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作者： 魏邦良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能做研究，能办行政，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本可赴美留学，但出资人李国钦要求身心健全者才能获得这笔奖金。许倬云是残障人士，痛失奖学金。台大校长钱思亮为许倬云感到不平，请胡适出面募集奖金。胡适四次去纽约郊区拜访了华侨徐铭信先生。徐先生主张科学救国，不重视文科，但碍于胡适的情面，破例捐了1500块美金，且说好下不为例。 　　 　　靠了这笔钱，许倬云得以赴美留学。胡适虽没有直接给许倬云上过课，但他一直将胡适视为恩师。 　　 　　相比之下，许倬云和傅斯年关系就更亲近了。因为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傅斯年是他们的校长。许倬云入学三个星期后，校长就找他谈话，勉励有加，因为他卷子答得好。后来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许倬云荣获第一，校长又去找他，大加鼓励。许倬云天生残疾，傅斯年特别关照他，让这位优等生在大学期间“得到一些颇为不同的待遇”。在傅斯年亲自劝说下，许倬云才从外文系转入历史系。 　　 　　不屈服权威 　　 　　胡适、傅斯年的治学精神、政治理念，乃至他们的做人风骨，对许倬云都有很大影响。 　　 　　不过许倬云并非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两位老师的教诲，他是通过自己的阅历和感悟，一点一点理解并接受了老师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中。 　　 　　胡适的做人修养好，他的气量大归功于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说：“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如果说胡适是从母亲那里“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那么，许倬云则是靠理性、靠慎思明辨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涵养、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他说：“我至少常常想到，一己的情感冲动难免会影响到别人。自己怒时，可能以言辞伤人；自己怨时，可能不接受别人的善意；自己有求而不得时，可能嫉恨别人。因为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我只要还有一丝理性，这一丝理性就会把我从激越的关口拉回来，叫我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和言词。这种在紧急关头的自我节制，往往可以在俄顷之后立刻反省。” 　　 　　事实上，许倬云留学五年的突破之一，就是懂得了“慎思明辨”的重要意义：“慎思明辨包括反省，这个过程常常变成我提炼自己的一个手段，且变成生活习惯了。有时候我也会很生气，但是生气以后，另外一个我立刻会在头上冒出来，提醒我不能够这么做。这就是我提炼自己的功夫。” 　　 　　“容异”与“存疑”是胡适思想的两大基石。许倬云赴美留学后，通过阅读书本、观察社会，慢慢懂得并接受了这两块基石。由此他也懂得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堂课，就结识了一位微胖、秃顶的中年美国人，名叫柴勃尔。交谈中，许倬云向他讨教，作为一位留学生该如何读书学习，柴勃尔对他说：“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 　　 　　此后，许倬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他这句话的影响。读书之外，随时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方式背后的精神。 　　 　　许倬云赴美求学上的第一堂课，是威尔逊先生讲授的。威尔逊是美国埃及学首席教授，他上课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知道”。一个学期下来，一位日本学生问威尔逊：“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威尔逊先生答：“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学生听后一脸茫然，以为老师在调侃他。而坐在一旁的许倬云听了威尔逊的话，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 　　 　　留美期间，许倬云就按照柴勃尔和威尔逊的话为准则，来观察美国社会，终于发现了支撑美国文化的“巨大的结构”：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 　　 　　美国的学生都喜欢问问题。许倬云的一位印度朋友，一次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情急之中，说：“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此言一出，举座哗然。有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 　　 　　许倬云由此悟出，不屈服权威，正是美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时候，许倬云发现，他在思想和精神上已与胡适越来越近。 　　 　　捍卫学者尊严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全才：“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做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 　　 　　从身兼数职方面来看，许倬云很像傅斯年，因为他也做学问也办行政，而且都取得不俗的成绩。李济访美时就对杨联陞说：“史语所来了个人叫许倬云，是当年的傅斯年。” 　　 　　傅斯年是个严守规矩的人，任史语所所长时，他立下不少规矩，比如：专职研究员不能在外校兼课；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新来的年轻人三年内不允许发表文章等等。 　　 　　在严守学术规矩方面，许倬云颇有乃师遗风。 　　 　　1963年，中央研究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许倬云承担编辑任务。当时请了三十多位专家写稿。但一些专家不按规矩办事，交了初稿后不愿修改。许倬云没办法，对不肯修改的，就把审查意见和审复意见两文并列，让读者自行判断。