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1年10月25日 11:32:40 　　   　　时至今日，恐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其实百年前的变革，中国还是走英国道路更好些。英国体制和美国体制，同为代议制，都是民主制度，本无高下之分。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两千多年帝制的国家，保留君主制的外壳，恐怕更为适宜。都说中国是个伦理型的国度，传统伦理三纲五常，忠孝仁义，君主是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一旦没有了君主，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都会摇晃。从伦理型国度转为法制型国家，需要一个很长的转型时期，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辛亥革命的当口，考虑到转型平稳需要的人，在中国并不多。只有袁世凯和他的某些幕僚，再就是接近英国公使的某些外交界人士。革命党人自不必说，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合众政府，虽然组成同盟会的前光复会中人，其实只在意排满，实行种族革命，但革命资格最老的兴中会的理想，他们都是接受的。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很多人之所以力主立宪，倒也不见得认为共和制就不行。在他们的心中，其实也承认美国体制的先进性。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进化三世说，君主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则是大同世。之所以要主张君主立宪，是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乐意改革，乐意配合，从而可以减少变革的阻力，避免革命暴力带来的破坏。如果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当清政府倒行逆施，大肆收权，把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收揽到满清贵族手里，被激得勃然大怒的立宪派，正好赶上了革命党人的革命，自然会愤而支持革命，这个时候，满人的皇位，就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现成的皇帝不中了，在汉人中另找一个，谈何容易。所以，君主立宪，就自然没戏了。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说，革命党很多人都有制度迷信，认为只要民主共和的招牌挂在了城门上，国家就可以魔幻般地立致富强。其实，不止革命党，立宪党人也未必就没有这样的迷信。既然已经革命了，该破坏都破坏了，还不如建一个更先进的制度。   　　共和制在今天看来，有点冒进，但在当时，就是大势所趋。即使中国需要一个皇帝，也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个皇帝。建立美国式的临时政府，不仅革命党高兴，立宪派也欣然同意，连袁世凯也是犹豫了一阵，也只好认账。即使更为保守的汉人官僚们，在当时也没有表现出对清朝的留恋。革命进行中，没有人抵抗，也没有人殉节。就连一些中兴名臣的后代，比如曾左李的后人，也大不了就是放弃职位，一走了之，绝没有人为对他们深恩厚泽的朝廷尽点心力的意思。真正留恋清朝的遗老遗少，是在民国建立之后才出现的——因为他们发现了民国事没办好，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比晚清还要乱。更重要的是，民国由于国家力量太弱，没办法吸收这些遗老遗少，他们没有位置了。   　　历史恐怕永远没办法实践“正好”两个字，选取一条后人看来合适的道路走，走得又那么恰如其分。如果有所谓的恰如其分，像某些美国史学家论美国的开国史一样，恐怕都是后人编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选择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选择了国人不适应的共和制，但中国人其实却只能将错就错。     　　某些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比如杨度，认为辛亥既然选错了，就应该修正回来。但在强人袁世凯手里，即使宣称君主立宪制，真正落到实处，君主没问题，但立宪就很难说，顶多回到新政时的清朝，实行二元君主制。所以，同样是君主立宪的倡导者，梁启超就不同意这样的修正，写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雄文，专门跟洪宪帝制捣乱，而他的学生蔡锷，则直接举起了反袁的义旗。