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自从2012下半年新政府开始进入人们的讨论之后，寄希望于新政府改革的人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到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连原来改革的成果都保不住了。 与人们心情相对应的则是舆论的收紧，虽然新任主席习近平也释放一定的改革信号，但社会倾向却整体左转，许多文革的语法逐渐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而经济上的抽风更是让人心焦。以房价为例，老政府控制房价失败，新总理李克强在未上台之前就信誓旦旦要解决房价问题，可是，房地产市场不仅不领情，反而在新政府上台之前就出现了大幅上涨，新政府上台后则是失控性的暴涨，令新任领导感到措手不及。 那么，这一切背后的逻辑在哪里？中国的改革还存在吗？ 本文试图从中国的政府结构角度探讨现在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向。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结构并非是铁板一块的集权制，而是一种可以称为诸侯制的特殊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状况杀死了改革。 最近半年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妨从房价开始谈。 去年下半年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观望阶段，这种观望不仅表现在开发商层面，也包括地方的各级政府，他们由于不知道新领导的心思，不敢做出头鸟。 然而这种观望到去年下半年就结束了，甚至没有维持到11月份的党代会。原来地方政府已经从新领导在地方任职时的作为，就分析出他们在上台后会怎么做了。 比如，新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以建立了一座空城和改造了一个片区著称（关于这方面的详情，请参阅我的另一篇文字《李克强的执政观》），并受到了提拔。所以，他的思路是：借助大型房地产项目和城市改造工程，倚重开发商，试图寻找一个都能赚钱的空间。即：政府卖地赚钱，开发商卖房子赚钱，两者只要能合作把房价炒高即可。最后留出一点利益来给拆迁的百姓，不让他们闹乱子。 这种模式由李克强参与创造，并在地方政府的探索下日臻成熟。现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打着再造新城的幌子，引进大型开发商建造大型城市综合体，将地皮价值炒高，高价卖出房子。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政府必须对其他地方的土地捂盘，让人们除了买炒高后的房子，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买廉价房子。 地方政府认为新总理的执政思路跳不出这个框框，只要李克强一提城市化和改善城区，地方政府随即可以用上述方法开始炒地皮，表面上满足新总理的“改革”冲动，但实际上还是继续炒地皮和分享土地盛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价在新旧政府交替未完成就开始上涨了。 新老交替后，李克强果然提出了要让人民安居，城市化改革要重质量等，这些口号都很符合之前地方政府的预期，他们早就料到新总理会这么干，于是在预期得到实现之后，房价继续冲高，并出现了失控的局面。 另外，所谓的国五条明显是一次政策失误，这次失误更多是延续了前任总理的方向错误，也进一步起到了证实作用，证明新政府的政策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得到了信号的地方政府更加恣意妄为。 可以说，在新老交替的时候，都是地方政府扩权的最佳时机，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肆无忌惮地对中央政策加以发挥，为自己谋福利。 与地方政府的肆无忌惮相比，中央政府此刻却出于半失控状态。其原因有几条： 第一，新人上台不久，还没有抓住足够的权柄。当然，他们可能永远抓不住足够的权柄，就像他们的前任一样。只是他们由于刚上台，更显得手忙脚乱。 第二，他们接受基础教育都是在文革期间，那是形成人世界观的时期，所以这两位新人一方面带着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对搞运动很了解，而对于行政知识却有很大缺陷。 第三，这条在本文第二部分详细讨论，即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的诸侯制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状况失控的情况下，两位新人只能发挥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从文革时期的经验出发，一方面搞党内整风，另一方面开展运动式的治理，以期震慑地方权力。 