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大学教授的非理性话语 徐 贲   谢谢大家今天过来听我的讲座，也谢谢南方都市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是第一次到广州来，能够和这么多的朋友一起见面，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提到了文化界教授话语里的逻辑问题，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公共话语危机里严重的一部分。公共话语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人群里，有不同的话语方式，比如说公共出版物，刚才主持人也已经提到了，像《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还有网络暴民或者是愤青的语言，再有就是宣传和广告。此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假话、大话、空话。然而，我们寄予希望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的话语同样有问题，汪晖这个事我昨天看到报道，也是很有感触。我们都说知识分子，或者大学教授们，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应该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说话，至少是懂得如何在公共场合说话。汪晖的粉丝一般都是念过很多书的，跟愤青是很不一样的，都属于知识人群。 在不同的人群中，话语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根本不想讲理，这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些人不讲理，因为讲理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有说话权，而别人没有，他们不讲理你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来说讲理是多余的。他们不讲理是因为他们有控制公共话语的手段，我们需要用公民自由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自由的媒体、自由的公共言论空间。 我今天也不讲具体的逻辑细节，因为这些细节问题，在美国学校里，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教起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了从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到高中，美国的学制是这样的，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小学，六年级到八年级是初中，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是高中。每一个年级当中，从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说理内容我今天就不说了，大家很容易在网络上获得。 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公共话语恶化的第二种情况，那就是有的人不知道怎么讲理，他们没有受到过相应的培养教育，他们不知道怎么理性而逻辑地说话。因此，在与别人交流时，他们对自己的逻辑混乱或者认知缺陷问题，不能有很好的察觉。别人话语中如果有这些问题，他们也不能很好地察觉。这是一个知识和启蒙的问题，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解决。就像我刚才所讲的，美国小学四年级就已经开始这样的教育了，当然每个年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也会提到美国说理教学的课程设置方面的一些内容。 我们不能改变公共话语所存在于其中的那个制度，或者一下子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是有问题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关于汪晖事件的辩论，我想说一说辩论的问题。很有意思的是，今年我看到你们这里的大学作文，几乎没有一篇是以公共问题辩论来命题的，很多都是可以让学生抒情，或者只是发表他自己一个人的意见，几乎没有一个作文题目是学生必须考虑对方不同意见的，这是很奇怪的。在美国，大家可能都知道，考 SAT 近几年加了写作这一项，写作往往要求学生写一个辩论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呢？它不光要说自己的看法，而且一定要考虑对方或者是别人不同意见的看法。所以在一篇作文章里，如果你没有考虑到对方不同的理由或者是立场，得到的分数就低于 C 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 DCBA ， A 当然是最高的了，低于 C 就是不及格了。学生的作文不考虑其他人的立场或者理由，就自动低于 C ，那就是说公共话语一定要考虑别人不同的说法，就是这么重要。这种说理教育是在学校里发生的，要求学生掌握，而且，之所以能够使大多数学生掌握，就是通过考试这根指挥棒来进行的。这里面有很多具体教学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就已经提到了我教英语说理写作，是的，教学中会涉及许多具体的公共说理细节。 我今天要从古希腊的传统来谈公共说理，当时不是叫说理，而是叫修辞。修辞本身没有好与坏，看你怎么用，用得正当就是好，用得不正当就是不好。修辞的方法是常用的，我给大家念一段文章，里面就有一个叫“似是而非”的修辞手法：为汪晖辩护的人说，“他抄的是小的，为了成就大事业，所以是合理的。但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后大学者都有抄袭的特权，希望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年轻学者，也都应该有抄袭的特权，否则你就妨碍中国变成学术大国。要变成学术大国，中国必须首先变成抄袭大国。”这是林毓生先生在访谈里说的。林毓生先生把挺汪晖者的逻辑推向它自己的滑稽结论，你要变成一个学术大国，就要变成一个非常不学术的抄袭大国，揭露的就是挺汪说法的那种看上去有理，其实谬误的“似是而非”。 但是，“似是而非”也可以用作一种正当的修辞手法，例如“自由”的观念就可以用似是而非，或者说似非而是的手法来表述。什么是自由呢？自由的合理性来自于限制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如果只是你的事情，不成为公共问题，但是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那么就不是正当的自由了。在中国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经常在饭桌上听到教授们讲黄段子，不管有没有女教授在场，都是照讲不误。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自由”的问题。