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nae1982 写道 “据VOA报道，北京理工大学为纪念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100周年而组织的京津16高校辛亥革命主题辩论会，被北京共青团市委取消。辩论主题是三民主义，参赛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等16所高校。 4月8日辛亥革命问题专家，北京的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发微博说：“北京16所高校，辛亥革命主题辩论赛，学生们筹备了好些日子，辛苦到了家，结果，在临揭幕的一刻，被北京市团委给取消。没有道理可见，就是取消。反正他们不怕学生上街。” 在京津两地高校辛亥革命主题辩论邀请赛 的网站 上介绍了活动的主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近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应该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些振奋人心的革命胜利，还有隐藏在深层的，关于这个国家人民意识的觉醒和民主制度的传播。”
阅读更多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政治管理的要求是还权力以规范，社会管理实际上要求国家以法律力量和行政力量给社会一个自治秩序。当社会组织起来，有对权力的需求的时候，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处于一种谈判、妥协、协商的状态，这才叫“管理”。 大学精神围墙的倒塌 官僚治下的北京大学，与全国大学行政化的处境一样，注定要经受一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戕害，这一点可以被最近不断得到的消息佐证。 北京大学愚人节那天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用一张A 4纸贴出公告，将拆除该校南门古典建筑群，16-18号三座老楼面临不保。南都记者看到，吊车进入校园，周围大树已经被砍倒。 根据北大王选回忆录，这些半包合的建筑群，是由李瑞环带领（的施工队）按照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路建设而成。一进南门便看见青砖灰瓦的宿舍区，它们多是三层高的中式硬山坡顶建筑，以半围合的院落布局，散落在林阴大道两侧，洋溢着一种斯文而质朴的校园气息。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也曾撰文舍不得北大南门的第一记忆，新京报等媒体2007年开始便跟踪报道南门16-27号老楼的拉锯战。 作家霍达在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这样描写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楼： “她们下了楼，新月这才回过头来，仔细地看看这名字挺古雅的‘二十七斋’：这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灰砖墙，上面盖着中式的大屋顶，中西参半，类似协和医院的建筑，只是没有琉璃瓦，而是和砖墙一色儿的灰瓦。楼前的草地上，青松苍翠，垂柳扶疏。她想记住这儿的特点，免得回来时走错了。不料再看看旁边，同样格局的‘斋’连成一排，难分彼此，而且松树、柳树哪儿都有，记住这些等于没用。幸好，她发现了这一排‘斋’的墙上都写着号码，她住的这座楼上标的是‘27’，才放心地招呼罗秀竹，顺着楼前的路往北走。” 在这上面，取而代之的将是北大的学工部办公地点 而北大学工部最近推出的“会商制度”，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目前元培学院和医学部的试点已接近尾声。预计5月份之后，会商制度将在北大全校推广。 微博上一条北大自毁老楼的消息，立即引来上千的转发评论。北大的会商制度消息推出之后，翻译界泰斗级学者陆谷孙也在微博上以“会商，该怎么翻译”加以讽刺。经济学者赵晓对于北大“思想偏激”罪讲了个故事。有个23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在图书馆里写了一个“重口味”的故事：儿子跟后妈乱伦，同母异父的兄妹之间乱伦……你说这学生是不是“思想偏激”，应不应该受到校方“学业会商”？幸运的曹禺，没有活在如今的北大校园，他的故事叫《雷雨》。 不难想象，失去几十年老树荫蔽的学子，将会得到的是阳光的灼晒，而抹掉了历史记忆以及会商制度，会不会让这一切糟糕的无以复加？其实，已有评论表达出类似的悲哀：“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刘军宁语）”因为不断的加速度下滑，曾经为别人争取自由的北大，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别人为它争取自由了。