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慈禧如果再多活十年，中国也许有不同的局面 许知远：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对新政的变化，好像发生了很戏剧性的一个变化？ 张鸣：现在新政的地位又开始高了一点了，大家评价比较正面一点。由于一段有一些史料的准备，史料的发掘也发现，其实有一些人在学生看来新政还做得不错。但是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什么？为什么好像做得不错的新政最后反而革命了呢？这是一个困惑。 外国人的说法，像美国人的斯考协波（音）的说法是什么呢？他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他认为革命的发生不是说你最苦难的时候就会发生，压迫最重的时候是不会发生革命的，反而是压迫松了一点，往往是在改革进行当中最容易发生革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 许知远：托克威尔好像也是这个观点是不是？ 张鸣：托克威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是这样的，他那个法国大革命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法国的变革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他还不是这么直接，不像后来似的，你直接一场改革，很快就会导致革命，这个稍微有一点区别。但实际上，我不是这么看，我不认为新政的改革导致了革命。而是我们可以说改革没改好，或者改革出了差导致的革命，如果改革改好了，比如像土耳其的变革也就变过来了。 如果说，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不是说改革导致革命是一个规律，改革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改革，可能就不是革命的问题，而是一个大动荡。我们看来包括辛亥革命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动荡，还是一个低密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改革，我们现在看来，从清朝末年开始看，我们觉得对中国来说，如果能够改良转过来是最好的，是最佳策略。比如我们可以避免让中国经历辛亥后那么几十年的动荡，这可以避免。但事实上我们又很尴尬。为什么？我们当时这个变革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和平的进行，能不能不出错，关键取决于当政者他们是否明智，实际在社会上没有那么一股力量能够遏制。社会是有力量的，但是力量不足以遏制他不犯错误。所以叫我来看，实际上新政的问题，就是在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后，新政已经变质了，已经出现了大问题。社会又没有力量把它扭过来，这个时候革命党人一直想革命，以前没有机会，这时候有机会了，于是革命发生了。 许知远：慈禧活着的时候，中国不管怎么分化，四分五裂也好，还提供一个政治权力的中心，一个权威性，她一死，整个权威都瓦解了，象征性都失去了。如果她能够再活10年，这个情况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吗？ 张鸣：如果她再活10年，可能新政会完成，这个情况会好一点。因为西太后毕竟是一个能负人望的这样一个，不能说政治家，至少她是一个统治者，能负人望的。其实当年义和团的时候，八国联军是把她当祸首的，要把她除掉的。但是发现她逃到西安之后，全国各地都给她上贡，就知道这个事还是不行。于是就把她从祸首中排除出去了，退而求其次，实际上她确实是一个能负人望的。而且她后来变得比较快，义和团之后她马上改弦易张，又倾心于跟西方拥抱。她的改革，由于她的坚定，新政的改革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从后面看，她的改革进行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首先是官制改革。官制改革以前在戊戌的时候几乎是动不了的。从1903年中央开始改，然后是法律改革，然后就是推行一系列的戊戌维新时期的经济政策，然后是科举改革，05年废科举，紧接着就是立宪。一步一步的。当然这其中还有，1903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军事改革，就是我们后来成为革命党主力的新军，就是这个改革的产物。 许知远：新军不是应该推到1895年他们开始练兵吗？ 张鸣：对，1895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引子，还不算是一个全国的影响，只是一个局部的，就是说直隶总督要在他的麾下练一支小规模的7000人的新建陆军。那时候甲午战争还没打完呢，但是已经觉得中国陆军不行，于是要完全引用西方的方式，以前是半西方的，像淮军是半西方的，后来练军也是半西方的。他要想搞一个全西化的这样一支新军，但是他只是搞了一个7000人的一个小引子，然后把这个模式推广那是后来的事情。 光绪曾游说袁世凯杀慈禧 许知远：我很好奇，比如要说到新政，必须回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 张鸣：对。 许知远：现在很多史料上对那个事情似乎又搞得半清楚不清楚的，因为过去传统的价值观是说西太后扼杀了整个的改革，但是现在看来还不是这么一回事。 张鸣：不，扼杀是西太后扼杀的，如果她不出手的话别人谁也扼杀不了。因为如果她不出手，谁能扳倒皇帝呢？ 许知远：当时的改革，那一代他们也是休克疗法。 张鸣：也不是，1898年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改革。问题是这样的，它赶上的时候不好，当年朝廷因为1895年甲午失败了，人家归结为女人当政，而且光绪又成年了，他已经亲政了，要他实际亲政。 许知远：对。 张鸣：要光绪实际亲政，整个朝野的舆论就说女人当政是不行的，坏就坏在你这儿了，所以你要退休。所以她就去颐和园了吗，她就真的退了。但是你想想看，她又是不想退的，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退出权利的。她权利欲这么强，她已经是政治人物了，而她就是一个政治人，她除了政治以外没什么乐趣，你想她退了以后她能甘心吗？所以她遥控。但是她又感觉到一种威胁，一旦光绪亲政，这个改革如果真成功了，那么她就真的退出了。因为光绪缺什么呢？光绪就是缺点实功，缺点政绩。你干了那么多年，你干了30多年，就是因为你有政绩，在你手上把长毛打掉的嘛。 许知远：对。 张鸣：如果光绪他从此改革成功了，那么你西太后就当不成了，这个幕后操纵者就干不成了，所以她有一种失权的恐惧感。所以权力结构就呈现出两个东西，一个是帝、一个是后。这个是隐患。一改革呢，又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触及满人的利益，好多满人的既得利益。比如说国家以前满人老是寅吃卯粮，已经欠债欠得很厉害了，国家都给你搭，等于把你赎出来，把你的债给你还了。