事实证明，在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已经信仰进化论的历史观的前提下，回到君主立宪，就等于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复辟。即使袁世凯这样的强人，也依然搞不成，不仅搞不成，而且身败名裂。民主共和思想虽然未必已经深入人心，但掌握话语权的人，却不肯从民主共和后退半步，沉默的大多数，在当时，没有说话。   　　专制不成，共和也不成，这是中国的现实。没有了君主，社会伦理在摇晃，整个社会也跟着摇晃。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统治者最大的困惑，是无法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制度下的秩序，哪怕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秩序。做了一首的督军，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师的师长，很快就会被人架空，最终赶走。同样，师长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旅的旅长，命运也相类似。每次战争，对阵的大人物的失败，往往都非战之过也，大多是因为属下的背叛。国民党时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太大的转机，各个派别的战争，招降纳叛依然是主旋律。曹汝霖回忆，说是袁世凯当总统之初，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经常有人迟到，一迟到就是很长时间。原因很简单，这些大佬们通宵聚赌。但身为总统的袁世凯，就是不敢动硬的，将几个首要分子给免了。没有了君主，效忠就出了问题。体制的严整和秩序感，就难以建立。袁世凯之后第二个强人蒋介石，一身奋斗的目标，就是重建秩序，但秩序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借捧孙中山，树立个人崇拜，效果不佳。借法西斯主义，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更是没有用。最后的失败，与其说对手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内部的分崩离析。   　　在民主制度下，建立民主的秩序，也不是没有人尝试。北洋时期的两次国会选举，一些省份的联省自治，省宪的制定和选举，国民党时期的立宪国大，其实不能说都是假民主，假选举。很多政治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陈炯明、赵恒惕甚至蒋介石，都不能说对民主共和完全没有感觉，他们一度也是想过尝试实践这个制度来的。可惜，他们的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中途夭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准备遵从民主制度的原则行事之时，每每碰壁，转过来，玩起传统的权术，却一路畅通。历史的吊诡，总是令人在感动无奈之余，扼腕叹息。     　　将错就错很难，也很别扭，但又不得不将错就错。历史给中国人留下的选择，总是最难的题。显然，做最难做的题，必须得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耐心。但是，在丛林时代，列强环窥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古老而且文化悠久的大国之民，实在又很难有这样的耐心。急于翻身富强的欲望，每每驱使人们在受挫之际，就要改弦更张，寻找更为便捷的道路，抄小路走向富强。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150多年，而中国人做跨越式发展的梦，至少做了一百年，现在梦醒了没有，也很难说。多少代的当政者，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即使台上的想有耐心，台下的人也不会同意。总有人倾向于用更激进的变革甚至革命来迅速改变中国面貌，一个革命完了，下一个就在等着了。   　　将错就错之后，国民的启蒙和教育，任务就更加艰巨。但是，肯做这样工作的知识分子，却不多见。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很多人居然认为，既然革命成功，启蒙就不需要了。原来各地雨后春笋般的俗话报，白话报，读报亭，都消失了。为了启蒙而兴盛的小说戏剧，上演的文明戏，都退潮了。这样的启蒙，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从新开始，但规模却远没有晚清那么大，而且由于白话文运动走错了方向，以至于启蒙的效果并不大好。中国需要更多的教育家，但偏多革命家。