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刘胡兰,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一个不满15周岁的女孩子,被一伙人用铡刀铡死,这是一出人间少有的悲剧。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始终都在用这样的案例来映衬民国政府的残忍和无情,煽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对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政府的仇恨,刘胡兰的故事被写成书、编为话剧、电影、进入学生的课本,在中國大陆广为流传,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让一个无辜的少女被她的政府处死,她究竟做了什么罪恶滔天的坏事? 另外,她当时能不能不死? 她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悲剧人物?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查阅许多关于刘胡兰的文字资料,对把她认定为英雄的说法越来越不敢苟同。   就刘胡兰的遭遇来看,她的罹难的过程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听说的那样令人感动和振奋,有没有被人英雄化,这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再去证伪。 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英雄的意义。 一个仅仅15岁的女孩子能坚强不屈,从容就死,确实是值得人敬佩的,可是一个人仅仅能够坚强不屈,从容就死,并不能说明她就是英雄。 能够说明她是英雄的,是要看她为了什么才坚强不屈并从容就死的。   英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具有较为恒定的内涵和普适的价值的。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可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就是英雄,有些人当时是英雄,可是他所控制的那个时代一旦成为历史,他就不再是英雄,有可能是人类的罪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还有一些人,他一时被人们认为是英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逐渐证明他所代表的理念是有问题的,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甚至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向违悖,所以,他也就会从英雄的神坛上滚落下来。   我之所以说刘胡兰不是英雄,并非想否定她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坚强不屈,即使她是被死亡吓得痛哭流涕而不是传说中的以大义凛然,已经都无关紧要。 我是要说明,她的死,是两种她个人无法抵御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她的利用、欺骗和无情的侵犯造成的。 她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所坚信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念,事业,并没有她所看到或是听到那样伟大。   直接导致她死亡原因是她配合中共武工队处死了本村村长石佩怀。 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个村长为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所以就要杀死他。 我们知道,那时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山西省主席,也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只是当时他把持着山西的军政大权。 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村长或是村支书、乡长等,也都是要派公粮、派民工、派税的,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因为派公粮、派民工而大批逼死农民、逼迫农民背井离乡的村长、乡长,应该并不比1949年前少,也并不比1949年前更善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农民或是某个其他的黨派就可以私下处死村长吗?   此外,刘胡兰死难时,已经不是抗日战争之时,而是内战之中,中國的内战,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它不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战争,比如民国与大清朝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进步与落后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抵御外辱的战争,而是一场纯粹是夺取权力的战争,这已经为战争之后的事实所证实。 战争之前的政府,是有非常多的必须要改变的缺点,但是并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还具有基本的民主素质,至少它拥有在中國全部历史中,更彻底的选举制和宪法制度,中國人唯有在这个阶段拥有过言论、结社和游行的自由,中共就是在这个自由制度下才得以产生的,中共的报纸、电台等也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才得以发行运转的,据一本《历史的先声》的书披露,在中共1949年获得政权前,曾经许诺要在中國实现比中华民国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广大民众之所有能够拥护并跟随中共浴血奋战而推翻中华民国,就是因为热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希望在中國建立一个更加进步的政府。   刘胡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到蛊惑的少女。 在一种思想的蛊惑下,她替反政府的武装力量效力,并最终走上了杀人害命之路。 从这一点来说,她不仅不是英雄,还是一个有罪的人。 作为政府,需要追究杀人者的罪过和有关人的责任,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刘胡兰等人参与了杀害村长的犯罪行为,自然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我们看到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想到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一个方面利用法律的保护,钻法律的空子,实行暴力推翻政府的行为,另外一个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经过合法的审判,就大肆屠殺相关人员,甚至对一个少女也没有起码的同情和人道,虽然双方很难认定谁为因谁为果,可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是我们不愿意再看到的。