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作者: 王友琴 我是北大学生时没有上过林焘先生的课，但是后来我跟林先生有过象上课一样（也许应该说是比上课更加）严肃认真的谈话。我写文&革历史，访问了他，聆听他讲北京大学的文&革历史。他的谈话记录，和我做过的大量采访笔记一起，矗立在纵贯全墙的长书架上，从书房的一边排到了另一边。我一直想把正在写的《63名受难者和北大文革》新书一完成就请他看，但是现在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林焘先生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和蔼从容。两位与他相熟的同学告诉我，林焘先生曾和他们谈1966-1976年的经历。于是我就想访问他。尽管当时我已经为这段历史做了很多次访谈，但是我仍然感到每次都依然相当吃力。实际上，文革访谈的场面常常发生些紧张感。原因显然是因为这话题至今仍为权力当局所不准。当我一提出要求，有的人自然会马上想到是否会惹麻烦。另外，因为和我素不相识，所以被访者对我个人的动机和目的也会怀有疑问。我自己从本性上说就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所以尽管我的动机和研究方法都很简单，要对受访者很快做出一个明白清晰而且令其相信的解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当我问林涛先生是不是可以访问他时，他说，好啊。接着我们就约好了一个时间。他的口气平和，表情从容，就好像班上认识的学生来请教一个汉语语言学问题–他熟悉精通的专业。他的和蔼从容让我有了轻松感。 　　关于文革的采访会有紧张感，显然和人们的不安全感有关。这种不安全感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在文革的残酷境遇中生活过来，人们自然就会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确实不安全。在压迫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显然很难生存。但是这种不安全感本身其实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心理病症，给人带来伤害还不为人知。这一点说起来也许是有点太抽象，但是感受起来却是很具体的。 　　和林焘先生谈过话后，我想，林焘先生和蔼从容，最深的原因是，他想告诉我的是他了解的那时的事实和他的思考。他的叙述和判断，是出于对事实和真理的追求。这就是他的主要关怀，别的因素都不那么重要。本来，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当教师的人应该有的方式，但是在现实中，尤其在对待文革历史这一特定案例中，并不是有很多人能这样做的。 　　林焘先生在那场运动中是中文系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他曾经长期被关押在校园监狱中。现在谁要敢在校园里关押人，恐怕是要被当作“绑架罪”处罚的吧。那时候北大里却建立了大小各种监狱也就是所谓“牛棚”数十个。现在的考古博物馆所在地点，就是当年最大的校园监狱，被称为“黑帮大院”。他告诉在那些校园监狱里身经目睹的种种迫害和暴行。他告诉我事实的同时，也袒露了他的正义原则。我知道相当多的人对那时的罪恶已经缺乏正义感来指责，因而也就遗忘甚至否认当时暴行的存在。林焘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受难者已经被害死不能复生，幸存者身受的痛苦也不可补偿，林先生记忆和讲述文革罪恶，不能是为了别的，只能是出于他的道义原则和责任感。 　　林先生告诉我，化学系职员林芳是他的远亲。1968年，林芳的丈夫，化学系副教授卢锡锟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参军为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军队作英文翻译，1968年为这样的所谓“历史问题”遭到迫害而“自杀”。他服下剧毒杀虫药“敌敌畏”，毒性发作后极其痛苦，用刀砍烂了自己的手臂。林芳在一个月后也“自杀”。我在这里使用了引号，因为这些都不是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杀，而是残酷迫害造成的死亡。在北大，这样“自杀”的人有49名。这样血腥的罪恶，近四十年来没有得到记载。如果林先生不说出来，后来的北大人只会对这种水洗一样的遗忘本身也浑然不觉。后来，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2004页）中记载了659人的悲惨遭遇，林芳卢锡锟夫妇也在其中。 　　林焘先生讲述了他自己1968年他在那座校园大监狱里的日子。连他在内，中文系有十一人被关在那里。其中有十名教员，一名干部。半年以后，他从那座大监狱出来以后又进了中文系在19楼的小监狱。他说一度还压力似乎有所减轻，因为整人者那时忙于“揪”新的一批“牛鬼蛇神”，中文系又有五名教员被关了起来。他告诉了我所有的名字。这一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林先生不但记得自己的痛苦，也记得别人的痛苦。他不是个视野狭小只顾一己的人。他的同情和关注是阔大的。也正因此，他对北大的文革暴力迫害有相当全面的记忆。 　　他没有向我炫耀他的道德原则，但是他的叙述显示了他真的持有高尚的道德原则。另外，他也没有隐瞒他的弱点和狼狈相，甚至是在一个并不相熟的晚辈学生面前，而且这个学生会把这些并不能令人自豪的事情写出来。 　　他说，在“牛棚”中有“监规”：看守人员叫到谁的名字，就必须马上立起来走过去。那里还关了一位教授名叫“林超”。“林焘”和“林超”声音相近。每次叫到其中之一，他们俩都一起跑，怕去慢了挨打。在“牛棚”中打人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林超是地理系教授，已经去世。 　　他说，他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但是他并没有当过。后来，军宣队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把章廷谦当作“抗拒从严”的典型用手铐铐起来塞进一辆吉普车当众带走。林焘先生怕被戴手铐抓走，就承认了他们逼他承认的要炸水塔（并无此事），然后得到了“在党的号召的感召下坦白罪行，予以从宽处理”的“结论”。他感到内疚，军宣队利用章廷谦作牺牲品制造恐怖气氛的手段在他身上奏效了。 　　（章廷谦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在数年之后据说调查清楚没有了。1980年代，学者钱钟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话中责备冯友兰给章廷谦先生带来灾难，妻子疯了，儿子自杀。1990年代末，冯友兰家人指控钱钟书诬蔑了冯友兰，还说要找律师起诉–后来没有做。当时钱钟书先生已经病重住院无法作答。报载这场争论的结局是，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出面说钱没有这样说过冯。事情就此平息。令人惊讶的一点在于，章廷谦和林焘等先生受到的迫害，在这个争论中被放在一边了。另外，对于发生在北京大学的大规模迫害——63人被害死，占全校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不见报道和记载，更不见分析和研究。而且，也看不到当年施害者的忏悔和道歉。在公众记忆中，那时的大图景和个别事件都变得模糊不清。这是怎么造成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林焘先生也是最早告诉我1968年6月18日为“纪念”北大文革暴力迫害发生两周年而举行的更大暴力迫害的人。在1966年6月18日，北大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文革对象的暴力行动。由于毛泽东把这天的暴力行动称为“革命的”，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在全国兴起，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和被打残废。在北大，从当时的北大报纸可以看到，对这个日子多次举行“纪念”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强化暴力思想和实施暴力行动。其中1968年的这一次规模最为巨大。200名“牛鬼蛇神”从校园监狱中被押出来，从临湖轩到大饭厅，路两边挤满了人用棍棒和树枝殴打他们。然后他们被分到各系，继续遭到各种体罚和殴打。这是北大历史上最为野蛮和黑暗的一天，是应该被记住并且加以分析和研究的。林焘先生告诉我那一天发生的。我意识到，对于这一天的历史意义的评估，实际上也取决于历史的记忆者和书写者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那些把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的人，就会否认这一天或者假装忘记或者真的也忘记了这一天。林先生记住了。 　　林先生自己也是那一天排队过“夹鞭刑”的人之一。他说到，在一片“打倒”声中，他走在王力和朱德熙先生后面。两边棍棒打来，走得快一点就可以少挨些打。王力先生被打得摔倒在地，而且眼镜也被打飞在地上。王力先生比他们二人年纪老，而且深度近视，离了眼镜什么都看不清。林焘先生说，当朱德熙先生觉察到王力先生摔倒，立刻回身停下，把王力先生扶起来，并且把眼镜捡起来，给王力先生戴上。就在这时候，朱先生头上挨了棍子，血流满面。 　　林焘先生说，文革后的一天，他和王力先生同行走路。王力先生问他，6月18日那天谁扶了他？林先生说：是德熙。 　　朱先生的名字由林先生字正腔圆的声音说出（他是语音学教授），在听觉上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认识朱德熙先生。他也是中文系的老师，也是个和蔼从容、善意宽容的人。在那样邪恶恐怖的场面中，他能回身照顾年老的师长，扶起他，帮他拾起眼镜，实在表现了当时难能可贵的善意和勇气。另外，在那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考虑的时间，支持他这样做的，应该是一种深植于心的道德精神。我进入北大和认识朱德熙先生是在文革之后。听了林焘先生说的这段故事，使我想到，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温和善意，其实并非如有些人想的是因为一直生活在文雅优越的环境中才有的（这应是一个原因）。他们经历过文革和其他磨难。他们的和蔼从容是经历过炼试考验的，是他们的成熟的选择。革命并没有能摧毁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这种和蔼从容是一种道德、心理和智慧的境界。 　　林焘先生能观察和记住朱德熙先生那时候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显示了他自己的道德原则和为人。那些权力欲望旺盛、缺乏同情怜悯之心的人是不屑于记住这样的事情的，更不可能有什么“见贤思齐”的愿望，也不会在多年之后讲给一个晚辈听。当我听到人们用十分不同的口气和词语来描述他们经历过的文革历史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叙述者自己的道德原则在其中的作用。 　　北大在1966-1976毁灭了63个人的生命，还破坏了什么呢？在我今年完成的一篇文章《摧毁日记的革命》中，我写到了北大人怎么在那时停止了写日记。除了日记，还有什么呢？显然还有校园文明和个人道德。文&革动员学生打老师，又强迫老师斗老师。想想那些用打人来“纪念”打人的野蛮和残酷吧，还有那些迫害老师同学而且至今不思道歉的道德水准吧。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象林焘先生那样，在不忘却受难者和罪恶的同时，也看到和记住在文革的暴力和黑暗中的道德的闪光。 　　道德的光亮是通过人来承载和体现的。朱德熙先生去世多年了。现在林焘先生也已去世。然而，我想，我们还可以把他们的美德写下来，让他们的故事通过文字来和我们永远交通相连。我还采集到了类似的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会在我的新书中设立一个专章，来记载北大文革中的好人好事。并不是要找到完美无缺的人才值得我们效仿，而是前人的美丽的行为应该被记录下来，然后，会像天空的闪亮的星星那样照耀我们的精神人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53po.html

