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张鸣 | 克林德和克林德碑

2011年08月25日 17:01:08   克林德是庚子义和团事件时的德国驻华公使,贵族出身,男爵。据当时的一位英国记者说,此公美容颜,风度翩翩,没有女子见了会不动心的。相貌堂堂的克林德胆子很大,傲慢,对中国人很是蔑视。在中国人的眼里,的确是位“帝国主义者”。义和团进京,到处杀洋人,杀教民,使馆内外一时风声鹤唳。这个时候,克林德居然还敢惹是生非,在使馆前面的街上散步时,看见义和团装束的人,挥起手杖就打,直到对方弃刀而遁。在沙滩附近,发现义和团在操练,就命令士兵开火,一点都不担心招惹麻烦。可是,胆子大的克林德,最终还是因为他的大胆而丢了性命。       悲剧发生在1900年6月20日,此前北京的紧张空气已经相当浓了。义和团越来越凶,倾向于义和团的董福祥的清军也进了城,明摆着要对所有的洋人下手,包括外国的驻外使节。因此此时的西太后,已经被洋人偏袒光绪的行为激怒,而且相信了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法术,有恃无恐,决心跟洋人决裂了。使馆区添加了卫兵,做好了防御工事,而西方列强也准备要实行武装干涉了。19日这天,总理衙门给各国使馆递来一份照会,言明由于列强已经兵临大沽炮台,中国政府无法保护使馆安全,让各国使馆自己保护自己。实际上,在义和团成为西太后的“义民”,并且蜂拥入城之后,顽固派猖狂之极,作为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总理衙门已经不能工作了。送出这样一个照会,等于是攻打使馆的信号。但是各国公使没有悟出此理,回了一封信,要求中国政府暂缓决裂,等待各国派兵护送使节出京回国,要求第二日上午9时答复。20日9时到了,总理衙门音信全无。性急的克林德要去问个究竟,不顾其他使节的劝阻,连卫兵都没有带,只带了一个译员,就出发了。随后,在大街上,克林德碰上了神机营的军官恩海带的一队旗兵,被在轿子上打死。待到使馆区里的海军陆战队闻讯前去解救,地上唯见血迹,连轿子带人都已经没有了踪影。几小时之后,长达两月之久的使馆围攻就开始了。          关于克林德的被杀,中国方面的记载,包括学者的论证,一直都说是克林德首先开枪,因为克林德是一个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向仇视义和团和中国人,特别胆大妄为。不错,克林德的确看不起中国人,仇视义和团。但是,那日他毕竟是去办交涉的,不是去寻义和团的霉头,没有带卫兵,就算身上有枪,似乎不至于笨到碰见一队荷枪实弹的中国兵(神机营是满营中武器装备最先进的),居然会贸然先开枪。很大的可能是,恩海被当时的排外狂潮冲昏了头,加上已经接到命令要进攻使馆,所以,碰上一个落单的洋人,打死了前去向上司请功(否则不会把尸体也拖走)。克林德死后,那个儿子做了大阿哥(预备给光绪做储君的)的端王载漪乐不可支,刚毅和徐桐也高兴得不得了,丝毫没有觉得这是闯了大祸,只有庆亲王奕劻感觉大事不妙。在这些顽固派看来,漫说一个小小的公使,有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中国人还要打到西洋去,把所有的洋人杀光。在庚子年,不时有传说,说是义和团中的女性红灯照,飞出了国境,把日本和俄国的首都给烧了。这是见于记载的红灯照唯一的抗敌行动,当时传说,红灯照是些未婚女子,可以白日飞升的。但地面上的表现,则一点都没有过。被现代人视为红灯照首领的黄莲圣母,其实周围都是男人,日日被扛着洋枪的义和拳民簇拥着。克林德被杀之际,中国驻德国的公使为吕海寰,听说消息后,吓得半死,生怕德国人也如法炮制。也确有德国人宣称要这么干了的,不过,德国外交部告诉中国公使,他们会保护他的生命安全的,因为德国不是野蛮国家。但占领北京的德国军队,却相当野蛮,在北京经常乱杀人。别的国家占领区,不许市民随地大小便,但兴建厕所。德国人不建公厕,发现有人随地方大小便,循声就是一枪。          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杀了克林德的恩海,不知怎么,居然没有逃走,还在街市上走动。被日本侦探查出,逮住,交给了德国人(据说是恩海拿了克林德的怀表,卖到铺子里,侦探由表找到人)。德国人为了泄愤,采用中国人的方式,在克林德被杀处将他枪毙,枭首示众。恩海死了之后,逃到西安的朝廷,还收到一份奏折,叙述了恩海在被抓之后的种种英勇表现,要求朝廷对恩海有所表示,表彰他为国捐躯。当然,对于余悸未消的朝廷而言,这样的折子,只能落一个留中不发的命运。          作为庚子事件的善后,北京立了一个牌坊,人称克林德碑。德国人按中国人的方式处罚了恩海,也同意按中国人的方式纪念克林德。后来据当年的名妓赛金花说,这是她给克林德夫人出的主意。如果赛金花真的像文人们所编排的那样,跟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有一腿,这事也许有可能,但这一腿实际上子虚乌有,不过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所以,这个说法肯定不靠谱。没有道理说,中国以国家的名义建一个牌坊,纪念一位德国公使,德国人会不乐意的。然而,克林德碑的命运却不怎么样。这个牌坊在北京立了17年之后,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战败,中国成了战胜国。作为战胜国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再竖起来。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还为此专门写了篇文章。其实,当时的清政府,为克林德的死做出最大的牺牲,是应德国的要求,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前去德国赔罪。派出的人是谁呢?就是当时已经进入军机处的新一代醇亲王载沣。当时载沣20岁出头,嫩的出水。此行赔罪,要算是他最大的一次政治历练,后来有人借此,说这个后来成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人,其实很有才干,在德国的表现,不卑不亢,可圈可点(不过一次赔礼道歉,再可圈可点,又能好到哪儿去?)。在德国可圈可点的载沣,做了摄政王之后,反倒一塌糊涂了。