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刘胡兰的可悲之处,即她并不了解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像那些宣传那样冠冕堂皇,她受到蛊惑后,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也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浸润着暴力的毒素,浸润着无视他人權力的狂妄,浸润着为了自己或是自己一群人的利益和权力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和生命的偏激。 她的英勇和坚强,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人类普适的目的,也不能体现人类本质的价值,而是为了自己一群人的私利的执着;她的从容就死,不是为了更加崇高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而是因为她受到蛊惑后的执迷不悟。 所以,这个少女的死是可悲的,而不是英雄式的。 希望人们能够记取这个惨痛的悲剧,让象刘胡兰这样的少女,过属于她们的自由和充满爱,而不是充满仇恨的生活,让她们不必为了像她们那个年龄还不了解和无法认识的东西去献出生命! 作为我个人,我希望,如果历史能够再来一次的话,刘胡兰不用再坚强和英勇,她可以向暴力低头和屈服,然后好好地去过属于少女的生活,去恋爱,去结婚,享受生活的美好,去把她已经拥有,却因早逝而中断的爱情生活过到最后。 我也希望,现在的少年们,不要被片面的宣传所蒙蔽,误以为刘胡兰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其实,她只是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被牺牲掉的可悲的,同时也负有罪责的小女孩子。   来源:博讯2005年6月03日   作者:杜义龙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0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刘胡兰,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魏忠贤的罪与罚 (2)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5)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7) 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7) 郑和下西洋:纪念与反思 (0) 谁欺骗了李大钊? (3)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4) 袁崇焕之死 (3) 蛇吞象,并不荒诞的游戏 (0) 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吗? (1)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与长生梦 (0) 汉文帝与张释之 (2) 汉卿先生是好贼 (0) 梁山好汉的真面目 (0) 梁启超的“自觉” (0) 林昭四十年祭 (22) 林昭·铿锵 (0) 朱熹和海瑞的阴暗面 (0) 悼张志新烈士 (1)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8)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 (1)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 (16) 宋美龄,从“飞虎队”到开罗会议的那段日子 (2) 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0) 宋教仁之死 (1) 商鞅·李斯·董仲舒 (0) 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1) 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0) 关于对“包拯用人仍可借鉴”文章的胡思乱想 (0) 伏尔泰的“命”和何家标的“命” (0) 《甲申三百年祭》漫谈 (7)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琐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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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真正的民族英雄

戴笠 ——-真正的 民族英雄 军统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 戴笠 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 戴笠 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活动。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池步洲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1941年5月,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并判断: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日本海军总司令的损命也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既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沈先生回忆那些天戴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却乐此不疲。 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紧密相连的。据沈醉先生提供的资料,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附近地区甚至有以戴笠为名的雨农路、台北市立雨农国民小学、台北市士林区雨声国民小学,以及在芝山岩上的雨农阅览室。台湾纪念戴笠的雨农阅览室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绍仪、唐经、陈箓、季云卿、穆时英、傅筱庵、殷汝耕......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与日协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于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要知道那时候沈先生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说其实是六大金刚,应包括文强和吴庚恕(牺牲于上海)。