现在可能就不给你还了，有一些传统的职业，比如像漕运的这一套东西，本来没有事干，漕运实际上已经改海了，但是这一套机构还不能废，不能废就是因为给你，包括北京的一些职业，专门就是养你们的。这些都要撤，要裁撤。这一撤就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建言上书，把礼部日常官全给撤了，日常官里面有三个全是满人。 许知远：1898年的百日维新里面？ 张鸣：对。然后这一大帮满人就到西太后面前告状，诉苦，说这个改革怎么怎么不好。满人这个圈子是很厉害的，因为政权毕竟是满人的，所以满人的声音很大，加上西太后本身从心里讲不愿意这样干。因为改革，如果改良派是奉她的旨意改革，这个事好说。恰恰他们是奉光绪的指令改革，把她扔在一边，这样的话，当然她就不情愿了，你改革越好，我越不情愿。你改革，我反对你当然没有什么更多的理由，因为事实上大势所趋她也明白，非改不可。但是问题只要有人出来诉苦，诉苦多了，我就会对你有压力，所以光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就老挨骂。光绪说我干不下去了，然后不就写了个折子让杨瑞，就是四小君子之一杨瑞，想想办法，怎么能即刻把这些干掉，又别惹老佛爷生气，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于是谭嗣同他们说不行就冒把险吧，于是就游说袁世凯，说你能不能带你的军队进京搞一把，拼一把。袁世凯怎么想，这事儿怎么可能？我又不是一个敢死队。这么点兵，北京那么多兵呢，我怎么能去把圆明园包围了，怎么能把慈禧太后抓住，万一抓不住不就完了嘛，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个事情就弄大了。他只能把这个事和盘向他的上司荣禄提起，荣禄又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慈禧太后军权一直在手里抓着。但是整个武卫军都在荣禄手里控制着，荣禄一听这个事儿肯定不行，完了就（向西太后汇报），西太后正好没有借口呢，马上就把你打住，就把这个事怪罪到光绪头上。你小子居然敢，我毕竟在名义上还是你妈。 许知远：我养你这么多年不容易，你还这样对我。 张鸣：对呀，养你这么多年不容易，小时候在他4岁的时候就把他带进宫了。小时候你还经常一动就吓哭了，还经常不干 许知远：他们俩的母子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张鸣：她实际上是姨母。她妹妹的孩子。但是她等于是养父嘛，就是皇爸爸。满人叫皇爸爸，就是妈，就是养父，所以像这么强势的一个妈，谁都感觉到很可怕。所以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当然西太后也清楚，新法也不能尽废，但是人家就说了，怂恿她出来的这些顽固派就说了，新法不废你凭什么出来亲政？理由何在？这么着你把改革废了以后怎么办，只能向后转了嘛，你只能反动了嘛，反动反动就反到一个上去了。 许知远：慈禧太后她对义和团到底怎么看，就是觉得要借用一下？ 张鸣：她开始并不信，也不想用，因为义和团开始等于是民间搞的东西，你不是我秩序之内的东西，不是我组织让你干的，你自己搞的。她还是要镇压的。问题是什么，一旦改革不成，她马上跟洋人的关系就紧张了，因为洋人都希望中国改革，这真是很奇怪，包括日本都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一旦她不改革了，洋人马上就翻脸了，不高兴她了。比如说她要废光绪，洋人就不同意，洋人出来干涉，洋人的舆论一面倒的谴责她。而且你想想看，当时改革是为了什么？改革就是为了应付洋人，为了应付洋人的压力。我要属于亡国危机嘛。 许知远：当时瓜分中国这种说法。 张鸣：有的。 许知远：真是一个很强大的声音吗？ 张鸣：有的，尤其是1899年，真是有的，当时真是有人在议论，就说我们被瓜了。她就是因为他们各自占一个势力范围，然后下一步就给你瓜分了，中国真可以瓜分。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小日本把中国打成这样，中国太弱了，我为什么不瓜分呢？当时就是有这个压力。但是很奇怪，洋人又希望中国改革，中国改革他又可以，中国改革的目的是要抵制洋人的压力，改革不搞了，洋人压力还在嘛。 许知远：他们希望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动力是什么？他们为了不同的利益吗？ 张鸣：不是不同利益的问题，希望中国改革不是不同利益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和文明的问题。你改革是归向我，如果你自己改了，归向我，我就不一定瓜分你了。而瓜分你是帝国主义政策，他们国内实际上不光是有帝国主义这一面。 慈禧一面下令攻打使馆，一面送水果蔬菜 许知远：是，内部有很多争吵。 张鸣：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西方的民主主义势力，包括工人党什么的都起来了，已经不一样了。整个的局面已经跟殖民时代不太一样了，所以不是一个声音，所以他是希望你改革的。你不改革了，那么中国的压力还在嘛，你怎么应付他？你跟洋人的关系又恶化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很焦虑，尤其是她想废光绪，洋人又不同意，这时候她很焦虑，这时候说义和团是打洋人的，民心可用。这时候没办法了，就倾向于向后转，找武器。我想进一步的变革武器不行了，那我只能向反动的方向去找，找武器对付洋人。尤其是他们说顽固派伪造了一个各国的诏书，说要让她退位，那更生气了。你们竟然还不让我… 许知远：那个诏书肯定是伪造的？ 张鸣：假的。 许知远：是高邑给她的？ 张鸣：不是高邑，就是载怡拿给她的，是伪造的。这更是生气了，所以这时候就属于死马当作活马医，其实她也不真的相信义和团，不是真的完全相信义和团。她是想试一试，让高邑这小子去看看，到底是真的假的。去验一验，高邑告诉她是真的，真的有法术，刀枪不入，真的厉害。后来发现不是，不是以后也没办法。 后来才发现不是的，发现不是也晚了，所以当时攻打使馆的时候她真是很矛盾，一方面攻打使馆，激动的时候让上炮。荣禄就比较有心眼，荣禄没让这个炮真打。 许知远：是。 张鸣：真打了还真麻烦，真就攻下来了，就假装打，有的时候她还让人家给使馆送西瓜什么的。蔬菜什么的，她本身就很矛盾，实际上她并不是真的完全相信。结果当然是北京城被攻破她也跑了，跑的一路很狼狈，最后终于明白了，说这玩意儿靠不住，洋人惹不起，真明白了。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改革。当然中间还有小插曲。比如说我觉得有两个事件挺好玩的，一个就是经济特科，本来经济特科是要征集改革人才，各省都推荐这种有洋务之才的人进行考试，结果考完了之后又有人进谗言，说这个改革有点像跟康梁有关系，你看第一名是梁士诒，梁头康尾。这个名字，康有为之主义嘛，梁头康尾，这人其心可知。她最恨的就是康梁这俩人，最恨了。所以她又整个把经济特科给废了。 人才后来都去了哪儿了？这些经济特科的前几名，梁士诒、杨度都是前几名的，都进了袁世凯的帐下，袁世凯是比较聪明的，都收了。一个“苏报案”，她没有得逞，实际上她是想把章太炎都杀掉的，结果人家只判了几年刑，租界给挡住了。再一个就是把沈荩给杖毙了，引起各国强烈的反弹，于是从此以后她对新闻界比较重视。 许知远：新闻界实际上从1903年的“苏报案”和这个事情之后出现的。 