作者： 信力建   德国是八国联军侵华的主要列强之一，其桩桩罪行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提起来仍有人咬牙切齿。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中华民国这段湮没的历史中（“旧社会”），德国曾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杰出的贡献。她不仅帮助中国训练了一支现代化陆军、建立了国防工业、制订抗日持久战策略，甚至推动中国工业现代化。可以说，没有德国的帮助，中国就没有进行抗战的基本物质基础，中国就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一、清帝国与德国建交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眼见列强正在从中国攫取大量利益，德国不甘其后。1861年普鲁士派遣一支配备三艘军舰的使团来到中国，胁迫清政府仿照《天津条约》签订了《中德通商条约》。该条约使德国从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还规定德国军舰可驶入中国各口岸，“船上水师各官与中国官员平行相待”。由此，中德两国正式建交，并在不平等的基调上建立了贸易关系。 当时，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受控于英国。德国首相俾斯麦为平衡英国影响，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1885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并最终促成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到1896年，德国已经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大对华贸易国。 俾斯麦的东亚政策相对怀柔，对华亦多有援助。军事方面：德国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旅顺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北洋水师从德国采购了主力舰定远舰，以及经远号、来远号等装甲巡洋舰；德国军事教官帮助张之洞建立了“自强军”，并协助袁世凯培训“新建陆军”，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队。工业技术方面：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的发电厂和钢铁工厂，如汉阳铁厂；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在颐和园中安装了中国的第一批电灯，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使用了德国AEG电机和水泵。 二、德国的帝国主义野心 1890年，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革退首相俾斯麦。威廉二世生性冲动鲁莽，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幻想通过殖民扩张，为德国寻求“一个太阳下的位置”，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色彩。 1，1895年，德国攫取天津、汉口两租界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清战争），中国战败。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按该约第二条，清朝须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辽东半岛为俄日必争之地。德国为换取俄国支持其在东亚的扩张，与俄国、法国组成“干涉集团”，对日本发出“友善劝告”，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则向中国索取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干涉成功后，德国借口“干涉还辽”有功，胁迫清政府同意其在天津、汉口设立两块租界。 2，1898年，德国将山东纳入其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遭到当地大刀会匪徒的洗劫，两名德国神父被杀死。德皇威廉二世闻讯，认为“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他电令远东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德国遂出兵山东，强行占领山东胶州湾（今青岛）。经外交折冲，清政府承认过失，将山东巡抚李秉衡撤职查办，并赔偿白银22万两，用于在济宁等地建造3座大教堂。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德国还通过1898年3月6日签订的《胶澳租界条约》，取得山东胶州湾99年租借权，以及山东半岛的开矿权和铁路铺设权，德军获权在胶州湾沿岸100里内自由通行。从此，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山东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3，1900年，德国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反人道罪行 八国联军进京起因于义和团之乱。在清政府支持下，义和团大举进京，到处杀害外国人和教徒，并围攻使馆界。德国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遭清军虎神营士兵伏击被杀死。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实行分区占领。其中，德、俄、法、意军队最为野蛮凶悍，军纪最差，到处烧杀掳掠、滥杀、强奸、纵火，无恶不作。德军如此凶残，执行的正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们，记住，不要同情他们，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不敢窥视德国人”。其实，威廉这番话来自对公元5世纪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回忆，而德军也因凶残被称作“匈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日军队“严守纪律，不扰居民”。时人记载，“俄军界内，存者唯狗而已，法意军界内，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而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八国联军最高统帅为德国人瓦德西，他没有满足于仅仅攻陷天津、北京，四处进行“讨伐作战”。他指挥联军东侵山海关、秦皇岛，南犯保定，北攻张家口，使联军的铁蹄踏遍直隶全境。瓦德西承认，联军所到之处“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变为瓦砾场”，至于“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据相关文献，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还使用了为当时国际法所禁止的毒气弹。 1901年9月7日，各国与清政府正式签订和平协定，即《辛丑条约》（又称“北京议定书”）。由于清政府不承认与各国正式交战，因此辛丑条约只属于一个协定，而非和平条约。按该条约，清政府须赔偿各国损失总计白银4.5亿两，其中德国9007万两，占赔款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该条约第一款还规定，清政府必须派遣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谢罪，并在克林德被杀的东单路口为其树立一座品级相当的牌坊以示纪念。1901年9月4日，光绪皇帝特使醇亲王载沣在柏林向德皇威廉二世道歉。1903年1月8日“克林德碑”牌坊竣工，该石牌坊横跨在繁华的东单北大街上，是汉白玉蓝琉璃瓦庑殿顶式，形制为四柱三间七楼，碑文用拉丁文、德文、汉文三种文字，表达清朝皇帝对克林德被杀的惋惜。 三、中、德恢复平等的国际地位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德关系有了一定的恢复。慈禧太后似乎变得开明了一些，她不仅试图引进德国的先进工业和技术，还在载泽、端方等五位大臣的建议下开始进行宪政改革，接续在她手中中断的维新运动。清朝灭亡前夕，清政府“修订法律馆”仿照德国式民法，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尽管该法典尚未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却成为中华民国1930年代民法典的基础，至今仍在台湾施行，大陆1985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亦受其影响。民国建立后，中德保持了友好关系。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11年至1913年，中国采购自德国的军火占中国购买军火总量的60.8%。 “一战”时期，德国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为避免日本对胶州半岛的野心，德国向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外交部表示，愿意将胶州湾租界地归还中国。日本威胁中国不得接受这一返还，并出兵中国山东，强占青岛及临近的大片区域。中国无可奈何。是否参加“一战”，当时国内争议很大。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以段祺瑞为首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决定主动介入战事，借以提升国际地位，收回德、奥等国在华特权。