成立皇族内阁,在各地收回路矿权,搞铁路国有,惹恼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实力派立宪党人,干了三年,就断送了新政的大好局面,顺便把满人的江山给丢了。但是,有克林德碑立在那里,无论胡来的满人少年亲贵,还是造反的革命党,都不再重蹈义和团的覆辙,没有人再盲目排外了。          尽管如此,一旦有了机会,国人的第一个冲动,还是推倒克林德碑。毕竟,这不仅是一个战败的耻辱纪念,还是国人曾经有过的很不光彩的印记。只消克林德碑还在,不管义和团过去了多少年,国人看到它,还是会想起当日的愚昧和野蛮。只是,刚刚推倒了克林德碑的中国人,在随后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发现公理还是公理,强权依旧强权,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人,依旧在被权压在身下翻不了身。但随后掀起的抗议运动,依然时刻不忘向西方人展示自己不过是文明排外,而且是只排日本人的外。抗议的学生,绝对不是义和团。甚至,冲进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学生们,一发现庇护章宗祥的是一个日本人,就断然罢手。打自己人可以,打外国人,还是算了。这里,我们看到了克林德的阴影,拆掉了克林德碑的国人,至少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认为义和团是正义的,拆碑,无非是为了抹掉自己民族的耻辱。       但是,这个耻辱实在过于复杂,拆掉一个牌坊,也还是抹不掉。把这碑再改为保卫和平,也还是抹不掉。一百多年的纠葛,反反复复,还是不能理直气壮。除了全民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人真的效法义和团。宣称要效法红灯照的红卫兵,也没有人白日飞升,飞到美国和苏联,彻底消灭帝修反。只能在自己的诗歌里,意淫如何攻下白宫,把红旗插到白宫的顶尖。脑子里的图景,无非是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一幕。             上一篇: 卢美美的父亲及其迷魂阵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1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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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 Banished for a big mouth

Banished for a big mouth   贺卫方按 : 昨天,《环球时报》英文版 ( Global Times , March 30 2011 ) 以 “ Three outspoken academics ” 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我作了一组报道。从这篇报道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假如不搞这种奇特的“一报两制”,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么好。其实,也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假如所谓稳定要靠掩饰和谎言来维系,这样的稳定注定是不长久的。   我将关于我的这一部分转帖一下,配发一张某次聚会友人拍摄的三人合影。   这是出处链接: http://en.huanqiu.com/special/2011-03/639456_2.html ——————————————————————————————   In January 2011 He Weifang came back to Beijing from Shihezi University of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 law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had been sent to the remote sub-prefecture-level city in northern Xinjiang in March 2009 as part of a support program where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advanced areas are asked to teach in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a means to improving national standards.   Most observers believed He had in fact been banished for his outspokenness. A law professo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e has been unusually brave about sharing his views on the most sensitive societal issues.   “My only intention [ for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discussion] is to use my expertise as a legal scholar to help the public understand what is the law,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Constitution,”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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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弄虚作假的保障所为何来?