张鸣：对。逐渐就开放了，到出来了，就是新闻法就出来了。逐步的开放。西太后在学习中，在这种跟西方的碰撞中逐渐的越学越乖，包括改革也是。改革最大的契机是1904年的立宪。一开始人家说立宪嘛，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不立宪的沙俄，你看，而且是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刺激很大。不是像我们过去教科书上讲的，我们对日本人很痛恨，当时中国人一片欢呼，而且对这个立宪刺激很大的。实际上新政的进程跟整个世界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戊戌变法，实际是是满汉之争 许知远：当时满汉矛盾的问题呢？在1895年的时候，满汉矛盾还没有很严重。 张鸣：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其实新政最后没搞好就跟这个有关系。满汉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问题，但是以前是潜在的，统治者力图不让他彰显出来，比如说我尽量的笼络你，在形式上我跟你一样，满汉一体，而且我满人大部分跟你是隔绝的，我在满营里头，各地的住房也基本上都是在满城里头，一般不出来。所以我不让他直接成为像当年女真人，金朝或者元朝的蒙古人似的，跟你们混居，作为统治者架在你头上，我让你看不到。 许知远：中兴名臣。 张鸣：中兴名臣的崛起，汉人能臣用的很多，汉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这样使得大家看不到，满汉的问题不是太明显，没有那么明显。但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刚才我讲了，戊戌实际上当时就有人看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满汉之争。是满人把这个废了，满人相对要保守一点。到了新政时期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为什么？满人整体的政治势力在下降，政治智慧、政治能力也在下降。能人越来越少了。比如同光中兴的时候，还能出现像文祥这样的一些能人，满臣还可以的。但是后来已经出不了这样的人了。你看我们那个时候认为像端方这样的，像瑞澄，像辛亥革命逃跑的总督瑞澄这样的算是能臣了，都是满洲能臣。那桐，就是给清华题字的，这都是能臣。实际上我们讲，从后来看，他们都是三流的水平了。 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但是又不肯，不服气，觉得江山是我们打的。就不服气，西太后也刻意的想培养一个，李鸿章死后她想把荣禄培养出来，把荣禄培养成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但是恰恰荣禄是不行的，荣禄算是不错的，但是荣禄也是不行的。结果出来一个袁世凯。她根本培养不出来一个，她先后想做这个事，但是做不出来，她也就不做了。但是她把权利交给了一帮年轻亲贵，像载沣这种人，皇帝给了他儿子，让他来摄政，他才25岁，他没有任何的具体工作经验，没有在底下干过，一下子担子就给他了，一下子大权在握。我们不是开玩笑，说他仅仅是一个挂牌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她把能臣赶走了，她把袁世凯赶走了。袁世凯走之后她就死了，朝里没有能臣了。 当时就三个能臣，一个是张之洞，一个盛宣怀，一个袁世凯。盛宣怀已经外放到外面了，张之洞不久死了，袁世凯被赶走了，朝中实际已经没有什么，特牛的人已经没有了。她就是想收权，我把你汉人废了。 许知远：等于把几个柱子全都拆掉了。 张鸣：拆掉了，自己把柱子拆了，尤其是在拆袁世凯的柱子，她假借说先帝的遗愿，就是光绪的遗愿。光绪是不是有这样的遗愿现在根本查不到，反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收权。这个收权可能还好，她进一步收权就是我们讲她在立宪请愿中的收权。 立宪请愿是一个运动，各地实际上不太满意这个立宪老是需要九年，我要进一步走。因为这个立宪过程当中，在预备立宪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各地比较扩张的这些发达省份，马上就跟督抚发生了冲突，在很多问题上。因为这个等于是一个准议会，他们督抚又不是太明白，以前他的权利是很大的，突然间跑出一个议会来限制他，他好多事儿都不通过你，不跟你通过。完了我还上裁决，大家弄的很狼狈。 但是底下就想，我们进一步，干脆一步到位就算了，我们就变成省议会，他们就想资政院干脆就变成国会。就想进一步推，大家都在推。推的最厉的就是这些已经当议员的，省议员或者国家议员，就是资政院议员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大绅士，他们就是最明显的。比如像江苏省像张謇他们。江苏、浙江、湖南、湖北，还有就是直隶，都是非常厉害的，声势很大的。 许知远：他们这些领头的，最杰出的是什么，比如像你说的张謇、汤寿潜他们对整个的立宪也好，议会政治也好，看法还是出于一个非常幼稚的阶段吗？ 张鸣：相当幼稚，但是他至少还知道是议会制。 许知远：还是口号话的政治时代。 张鸣：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他说我可以同时跟你分权，而且他们议政，你也不能说，他对议会政治的看法是比较天真的，但是他们确实干事是比较认真的，比如他们真是议政的时候真是非常认真的，也很文明。真是很认真。他们真是在讨论事，不是说像我们想的是在作秀，真是讨论事，他们真的有点像议国政的感觉。而且他们也是想通过这个分权，我进一步跟你分享权利，你满人不行了，这是很明显的目标，你满人不行了。这也是看底下的议员像刚刚你讲的似的，西太后死后这个权威没有了，唯一的满人权威已经丧失掉了。你满人不行了。 许知远：而恰恰这个时候他们还收紧权威，这是最可怕的。 张鸣：收权，她不仅没有答应人家立宪，而且她还收权。 许知远：弄一个皇族内阁。 张鸣：对呀，她名义上说我是要立宪的，因为从把军机处变成内阁是一个进步嘛。但是你内阁不能搞皇族内阁呀。你搞皇族内阁大家就没指望了。因为人们眼睛看的还是行政权，那时候行政权是一种标志，虽然说立法权很重要，但是他们习惯性的还是认为，谁是大臣，谁是内阁大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下子人们就觉得很凉。而进一步收回路矿权，地方上说我这不管地方的矿办的好不好，那是我地方的权利，说不好听是我士绅的权利，你凭什么来收？你办得好也没有资格来收我。我的权利你还要收，我跟你分权利没有分成，你还要收我的？这事办砸了。 他们认为收权是普遍性的。就是比如他们清朝重建海军，重建海军那几艘最大的巡洋舰的舰长，满人都变成了。后来为什么海军去镇压辛亥革命，镇压武昌起义他们不干活呢？就是因为你收权收的，你让在颐和园办了一个满人的贵族海军学校，颐和园这个地方训练出来的海军能当舰长吗？一个小死水里头出来的人，但是他就真的当舰长了。收权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所以这个就麻烦了，得罪了大多数的官绅。 第一个，绅反了，包括大绅士，包括像汤化龙这样的，我都分析过了，你说汤化龙是湖北省的议长，是中国进士，留洋日本的大绅士。