆除’、‘休假式治疗’等等莫名奇妙的新官话;‘药家鑫是富二代’这种罔顾事实的弱者的引导舆论的话语武器;还有网上一个又一个争论中出现的党同伐异、缺乏逻辑的语言。都在显示,现在,有太多的话没有好好说。     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呢?     基本的判断,我们正处在一个从‘有话不能说’、‘有话不愿说’到‘有话能说’、‘有话必须说’的时代的转变中。     在过去的数十年来,有话不能说的阴影一直存在,反右引蛇出洞,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惨重的教训。而此后,无论是专制主义的施政方式,还是威权的治理模式,对话语的控制一直是执政者的重点。     结果导致从民间而言,有话不能说;从官方而言,有话不愿说的事实。     这一事实正在被逐步被打破,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1,管控的适度放松。2,个人利益的诉求增高。3,技术进步出现了公开说话的最好平台。     在这种背景下,‘我要说话’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说话,不但意味着表述各自认为的真理,也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诉求。     既然‘我要说话’成为共识,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1),对话语的限制尚未完全取消。 真理越辩越明,而设置了太多的话语禁区或权利禁区,则‘说话’本身就不能完全展开。在这种情形下,强者语焉不明,弱者有理说不清的情形常常会存在。甚至会出现,说话——说不通话——干脆不说了施以行动的模式。刀客杨佳的疑似原话‘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正是这个道理。     2),官方和强者对话语的开放不在适应。 一方面,官方只做不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需要与公众对话,需要不时地传递那怕是敏感的信息。一方面,他们并不完全适应和有能力面对这种变化。所以,不断出现莫名奇妙的官话。     3),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话的目的是解决矛盾,而如果矛盾过于巨大,对话的难度也会无限上升。在‘说了也白说’的心态推动下,从一开始缺乏对对话的信任,倾向于通过各种实际的手段解决问题。那些说了白说的话,自然也不会好好说。     4),缺乏共识。说话和对话如果能够顺畅,一定基于很多共识之话。如果太缺乏共识,争议的双方往往会陷入鸡同鸭讲,越说越乱的地步。大的如‘是否要尊重普世界价值’;小的如‘需不需要考虑动物福利’。     5),强烈社会矛盾,往往被话语利用。仇富、仇官心态替代了对客观事实的探寻。     6),民间缺乏对公共事务讨论的传统和习惯。暴君生产暴民,话语钳制也会产生话语暴民。有话不好好说有什么恶果?     对话及沟通,对现代社会来说已经是重要的构成。从一个封闭的,不善于、不需要对话和沟通的时代开始出发,要求每个人要说话、会说话,好好说话。不能好好说话,意味着交流和对话的中断,社会矛盾的更加强化。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不能好好说话,对每个人都是悲剧。”     所以大段摘录一龙选题单里的破题思路,是因为这正是这组选题希望表达的。     一龙最近在思考选题的时候,深入挖掘背后逻辑的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了。一龙以此设计了一组选题表达方向。     我认可了这个逻辑,但是,对于一龙的具体的选题设计,我看了第一遍以后,跟一龙说一时没找到感觉,还要静下心来继续消化。     一龙明白,选题设计框架在我那儿暂时过不去。他很自觉地说,我回去再拿个方案。     当然,其中天宏他们也对此方案里具体的选题设计提了建议。     第二天,一龙拿出了一个经过修改的方案,得到了大家的首肯。     当然,具体问题上也会有些进一步的讨论,在后面我会另外谈到。     2,     选题设计,一般会遵从两个原则,一是符合价值判断和逻辑,一是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是实现选题价值判断的基础。一是能通过,二是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在讨论中,我曾经提到共识网周志兴老师组织的座谈会。周老师在今年3月份组织了一场座谈会,知识界左中右三类都有代表参加了。虽然我很想去听听,但因为时间关系,未能成行。     我后来听说,这场会议很成功,没有出现一般人在围脖观感中的那种左中右见面就掐的场景,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很坦率地交换了各自的看法,气氛很热烈。     这是一种难得的不同立场的人有话好好说的案例。     但在讨论时,我考虑到政治现实,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备选案例。     讨论选题时,正好计生委要求各地清理暴力宣传标语,名为洗脸工程。计生政策宣传中,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暴力荒唐的宣传标语,这其实也是一种有话不能好好说的典型案例。     虽然从政治现实角度我有些犹疑,但我还是同意了一龙的意见,安排记者去操作,试一下,但我的要求还是通过故事来呈现。     不过,具体操作中才知道寻找故事的难处。因为时间关系和采访难度,最后这个选题也放弃了。     官员不会不能好好说话,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可悲的政治现实,无论是高官还是基层官员。有话好好说设计中,自然不能少了这一块。     我提出了两个,一采访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作为副省级干部,蔡奇在腾讯围脖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全无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那些高官的习气,比那些注册时冒泡挣眼球的更不知强多少。     我通过腾讯的朋友尝试着联系蔡奇,也通过我在浙江有司的朋友联系,但最终失败了,我们理解,不过,这也是我们颇为遗憾的。即便很多比较开明的官员,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媒体面前还是很小心谨慎的。     段郎围脖最初是我希望作为一个基层官员的代表来写的。不过,从效果来看,这篇文章的呈现,还是不够理想。     讨论中,一龙和天宏都提到,杨佳案是有话不能好好说最终酿成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不过,杨佳案已经很远了,正好天宏安排张卓写张显,药家鑫一案后面的发酵,也是有话不能好好说的典型,一龙希望把这篇文章纳入封面报道,但天宏不同意。     一龙提出了用安徽毁容案来讨论媒体和公众舆论在有话不能好好说方面的问题,我一开始没同意,担心我们自己反而因此成为我们希望批评的那种角色,但后来执行中,这种担忧消除了,后来呈现的是女律师眼中的毁容案,通过律师的角度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了出来。     