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跟民主宪政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百年，但是中国的转型却一直没有完成。将错就错一百年，我们也没有把这个错顺过来。君主立宪，早就不可能了，当年找不到一个皇帝，今天更是找不到。唯一的选择，是沿着民主共和的道路往前走。题目再难，也得做，耐心去做，有智慧地做。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上一篇： 农民工何时能变成“新市民”？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0月23日 21:50:35 　　   　　北京有好消息了。在市长和市委书记最近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要加强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甚至连廉租房都要研究政策，考虑外来务工人员。市委书记刘淇甚至说，外来务工人员是北京的新市民。北京市正在研究外来农民工的落户问题，也许将来会出台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政策。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从农民到新市民，不啻万里之遥。北京市长和书记的表态，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有研究表明，尽管现在的农村政策不错，种田有很多优惠，但现在的农村，青壮年农民回乡务农的已经很少了。毕竟，论收益还是生活，很多出来打工的农民，宁愿选择城市。更重要的是，三十多年的城市化过程，城市中已经成长起农民工的第二代。第二代农民工跟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即使城市收益不及回乡务农，他们也不会回乡，即使勉强回去，呆不了多久，还得回到城里。事实上，尽管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但已经完全不会做农活了。跟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找工作更挑剔，吃苦耐劳精神更差，但受教育的程度却相差无几，即使有中专和大专文凭，鉴于目前的高等教育状况，实际上也等于没学什么。所以，他们在择业方面，还不如他们的前辈受欢迎。很多企业宁可要第一代，也不要第二代。因此，无论是收入还是就业状况，他们都不如他们的父辈。在目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面前，一点不夸张地说，他们属于在城市呆不下去，乡村也回不了一代人。那些被城市挑出来的优秀农民工，其实都是第一代。   　　我们知道，改革这三十多年的城市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猛烈，也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在迅猛的扩张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离不开进城务工的农民，一旦农民工离开，任何一个城市，不仅工厂不冒烟，而且城市本身也会变成臭城死城，完全无法维持。但是，这样的城市化，这样的农民工依赖，却伴随着三十多年几乎没有变动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坚持不肯给进程农民工以国民待遇，户籍壁垒，始终不能打破。有些城市，虽然有丝许松动，但农民工要想留下来落上户口，门槛还是非常高。只有一些县城门开得大了一点，但这样的县城，就业机会却不多。其实，北京此番表态不错，但真正离解决问题，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他们的意思，只有优秀的农民工才能被考虑，但所谓优秀者，毕竟是少数人，杯水车薪，对农民工境况的整体改观，还有太大的距离。   　　        上一篇： 临时工与圆扁子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3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自己的家乡苏尔特，遭到过渡委的武装军射杀身亡。在的黎波里，人们吹响号角，朝空中开枪庆祝胜利。但中央电视台却摆了乌龙，推出“卡扎菲42载执政路”，还将卡扎菲结束利比亚的统治，说成是结束伊拉克，成为国际笑料。央视的新闻频道做的卡扎菲新闻成为微博热议的内容之一。有学者指出央视在新闻中采用从未用过的字眼“卡扎菲死忠”、“一小撮”、“残余势力”，风向变得过快，感叹是墙倒央视推。引起众人围观向央视砸砖，认为其连流氓的道德都没有。资深媒体人表示这充分展现了权贵机会主义的外交路线。 10月20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卡扎菲42载执政路”，简要回顾卡扎菲在利比亚的42年执政之路。