戴笠居然舍得把他们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 根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很多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象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格斗。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败将,也并非那样丑陋。对比原平,淳县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晋军指挥官王靖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靖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这些,都使我们作为后人,感到对当时 历史 认识的苍白无力。 沈先生还记得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时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订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而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直打到巷战。其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城内。卫立煌到达忻州已经是原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原来就在那一天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绥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是这样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不禁感到“吾河山终不变色”。 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的,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那全部是戴笠先生手下的军统群英的贡献。重庆督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戴笠先生和他手下的军统群英竟然做到了。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装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日军自然慢慢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完成领袖之任务和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 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装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得到情报,唐绍仪已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刘戈青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1939年2月18日他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暗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自此英名远扬。1939年夏,军统计划暗杀汪精卫未遂。同年秋,青帮通字辈首领季云卿因与汪伪勾结,被军统击毙于威海路家门口。著名文人、国民新闻社社长穆时英也因投敌被军统打死。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首领张啸林,蠢蠢欲动与日伪勾结,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军统人员通过其保镖将他打死。1940年10月,上海伪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刺杀。军统的一系列锄奸活动,大快上海市民的人心,汪伪汉奸人人自危,有力震慑了一批意欲附敌者。与此同时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军统刺客比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日军和汪伪特工总部恼羞成怒,除对军统分子继续威逼利诱外,加强了血腥恐怖活动,双方的枪战全面爆发并不断升级,据统计,1939年一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双方死伤人数达44人之多。 特工的锄奸刺杀行动不同于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的拼死搏杀,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如刺杀傅筱庵,1940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傅被砍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颏,一在颈部,尤以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几将割断”。更何况刺杀的对象有的是以前的同事、朋友,行动队员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玩弄“以华制华”伎俩的日本人却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首先军统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 1940年9月底,惩戒日寇行动开始。军统武汉区特工根据戴笠指示,把行动重点转向对日寇的刺杀。武汉区军统特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选择好目标后进行周密的准备计划。1940年12月16日,行动二队策划对驻蔡甸日军警备队的袭击,14日副队长即派3名行动队员潜伏在警备队附近的昶记油坊,16日凌晨,伪装成商人的队员李崧荪及随行两名队员进入蔡甸街口后,将3名强行检查的日寇哨兵击毙,随即会合潜伏队员向日寇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寇官兵8名,行动队员全身而退。16日晚,行动1队赵云卿率队员何忠炳、雷玉卿潜入武昌八铺街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寇熄灯休息后,向寝室投掷手榴弹,日寇仓皇逃出时,遭到隐蔽于暗处的赵云卿扫射,共击毙日寇8名,队员全身撤出。1941年1月21日,汉口花楼街,行动2队队员用刀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次郎。2月18日,汉口得胜街,该队杀死3名在随军妓院“鹤鸣庄”寻欢作乐的日寇军官。3月2日,该队李化民等3人化装成小贩,混入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弹,毙敌17名。2月25日晚,行动1队阎英才率5名队员突袭汉口三星街日寇宪兵队,毙敌7名。4月16日,该队在汉阳显正街击毙日寇特务机关植树岩藏中佐。1941年4月19日,该队打入汉口王家墩机场的队员王经国掩护队员李青明进入机场,烧毁油库一座,炸毁轰炸机2架。 