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

　　1 　　中国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神的地方，虽然这些神各自为战不成体系，但所有造神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利用民众的愚昧，抢占社会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制高点，从而最大程度控制和主宰民众，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帝王基本上都没有逃出这个路数，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夺取政权的政治人物、政治力量往往先冠冕堂皇地做出很多政治许诺，而民众是相信那些许诺的，他们因此受到感召，追随着欢腾雀跃，只有从惨痛的经历中发现那些承诺不过是空话和谎言，与他们当年宣扬的所谓信仰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然而悔之晚矣，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已经获得了控制人的手段和条件，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不可以发出了。 　　在社会层面，各路骗子之所以都热衷于装神弄鬼，也与这种政治机理或者说政治规律有关——骗子往往通过伪造超然于现实世界的特异功能的手段，宣称自己可以能人所不能，把你内心的期望变幻为现实，用这个把办法来一批又一批的追随者。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道孔隙，人们终于可以把目光投向自己所向往的地方（怎样活得舒服一些，有尊严一些），结果中国就出现了严新、张宝胜、张宏堡、胡万林、张香玉、张小平等一系列骗子大师，出入于豪门相府，聚众于剧院广场，在这块还没有摆脱蒙昧的土地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和占据高位的权力者（这里甚至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一道，把朗朗乾坤弄得乌烟瘴气、鬼魅横行。 　　我们在指证骗子的欺骗伎俩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产生骗子的文化土壤，这甚至应当成为对“大师现象”最主要的观察点，否则我们将不得要领，看不到最应该看到的东西。 　　最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做了一期专题，缕清了王林从江湖骗子到拥有庞大经济帝国的大师的大致脉络，我认为节目的着眼点是准确的：王林之所以成气候，凭借的是其强大的人脉网络。这个网络也许有王林编造和夸张的成分，但是就中央电视台的展示来说，应当说不是假的，譬如我们的确看到了王林与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总统的合影照片，看到了王林与马云、成龙、李双江、赵薇、李湘、何鸿燊、李冰冰等人的合影照片，然而，王林广泛的人际网络的最重要证据——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当地县委书记的合影照片，却全部做了模糊化处理，我还是从网络上看到网民冒死晒出的照片中领略到大师神通的。其实我很想罗列出现在照片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藉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遗憾的是，如果我这样做读者很可能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只好也像中央电视台那样做模糊化处理，好在这并不影响我的论述。 　　2 　　在这件事情中，我对王林大师的魔术杂耍和神功绝技不感兴趣。任何时代都有装神弄鬼的人，倘若有一个家伙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上面对记者拍着胸脯说可以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从纪念堂水晶棺材里弄出来重新站到天安门上，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你也没有办法，正是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飞。中国这个林子超常大，即使有几十只、几百只，乃至于数万只猪一齐悠扬地飞上天空，并且高亢地唱着红歌，齐声叫嚷说：“今儿个我真高兴，真呀嘛真高兴！”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只有蒙昧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把江湖混混儿王林捧上神坛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怀抱着怎样的动机？人们从王林那里到底想得到什么？在对王林的追随与膜拜中，是否与宗教意义上的人的心灵需求有关？从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能不能搜寻出一条社会政治学的规律和线索呢？我的回答是：能。 　　我把结论说在前面：一个限制思想流动、人民意志无法进入政治过程的社会，犹如一潭死水，必然腐烂发臭，致使社会肌体出现局部的乃至于全身的溃烂，而王林大师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社会溃烂的畸形表征。 　　下面我从基础部分论说。 　　