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作者： 庄礼伟  |  评论(1)  | 标签: 陈文茜 , 韩寒 , 台湾 , 大陆 , 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有些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会陷入一个“革命者困境”，他们习惯于革命、生命被革命所撑膨、人生也因革命而获益，但革命没有了怎么办？隐隐的失落感驱使他们只能继续寻找革命，或制造革命（例如制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必要性）。对于当代社会运动参加者来说，如果总是被“对”与“错”、“敌”与“我”的二元对立意识所支配，总是沉溺于对“历史”、“天下兴亡”、“真理”、“进步”、“匡扶正义”等大词的自我期许中，那么也会面临一个二元对立实体消失后或模糊后怎么办的问题。在台湾，曾经革命的民进党上台后纵容贪腐，曾经是革命对象的国民党现在成为一个把台湾拉离战争边缘的党。岛内政治已成一团浆糊，就岛内政治反对来反对去难免出现“反对疲劳”，这时候，两岸关系、民族大义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使命选择。 所以，当陈文茜表示她想做两岸谈判的台方代表（如担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同时在言论中把自己的人生使命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华民族）联系起来，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百年来激荡的中国史）联系起来，就不足为奇了。在当地官员陪同下对上海世博会做了数次采访的陈文茜，在“夜间，穿过卢浦大桥，往下探”，对黄浦江两岸外观上的变化既咏且叹，对上海百年来的苦难与兴盛抒发了深切的感慨，仿佛她已在黄浦江畔站了一百年。对于籍贯是台湾本省人的陈文茜来说，这是她人生使命转向的体现，新的人生戏台以超长跨度搭建在海峡两岸之上，堪比上海世博会的堂皇与壮观。但问题是，她观察大陆的视界太过注重那些表面的、形式上的、符号化的事物，却对中国崛起要以普通民众权益的崛起为第一指标有所忽略。太强烈、太宏大的历史意识、天下意识以及为了保持人生舞台的面积，使陈文茜从背靠台湾指点大陆，转向背靠大陆指点台湾。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机巧身法。但无论如何，她批评韩寒的那些话，实在不像上世纪80年代她和韩寒年纪一样大时说的话，倒像是世博会新闻官对世博会外众多“杂音”的训斥。 【壹】陈文茜的80年代 自1979年美丽岛事件到1990年野百合运动，台湾经历了一个社会运动的史诗年代，也经历了一个政治转型的关键年代。此后的台湾历史，就有点琐碎和平凡了，尽管在政治变革方面，依着80年代的惯性，仍有许多发展；政治生态方面，也有戏剧性的场面迭出，但台湾社会的整体心态，竟被许多的疲惫、烦闷侵入。80年代参加社会运动虽有风险，但那是大多数人反对少数人（乃至可极化为“所有人反对一个人”）的运动，所以大家都很热血；而现在是一半人反对另一半人，夹杂着“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极化状态，热血年代就变成了狗血年代。 早年曾流泪熬夜写海报的保钓青年马英九，现在成了台湾领导人，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为创造史诗而走到前台的人（尽管他作为蒋经国的英文秘书，经历了蒋1986年决心解除党禁、报禁的历史时刻）。而美丽岛一代人，大多数也光环落尽，归于寂寞。不过也有极少数人，依然活跃在政坛或意见圈中，例如陈文茜。 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时，陈文茜21岁，但参加党外运动已有两年的资历。27岁时（1985年），陈文茜担任《新潮流》杂志总编辑，成为党外运动的知名宣传家。25年后，同样27岁的韩寒出任《独唱团》主编。不过在政治抗争的锐度和专业性方面，《独唱团》实在和《新潮流》不是一回事，就凭这一点，老革命陈文茜在香港应该对韩寒持有更多的慈祥与厚道。当然，陈文茜的在社会、政治、创作、主持领域的长盛不衰，也是韩寒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所以陈文茜在香港对韩寒关于职业发展的一番告诫（如珍惜影响力、厚筑文化底蕴等等），也不算多余。 1986年台湾党外运动力量组建民主进步党时，陈文茜是这个党的重要文宣家，这一年，陈文茜28岁，正好是韩寒2010年的年龄。在那个年代，陈文茜是一位年少成名的资深社会运动人士，是职业化的政治反对派；而同样年少成名的韩寒，并不是一个职业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他把大量时间用在赛车训练和赛车比赛以及约会女友，间或做一个冷嘲热讽的博客写作者。