点面子也不给,摆明了说,企业的宿舍,就是走市场的,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地方政府,肯定不是珠海一个地方。也充分理解,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让地方政府做无米之炊,的确有难处。地方政府个个都热衷于房地产事业,因为那个事业是无本或者少本的生意,政府只需要卖地就会财源滚滚。不仅挣了地钱,而且能挣到地产开发之后的附加值。而土地,说起来虽说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管就是谁的。尽管中央有农地的红线,但善于折腾的地方,总可以从农民手里弄到廉价的土地,转手高价出卖。但是,保障房建设,却明摆着是个赔地又赔钱的买卖。这样的买卖,你让早已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来做,谁会有积极性呢?说地方政府没这笔钱倒是没错,但不等于它们真的就没钱。如果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把建政府大楼,政府豪华广场的钱,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三公消费省下来一点,再多的保障房指标也能完成。但是,千里做官,谁不图个享受,有哪个政府能舍得割自己的肉照顾民生?民生的重要,一般来说,重要在政策上,重要在纸上,将之落实在地面上,是要花钱的。                                                       弄虚作假的保障所为何来?                                                                       中央如果肯掏,万事大吉,如果不肯,还非逼着地方做,那么对不起,糊弄和应付,这种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就自然派上用场了。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的确是这些年鼓吹得最响的主旋律。但是,这个主旋律,可不是说说就行的。如果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保障房的配套资金,那么,就真得委屈一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多少砍一点三公消费。每年少吃喝一点,少增加点公车,少没事出国乱走,连计生部门都要出国考察人家本来就没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牙缝里省点,从指头缝里抠点,最弱势的百姓,就有福了。 张鸣 按照中央要求,各地每年都要建一大批保障房,其中很大的比例是类似香港的公租房。不消说,这样的保障房,属于救助贫困人口的社会公益用房,这样的“房产”,不仅不能挣钱,政府还要往里贴钱的。 跟诸多惠民政策一样,中央往往只有政策,并没有下达配套的资金。各地建保障房,主要的资金要自己解决。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上的内轻外重局面已经颠倒了过来,中央各个部委都变得财大气粗,各地要钱,得跑部钱进。好在,自从房地产事业兴盛之后,各地土地财政大多挣得满坑满谷。这些年各地的大手笔建设,多半跟土地财政有关,少半跟融资平台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穷的地方也好,富的地方也罢,无论土地财政挣了多少,融资平台融了多少资,都跟保障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央大手笔的惠民政策,中央不出钱,地方也拿不出钱。指标年年下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地处珠三角的特区珠海,为了应付今年的保障房任务,把回迁房和企业的宿舍,都算了进去。尽管到今天为止,政府方面还硬着头皮狡辩,但企业方面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摆明了说,企业的宿舍,就是走市场的,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弄虚作假的保障所为何来? 张鸣 按照中央要求,各地每年都要建一大批保障房,其中很大的比例是类似香港的公租房。不消说,这样的保障房,属于救助贫困人口的社会公益用房,这样的“房产”,不仅不能挣钱,政府还要往里贴钱的。 跟诸多惠民政策一样,中央往往只有政策,并没有下达配套的资金。各地建保障房,主要的资金要自己解决。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上的内轻外重局面已经颠倒了过来,中央各个部委都变得财大气粗,各地要钱,得跑部钱进。好在,自从房地产事业兴盛之后,各地土地财政大多挣得满坑满谷。这些年各地的大手笔建设,多半跟土地财政有关,少半跟融资平台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穷的地方也好,富的地方也罢,无论土地财政挣了多少,融资平台融了多少资,都跟保障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央大手笔的惠民政策,中央不出钱,地方也拿不出钱。指标年年下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地处珠三角的特区珠海,为了应付今年的保障房任务,把回迁房和企业的宿舍,都算了进去。尽管到今天为止,政府方面还硬着头皮狡辩,但企业方面却一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地方政府,肯定不是珠海一个地方。也充分理解,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让地方政府做无米之炊,的确有难处。地方政府个个都热衷于房地产事业,因为那个事业是无本或者少本的生意,政府只需要卖地就会财源滚滚。不仅挣了地钱,而且能挣到地产开发之后的附加值。而土地,说起来虽说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管就是谁的。尽管中央有农地的红线,但善于折腾的地方,总可以从农民手里弄到廉价的土地,转手高价出卖。但是,保障房建设,却明摆着是个赔地又赔钱的买卖。这样的买卖,你让早已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来做,谁会有积极性呢?说地方政府没这笔钱倒是没错,但不等于它们真的就没钱。