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军统上海区,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行动5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60人以上。军统上海区第3行动大队第4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1941年6月17日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杨景文将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上海军统特工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造云子在上海日军特务机关任特一课课长,经常进入英、法租界,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军统留下的十几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人员。以丁默村、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也是她一手扶植起来的。国民政府情报部门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暗杀行动,都因她太狡猾而未得手。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被军统特工发现,迅即秘密跟踪,终于在法租界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乘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下车走向店门之际,三名军统特工手枪齐发,南造云子身中三弹,当即瘫倒在台阶上,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途中死去,卒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1939年8月11日,军统广州站发展了在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近田部队作厨役的李昌德,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寇官兵数十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敌营。1941年9月17日,军统广州站为纪念9.18事变10周年,在多个地点,对日寇军事机关和伪组织机关进行爆破,撤离至海珠中路时,第3组组长江志强路遇日本宪兵队,当日寇走近身边时,江志强将剩余炸弹引爆,与5名日本宪兵同归于尽。 开封沦陷后,潜伏的军统特工根据戴笠的指示,于1940年5月7日,河南站行动1组与打入日寇内部的特工李宪斌里应外合,袭击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击毙日特机关长及川贞作、山本午、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月19日,行动组在开封社下基79号,击毙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皆川雅雄。 1940年秋,在北平交道口附近发生了日本天皇特使遭枪击,一死一伤。日伪震惊,日军及警特便衣在全城戒严,挨家挨户大搜捕。悬赏5万捉拿凶手,全市一遍恐怖。此事是在国民党平绥军统领导人马汉三指挥下由他的部下马景贤亲自行动的。1940年11月,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组长麻克,击毙日本“兴亚院”派遣到北平视察的特使高月保中佐、乘兼悦郎中佐。后麻克因房东出卖,被捕牺牲。沦陷区军统特工格杀日寇的行动,虽然没有正面战场那种轰轰烈烈,但他们在严酷的环境里,满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杀敌,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鲜血,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向为国捐躯的烈士致敬!   戴笠——-真正的民族英雄 is a post from: 乐淘吧-淘快乐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乐淘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请使用google reader订阅此链接:http://feeds.feedburner.com/blogspot/CRBRG 以保证实时更新。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李开复新作:《微博:改变一切》 相关文章 高中的历史课本,秦始皇,光武帝,颜真卿…原来全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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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报怨”话日本

  打开罐头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蒋介石亲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面对着麦克风,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蒋介石指出,我中國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这篇讲话是蒋介石亲自起草的,可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这个讲话后来被日本媒体称为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演讲,蒋在二战以后的对日政策,特別是放弃战争索赔,也都统统被称为“以德报怨”政策。   蒋介石日记的这个罐头被打开,里面是“空”的,根本没有“以德报怨”这四个字。   其实,蒋介石在广播讲话里,并沒有直接使用“以德报怨”这一词语。根据当天他的日记,放弃战争索赔,不是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就开始为战后索赔做准备。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国共忙于內战,由于国民黨军队节节败退,美国逐渐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最终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白皮书,将国民黨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身上。   中日恩怨   一位研究捷克人文的学者认为,捷克民族是最容易投降的民族。无论在一战的时候,还是在二战的时候,捷克总共不也就这么几百万的青壮年男人、十几万军人,派去打仗都牺牲了,捷克就没有种子了。留得种子在、保存捷克文化,捷克民族就存在。存在就可以发展,发展就可以壮大。真正具有“占领”意义的武器是文化,而不是军队。