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拥挤进商场的人，你就不能说都是来消费的顾客，说不定这里边混迹有毛贼、便衣、吸毒者、城管、专家、学者、诈骗犯、妓女或者专门来看女人胸脯和大腿的色鬼。膜拜王林大师并且与其合影的人，也有很大差别—— 　　演艺界明星的造访和膜拜，动机或许还单纯一些，你能指望那些轻而易举占据社会高位的人有多高的智商呢？否则成龙先生就不会无知地说出“中国人就是要管”的鸟话了。他们拜访王林大师，更多的是出于心灵空虚的原因：什么都玩儿腻了，什么都没意思了，于是想找大师玩玩儿了，结果就去玩儿了，也就是这样简单，没必要做过多解读，做过多解读反而抬举了他们。 　　马云这样的做实业的人拜访和膜拜王林大师，动机就要复杂一些。只就马云本人来说，一个把商业利益置放在道义原则之上的人，大概人格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譬如马云先生最近触怒了公众的那番言论，善意理解，是马云先生无知；如果以鲁迅先生“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态度来揣测马云先生，那么就可以认为马云先生是在为商业利益向权力者卖淫，很让人恶心。可见道义在一些人、甚至是戴着成功者桂冠的人那里是很不值钱的。那么马云先生在王林大师这件事上又是怎么一档子事呢？我想除了玩儿的因素之外，一定还有看中和试图利用王林大师的政治人脉的因素，这也是那么多比人精还精的商人甘愿相信魔术杂耍和神功绝技，不惜工本动辄用成百上千万元资财去与王林结为团伙的最主要原因——这件事开始变得有意思了，不过我先把话打住，后面一并再说。 　　蜂拥而入王林大师豪宅的大部分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各级官员，被我不方便点名、不得不做模糊化处理的那些人。对这个人群也不能一概而论，好比一个幽深的水面，里面是有生物链层次的，他们彼此的动机也会有显著的区别。 　　位于上游的人——好比大鱼——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演艺明星的心理：极度空虚了，玩儿什么都玩儿腻了，现在想把本已经很高的官位再坐大一些了，想长命百岁了，想返老还童了，于是，在很辛苦地做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报告以后，就想招一个耍杂耍的进宫来玩玩儿，问问卜，算算卦，跳个大神，变个戏法，讲几个荤段子，多好的消遣！结果就让把门的武警给放进来了，王林这才像数千年以来一直游走在宫廷深处的术者一样，得以随便出入于豪门相府。这是政治糜烂和官员道德糜烂的必然后果。 　　王林既然是术者和玩儿家，当然熟谙其中的术数与路径，知道他所获得的进出豪门相府的资格的价值，所以他一定不会忘记与那些大家伙合影留念，这就是他那本印制精美的《王林大师写真集》（据说每本售价高达16万元）产生的最根本缘由。对于王林来说，与大家伙的合影就是合法性执照，就是身价，就是资本……你只要稍微缕一下王林走过的江湖骗子的路径，就会发现他爆发式获得的所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均是从这一环节衍生出来的，甚至可以说，这是王林获得大师身份的基点和依托。 　　而位于中下游的人——小鱼和虾米——看见王林大师与大鱼们如此稔熟，惊呼：“我的妈呀！这不是天神嘛！”赶紧巴巴儿地去拜望，赶紧去合影留念，为的是通过大师结识作为更大权力来源的大鱼，为的是识得送钱送礼的路径，为的是打通贿买更大权力的通道，为的是抬高自己在政治台面上的身价……整个政治生物链都被搅动了，一幕幕滑稽剧争先上演……从《王林大师写真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此类官员的嘴脸，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估计最近还会有更多此类消息传出，会有更多真相被披露，读者尽可以大开眼界。 　　我要论述的东西，其实就含蕴在所有这些事情之中。 　　3 　　中国是一个等级制社会，这个等级制社会不仅固化了不同人不同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更严重的是固化了国家政治权力产生的路径，固化了下级权力来源于上级权力的深层政治结构。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带有裙带关系色彩的人际关系（也叫人脉）必然会成为权力追逐者的唯一可资利用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个资源，哪怕他呆头呆脑缺德到家目不识丁形容猥琐，只要被上一级权力者欣赏，或者买通（手段和方式因人而异）上一级权力者，就一定能够占据到国家政治权力的阶梯上去，合法地成为民众的牧人，这通常意味着这个人可以合法地在社会层面为所欲为了，而这又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奔来眼底……我们的官员之所以（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犯罪统计）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权力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潜藏着这样一种支配着这个国家权力运作规程的深层政治结构，是这个东西最终决定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面貌，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 　　是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人都需要人脉，然而，在中国这种极为特殊的深层政治结构中，人脉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而非相互间的情感帮助和智力支持，而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牢牢地掌握在权力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确认，中国是一个完完全全、彻里彻外的权力主导型社会，简括地说是权力社会。