但这两方面都不足以震慑地方权力，因为整风和运动都只能对少数人进行打击，绝大多数人都是安全的，更何况地方官员联系千丝万缕，谁遭殃了其他人都会保护他。 另外，中央政权本身由于条条分割，各负责一摊，也无法统一。比如，一直抓意识形态的刘云山由于轻车熟路，恰好利用机会进行扩权，他利用两位大头目运动式的思路和民族主义倾向，开始了一系列的中国梦活动，成为了重庆唱红歌的全国版。 综上，这半年的中国政治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中央的运动式思维，地方政府乘机扩权，部委也更加蛮横，让人们不知道将走向何方。 在讨论完这半年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放长视角，看一看形成这乱局的背后原因：中国的诸侯制政治。 中国社会是诸侯制，存在着多级诸侯和多重盘剥 人们曾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集权社会，而现在实行的制度也是中央集权式的。 集权制的最大特点是：官员由上级任命，下面无法把他选掉，他对上级的命令唯命是从，对下级则不理不睬。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官员并没有对上级唯命是从。除了一些重大问题之外，在处理日常事情时，他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只对自己负责。更多的时候，他的利益是和上级的利益不一致的，是排他的。 比如，以上海市为例，最近几年房地产调控是热点，中央政府屡屡下发狠命令控房价，但效果一般，在上海，房价仍然涨得一塌糊涂。为什么？ 答案是：作为一方诸侯，上海并没有去执行所谓控房价的命令。它只是装作去执行，而实际上则继续设法抬高房价。比如，当中央要求增加土地供应的时候，地方表面上附和，并看上去增加了土地供应，可增加的供应大都是商业房地产，而对于住宅建设则暗中减少供应，以达到维持房价的目的。 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希望房价下跌，是因为他的地方政府收入大头要来自房地产。这个利益和上级并不一致，是排他的。 总结来说，所谓诸侯制，有如下几个特征： 1，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是民选的，他们从理论上都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 2，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却又保持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比如，上海市政府只在重大问题上表面服从于中央，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拥有自决权，甚至不惜与中央对着干。 3，当中央下放权力时，不是把权力给了民间，而是地方政府攫取了这部分下放的权力。 4，当中央试图收权的时候，地方政府会把丧失的权力转嫁给民间。 5，这样社会的政治互动不是在民间和政府之间互动，而是在两级（甚至多级）政府之间互动。 简单一点说，就是民间经济受到两方面的盘剥，这两方面都不受民间控制。 中国的情况还更加复杂，还在于： 1，中国的诸侯不只是两级，而是多级的，从中央，到省，再到区、市、县、乡，每一级都可以按照小暴君的方式行事。即便违背了中央的旨意，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也很小。 2，中国不止拥有地方政府这样横着的诸侯，还有各个部委这样竖着的诸侯。每一个部委也都是一个小暴君，拥有着不受制约的权力。 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就是一个排他性的诸侯，工信部的一把手只是部级干部，从表面上看低于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但在对通信产业的管理上，工信部的领导却具有着绝对权威。 从理论上，总理、副总理和其他一些部门有权力插手通信产业政策制定，但在实践上由于知识和信息的隔膜，这些人却没有能力插手这个行业。所以，到最后的情况就是：虽然国务院有资格制定通信产业政策，但实际上政策却被工信部的内部人垄断了。 工信部内部垄断权力的结果，就是滋生出强大的利益群体。如当年工信部（及其前身信息产业部）力推的TD标准，就是因为有一群内部企业可以通过政策瓜分大量的扶持资金，并希望通过政策优势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他们绑架产业的结果，是使得中国的通信产业一直处于不开放和落后的状态。 而最近，他们又忽悠着新总理做了批示，开始对TD LTE押下了重大赌注，其方法也是如出一辙，最后一定是对关系企业和利益群体有利。 