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并派警察收回德国在天津、汉口两租界。1917年8月14日，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北洋政府《宣战报告》云，“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它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北洋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实施没收德国政府在华公产、收管和清理德侨在华私产、勒令德华银行停业、冻结德国发行中国债票之还本付息、收容德国军人为俘虏、遣送德侨归国等战时措施。协约国表示，可以缓付《辛丑条约》所规定之庚子赔款五年，同意中国提高关税，允许中国军队进驻天津、大沽间的中立区域。实际上，北洋政府并未派兵直接参战，而是向欧洲战场派遣了以14万北方农民为主的20万中国劳工，以满足协约国西线战场的人力资源需求。这些劳工主要从事挖战壕、筑工事等战地后勤工作。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至少有数千劳工牺牲在欧洲战场，数万劳工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中国劳工的流血和牺牲换来了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学者张勇进认为，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 中国虽以战胜国的姿态出现在巴黎和会上，处置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却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北洋政府对这一做法不能接受，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转而寻求与德国单独签约。1919年10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派遣外交部参事赴柏林，中德展开外交谈判。经漫长的讨价还价，中德两国于1921年5月20日达成《中德协约》。该条约不仅从法律上正式废止了德国的领事裁判权、收复关税主权，还获得了协约国后来所放弃的战争赔偿。据相关材料，中国所得德国之战争赔偿总额达8400万元，连同宣战期间所捕获之德国船只、收回之德国租借利益、停付之庚子赔款，中国从德国共取得2.5亿元的赔偿和利益。这是中国在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取得战事赔偿。关于山东问题，协约明载，德国“因战事及和约已抛弃山东权利，故失去归还中国之能力”，此说对中国维护山东权益甚为重要，成为日后美国斡旋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依据。《中德协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使中德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中德协约》是平等互惠的条约。德国虽然付出了赔偿，德国却得以迅速重返中国市场，德华银行亦重新开业，使战时损失降到最低。尤其是德国放弃在华特权，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对德国在华商业利益反而有帮助。如五卅以后，国人抵制英货，而德国商行则得到广州政府和商家的格外优待。至1927年，德国在华商行及侨民人数均已超过1913年。同期，中国学生则大批赴德留学。中国和德国维持着平等而友好的国际关系，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两国关系更进入蜜月期，史称“中德合作”。 四、中德合作进入蜜月期 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德皇威廉二世退位，被《凡尔赛和约》列为战犯。因受到荷兰女王威廉明娜的庇护，威廉二世没有受到审判，在荷兰多伦度过余生。德国在经历短暂的国内政治动荡后进入“魏玛共和”时期。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民主制度。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酝酿着危机。经济方面，它经历着西方民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生活品质的大幅下降。政治方面，魏玛政府因签署《凡尔赛和约》受到普遍质疑。《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资源丰富的国土并承担巨额赔偿，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而承认战败之前，德国似乎是有机会取胜的——“当时德国已经取得了东线的胜利并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而西线德军仍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随着人民的愤恨和不满情绪的滋长，主张国家权力绝对集中和种族主义的纳粹党获得了人民的支持。1933年，纳粹党利用魏玛宪法的制度漏洞攫取政权，德国进入“纳粹德国”时期。 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早期）均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是当时对华最友好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中德双方没有地缘冲突，贸易又能使双方各取所需。如德国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被迫缩减军备和军队的规模，使大量与军需有关的企业面临困境，而中国因内战及抵抗外国侵略者（主要是俄国、日本）需要购买大量武器装备；后来纳粹党为扩军备战，需要大量钨、锑、锰、锡等资源，而中国稀土资源丰富。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24年至1928年五年中，中国从德国购买的军火占同期各国输华军火总量的41.87%，居各国输华军火数量之首位。1930年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有资料统计，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与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德国从中国大量进口钨矿石。1932年至1938年7年间，德国每年需输人世界钨产量的一半，其中60-70％从中国进口。1935年更高达90％。到1938年，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军火进口的80％则来自德国。 蒋介石在国家建设方面多以德国为参照。如他主张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路径，把德国军队作为改造中华民国军队的楷模。1928年，蒋介石组织德国顾问团，先后聘请鲍尔（1928，德军上校）、克里拜尔（1929，德军中校）、魏采尔（1930，德军中将）、塞克特（1934，德军上将，德陆军总司令）、法肯豪森（1935，德军上将）等五人作为顾问团的核心人物。德国顾问团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不仅帮助中国训练出一支现代化军队，建立国家防御体系，还为中国建立军火工业、兴建战略铁路网，甚至在抗战初期参与直接指挥了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著名战役。1937年，中日之间爆发全面冲突，德国顾问团也因此于1938年被迫离华。1928-1938年，是中德合作最为紧密的十年，这一时期德国帮助中国兴建或完成了众多项目，可称作中德合作的“蜜月期”。 1，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 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但中国的内忧外患并未因此而消除。1930年，各地军阀因不满中央整编全国军队爆发中原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中日必有一战。为了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和抵御外敌，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着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 德国顾问团的组建始于鲍尔。1927年底，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朱家骅推荐的德军上校鲍尔，进行了长达一周的会谈。1928年3月，鲍尔随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代表团赴德考察，11月，顾问团在德国组建完毕并启程返华。按照鲍尔的建议，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全部配发德式装备，并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作为国军的示范单位。1933年，塞克特向蒋介石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建议中国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大型低素质部队。根据他的建议，蒋介石于1934年年底提出“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准备装备和训练60个德械国防师，1938年完成。法肯豪森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有很大困难，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应首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用铁路实现大部队快速移动，进行灵活机动的作战。就当时的中国的国情与环境而言，这是中肯和务实的建议。根据法肯豪森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华民国政府于1935年春在武汉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诚任处长，总理整军事宜。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军共调整和装备了20个德械师，另有10个师正在调整之中。