高校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来源，其即将面临的衰竭的窘境，是大家关注北大会商制度的真实原因所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校方要创造一个制度对学生进行会商，但对大规模拆除老楼的行为，就显得是那么粗率，为何不能让学生参与会商学校的重大决策？会商，究竟应该是谁主导的会商，应该会商的又是谁？ 高等教育“失去的十年” 1998年，北大庆祝百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说也被提出。距离这一说法提出后的12年，退休不久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却对南都记者表示，他一直强调中国没有所谓的“一流大学”。 回顾起来，199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至少对于北大来说是这样。由国家层面主导完成百年盛典之后，随之而来的高校大合并以及扩招，开启了高校大跃进的序幕。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包括合并之后的消化，因为偏大求全带来的教育质量的下降，学费的上调以及就业形势的恶化。这是一个看不到赢家、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受损的游戏。 另一方面，掌控高等教育的权力开始深入高校，这只有形之手所能产生的威力正在逐步显现。远隔重洋的耶鲁大学前任校长施密德特公开撰文直指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用“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的比喻表达对中国高校“官本位”的担忧。北大会商制度以及对自己历史建筑的残酷无情，使得这种担忧已经没有任何回转可能的幻想空间。在中国的大学中，权力的逻辑似乎要比官衙走得还更远。 曾经的“教授治校”的典范，如今却成为权力治下的样板工程。北大是众多“一级政府”高校（中国公立高校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中的“佼佼者”，包括退休下来的校长都一样享受副部级待遇，配奥迪专车。北大的网络主页上一度出现过27个管理机构，另外与全国院校引进地方官员出任党委书记的潮流相似，北大现在的校长周其凤原来也是一名主管教育的官员。 正如张鸣所言，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招牌，原本也没挂在门上，向衙门方向一滑，当然就会像官场，只是，十几年下来，能滑到什么程度，早先都还想不出来。现在事实已经滑过了头，比官场还像官场了。中学物理有一个概念，叫做重力加速度，凡是物体下坠，都受这个加速度的支配，越坠，速度越快。 张鸣担忧，大学再不改革，再过几年，会变成什么样子？据记者了解，类似的“会商制度”，许多学校已经成型，甚至完全建立。有没有可能，北大只是最后一家而已？ 接下来显然需要一场激烈的抗争。仍以北大为例，北大官方不认同这种舆论负面评价的，就在舆论认为北大越来越堕落的时候，北大官方曾在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上公开宣布，过去10年是北大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学校经费、学生规模、论文发表数、成果数来看，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从大学精神分析，则可能是最坏的时期，而北大的这种情况，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在熊教授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10年中，行政化、功利化、泡沫化加剧。 就在会商制度被社会舆论质疑之后，北大还为此进行了一些争夺话语权的行动，在他们眼中，好像长期以来北大负面新闻不断，是因为公关工作不到位，媒体宣传争取不够主动的结果。学工部负责人还在官方主流大报如光明日报等以谈话体的形式表达了会商并非管制，而且效果良好，并提供了有位同学因为网瘾主动寻求帮助的案例。这些应对舆论的反应模式，与地方官僚机构已并无二致。 高校蜕化的几个因素 我们不妨再粗略地勾勒一下权力之手是如何扼住高等教育咽喉的。 官本位对教育的影响，首先就是让高校变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王国。孙志刚事件曾在北大三角地论坛、一塌糊涂论坛吸引数万人同时在线讨论。随后的北大校园BBS整顿事件在2005年闹得沸沸扬扬。很快，各地的高校纷纷模仿，拒绝学校外的社会人员浏览内部平台。信息的流通在高校与社会之间流通的渠道被切断。原有的高校与社会之间在公共事件中的互动，越来越难以看到。直至有一天，北大不允许社会人员进入，而最富象征意义的三角地也被拆除，媒体的几声呼吁也不能丝毫改变最后的结局。 高校自身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学工政工系统充实权力与教师系统之间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张力，高校的领导者越来越多从这些系统内进行提拔，而原有教师系统的提升空间则相对受到挤压。