他能当议长的就是这个省第一号的绅士了。居然造反第二天他就闹了。你想，你造反这么容易啊。你可以想他心中的怒火是很满了。好多人都说干脆给你反了算了，包括请愿你不答应，我给你反了，一肚子火。汤寿潜这样的，非常平和的人，最后当都督了，张謇原来也是相当平和的，最后也从政。#p#分页标题#e# 汉人官僚没一个给慈禧殉节的，说明这个阶层反了 许知远：对，他看到武昌起义第一反应还要掉兵来镇压的。 张鸣：是，后来最后都反了，就绅士实际上已经反了，官已经都反了。官实际上至少他不会给你玩命了，我查过了，汉人官僚没有一个给她殉节的，没有玩儿命抵抗的。杀的都是误杀，像山西巡抚似的，稀里糊涂没怎么样一顿乱枪打过来打死了，其实他也不太清楚就死掉了。真没有殉节的。一个王朝的灭亡，后来遗老说清朝260年深恩厚泽，结果临覆灭的时候没人给她殉节，这说明什么问题？这个阶层实际上反了，对你极度不满意。所以革命党才有机会。 新政实际上没搞好。但是我们讲了，新政搞不好，他们这些士绅就没有力量制约他不犯错误，他们当时一旦请愿之后不答应就想我给你反了算了，我是玩不了了。当时外国记者他们也有一些采访，他们也有一些反应，他们的态度就是非常，这些大绅士就说，清朝太不行了，太不讲理了，我们就给他反了算了，虽然他们是说气话，其实如果革命党不点火，他们也不敢点火。但是革命党点了火，他就敢扇风。有人点了关键是，所以不是革命党有力量，整个辛亥革命革命党人其实没什么力量。最后袁世凯去二次革命，废三督，也无非就是三个省的都督嘛，其实没有多少力量。 许知远：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在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他们搞了一个小规模的东西被镇压以后，大家已经很少再谈论这件事情了，已经很平静了，大家没人觉得指望还出现这样的事情，徐党还怎么样了。 许知远：就是革命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张鸣：对，它很意外。之前的时候实际上没多少机会。你看虽然搞了10次革命，这10次多数都是在两广的边角。 许知远：边缘性范围，对。 张鸣：潮州就搞了两次。潮州在广东都是边远地区，何况对中国而言算啥？在镇南关那个地方搞，在武州那个地方搞，那算什么呀？说实在的，都是清朝根本就癣疥之地，搞成了都不行，何况你搞不成。比较信服一点的就是像徐锡麟，徐锡麟没搞起来，徐锡麟那哪是起义？满打满算就三个人，就是暗杀嘛，哪算起义呀。愣裹挟着那些学生往上冲，学生都不知道这是干嘛呢，都不知道。事先你也不动员动员，他动员都没做到。秋瑾是还没等发动秋瑾就被抓了。 安徽安庆那次起义还算不错，但是也就是趁着光绪…总算是还是拉了几个营的部队打出来了，最后也没搞成。那次算是核心一点的，就是一帮会党，会党实际上是一帮菜货，那清军撵着他们打，根本不行的。基本上起义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整个国家的主旋律是立宪，不是革命。大家都觉得我们是要立宪，就搞好就完了，那些是乱党。其实新军我都觉得是未必非起义不可的。包括那些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新军军官，到后来你说起来他们都是革命的，实际当时很难说。 他们都给他们官当了之后，他们都干得很好，他们都给清朝编了新军，都干得很好，你能说他是为，后来说都是为革命做准备，谁知道啊？而且你看包括武汉新军，武汉新军当时革命的时候，军官基本上没有参与的，军官几乎都是反动军官。实际上你给了我官当了之后，国家又比较稳定，我仕途又比较顺利，干嘛非要革命啊？我有病吗？ 如果清朝的立宪能达到辛亥革命以后他们宣布的那个程度，那你革命干嘛呢？啥都有了，你要民主有民主，要自由有自由，只有一个皇帝而已，除了这个皇帝剩下的都是一样的，那我干吗要革命呢？ 许知远：我们看这10年，从1901年在西安开始发表上谕要变革，到1911年这10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情绪的变化，比如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我们怎么分呢？ 张鸣：她显然是从开始到1905年这是一个筹备阶段，1905年预备新政这是一个阶段。 许知远：开始比较有朝气了？ 张鸣：对，很有朝气，1908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1908年以后又是一个阶段。 许知远：到1908年以后这段时间还是一段充满希望的。 张鸣：还有希望，但是只要她没有最后的，比如说搞皇族内阁，收回路矿权，这两个错误她再不犯，大家还觉得可以，事还是在做。 许知远：真正的幻灭就是1910年国会请愿之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幻灭？ 张鸣：对。大家那个时候就很绝望了。这个时候觉得没办法了，改不了了。 许知远：包括你说载沣他们，满族人他们自己的无能产生的，包括他们自身是不是有很强的一种身份交流，他们一小群满族人被这么大的汉族人包围起来，特别焦虑，越焦虑越要收回权利。 张鸣：对。我又自不量力，他们确实是不懂事。确实他们不太懂事儿，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政治历练，太年轻了。一帮全是二、三十岁的家伙，太年轻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而且你知道北京那个圈子的文化，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年青人都很牛，什么事都无所不能。现在北京那个毛病还在。 一说起来什么都能干成，实际上什么都不会干，就是这个问题。当然就会促成这样，一有事儿就麻爪了。全麻爪了，一下子派兵去镇压，他就没敢进入湖北，在信阳就败下来了。打个鬼仗啊，两万多部队还不亲自带上去，有不是说一百万大军还差不多。开玩笑嘛，所以说这就是没用，真是没用。 不是说北洋军指挥不了，就没去指挥。真是没用。另一方面实际上革命党的宣传，你别看他起义不管事，暗杀可能也不顶什么事，但是他的宣传还是顶事的。什么事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政权是个异族政权，不是跟我们一族的人当家，这就增加了这个当家者的执政难度，你稍微干不好那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你如果是一族的，那你干不好，你犯错误了，你是一时糊涂。如果不是一个族的呢？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说当时的皇族内阁能起这么大的反弹，也跟革命党的宣传有关系。 许知远：也是另一种民族主义的兴起。 张鸣：对，觉得你真是指望不上了，完了，真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 许知远：你看整个这10年越来越激进化，激进化的过程是？ 张鸣：激进化是革命以后的事。当然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激进化的改革，改变我用激进的方式… 许知远：包括种族化也是一个激进化的方式，就是找一种简单的方式解决一切。 张鸣：对，但其实说良心化，革命党人的排满力度还不是，他还是比较文明一点的，他没有说像他之前宣传的那样，非得食人肉，噙人皮那样的。 