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雪松: 北大才子PK茅于轼:我也来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茅于轼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我也写一篇,PK一下吧 。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命题,因为毛泽东所居的,不是一个坛,而是两个。一个是神坛,一个是魔坛,自然而然就有两派人聚在两个坛下,革命斗士和民主斗士最后都成了魔神坛斗士,为毛泽东究竟是神还是魔争论不休。 所以,在讨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就“讨论”这个话题首先讨论一番。我认为,最要紧的一点,是在讨论中一定要讲逻辑。 一是不能因人废言,要避开对历史人物个人品质的讨论,而重点看他提出的思想,坚持的路线, 你 不能说因为牛顿爱财,万有引力就不存在了;不能说因为居里夫人是荡妇,镭这种元素就不存在了。而现在一些人要批驳马克思列宁主义,连一页书都不愿意看,就 去说马克思有私生子,列宁有梅毒,照此逻辑,因为伏尔泰是被包养的二爷,自由就是错的;卢梭是扔了五个孩子,民主就是错的;华盛顿家里养了一堆奴隶,独立 就是错的。这就是不讲逻辑了。 二 是要讲因果联系,而不能单就个别历史事件得出“后此谬误”。因为人文社科领域和自然科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可能做到单一变量实验,影响历史进程的因 素一定是多元的。如果一味鼓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就是把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混为一谈了,试想,决定因素居然不计其数,你又如何单纯从实 践中分析各个因素的权重?最后的结果,一定只能夸大或者缩小某一个因素的影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三 是要把握历史大势,舍弃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等诸般历史细节。很多人抱怨史书不实,这是就王侯将相史来说的,比如说,毛泽东的儿子怎么死的?说不清楚。蒋介 石的儿子的父亲是谁?说不清楚。但历史的大势是无比清晰的,1911年辛亥革命了,1949年国民党跑路了,这些都是掩盖不了的。而这些实际上比那么说不 清楚的东西重要的多。 以下进入正题。 世 界潮流,浩浩荡荡。流到中国近现代史,有三个根本主题: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而这三者的催化剂,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这 个条约要求,中国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9.8亿两,加上地方赔款,中国要掏出10亿两白银,相当于12年财政收入。而中国当时的财政收入,已经是在支付 马关赔款和重整武装的情况下超负荷运行了。基本上来说,《辛丑条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 最傻逼的国家有三个: 一 是俄国,与中国接壤,等于抱着一个提款机,随时可以来拿,根本不用伙同一拨外地人过来抢银行;二和三是英国、法国,经略中国多年,既得利益是相当清晰的, 等于是叫人来砸自己的场子。把中国弄死了,对他们都没好处。但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下,八国联军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英德要展开军备竞赛,争霸欧洲,没钱不 行;法国要报仇雪恨,没钱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强自居,蓄势待发,没钱不行;俄国、奥匈帝国日落西山,矛盾丛生,没钱更不行。 基本上是一群想钱想疯了的主,逼中国签了一个抢钱条约。 只有一个明眼人,那就是美国,已经看透了《辛丑条约》一签,中国必然爆发革命,大清国必然灭亡,于是把自己份额不多的赔款用来开办学校,笼络人心,力争在革命洗牌后接手最大的一块蛋糕。未曾想到,这所学校果然在百年后成为中国的主宰,这是后话。 《辛丑条约》一签,中国的三个主题: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便完全显现出来了。 首 先是在个人上,列强向中国索赔10亿两白银,而中国财政已无余钱,于是所有的赔款都是税收的增量,而满清的政治腐败程度远甚当下,征税效率极低,列强要 10亿两,老百姓很可能就要交20—30亿两,因为中饱私囊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清廷想的办法是把钱摊到各个省去,让他们看着办,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保证从 省到中央这个环节不至于再有大的截留。世界列强的民主自由基本上都是征税征出来的,从英国到美国、法国,莫不如此,庚子赔款的巨税一征,官民矛盾必然激 化,这种矛盾通过单纯的,旧式的改朝换代已经解决不了,因为这不是说某个皇帝好坏的问题,而是说皇帝这玩意儿本身就有问题。 其 次是在民族层面上,一方面是满汉的民族矛盾开始激化,因为多民族国家就好比两口子过日子,有钱的时候,其乐融融什么都好说,一旦没钱了,吵架拌嘴马上就成 了家常便饭,孙中山等革命势力与洪门天地会这些反清复明势力迅速合流,喊出“驱逐鞑虏”深得民心;另一方面,满清痛感军事无能已 沦为列强ATM取款机 , 表示很不甘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练兵计划,准备编练36个师(那时候叫“镇”)的新军,这支新军一旦练成,单就陆军而言,已经追英赶美了。 于 是,就牵出了国家现代化的话题。无论是支付赔款还是编练新军,无不加重满清政府财政的负担,满清的财政崩溃已成必然。而如之前有篇文章曾经指出,一切行政 行为归根到底都是财政行为,财政崩溃也就意味着政府崩溃,政权瓦解。清末新政带来的不是复兴,而是亡国。因为中国最大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了:旧式的东方专 制主义农业国家,特点在于人口庞大条件下的高产值、高消费、低积累。因为GDP构成上以农业为主,农业上又以口粮为主,经济剩余微乎其微,而这点微量的剩 余,在接受西方列强的盘剥之后,是不可能用来支撑现代的军队的。 这样,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因为没有现代化,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其强大的国防军,没有强大的国防军,就筹集 不 到启动现代化的原始积累,筹集不到启动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中国就要继续沦为列强ATM,中国继续沦为列强ATM,中国人民的负担便会与日俱增。顺着这样的 轨迹,中国爆发革命,是时间问题,而最后产生的革命之子,便是这三种共同意志的代表。甚至于,我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只要不解决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 现代化这三个问题,革命就会继续发生。 