他甚至断言,若日本侵略中國成功,也许今日的日本已经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只要土地在、种子在、文化在,侵占不可怕,弄不好你日本就被我们中國人、中國文化同化了。   这位文化工作者的观点很有趣,不过,放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里头,根本无法站住脚。因为他忽视了行政“一刀切”以后的文化现象,比如强制教育。两个简单例子:一个是大陆人1956年以后使用简体字;另一个,1928年以后的土耳其人,以“国际”拉丁字母取代此前的阿拉伯字母。   如果日本侵略中國成功,今日的中國人恐怕已经不讲中文,都讲日语了。   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國之所以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最根本的原因是被日本人耽误。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中國的失败,第二次是抗战的耽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國人展开了最凶残的屠殺,对中國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國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大大地延缓了中國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相互交往超过2000年。直至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一直在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圈内长期共存、交流和发展。如果没有19世纪中叶的“西方的冲击”,中日两国的传统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进程,还将维持一定的历史时期。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后,日本在为之震惊之余,迅速决定掉转船头,改学西方,而中國则迟迟未能作出这一转变。   日本在古代 2000年间,始终处于先进的大陆文化的边缘地位,形成了虚心学习外来先进文明的传统。曾长期学习中國文化的日本,在“西方的冲击”面前,没有中國人那样沉重的文化包袱和心理抵抗,得以迅速确立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和体制。日本人不因顾到空虚的面子,而拒绝模仿外国文化的事物。保全面子的要求,阻挡不住日本人模仿外国文化的要求。这是对现代化有利的心理条件。   所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元素   大学同学、日语班班长,现在日本东京当教授,几次到寒舍雅会,他每次到德国,似乎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日本人对德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相反啦,德国人对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日本人和德国人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打开德国和日本的历史地理教科书,都是在灌输一种“居安思危”:我们的土地面积狭小,资源缺乏,我们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一样的成功。   德国人和日本人希望做到“为知己者死”,他们至少有两样东西,是世人无法超越的,第一是读书求知。   国际图书协会每年公布的读书购书状况,中國大陆总是排名第一百名以后,富有的台湾、香港、新加坡也不先进。每年的第一名第二名总是由德国日本轮流坐庄。难怪德国人和日本人,在自然资源这么贫乏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原来,人家读书长知识,有知识科技就发达,科技发达,国家民族就强大。   根据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协会最新的数字显示,三分之一的德国人认为自己读书很多,平均每人每年至少读十八本书,每四人当中就有一人藏书200至500 本,14% 的德国人家庭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第二是“呆板认真”。德国媒体报道,日本灾区民众仍然坚持垃圾分类,我读后感触良多。地震灾区,满地垃圾,而灾民丢垃圾时,仍然坚持分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公民文化?   我们一起来阅读,《朝鲜日报》驻日记者鲜于钲的现场报道。他说,从千叶到仙台的400公里公路,尽是挂着仙台牌照的汽车长龙,是归心似箭,要回乡寻找消息,担忧断绝家人的行列。但没有一辆车子插队,或超速行驶。他们依然保持沉着和循序。否则汽车一旦扎堆,整个道路就会瘫痪。   记者体验的是东北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大部分加油站都已停业。由于炼油厂储油罐爆炸,加上交通瘫痪,汽油运输中断。一些还剩有汽油的加油站外,汽车排起了两三百米的长队。等加油需要一两个小时,一次只能加10公升或2000日元的汽油,等待加油的汽车,就只能像传送带般移动。但没有一辆车插队,也没有看到要求“多加点”的人。需要更多汽油的人,须前往其他加油站,再排一两小时的队。不仅是加油站,在限量供应饮用水的学校、限量出售矿泉水的超市、限时开放的厕所等等,随处可见排起数百米长队的人群。   德国人和日本人,“排队”成了一种文化,他们“为悦己者容”,排队就是为社会打扮。在德国和日本,人们早就有了共识:排队就有收获,排队等于希望。这是守秩序的前提,也是诚信的表现。人类经验证明,排队是公民社会的好习惯,也是自救的最有效办法。当然,这必须有个前提,就是有互信的基础。   不论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只要有互信的默契,社会就能井然有序,处变不惊,即使是遭遇天然灾祸,最终都能化险为夷。内存“互信元素”,外表终归会恢复健康。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以德报怨”话日本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日关系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日本战胜中国的核心武器究竟是什么? (0) 日本“窃土再占”政策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0) 官方为何操控反日游行? (0) 中国足球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10) 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难以置信的事实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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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主的倒退不是对专制的肯定