所以，中国的横向诸侯和纵向诸侯交叉在一起形成网状，留给中央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不能称为一个完全的集权制国家。 诸侯制下的猫鼠博弈 在诸侯制下，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由来已久。 文革时期，毛感觉到了诸侯的制约，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破它，这与现在新王的感觉是一样的，新王也试图通过一定的运动（但不要到文革那么大）来打破这种束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诸侯制下，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央和诸侯这两极中，任何一极想搞改革，都会受到另一极的制约。 比如，如果诸侯（比如广东省）想改革，那么中央政府会担心局面更加失控而加以否决，中央政府希望做自己能够控制的改革，而不是走向更加失控。 而如果中央想搞改革，而由于诸侯的千差万别，利益各不相同，它的改革措施会被各级诸侯一一化解，换成对它们有利的内容。 当两极诸侯缠斗激烈的时候，他们的扩权冲动就只能向民间开刀。比较常见向民间开刀的做法表现在经济上，中央扶持央企，诸侯扶持地方国企，部委还会扶持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行业企业，他们设置了一道道障碍不让民营资本进入。 当中央假装改革，要求向民营资本放权的时候，诸侯会乘机向前冲一冲，把利润拿走，避免流落民间。而中央想把权力回收一点的时候，诸侯们首先保证自己的关系企业不受损失，结果中央的收权会引起下面民企叫苦连天。 从前王和前总理时期，诸侯们就用这样的办法把他们弄得里外不是人。前总理呼吁改革的时候，诸侯连动都不动，人们于是认为他是在作秀。前总理要求中央放权的时候，诸侯们乘机坐大，更加不听话了。前总理试图加强控制力，避免地方诸侯将经济过度透支，诸侯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来骗他，糊弄了事。 比如，当年前总理要做教育改革，在诸侯们的参与下，教育改革变成了撒钱改革，即中央政府做的只是增加经费，达到4%，至于经费怎么花，都是诸侯们说了算，于是关系企业大发财，清华的博士生导师都成了身价上亿的生意人，而打工子弟仍然上不了学。 在这样的制度下，做任何改革都变得非常艰难了。 改革是否还有可能？ 之所以形成诸侯制，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和诸侯这两个级别的官员都不需要对下负责。 他们都不是民选的，都不用去听民众的呼声，民众谁敢对抗他们，诸侯们甚至可以让对抗者消失而不受到惩罚。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永久的弱势群体，才能让中央和诸侯的博弈保持平衡，因为它们博弈中吃亏的一方可以从这个永恒的弱势群体身上找平衡，多拿一些。 当民众叫得厉害的时候，中央和诸侯都想迫使对方向民众让出一定的利益，而自己却并不想出让。比较典型的是1994年的税改，朱相的改革措施是逼迫诸侯把一部分税收利益让给中央，由于诸侯暂时吃了亏，就开始炒地皮，从民间经济手中多抽一些血。中央由于在前面沾了便宜，到这时看地方政府的抽血行为，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人们还在指望1980年代的理想，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时，我却认为，已经不可能指望出现那样的改革了。 以后的改革大部分只是两极之间的博弈，与民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万一有一小部分真正的改革，可能出现在以下方面： 1，如果中央权力持续走弱，可能会在地方诸侯中出现一两处改革派。但目前地方诸侯的权力还没有足够强，尚需观望。 2，如果中央想做实质性的改革，必须绕过诸侯这个层次。比如，如果要做户籍改革，不能在诸侯层次上过多讨论，那样的话又会形成教育改革式的失败，把实质性内容换成皆大欢喜的饕餮盛宴。要实行户籍改革，必须由中央直接宣布任何限制户籍的行为不合法，把权力直接让渡给民间，让民间去和地方诸侯形成有效博弈。但我不认为目前的新人有这样的魄力。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继续在诸侯制的双头结构中颠簸，直到支撑不下去。