实际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其装备德式武器和接受德国顾问训练的程度并不相同，系统接受过德国顾问的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9个师团，即：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即使如此，这20个师仍是中华民国军队最精锐的部队，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现代化的军队不仅在于装备现代化，更在于军事思想现代化。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都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德国顾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带入国军训练中，让封建闭锁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术思想和作战能力。 德械师对于中国国防具有重大意义。陈诚在1936年年底说，“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对此，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持类似看法：“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更有学者指出，“如果中日全面战争晚打5年，中国的损失会减少一半。如果晚开战10年，中日可能打个平手。如果晚开战15年，那中国就有可能击败日本”。只可惜，历史不给蒋介石机会。 2，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 为了装备德械国防师，中国从德国购买了大批武器装备。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2300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8200万马克军火。但军火不能总是依赖进口，为了满足对武器装备的迫切需求，塞克特协助中国发展兵工厂，法肯豪森提出“五年军火发展计划”，帮助中国兴建现代国防工业。 塞克特认为，中国大约80%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他规划了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并创建新的兵工厂和其它装备的生产工厂。1935年，法肯豪森和兵工署长俞大维拟定“五年军火发展计划”，以使中国能够独立制造各种现代武器装备，而不必依赖国外输入。按该计划，汉阳兵工厂于1935至1936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实现了德国98Ｋ步枪——中正式步枪、马克沁机枪，以及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武器的生产。1938年5月，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实现了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的生产。1936年下半年，南京一家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竣工，能够生产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此外，中国其它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已经能够生产MG-34机枪，及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能生产轻型坦克的备件。一些研究所也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 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后，“五年军火发展计划”基本中断。但仍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据统计，1935年，国军步枪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至1937年，国军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实现自给。淞沪会战时期，国民政府将重要工业设施迁往内地，日后这些工厂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军对轻武器弹药的需求，使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 3，帮助中国工业现代化 现代化军队离不开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支撑。鲍尔就曾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三年计划”）。该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建为工业基地，以抵御日本的入侵，长期目标则是将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 “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中国并不拥有实现该计划的全部资金，主要是通过向德国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计划。1936年4月8日，与中方合作的德国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使该公司由私营公司变为德国国营公司。当日，中德两国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按该合同，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帝国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由此，德国向中国的出口物资将由德国国防部提供给中国的1亿马克信贷实行现金交易。合同签署后，蒋介石、孔祥熙与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贺电。 同样因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三年计划”的大部分项目没能实施。 4，帮助中国制订国家防御策略 德国顾问帮助中国制定了国家防御策略，包括中日持久战战略、江南国防工事和长江防御体系等。 法肯豪森为中国提出了完整的持久战战略。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建议书认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期其实现”。这时，中国军队战力弱小，对日宜采用持久战战略，“目前中国陆军，固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其情景是，“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因此，中国应加强徐州、郑州、武汉、南京等地兵力，“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不难发现，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几乎完全是《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的再现。实际上，中国正是在法肯豪森的战略分析指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3年7月塞克特向蒋介石提交了《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指出，为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应把长江中下游作为战略防御的重点，并建立战略交通系统。为此，他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法肯豪森多次考察中国江防、海防。他亲自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以及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他看到了长江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建议在长江两岸及山谷建造一条横贯铁路，与南北向的沪杭和汉口到广州的铁路交叉，以贯通贵阳至昆明，将来再与通往缅北的雷多和通往仰光的铁路线相接。 5，参与指挥对日作战：“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 德国顾问亲临现场参与指挥了一些重要战役，如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与中国指挥官一起会商抗日作战方案。不久，他不顾德国禁令，奔赴淞沪战场，参与指挥围歼当地的日本驻军。此外，另有大约70名德国顾问参与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了全国约60%的精锐部队，包括71个正规师及各种地方部队，总兵力达75万人，刚刚完成整训的德械师亦在其中。 淞沪会战结束后，法肯豪森又参与指挥了台儿庄战役。他将台儿庄战役与德军统帅兴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围俄国军队的塔恩堡战役相提并论，并为战役后中国军队未能按他的计划乘胜追击而懊恼。德国顾问在抗战爆发前和抗战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英国驻东京大使评论道：“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 6，调停中日战争 1937年7月21日至28日，蒋介石先后会见了英、美、德、意、苏、法等国大使，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因日本已有声明，德国大使陶德曼起初不愿出面调停。但蒋介石暗示，如果不加以调停，中日冲突可能使中国滑向与德国敌对的共产主义苏联。 7月28日，希特勒指示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要求其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把“反共产国际协定”作为其侵犯中国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因此，德国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10月初，德国向中日两国表示，希望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日本则出台《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表示愿意在德国的斡旋下重新考虑中日关系，结束战争，恢复邦交。