辛 亥革命一声枪响,爱新觉罗下台,但这是问题的开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了美国的体制,各省享有巨大的自治权力,中央实行总统制,立法采取代议制,颇有 蹒跚学步的感觉。而且,中国这个学生是个很好学的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美国的体制,还有南北战争。南方革命省与北方北洋省的矛盾随着宋教仁的身死而彻底爆 发,南方革命省兴师北伐,很快便被北洋军按倒。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已经建立了美式体制的雏形,若无二次革命,将走向民主共和。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因为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方还是孙中山的南方,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建立起对军队的制约。一般认为,民主要把政府装进笼子里,但实际上,第一步 是要把军队装进笼子里。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命题,革命之子必须解决好制约军队这个问题。 孙中山对南方军阀本无约束力,袁世凯称帝后很快就对北方军阀也失去了约束,最后,护国军起,袁世凯亡,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之中。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孙中山送去了列宁主义:用革命党来约束军队,以文制武,以党制军。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是必须另起炉灶的。于是,风云起,山河动,黄埔建军声势雄,国民革命军诞生了, 这是中国上下五千年以来第一支不向个人或家族效忠的军队,而是向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宣誓。 革 命一旦正式地向旧世界宣战,那就是巴黎能够战胜法兰西,法兰西能够战胜欧罗巴,当蒋介石挥师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有10万人,吴佩孚有30万人,孙传芳 有20万人,但到了战场上,旧时代军阀战争的英雄们被乳臭未干的学生军打的一溃千里。直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这 个政变是否反革命,这里不争论。关键在于,孙中山由于实力不足,又急于建党立军,于是把两项工作都外包给了共产党:建党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建军主要依靠 苏联共产党。于是,随着革命的推进,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矛盾迟早要爆发出来:共产党控制了国民党的大多数基层组织,但有党无军;蒋介石党内资历本就不深,有 军无党。于是,万般无奈,只能以军清党,好不容易往笼子里面赶的军队,又被放了出来。从而,出现了军事北伐,政治南伐,阎锡山、张学良等旧军阀纷纷入党, 绕了一圈,重回原点:黄埔系取代北洋系,蒋校长取代袁都统,阎主席取代了阎督军,张少帅取代了张大帅,青天白日满地红取代了红黄蓝白黑五色,别的呢?一切 如故。而在另一边,被革出革命门的共产党重新建军,这时候,主角可以出场了,毛泽东彻底强化了以党治军的政治原则,明确了“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 党”, 把军队装进笼子,这个历史任务最终是毛泽东解决的。 蒋介石集团在形式统一后,并不是毫无作为,在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上都有所建树,但有一个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那就是筹集资金启动现代化进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依然是一个硕大的ATM。 而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核心的一点在于建立一个能够把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起来的体制。 但 是,蒋介石集团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对国家的控制力不足。从三个维度上看,这种不足都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域上,只能控制东南个别省份,对军阀控制区基本不 能控制,对少数民族区完全不能控制,即便在东南省份,对广大山区、红军根据地、游击区、列强租界等,也是完全不能控制;二是在深度上,随着 “四&#·一二”清党,国民党在县一级的党部被摧毁大半,更遑论乡、村,实际上,国民党成了一个浮在中国表面上的政党,而要在一个农业国家调集经 济剩余推进现代化,对农村的控制是关键的关键;三是在广度上,国民党虽然模仿苏共体制,并由中共帮助建党,但在对国家的控制上,只能控制一部分军事,即黄 埔系的中央军,一部分政治,即忠于蒋介石的部分官僚,对于胡汉民、汪精卫等派人马完全不能控制,在经济上则是基本失控,甚至连宋、孔等亲缘家族掌控的名义 上的央企都无法控制。此外,还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腐败食利阶级,把有限的经济剩余全部消耗在奢侈性消费或者转移海外上。 虽 然在当时的国统区,反对国民党的声音基本上只有两种,一要抗日,二要民主,但归结起来,这些实际上都必须以现代化为后盾。这时候,另一个事件让共产党误打 误撞的掌握了现代化的关键。共产党在城市发动的暴动全部归于失败,武装进攻城市的计划也完全被打败,于是,毛泽东带着主角光环转进农村,农村包围城市,不 仅仅是军事的、革命的策略,也是一场对共产党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教育。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而红军则是在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扎根,共产党学会了 怎样从贫穷的农村筹集资金而不激起农民的愤怒,他们居然在江西的根据地里建起了工厂,这表明,在中国推进现代化,首先的工业化是完全可行的。并且,他们把 政权建到了村上,建立了政府对农村的完全控制,这在狭小地域内无足轻重,但一旦取得全国政权还保持着这种对农村的控制力,一个庞大国家,无论多么贫穷,所 能集中的资源总量依然是恐怖的。 前 些日子,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工作后,单位那些老大姐要给我介绍对象,靠谱吗?”这时候,我就跟他讲了蒋介石的故事。这些老大姐一般来说,都是想用一段 姻缘换两桩人情,所以,总是给人介绍最剩的,结果可想而知,成事总是很少。蒋介石的思路,就是大姐的思路,总是想用一次战役,弄掉两派敌人,都把共产党的 军队折磨到陕北半死不活了,还要逼张学良出手,是为“驱虎吞狼”之计。