许知远：邹容那种。 张鸣：对，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没有，他还是挺文明的，能不杀尽量不杀。各地起义都是这样，除了西安。西安发生过一点比较算是成规模的屠杀，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基本上比较温和的。但是这个排满的问题，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的确也是由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满人做得不好，第二方面革命党宣传导致了人们觉得你确实不行，你之所以这样犯错误，就是因为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你不是想把中国办好，中国不是你的。就这个问题，大家很容易马上对他彻底失望。 盛宣怀就是个糊涂蛋 许知远：包括你怎么看康梁他们所谓的保皇党，在1908年皇上死了之后也没什么可保的了，他们在之后的三年那种变化是什么？ 张鸣：后来他们也被赦免了，他们可以出来了。他们在立宪请愿中是起很大作用的，立宪请愿如果没有他们掺和的话不至于。 许知远：等于是流亡的势力，流亡的势力孙文他们是一派。 张鸣：他们后来可以回来了，中国政治就是这样的，当事人走了，大家就没有什么冤仇了。 许知远：载沣赦免他们了。 张鸣：对，载沣赦免了，他们就可以回来了。他们回来以后立宪请愿实际上跟他们有关系，实际上尤其是梁启超。梁启超实际上参与了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梁启超起了很大作用，他实际上是参与的。 许知远：很多包括奏章、建议都是他写的。 张鸣：就是立宪的报告嘛，考察意见报告就是他的手笔，还有好多像立宪的时候一系列的文章，报纸上一系列的文章都是他写的。他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所谓从前的保皇党就是后来的立宪党。 许知远：包括整个的，因为现在重新看那10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力量还是非常大。 张鸣：相当大。 许知远：包括他们整个在价值上，道德上，包括实际力量上的。 张鸣：对呀，老百姓跟他们走。老百姓跟小绅士走，小绅士跟大绅士走。他不是直接跟朝廷走。所以只要他们变了，老百姓就无所谓了。老百姓不是跟着革命党走。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力量反制，比如说我让你别搞皇族内阁，他没有这个力量。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有一个力量反制他，那么朝廷不至于这么荒唐，可能事情就好办一些。 许知远：这个系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张鸣：没有，最后像资政院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也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就废了，没有这个功能。而且其实他们也不想做，所以很奇怪。因为时间也不够了，如果说他们有机会，因为那时候在休会期皇族内阁推出来，还没等再开会呢，辛亥革命就爆发了。爆发之后资政院再开会，已经把皇族内阁给废了，但是革命已经爆发了，都没戏了。 如果革命不爆发，资政院再开会，可能还是会把，他们会提案，把皇族内阁废了。因为既使是没有这个功能，他们也敢提。把它废了。这个时候如果有效力的话，那么革命可能还可以避免发生。但是时间不等了。 许知远：这其实跟当时的人的素质有最直接的关系。 张鸣：问题是你不知道革命党人什么时候发动啊。你革命党发动的时候，这帮人正好在火头上就掺和了，一掺和的话，清政府就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镇压。 许知远：收回路权的问题，盛宣怀当中起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 张鸣：盛宣怀是个经手人，这个人是个糊涂蛋，因为皇族内阁他是少数几个能进内阁的汉人，而大权在握。等于是说邮船部就等于是国家国有经济部。铁路交通和邮政，包括电信、电线。那时候是国有经济的大头。而且他还管矿产开发，也是个贪官，一涉及到国有经济，国有资产基本上都是他管。他当然权大了，满人就是想用一个懂经济的汉人来管这个事嘛。你满人不懂。当然他就踌躇满志，但实际上他这中干法恰恰是汉人最不高兴的，所以后来革命以后，皇族内阁弹劾他，他下台了。人家就要去抓他，把他抓起来，把他杀了，他后来是得到了英国大使馆的保护，把他送到了青岛去了，这才没死，要不然就被杀了。汉人把他恨死了。他在里面起了一个很不好的作用，但他其实是一个经手人而已。 许知远：所以收回路权的问题和皇族内阁是两个真正的导火索。激化了所有的矛盾。 张鸣：激化了所有的矛盾。路矿权的问题实际上好多人都不满意，但是真正反了的是四川人。四川已经反了，这已经是很危险了，就把四川逼反了，这已经很危险了。所以这至少是这些绅士不一定造反。但是如果有人造反他们是会顺应的。 许知远：包括怎么看待两种力量的赛跑，如果看当时很多描述，尤其是一些外国记者的描述，他们认为新政之后一个新中国已经开始诞生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精神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另一方面衰亡的速度也特别快。这等于是两个不同的中国在同时并存着，怎样理解这种？ 张鸣：内部这种腐朽的势力，比如满人是一个统治集团，是一个正在腐朽的统治集团，它是一个民族面目出现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实际上在衰亡。但是它的最高统治者又从这里出，实际上这是一个大隐患。你一个正在变革，正在有欣欣向荣面貌的中国不是他们的中国。但是他们的这个中国，这个腐朽的中国确是要从这里出最高统治者的，这两个东西的拉锯，最好的方式是让这个腐朽的烂掉，然后让新兴的势力强大到足以遏制它，这是最好的。但是他们俩实际上，这个新的力量没长到那个程度，居于中间力量的一些东西，比如像袁世凯，就已经被搞掉了。 许知远：因为他是沟通者。 张鸣：对。他其实可以站到这边来，如果他们都在的话，其实皇族内阁是搞不出来的，没戏，肯定没戏。但是他被搞掉了嘛，所以就麻烦了。所以这些基本的力量，中间的力量，没有力量去把他，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挡住，他们也不敢，比如说这帮人也不敢答应策划一个兵变或者搞一个什么，他没有力量去搞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会还没开呢，他又没法儿用体制的力量，就是开会去遏制一下你，都做不到。两个东西就，最后实际上是腐朽的力量把进步的力量给毁了，这个势头给毁了。 许知远：对，最明显的感觉是整个沟通机制全部消除。 张鸣：是。 许知远：然后上面开始自我封闭完成一些过程。 张鸣：他自己很自信的，觉得自己能把事办好，实际上你根本就不行了。后来一有事发生证明你根本就啥都不是。你根本没戏，各地的满人什么抵抗力抗过？基本上就是无条件缴械，你又不是没有枪，也不是没有炮。 