2008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当文明世界认为他会象前任叶利钦总统那样激流涌退,永远告别政坛告别权力,让民主俄罗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顺利完成专制——民主转型,以“伟大的文明英雄”定格于俄罗斯史册时,普京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睛。 这位极权专制时代的官僚政客,以自己的超凡魅力和才干领导俄罗斯走出了新旧体制转轨的险滩,巩固了俄罗斯的民主成果;但却没有完成自身的民主化,依旧用专制思维来面对一个民主国家。 从专制社会走出来的官僚政客很难完成自身的民主变革,只有极少数例外。普京作为一个民主转型国家的领袖,骨子深层却有着大量的专制残余。一旦条件具备,那些蛰伏在潜意识深层的专制思维就会乘机冒出头来。 当普京在俄罗斯赢得巨大声望后,早期被全国高涨的民主热情暂时制伏的专制魔鬼就从普京心中跳了出来,充当俄罗斯专制回光返照的最后祭品。 虽然俄罗斯宪法规定普京不能蝉联第三届总统,但普京却运用反文明的“政客手段”成功出任俄罗斯总理,成为俄罗斯实质上的“太上总统”,然后运用自己的声望和惯性影响力,成功策动俄罗斯修改总统选举法,为自已重返总统宝座长期执政打下铺垫。 普京恋栈权力的败笔定格了他只是“政客”而不是“英雄”的历史悲剧。他在未来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将远逊于俄罗斯的“文明英雄”叶利钦,其实他本可与叶利钦平起平座甚至高于他的前任,如果他不恋栈权力的话。 文明世界终于发现他们高诂了普京的政治智商。 普京并非 2008 年才露出专制那一面,其实早在四年前他蝉联第二届总统时就开始从民主轨道上往回走,最大的倒退就是收回了各州人民自行选举地方政府首脑的权力,改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州州长,向专制集权迈出了一大步。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民主的两个要件就是“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三权分立”就会独裁;没有地方自治就会中央集权;二者都是腐败革命之源。 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内,普京取消了俄罗斯的地方自治权,此后的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全职民主国家;而是一个跛足的半民主国家。 俄罗斯民主的倒退让地球上少数几个孤独的专制国家喜出望外,很快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找到了借口:你看俄罗斯在民主之路上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又回过头来复辟专制体制了,说明专制体制确然有着远胜于民主的巨大优越性? 俄罗斯民主的倒退真个是对专制的肯定吗? 非也!!! 俄罗斯民主的倒退只能说明在长期奉行专制极权的大国,民主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虽然会出现暂时的专制回潮,但民主宪政的总体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俄罗斯是一个长期奉行极权专制的大国,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民主传统。在专制向民主转轨期间,多数俄罗斯人骨子深层都残存有大量专制思维。从专制体制走出来的俄罗斯人,虽然对专制之恶有切肤之痛,对民主宪政强烈渴望,永远也不想回到独裁时代;但对民主法治的内涵却是一知半解,甚至很陌生,对专制模式却轻车熟路,所以会经常不自觉地穿新鞋走老路,用专制思维来观察应对民主道路上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专制高墙内走出来的俄罗斯人,很难在短期内把“民主”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常常政治理念民主;生活方式专制。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必然影响其政治理念和政治信心,生活方式专制的国民时常用专制思维来干扰民主政治理念也就在所难免。从集权中国走出去的某些海外民运人士,虽然高举反专制要民主的大旗,可处事方式却颇具东方的专制色彩,表现出唯我独尊把自己置于“核心”,对不同意见恶语相加,就是专制生活方式干扰民主政治理念的生动例证。 前苏联特权集团因为没有牺牲最后的良知和民族责任心,没有动用国家机器镇压民众的民主维权诉求和精英人士推进民族文明进步的理想,避免了历史上专制统治者被整体清算的命运,成功走出了权力交接过程中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因此苏联特权集团因祸得福,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还在民主政府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俄罗斯民主转型前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政府官员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精英都是前苏联党政官员。前总统叶利钦是莫斯科市委书记,第二任总统普京则是前苏联克格勃高官……所以苏联共产党名义上好想倒台下野了,实质上仍实实在在掌控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 前苏联共产党只是换了块招牌继续执政。 因为俄罗斯民主政府里的多数官员来自前苏联党政官员,这些专制时代的官员有浓烈的专制情结,对民主体制缺乏必要的忠诚和热情。他们在专制时代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现在与治下的平民百姓平起平座,言行举止处处受制于民众的选票和舆论监控,对民主的反感和不适应也就顺理成章。 当普京在民主躯体上嫁接专制旧枝时,自然会赢得他们当中多数人的附和拥戴。所以普京在“民主倒退之路”上不是孤立的,他在官僚集团中拥有广泛的同盟军。 对于从极权时代走过来的广大俄罗斯民众来说,因为专制思维的惯性作用,他们中的多数意识不到普京“倒退”的危害,很容易被眼前的急功近利扰乱视线,在短期内也就很难集结起足以影响政治走向的反对声浪。 所以俄罗斯民主的倒退不是对专制的肯定,而是专制残余的惯性作用力,在俄罗斯民主之路上制造的一个政治漩涡。它随着普京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一旦普京成为历史,俄罗斯就会重新找准方向完成民主宪政转型。 现代文明区别于农耕社会的典型标志是科学大发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集权专制在农耕社会也许有出路,但在现代化世界绝对没有出路。人类社会的民主大潮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国家地区要想在现代化世界占据与其幅员相应的地位,就必须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大国不同于小国,大国民主没有回头路,中途虽然会因某个强权政客出现暂时的倒退,最终仍会不可抗拒地溶入人类民主大潮。 那些长期生活在极权专制时代的大国,在实现民主转型时,最容易出现的挫折是“动荡”和“强人政治”。大国在体制转型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领导人民离开熟悉的旧路走上完全陌生的新路,否则就容易出现“动荡”;而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又容易堕落成威胁民主的“专制强人”,在统治期内扼杀民主成果复辟专制。