如果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把建政府大楼,政府豪华广场的钱,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三公消费省下来一点,再多的保障房指标也能完成。但是,千里做官,谁不图个享受,有哪个政府能舍得割自己的肉照顾民生?民生的重要,一般来说,重要在政策上,重要在纸上,将之落实在地面上,是要花钱的。中央如果肯掏,万事大吉,如果不肯,还非逼着地方做,那么对不起,糊弄和应付,这种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就自然派上用场了。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的确是这些年鼓吹得最响的主旋律。但是,这个主旋律,可不是说说就行的。如果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保障房的配套资金,那么,就真得委屈一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多少砍一点三公消费。每年少吃喝一点,少增加点公车,少没事出国乱走,连计生部门都要出国考察人家本来就没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牙缝里省点,从指头缝里抠点,最弱势的百姓,就有福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sb2.html ) – 弄虚作假的保障所为何来?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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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国人正在步入自己的2012

国人正在步入自己的2012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8-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1 5:15:03 阅读量:1次 据报道,中国的粮仓东北,农业正在陷入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农民的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不仅造成了土壤土质的恶化,而且某些化肥所含有的重金属,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而过度使用的化肥,也使水和空气的污染加剧。实际上,化肥的边际效应在逐年递降,但农民对于化肥就像吸毒一样,产生了依赖,欲罢不能。 其实,这样的状况,早在30多年前,我还在黑龙江兵团做农工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跟当时的人民公社不一样,国营农场的耕作,早就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和农药。化肥的施用量,除了新开荒的土地,一般都逐年增加,否则就保证不了产量。由于化肥的施用,号称黑土地的北大荒,黑土层连年变薄,很多地段,露出难看的白浆土。而且由于化肥的使用,土壤的板结也越来越严重。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居然一点都没有好转,从前的板结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有新添了土壤氮磷含量过剩,磷肥中重金属被作物大量吸收的新难题。有识者惊呼,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土壤的进一步被破坏,东北这个粮仓,将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换言之,粮仓将有崩解的危险。 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农业跟自然是构成自我循环的。人类的种植,给自己提供了粮食和蔬菜,但自身的排泄物,剩余物质,也回馈到土地上,保持了土壤的肥力。但是,这个循环,被人造的工业替代品所打断。浓缩的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农药取代了人工和自然灭虫,除草剂取代了人工锄草。土壤只能接受干巴巴的人造物,对于自身有害无益,无法实现自身的恢复和再造。时间一长,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现在看来,土壤和水,是受害者,其实,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人类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所谓绿色革命,其实只是白色革命(化肥和农药),这样的革命,对于人类的确有短时间的好处,但后遗症也是巨大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不得不面对这种后遗症的时候了。一方面,我们应该加紧研制和引进低负作用和无负作用的化肥农药,加紧推广。另一方面,生态农业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些观光景区,供人参观。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实验和推广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农民使用化肥,找不到农家肥,一方面城市却为人的排泄物无法处理而发愁的局面,理应得到正视和改观。人类在今天,已经飞到火星上,理应找到一种方式,回馈自己生长的地球。否则,漫说这样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就是人类的生存,都会出现危机。传说中的2012年,也许真的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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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Times 与《环球时报》的阴阳脸