但要“驱虎吞狼”有个必要条件,就是虎有不得不吞狼的理由,要么是有深仇大恨,要么 有实在的好处,但张学良和共产党之间,除了张作霖杀过李大钊外,属于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这种类型,结果,“驱虎吞狼”最后成了“搬石砸脚”,这也是必然的。 然 后,就到了卢沟桥的那一枪了。曾经有人也问过我,书读半本,不懂装懂,半桶水跑出来装逼有什么后果,我就跟他讲了日本的故事。在近代史上,日本属于装逼被 雷劈的典型。由于被列强欺负多年,日本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是认为实力决定一切,枪在手跟我走,抢你粮日你娘,烧你寨干你妹,可以为所欲为。虽然甲午战 争后三国干涉还辽已经给他敲了警钟,但后来,他发现,日俄战争打沙俄,一次大战打德国,十月革命打苏俄,西方列强不仅没有说啥,还一致叫好,纷纷表示精神 鼓励。他就觉得是因为自己强大了,就可以想干嘛干嘛了。有些人,虽然心地善良,但由于是在过于善良,一直不愿意告诉日本真相:西方之所以支持日本,并不是 因为他强大,而是因为他不强大。他们不怕日本变强,倒是怕俄国、德国变强。被人当枪使,还使得很有成就感,日本就是这样被人卖了还数钱数得津津有味的。 但 是,等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西方各国都看不下去了,留着中国,就是个永恒的ATM,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中捞钱,而现在日本想独吞,婶可忍叔不可忍。等 到南京大屠杀一出,全世界基本上都看不下去了——就算看得下去的,也得在选民面前装圣女,装看不下去,而日本还很陶醉:你看,全世界都骂我,他们这是羡慕 嫉妒恨,羡慕嫉妒恨。 主角哥一看日本人来了,很淡定的躲进窑洞里,花了很久才写成一本小册子——《论持久战》。之所以花那么久的时间,是因为主角哥用的是毛笔。很多人望文生义的以为蒋百里和蒋介石在主角之前提过持久战,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这本书的给力之处在于,把游击战的意义凸显出来了。 毛泽东很清楚,中日战争虽然是日本以强凌弱的战争,同时在世界上,则是日本以小博大。轴心国的胜机在于通过先手的进攻,在同盟国反应过来以前占领大片区域,并把占领区内的人、地、财、物等资源转变为正向的战力,达到以战养战,越战越强的效果。 而游击战则是直接命中这个要害的。通过在敌占区的广泛的军事动员,使得日本不仅不能把占领区的资源投入战争,甚至于不得不消耗军力用于后防的“扫荡”。 这样,占领区对日本的作用就从正向转为负向,占领的土地不仅提供不了战力,反而转变为巨大的负担。所以, 游击战的威力不在于“击”,而在于“游”。 当 然,这是1941年之前的情形。到了1941年以后,国共两方的目的都很明确了,那就是坐等美国人、苏联人腾出手来踢日本人的屁股。我一直认为,现在有些 人煞有介事的争论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才是打败日本的核心力量,这些人应该担心的是,尼米兹和华西列夫斯基晚上会不会来找你。 我 读到过一本人民大学编的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科书(主编名叫李景治,在人大国政系地位显赫,因为和手下张鸣吵架闻名全国),里面在论证二战后法国、意大利的共 产党向政府缴枪的合理性。论证方法是这样的,指出来,法共手里有多少人枪,意共手里有多少人枪,并指出政府手里有多少人枪,大致的比例是1:2— 1:3,得出结论,打是肯定打不赢的,不如交了枪到议会里做官。我觉得,编书的肯定不知道中国有个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的胜负手不在于军,而在于党。 战 前的兵力比是1:4,但中共的1都是可以投入运动战的野战兵团,而国民党的4则有一半要消耗在防御上。原因如同前文所述,中共以党制军,党不依靠正规军 队,单纯依托党群组织就可以实现对后方的控制,并实现战争动员,将物资投入前线战场。而国民党则是以军清党,造成的结果就是,政党松散无力,政权腐败无 能,特别是面对共产党对国统区的渗透和发动,离开了完整的政党体系,单纯依靠几个秘密警察组织,对于城市尚难控制,遑论乡村。同时,地方利益集团在国民党 政权框架内势力极大,一地的失守就意味着一地乡绅利益不保,这些既得利益者便会发动一切政治资源向政权发难,问责之声不绝于耳。于是,虽然有兵力总量上的 优势,却只能处处设防。这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个人军事能力上的差距,而是国共两党基于不同历史发展道路所形成的政治结果的制约使然。 国 共两党的差别,归结起来,就是共产党虽然扎根于农村,基层党员基本都是工农兵,但仍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组织,用西方化的思维在思考。而国民党虽然占据着 城市,绝大多数高官都有西方留学背景,但就整体而言,国民党是在用中国传统政治的方式进行统治。而中国近代史无非是表明了,东方的传统政治体制在军事动员 上相对于西方政体是多么的落后。 另 外,西方式的思维还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即使是最底层的人民,无论是贫农还是包身工,无论看起来多么的低贱,他们仍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虽然他们耻于开 口羞于开口甚至不敢开口,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思想,更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有的利益诉求。国民党只不过把这些人当做一种完全的物质意义 上的存在:需要军费,就把税预征N年;需要兵源,就直接下乡抓壮丁。至于各级官员,更是觉得,这些人的存在,无非就是为了拉车、洗地、掏粪。但是,共产党 却明白,只要把这些人当做人,他们能干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你们要粮食,我就给你们粮食;你们要土地,我就给你们土地;然后,当你们这些贱民自己都觉得 得到的实在太多了,再也想不出还能再要点什么的时候,我还告诉你,你不是低三下四的贱民,你还应该得到平等,你本来就是响当当的公民;我还告诉你,你不是 卑贱粗鄙的贱民,你还应该得到尊严,你本来就是顶天立地的劳动者。然后,你问我是谁,我觉得,跟你解释什么马克思主义太复杂了,跟你说什么共产党你甚至连 什么是党都搞不明白,于是,我告诉你,跟着毛主席就对了。我又问了一句,假如蒋介石回来了,你还愿意回到过去,做一个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屁民吗?没有人愿 意,这时候,只需要给你一个炸药包,你就敢把这个世界炸的粉碎。 董 存瑞的故事放了一遍又一遍,我觉得,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贪官污吏们都是知道的。他们觉得这是洗脑的结果,但是,我要说,这不是洗脑,这是启蒙,一个人,究竟 要怀着对旧世界旧制度旧官僚多么巨大的仇恨;统治者,究竟要做多少的罪孽,才能让一个人,宁可把自己炸的粉碎,只为了抓你垫背。 我认为,和神马《第一书记》之类的神片比起来,1955年出品的黑白电影《董存瑞》才是最好的廉政教育电影: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权利是流了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才换来的,如果谁胆敢把它夺走,人民并不介意再流一些共产党人的鲜血。 人性是一种很奇怪的存在。比如说,有8个壮汉把1个弱女子压在地上@#¥%,射的满脸都是。