青袖：聊与梅花分夜永——与李?孪壬?柑 进入专题 ： 李??/u>    ● 青袖   　　 　　李?孪壬? 　　在网络上偶尔看见先生文章，如久旱之遇云霓，那份浇灌心田时沦肌浃骨的酣畅与震撼无可言说。先生之博学，国内也许有人及得上，先生之恢宏，国内也许也有与之并驾齐驱者，但先生那份审美悟性与慈悲情怀，以及对中国专制传统与生俱来般不折不饶的对抗之勇气，则是逸出学术与知识之外的一种心性上的人文境界。在这个真言噤声、假话盈宇的时代，先生的著作，执著于拨开诡谲的历史风云而见证作为背景的精神天空。所以我常在那力透纸背的气势背后，看到先生超越于风云之上的寂寞清澈的眼光。那眼光纵然有时因为愤怒而变得尖锐犀利，但依然是慈悲的向度：那是对于成王败寇暴力传统中人性沉沦的悲悯洞察，是对于血雨腥风王朝更迭中文化气脉日趋衰微的见微知著，也是眼见一部中国历史只有文明的挣扎而不见文化脉动的悲愤控诉。于是先生的文章时而慈悲满怀，箫声动地，时而愤怒满腔，剑吟冲天，在以纷然杂乱的赋体笔法挥洒而就的千年沧桑历史长卷中傲然独行，朗然长啸。先生用超卓见识与丰沛激情，论中国晚近历史，说20世纪文化命运，显幽阐微，爬罗剔抉，如扁鹊行诊，明辨错谬，疏通致远，既有精骛八极、鞭辟入里的剖析，又有充满智慧的理性思辨，往往于摧陷廓清的批判锐气中展现出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此的雄浑自如，浑然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气势，难怪网络上喜欢先生文章的读者大有人在，许多人视先生为“中华第一才子”，这并不是溢美之词，而是衷心的折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先生那充满性情的自言自语中纵横捭阖的气势，历史上“笔锋常带感情”而又汪洋恣肆的梁启超，颇为类似。那是一种独特的李?率降乃祷胺绞剑?溆刖浼涑３氏殖鲆恢制婷畹亩猿疲ㄋ?椒兹辉勇业母程灞史ǎ??允境瞿谛挠胪纺约淞鞒┒?渑娴墓嵬ā５??钊饲辗?氖窍壬?亩醇??７⑺?怂?桓已裕?滤?怂?桓宜抵??氛嫦唷Ｏ壬?捞氐氖饭凼且莩鲅?跗缆壑?獾囊淮罅恋悖?矶嗾窳?Ⅰ?恼嬷?萍??瓜壬?闹?霾蝗萦诖笠煌车穆骱推?恼?翁逯啤Ｏ壬?摹笆返ā蹦耸浅鲇诹贾?淖跃跤攵哉胬淼奶剿鳎??缍运镏猩降钠兰郏?晌降廊怂?桓已?—–“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这份识见，在国内只有袁伟时、萧功秦等寥寥数人与之相仿佛！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以研究中共党史而知名的杨奎松先生的力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中的看法，与先生不谋而合，不妨转录如下，以供先生参照：“不论孙中山与苏联结盟得失利弊如何，就中国现代历史本身而言，他们之间的结合，无疑都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壮大，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进而为顺序演出20年代至40年代一幕又一幕重大历史剧，提供并规定了主要角度，甚至决定了其中心内容和基本线索。”认识相同，但一“贬”一“褒”，价值评判的标准不同。相比于杨奎松先生没有脱出“伟光正”意识形态范畴“正统”史著的委婉吞吐，先生基于自由独立批判精神立场的直言不讳可能过于尖锐，却由于大胆道出了历史的真相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一如那个道破了皇帝的新衣的无所顾忌的孩子。先生著作中如此言论比比皆是，由于敢说真话，振聋发聩处总是令人热血沸腾，痛快淋漓。难怪康正果先生尝说先生的文章是“投入学院黑龙潭的醉醒石，是洒向民间读书人的开心果”，并将先生的著作誉为“百年来难得的杰作，百年后可传的藏书。”康氏言论，可谓慧眼识才，伯乐相马，诚哉斯言！ 　　先生的著作中，学术分量最重的当是那部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化冷风景》。此部著作由于涵盖上下五千年，纵横于中西之间，所以耗费了先生整整七年的时间。但盘根错节始见器利，气势恢宏方显才大，在这部著作中，先生以一如既往的恢宏，于历史纵深处邀游，思想的锋芒所过之处，如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道统的庞然大物，由此轰然委地。特别是那篇《易经误读河图洛书的四维时空坐标》，是华人学界第一次用“四维时空坐标”为参照来解剖《易经》的文章，其见解之卓异，视野之广阔，令人叹为观止。如此识见与境界，是大陆那些学院的学究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的。我知道，这就是生存与审美之间的距离，也是攀附与自由之间的悬殊。正因为先生走到天涯也要坚持“口对着心”的写作立场，方才赢得了如此自由高远的论说空间，一如陈寅恪先生当年的“孤立千仞”，方才抵达了那样孤寒却彪炳千秋的人文境界。记得此著尚未出版时，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曾有言：我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朋友，“写作中的《中国文化冷风景》一书，尚未完成，已足以使我确信，一个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同一量级的学者，正在向我们走来。”（见高尔泰：《隔膜》）如此高誉，并非出自友人之间的吹捧，而是源自高先生“一种接近精神能源的感觉”的“确信”。