在韩寒所遭遇的这个庸常犬儒的年代，需不需要英雄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而韩寒看来也无心做像美丽岛一代那样的英雄。新世纪的10年代是凡人年代，是凡人通过琐碎的日常行为来风化岩石的时代。 【贰】韩寒的10年代 在新世纪的10年代里，80后、90后在制度化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环境中成长，早就学会了伪饰、顽世，既会靠拢组织，说电视腔，喊喊口号，也会做离心分子，嘲讽口号。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更愿意沉溺于青春期的种种乐趣，远离严肃的社会问题，例如几乎没有大学生会像吴向宏博士那样去追问国家政策导致资源错配对大学生就业的负面影响，失业或隐性失业的大学生在人数上早已形成规模，但他们也没有产生出自己在就业议题方面的压力集团和代言人。当香港的大学生抗议教育政策和学费政策时，大陆的大学生还要靠他们的兄长辈和父辈来代言，包括要让没上过大学的韩寒来代言。对于80后、90后来说，韩寒在财富领域和社会领域都算得上是成功人士，更重要的是，韩寒挣钱、说话，都不必仰庙堂鼻息，有较大的自由度，这些都是这一代年轻人所渴望但又未必都能做得到的。 在社会言论运动方面，张鸣一句“现在的中国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让韩寒成为社会言论运动的神器、钟馗、孙大圣。这是运动中自然生成的一种技巧，人们把声望和力量输送、汇聚到到代言人韩寒那里，希望通过（或者利用）韩寒“硬顶上”，来达到“要几大就有几大”的传播效应。这也相当于竖起一个叫作韩寒的云梯，去攻打一座城堡。 这座神器当然也具有10年代的特征，尽管他在严肃议题上的发言不能偏离运动的政治正确轨道，但可以有一些无伤大雅的个人性格和癖好，偶尔粗鄙一下，情色一下，反而更受欢迎。他站在众人垒起的金字塔的顶端，充当一个被宠爱的对象。韩寒其实是1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代表：有一点愤世嫉俗但不走极端，生活有多元化的目标，以嘲讽作为批判社会、批判生活的武器，只不过，他比他的同龄人更敢于逼近底线，也更善于戏弄那些底线。 韩寒固然拥有影响力，但这种力量其实是来自千千万万支持、力顶韩寒的人，这让任何想限制韩寒说话或打压韩寒言论的人都有所顾忌。所以不奇怪，即便是省委书记，即便是作协主席，都不得不对韩寒做出适当的恭维。韩寒语录式的发言，虽然不够深刻、不够系统、不够独创，但在信息成为一种主要的大众消费产品的10年代，这种火爆、调侃又极其草根立场的发言拥有很大的气场。所以对于陈文茜，韩寒只需摆出“不和女生争辩”的高姿态，韩粉军团（其中不乏教授、作家）自然会去修理这个天不怕韩不怕的陈文茜。 【叁】陈文茜曾经的英雄梦 关于陈文茜批韩，还有两个相关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一个是陈与韩对世界历史、中国当代史以及中国模式的认知有较大差距。在陈那里，或许是年齿较长，在台湾、美国及中国大陆均有阅历，对“东方”“西方”这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有较深的体验，对“东方超越西方”这种饱含历史沧桑感的议题有较多的体认（参见陈文茜《活在西方中心结束的年代》）。当台湾80年代反国民党一党体制的社会运动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反西方霸权、反西方中心主义（陈留学美国时也曾被这种左翼潮流所吸引）在陈文茜那里渐成新的政治心结。但这一点在倚赖西方的台湾较难得到共鸣，这时候，崛起中的中国大陆成为了陈文茜政治新论述的论据。 李敖曾自认是“大陆型知识分子”，这句话或许也启发了陈文茜。她曾说：“其实人生处境最怕格局很小。”过去她借以摆脱人生格局小的办法是参加具有宏大命题的政治运动，现在她的办法则是和民族复兴这些宏大符号联系在一起。台式民主所造成的政治恶斗和经济停滞，让最怕人生格局小的陈文茜不免愤怒和着急。对于台式民主，她用一句“太可惜”之叹，来回应大陆人乃至香港人对台式民主的艳羡。而中华民族、中国模式，成为她人生动力的新源泉，所以她才会去写《这一生一定要去上海世博》。 反观韩寒所代言的群体，乃是大陆那些被高生活成本所压迫、对公权力霸权又无可奈何的白领与普通市民。身为上海市民，韩寒对于外来工和本地市民为城市的表面繁华光鲜所付出的代价，比陈文茜也更有体会。因此，韩寒的论述不关心世界历史，也不关心中国的百年史，只关心当下和身边的贫富悬殊、正义缺位。 另一个问题，是英雄渐老的心态问题。李敖说如果要问他崇拜谁，他就去照镜子。陈文茜大约也爱照镜子（她的出场妆扮总是丰丽精致）。但是，当年纪不可避免地大了时，她说：“我看着镜子想，是我看老了江湖？还是江湖看老了我？”她的江湖、她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渐老，但韩寒的江湖、韩寒本人，还正年轻。可是有志于反体制的两代人之间，本应惺惺相惜，为何相轻如此？