有一个男子提裤子走人之余,觉得于心不忍,丢下纸巾一张,说了声:“喂,擦擦吧。”女子从此便感恩戴德,此情绵绵,至今未绝。这张纸巾,就是清华大学。   时光荏苒,该女子后来交了个男友,男友不仅给买了车,每年还给10万零花钱,以至于此女把这10万元视为既定的收入,用这笔钱按揭买房。结果10年过后, 两人吵了架,男友一怒之下,决定从此之后再也不给零花钱了。但是,女子的按揭已经办上了,眼看银行就要来收房,只能忍饥挨饿,砸锅卖铁交按揭款,饿得皮包 骨头,从此对男的恨得痒痒。此恨连连,至今未绝。这个男友,就是苏联。 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再还给你一点,这就是德;一直给你不属于你的东西,再收回一点,这就是恨。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日常生活,都需切记,切记。 进 入正题。要解读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抓住了中苏关系史,也就抓住了解答的钥匙。中苏结盟的背景,首先是出于民族独立考虑的。当毛泽东 宣布独立建国的时候,铁幕已经落下,支配国际政治的,是一种“冷战思维”,也就是说,非此即彼,非苏即美,非友即敌。墨西哥前总统有句名言:“可怜的墨西 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却这么近”,中国是同样可怜的,离美国那么远,离苏联那么近,倒向美国,必死无疑,更何况,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一再设法否认,中国 革命实际上与苏联的援助是紧密联系的,从建党之初的党费到解放战争的东北野战军装备,苏援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谁要是再否认这点,小心范汉杰晚上来找你。 另外,中共的党务干部实际上是熟读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长大的,革命胜利后如果亲美反苏,中共内部发生分裂几乎是必然的。于是,毛泽东的“一 边倒”尽管有十二分的不情愿,却是不得不倒。 在 “一边倒”的基础上,朝鲜战争就再清楚不过了。中国共产党人很清楚长征途中有多少军阀被红军毁掉,红军打到哪里,中央军就跟到哪里,中央军跟到哪里,就把 南京政权的统治带到哪里。现在美国兵临鸭绿江了,朝苏边界是那么的短,中朝边界是那么的长,对于东方阵营而言,美韩带来的麻烦是必须解决的,否则中朝边境 成为冷战前线,那么中国的民族独立也就难以根本保证,因为苏联势必要在鸭绿江边屯兵防范——既然你自己承认你搞不定美韩军,也就说你守不住你的边境,那么 就只能我替你来守。这样, 中国就有沦为第二个波兰的危险。第二条出路就是中国咬定这个麻烦自己能够解决,那么就出兵朝鲜,左手要枪要炮,右手捞名捞利,名利双收,一举两得。 万 幸中国打赢了,然后苏联便铁了心的武装中国,因为当时西方已经结成阵营,北大西洋公约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工业大国联合起来,莫斯科深知,以波 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这些货色,是断难与美国的这些同盟相提并论的,而就资源禀赋而言,苏联有资源无人力,中国最丰富的恰恰就是劳动力。一旦苏联的物力与 中国的人力联合起来,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无异于一场噩梦。 一般而言, 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最大瓶颈在于重工业,因为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资金紧缺,而重工业的资金周转很慢,投资回收很长,同时后发国家技术又很落后,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发展重工业是划不来的。 但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完善的重工业,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 而 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白送了156个重工业项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中国拉进了工业国家。而且,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在精神上巩固了共产党 统治的合法性,当中国是民国的时候,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一旦挂上了共和国的招牌,不出十年,汽车也能造了,飞机也能造了,给人一种中共很给力的感觉;二是 在物质上,随着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中共自己缔造的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很快被执政党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原来共产党一直因为扎根农村,自觉底气不足,现 在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了。 但是,苏联最大的天真就在于,既然中国有了重工业,有了经济上的自我发展能力,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老大哥呢?既然莫斯科一贯的以共产世界的罗马自居,而那个名叫铁托的男人已经把贝尔格莱德树成了共产主义的威登堡,扬起了反旗,那么,毛泽东并不介意让自己成为红色的加尔文。 雪松 评: 不论作者的价值取向如何,这篇文章把从鸦片战争到1965年左右相对客观的分析出来了。 标签: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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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史上最凶残的文字狱

                                                    史上最凶残的文字狱 张鸣 究。几个关碍的文字,就等于一次起义造反大案。人家就是这样横,你有什么办法?于是,江南的士人,就因为一本小小的明史,遭人排头砍去,这么多人头落了地。更恶劣的是,那个打小报告的吴之荣,不仅得到了庄家的全部财产,而且官复原职,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四品大员,都察院的高官。开了一个鼓励告诘,即背后告密的头,从此士大夫人人自危,道德大坏。 的确,像某些清史专家讲的,清朝的皇帝,跟最近的明朝比,的确没有所谓的昏君,个个都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是,这种雄心的背后,却是严苛的文化钳制,思想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不惜反应过度,神经过敏,用前所未有的残忍手段,大肆杀戮来震慑士人。甚至,清代的皇帝,连臣子提意见都不赞许,武死战可以,文死谏则不行。谁敢提批评意见,重则杀头,轻则发配。