我不知道胡鞍钢先生所谓的“人民社会”是不是等同于权力社会，但是我知道权力社会——我们暂且把它等同于人民社会——绝不会优于公民社会，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和亲身经验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了。 　　权力社会有什么特点呢？我在《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权力死海》（2009-9-9）一文中，曾经创造“权力死海”这个概念，用在这里是合适的：当一个社会完全被国家权力主宰、人民被排除在所有社会进程和政治过程之外的时候，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力必将被窒息，其结果必将是那个社会的政治死亡、经济死亡和文化死亡。 　　“陈行之先生，这就是你不对了，我们不说政治，只说经济——难道你视而不见我们的GDP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事实么？你怎么就会说有什么东西会导致中国的经济死亡呢？” 　　我的回答是：GDP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形态很多指征中的一个指征，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牺牲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以特殊利益集团对国民财富的超常占有为常态，那么，指数越高越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失败，就像晚清那样，无论对内对外，你都将难以避免收获国家溃败的严重后果。专制主义不仅殃民，更可以祸国，这是有无数历史教训的。这也是很多有良心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杜鹃啼血一般呼吁政治改革、说“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有可能跨不过经济这道门槛”的重要原因。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国家顺利跨过经济门槛，但是在中国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正在谈论的政治生态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谁也不能轻言中国经济一定不会被庞大的掠夺集团掠夺成为一片废墟，导致一场全面的国家溃败，谁也不能。 　　我们荡开的这一笔不是无意义的，它至少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权力者倚仗国家权力对人民意志的排斥和剥夺，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所进行的疯狂饕餮和掠夺——无论政治意义的，经济意义的还是文化意义的——正在侵蚀中国的社会肌体，现在我们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病变和溃疡（我概括为道德畸变、良知泯灭、人性扭曲）了，王林大师的出现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畸形表征而已。 　　我们禁不住要想，当那些大鱼、小鱼和虾米、马云和成龙之类的明星、精明的商人……纷纷与王林大师推杯换盏、笑闹取乐的时候，挥汗如雨的农民工和被城管追打的小商小贩做何感想？那些由于在网上发表宪政言论就被监视和关押的知识分子处境若何？那些被官员蹂躏了女儿的父母向谁诉说？那些半夜里被人捆绑、眼看着房子被夷为平地的人哭天还是哭地？我们禁不住还要想，那些在宫廷深处欣赏王林大师刷杂耍的官员们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通过王林大师寻摸到买官途径的鱼虾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与王林大师打情骂俏的明星们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与王林大师巧妙周旋、图利用大师的政治人脉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人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而所有这些人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和话语权，要求农民工、小商小贩、知识分子必须做的梦，又是什么内容呢？如此巨大的反差，如此彼此隔绝的社会分层，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极为严重的病变吗？ 　　王林，这个并不高明的江湖骗子，之所以能够上下其手、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因为他利用了中国社会严重的政治病变，罗织了一个进行肮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易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王林大师是一个标本，一个中国社会溃烂的畸形表征。 　　2013-7-31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34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973年7月20日，功夫巨星李小龙在香港与世长辞。