同时，在学生之间同样出现了分裂。这一点已经无需多言，最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蒋方舟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细致描绘了这种局面： “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在会商制度中，学工部要掌握每个人的情况，同样要发展出自己的“信息员”，在这样的环境下，告密的文化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对思想自由的戕害可想而知，就是这次的“会商制度”，在北大也有学生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他们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 同时，大学中出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本来担负社会流动、实现代际平等的功能在迅速萎缩。现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蔡鸿宾教授曾经对光华管理学院学生的背景做过调查，他发现2003年到2007年本科生的一个趋势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收入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收入在下降，农村学生的比例2003-2007年的数据都不到10%.而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农村学生的比例近50%.现在是10%，而农村人口至少是60%. 中国如何避免社会固化，或者进一步说，如何寻找社会进步及深化改革的动力，将面临着新的难以预测的问题。官本位治下的大学，正在迅速地让其自身与社会同质化，理想主义的种子会因为大学的官僚化变得稀缺，也难以再聚集。而本来，大学是有自己的自主性以及独特的社会功能的，大学因为自身的传统和人文精神，可以聚集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一起通过学术训练磨砺，在获得职业能力的同时，对社会政治公共生活保持着参与进入的能力。 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7/73/7736debbc2c6bca5/Blog/813/cd4ac2.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阅读更多原文地址： 大学，我真想上了你 作者： 苏紫紫 大学，我真想上了你 北大开始尝试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就是帮扶。 张鸣老师说，这样的北大，是北大的叛徒。 这样的北大， 何止 是北大的叛徒， 而中国的大学，又有几个还没有沦为叛徒？ 一直觉得大学就应该是可以说话的地方，要是 学生们 连自己的意见，自己想法都要掖着藏着 ，到 最后只可以“被沦为”歌功颂德的工具，那我宁愿认为是大学上了我，而我没有上大学~ 如此推论而来，被北大“上”了的学生该有多少， 校园安全套畅销真是毫无悬念，被上的同时还能有点安全措施， 打着“帮扶”的旗号，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悲哀 。 微博上网友留言说，小屁孩，这你就不懂了，现在的大学只是政治的工具，说白了就是政治的婊子，北大限制 “偏激”了，清华“精忠报党”了，下一个就该出现社会主义炮灰了。 这样的马屁到底要拍到什么时候，我 也更加不懂，我爱着这个国家，爱着这片土地，如果这个政党可以让国家更加美好富强那么我也理所当然地要爱它，如果社会主义真的能越办越好让人民过得无比幸福，我也一万个乐意成为它的炮灰，如果学校可以时刻体察学生的感受，顾及学生的利益，不动不动就把饭钱涨个那么几毛，然后还指责抱怨的人是愤青，那我也会爱它到底。 但是这种爱，这种崇敬，这种拥护，只可以是发自内心的，而绝不是被动的，奴役化的，敢问大学能不能把衡量是非曲直和定夺爱与不爱的标尺还给学生自己， 不要只是单纯地把学生当成拍马屁的工具。 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被奴役化了，而且奴役到准备只准交钱上学，不准张口说话了。 这种奴役，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就是说，上的就是你，不用再怀疑。 因为在大学里，你必须先学会世俗与功利，被上了也就算了，还要沾染上他们的习气——不会跟同学圆滑相处，打好关系的，互评的时候别想有个好结局；不会和团委党委套套近乎的，留校入党基本没戏；不会一边逃课一边装乖小孩向老师撒娇求问的，学分基本别提。 更滑稽的是，似乎各个学科考研都有一门必修课——政治。 我是学美术的，文化课的标准就只有英语和政治两门，也就是说，如果我英语不好，又不太喜欢搀和政治，我就是没有文化。 而且是官方认证的没有文化，真牛X。 政治课都干些什么？