陶德曼由此展开调停工作。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非常苛刻，包括内蒙古自治、在华北建立沿伪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停止抗日政策等。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提出的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中国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 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日本提出了四项更加苛刻的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第二次和平条件，最终决定不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条款。当日，蒋介石将中方的决定通知陶德曼。193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议决“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意味着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17日，日本发布《对华政策声明》（“第一次近卫生命”），彻底终结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性。陶德曼调停失败。 五、中德断交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改变了对华政策。1938年2月21日，德国宣布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华军事顾问返回德国。5月3日，德国政府下令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中国向德国订购的2艘IIB型潜艇、8艘大型鱼雷快艇和“戚继光”号鱼雷艇供应舰也遭扣押。 1941年7月1日，德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转而承认汪伪政权。次日，国民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国正式断交。

中美关系回顾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茅于轼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中国有不少人想打倒美国，把美国看成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也许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不断被帝国主义侵犯，包括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其中对华侵犯最凶的首推日本，其次是俄国，再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 在满清时代，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后来通过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日本人逐渐占了上风。早在1895年，日本就在《马关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还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进而于1931年出兵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但都在中国设置租界。据统计，到1937年，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二十多个。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九江（庐山）都有英、法、德等国的租界。这些国家还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要由外国的领事裁判，中国法院不能审判外国人。 但是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侵犯中国。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一次侵犯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那次对华入侵美国不是主犯，只能算是从犯。1901年，中国因义和团事变而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德国和俄国共占总额之半。1909年美国决定退回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兴建协和医院等之用。这些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抵抗，共产党侧面配合，但抵御不了日军的入侵。到1941年，现在京广线以东的繁华富裕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退守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幸亏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一方面，美军供给国民党抗战用的大量物资，又以国民党的大后方为基地展开对日轰炸；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直接对日展开海战及关岛、塞班岛、中途岛、菲律宾、印尼等地等地的陆战，一直打到日本本土的冲绳岛。美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之久，最后以牺牲12.4万美国军人的代价取得胜利。那时中国和美国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由于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得以收复广大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沦陷区，还把1931年丢失的东三省收回了。超出人们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也回到中国手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力主中国成为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国，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 洪水猛兽。美国虽然以人权立国，在对付共产主义时却不遗余力，战后的一段时期，曾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看成危险分子，和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差不多。在“冷战”时期，美国把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视为敌人。“冷战”结束后，虽然对共产主义不再那么敌视，但是一直保持着警惕。苏联垮台，冷战结束，世界局势出现重大转机。美国不再面对有形的敌人。此时应该是全球裁军的大好时机。如果美国带头，世界可望变得和平一点。可是美国只是减少了军费开支，并没有裁军，还继续研制新武器，其目的无非是想用武力称霸，贯彻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思想和作风引发各地的反感。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最初缘来。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一方面是对911事件的报复，另一方面也是想用武力达到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奥巴马上台后有意改变这条路线，但是积重难返，一时怕改不过来。最近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美国也想插手。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对两国都将是极大的灾难。 同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是战略联盟。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而对大陆则禁止出口与国防相关的敏感性技术。可见，中美关系今天呈现的不同情况，其根本的原因起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二战前的两国历史并无关系。如果各方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让步，进而想强加于人，冲突将在所难免。 回顾这一段变化，可让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中美关系回顾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茅于轼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美关系回顾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茅于轼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中国有不少人想打倒美国，把美国看成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也许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不断被帝国主义侵犯，包括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其中对华侵犯最凶的首推日本，其次是俄国，再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 在满清时代，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后来通过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日本人逐渐占了上风。早在1895年，日本就在《马关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还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进而于1931年出兵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但都在中国设置租界。