并在网络上大量转载，这段流传网络上的视频，在第17秒处，主持人竟然将卡扎菲的统治的地盘移到了伊拉克。片子中主持人介绍：“42年前，卡扎菲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经过42年强权统治，由于反对派和多国军事干涉，卡扎菲结束了他在伊拉克的统治。” 此事成为报导卡扎菲新闻中最大的乌龙。 央视主持人在大事件上的乌龙并不少见。上月底中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发射，央视居然在播出“天宫一号”发射画面时，同时播放美国音乐《美丽的美利坚》的旋律，原歌词是“美利坚！美利坚！上帝赐福于你”。此事也在被国际中英文媒体广泛报导，成为“天宫一号”面子工程的搞笑版。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在微博上发一帖子：今天央视新闻频道做的卡扎菲新闻，用了“卡扎菲死忠”、“一小撮”、“残余势力”等过去从来不用在利比亚前独裁者身上的字眼，风向变得有些快，真是墙倒央视推，乱鼓任人捶。受邀嘉宾则一脸严肃，好像在参加会议。展江的微博引起众人围观，引起热议，也被大量转载。 对受邀嘉宾一脸严肃，贺耀辉律师表示，惺惺相惜啊！而网民“江湖人称狗叔”则更直白说：“抱着哭吧”。网民“天高地深”表示，央视就差公开默哀了！兔死狐悲啊！而对央视的“卡扎菲死忠”、“一小撮”、“残余势力”，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表示：“不够意思，连黑道的道德都没有”；孙开宇也说:“连起码的流氓道德和仗义都没有，整个一副痞子嘴脸。” 法国际广播电台前主任吴葆璋表示，央视不是一家独立的电视台，它完全反映权贵当局的想法。“在利比亚这个问题上，如果你从头观察至今，就会发现一条权贵机会主义的外交路线。当国际社会和利比亚人民抗争的时候，他们不吭声，等过一阵后，又去维护卡扎菲，等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时候，它又在联合国投弃权票，后来一看情况不好，又偷偷跟利比亚的反对派有所接触。前一阵在的黎波里战役的时候，它还是那种持强的态度，认为不是很容易被攻破。直到最近一下子把卡扎菲打入地狱中去了，在它字典里卡扎菲就完全成反面人物了。”他还认为这条机会主义外交路线没有任何价值准则的标准，对国际事务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私利来判断的。“因为权贵在利比亚投资很多，一开始它还希望维持住卡扎菲的政权，这样可以保证它的合同和那些经济利益。等到事情不妙，就抛弃卡扎菲，讨好现在的利比亚过渡委员会，恐怕自己的利益在利比亚新政府上台后得不到保证。所以权贵主义者在利比亚问题上执行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央视只不过是路线的反映而已。” 吴葆璋表示，央视对卡扎菲的吹捧和唾骂不过是反映了中国大陆权贵只讲利益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外交路线。而阿拉伯之春会给一切独裁政权带来灭顶之灾，权贵体制内的人面临考验。学者韩志国在微博上总结了独裁统治崩盘的三大警示，其一、不要高估自己的能量。他解释：萨达姆在位时每次选举得票率都是100%，但一朝崩溃，只有钻老鼠洞的份。其二、不要相信走狗的忠诚。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的手下都是亲信，但树还没倒就猢狲已散。其三、不要轻视民众的力量。高压手段难抵民心民意，民众的诉求不可欺不可辱不可怠！ 据悉，卡扎菲被利比亚过渡政府军士兵击毙；十分滑稽的是，卡扎菲与当年萨达姆藏身仅有两米深的洞穴类似，是在狭窄的下水道内被发现的。据称，其在被射杀前曾不断高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可见，其内心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惜，有着强烈生存欲望的卡扎菲，既没有选择自杀，也无法像他的先辈萨达姆那般“幸运”——经过人民的审判后再被绞死，而是死尸被一路拖拽着塞进了一辆卡车中。生前无比荣光、气焰无比嚣张的卡扎菲，就这样凄惨地结束了一生，去向自己的同道齐奥赛斯库、萨达姆、米洛舍维奇、斯大林报到。 卡扎菲之死不仅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从此利比亚人民可以开始民主建设，且不必心怀恐惧的生活，意味着从此利比亚人民可以真正的拥抱自由。这当然值得利比亚人民庆贺，所以人们可以想见，现在的利比亚人民该沉浸在怎样的欢乐气氛中。卡扎菲之死，同样让支持利比亚人民的民主国家高兴。英国首相卡梅伦10月20日在首相官邸发表声明，称这一天应该用来纪念所有卡扎菲政权的受害者，并表示相信利比亚人民可以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总统奥巴马亦在同日发表声明，称长达40年的卡扎菲铁腕统治结束，利比亚人现在肩负着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重任。