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刘亚伟 | 中日两国在近代为何同遇而殊归

《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二                                                              刘亚伟   中国近代史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是史家共识。读这段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不时跳入眼中,让人触目惊心之余,不免陷入沉思。一部中国历史,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的变局可谓多矣,为何称 1840 年后的中国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战争前的数千年间,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中华文明一直是在东亚地区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天下,统御四夷。到 1840 年,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国门,而且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的感觉也遭受到全新的宇宙结构知识的猛烈冲击,同时人们还发现,在正统士大夫眼里近乎完美的儒家圣学,在应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时似乎不再得心应手。 有人用“天崩地裂”来形容这变局之大之烈,可谓恰如其分。从那时起到当下, 170 多年间,围绕着中学与西学、变革与保守、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等问题,形成两大阵营,激烈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以致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中国近邻日本发生的情况却与中国截然相反。在武力威逼之下,日本于 1854 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决口由此打开,西洋其他各国接踵而至,如潮涌入。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到 1858 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除割地赔款这一条之外,日本几乎享受了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此评论道:日本未作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这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中枢神经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一场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 此后,日本在向欧洲学习的路途上迅猛前进,半个世纪后,这个曾经跟在中国后面虔诚学习的蕞尔岛国,以一个庞然怪物的模样在渤海突然现身,不仅从中国手中夺走了朝鲜控制权,还出其不意地吞掉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和台湾,继而又打败了老牌帝国沙皇俄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 而中国呢,从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到闭关锁国不予往来,或拒不承认死要面子,甚至利用暴民耍泼,自取其辱,辛亥革命后又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直到面临全国沦陷的最后时刻才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最后的吼声”,若不是借助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整体的力量,中国恐怕很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为何错过了变法图强的机遇? 是何原因造成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进入近代时的同遇而殊归? 近代之前,日本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学生,没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无论文字、儒学、佛教,还是律令制度都是从中国趸来的。对于借来的文明,不会产生中国人那样的对自己原创文明的归属感。向别人学习,调整改造自己落后的方面,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习惯甚至性格。当佩里舰队的到来迫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古老的农业文明在与新兴的工业文明碰撞中所处的无可挽回的劣势地位之后,日本人迅速更换了学习对象。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过去学中国,现在学西方,反正都是学,都是拿来。历史学家许倬云用脱换衣服来比喻日本这种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 脱换衣服是轻松的,选择换什么衣服的过程伴随着的是新奇感兴奋感。而中国人却截然不同,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场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剔骨换心的痛苦”。 在开到家门口的坚船利炮面前,门关不上了,国也锁不住了,历来习惯于接受朝拜和贡奉的“天朝”,现在只能放下身段与“蛮夷”打交道讲条件、妥协退让,如何尽量保全面子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憋屈受辱的心态,使得所有应对举措都显得颟頇、愚钝、僵化,不得不一次次为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付出沉重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延缓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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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良:红歌的硬伤