皇帝错了,也只能是由皇帝自己意识到,自己改,改不过来,天下是他们的,干士大夫鸟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代都值得赞许,到了这儿则违规了。 所以,到了清末,残忍没有道理的文字狱,令士大夫万马齐喑久矣。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少数精英钻进故纸堆做考据,多数则迷陷八股制艺,丧失了对西方介入的反应能力。因此,在西方的冲击面前,连皇帝带士子,一并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 文字狱是人类文明史上不愉快的一页,但是,因人家言论要治人家罪,而且能治了罪的事,还就是有很多。在欧洲历史上,所谓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由于政府太弱,有记载的文字狱好像并不多。而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下,倒是出过一个苏格拉底因自家的舌头丢掉性命的案例。在进入所谓文明曙光的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之后的文字狱也特别的多,文人学者,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宗教法庭丢到火堆里去。 文字狱这个词,本是国人的发明。都说起源很早,有人把周厉王止谤,也算做文字狱,其实有点勉强。如果孔子诛少正卯的事属实,倒是可以算,但据说此事并不确实。从孔夫子平日的言行,还真也不像如此凶残之人。所以,真正的文字狱起点,应该还往后推,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是文字狱的一个最辉煌的开始,皇帝烦了儒生咶噪,干脆都给埋了。 详细论起来,古代中国,因言获罪大抵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帝的臣子上书得罪了皇帝,因而被降罪。一种是因为平日的言论,或者在家著书立说,被有关部门觉得有了问题,告到皇帝那里,从而身陷囹圄。 显然,第一种情况相当多,历朝历代都有。赶上不讲理的年月,别说跟皇帝,就是跟上司说话,都有风险。摊上暴君,拍马屁拍不好都可能丢了吃饭的家伙。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事多少是臣子们自找的。责任攸关,食人俸禄,忠人之事,如果是言官,就更是应该的。干什么都有风险,做官的风险,就是这个。当然,很多的人是会规避这种风险的,说模棱话,含糊话,两头堵的话,见风使舵的话。或者做皇家的立仗马,干脆不说话。但是,就是总有一些好事之徒,非讲话不可。不仅要讲,而且讲皇帝不爱听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纯属找死,像海瑞那样,说之前,先把棺材准备好了——这种人,求的是死后的名。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自己名垂青史,累及皇帝背着骂名。 反过来,清代以前,今天人们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其实不多。说皇帝专制统治,但真正专制到家的皇帝,能有几个?那时候没有专门的检查机关,文人写了什么,印刷出版与否,皇帝操不过来这个心。真正在乎文人文字的皇帝,出在清朝。这是因为一来他们是少数民族当家,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非镇住汉人士大夫不可。二来汉化程度高,懂行。三来,相对军事实力没金元时代那么强,神经紧张。此前也有过少数民族的统治,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统治者,以及后来的金元王朝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不是汉化程度不够,就是过于强势,不大在乎汉族文人那点小肚鸡肠。元朝文人墨客地位低下到了八娼、九丐之下,靠写小曲编杂剧生活,腹诽都编进了剧本,也没见有过文字狱。金元时代,汉人文臣因文字贾祸,多半是因为拍马拍得过于文雅,异族的皇帝又看不懂,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当然,汉人自己的皇帝,也是有懂行的,如果他们看到了某些大不敬的文字,也是会生气的。但是,但是,一来特别敏感的人不多,不会见到“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就觉得是对清朝不利。见到“维民所止”的四书章句,就怀疑是雍正去头。再说,这样的事,一般得靠专门的御史来检举。但是,那时规矩,御史不大管这种事。真要是管了,一是因为党争,比如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二是由于某些人个性过于强,得罪人太多,言论又过于离经叛道,比如明代的李贽案。即便如此,这种文字狱处理都不严厉,李贽自己在狱中了断了,然后就拉倒了,而苏轼则不过是发到黄州降级使用。这样的事,如果落在清朝,不株连九族都是便宜的。 究。几个关碍的文字,就等于一次起义造反大案。人家就是这样横,你有什么办法?于是,江南的士人,就因为一本小小的明史,遭人排头砍去,这么多人头落了地。更恶劣的是,那个打小报告的吴之荣,不仅得到了庄家的全部财产,而且官复原职,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四品大员,都察院的高官。开了一个鼓励告诘,即背后告密的头,从此士大夫人人自危,道德大坏。 的确,像某些清史专家讲的,清朝的皇帝,跟最近的明朝比,的确没有所谓的昏君,个个都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是,这种雄心的背后,却是严苛的文化钳制,思想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不惜反应过度,神经过敏,用前所未有的残忍手段,大肆杀戮来震慑士人。甚至,清代的皇帝,连臣子提意见都不赞许,武死战可以,文死谏则不行。谁敢提批评意见,重则杀头,轻则发配。皇帝错了,也只能是由皇帝自己意识到,自己改,改不过来,天下是他们的,干士大夫鸟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代都值得赞许,到了这儿则违规了。 所以,到了清末,残忍没有道理的文字狱,令士大夫万马齐喑久矣。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少数精英钻进故纸堆做考据,多数则迷陷八股制艺,丧失了对西方介入的反应能力。因此,在西方的冲击面前,连皇帝带士子,一并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 庄廷鑨明史案,是清朝第一桩文字狱,系顺治年间的事。一个闲得蛋疼的富家子弟,忽发奇想,要立言留名,留下部著作给后世。自己又没这个本事,于是买来人家的稿本(朱国祯明史遗稿),雇人加以删增,变成自己的。结果被一个革职的知县吴之荣告发,遂酿成大案。据说此人原本就是想诈庄家一点钱,好去贿赂上司谋取开复,但庄家就是不买他的账,结果事闹大了。此案轰动江南,全案牵连上千人,七十多人被杀,其中十四人被凌迟处死。庄廷鑨已死,被剖棺戮尸,他的弟弟庄廷钺顶杠,被凌迟处死,整个家族都被株连,男人赴死,女眷发配黑龙江为奴。江南所有被庄家花钱请来作序,校阅者诸多名士,好些人根本就没看过书稿,均被一网打尽。连此书的刻工,发售者,甚至买书的人都一并处死。