许知远：包括载沣、载泽这些人他们在事后想过这段时间的问题吗？ 张鸣：好像没有回忆，载沣没有什么文字。 许知远：载泽他们都没有？ 张鸣：载泽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过。 许知远：所以好像… 张鸣：没有多少反思，估计也没有什么。 许知远：也不知道为什么。 张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完了。因为实际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到了那个时候，满人已经是一个相当被动，相当无奈的这样一个集团了。第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变革，第二他们确实是根深蒂固的反对变革。他们生怕变革以后，他们现在的这种地位会被损害，得过且过，我能过一天是一天。那时候我看谁的回忆录，就是跟梅兰芳在一起的？ 许知远：齐如山。 张鸣：齐如山的回忆录，他记录了这段，他也是旗人嘛，他跟满人一块混。他说八国联军来之前满人都在骂李鸿章，李鸿章是汉奸，都骂李鸿章是汉奸，说这小子是个大坏蛋，汉奸。结果八国联军一占领之后，一听说议和大臣是李鸿章，都非常高兴，天天盼着他来，天天盼他来。说你们当年怎么那么骂他，现在怎么又盼他来？他们说哎呀，这个事就得人家办呀。他不办就完了。这已经反映出他们的心态了，就是只要我能混过去就行，你们只要能让我混过去就，得过且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统治阶层，其中一些少年亲贵居然敢干这种事。 许知远：你记得赵文烈对曾国藩说的那些话吗？（按：赵文烈在1967年提出“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张鸣：我记得。 许知远：他说正好是50年嘛。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其实当时已经发生了。 张鸣：你想一个民族安享尊荣260年，什么都没经过，什么也不让他干，那基本上就是废掉了。完了这个集团又统治着这个中国，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隐患，中国变革的隐患在这儿。 许知远：可能… 张鸣：另一个问题，就是满汉问题，满汉问题一直有的。那个时候非常彰显、凸显。双方都不得劲。满人不得劲，汉人也不得劲。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答记者问 作者：谢志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13:33:56 阅读量：92次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如何看这个“钱学森之问”? 钱先生晚岁，对于大陆大学的现状，可以说近乎绝望，所以，才出现充满忧患情怀的“钱学森之问”。笔者注意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特别深奥难懂的“天问”，而是经过对大陆教育的“望闻问切”，做出的符合医理的高水准的“把脉”。其实，钱老先生，早就得出了答案，那就是，大陆的大学，没有一所按照创新的模式去办。 当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挂在嘴边时，其实，反映了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更反映了深切的失望。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更多的平常心。大陆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陲社区，而欧美处于国际学界的中心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八十年代滋长的学术沙龙和处于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主事者运用经济力量，安排课题和项目，事实上，高等学府的天平已经倾斜的很严重。加以合校、扩招、新校区的建设，宁静和寂寞的品行，已经离大学师生甚远。可以想见，失魂落魄的大学，能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 　 　2、为什么现在大学中难出大师? 本人作为普通的大学老师，从不否认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大学老师，真还担当不了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过错”。这里面的情形，与法院形成的冤案，法官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个普通的法官，可以左右“政法委”和“审委会”的法律生态吗? 现在的社会心理，极为有趣。大家非要如此不堪的高等学府，产生大师，岂不是强人所难?看来，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可以说，朝野上下都患上“大师综合症”。 大师的产生，需要“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综合作用。“大气候”指的是“礼崩乐坏”，没有“礼崩乐坏”的生态格局，大师怎么会应运而生?“小气候”指的是学者本人所具有的胸怀和抱负。改革的时代，其实就是“礼崩乐坏”，在笔者看来，大陆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学者斤斤计较于职称、会长，挂念的只是课题、项目、经费、基地这些玩意儿，也就是说，大陆学者普遍萦怀的，还只是“小康”的物质条件，连寂寞和宁静的学术境界，都理解不了，那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和鄙俗市侩两条绳索，在遥控着大陆学者的身心，使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奢谈，阻碍着学者的自由成长。如果，泛泛而谈，大家都认为应该减少行政管理，其实，仔细观察身边，与行政权力的勾兑，还是很多老师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所冀望的大学，最好是无为而治，当然，这对目前的大潮来说，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师的地位，和教练类似，教练成功的地方，在于可以培养世界冠军，没有人特别在意，教练本人是否冠军。无论在那里，一流学者都是少数。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学友的思想，温暖学友的心灵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大陆的学府，固然需要一流老师，更需要好老师。 　 　3、现在为什么出不了蔡元培那样能够大力推动改革的教育家? 