如十七世纪英国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克伦威尔就是一个没戴王冠的国王,幸亏上帝保佑英国让他早早死掉。尽管“动荡”和“专制复辟”都是暂时的,但很容易削弱民众对民主政治的信心。 在民主之路上,美国是这个星球上迄今为止最为幸运的国家,因为她幸运地拥有华盛顿这位千古卓绝的政治领袖,不但领导美国走出了“动荡”;而且主动放弃权力避免自已成为美国发展前进的阻力,使美国能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两百年前的美国人并非很智慧,基于华盛顿无与伦比的威望和卓越的建国成就,多数美国人当时不但希望华盛顿继续留任总统,甚止于想把王冠戴在他头上。当时美国宪法并没有“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限制,华盛顿要想蝉联第三任总统不但顺应民意而且合法。如果不是华盛顿千古卓绝的政治智慧,美国民主一定要走好多弯路,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一定要改写。 所以华盛顿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 所以“总统只能连任两届”是民主政治的必要保障,也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智慧,是防范英雄堕落成魔鬼的政治壁垒。 也许有人会拿台湾、韩国、南非来反证,这三个地区和俄罗斯差不多同时走上民主之路,为何这三个地区没有出现民主倒退呢? 因为这三个地区的民众没有遭受“大国情结”的毒害。 极权专制体制下的国民因为被剥夺了一切国家管理权和知情权,国家离他们的切身利益很遥远,自然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所以远不如民主体制下的国民那样爱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汉奸军团破世界记录,成建制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时;可你听说过美国军队擅自成建制投降或临阵脱逃么? 因为民众对国家的疏离感,专制统治集团就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同时把“爱国”与“爱政府爱统治者”混为一团,尽管两者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统一的。如袁世凯就把孙中山定性为“叛国罪”,其实孙中山比袁世凯百倍爱国。 对于那些专制大国来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通过培植民众的“大国情结”来实现的,这样专制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转移国内矛盾的暴政就很容易赢得民众的理解支持。 青年群体是“大国情结”的最大受害者。 因为民主体制崇尚“和平”与“尊重全人类共同利益”,专制大国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在民主优势还没来得及全面展开的情势下,国家的威望在多数国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眼中是今不如昔的,此时就会不自觉地留恋专制时代国家表现出来的威风。尽管那时的“威风”很可能是外强中干名不符实的,可不了解真相的国民却把过去的威风看成实实在在的。 基于对专制时代大国威风的留恋,很多国民尤其是那些没有感受过专制切肤之痛的青年群体,很容易对过去心向往之。 台湾、南韩、南非等地区国小民寡,不可能在国民心中培植“大国情结”,走上民主之路后也就感受不到国家威望的削减。 所以在民主转型期,大国的专制复辟力量远大于小国。 一旦走过了民主转型期,大国则比小国更容易巩固民主成果。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武人发动的军事政变。小国发生成功军事政变的概率则比大国大得多。这个议题我在《民主体制更适合幅员辽阔的大国》一文中有较为详尽的阐述。 所以大国的民主转型虽然容易出现短期专制复辟,但没有回头路可走。 法国就是完成民主转型最为艰难的国家。 这个专制时代欧洲第一军事强国,国民拥有浓烈的“大国情结”,专制力量依附“国家主义”的幽灵多次发起注定没有结果的徒劳反攻。 法国在 1789 年民主大革命取得成功后,发生过四次专制复辟:鸦各宾党专政,拿破仑第一帝国,菲利普第二帝国,路易 . 波拿巴第三帝国,直到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末才成功巩固了民主成果。尽管专制势力一再卷土重来,可每次复辟的时间都很短,寿命最长的路易 . 波拿巴王朝也没超过二十年。尽管发生过多次专制复制,可民主力量从未失去信心,依旧百折不挠把这个国家推上民主之路,最后的胜利者依旧是民主法治。 所以俄罗斯的“民主倒退”是暂时的,更不是对“专制”的肯定。俄罗斯的民主宪政趋势是任何力量和任何政治强人都无法阻挡的。那些为俄罗斯“民主倒退”呐喊鼓操的政客要么是一厢情愿;要么是不可救药地短视。 二 0 一 0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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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对日本大地震的第一反应是幸灾乐祸

“我们幸灾乐祸的只是一个我们印象里的日本,一个概念化的日本,他曾经侵略中国,杀害奴役过我们的祖辈;他厚颜无耻,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他死不认罪,经常去参拜靖国神社;他仇视中国,骂中国人为支那猪;他贪婪凶残,抢占我们的钓鱼岛,怂恿台湾独立。这才是我们所诅咒的日本。” 我们为什么对日本大地震的第一反应是幸灾乐祸? 文/时红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为地震中遇难的日本人民默哀,为至今仍在遭受地震带来苦难的人民祈福,祈祷日本的核电站危机能安全解决。 我不知道各位听到日本地震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我个人而言,讲老实话,得知日本发生大地震的第一反应是:日本大地震?太好了,死了多少人?当然这只是在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我绝对不会表达出来。相反,我还去发个状态,对日本人民表示祈福。我是不是特虚伪?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跟我类似的第一反应,反正身边的大多数同事和一些朋友的第一反应莫不如此,因此当网络上出现大量“热烈庆祝日本地震”的言论,我一点都不奇怪,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只不过有些人只是心理活动,有些人直接表达出来而已。 那我们是不是像有些人所骂的,蔑视生命,没有起码的同情心,是不是没有博爱,“狭隘地”的嗜好“复仇”,我们是不是没有人性,甚至禽兽不如?是不是如某学者所说 “喝狼奶长大的”?国民素质极差?我们需不需要忏悔? 张承志说:“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选择了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讨厌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则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我们接触的日本人,都是良善的,温文尔雅的,他们为人礼貌,做事谨慎认真。