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叔精选

市场的围墙 纽约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王强 2013年02月18日 神秘 “房姐” 龚爱爱落网了，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赵海滨又被实名举报出有192套房产，人称“房爷”。一系列“房妹”、“房姐”、“房叔”、“房爷”事件在年前的连续曝光，让外界惊叹地方官员和有权势人物如何在中国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谋取私利，同时，对房地产市场和洗钱之间隐秘联系的讨论也再次浮出水面。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撰文称：“透过喧嚣的新闻表层，我们能看到一个可怕的现实，中国的房地产业也许已经成了最大的洗钱通道。” 他认为，从曝光的几起案件中可以看到“以房洗钱”的方式，滥用权力多办身份证逃避监管，将非法获得的收入购置房产，以这种方式把钱投在房子里，比放在银行里安全多了，而且还能将腐败收入增值。最重要的是，在多个身份证购房、租房、卖房中甚至能够将非法收入洗白。 春节前，因为微博上曝出“房姐”龚爱爱大部分在京物业来自于潘石屹的SOHO中国公司，以至于部分舆论认为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潘爱爱有涉嫌共谋洗钱之嫌疑，还有网友给潘石屹冠上了“房洗洗”的绰号。 对此，潘石屹夫妇通过微博予以了否认，舆论对“房妹”、“房姐”等行为是否属于洗钱犯罪也存在不同意见。不过，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反洗钱专家曹作义2013年1月撰文认为，从最近披露的多起腐败大案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其实早已成为部分腐败高官的“洗钱天堂”和“重灾区”。 曹作义分析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房地产项目资金需求量大，且在房地产交易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现金支付，难以查明资金来源，犯罪分子因此有机可乘；二是房地产业的另一特点是信息透明度较低，易于掩盖非法资金的来源和性质；三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房地产开发对银行贷款依赖性，更是使得政府官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变得有机可乘。 其实，对于利用房地产市场洗钱的行为，中国政府早有注意到。 早在2006年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的欧阳卫民就在一个公开场合称：“房地产行业的洗钱几乎明目张胆。” 他表示，今后，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工作将向房地产、珠宝、赌博等行业推进，并称房地产业的反洗钱监测是“适应反腐败斗争而进行的制度创新”。 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研究部主任陈邦来则进一步向媒体解释，房地产洗钱，主要指的是不法分子，尤其是腐败分子，将不正当收入投入房地产业，一段时间后再议价卖出变现，于是不正当收入就成了合法的投资收益。 2006年10月，中国立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该法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制度。 2007年，中国正式成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反洗钱国际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的正式成员，并承诺执行该组织的《40条建议》，该建议要求各成员国对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制度。 然而，尽管受到中国反洗钱部门的重视，中国政府也承诺履行打击房地产洗钱犯罪的国际义务，但现实却屡屡令民众失望。 2008年，上海“陶建国案”案发，显示了官员们是如何通过房地产行业转移和隐瞒不法财富的。陶建国事发前为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外高桥功能区域管委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根据检方起诉，陶在其负责辖区内建设工程项目的规划审批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和房产贿赂总计约1485万元。而浦东新区纪委的一份情况报告显示，陶建国夫妻以及其父母名下的房产总计4l套。 一份2010年央行反洗钱课题组对中国近年来洗钱案例抽样调查显示，洗钱犯罪资金主要流入金融、房地产和投资领域，其中通过房地产领域洗钱的案例占35.9%，仅次于金融业。 虽然中国自2005年就出台实名制购房的政策，为备案和查询提供了便利，但是，针对房地产领域的反洗钱行动并未取得多大成效。最近一系列微博反腐事件说明，腐败官员们利用权力可以很容易绕过地产调控政策，甚至能轻易在各地办理多个户口，使大量腐败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 即使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都始终处于“难产“状态。“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是指住房建设部一直在推进的一个住房信息联网工程，按照理想的设计，这一系统可以便于查询到公民名下拥有的住房数量、地址、面积等信息。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全国40个重点城市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应于2012年6月30日前实现与住建部联网，但时至今日，住建部仍未公开联网情况。《经济观察报》的报道称，虽然住建部为安抚地方官员，称这一系统不经过地方党政领导和住建部门负责人同意，不能随便调出个人住房信息，而部、省（区）集中的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不提供查询服务，但仍遭到了各地无形的阻力。目前仍有部分城市未全面完成住房信息历史档案数据的补录工作。当官员们名下拥有少则几套多则几十套乃至上百套房产时，没人希望打开这个“黑箱”。 所以，中国除了继续兑现国际承诺，针对房地产业在内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制度，更需要对政府权力进行重构，如习近平所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自习近平上台后，反腐工作刚开头，中国各地官员已开始采用各种手法抛售手中的豪宅。与此同时，中国外逃资金呈现加速趋势，中纪委预计2013年非法资金外逃达15,000亿美元，比2012年急剧上升50%。 官员抛房加上资金急剧外逃，中纪委通报的消息令中共高层相当担忧，一些部门已经开始安抚官员们，并且以实际行动为官员们的财产信息构筑更加保密的“防火墙”。 　　