相信只有认真阅读过此著的人们，才会明白此著的价值，才会知道高先生此言不虚。 　　说到生存，先生的遭遇一直是广大读者心头的隐痛。先生自98年出国以后，天涯漂泊，有家难回，在生存的逼仄与谋生的艰辛中举步维艰。先生的遭遇，放眼古代，则商周剧变时出走的伯夷叔齐何似？环顾近代，则在极权统治下孤立千仞的陈寅恪先生的孤寒何似？也许是同样的绝地和孤寒的处境，先生博客中尝慨然自语：“说是独孤求败，实乃八面临风”，在此，我要将先生的话试作改动后回赠先生：“任他八面临风，我自岿然不动”！不是吗，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却不曾丝毫阻挡先生傲然独行的身影。 　　许多人是从那本《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开始认识先生的。记得徐晋如先生曾在其博客中说到过读到先生这本著作时的激动。的确，这本书在泥沙俱下的众多红学著作中别开生面，牢牢确立了先生“红学家”的头衔。在我看来（许多人也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红学史上最好的一本著作，因为它展示了《红楼梦》人文精神与美学的真正内涵，而许多著作，总是围绕着《红楼梦》的枝枝叶叶而喋喋不休，无关痛痒。这本书序言中先生尝自言：“由《红楼梦》向上追溯，可进入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学的重新考察，从而理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络；从《红楼梦》向下展开，则可纵观中国晚近历史的大致走向，从而着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红楼梦》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去参照西方文化，则可对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到20世纪的演变有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观察。”这番话给我们阅读先生的著述同样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坐标。先生的著述，如果以《论红楼梦》为界分，则“向上追溯”，写出了《商周春秋》、《吴越春秋》、《汉末党锢之谜》以及《中国文化冷风景》等著；“向下展开”，是以政治和文化作为交叉坐标而重新审视的《论晚近历史》 和《百年风雨》（又名《枭雄与士林》），对西方文化的参照，则有《作为历史哲学和文化命运的20世纪风景》 和《美国风景》等著。这份并不能囊括先生全部成就的亮丽的文学景观（先生于文学评论与学术著述之外，还以罕见的活力创作了数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曾被誉为“亚洲十大中文小说”之一的《上海往事》），是先生奉献给当代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份独特的厚礼。先生的名字，不管受到多少政治的冷遇与学术同行间“三国水浒”式的刻意边缘化，都理当镌刻进历史的殿堂！ 　　先生于当年关于“重写文学史” 这一影响重大的文学课题中居功至伟，可惜由于种种人士上讳莫如深的原因，先生的功勋至今鲜为人知！先生近年来在海外也颇为此而愤愤不平，但在此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先生的功勋终于得到了正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一书中，作者杨庆群在书末“附录二——王晓明答杨庆群问”中，首次正式而且是较为详细地披露了先生当年参与“重写文学史”的过程，这里不妨转录如下：“（王晓明答杨庆群问：）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是在上海社科院《上海文论》编辑部的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三个人，毛时安说要我和陈思和两个人来编一个文学的栏目，但是要想出一个具体的题目。大家讲啊讲啊讲，想不到好的题目。后来我说了一段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要一个重写文学史啊什么什么的，我说了一通，陈思和反应很快；‘那就叫重写文学史吧’，我说的时候是无心的，是他把这五个字给拎了出来。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好，就这么定下来了。定下来以后，因为我刚才说过，之前关于文学史有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分头约稿，比如陈思和是向复旦大学的朋友约，我是向华师大的朋友约。有一部分稿子是已经写好的，我记得当时李?乱丫?幸桓龊艹さ奈恼拢?抢?隆⒊滤己秃臀胰?鋈艘黄鹛致郏??轮幢市吹模?