他知道这个做法有点伤人，但他说：“我要对得起文章啊！”一些老专家把状告到杨联陞那里。杨联陞批评他：“你一点尊师重道的观念都没有！”许倬云答：“杨先生，我们学术有学术的规矩，我照规矩办事。”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胡秋原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在系里的课拿掉。这些人都有来头，许倬云此举无疑是捅了马蜂窝，但他宁可挨骂，也严守高等教育应有的规矩——不让官员给学生开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课。 　　 　　李济是许倬云的老师，他对学考古的弟子立下一条规矩：不许收买古董，因为那会鼓励挖坟盗墓。许倬云谨遵师命，不玩古董。张光直任中研院副院长时，一批竹简从湖北偷运至香港。张光直募集了300万港币，想以史语所的名义买下。担心是假货，就让许倬云把一下关。许倬云交了10万港币的定金，将竹简拿回去研究。他确定全是真品，但却建议张光直退货。张光直问，既是真的，为何不买？许倬云答：“买就坏了我们史语所的规矩，就是鼓励偷坟盗墓。”许倬云宁可不要那十万块定金，也不肯坏了史语所的规矩。到手的真货不得不退回，许倬云其实也难过，但他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要守原则，就只好守到底。” 　　 　　傅斯年炮轰两届行政院长，气冲斗牛，名震一时；胡适当众说蒋介石错了，许倬云赞叹：“这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而许倬云在捍卫知识人的尊严、弘扬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方面，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动人篇章。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时，教育部突然来函说，据有关方面反映，你们用的教科书篡改了历史，必须换政战人员编写的教材。许倬云当即回函要对方告知“有关方面”是哪方面，对方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许倬云便正告对方：“如果我是贵党党员，你们可以用党部的名义发文给我，但我不是贵党党员，碍难从命。”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许倬云尊重、服膺乃至敬仰胡适、傅斯年两位恩师。但他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也指出两位恩师的局限所在。 　　 　　许倬云承认胡适的贡献很大，但他也实话实说“不赞成胡适的科学主义”，并且批评胡适的“德先生”也不太清楚。 　　 　　王小波是许倬云的得意门生，他转述了许倬云对中国人科学观的精辟分析：“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做洪水猛兽，后把它当做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胡适和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傅斯年的两句名言强调的都是史料的重要性：“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他看重的是“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 　　 　　许倬云当然也重视史料，但他同时也很重视理论。他的主要著作、重要观点都得益于马克斯·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理论。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枢轴时代的观念”。这一观念给了许倬云如下启示：“讨论文明，就必须先理解，这中间不是兴衰，而是受到很多外来刺激，所以它不是说突破就停止，突破像一条线的发展，中间受到刺激，所以雅斯贝尔斯的观念必须和汤恩比的挑战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 　　 　　由此，许倬云确立了写作《西周史》的总思路：把西周分成三个圈圈，政治（实际权力）领域、封建（礼乐）秩序领域、文化领域等三个同心圆，三个圈圈有共同核心，接受挑战，各向四周扩展。 　　 　　许倬云还把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观念，延伸到个人生命中，遂得出如下结论：“每个个人生命里面也有类似的一段枢轴世纪；人类历史上的枢轴时代是文明的出现，在个人的生命里所谓轴心世纪是自觉性的出现，主轴是生命的尊重，终极关怀是生命的完成。” 　　 　　许倬云用“仁”来概括这个“生命的完成”，于是他对“仁至义尽”有了如下解释： 　　 　　“今天我们常常用‘仁至义尽’这四个字，但文天祥讲的时候是倒过来的：‘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也就是‘义尽仁至’。我对‘仁至义尽’的解读不同一般人，是照着文天祥的次序来讲，义是外面的，我做的工作做完了，应该尽的一切责任都完了，这时候我们的仁才算完成。因为我做仁的工作做完了，一切该做的都做尽了，所以我完成了自己，‘仁至’是仁就来到了，不是到达极点，是来到了。” 　　 　　至于马克斯·韦伯，则为许倬云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他说：“韦伯的研究方法是设想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形态的话，无法理解个别真实的人。同样，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为了认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从众多个案中归纳，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一般的实证有用。” 　　 　　显然，韦伯的“理想型态”说为许倬云提供研究学问的先进武器。 　　 　　许倬云主张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他说：“我看见新的东西又证实我的想法，更是高兴。这就是掌握一个大线索，掌握对了，别的就容易掌握了。所以我奉劝大家，一辈子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没有大线索，理路就搞不清。而且绝对要跳出自己专业范围，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才能掌握大线索。” 　　 　　所谓“掌握大线索”，其实就是胡适说的“大胆的假设”，而必须借助于某种理论，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假设”，亦即“掌握大线索”。 　　 　　