当年的刻工,很多人连字都不识,人家雇来干活,哪知里面有无犯禁?无端遭此大难,丢了脑袋。地方官上至巡抚,下至学校教官,被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最轻也是革职。如此株连,简直是骇人听闻,创了人类历史的奇迹。晚清人许指严言道,这种事情,放在其他朝廷,顶天不过焚书劈版,罚款褫夺功名而已,而在清朝,“顾乃戮尸夷族之不足,牵连及于亲朋故旧,杯酒酬酢,竟坐相收。妇孺颠连,尽投荒裔。”其实,此书的所谓关碍之处,无非就是有的地方按照汉人的习惯,依旧把满人当狄夷而已,而且这样的地方并不多,事初发时,庄家在第一时间就删掉了碍眼文字,上呈“洁本”,可见需要删的地方没有多少。 当然,按照满人皇帝的标准,哪怕有一个字触犯禁忌,都是大逆不道,都得按谋反大逆罪来追究。几个关碍的文字,就等于一次起义造反大案。人家就是这样横,你有什么办法?于是,江南的士人,就因为一本小小的明史,遭人排头砍去,这么多人头落了地。更恶劣的是,那个打小报告的吴之荣,不仅得到了庄家的全部财产,而且官复原职,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四品大员,都察院的高官。开了一个鼓励告诘,即背后告密的头,从此士大夫人人自危,道德大坏。 的确,像某些清史专家讲的,清朝的皇帝,跟最近的明朝比,的确没有所谓的昏君,个个都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是,这种雄心的背后,却是严苛的文化钳制,思想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不惜反应过度,神经过敏,用前所未有的残忍手段,大肆杀戮来震慑士人。甚至,清代的皇帝,连臣子提意见都不赞许,武死战可以,文死谏则不行。谁敢提批评意见,重则杀头,轻则发配。皇帝错了,也只能是由皇帝自己意识到,自己改,改不过来,天下是他们的,干士大夫鸟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代都值得赞许,到了这儿则违规了。 所以,到了清末,残忍没有道理的文字狱,令士大夫万马齐喑久矣。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少数精英钻进故纸堆做考据,多数则迷陷八股制艺,丧失了对西方介入的反应能力。因此,在西方的冲击面前,连皇帝带士子,一并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18f2s.html ) – 史上最凶残的文字狱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You Cannot Kill An Ideology With A G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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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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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 张鸣:没文化的故宫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北洋裂变》、《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 资格最老,也是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文博单位—故宫博物院,最近接二连三出事。先是一个毛贼,轻而易举破掉了故宫号称森严的安保措施,从宫里盗走了香港来的展品,丢人丢到了香港同胞那儿。一个宫殿的展室,警报器的电路断了,居然会没有人知道。明明发现了窃贼,却又让人跑掉。北京警方在破案之后,故宫的副院长给警方送锦旗,明晃晃地错了一个字,把捍卫的“捍”写成撼动的“撼”,意思全拧了。露馅之后,故宫还硬挺,说是问过专家了,没错,就是“撼祖国强盛”,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一样的意思。这样写,显得厚重。惹得全国媒体都在笑,好些抑郁症患者据说都因此症状减轻不少。故宫的故事,丢东西、丢人之后,还没完。马上又传出消息,说故宫的建福宫,成了私人会所,大款们每年交100万,就可以把这个国家的一级文物当私人俱乐部,吃喝玩乐都行。事情曝光,故宫一面全盘否认,否认锦旗跟领导有关系,是保卫处私下办的;否认建福宫跟领导有关,同样是底下人私下办的。一面大肆裁人,下属文化公司,据说怀疑有“内鬼”走漏消息,干脆把所有员工都裁了。 作为中国顶级文化单位的领导,有没有文化我们不知道,但在武术上估计肯定有功夫。一套太极推手,八卦连环,臭拳打出去了,影响极坏,但人家四两拨千斤,一口气推个干净,自己落个一尘不染,跟山里来的“天仙妹妹”似的。有知情人告诉我们,故宫领导的办公室,离建福宫不足50米,如果里面大办宴席故宫领导都不知道,那么,这样的领导可真够绝的了,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看文件。这样纯洁的领导,哪儿找去? 但是,再好的功夫,也会有破绽。出了这么许多糗事,立马把自己摘干净,其实是摘不掉的。全国人民基本都认识字的,那几张故宫送锦旗的新闻照片上,明明写着送旗人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副院长不是领导吗?怎么全推给保卫处?一个保卫处,有这个胆子?敢于不经领导过目,擅自以单位名义送旗?事情曝光之后,又擅自面对媒体抗辩。这事,没有经过全体领导开会研究也许是真的,要说没有请示领导就敢擅自说“撼”比“捍”厚重,在当今这个吃官饭的人都怕担责任的年月,谁信呢? 故宫发生的系列故事,向中外游客展示了这个顶级文博单位领导的一种状况—没文化,不仅没文化,而且没担当,不仅没担当,而且还贪婪,监守自盗,管故宫,就敢把文物当会所卖了。卖了之后,还无视法律—劳动法,擅自裁人。系列故事出来之后,除了给某些小说家一些灵感,让他们编新编故宫系列小说之外,当然会招来举国一致的嘲笑和谴责。 不过,在笑了之后,故宫的领导也许会感到有点冤。这年头,有哪个文化单位的领导是有文化的呢?文博单位如此,号称人文重地的大学,不也是如此吗?那一年台湾的几个政党领袖,突然兴奋了,接二连三跑来大陆,一来就到大学演讲。这一讲糟了,不要说跟台湾学者比,就是跟台湾的政客比,大陆的大学校长们居然纷纷露怯,掉了链子。清华的校长不认识字,人大的校长错解“七月流火”。真佩服他们,就这个水平,居然敢现场直播。没办法,我们的文化单位的首长们,尽管个个都有职称,都是院士、教授,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许都有点知识,但是就是没有文化,这个文化,指的是文化素质。 这是一片曾经不讲文化的土壤,领导都以大老粗为荣。好不容易改革了,大家补课补得飞快,文凭补上了,职称也补上了,但凡叫个领导,不是博士,也是高工或者教授,但就是文化素质这点东西补不上。甚至连贵为博物院的院长、顶尖大学的校长,也补不上。关键时刻,一不留神,秘书一看不到,就丢人现眼。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们是官本位,所有的文化单位,说白了,无非是大官场上的一个小官场而已。做官的时候,谁考察过他们的文化素质呢?所以,时不时弄出点没文化的丢人事,也是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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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茅于轼真有错!