据统计，到1937年，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二十多个。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九江（庐山）都有英、法、德等国的租界。这些国家还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要由外国的领事裁判，中国法院不能审判外国人。 但是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侵犯中国。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一次侵犯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那次对华入侵美国不是主犯，只能算是从犯。1901年，中国因义和团事变而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德国和俄国共占总额之半。1909年美国决定退回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兴建协和医院等之用。这些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抵抗，共产党侧面配合，但抵御不了日军的入侵。到1941年，现在京广线以东的繁华富裕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退守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幸亏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一方面，美军供给国民党抗战用的大量物资，又以国民党的大后方为基地展开对日轰炸；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直接对日展开海战及关岛、塞班岛、中途岛、菲律宾、印尼等地等地的陆战，一直打到日本本土的冲绳岛。美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之久，最后以牺牲12.4万美国军人的代价取得胜利。那时中国和美国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由于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得以收复广大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沦陷区，还把1931年丢失的东三省收回了。超出人们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也回到中国手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力主中国成为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国，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 在中国有不少人想打倒美国，把美国看成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也许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不断被帝国主义侵犯，包括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其中对华侵犯最凶的首推日本，其次是俄国，再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 洪水猛兽。美国虽然以人权立国，在对付共产主义时却不遗余力，战后的一段时期，曾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看成危险分子，和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差不多。在“冷战”时期，美国把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视为敌人。“冷战”结束后，虽然对共产主义不再那么敌视，但是一直保持着警惕。苏联垮台，冷战结束，世界局势出现重大转机。美国不再面对有形的敌人。此时应该是全球裁军的大好时机。如果美国带头，世界可望变得和平一点。可是美国只是减少了军费开支，并没有裁军，还继续研制新武器，其目的无非是想用武力称霸，贯彻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思想和作风引发各地的反感。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最初缘来。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一方面是对911事件的报复，另一方面也是想用武力达到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奥巴马上台后有意改变这条路线，但是积重难返，一时怕改不过来。最近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美国也想插手。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对两国都将是极大的灾难。 同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是战略联盟。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而对大陆则禁止出口与国防相关的敏感性技术。可见，中美关系今天呈现的不同情况，其根本的原因起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二战前的两国历史并无关系。如果各方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让步，进而想强加于人，冲突将在所难免。 回顾这一段变化，可让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在满清时代，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后来通过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日本人逐渐占了上风。早在1895年，日本就在《马关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还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进而于1931年出兵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但都在中国设置租界。据统计，到1937年，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二十多个。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九江（庐山）都有英、法、德等国的租界。这些国家还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要由外国的领事裁判，中国法院不能审判外国人。     但是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侵犯中国。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一次侵犯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那次对华入侵美国不是主犯，只能算是从犯。1901年，中国因义和团事变而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德国和俄国共占总额之半。1909年美国决定退回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兴建协和医院等之用。这些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抵抗，共产党侧面配合，但抵御不了日军的入侵。到1941年，现在京广线以东的繁华富裕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退守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幸亏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一方面，美军供给国民党抗战用的大量物资，又以国民党的大后方为基地展开对日轰炸；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直接对日展开海战及关岛、塞班岛、中途岛、菲律宾、印尼等地等地的陆战，一直打到日本本土的冲绳岛。美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之久，最后以牺牲12.4万美国军人的代价取得胜利。那时中国和美国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由于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得以收复广大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沦陷区，还把1931年丢失的东三省收回了。超出人们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也回到中国手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力主中国成为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国，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 1840年受屈辱一百年以来，头一次扬眉吐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不过那时候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是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不大提起这件事。我们强调的是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1945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1840年受屈辱一百年以来，头一次扬眉吐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不过那时候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是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不大提起这件事。我们强调的是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1945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但是，在五年后的1950年，朝鲜的金日成南侵失败，求救于中国。