他们个个干净,文明,守规矩,有礼貌。没有侵略者狰狞的笑容,没有右翼死不认罪的狂妄,没有侵占钓鱼岛的叫嚣。在这里,存在着两个日本的割裂。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国度,复杂的民族。 而我们,真的痛恨日本人吗?当地震的报道不断延续,我们看到更多的悲惨的画面,看到那铺天盖地的狂暴海啸,看到良田和城市变成废墟,看到避难所中满目伤悲,头发花白的老人,看到失声痛哭的孩子,我想,不惟是我,大部分曾经幸灾乐祸的国人也会发自内心的祈求灾难快点过去,人民的苦痛不要继续,核电站千万不要出事。与幸灾乐祸相比,在我们身上同样存在一种割裂。 而我们为何幸灾乐祸呢?我们诅咒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幸灾乐祸的只是一个我们印象里的日本,一个概念化的日本,他曾经侵略中国,杀害奴役过我们的祖辈;他厚颜无耻,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他死不认罪,经常去参拜靖国神社;他仇视中国,骂中国人为支那猪;他贪婪凶残,抢占我们的钓鱼岛,怂恿台湾独立。这才是我们所诅咒的日本。 我们眼中的日本如此,阿拉伯眼中的以色列亦如此,当我们面对一个概念中的对方时,心中充满仇恨,当我们听说,他们遭到灾难,跟我们听说村里的一个恶霸被车撞断了腿,横行的黑社会老大得了绝症一样高兴。 同911美国世贸大楼不少国人欢呼被撞一样,中国人信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源自《周易》的名言,千百年来善恶相报的观念已经浸入中国人的骨髓。 不能说中国人不善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不忍日本遗孤的嗷嗷待哺,在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巨大创伤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对那些走投无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遗孤伸出仁爱之手,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并用自己的乳汁和从口中省下的粮食将他们喂活养大。蒋介石宣布放弃索要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也是所谓“以德报怨”,但是在现在广大中国人看来,中国做到了“以德报怨”,而日本则显得无情无义。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家永三郎败诉,花岗惨案审判,钓鱼岛争端,一件件事情,深深刺痛了中国人。 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日本当年做了太多的恶,如今遭到了报应,美国也一样。悲惨的是,种下“恶因”的是日本的军阀,那些大资本家和穷凶极恶的刽子手,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石油资本和军工资本,而承受“恶果”业报却是普通人民。 我们所诅咒的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形象,而非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日本人。 我想,对这次事件大声叫好的人,一定都没到过日本,或者没有和日本人深入交往,没有亲密的日本朋友,日本在他们心目中,只是地图上的一块,只是两个汉字,他们心中的日本,只是教科书里的,新闻里的。包括我,虽然跟日本人有一些短暂的交往,但并没有真正的日本朋友,更多的日本印象,来自于书本,影视和网络。 我承认我幸灾乐祸的情绪确实有问题,但该指责的是什么呢?或者我们错在哪里呢? 现代战争的残忍性大概也因于此,在古代的冷兵器时代,人们对面相搏,敌人的血肉都能溅到自己身上,可以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丑恶。到了近代的枪炮时代,枪弹的射程虽有上百米,但战争双方还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死亡和痛苦仍然也都是可感知的。但到了现代战争时代,高科技造成的壁垒让战争的参与者更加冷血,轰炸广岛长崎的飞行员看不到核爆造成的惨状,几千公里外的导弹发射员可能在和同伴的谈笑中按下发射按钮,完全感受不到建筑物的倒塌死伤者的惨叫和轰鸣。 因为没有交流,没有有血有肉的感情,有的,只是痛苦的历史记忆和一次次的伤害,所以我们显得冷血,我们才会幸灾乐祸。 我不知道那些痛骂中国人没有人性的是什么人,或许他们真的是心地善良,是值得称道的好人,或许他们有在日本生活居住的经历,有友谊深厚的日本朋友。 但我不能容忍的是那些自认为被普世价值的人性光辉所普照,认为中国人没素质的人。在他们看来,或许我们连一点儿也不应该诅咒,我们应该宽容,几十年了都过去了,不管人家认不认错,算了吧,钓鱼岛嘛,算了吧。 你可以说日本不是这样,日本很善良,日本其实很美好,你也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片面的,狭隘的,是我们政府的宣传扭曲了日本的美好形象。但请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摇晃那虚伪的人性的旗帜,谴责中国人,辱骂中国人,高歌逆向民族主义。 毫无疑问,这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必然会伤害到普通的日本人民,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真正在诅咒的是什么。如果造成伤害,我本人愿意道歉。 最后,祝愿盈江同胞、日本人民早日走出灾后的痛苦,重建新的家园。 张承志作品:日本留言 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1940 我该去恨的日本究竟在哪? http://www.douban.com/note/139364618/ 资料: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15万人遇难,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低治日祸,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 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而梅兰芳先生也为日本的地震开了赈灾演出。。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首艘到岸的救助船就是中国的新铭号。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 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编辑:陈轩) 标签: 人性 , 仇恨 , 地震 , 日本 , 普世价值 , 祈福 , 诅咒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还在看咆哮体?换口味吧,看愤青体,不顶不是中国人 (3) 我该去恨的日本究竟在哪? (4) 再见了!本·拉登 (9) 为嘛要宽容日本? (0) <天璇>我和地震的节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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