在其逝世至今的40年里，李小龙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在很多中国人的语境中，李小龙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符号存在的，很多人把李小龙视为民族英雄。前几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李小龙传奇》中，演员陈国坤扮演的李小龙以爱国、励志的形象出现在广大观众面前，他在影视中痛打日本武士的桥段至今仍被各种抗日神剧不断翻新。坊间不断涌现的李小龙传说，多半是在美国用武功拯救当地华人少女或者打败恶霸的故事。 然而，如果你还原一个真实的李小龙，你会发现，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出演的电影，民族主义色彩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讨论李小龙电影的流行原因时，人们很难不提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这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个时尚的概念。作为世界知名的影星，李小龙电影真正的起点却是其成长的地方——香港。曾经参演美剧的李小龙并不满足于扮演青蜂侠的配角，但好莱坞当时是被白人精英控制的地方，华人演员几乎不可能获得主演的机会。对好莱坞制片人而言，符合好莱坞主流口味的影片才是他们赚钱的保障，贸然动用一个东方面孔绝对是商业上的冒险。幸好此时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找上门来，希望李小龙回香港拍摄功夫电影，并且开出当时非常高昂的片酬——7500美元。 相对于李小龙教武术的收费（200元每节课）而言，7500美元的片酬并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是这个机会却能够满足他的电影梦想。 于是，1971年的夏天，李小龙回到香港，拍摄首部由其主演的影片《唐山大兄》。仅从剧情而言，《唐山大兄》是一部非常典型的香港动作片，李小龙饰演的主角战胜了毒贩老板，并且为自己的工友报了仇。这部投入仅有10万美元的中等成本制作的电影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因为李小龙的动作看起来是那么的迅猛，和之前的武打电影相比非常刺激。惊喜的嘉禾毫不犹豫地投拍了李小龙主演的下一部电影《精武门》。在拍摄于1972年的影片《精武门》中，讲述了虚构人物陈真打败日本武士并且查清师傅霍元甲被害死真相的故事。影片中出现的打碎东亚病夫牌匾、一脚踢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招牌的镜头，成为电影史上非常经典的片段。 《精武门》的拍摄和香港的民族主义思潮有很大关系，当时的香港刚刚经历“67暴动”，社会精英阶层并不赞同“革命左派”以民族主义为旗帜，采取类似恐怖主义的炸弹抗争。然而，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存在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政府部门以及大型公共事业单位的高层职位均被白人把持，甚至连印度籍人士在香港的社会地位也高于本土华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受左翼思潮影响颇深的香港电影人普遍存在很强的民族情绪，《精武门》中所表现的痛打日本人，自然也让深受歧视的香港市民有着非常强的认同感。 如果，仅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精武门》中的剧情硬伤和今天的抗日神剧相比不遑多让。不仅历史上未出现过陈真这个人物，甚至连霍元甲的死亡原因也属于臆造。精武体育会创办人之一陈公哲先生认为霍元甲是因病逝世，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与日本人有关。 在票房大卖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自然无人关注。然而李小龙本人却认为之前的影片并未很好的表现出自己的思路，随后他的电影出现了非常根本性的转变。李小龙越来越不甘于受制于人，甚至和之前两部电影的导演罗维闹翻，最终嘉禾公司站在了李小龙一方。 唯一一部由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猛龙过江》于1972年底完成，这部影片创造了当时香港的票房新纪录530万港币，当时的电影票价平均仅有2元。《猛龙过江》还打破了当时亚洲电影的纪录，更厉害的是，《猛龙过江》之前的香港票房纪录保持者是《精武门》，而《精武门》之前的票房冠军则是《唐山大兄》。 李小龙在《猛龙过江》中已经不满足于《精武门》中的狭隘民族情绪，毕竟他是个生于美国且接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人。作为武术家的他，更有兴趣在影片中体现自己的武术哲学。鉴于主要市场香港非常接受打败外国武术家的段落，《猛龙过江》特意安排了李小龙和美国空手道高手决战。电影中的大反派是罗马黑帮，与李小龙决战的武林高手只是收钱办事的打手，自身并无任何欺压良民的劣迹。李小龙显然希望自己的对手是更纯粹的武术家，而不是恶棍流氓。 影片的决战只是武学之间的较量，而无是非之分。片尾李小龙对被其击毙的空手道冠军尸体表示出敬意，这种英雄相惜的处理超越了种族和是非，《猛龙过江》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已经不大，是一部具有普世价值和国际视角的武术影片。