大陆有很多无趣且无奈的事情，所谓的教改，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也可以说，大学师生痛恨的事情，在既有的生态格局中，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而主事者所推动的“教改”，几乎每一回，只不过增加了一件新的令人痛恨的事情而已。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态格局中，按照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说法，大势已去。 教育家进行改革的空间，不要说没有办法和蔡元培先生所处的环境相提并论，说实在的，就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要差得很远。八十年代可以出现蔡元培式的校长，不是偶然的。当时，大陆的大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艰难走出，主事者面对千头万绪，具有宽容、宽松、宽厚的态度，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担当起了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当代大陆大学，已经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加以接近板结的大学结构，大气候和小气候叠压，都使得教育改革家的空间，实在有限。 笔者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的消息时，仅仅兴奋了五分钟，接着不免为朱清时先生担忧。一所号称“新型”的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现职官员，不得不成立党委会，光是这两条，就决定了出生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死掉。 一直在高声大嗓呼喊教育改革，既然是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而制度特别矫情，也特别板结的地方，可以说，令人万分沮丧。但，也不是说，只能保持糟糕的状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所进行的改革，笔者比较看好。 朱清时先生，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朱先生不大具有“生存智慧”。说实在的，朱先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原生态地面对教育部评估专家，已经令主事者愤恨不已。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理的大学，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教育部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遴选朱清时先生出山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人情世故的国度，注定是个悲剧。 　 　4、您觉得大学应如何改革?

  作为思想启蒙者，言论尽可激烈、出格，尽可非主流，太主流的话根本没人理你，如果非主流到一定境界，甚至反倒可能被捧作名士。但若论及政治操作，在言论上就须谨小慎微，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授人以柄，众叛亲离。   我的老婆是毛左   文/迦南(北斗特约撰稿人)   今天下午正在公司读张鸣先生的《再说戊戌变法》一书，恰好看见一校内好友的状态，大意是如果真出什么事的话就该让精英冲在前面，让老百姓躲在后面。当时就觉得无法认同，于是随手写了条状态，权作表明个人对此的看法，该状态原文如下： “ 又见有人说出事了要让精英冲在前面，老百姓躲在后面。我就蛋疼了，你当人家精英傻啊？你让福泽谕吉去扛枪倒幕？你让梁启超去砍北洋新军？没那个本事扛旗那你就是扛枪的命啊。谁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来着。” 要是预见到这条不经意的状态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困扰，我肯定不写了。 是这么一回事，我刚下班回家，李公子便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吵架，主题围绕着那条状态，大意是指责我凭什么看不起扛枪的，精英有什么可优越的，云云。我自然不服，据理力争，就这个问题吵了近2个小时，整个争论过程我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理性与风度，态度温和，语气自然，神情儒雅。反观李公子，全程一副恨不得把我杀了的表情，眼神里写满了“去死吧，阶级敌人”“傻逼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 吵到刚才，李公子撂下一句话：“哼！我今晚不做饭啦！”我当时就恐慌了，顿时钱谦益、郭沫若附体，骨子里包藏的缩卵文人的因子瞬间就爆发了。于是决定写下这篇文章，阐述本人对上述相关问题的理解。以期得到李公子的谅解。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我写下那条状态时的语境，那位校内好友的状态其实是指向于建嵘等（还有谁我想不起来了）知识分子的，所以我在当时语境下所理解及阐述的“精英”仅局限于知识精英，这从我举的栗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其实也能窥得一二。 其次，也有其他人转发我状态时将其理解为与国共或者革命相关的事，其实我本意并非如此。扛旗和扛枪只不过是兴手拈来的类比而已，我想说的其实是思想启蒙（我知道这个说法大概又要引起一些人反感，且其内涵过于狭义，但鉴于我一时还想不到更好的说法，就暂且如此吧，还请从相对广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及政治操作的关系。 关于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的关系问题，我近日确有些思考，当然都不是原创的，完全基于张鸣先生在《再说戊戌变法》一书中的解读。 在张鸣先生看来，康梁的一大悲剧就在于“身兼二任”，即，同时承担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两项任务。限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甲午刚败给所谓的“区区三岛倭奴”，“同光中兴”的幻象被打破了，相当一部分士人认为国家法制典章若再不行突变，就要彻底完蛋啦），维新实际上是仓促启动的。纵然康有为等在万木草堂时便常怀改变中国之志，但直至甲午惨败之前，西学（尤其西政、西史及西法典章等社科领域）在士人中其实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李提摩太编译的西学书籍在甲午之前销量低迷，曾国藩捣鼓了半天，士人还是对送幼童留洋颇怀忌惮。强学会创设之初，欲求一世界地图而不可得，后还是托人自上海带来一份，会中诸人视同拱璧。