匦蠢雌兰畚逅囊岳吹男挛难В?械阆瘛?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东西。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办这个栏目，我们三个人就是在一起讨论，后来是李?缕鸬牡谝桓澹?滤己秃臀乙黄鹦薷摹Ｕ馄?恼潞罄淳头⒃谡飧鲎ɡ咐铮?孟衩挥腥?姆ⅲ?液统滤己鸵裁挥惺鹈?！ —–不知这段王晓明的答问与先生当时的亲历过程是否一致？王晓明说那篇文章由先生执笔写成与先生的自述一致，但说他和陈思和没有署名却与先生的阐述不相符合，是先生记忆有错，还是王晓明之于他们很长时间以来独占“重写文学史”这一文学成果之动机的欲盖弥彰？但不管情况如何，谢天谢地，国内学人总算是良心发现，开始正视先生的存在了。 　　先生与刘再复先生之间似乎存在着较深的恩怨瓜葛。先生当初在国内就与刘有过交往，后来也是因刘的邀请而趁机出国，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现在何以形同陌路？以先生的心性，似乎不必去认真计较，其中或许有许多为外人所不知道的隐情吧？公平地说，刘再复先生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文学批评家，与先生相比，可能不那么深刻，行文圆滑婉转而少了敢说真话的锐气，但许多地方自有一番气象。如他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以独特的视角来检讨反思现当代文学灵魂忏悔阙失的维度，不失为一部文学批评力作，不知先生看过没有？刘再复先生的《红楼梦悟》系列红学著作，其中许多观念的确来自先生的启示，许多甚至重复，类似于“偷意”，譬如刘在其《“红楼梦”哲学论纲》一文中曾写到：“‘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真是画龙点睛的大手笔。这八个字才是《红楼梦》的精神内核和最高哲学境界，也是曹雪芹这部巨著的第一文眼。”——很显然，他的这番观念是来自于先生，因为先生的《论红楼梦》第四章《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中早有提到（先生的文章写作年份早于刘再复先生10多年）：“尽管作为一个小说的叙事灵魂，贾宝玉呼吸领会着一片悲凉之雾，但在诗情上成为导引的却是林黛玉这颗孤傲的诗魂。这种异同早在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便暗示出来了。当宝玉细想戏文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意味时，不禁大哭，然后立占一：‘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结果让林黛玉见了，续上一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且不说二人在佛教境界上的悟性高低如何，可以显见是林黛玉在人生姿态上比贾宝玉的那种彻底性。”再如刘再复的《论红楼梦的忏悔意识》一文中如此写道：“领略悲凉之雾的，除宝玉之外，最深刻的应当还有林黛玉”，更是直接套用自先生，因为先生在《论红楼梦》中早有指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悲凉，领略到的并不是只有贾宝玉还有林黛玉。”——-刘再复的著作中还有许多与先生一致处，联系到先生所说的与刘在国外相处时“倾囊相助”的情形，方知先生并没有无中生有，而且刘在其著作中将沿袭自先生的思想观念“洋洋得意”地当做自己的“独创”时并没有提到“出处”的做法也确实有学风不够严谨诚实之嫌，先生的不满，自有先生的道理，也是先生的狷介之处。但我在此却要“劝导”先生一番：刘再复的著作尽管有很多地方确实是从先生口中或书中“偷意”，甚至是照搬的，但只要先生有足够的雅量，应该学会宽容。这样说似乎对先生不公正，但刘再复在其著述中也不全然是“照搬”先生的话，而是有时也“翻出新意”，譬如上面举证的那句“领略悲凉之雾的，除宝玉之外，最深刻的应当还有林黛玉”的后面，刘又加了一句：“但林黛玉‘还泪’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并不承担罪责。因此，如果从负罪的领悟来说，宝玉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承担者。”——-这就是刘先生得到您的启示后的自我发挥了。文学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切磋，可以擦出许多思想的火花，写出新的篇章。刘还著有《双典批判》（即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大经典名著的批判）一书，这部书的立意主旨与写作动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李??/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