何清涟 发表 于 八月 20, 2011 本文标题所谈的不是两家报纸,而是一家,并且是被北京赋予“对外塑造国家形象、争夺话语权”的重大外宣使命,对内弘扬“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的媒体重镇。我之所以要专为这张报纸写篇文章,乃是因为最近该报再度发生了被国内媒体同行称为“报格分裂”的事情:2011年8月9日,在Global Times上出现的Exclusive:Ai Weiwei breaks his silence (作者Liang Chen),就未曾出现在《环球时报》上。 也就是说,承担外宣使命的Global Times需要通过对艾未未的采访,向世界释放一些符合中国政府需要的信息,表明艾未未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发言”了,咱们中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同时又试图借这一政府赐予“独家信息”抬高Global Times在英文报界的地位。这种把戏是Global Times玩得轻车熟路的老套路。远的不说,就在今年3月30日就玩过一票。那一天,Global Times以“Three outspokenacademics”(三个直陈时弊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针对这一Global Times 游戏,贺卫方在微博上发表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 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我认为贺卫方这评价是因为对大外宣的目的缺乏深入了解,从实质上描画,我更愿意这种内外表现不一称之为“阴阳脸”。 但这家《环球时报》引起我关注,却远比上述时间要早。该报在2006年制造的一起以假乱真的谎言曾引起我注意。当时德国新发布一部纪录片,片名叫Losers?and?Winners,译成中文就是“失败者与胜利者”。这部纪录片我看过,主题是比较在德国工人与在德中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工人的各自境况,大致意思是德国工人权利意识强,待遇高,但却因此增加企业成本,导致企业大量外迁而失去工作。中国工人经常加班,工资低,还要忍受极为恶劣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但却因此得到了工作。纪录片因此发出的疑问是:中德两国工人,到底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德国之声于2006年11月13日发文介绍这部纪录片,此后获《环球时报》“创造性地”转载。德国之声这篇文章标题与片名“失败者和胜利者”相同;而《环球时报》则将标题改为“德国之声:中国工人的干劲让德国人震撼”,“妙剪回春”地将一篇比较两国工人各自深陷于其中的困境变成了德国人赞扬中国工人的题目,中国劳工在权利方面的“失败者”形象一扫而光。我就此事写过一篇 “中国媒体制造的陷阱“ ,在对照德国之声与《环球时报》“转载”之文的差异后,指出《环球时报》通过剪接、断章取义及有意曲解等手法,把一部揭露中国工人地位低下饱受盘剥的纪录片,硬生生地说成了是记录中国工人远渡重洋到欧洲展示吃苦耐劳精神并让老外们感动至深的片子,同时还借外媒的口表达了中国只要凭着艰苦奋斗,就能迅速超越发达国家。 《环球时报》的恶劣谎言远不止这一次。2008年在关于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事件上,《环球时报》更是屡屡只登有利于张丹红的片面之辞,有意忽视张丹红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是撒谎并将自己负责的媒体公器私用作为泄私愤的工具,有意误导国内读者,以为张丹红只是帮中国说了几句“公道话”,因而在德国遭受了种族歧视被解职。 该报这种撒谎的阴阳脸特性,等到Global Times于2009年4月20日创刊之后愈加突显。由于 Global Times肩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外宣使命,因此与《环球时报》的报道内外有别。英文版为了打造“公信力”,只好有时收起那副令人讨厌的喉舌嘴脸,扮演“尊重事实”的角色,因此Global Times的内容,或者是根本未出现于《环球时报》上,或者是以与Global Times很不相同的面孔出现于《环球时报》。 Global Times与《环球时报》这种阴阳脸特性终于引起中国传媒业界关注,并因此使该报在Global Times开办的第二年成为中国媒体的热点话题——媒体本身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这可能也算得上新闻史上的一大奇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系教授展江撰文“《环球时报》的报格分裂”,谈到Global Times与《环球时报》的不同。他举的例子是两者对德国伯尔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的报道。2010年6月14日,德国伯尔基金会公布概述德国七家有影响媒体2008年对华报道的基本状况。在比较之后,展江认为,Global Times比较准确地报道了伯尔基金会报告的主旨,而《环球时报》则失实甚至编造他人观点、断章取义,与国内其它中文媒体相比,《环球时报》“在失实甚至编造他人观点方面走得最远”。 《环球时报》因其充当“爱国主义号角”的报道风格,被称为“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等。《南方人物周刊》今年6月11日就此采访了该报总编胡锡进,这篇采访名为“《环球时报》不高兴”。这篇采访展示了该报掌门人胡锡进的办报理念以及这张报纸的前世今生,值得做为研究资料备存。 胡锡进对这份报纸的政治使命阐释得很透彻,Global Times要“做国际视角的中国新闻”,《环球时报》则是要做“中国视角的国际新闻”,即扮演阴阳脸角色。胡总编也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高人,一人在两个剧场上来回穿梭且不陷于精神错乱。但问题在于,信息的发布不等于信息的到达,信息的到达更不等于信息被受众按照发布者的意图解读,在西方社会,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之源。由于有北京的强力支持,这家以阴阳脸示人的《环球时报》不差钱,差的只是公信力。 Categories: 民主社会  |  标签: “Global Times” , 何清涟 , 何清涟博客 , 环球时报 , 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  Leave a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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