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好，想告诉我们在祖国为难，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党有为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而且挺身而出的时候必须技巧十足。 我知道，这一切我们都能明白，我们也清楚现在的稳定来之不易，毕竟谁都不想那自己的小命和战争死磕。 可是，按照现在的教育方式推论下去，我想我们可能无法真正感受到一些政策的深意，我们会变得非此即彼，独断偏激，我们心中会时常积满仇恨，更无法像 您最初所期待的那样前行。 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教会了我们服从，教会了我们巴结，教会了我们在学校这个小圈子里明争暗斗，却独独没有教会我们要拿什么去辨别是非，没有教会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更没有教会我们凡事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轻易被外界洗脑。 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关在一个死气沉沉的笼子里，没有一个人想要逃出去，找到一个鲜活明朗的自己，而是只知道互相残杀——跑不出去，我也要把别人踩在脚下。 这，就是现在大学生普遍的心理，谁的悲哀？ 那么，可想而知，到时候真出了什么问题，最先倒戈相向的只会是大学生，因为所谓的教育只教会了我们有奶便是娘，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大局为重”，“全局分析”，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的团结，因为我们没有心，没有灵魂，有的，只是被奴役的躯体。 我们谁也没有真正的上过大学，我们只有被强制灌输的信仰，我们会乖乖听话，会有一天只是假惺惺地爱着这个社会的一切，不发出任何抱怨，也没有任何声响。 敢问，如果真是这样，您们又培育我们做什么？如果国家只是想多几个奴隶，学校只是想多几只宠物犬，我们还奋斗什么，直接回到封建时代过活，岂不更加直截了当。 大学，我是真的很想上了你，诚心诚意，遵于自己的内心，不知道这算不算偏激。 紫紫落笔于11年3月27日13时40分
阅读更多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大力遏制“ 三公消费 ”。25日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将继续严格控制和压缩行政经费，今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三公”支出要进一步削减。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 学教授张鸣认为，遏制“ 三公消费 ”，关键在于强调财政支出的“硬 …
阅读更多南都周刊记者_郑文 微博上自诩为“云南农民”的杨学涛，最近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等答复还是打官司。 “在上海纳了3年税，看病还要付全额医药费”，让这个昆明出生、北京求学、广州工作、上海定居的前媒体人觉得很不公平。两个月前，他以个人名义把一封集合了678人签名的建议书，快递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组，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两个月后，建议书尚未得到官方回应，却引来了北京律师程海的关注。 因为户口问题，程海曾与北京市公安局打过四次官司。从网上得知“云南农民”的遭遇后，他直接电话杨学涛，“有没有兴趣起诉上海市公安局？” “这下要搞大了……”挂掉电话，杨学涛笑了。 “无代表，不纳税” “如果你是‘外来人口’；如果你的居住城市收你税的时候一视同仁、收完税之后区别对待；如果你的居住城市在要求你尽义务的时候一视同仁、在你要求享受权利的时候区别对待，请转发此微博，让更多人加入到‘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队伍里来。”2010年12月15日，杨学涛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截至发稿日，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416次，含655条评论，显然触及不少同病相怜的“外来人口”的痛点。有人评论说，“没人让你做外来人口，你可以回家交税去呀”；也有网友调侃道：“作为一个拥有6本暂住证的北京暂住民，我不得不转”。 虽然自诩为“云南农民”，其实杨学涛现在的身份一点也不“农民”—盛大汽车传媒总裁。他的职业生涯有点复杂，先媒体后企业，先员工后领导。因为薪水的“诱惑”，他曾先后辗转过北京、广州工作生活，并在2007年年底定居上海。根据2010年上海人口普查结果，上海居民总数已达到2300万，而杨学涛所在的“外来人口”群体则超过900万，接近40%。 早在2002年，为了迎娶上海户口的太太，杨学涛就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当他在2007年将事业转移到上海后，就开始为上海的税收作贡献：平均每月交纳约5000元的保险和税金。