那时中国大陆已经由共产党执政，毛泽东和斯大林商量决定派志愿军赴朝。由于最初是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成为国际事端。联合国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抵御北朝鲜的入侵，形成中朝联军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美军是联合国联军的主力。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和美国打仗。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打死美军5.4万人，志愿军阵亡人数没有公布。此后美国从友邦变成了敌人，敌我关系转了个180度。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立场转变的关键之役。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宣传称，“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在毛泽东时代组织过几十次反美大游行。“打倒美帝”是最响亮的口号。大多数中国人不经思考，也这么看。到底两国有什么利害冲突，并没有好好想过。 中美两国之间没有领土或主权之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历史上没有结怨（除了朝鲜战争），相反倒有许多利益共同点。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都有大量相互依存。中美两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中国几十万留学生多半瞄准美国的大学。中国百姓喜欢看美国大片，看NBA的篮球。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实际上主要是中美之间的交流。既然如此，为什么中美成为互相敌对的国家呢？我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 中国信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消亡，共产党人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过去宣传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兄弟们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解救他们。美国是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世界上剥削和不平等的祸根。苏美对持，冷战对抗，其出发点就在此。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当然也以美国为敌。以后苏联垮台，但是中国继续以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现在我们不再说埋葬资本主义，但是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 中国在国际关系的策略上虽然经过了重大调整，但是立场的改变并不那么容易。中国认为是好朋友的国家多半是集权国家，像朝鲜、津巴布韦、古巴、委内瑞拉，还有过去的利比亚、埃及。中国领导人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见面时互相拥抱以示亲热。而对民主国家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面和心不和。在内政方面总认为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是对政权的主要威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是国家的基本策略。 在美国一方，也把共产主义看成     但是，在五年后的1950年，朝鲜的金日成南侵失败，求救于中国。那时中国大陆已经由共产党执政，毛泽东和斯大林商量决定派志愿军赴朝。由于最初是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成为国际事端。联合国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抵御北朝鲜的入侵，形成中朝联军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美军是联合国联军的主力。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和美国打仗。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打死美军5.4万人，志愿军阵亡人数没有公布。此后美国从友邦变成了敌人，敌我关系转了个180度。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立场转变的关键之役。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宣传称，“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在毛泽东时代组织过几十次反美大游行。“打倒美帝”是最响亮的口号。大多数中国人不经思考，也这么看。到底两国有什么利害冲突，并没有好好想过。     中美两国之间没有领土或主权之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历史上没有结怨（除了朝鲜战争），相反倒有许多利益共同点。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都有大量相互依存。中美两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中国几十万留学生多半瞄准美国的大学。中国百姓喜欢看美国大片，看NBA的篮球。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实际上主要是中美之间的交流。既然如此，为什么中美成为互相敌对的国家呢？我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 洪水猛兽。美国虽然以人权立国，在对付共产主义时却不遗余力，战后的一段时期，曾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看成危险分子，和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差不多。在“冷战”时期，美国把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视为敌人。“冷战”结束后，虽然对共产主义不再那么敌视，但是一直保持着警惕。苏联垮台，冷战结束，世界局势出现重大转机。美国不再面对有形的敌人。此时应该是全球裁军的大好时机。如果美国带头，世界可望变得和平一点。可是美国只是减少了军费开支，并没有裁军，还继续研制新武器，其目的无非是想用武力称霸，贯彻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思想和作风引发各地的反感。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最初缘来。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一方面是对911事件的报复，另一方面也是想用武力达到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奥巴马上台后有意改变这条路线，但是积重难返，一时怕改不过来。最近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美国也想插手。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对两国都将是极大的灾难。 同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是战略联盟。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而对大陆则禁止出口与国防相关的敏感性技术。可见，中美关系今天呈现的不同情况，其根本的原因起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二战前的两国历史并无关系。如果各方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让步，进而想强加于人，冲突将在所难免。 回顾这一段变化，可让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中国信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消亡，共产党人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过去宣传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兄弟们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解救他们。美国是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世界上剥削和不平等的祸根。苏美对持，冷战对抗，其出发点就在此。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当然也以美国为敌。以后苏联垮台，但是中国继续以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现在我们不再说埋葬资本主义，但是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 中美关系回顾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茅于轼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中国有不少人想打倒美国，把美国看成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也许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不断被帝国主义侵犯，包括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其中对华侵犯最凶的首推日本，其次是俄国，再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 在满清时代，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后来通过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日本人逐渐占了上风。早在1895年，日本就在《马关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还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进而于1931年出兵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但都在中国设置租界。