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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特殊时期，很多人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些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能畅通无阻地发表，发表之后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联网上，反而是在更小众也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上发表时，迅速遭到审查和删除。这种有趣的对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体的结构搭建。

政治哲学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期，全球的学者们就憧憬并且讨论过一件事：网络空间代替城市空间接管公共领域，甚至创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领域的可能。显然这个理想最终破产了，但其破产的原因其实值得被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也能更宏观也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我们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体是现在这个样子。

有网络评论称，腾讯《大家》的那篇《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应该是”戳中了赵家人的G点，于是就被自杀了”。

近期，武汉新冠肺炎激发了人们在微信上对此事件的大量消息传递、内容评论，而微信官方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了强力的舆论控制。

微信上一问一答，内幕信息传递完成。即使采用了交流尽量简短、敏感信息发出又撤回、使用语音而非文字的“反调查”手法，这些聊天记录依然成为了证监会对内幕交易认定的依据。

使用中国即时通讯软件微信（WeChat）的美国用户最近抱怨，中国网警严密监视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有关香港事态的帖子，支持香港抗议者的言论会被删除，事主的微信帐号甚至会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