重视理论，在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理论中获取灵感，或许正是许倬云对两位恩师的一种超越。 　　 　　“第三只眼” 　　 　　许倬云和胡适、傅斯年最大的分歧可能是，在五十岁那年，许倬云抛弃了褊狭的国族观念。 　　 　　赴美留学后，许倬云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一次，主治医师爱克逊对许倬云说，如果台湾也有“残疾儿童之家”这样的机构，他愿意赴台做援助医生。许倬云感谢他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爱克逊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体质的。”他还说，他没想到是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的是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区域的病人服务。许倬云听了他的话，为之汗颜，他觉得自己还跨不过民族思想这一关，还不能像爱克逊这样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尽管当时的许倬云还对爱克逊的想法敬而远之，但爱克逊民胞物与的胸襟对他无疑具备一种感召力，为他后来放弃褊狭的民族主义立场奠定了基础。 　　 　　许倬云五十岁能抛弃褊狭的民族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学术研究中，他认识了一些日本学者，知道了当时日本也有反战人士，有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因为反战而被捕甚至被杀了。由此，许倬云认识到，有罪的是日本军阀不是日本这个民族，要恨这个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不必仇恨这个民族。 　　 　　促使许倬云思想转变，还因为，在一些朋友的启发下，他认清了国家主义的可怕面目，而“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 　　 　　“我到五十岁才把爱国主义放到一边，从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思想转变，很大的原因就是交了一些朋友。比如说一个日本教授，经历二战期间政府对日本人的迫害；还有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人，在我们那里教书——这些人都反对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灾害，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一个群体的归属，应是自己的选择。你自己参加一个群体，是你自己的事情。” 　　 　　傅斯年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常说的一句话铿锵有力：“汉贼不两立”；胡适早年在美国读书期间曾钟情世界主义，但后来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他又回到民族主义立场，并声称在道义上支持蒋介石政府。对于许倬云的放弃褊狭的民族主义立场，两位恩师会首肯吗？换句话说，许倬云“对人本身的尊敬与爱护”，是对两位恩师的背叛还是超越呢？ 　　 　　不管对错，许倬云的结论完全出自独立思考。 　　 　　由于身有残疾，同伴读小学时，许倬云只能在家“杂读群书”，广泛而随意的大量阅读为他后来的知识结构奠定了一个宽厚的基础。大学时，许倬云原本读的是外文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同时兼修了考古系和中文系，横跨了四个系，这样“兼修并学”对他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回顾这段求学生涯，他感慨道：“我从别系中学的科目，得益良多。我撒网撒得很宽，有些有回收，而且可以触类旁通，一些散在一旁以为没有用的知识，后来都有了密切的关系。” 　　 　　赴美后，他浸泡在不同文化圈宗教圈中，参加形形色色的讨论，在各式各样的理论中吸取营养，终于炼出了“第三只眼”，摆脱了前辈们的局限，看到了胡适、傅斯年等人无福欣赏到的学术风景。 　　 　　尽管胡适、傅斯年对他影响巨大，但拜通识教育所赐，许倬云还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本文依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许倬云口述自传《家事、国事、天下事》编写）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779

今年如果不是中南海那波云诡的宫廷斗争抢去了世人的眼球，中国的教科书问题肯定会成为热门话题。 香港人反对中共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其核心就是反对使用大陆强加给香港人的政治教科书。在这问题上，香港人算是抓到一个根本问题了。教科书对成长期的青少年影响有多大？请看美国经济学界泰斗保罗•萨缪尔森的名言：“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他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至今被奉为经典，真正将我带入经济学之门的书就是萨缪尔逊这本《经济学》。 香港人抵制的是中共用于洗脑的政治教科书，中国的东南亚邻国面临的“中国问题”之一则是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观察已经有若干年，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教科书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一、如何构建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包括该国是否曾位列中国的藩属国，20世纪与中国的关系是友好还是对争。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牵涉到中国过去的尊荣；从现实利益看，则有个领土疆域问题。 二、如何评价1949年以后的中国，包括“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这里牵涉到其它国家是否承认中国的“软实力”，即是否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 本来，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一般都是以本国为中心进行叙述的，用来教育本国青少年，并不关其他国家的事情，也很少成为外交关系中的大问题。