你讲黄段子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是别人，特别是女同事，有不听你黄段子的自由。当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性骚扰了。真正的自由包含着自我约束，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包含着对自由的限制。 希腊的话语伦理讲究说话要有真实的内容，脱离了真实的看法，说得再巧妙也是不正当的，不正确的。忽视真实的问题在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也经常出现。那一天《南方周末》的一个编辑跟我来信，告诉我，他收到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批评报纸报道汪晖抄袭是一边倒，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放到美国的中学课堂上就不难解决了。从小学四年级时，老师教学生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辨别事实和看法，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就是一个看法，任何看法都是必须要证明的。 我们在汪晖这个事情当中，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四年级的基本区分来看这个问题，汪晖的文章和别人的文章有文字的相同，这是一个事实。在事实问题上，永远是一边倒的，也应该一边倒，因为事实有真实引力，就像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定是往地上来，不会往其他方向飞。真实将所有有理智的人都引向一个方向，事实是一边倒的。但是，看法不同，看法不应该一边倒。在汪晖这个事件当中，连汪晖的粉丝也不否认他的著作有一些东西跟别人是一样的，但是不等于说有了这个事实就没有不同的看法了。不同的看法有两种。 首先，我们可以为这个事实做不同的“命名”，命名是一种看法。比如有的人说这是“剽窃”，而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学术不规范”，说剽窃或者是用学术不规范都是对汪晖挪用他人这个事实的看法。说不当挪用或者是挪用，就比较的接近事实了。第二种不同看法是关于如何对待汪晖挪用或不当挪用他人的，也就是对事情严重性和性质的看法，比如说在访谈中，林毓生先生认为，必须要严肃的对待，不然的话清华大学校方就要负起责任，这是非常严厉的。还有人认为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需要追究，可以不了了之。这些都是看法，不同的看法都是需要证明其合理。这就是说理。但是，不管如何证明，看法是不能代替事实的，无论什么样的看法，都不可能把汪晖挪用这个事实说没了，而且汪晖自己对这个事实的看法也很重要，应该自己说出来，事实和看法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区分。 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都有逻辑，我也是同意的。的确，逻辑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东西，如果我们将公共话语仅仅归归结为逻辑，这就太浅了，就像学语言的人，基本的语言能力都是有的，比如说主谓宾，这是不需要学习的。当用一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时，想都不用想，说的话一定是准确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来就有的能力，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是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只要将它唤回来就行了。我们在学校里将这些基本的语法，或者是基本的逻辑告诉学生，都是非常简单的知识，因为一个小孩子学起来都不会太难。 人有问为什么的本能，为什么提供的就是基本的逻辑解释。两三岁小孩子经常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然小孩子不能辨别你给他的为什么是不是就是真正的为什么，但是只要你给他一个为什么，他就觉得事情得到了解释，这是人的本能，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关于人接受不同的为什么理由的，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接受一个非常正确的理由，我们只需要有一个理由就行了。说明人为什么要理由的实验很简单，在使用的复印机前，一排学生在那里排队，然后安排了几个学生去插队，有三种插队的方式，没有理由就去插队、用不是很好的理由插队，和用好的理由插队。结果没有理由插队的人也可以插到的，大概是 64% ，插队成功了。但是有理由的人，用很差劲理由的人，成功率高的多，比如说我只有一张你让我先印，我马上要上课你让我先印，这一类理由成功率达到 93%. 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成功率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些用非常好理由的人、非常正当理由的人，成功率不过 94%.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的心理当中，宣传不仅是宣传者来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认知机制里，有很多非常容易、非常愿意上当受骗的因素，所以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广告，大家看了这么多广告、听了这么多宣传，明明可以总结上当受骗的经验，但却还是那么容易上当呢？这是因为我们很少检查自己受骗上当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理性说理、辨别真伪的普遍公民能力，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当中形成的，它并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的。   2010 年 6 月