而一龙提出的出租车司机与公司及管理部门博弈,最后变成黑车司机的故事,也是一个好好说话没效果的例子。     在选题操作后期中,我突然间想起了我此前写过的一篇博客,关于小孩怎么学着表达自己权利的故事,我跟一龙提了,当然,那个时候采访丫头的老师时间已然来不及了,后来一龙就把我那篇博文《丫头的权利课》,稍作编辑,作为一组报道中附文,应该还算贴切吧。     3,     我为这组报道写了篇卷首《学会说话》。     感谢巴比塔的故事,给我这篇文章找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开头。     胡泳为我们写了篇《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这篇文章为本组报道增色不少。     我后来才知道,阿拉善内部是按罗伯特议事规则来执行的。其实杨洋的文章里也提到了,但当时我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以至于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大佬们也在学着好好说话呢。     如果当时引起重视的话,也会给报道增色不少。感谢胡泳兄。     一龙在编辑这组选题时,通过微博采访了一些名人,请他们谈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的问题,给整组报道也有添彩。     虽然整组报道里,我们记者写的稿子,从文本上讲,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但后来我在评刊会上,并没有从文本上来谈这组报道,而是从功能上来谈的。这组报道对于呈现主题的功能性很强,都比较好地实现了各自的目的。整体感觉不错。     这也是我给这组报道评价较高的重要原因。     本期封面,美术总监李贞选用了唐志冈老师的作品《中国童话》系列。这是一组指向性很强的画作,还是很猛的,但对有话不能好好说这组选题而言,确实非常贴切。     这也是我对这组选题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个要素。感谢唐志冈老师。     本期下厂时,正好有某些特殊的情况。当有话好好说的话题与唐志冈的《中国童话》汇合,又遭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颇有些担心的。     这组报道,我还要感谢法国作家诺维克。     这组报道操作前,我正好把诺维克的三卷本《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萨特时代》)读完,这三本书从德雷福斯事件法国文化界的分裂开始,谈知识分子的起源、分裂和他们的命运,这里同样有对话的问题,同样有充满敌意的行为。这套书对我做这一组选题帮助甚大。我在卷首语《学会好好说话》中,引用的西蒙娜的波伏娃的话“有些话的杀伤力跟煤气室一样大”就来自于这套书。     操作开始前,我向一龙推介了这套书,并把第一本借给了他。     感谢诺维克,感谢《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上一篇: 压缩饼干时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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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科大校友忆方励之

曾经因“89民运”而流亡海外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上周末在美国突然去世。方励之被认为在思想活跃的80年代对中国学生和当时的民主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方励之教授和他的妻子李淑娴 (资料图片) 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念书,因“六四”坐牢,后流亡海外的刘刚,在科技大听过方励之的课。他说当时的物理课本还有三分之一的印成黑体字的伟大领袖们的话,有的教授还带着学生念一遍,出题的时候还逼着学生背。而方励之都建议学生直接跳过,鼓励学生敢于质疑,不要被共产党打造的“真理”束缚。 刘刚:“科大的校长有二三十个啦,郭沫若当了科大二十年校长,但是科大人一提起郭沫若大家都感觉到以此为耻的。一提方校长大家都感到自豪,是以为自豪的一面旗帜。” 方励之44岁成为当时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 1987年初,他被革除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职位,又和另外三名著名知识分子张显扬、刘宾雁、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刚认为,方励之只是本着学术精神,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图。 刘刚:“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人的天赋人权,大家聚会,聚在一起讨论,这是发展科学也必须的。不交流思想,人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思想。” 以高分进入科大少年班的黄慈萍对记者说,尖子学生往往对老师的课程也十分挑剔,但是不是学物理专业的学生都愿意去选方先生的课,因为他不仅能够深入浅出的讲狭义相对论,而且还讲很多古希腊的哲学和天文思想。 黄慈萍分析,从北京被“下放”到安徽合肥的科技大,“天高皇帝远”,有一个自由的气氛。而且这些文理科都出色的尖子学生,选择理科就读,有一种强烈的“挑起国家栋梁”的责任感。但是方励之受到打压,上面空降校长前来整肃之后,这所大学开始溃散衰败。 黄慈萍:“当年我们在的时候啊,科大是全国取分最高的学校,而且每年有一半以上的全省第一名。当然现在根本就排不上名次了。”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提到,1988年夏天,方励之出席学术会议时,应邀在堪培拉国立大学给中国学生学者讲演,场面十分热烈。其时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 胡平:“80年代虽然在整人,但是当时整个的社会气氛,气候是不一样的。那些被整的人,在民间越整越成了英雄,到哪儿去都特别受欢迎。” 纽约的一些西方中国学者对于方励之突然去世也非常关注。方励之到美国之后,选择居住在亚利桑那州,更专注在学术研究。胡平说,去年一年,方励之两次重病入院。 11月时心脏、肝和肾都出了问题,被送进濒危病室,但没几天又好了。出事当天,方励之正在电脑前和同事讨论筹备学术会议,对方突然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而家人刚离开十几分钟,回来后发现他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方励之的葬礼14号将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举行。 21号纽约将举办追思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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