下意识中，陈会不会把自己年轻时的境遇与韩寒的境遇做比较？陈年轻时所做的事情更激烈也更有坐牢、牺牲的危险，而韩寒只是“轻松”地讥评一下时政便暴得大名，乃至被网民们推举到《时代》“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名单中，这让年轻时经历过更险风浪的革命老前辈陈文茜会不会有点不以为然？ 陈文茜年轻时，骨子里是有英雄梦的。她的英雄梦是加里波第式的，年少时她曾想仿效加里波第率千人解放祖国的英雄故事，对于韩寒这种善于保护自己的、战壕式的、放冷枪的战法自然没有兴趣。她曾说：“千人随从是我小时候最陶醉的故事，长大后逐渐发现，人生这些事情往往只是机缘或意外，多数时刻我们被命定的历史结构所掳获。我不是英雄，不只没有亚历山大杀牛的天份，没有项羽狂啸的嗓门，更重要的，毫无千人随从的运气”。真是时不我与，不过不失为英雄之叹。但黄浦江畔的豪华排场能为这种英雄气续气几分？ 从陈文茜的言论来看，她对她年轻时的革命热情、峥嵘岁月不无眷念，但她同时也说：“但现在，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只有年轻人才能当革命者。”看来，陈文茜想对韩寒说的话，其实不止香港书展上的那些。而韩寒对于文茜阿姨，也不能仅仅把她当“女生”，她年轻时的许多言论行藏，也值得韩寒在赛车、博客、女生之余，细细思量。 （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8月8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庄礼伟的最新更新： 岛上的李敖 / 2010-08-09 11:47 / 评论数( 0 )

在《韩寒不是５０后》中，我表示韩寒的意义只有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和与他父辈（五十年代人）的对比中，才能清楚地彰显出来。事实上，韩寒的出现，几乎是中国社会走入一个现时代的宣言书，因此，对其意义，不能低估。大致说来，韩寒的意义起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叛逆教育。中国教育走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是日暮途穷兼弹尽粮绝，需要一股新鲜的空气来加以吹拂，韩寒的出现，适逢其会。翻看韩寒履历，我们发现，他初中时开始有文章发表，并作为体育特长生升入上海市松江二中。高一时（1999年），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因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被报道后引发社会关于素质教育政策及“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激烈讨论。在留级后，再次挂科七门并最终在高二退学。后来，复旦大学曾表示可以收韩寒做旁听生，结果被韩寒拒绝——可以说，韩寒从中学就退出了中国教育体制。现在看来，韩寒可谓先知，在韩寒我行我素的坚持面前，那个生产文凭的机器终于把他最后一点社会信誉给透支殆尽。韩寒胜利了，他认为中国基础教育扼杀人性，乏味无聊，学无所用，他用实际行动——退学，和这个教育制度一刀两断。韩寒的大多数82年同龄人则在2000年乘着高校扩招的春风读上了大学，4年后，他们大学毕业，和前辈的大学生相比，求职似乎有了一点麻烦，为了一个工作，投出过无数简历，跑了无数的招聘会，最后关头勉强找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然而高中阶段辍学韩寒依靠着他不懈的自学和天生的写作才华，边玩赛车边写书，渐渐地出了名。经过若干岁月，他又回到了公众视线成为媒体宠儿。至今一个十年过去，他终于没有让当初那些专家看到笑话。当年他退学时，曾有专家预言：韩寒你能独领风骚三五年就不错了，你这样一个脱离秩序，不遵守大人世界规矩的孩子，主流社会不能容忍你太久。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未来？没有？那好好想想吧，大人世界的规矩之网随时恭候你自投罗网，缴械投降，面对现实。十年过去后，我们看到韩寒笑得更灿烂了，他胜利了，不但打破了一个乏味的秩序，而且创造出符合自己理想的生活。而那些规规矩矩，辛辛苦苦地读完小学，中学，大学的80后们，好不容易熬到毕业要找工作赚钱了，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跨世纪的废物，一栋跨世纪的烂尾楼。这还是按照应试教育模式严格培养出来的最标准的最合格的学历几乎到达顶峰的一代人，可他们发现这个社会提供的工作，他们没有能力去做，而他们现在想再挣扎求生也已经徒劳无益，因为他们可怜的一点点天赋和棱角个性早就被教育抹杀殆尽。所以，韩寒的出现，既宣布了中国现行教育的失败，也昭示中国下一代可以找到一条跳过中国现行教育体制而走向成功的道路。 其次，是挑战体制。