当然香港观众还是会对片中暴打外国流氓的镜头大感过瘾，同时影片存在一些中国角色，如娘娘腔的黑帮华人军师和口称要以和为贵却出卖朋友的中国厨师，对于这样的处理，观众没有任何反感并且觉得很生动。 三连冠的成绩让李小龙成为当时香港最值钱的影星，与此同时，好莱坞终于向这位新星伸出橄榄枝。历史上第一部好莱坞制作的功夫电影——《龙争虎斗》终于出现了，这也是李小龙一生中最卖座的一部影片。 《龙争虎斗》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片的累计收入已经超过两亿美元，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无疑也是一部非常卖座的电影。如果，没有《龙争虎斗》，即便李小龙再继续刷新香港票房纪录，他也不过是一个本土的动作明星而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许不会高于成龙和李连杰。然而，通过嘉禾与好莱坞合作的《龙争虎斗》，李小龙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动作影星之一。 从剧情设计来看，这部电影迎合了当时西方观众的口味。与过去“打洋人”的民族主义题材不同，《龙争虎斗》中李小龙的对手并非洋人，而是著名香港动作演员石坚。为了照顾西方观众的口味，过于种族对立的剧情处理肯定是不行的。 为了表现东方文化的内涵，李小龙在片中讲述自己对武术哲学的理解，他与少林方丈的对话中就隐含了禅宗指月之喻，影片的表达方式却能让西方观众理解。刚刚经历了越战失败和60年代的左翼思想动荡之后，西方正掀起一股学习东方哲学的热潮。这种通俗化的传播，正是当时西方所稀缺的。 当时西方电影盛行逃避主义文学风格的叙事方法，所谓逃避主义是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形式，此类电影往往与现实毫无关系，有着浅薄而轻松的故事结果，追求官能刺激且带有异国风情。逃避主义文学电影往往是俊男美女拯救世界的故事，当时的西方电影界充斥着这类电影，代表作为007电影系列。 尽管007往往被冠以冷战电影，实际却与现实中的东西方谍战毫无关系，纯粹讲述一个生性风流的英雄，用出色的身手和神奇道具拯救世界的故事。如果仅从故事结构来看，《猛龙过江》和007系列电影并无任何不同，都是一个大英雄打败恶魔拯救世界的故事。然而东方文化与逃避主义的故事结构，却碰撞出了意外的化学效果。 李小龙的加入彻底颠覆了好莱坞的动作风格，中国功夫看起来远比当时西方动作电影中的打法更为凌厉。西方观众除了从动作场面中获取到前所未有的快感之外，也了解到中国功夫的哲学和魅力，这对于推广传播中国文化有着非常显著的意义。该片取得巨大成功并非偶然，它准确地拿捏住了那个时代西方主流观众的欣赏口味。李小龙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影类型——功夫片。 从《龙争虎斗》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小龙的成功绝非偶然。首先，李小龙具有非常强的中国色彩，同时他还在美国接受过多年的教育，其个人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超过了同时代的人。尤其重要的是，李小龙能够调动好莱坞和香港电影最顶尖的班底，这种跨文化的顶尖组合在信息闭塞的年代，往往能够产生出爆炸性的结果。 如果不是李小龙过早离世，《龙争虎斗》必然将会成为好莱坞一个新的系列影片，一个中国功夫英雄将不断地拯救世界。 《龙争虎斗》的价值远不止是电影上的里程碑，片中李小龙与洪金宝开场的打斗，两人除了拳来脚往之外，还进行了近身地面缠斗，这样的格斗形式与今天格斗界极为流行的综合格斗（MMA）几乎没什么两样。2008年开始，甄子丹的几部动作影片中，也引入了MMA的技巧，创造了动作片的一次小高潮。 李小龙在70年代就展现出这种前卫的打法确实让人震惊。后来，MMA运动的运营商Dana White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李小龙为“MMA之父”，并且邀请李的遗孀Linda主持开赛仪式，以表示对李小龙的敬意。 李小龙显然希望他的电影是非常纯粹的“武学电影“，这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的需要，更是基于市场做出的判断。他很清楚：好不容易塑造的宗师形象，是自己最大的卖点。下一步电影中，李打算更全面地展示自己对武术的思考，这就是他未曾完成的作品《死亡游戏》。这部片子讲述主角击败多名世界不同的武林高手，并且安排与不同的对手决战。 李小龙并未进一步发展《龙争虎斗》中的MMA式打法，从动作设计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发展地面格斗显然更出彩，毕竟那是当时观众很难看到的打法。李小龙却坚持从实际格斗出发，他认为生死决斗中如果进入地面纠缠是非常危险的，即便是成功利用技术锁死对方，也很容易被武器反击。 现代的MMA技术之所以经常进入地面缠斗，和擂台赛限制使用武器有关。生死决斗则没有这些规则上的限制，所以MMA的地面缠斗技术在此并不适用。这也是为何中国古代的武术家非常注重下盘的修炼，以避免在战斗中倒地的根本原因。李能预测到地面格斗未来可能成为格斗运动的发展方向，但是李并不认为这种技术在生死决斗中具有较高的价值，他努力在《死亡游戏》中表现生死格斗实际能够运用到的技术。 作为一名动作演员，也许更难更好看的动作就是其电影的全部。作为一名武术的先行者，李却执着地表现他所理解的武学和格斗。这种孜孜不倦的传道精神，是李小龙与成龙、李连杰等动作演员最大的区别。在随后的岁月中，不仅普通观众喜欢他的电影，连很多格斗运动员也努力在这些影片中寻找养分。这样的社会认可，已经超出了动作明星的范畴。 40年过去了，李小龙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符号，他代表着一种对武术和哲学的追求。他的一生看似经常跨界，实际却只是在不同领域践行自己的武术哲学，他只是一个用一生践行自己梦想的青年。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