他还警告说，那些“铁拳”政权终将走向尽头。 此时，与卡扎菲同病相怜的权贵们大概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因为世间又少了一个同道；更让权贵内心深为不安的是，这个同道是被自己的人民推翻的。这样的下场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相信这样的问题早已萦绕在每一个权贵高层的脑中。显而易见，他们也知道自己选择并不多，或还政于民，或继续高压维稳，直至将人民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对于同样受奴役的人民而言，卡扎菲之死则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唤醒着被压迫而麻木的人，而且昭示着：无论专制的力量显得多么固若金汤，无论条件看起来多么艰难，但只要人民勇敢地说“不”，正义就能战胜邪恶。 众所周知，反抗专制有非暴力的和暴力的两种方式。前者人们在突尼斯和埃及看到了，后者则彰显在利比亚。这其中人们均看到了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团结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比如为了推翻卡扎菲的暴政，很多遍布世界各地的异己活动人士、包括一些高级知识份子都回到了利比亚。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学识、智慧，更是拿起了枪来反抗暴政。他们坚信美国先贤杰弗逊等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结果他们成功了！这对于高压下而良心、骨气尚存的知识份子和民众而言，推翻权贵专制最重要的是要积聚、唤醒民心。采用暴力的方式可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人民从内心了解权贵的卑鄙、暴虐，从而摒弃权贵。当越来越多的人摒弃权贵时，这股力量就会如潮水般摧垮权贵，人民就会像利比亚人民一样拥抱自由。 而当人民反抗权贵的意愿愈来愈强烈时，民主国家才会正视这种心声。中东颜色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民主国家在军事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比如从三月底至今，北约就对卡扎菲的军事目标轰炸了7549次，这对于削弱卡扎菲军队的实力、瓦解卡扎菲支持者的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没有利比亚人民的坚持反抗，外部的支持和声援也不会如此持久。因此要想赢得外部世界道义和行动上的支持，一定要勇敢地迈出一大步，要学会坚持。 对于民主国家而言，卡扎菲之死和中东革命在几个国家的成功不仅再次证明了民主自由乃是普世人民所向往的，更是再次提醒他们：消灭世界上的暴政不仅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和平，而且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诸多证据早已证实，在世界各地独裁者和不少恐怖分子的背后，都隐藏着专制国家政权的影子。任何有良知的人，在生命和利益的天平上，都会想明白这一点，就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努力，就不会仅仅只说“那些‘铁拳’政权终将走向尽头”，就会有所行动。 卡达菲死亡，意味着狂人42年的暴政已经土崩瓦解，这个北非国家将揭开新一页。听到卡扎菲死亡的消息，利比亚全国欢庆，这个场景让人一下就回想到了当年抓起“四人帮”的消息传出来以后也是全国欢庆，酒店里的酒都一下全卖光了，大家都在庆祝。之所以这样，其实就说明这种独裁专制的政权哪它伤害了很多的老百姓，它不仅仅是剥削了老百姓，侵占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从各个方面压迫老百姓，迫害老百姓。老百姓在被压制的状况下敢怒不敢言，一旦独裁者垮台，人们无不欢欣鼓舞——每一个独裁政权垮台的时候都是这个规律。原因就是这个政权遭到人们的痛恨，不得不人心这不仅不得天下，而且遭到天下的痛恨，人人共讨之，人人共诛之。所以，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有跟卡扎菲政权类似的特点，一直在压迫迫害老百姓，老百姓一方面敢怒不敢言，一方面有些敢言的就给镇压下去。但是这种怒火这种内心的愤怒被压下去了，但不等于消失了，积累起来到专制垮台的时候就也会出现上述场面。 中国大陆以前“四人帮”垮台的时候，也是全国欢庆。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四人帮”迫害过，但大多数人民都能感受到这种压迫，压迫“张三”，“李四”也能感觉到，“张三”说了几句话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李四”会有什么反应呢？