事实上，韩寒高二退学这件事就是对现行体制的挑战——这位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青年，本应与同代人一样，按照这个庞大体制所设定的轨迹，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上完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搞份体面的工作，弄套满意的小窝，娶位漂亮的妻子，生个可爱的孩子。可韩寒无视体制对其生活的设置，在高中二年级时，以七科全红的“硕果”退学。韩寒这一勇敢的举动，没有给体制留下丝毫情面，他退得如此果断，如此彻底，如此干净，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体制外。这些年来，韩寒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在愉快地生活着，开心地赛车，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韩寒的这一切，的确刺痛了许多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也给这个用饭碗管思想的体制制造了不少麻烦。同样，体制内的人不会喜欢韩寒。不管你把韩寒当作中国文坛的害群之马也好，搅屎棍也好，韩寒的出现，客观上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投注了一道亮光。本来韩寒是最有资格成为小资作家的，但恰恰相反，你不但在韩寒身上看不到半点小资情调，韩寒更象一位文坛清道夫，一位真正的文化义工，哪里肮脏哪在我。在某些人看来，韩寒总是和文坛格格不入，和权威格格不入。总是毫不留情地剥开伪真理、伪精英的画皮，把敌手驳得体无完肤。韩寒成了指向小资和腐败体制、陈腐观念的文字杀手，无意中成了不满现状的代言人。拿了红包的批评家只能温文尔雅地和被批评者“商榷”。没有办法，吃了嘴软，拿了手软。韩寒却绝对不和被批评者“商榷”，批评什么，否定什么，单刀直入，毫不含胡。 再次，独立表达。独立性和批判精神，这些本应属于知识分子所特有东西，如今在体制内已基本消失殆尽，但在韩寒的身上却保留得如此完好。因此，对许多依靠体制过活的知识分子而言，韩寒犹如一颗投向他们的重磅炸弹，更为要命的是，他们除了被炸的稀巴烂以外，无处藏身，别无选择。当下，弥漫着一股腐朽之气，成了一巨大名利场的知识界，正在靠韩寒这个年青小伙，一位专业的赛车手，业余的知识分子来挽回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声誉。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又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自由地表达，又基于这样一个客观条件：那就是表达如他的生命一样自然，行云流水不吐不快，但是他又不必像传统知识分子和今天的学者教授以及媒体时评家一样靠表达为生。一旦表达成为谋生之道，“戴着镣铐跳舞”几乎成为必然的悲剧性命运。韩寒的表达几乎都是“免费表达”，不拿一分钱稿费，所以不必看着媒体总编和“总编的上级及主管”脸色，所以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时至今日，全中国只有30%在纸媒体敢采访韩寒，只有10%不到的媒体敢于发表他10%不到的博客文章。所以，韩寒不是靠他的公共意见表达吃饭，表达公共意见只是他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基本的生命方式，不得不说，哪怕说了白说。他的“饭碗”来自图书出版和赛车。韩寒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传统知识分子要想摆脱李敖所言“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的悲剧性命运，要想真正地实现自由表达，首先应该做到经济上独立，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自由决定表达自由。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韩寒自由表达的另一条件是于互联网的兴起。它为公民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平台和可能。虽然这种自由并不完全，就像韩寒说的，平均每个月他的博文会被删除一次，就像女人的月经一样。但亦如他所说，只要是曾经在博客上发表过了，它就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韩寒在回答记者提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时有这样的回答：“首先是文笔好，写出的文章不能枯燥，不要把作品写得像政治课本。第二要相对独立，也许有人认为政治上过硬就是好作家，但我更主张经济独立，不要依附于任何团体，也不要加入任何团体，要有骨气。