此时距曾国藩上疏学习洋务已过三十余年，实为讽刺。士人之中尚且如此，毋论底层百姓了。 在此情况下，康梁就被历史及命运推上了身兼二任的悲催位置。一面，士林中对西学的渴求陡然大增，士人都急盼着了解我大清缘何败于日本这撮尔小国，这便使得康梁这些先觉之士不可避免地要做些思想启蒙的工作（虽然当时康梁对西学的了解还比较粗疏，但放在颇似井底之蛙的传统士人面前，已然是先知了）。另一方面，下至寒士，上至疆臣皇帝，都顿生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即便是公认的顽固派大臣徐桐，亦觉得须在政治上行些变革了。加上康有为骨子里颇带点传统士人“好为帝师”的秉性，参与政治操作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无论古今，思想主张及政治操作是全然不同的两码事，应是公认之理，但说起来很容易，具体操作起来就颇不简单。当然，我们大可举出一些个例说明有些天赋异禀的人确有身兼二任的能力与魄力，但须注意到，这终究是个例，是少数。即便是这些天赋异禀之人，亦晓得政治操作须有许多顾忌，而不可尽如思想启蒙那般肆无忌惮，语惊四座。精明如毛泽东者亦不敢在米帝考察团前将中共的思想主张和盘托出，这才给了部分米国人一个“中共非俄式共产主义政党，而颇似社会民主党”的印象，这便是晓得思想主张与政治操作之分别的体现。     因此，一些成功的政治变革中，思想启蒙者及政治操作者常由不同人担任。譬如明治维新中，既有像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亦有如大久保利通及木户允孝之流的政治操作者。究其原因，诚如张鸣先生所言：“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而这两项任务本身是有冲突的，不应该其实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 而康梁在政治上显然是不成熟的，其在政治实践中值得诟病之处实在太多了，而且多为职业政治家不太可能犯的低级错误。譬如洋务派本是该团结的对象，在维新初起时，仍掌握着地方大权的洋务派本是颇认同其主张的，李鸿章甚至主动要求捐资入会（强学会）。但康梁则因文人固有的精神洁癖及失败的政治操作等原因，将其越推越远。但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康梁身兼二任的同时，未能区分思想主张及政治操作的界限，时常混淆之，而在外人看来，也不甚清晰。这也吓跑了一些包括洋务派在内的可团结的力量。具体是如何吓跑的呢，下面详述。 作为思想启蒙者，言论尽可激烈、出格，尽可非主流，太主流的话根本没人理你，如果非主流到一定境界，甚至反倒可能被捧作名士。但若论及政治操作，在言论上就须谨小慎微，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授人以柄，众叛亲离。 正因为康梁同时处于思想启蒙者及政治操作者之位置，本就让人不可避免地将其思想主张混淆作其施政纲领。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了，康梁的很多言论自然就被保守者归入“无父无君”的范畴了。其实，“无父无君”的话若从一个报人或者纯文人口中说出，倒也没什么，至少不至于引得举国哗然。但若从一个政治操作者口中说出，即便言者的本意无非是对主观理想的表达，但在闻者看来，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成为言者日后的施政纲领。甚至梁启超在私下对学生所述之语，也成为被上纲上线的罪证，康梁在私下的言论自然是“言之未尝有讳也”，但诚如梁本人后来所回忆的：“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有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说句今天诸君耳熟能详的话：“这样的人要是上了台，那还了得！”所以康梁终究是“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家。” 结合今日事看来，张鸣先生的这种说法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譬如尚囚于锦州监狱的某先生，只因当年“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而遭诟病二十余年，其实此话在当年自某先生口中说出时，并未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因为这在当初不过是其作为学者的一家之言罢了。可自从这位先生参与政治之后，这话在公众面前的分量可就全然不同了。何也？言论的性质转变了。该话已从一名非主流学者的非主流言论被断章取义地转变为其政治纲领了。如此一来，焉得不天下大哗。人们自然担心：“这样的人要是上了台，那还了得，还不得把中国给卖了？” 就我个人看来，其实这是多虑了。首先，某先生上台的可能性很小，就如康梁一样，不具备政治操作手腕的理想主义者，很难在政治运动中站到最后。退一万步说，该先生机缘巧合地上了台，那么也不必担心。何也，作为学者的某先生和作为政治家的某先生岂能一样？我们今日何以将国家主席视作一个国家机构，而非个人，诚缘于此。况且，政治得势显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在该先生所希望构建的政治框架中，即便是得势者亦要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与分权。把该先生上台当作“君临天下”一般可怖之事的人，在政治上未免过于幼稚。若真是露出几分要把中国卖了的愿望，恐怕屁股下的大位还没坐热乎呢就得走人了。 所以，在变革时代中渴望作为的人要清楚自身的定位，是思想启蒙者呢？还是政治操作者？思想启蒙者扛旗，政治操作者扛枪。旗不是每个人都扛得的，难道一届白丁能担起思想启蒙之重担吗？同理，枪亦不是每个人都扛得的，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有道德洁癖的文人是玩不转政治的。扛旗的就踏踏实实地扛旗，别瞎指挥枪，扛枪的就老老实实地扛枪，别动不动就想自己造个旗来扛。但偏就有这样的人，本该扛旗的想扛枪，本该扛枪的想扛旗，对于这些人，我只有一句话：“你没那本事，那玩意你真未必扛得动。”想换个东西扛当然可以，但是前提是得有那本事，落在实处便是康梁得学会些政治手腕，袁项城也得多读些书。启蒙者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是不行的，政治家、运动家不搞手腕、太理想主义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说：“没那个本事扛旗那你就是扛枪的命啊。谁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来着。”这虽是一时激烈的想法，但私以为并非无因之语，如果说要补充完整的话，那么后面还有这么一句：“没那个本事扛枪那你就是扛旗的命啊。谁让你自小只晓得窝屋里读书来着。” 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 毋羡人长，毋炫己短。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