不过虽然像上海户籍居民一样纳着同样的税种和险金，但当他到住处附近的闵行中心医院就诊时，仍需支付全额医药费；持有上海户口的太太则享受医疗保险，只需支付挂号费。 其实跟众多“外来人口”相比，杨学涛已经相当幸运。由于太太的上海户口，他顺利解决了儿子的落户问题—跟儿子他妈就行；也不用担心未来要给儿子缴纳不菲的幼儿园入园“赞助费”等问题，因为儿子一生下来就衔着上海户口。不过当了爸爸的杨学涛，还是遇到“外来人口”一样的难题，比如在上海当了一年多的“黑户”，每月仅能领取几十块的外来人口综合保险金；为了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他不得不专程飞回户口所在地—广州。 2009年，落户无望的他终于决定先把上海市居住证办下来—谁料一办就是8个月：根据有关规定，办理居住证不仅要求办理人提供在当地的纳税证明，还需把个人档案一并迁至居住地。杨学涛为此打了几十个电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免遭遇各种细节上的差错，这次是入职时间不准确，下回又是原单位的离职证明出了问题。 “在中国办这种事情太复杂了，所以好多人平时都懒得去办。用不着时，不觉得是事情，但真要办理时会发现，你要为此要付出大代价，包括巨大的时间、经济成本。” 折腾居住证这事，令杨学涛不禁愤慨起来：我在上海工作，还给你纳税，你都不让我居住在这里，更何况相关享受不到的权益了，“我他妈的凭什么还要给你纳税？”于是就有了后来2010年12月15日的那条微博。 其实早在2010年3月份，他就曾为此而总结道：“假如你没有居住证、户口，你跟所住城市的关系是：你必须履行纳税的完全义务，但你不享受纳税带来的任何权利。当需要你纳税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简化到无以复加，当你要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复杂到无以复加。” 杨学涛估摸着自己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提到“外来人口”纳税人不公平待遇的公民。2010年11月，郭光东在《南方周末》发表题为《无代表，不纳税》的评论文章，重提公民纳税义务与所享权利的不对等。作为一名户口在广州、纳税在上海的“外来人口”，杨学涛对这种不对等感受尤其深刻。“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微博发出后，他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我能把它提出来，就行了，让大家讨论去吧。” 但后来，恰是大家的讨论，把那个本该无疾而终的吐槽，演变成一场类似“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 户籍问题是最为“外来人口”诟病的症结，也是杨学涛微博所引发的讨论的核心。“但你也知道，户籍问题在中国当下是无法解决的。”参考2010年国内多家媒体联合发文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事件，他担心自己要是搞上了政治，可能会出事，因此最安全的方式是“不谈政治，只谈经济诉求”。 受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无代表，不纳税”诉求的启发，在一位媒体朋友的建议下，杨学涛揭开了行为艺术表演的第一幕：微博征集签名，建议全国人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三种情形之下，可减征个人所得税：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以及其他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减税的。 杨学涛建议增加区分户籍征税的条款：“纳税人因为户籍原因而在纳税地得不到与户籍纳税人同等的权利的，可以申请所得税的减征、免征和退还。” 利用新浪微博平台，“转发视为签名”，至2010年1月4日，该微博发出的两周内，杨学涛共征集到678个签名（转发），其中包括学者张鸣、律师张培鸿等知名人士。 1月11日，杨学涛将建议书寄至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他特意选择发送EMS快递的方式，以追踪其签收记录；还为快递单拍了一张照，并上传到微博。 第二天，杨学涛登录EMS网站查询后得知，该快递已被签收。不过两个月过去，这封公民公开信至今还未收到官方的回复。 其实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人倡议过退税的事情。当时“两会”前夕的一个媒体人饭局上，有人突然提到，谁知道选民证长啥样么？所有人都傻了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规定，只要年满18周岁、不是罪犯、不是精神病患者，人人都该有一张选民证。 时任《凤凰周刊》编辑的贾葭，跑到自己所居住的羊坊店街道，讨要选民证。街道说，这事得找人大，贾葭又到人大工作委员会，结果说这事归社区管。于是皮球又被踢回。