十八后 中共官员们争相抛售豪宅 　　中纪委的通报称，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45个大中城市出现豪宅抛售潮，抛售住宅业主中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挂名。12月以来，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等情况继续扩大，更改物业业主情况数以百倍上升，状况空前，且部份业主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高层。 　　其中官员抛售豪宅情况最严重的11个城市中，广州和上海分别以4,880套和4,755套领先，居末位的福州和济南也有1,240套和1,210套。 　　习近平反腐令官员们受惊 　　《经济观察报》证实了上述消息并认为，随着中国住房信息联网工程的推进，联网城市的不断扩大给各地官员造成一定恐慌情绪，致使各地持续出现房产抛售潮。 　　上述事件的背景是，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去年11月上台后，在“反腐”方面多次表态，一批官员也迅速倒台，不完全统计，两个月台至少8名贪官倒台并被大陆媒体曝光。 　　从近期曝光的广东“房叔”、河南“房妹”、神木“房姐”等事件来看，官员们拥有20套房以上的并不是个别现象，并且官员们用双身份、双户口来隐匿财产的也不会只有一两例。 　　显然，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令拥有多套房的官员们人心惶惶。而中纪委通报的另一个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资金外逃加速 官员外逃数量惊人 　　《经济观察报》引述的中纪委通报称，列出中共十八大以后，9个省、直辖市的官员及家属提取外币情况严重，其中广东最高，近18亿美元，最低的也有近4亿美元。此外，中国资金外逃呈现加速趋势，2012年估计已突破10,000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急剧增加67%；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预计将再增50%，达到15,000亿美元。 　　还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在通报中特地指出，去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而近年来，中共官员们外逃的现象相当惹人关注，也令中共高层尴尬与忧心。 　　中共以实际行动保护官员们的个人财产信息 　　反腐刚刚开头，官员们就如此恐慌，中共党内“反腐亡党”的说法似乎得到部份印证，中共管理层的紧张也体现出来：尽管“反腐”的口号仍然高喊，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为官员们打气，并对官员们的财产进行了一系列的保护。 　　广东“房叔”的倒台的原因在于他的21套房产信息被尽数曝光在网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配合举报“贪官”在民间看来是正义之举，理应受到表彰，但泄露信息者仍被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撤离岗位并受记过处分。事后，档案馆内部立即对人员展开“教育”，并将系统升级，令操作者更难看到个人资料。 　　而中共公安部近期的一个大规模行动更令人深思。官方报导称，从1月14日起，中共公安部在中国21省市统一行动，打击“非法提供和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并拘捕疑犯1,152名，捣毁集团346个。 　　知名民间反贪人士、人民监督网负责人朱瑞峰认为，当局此举是为打击民间人士对官员的调查取证，并且打击行动对民间反贪热潮或会起到遏制作用。 　　住建部长承诺保护住房信息宽慰官员们 　　《经济观察报》还报导，鉴于各级官员们对住建部的中国全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极其紧张，住建部长姜伟新承诺：“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此外，系统不提供查询服务，只能由上级政府查询下级政府辖区信息，也不允许跨区查询。 　　上述中国全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已经将中国40个城市住房信息实现联网，并逐步扩大。通过上述系统，理论上讲可以查到官员们在全国拥有多少套房。

广州网络月前传出，有官员或干部拥有多套房子而被谑称为「房叔」「房婶」，但事隔月余，被罚的，竟是调阅、披露或上载有关资料的匿名工作人员。这种惩罚发出警号的「吹笛人」的做法，再加上一连串批评「网络乱象」的官方文章，一般相信，是要为即将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造势，亦预兆网络控制会加强，以免网络揭贪失控，言论自由将进一步受损。 但亦有学者较为乐观，相信网民会与当局大演龙凤斗智，未必轻易受控。 身为番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房叔」蔡彬，因贪污受贿而拥有21套房产，其子更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确认了网上披露的数据，案件更被列为2012年「十大典型案件」，蔡彬因而在10月下旬被「双规」和免职。事隔近两个月，泄露有关信息的责任人被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撤离岗位和记过。中国传媒22日报道消息时，并无提供受罚者姓名或个人资料。 另外，被戏称为「房婶」的李芸卿，当局前天(20日)通报，李芸卿和儿子拥有16套房产，并非网传的24套，而且都是以合法收入购置，四人亦非领导干部。当局更指出，网上流传的信息，是番禺区交易登记中心一名编外人员受人所托而私自调出，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发布。通报称，番禺区国土房管部门正在对泄露隐私人员进行处理，但没有交代细节。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为数据泄漏致歉，并加强调阅数据的规定。 这种惩罚发出警告人的做法和报道，加上官方近日大批网络乱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表社会蓝皮书时更明言要立法加强规管网络，似是为下周一(24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造势。 另外，国务院21日任命三名副部长级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其中，李伍峰和彭波来自中央外宣办，而王秀军则是工信部总工程师。显然是为法例通过后的执行作人员配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明报》表示，官方国害怕先前的网络反腐浪潮失控，于是开始加强网络监控，但他认为，网络难以监控，网络反腐是政府与民间就控制进行的博弈，官方推出新的控制方法，民间亦会出现新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