会感到一种压迫、压抑、愤怒，可是又不敢说。那么一旦有机会爆发出来，那就会走向另一面，全国欢腾。按常理来说，一个老人死掉了，再怎么不喜欢他至少也不至于去表示很高兴，但老百姓做出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欢庆，正是一个不正常的独裁政权得到的报应，是全世界所有独裁专制政权的下场。 人们还看到，象利比亚人民一样压迫到一定程度，人民一旦真要开始反抗的时候，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就是不管要做出多大的牺牲都要把独裁政权推翻；不管后边是什么样的政权接管，至少是现在把当前这个独裁者推翻了。这个规律，对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一样的，因此摇唇鼓舌地说什么“后卡扎菲时代的担忧”都是滑稽的，当一个独裁者没有推翻时，担心独裁者被推翻后的“混乱”，无异于穷光蛋担心富的肥胖症。没有一个穷光蛋有这种杞人忧天。倒是独裁者自己要开始担忧，不要等到人民必须推翻你的那一天，如果现在要主动的向老百姓让权、改革，至少老百姓不会像利比亚老百姓这样对待卡扎菲，埃及和突尼斯的独裁者主动的下台了，第一是没有打仗，老百姓没有经受损失；第二是老百姓对统治集团的处理也会比较理智，比较宽容。但卡扎菲要抵抗到底，老百姓就不会放过他，就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乱枪打死，谈不上什么宽容不宽容。 现在，卡扎菲被击毙，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高兴！卡扎菲在利比亚几十年，实行非常黑暗的专制统治。利比亚人民勇敢起来反抗，用大半年时间就把卡扎菲政权推翻，现在又把卡扎菲击毙了，这真是大快人心！从卡扎菲被击毙，人们更可看到，全世界独裁者的下场：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反抗的民众抓获后处决；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死在监狱；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也是被抓获，被判决死刑，上了绞刑架。到今天卡扎菲被击毙，这一串下来给全世界一个清晰的启示：独裁者都没有好下场！ 独裁者在掌权的时候，总是耀武扬威、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是不可战胜的。卡扎菲也像北金正日一样动不动搞什么大阅兵，展示飞机大炮、军人方阵等，用展示武力来恐吓人民。但今天，卡扎菲的飞机大炮哪里去了，导弹和精锐部队哪里去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为什么不存在、消失了？就在于利比亚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黑暗社会、专制政权，起来反抗！认识改变，就有了勇气；勇气起来了，独裁者的飞机大炮就不再有力量。 这里关键是人心的变化。在人民觉醒与恐惧消失之后，就有勇气起来反抗，那个专制政权就不堪一击。卡扎菲被击毙，对世界也将产生相当大的震憾；因为在欧洲，共产国家都已垮台，整个欧洲成为民主的大陆。在美洲，35个国家，除共产古巴外，其他34国都实行了民选制度。在非洲，多半国家也都走向民主。尤其是突尼斯革命，埃及赶走独裁者，到今天利比亚革命成功，再加上叙利亚人民正浴血奋战争取自由，这一切都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专制制度必须结束！只有结束独裁，人民才能有走向一个有尊严、自由的民主生活。 促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和条件，是互联网、脸书、推特等现代科技，使独裁政权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垄断信息、控制新闻。互联网等于是“民间通道”，信息可以流通了，人们能够知道真相了。而知道了真相的人们，就会有反抗的勇气。这就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变化的重要原因。 这些条件在中国大陆当然存在，而且可能比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条件还更好些，中国的网络很可能超过这些国家。据官方的统计，到今年7月底中国上网人数已达4亿8千5百万，现在可能已超过5亿，并还在迅速增长。中国很快就会有一半人口可以上网。这个科技的条件导致中国的网络迅速发展、信息空前流通。埃及可以变化，利比亚可以变化，中国也可以变化。因为变化的那些主要条件，在中国都已经存在。