陈良:红歌的硬伤 进入专题 : 唱红    ● 陈良       红歌热一度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赞成大唱红歌的大有人在,持有异议的也不乏其人。本人生于上世纪60年代,自幼接触红歌,并且熟唱很多红歌。时至今日,每逢与友人相聚歌厅,总要卡拉OK几首红歌。由于受革命教育和审美定势影响,个人感觉有些红歌挺不错,旋律优美,声调高亢,唱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对于听着和唱着红歌长大的我来说,除了经历那个年代的贫穷之外,并不曾直接遭受“文革”的打击和折磨,因此对红歌的印象尚可。但是,如今凭良知和理性审视,不难发现那些红歌,尤其是最红的红歌,都存在可怕的硬伤。     第一硬伤是蛮不讲理。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凡事总得讲道理,如果道理上讲得通讲得透,就会让人心悦诚服,否则人家心里“不服周”。当然,讲道理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最富有说服力。但是,有些红歌听起来特别横蛮,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只有疯狂而恐怖的嚎叫。比如,有一首红歌唱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哇,就是好,就是好!”一连串“就是好”,硬是把“文革”唱成世间最好的事情,这绝对是蛮不讲理的狂叫,甚至包含恐吓的味道,如果你表示怀疑甚至胆敢说不,他们便将你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其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好不好,亲身经历的人大都知道:一天到晚瞎折腾,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知识分子被修理,老百姓缺衣少食,还一个劲地高唱“就是好”,不是蛮不讲理,就是胡说八道。此外,另有一首红歌如此唱道:“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这也是蛮不讲理、信口开河,且不说今天人民的地位高不高,起码在高唱这首歌的年代,人民的地位一点也不高:那时候,人民就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选举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拿起《宪法》也无法捍卫自己的人身权利,凭什么说普通一日三餐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普通民众地位高?事实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只是任人愚弄或宰割的工具。     第二硬伤是胡乱修辞。歌曲创作,自然会使用修辞手法,诸如夸张、比喻或对比等等。夸张,不管怎么夸张,都可以说得过去;什么万岁万寿无疆呀,毕竟是夸张,姑妄听之。但是,比喻或对比就应该讲究是否恰当,不能违背常识或常理而胡乱比喻或对比,否则会混淆视听,引起思维混乱。例如,在《唱支山歌给党听》里有一关键句子“我把党来比母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比喻得极不恰当。因为任何政党都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一种政治工具,把党和人民比作母子或父子关系非常不妥,且不说党是否具有慈祥的母亲式人格,就是党本身也来自于人民,再说母亲对于每个人都没有可选择性,因为她是天生注定,而政党对于人民来说却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因为任何政党成为执政党应该是人民认同或选择的结果,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可见把党比作母亲道理上说不过去。还有一首红歌居然唱“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也不合常理,党领导着中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党本身不仅没有造乳功能,而且要人民提供税收供养,哪来乳汁喂养人民;所以,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不说“我是共产党的儿子”,道理不言而喻。再者,像 “××最红,×××最亲”比喻或对比也很不靠谱,实话实说,与每个人最亲近的人是自己的爹娘,硬说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最亲,不是撒谎就是矫情;你看,你说他老人家最亲,他老人家未必跟你亲近,身边助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不是被打倒就是挨整,何以亲近老百姓,晚年他老人家最宠信毛远新,因为他与老人家血缘最近。     第三硬伤是盲目崇拜。最典型的是,《东方红》里歌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与《国际歌》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相矛盾。略为比较一下,可以听出《国际歌》更富有革命精神,境界更高些。诚然,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大救星,“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客观地看,毛伟人领导党及其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的确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应该恐怕主要归功于国军的正面抗战和美军的直接参战。如果说谁赢得了内战的胜利,谁就是人民的大救星,那么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人民的大救星。当然,历代开国帝王大多以大救星自居,但是他们所建立的只是专制的王朝,走不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跳不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同样,毛伟人又何曾建立过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让人民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贫困和恐怕的自由”呢?在令人窒息的年代,有多少人的身心受到无情的残害?举国除了一人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外,还有几个人可以挺着腰杆站起来?!这样盲目崇拜,容易造就脑残心黑的愚民,没有是非感,没有良知和理性,一切以权力的好恶为好恶;哪个权力最大,就为哪个歌功颂德,将他无限拔高,无限神化;哪个在权力斗争失败,就会被妖魔化,任何屎盘往他头上扣。     红歌的硬伤不胜枚举,这里不再多叙。总起来说,红歌是政治宣传的产物,是特地为公众定制的洗脑工具之一。那个年代,通过对人洗脑,基本上可以达到如下效果:其一让人思想简单化,丧失独立思考和理性思维能力。凡事不必思考,只要听领袖话,跟上头走就行了;同时形成简单而粗暴的思维定势,世界总是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敌即友,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其二让人心灵沙漠化,丧失是非感和同情心。真善美被扬弃,人道精神被批判,心灵一片荒漠,对同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和同情;为了忠于同一个组织,同一个领袖,会唆使未成年的孩子,学生充当刽子手,打杀虐待自己的老师或亲人;可怜的小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也不幸陷于被剿灭的战争年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被无知而无耻者妄加批判。其三是让人性情奴才化,一味崇拜强权而不敬畏道德和法律。在洗脑和被洗脑者眼里,强权便是法律,强权便是真理,便是正义;只要强权发号施令,他们就冲锋陷阵,扫荡一切,打倒一切;今日腐败,其实是强权崇拜所埋下的祸根,因为在权力大于一切且缺乏制约的社会,权力可以扭曲一切,可以吞噬一切。在像能量巨大的权力黑洞面前,人性温柔善良的一面不断被吞噬,而残忍邪恶的一面得到张扬。     当今社会固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与“文革”时期相比,却是天大的进步。如果官方在社会推行唱红歌,无异于急病乱投医,未必有什么好疗效。当然,现在谁愿意唱红歌,谁就可以唱红歌,因为这是公民的权利;但是如果强行要求公民唱红歌,这恐怕不可取,因为历史早已证明,唱红歌并不能塑造人格健全的公民,倒是容易造就脑残的极端分子。在和谐盛世,应该多唱一些蓝色歌曲,让人们仰望星空,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应该多唱绿色歌曲,让人们关注脚下土地,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当然,如果处在战乱或外敌入侵之际,高唱红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生存和救亡压倒一切,只有英勇战争,才能击败敌人;试想,当我们高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时候,浑身一定热血沸腾,充满勇气和力量。这勇气和力量,关乎民族生死存亡,所以这样的红歌值得大唱特唱。    进入专题: 唱红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364.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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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 而不是相反

茅于轼:“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把国家利益看的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过来。”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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