茅于轼先生究竟错在哪里?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1 10:04:18 阅读量:2988次   茅于轼先生一向令世人敬重。做为一名民间、体制外经济学家,向来大胆敢言—-但却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基础之上的学术风范。也因此他的一番言论往往能超越左、右,甚至他自己的个人得失和价值观(曾被打成右派、宪章派)。2010年他曾有如下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 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承认中国确实已经崛起,“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 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   做为一名可归为自由派学者的茅于轼先生能如此客观评论和认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谓凤毛麟角。要知道此类学者往往对中国的成就或者否定(清华大学的秦晖),或者认为不值一提(如人民大学的张鸣),或者认为远比不上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如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至于吹毛求疵更是自由派学者的常态(恕不一一列举)。所以,茅于轼先生能跳出自由派立场而展现出的事实求是的态度,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随后就谈到了中国存在民怨的原因。他以更大的勇气否认了贫富差距和腐败这两大主因。对于贫富差距。他认为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并以香港这样一个最可比的华人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区为例:“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中国大陆的)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而且还进一步论证“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香港,整个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基尼系数都远远高于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仅比中国略低,也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尽管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不用费力就能看到的现实,但却都被自由派群体刻意忽略—-这也是茅于轼先生的可贵之处。   在谈到腐败时,他再度表现了他的学术严谨与客观:“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   以上数据,我本人的文章都多次引用,但从一位被认为是自由派学者的口中说出,还真的是开天劈地。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结论是中国缺乏正义,政府不讲理才是中国产生民怨的根源。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个看法,但他这个结论也是建立在诸多事实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茅于轼先生之所以令人敬重,一是尊重事实的学术风格。二是超越左与中的敢言。   然而,进入2011年,茅于轼先生接连发表两篇堪称石破天惊的文章。一是在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下水的一刻,他公开反对。反对的理由也颇为奇特:他是纳税人,有权力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中国建航母会引发军事竞赛。   这一观点发表后,可以想像引发的海啸般的反对。因为这一次,茅于轼先生违背了他一向坚守的客观、理性和尊重事实的原则。谁都知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更别说我们的近邻印度以及小小的泰国。所以说,如果就算是引发军备竞赛的话,也不是中国引发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由于没有制海权,才屡遭列强欺凌、瓜分。就是现在,一峡之隔的台湾还没有统一,广大的南海主权还屡被侵害,在东海还和日本存在领土争端,美国更经常派航母到中国近海进行军事演习。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中国拥有航母,都是天经地义,“天赋国权”,根本不应指责。如果非要指责的话,就是拥有的太晚了!   当然这篇文章中,最匪夷所思的还是他的“以纳税人为由来反对”之理论了。特别是考虑到他经济学家的身份,这个理由不仅仅是荒唐而且简直是超越常识了。也难怪引发外界对其学识和学养的强烈质疑之声。   众所周知,纳税是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享受由此带来的权益和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提供国家安全(想想中华民国时期是什么状态),警察提供社会秩序,学校、医院提供教育和医疗产品诸如此类。当然,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是可议范畴。比如中国过去零至三岁才享受免费体检,但从今年起提升为零至六岁。也应该客观承认,每个国家如何决策、支配税收形式并不同,也都有问题存在。仅以美国为例,尽管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减少各项开支,包括福利。但就是不能减少军事开支。而中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一直偏低,也同样需要改善。但不管在哪个国家,从来没有茅于轼先生以单独纳税人的身份进行反对。茅于轼先生应该明白,经济手段和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可操作性。他的提议显然不在此类。简单的讲,谁都无法知道中国建航母的钱是来自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海外华人,也是法国的纳税人,是否也茅于轼先生一样的理由反对法国武力介入利比亚?(毕竟此举加大了法国的安全风险和难民涌入)。   