实现经济独立，最重要的是你的书销量要好，除非你能从别的地方挣钱。但这也是传统作家看不顺眼的地方—他们觉得你书卖得好就是俗，就是向市场低头，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从市场上能得到相对多的收入的话，你就真的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经济上的独立，的确是韩寒表达独立的最大保障。 最后，当然就是他的世界影响了。韩寒最具影响力的是他的博客，他的博客有二百五十多篇文章，每篇都有百万人次以上的点击量，总计已达三亿四千多万人次的点击量，他也因此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名单揭晓，韩寒蹿至第二，超过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韩寒的上榜，《时代》的解释是，“这位27岁的年轻作家在出版以自己的中学辍学经历为背景的第一本小说后一炮而红，成为中国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并且激发了有关整个国家素质教育的争论。他也是一个赛车手，他所写的博客嘲讽主流文化以及不称职的官员，深受网友喜爱。”也因此，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全中国教授的影响力加起来比不上一个韩寒。这一点，是自胡适、鲁迅以来所没有的情形。 总之，韩寒的出现，既给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提出了问题形成了挑战，又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指出了方向——这才是韩寒的意义。

伍皓的开明并不代表整个云南官方的开明，也不代表云南的媒体真的很开放，这是很难说的。他的行为只代表他个人，而不代表整个云南省。   张鸣：其实，他的态度也有问题，他还是把媒体当做喉舌。   时代周报：对像伍皓这样的开明官员有着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他们是政府改革的先行者，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者；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是在作秀、炒作，赢取政治资本。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鸣：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些都只是推测，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所以不好判断他是否是炒作，或者是推动，但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比完全不开明肯定要好，但好到什么程度，以后会有什么发展，他能代表什么东西，这个很难说。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不必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样的，只要他的行为上做到了就可以了。   张鸣：对，动机是不重要的，他至少比不开明要好一些，这体现了他的气度，还能够接受一些冲击，比那些一惊一乍，破口大骂的要好多了，   时代周报：这些所谓的“开明官员”，他们到底能够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步和政府信息公开起到多大作用？   张鸣：应该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关键是要看他们的力量对比，他们的意见是否是占上风，或者说整体的官场作风，这不是看个人，目前来看，像伍皓这样的开明官员还是很少，我对他基本上还是肯定的，但是有保留的肯定。 舌省报不代表整个云南官方的开明，也不代表云南的媒体真的很开放，   我们的政府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开明官员？ 张鸣：我觉得官员应该要有这种辨别能力，能意识到这种时代潮流的到来，要把媒体当做媒体，正视它的功能，而不是把它当做喉舌，这需要一种思想的根本转变，要尊重人权，尊重每一个个体，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媒体还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如果意识到媒体是第四种权力的话，这样就好办多了。完成这个转变，不是说单培养几个官员，这样不会起作用，而需要一个根本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