据统计，到1937年，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二十多个。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九江（庐山）都有英、法、德等国的租界。这些国家还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要由外国的领事裁判，中国法院不能审判外国人。 但是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侵犯中国。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一次侵犯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那次对华入侵美国不是主犯，只能算是从犯。1901年，中国因义和团事变而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德国和俄国共占总额之半。1909年美国决定退回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兴建协和医院等之用。这些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抵抗，共产党侧面配合，但抵御不了日军的入侵。到1941年，现在京广线以东的繁华富裕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退守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幸亏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一方面，美军供给国民党抗战用的大量物资，又以国民党的大后方为基地展开对日轰炸；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直接对日展开海战及关岛、塞班岛、中途岛、菲律宾、印尼等地等地的陆战，一直打到日本本土的冲绳岛。美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之久，最后以牺牲12.4万美国军人的代价取得胜利。那时中国和美国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由于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得以收复广大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沦陷区，还把1931年丢失的东三省收回了。超出人们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也回到中国手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力主中国成为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国，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     中国在国际关系的策略上虽然经过了重大调整，但是立场的改变并不那么容易。中国认为是好朋友的国家多半是集权国家，像朝鲜、津巴布韦、古巴、委内瑞拉，还有过去的利比亚、埃及。中国领导人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见面时互相拥抱以示亲热。而对民主国家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面和心不和。在内政方面总认为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是对政权的主要威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是国家的基本策略。     在美国一方，也把共产主义看成洪水猛兽。美国虽然以人权立国，在对付共产主义时却不遗余力，战后的一段时期，曾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看成危险分子，和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差不多。在“冷战”时期，美国把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视为敌人。“冷战”结束后，虽然对共产主义不再那么敌视，但是一直保持着警惕。苏联垮台，冷战结束，世界局势出现重大转机。美国不再面对有形的敌人。此时应该是全球裁军的大好时机。如果美国带头，世界可望变得和平一点。可是美国只是减少了军费开支，并没有裁军，还继续研制新武器，其目的无非是想用武力称霸，贯彻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思想和作风引发各地的反感。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最初缘来。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一方面是对911事件的报复，另一方面也是想用武力达到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奥巴马上台后有意改变这条路线，但是积重难返，一时怕改不过来。最近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美国也想插手。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对两国都将是极大的灾难。 1840年受屈辱一百年以来，头一次扬眉吐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不过那时候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是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不大提起这件事。我们强调的是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1945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但是，在五年后的1950年，朝鲜的金日成南侵失败，求救于中国。那时中国大陆已经由共产党执政，毛泽东和斯大林商量决定派志愿军赴朝。由于最初是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成为国际事端。联合国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抵御北朝鲜的入侵，形成中朝联军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美军是联合国联军的主力。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和美国打仗。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打死美军5.4万人，志愿军阵亡人数没有公布。此后美国从友邦变成了敌人，敌我关系转了个180度。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立场转变的关键之役。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宣传称，“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在毛泽东时代组织过几十次反美大游行。“打倒美帝”是最响亮的口号。大多数中国人不经思考，也这么看。到底两国有什么利害冲突，并没有好好想过。 中美两国之间没有领土或主权之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历史上没有结怨（除了朝鲜战争），相反倒有许多利益共同点。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都有大量相互依存。中美两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中国几十万留学生多半瞄准美国的大学。中国百姓喜欢看美国大片，看NBA的篮球。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实际上主要是中美之间的交流。既然如此，为什么中美成为互相敌对的国家呢？我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 中国信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消亡，共产党人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过去宣传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兄弟们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解救他们。美国是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世界上剥削和不平等的祸根。苏美对持，冷战对抗，其出发点就在此。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当然也以美国为敌。以后苏联垮台，但是中国继续以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现在我们不再说埋葬资本主义，但是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 中国在国际关系的策略上虽然经过了重大调整，但是立场的改变并不那么容易。中国认为是好朋友的国家多半是集权国家，像朝鲜、津巴布韦、古巴、委内瑞拉，还有过去的利比亚、埃及。中国领导人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见面时互相拥抱以示亲热。而对民主国家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面和心不和。在内政方面总认为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是对政权的主要威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是国家的基本策略。 在美国一方，也把共产主义看成     同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是战略联盟。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而对大陆则禁止出口与国防相关的敏感性技术。可见，中美关系今天呈现的不同情况，其根本的原因起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二战前的两国历史并无关系。如果各方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让步，进而想强加于人，冲突将在所难免。     回顾这一段变化，可让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