但任何事情遇到中共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因为中共的特点是喜欢统一思想，看到别人说的、想的与自己不一样就不舒服。这不舒服，有机会就要发作，是否发作则是看实力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闭关锁国，自成一体，别国的教科书如何编，它管不着；在改革开放早期，翅膀没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经济上互利互惠。但21世纪零年代以后，中国（或者说预期自己将）“和平崛起”，中国要向周边国家推广“软实力”了，东南亚各国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自然也都出现了。 近年来，中国在与东南亚邻国发生领土争端时，总是强调一条听起来很生猛的理由：“某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愤青们还不忘记补上一句“某国在历史上，向中国明朝、清朝纳贡称臣”，仿佛一说出这句话来，自身腰板就直了起来。但中国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从来就不告诉国人，这些邻国就自身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各有一套说法，这些说法，与其说是对历史真实的叙述，还不如是折射了某国对自身与中国关系的现实政治焦虑。 以越南为例，在40-60前半期出生的中国人，一定还记得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中越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解放军如何帮助越南兄弟抗击美国侵略者，将穷凶极恶的“美国狼”（有时候美国军人又被说成是不能打仗的“少爷兵”）打得鬼哭狼嚎，取得了抗美援越的胜利。后来越南忘恩负义，于是邓小平大人又果断领导中国打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狠狠教训了一下越南人。徐良那首《血染的风采》成了这场战争最炫目的标记。 对历史熟悉一些的人，还会知道到19世纪为止，大清是越南的宗主国，对中国要纳贡称臣，这种宗主与藩属国的关系直到1883年12月中法战争后才结束。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清政府同意对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但这段历史如今被越南说起来却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大西洋月刊》2012年6月号发表一篇“The Vietnam Solution”，记述了作者见闻。在河内的历史博物馆，地图、图画和硕大的灰色石柱，纪念的是焦虑不安的越南人于11世纪、15世纪和18世纪抵抗中国宋、明和清朝帝国的入侵。罗伯特•坦普勒在其1998年有关当代越南的《影与风》一书中写道：“越南官方历史绝大多数讲的是抵抗外敌，几乎都是抵抗中国。越南担心被中国控制，这种心理跨越任何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了越南人某种敏感的焦虑和警惕。”正如一位越南外交官所说：“历史上中越交战有17次。而美国入侵墨西哥只有一次，你看看墨西哥人对美国入侵多么敏感。我们从小读的教科书，都在讲抗击中国的民族英雄的事迹。”对于越南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的霸权。即使目前越南与美国关系修好，越南人还是担心美国有一天会出卖越南，如同当年尼克松尼克松向中国打开大门，为中国进入越南提供了地缘战略条件——其实，越南讲述“中国侵略越南”的历史并非始于两国关系恶化后，一位曾于上世纪60年代末带兵援越的前辈曾对我讲过，军队开赴越南之后，团级以上军官都被越方请去看过中国侵略越南历史展览，每个人回来都气鼓鼓地。 由于越南现在不买中国的帐，昔日“鲜血凝成的友谊”曾降到冰点，现在也就是高那么几度而已。北京就只好对越南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假作不见。先解决在经济关系中渐居被动状态的日韩两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关专家专门研究了日韩两国教科书有关中国内容存在的问题（见《国外中小学教材有关中国内容的研究》，人教网，http://www.pep.com.cn/kcs/ktgl/gj/zg/201010/t20101021_939832.htm）最严重的当然是日本，从远古到对“六四”事件性质的判断，全有问题。这里先列举韩国教科书被研究出来的“问题”。 据研究者叙述，发现韩国教科书对于中国内容的描述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十大问题，它们分别是：（1）高句丽和族源问题；（2）间岛问题；（3）渤海国问题；（4）满洲考证；（5）宗藩关系；（6）抗日战争；（7）朝鲜战争；（8）民族、国家与疆域的问题；（9）历史地图中存在的问题；（10）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部分行文中不当之处，等等。 这十个问题当中，高句丽族源问题确实是人家的“内政”，你要人家接受你的解释，就好比某家生了个儿子，母亲说由自己在某天某地生下的不算数，一个不在场的邻居的认证才最重要。最实在的可能是8、9两个问题。至于高丽与明清两朝的宗藩关系，并非高丽一国的问题，清朝廷的藩属国就有20来个，泰国、缅甸、尼泊尔全是，人家不一定都认帐，如越南就将这种关系硬说成是侵略的结果。如果要认真计较并让这些昔日的藩属承认、纠正这些“问题”，那真会成为影响现实外交关系的因素。 让这些国家的历史学者与教师聚集在一起，合编教科书，是不是会减少歧见？这个有创意的想法终于被近年来与中国文化交流合作甚多的斯坦福大学付诸实行。 结果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作者： 信力建   最近发生的中日钓鱼岛事件，足以看出日本是个为了他国领土无所不为的国度，中国跟这样的国家打交道当十分小心才是。这不禁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因为跟日本打交道不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汪精卫。 汪精卫因为抗战期间和日，组织南京伪政府，是盖棺论定的汉奸了。然而，真正的知人论世恐怕还不能得个结论就行，得看看这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其过程如何，在做此选择时所依据的有没有道理……等等。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汪精卫当初做出和日决定的客观条件。