包括高科技之外的另外两点：一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腐败，人们强烈不满，怨声载道；二是那些国家也是贫富差距严重，社会巨大不公，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大，已经成为世界前列，更为严重。同时中国人对这种社会不公的严重不满，与日俱增，非常强烈。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没有埃及和比利比亚高。这一切意味着中国一定会出现变化。 可怜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状况面前无动于衷，一味地歌舞升平，既不为人民着想，也更不为执政党怎样改变这种现状、如何顺应历史大潮而出谋划策，动辄用陈词滥调和谎言蒙骗公众，实在愚不可及。这样的一面破鼓，只好任人捶了。

2011年10月20日 16:08:41 　　   　　古代没有警察，类似警察的工作，由衙役们来做。各地的三班衙役中，有一班名曰捕班，又称捕快，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在那时，衙役是一种贱业，正经人一般不做的。在名义上，一介农夫也要比他们地位高些。做了衙役，三代之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同于优娼之类的贱民。但是，衙役毕竟是在官府做事，而且做的事，是管制老百姓的买卖。所以，虽然名义上贱，实际上并不贱，而且在一般百姓眼里，高贵得很，神气得紧。进了茶馆饭铺，跑堂的是不敢问他们要钱的，喝茶吃饭的，都得尊一声“捕翁”，或者老爷。衙役工资没有，只有一点微薄的补贴，但由于办案的缘故，实际收入可观，无论是在县上，还是在京师，活得都有滋有味，令人羡慕。所以，市井之人，想做衙役的相当多。但是，朝廷有名额限制，每个衙门，正经制役就那么多。怎么办？需求产生供给，就出现了帮役和白役。所谓帮役和白役，都是编制外的临时工，但想做这个，还得花钱买。一点补助没有，还得掏钱孝敬正经的衙役，尊人家为师傅。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衙门里的临时工。   　　清代北京的治安，由步兵统领衙门管，因此这个衙门就得有衙役，自然也有帮役和白役，这样的人，北京人称之为圆扁子。好像是指他们手里的家伙，一种圆扁状的棍子。正式的衙役有链子，他们没有，只好用这玩意。在湖北，人称这些人为“四百二”，是说他们要花四百二十串钱来买这个位置。这些帮役和白役的存在，其实不是因为工作太忙，需要聘用临时工，而是因为衙役的工作性质，需要增加和扩大捞钱的机会，用临时工，不仅机会增加，而且保险，出了事情，往这些人身上一推，就一干二净。   　　原本衙役挣钱，靠的就是做“专政机关”的工作，可以凭借百姓的诉讼或者各类案件弄钱。反正你只要有事让他们碰上，不出点血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常用的招数还有两类，一是借事索诈。即找个茬就讹诈一下，给钱，就拉倒，不给，弄来弄去，真的找个茬把你抓了。一旦落到他们手里，蹲在班房（原本是衙役临时休息的地方，后来变成临时看守所），可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关于这个，有种说法叫做“贼开花”。只要出了大点的窃案，衙役们就找一个或几个殷实又没有靠山的富裕人家，强指人家为窝主，给钱就拉倒，不给就栽赃，弄假成真。二是钓鱼。也就是设计做局诱人犯罪，然后再来捉。   　　但是，这样的做法，肯定会激起民愤，乡绅们也会不满意。所以，朝廷一直都设法限制衙役们的作恶，以缓解政府的压力。有的官员，初来乍到，也会出面限制衙役，或者应舆论之情，惩戒一下作恶做大了衙役。既然作恶有风险，就得找替死鬼。帮役和白役，一方面是正经制役的帮手，是他们的延伸。有的时候，本该自己干的活儿，都临时工干了。不仅如此，临时工还可以扩大弄钱的场域，增加机会。多设点局，多找些土财主来讹诈。一方面临时工也是替死鬼。只要事弄大了，被都老爷（御史逮到，反映了上去），这些帮役和白役，圆扁子们，就肯定被推出来，开刀问斩。如果这些人见机得早，溜得快，就报告说，出事的都是临时工，不知法度，眼下已经畏罪潜逃，官府正在抓捕云云，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眼下，执法机关总是出事，一出事，百分之八十，总是临时工干的。警察里有临时工，城管也有临时工，工商税务，都有临时工。其实，听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讲，现在几乎每个机关，都有临时工，有的叫做实习生。活儿都是这些临时工干，正式的员工，袖手旁观。只要出了事，几乎问都不用问，就是临时工惹得祸。好像这样一来，整个机关就都没责任了。这样的临时工现象，不用说，是一种机关的恶性病，得了这种病，机关就成了旧时的衙门。这样的衙门，用不了多久，整个机件都会锈蚀，通道堵塞，运转，只能靠体外的循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到寿了。   　　   　　   　　   上一篇： 另一种形式的钓鱼执法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