跑前跑后反复咨询，仍得不到选民证，贾葭便要求退税。街道的反应是：退税？没听说过，你去问税务局吧。 折腾了一个多月后，贾葭已懒得再搞。贾葭觉得现在杨学涛的动作才是“闹真的”，尽管杨学涛不时调侃自己：“我这是以荒谬对抗荒谬。” 人民网强国社区设立了一个叫做“E政广场”的子论坛，是网民向官方递交建议、表达民意的网络平台。2月17日，杨学涛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议也贴了上去，被编为“9786”号。 以荒谬对抗荒谬？ 杨学涛的逻辑是，“如果我纳了税，都没有人代表我的权益，那我为什么要纳税？”在律师程海看来，这前提就是错误的。 2008年，程海也曾发起过类似杨学涛式的公民签名，要求北京市政府在户口问题上依法行政。他认为外来人口在纳税权利与义务之间遭遇的不公，根源不在于个人所得税法的疏漏，也不在于户籍制度的弊端，而在于地方政府、公安部等未能依法行政。 他所谓的“法”，指的是1958年由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第六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但到1977年时，国务院又通过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该规定确定了限制由农村转城市户口，其他市转北京、上海、天津户口的原则。 用法律视角阐释，也即国务院、公安部和各地政府自此以来执行的都是“与上位法户口登记条例相抵触的下位规范性文件”。 因此，程海曾于2007年4月到2008年年初，在北京、老家合肥两地，分别起诉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拒绝办理户口迁入，以及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不履行户口迁出法职责案。对此，北京昌平区法院行政裁定不予受理，而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又以“错列被告”为由，驳回起诉。 当程海跟杨学涛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时，杨学涛跟程海的许多法律界同行一样，对该法毫不知情。他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人民自由迁移的可能，只知道自己人在上海，却不曾拿到世博大礼包；户口在广州，也不曾拿到亚运大礼包。 老婆、儿子都是上海人，拥有上海户口，而杨学涛，“最后发现，你哪儿的人都不是,去哪儿都是外地人。我本来想我说着昆明话，在昆明买个房吧，结果里头有个政策：首付比例比本地人高；涉及贷款，利息是1.1倍。” 他也不清楚自己向人大递交的建议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对方又是否有必须答复的义务。EMS寄出后，他每天都会在微博上转发原帖，记录天数，第一天、第二天……第二十天，一直没有回音。 “我对我行动的每一步，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心中有数。”网友反响热烈，在他预料之中；评论相对理性，令事情具备了推动的空间；参与的有钱人太少，知识分子也相对保守，政府层面的回应始终缺乏……这些则令他略显失望。 其实在行动之初，杨学涛便默认人大肯定不会解决自己递交的问题。他原本还打算在“两会”前夕，在微博上再搞一次签名征集活动，但新浪微博总是将相关帖子删除，令他“意外”。 哥们、网友、律师、媒体……认识的不认识的纷纷出谋划策，有位《华商晨报》的记者朋友，还打算在全国“两会”期间，帮杨学涛把签名建议书递交给有关人大代表，托其作为议案递向“两会”。 杨学涛感觉自己是被“广大的民意基础”推着走到了现在。包括律师程海，虽然直接否定了杨学涛这场行为艺术的前提，但他认为“还是要肯定公民追求平等权利的合法诉求”。因此他向杨学涛提议，愿做杨的代理律师，再打一场维护法律的户口官司。 就在程海发出邀请的5天前，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专访，与网友在线交流。杨学涛把退税的建议发到了交流短信平台，仍然心中有数，知道这一诉求必定又是“石沉大海”。 杨学涛在微博发起签名征集活动后，曾在《南方周末》任职、现为律师的章敬平，在MSN上跟他说：“哥们，你搞那事真有意思，哈哈。”杨学涛会心一笑，他明白章敬平话里的意味。 但当下，面对程海的提议—起诉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对方依法行政，保障公民自由迁移—杨学涛并未一口回绝。但他说，这事还得考虑考虑。 相关日志 2011/03/04 — 南方周末:金贵的平壤户口 (0) 2010/10/31 — 重庆高校强制“农转城” 多名大学生抗议薄熙来 (0) 2010/10/31 — 大学教授给女儿的信:等爸有钱了给你办美国户口。 (0) 2010/08/15 — 浙江农转非数量降幅达67%出现逆城市化 (0) 2010/07/14 — 浙江200公务员为征地补偿费将户口迁入农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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