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和日派，七七事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其抗战的调子并不比蒋介石低。然而，毕竟形势比人强：随即展开的长城抗战与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一败涂地——尤其是 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会战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此次会战：“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当时，中国抵抗的军队分三路：右路军辖第八、第十集团军；中路军辖第九、第二十一集团军；左路军辖第十九、第十五集团军，另直辖部队9个师，总计参战军队约50个师，70万人左右，系国军精锐。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等均负指挥责任。参战日军共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然而结果让人震惊：仅以其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以19世纪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0重型武器。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蕰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面对如此不对称结果，人人都会产生“再打下去会怎样？”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当时，国民政府也不是没有寻求其他帮助，然而，首先是英美摇头：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不得已，他们又把目光投向苏联，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条约签了，在出兵问题上，斯大林却含糊其词。11月11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1937年1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 在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情况下，汪精卫把目光投向日方——他当时的想法是“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他的想法是：鉴于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 ；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 ；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 ；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 ；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 ；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 ；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 ；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这种情形，正如台湾历史学家黎东方所言“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 事实上，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战争盘棋正在由赌本雄厚趾高气扬的三庄家操纵：一方是“美”“苏”，另一方是方是“日”。从物力而言，自然是“美”的同占优势。在军事上则“苏”亦不差。然而，从气势和锐利而言，则“日”可谓锋芒毕露，一马当先。于是，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就纷纷下注：蒋介石咬定山姆大叔，颠沛比喻是流离必于是——最后，因为日本军阀昏了头，在珍珠港向美国丢炸弹，最后被老美打得丢盔弃甲，老蒋因此翻盘。而毛泽东则投注苏俄，虽然没得到什么直接好处，但战后却在与国民党的东北之争上得到苏联援助，获得大批军械，从而问鼎中原。最惨的当然是把宝押在日本的汪精卫了——日本战败投降，汪精卫自然也就“汉奸”收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本来这就是一场赌博，很多时候取胜不在于袋里的钱多少，而是气势和运气——如果“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美”“苏”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日德”一方。中国因为本钱少，根本没资格坐庄，只能在一旁押宝——当然，从稳妥的角度讲，中国该押赌本大的“美”“苏”，可问题是人家接不接受你的押宝。再说，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因而，最后的结果就是：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或许只能说汪精卫押错了宝。但是，如果二战的结果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当然，历史证明汪精卫是押错了，对此，汪本人也不是没有预感——其部属梅思平就曾有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陈公博也打电报劝谏汪精卫。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他对老蒋说“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历史学家李零在分析在分析“汉奸”吴三桂是怎么做上“汉奸”时，有云：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此言用在汪精卫头上，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总之，汪精卫和日，历史证明是错了，可这错自有其国内的国际的，历史的现实的复杂原因，我们对此恐怕也当给予相当的“同情理解”。陈寅恪有挽汪精卫的“阜昌”诗云“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此种态度最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