美国大选中的“公正”价值 徐 贲   1 月 24 日晚，奥巴马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强调要让政府更加“公正” (fair) ，有评论指出，这是他在大选之时的明智之举，因为“公正”（ fairness ）比“平等”（ equality ）更符合美国民众对当前社会问题性质的基本认识和看法。 最近佩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66% 的美国人认为富人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着“严重”或“很严重”的利益冲突，而这个数据在 2009 年仅为 19% 。在这次大选中，收入和经济不平等成为公众关注的头等大事，但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问题出在政府政策的不公正，而不是社会价值的不平等上。奥巴马用提倡公正而不是平等来回应这样的民间不满，符合美国政治文化在“阶级”问题上的一贯传统，那就是，既不主张阶级冲突，也不提倡阶级斗争。 在对待“富人”的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持一种羡慕而不是仇视的心态。他们并不把“富”与某种抽象的“恶”联系在一起（所谓的“为富不仁”）。他们也不认为杀富济贫或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平等是正义的。他们自己就很想成为富人，为此，他们要求的是公平的致富规则，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公正。 在美国，经济不平等不是今天才有的。佩尤研究中心 1987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75% 的美国人觉得“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但是，美国人对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革命却似乎不感兴趣。 2011 年的一次盖洛普调查发现， 54% 的人认为，收入不平等是美国人愿意接受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比 1998 年的 45% 甚至还要高一点。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未必就能让普通人享受到更大的公正，这种改变并不能改变不公正，而只是让不公正改换形式而已。 对于许多失业的、经济困难的美国人来说，公正和平等这两种价值的秩序是有先后之别的。政府要做的不是允诺大锅饭式的，不切实际的收入平等，更不是口惠式的“共同富裕”，而是在具体问题上调整不公正的政策和措施。许多美国人认为， 2008 至 2009 年美国政府为帮助金融机构实施“救市计划”和为汽车制造业提供巨额贷款，但对帮助普通民众的就业却措施不力，这就是不公正。 尤其令许多民众觉得不公正的是，就在许多普通民众承受经济压力和困难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却大发红利，对此有 86% 的民众表示反对，更有 62% 的民众表示非常愤怒。 在美国，不同收入的人群与其说是以富人和穷人来划分，还不如说是以富人和一般人为区别。这样的人群区分观念使得美国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观念相当淡薄。最近一项民调发现， 58% 的美国人仍然相信，一般人也能变成富人。只有当这种可能变得很低或几乎不存在的时候，“阶级”才会成为个人难以改变的身份定位。 公正作为社会价值，指的是“形式平等”（每个人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是“实质平等”（每个人得到相同的一份）。要求经济或收入的公正，不是指财富再分配，而是指保证所有人都能凭自己的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失业正是实现这种社会公正的最大障碍。 公正虽然有制度性因素，但不是由制度直接造成的，例如，农村学校教育落后是一种社会不公正，而城市和农村的户口规定则是制度性不平等。公正和平等的区别在眼下美国共和党初选中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候选人 米特 · 罗姆尼（ Mitt Romney ）是一位亿万富翁，没有美国人会因为坚持平等而要求平分他的家产，但他以投资方式获得收入，税率比靠薪水过日子的普通人要低，这种投资和一般收入的不同交税规则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是不公正的。这也使得美国现行税制成为一个主要竞选议题。在接受民调者中，只有 11% 不满自己的税交多了，而却有 59% 不满富人的税交少了。 “公正”成为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人物和选民共同关注的问题，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如就业、纳税、非法移民）。关注公正有助于思考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不同价值之间的优先秩序，这一关注更使得民主选举起到了可贵的公民教育作用。

警惕“非人化”背后的敌意 徐 贲   继北大教授孔庆东辱骂香港不少人是“狗”和“王八蛋”后，香港一些人日前集资刊登侮辱内地人的广告，把内地人暗喻为 “ 蝗虫 ” ，甚至还编了 “ 蝗虫歌 ” 。有评论批评唱 “ 蝗虫歌 ” 的，说是“与香港开放包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其实，就算在不如香港开放包容的国内，把香港人辱骂成“狗”和“王八蛋”也是恶劣的“非人化”行为，在道德和伦理上也是不能允许的。 非人化（ dehumanization ）是将一些人或一部分人类异化为非人的生物。与单纯将人比喻为动植物（如雄鹰、骏马、青松）不同，非人化的想象动机和心理往往是敌意和仇恨。非人化是许多战争的宣传动员和心理准备，它把“敌人”想象和描绘成“异类”，在人类等级上低于自己，或者干脆就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这些战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阶级或政党之间。 将别人非人化，如果形成一种习惯和思维方式，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人性伤害，使他们变得残忍、暴戾、非理性、充满仇恨、丧失人性。人类学家蒙塔古和麦特森（ Ashley Montagu and Floyd Matson ）把“非人化”比喻为“启示录第五骑士”。圣经的《启示录》描绘了末日审判，启示录这个词因此用来指代世界末日，按启示录的说法，分别有骑着白、红、黑、灰四匹马的骑士，将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类，届时天地万象失调，日月为之变色，随后便是世界的毁灭。“非人化”这个第五骑士带来的便是仇恨，它同样可能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和毁灭。 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希特勒多次称犹太人是一种细菌疾病 , 称赞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细菌的发现者）和德国科学家罗伯 . 科霍 (Robert Koch ，肺病病菌的发现者 ) 为德国人战胜犹太人提供了科学的根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 ,“ 发现犹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们现在的斗争和上个世纪巴斯德和科霍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样的。犹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 ! 