而最引发中国社会争议的还是茅于轼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如果说关于航母的观点仅仅是违反常识、无视国际现实的话,这一篇文章则是“三宗罪”:违背历史事实、全盘否定、人身攻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这样一个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功过皆有的历史性人物,有争议和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但一定要尊重事实。中国1840年在西方的武力下被迫打开国门,自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历史任务。晚清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试图回应历史,但均告失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以新中国六十年来看,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的继承者则在后三十年日益接近完成了现代化。客观说来,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完成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都可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行列。除了这些“大历史”、“大伟业”,这里还可以举几个具体的数据。1949年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中国人均寿命35岁,文盲率8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落后于印度。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65岁,已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文盲率更降至20%以下。尽管刚刚经历文革,但中国仍然领先于印度。虽然在六十年代饥荒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但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的人口仍然突破了七亿!要知道,自清朝巅峰时期突破四亿人口之后,一直到中华民国结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奇高的死亡率(饥荒、战乱、外敌入侵、农业生产率的停滞),都再也未能突破这个极限。这些历史数据,做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不应该不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经历过中华民国的老人都会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心怀感激以至崇拜。   且不说今日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敬广泛存在,就是在西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都视毛泽东为英雄与楷模。尼克松图书馆耸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奥巴马政府成员视察学校也以毛泽东为榜样鼓励学生。当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的几名随员竟然缺席重要的国事活动而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美国世纪拳王泰森,竟把毛泽东的头像刺于肩膀,以示给他力量。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蒙彼利埃在商业中心建世纪广场,并竖立15位“伟人雕像”。这其中不仅包括戴高乐、丘吉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还有中国的毛泽东!这些青铜雕像高3.3米,重量在850公斤到1吨之间,每尊造价约20万欧元。事实上,在今日西方,只有四位中国人真正得到西方社会上下的广泛承认,他们是:孔子、孙子、毛泽东、达赖(茅于轼认为斯大林要好于毛泽东,但在自由派视为榜样的西方,斯大林是和希特勒并列的)。   然而,在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中,却以建国后毛泽东的失误、过错为由,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和人身攻击(包括指江青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说毛泽东的支持者是狐群狗党),连私生活也不放过,甚至指毛泽东为权力而完全疯狂、没有起码的人性、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心理非常阴暗、人民公敌、是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这种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生活上搞臭、精神上打倒(当然已经无法做到肉体上消灭再踏上一万只脚了)完全是文革的翻版 。茅于轼先生用他竭力否定之人的方式来否定对方,真是历史的讽刺。   不过从茅于轼先生的历史反讽,确也令我们反思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应该说,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正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共同为建国后的现代化探索付出代价。且不说哪个时代的人物,就是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五年的今天,茅于轼先生还不是仍然有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吗?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美国国父华盛顿为例,他带领美国获得独立,并在担任两任总统之后坚决退隐(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儿子做继承人,所以改变了美国历史),堪称完美。然而,华盛顿却是黑奴制的拥护者,而且他自己也是黑奴主。但在他哪个时代都是合法、合宪、合理的存在,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全面否定华盛顿,将他与罪恶的黑奴制和黑奴主划上等号,这是尊重历史吗?   至到现在,世人也无法猜透一位以学术严谨、理性客观著称、颇有声望的民间经济学家何以突然变成这样既不尊重基本事实,更像文革大字报类型的文章的作者。但是所有对之表示敬意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茅于轼先生,请回归您曾经拥有的理性、客观吧。要知道,一切违反常识、违背历史真实的声音都不会走的很远。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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