只有消灭犹太人 , 我们才能恢复健康。 ” “文革”时， 非人化语言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牛鬼蛇神、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以及割尾巴、翘尾巴、小爬虫、害人虫，这样的语言剥夺了“敌人”的人的属性，使得仇恨和虐杀成为合理的事情。被虐者因此自觉矮人一等，施虐者也因此全无负疚之感。 与“非人化”截然相反的是对其他生物的“人化”，形成这种想象的动机和心理则往往是爱和怜悯。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的轻》共有 7 章，每一章都有它的主角人物，而最后一章的主角人物是一条叫“卡列宁”的狗。卡列宁的人化，使昆德拉得以表达一种 博爱人道主义和爱的“博大人性”。 爱是一种人类的美德，但只爱自己的同类（为此将他者非人化为异类）并不是真正的爱。有一天， 特丽莎独自坐在那里，“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人类把动物看得低人一等，因为动物是受人支配的。只有那些善待动物，不把它们排除在爱之外的人们，才能说是保存了完整的人性，“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当医生托马斯看着妻子特丽莎抱着狗儿卡列宁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充满了这种 博大人性的爱，“ 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 我们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当作异类来敌视和仇恨，还是当作己类来怜悯和爱，真正受到考验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人性。 《南方周末》  

用“公民学”代替暴力维稳 徐 贲   读到一篇《 无论何因，施暴者都应依法受惩 》的文章 ，对 浙江湖州市织里镇发生的 “ 抗税 ” 事件作出了态度极为强硬的反应，文章主张，“ 对于出现暴力的群体事件，无论其起因是什么，对施暴者都应依法坚决惩处。这种惩处应当公开、及时，必要时从重。”文章认为，只有“坚决”、“从重”的暴力打击才能“在全社会建立起群体事件中施暴必被严究的明确观念和法律威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用重典治“乱民”，本不是什么新鲜主意，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好的统治效果，更不要说有利于长期的治理目标了。这次提出“ 无论何因 ”，更是显示出“绝不手软”的决心。 “手硬”作为一种既合法有合理的治理手段，应该是在问清事件发生于“何因”之后，而不是不问“何因”就作出的应对措施。就算事情全是“乱民”或“暴民”的错，也得问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好的公民，而变成了如此恶劣的“暴民”。暴民的出现，至少应该说是公民教育的失败。 早在 1779 年，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杰弗逊就已经提出，公民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秩序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他非常有远见地看到，为了更好地维持社会稳定与和平，与其给政府军队，不如给人民知识，人民越没有知识，就越可能成为暴民，而政府越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叛乱就越多。镇压不是解决之道。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政府军事力量再大也防止不了叛乱。英国的军队比我们多，却几乎每五六年就发生一次叛乱。法国的军队更多（但是如孟德斯鸠所说，不及其他国家霸道），总是有二三十万人整装待命，准备镇压叛乱，其中每一次叛乱参加的人数都比马萨诸塞州多，流的血也多得多。在土耳其，那儿的暴君杀人如麻，可叛乱却几乎天天发生。再把他们叛乱者疯狂的烧杀掳掠同我们叛乱者的文明、克制和几乎自我灭绝的精神比较一下，然后回答：给政府军队，或者给人们知识，究竟何者能最好地维护和平”。 防止产生暴民的唯一方法是教育，不是镇压，“要教育全体人民，使他们了解情况，让他们懂得维护和平与秩序对他们有好处，这样他们就会维护”。愚昧和自治是不可能并存的，“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既愚昧又自由，那它就是在期待一件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相反，“只要人民有知识，就能把他们自己的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当事情变得很糟糕，引起他们注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事情扭转过来”。 杰弗逊明确表示，“我对一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的政府没有好感。它总是压迫性的。它使统治者逍遥自在，而人民却饱受苦难。” 杰弗逊始终坚持，民众不仅要有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且还要有必须要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杰弗逊越是信任民众有能力治理自己，就越是强调要通过教育培养和提高这种能力。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治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教育必须是普及的，他甚至认为，一旦教育普及了，没有接受教育的人，不应该有选举权。 没有公民教育便不可能保证民主社会的自由秩序，暴民是对这一自由秩序的威胁，再多的军队对此也无济于事。杰弗逊坚持认为，“人民有权用权利法案来对抗世界上无论哪个政府——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都不应予以拒绝或停留在推理上。”但是，推翻了政府后能否就此建立起一个更好的、真正民主自由的新秩序，那就要看人民的教育程度了，教育不仅能让民众明白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维持我们所有人自由的唯一靠山”。暴民造反，有成功建立新政权的，但不可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国家。 维护社会稳定不是它自身的目的，维护社会稳定是为了保障所有的人的自由、安全、尊严。只有公民教育才能真正让人民知道为什么需要维稳，这样的公民教育不仅要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让他们对一切暴力——乱民的和国家的暴力——保持高度警觉。杰弗逊称这是“公民学”（ civics ）的第一要义，“是（公民学）的指北星”。在似乎只剩下在暴力中寻求维稳之道的今天，中国不是太需要这样的公民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