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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安庆市民何先生在该市人民路一家银行的ATM机取款，不料银行卡被吞了。何先生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对方表示已下班，要求其次日来银行处理。担心发生意外，何先生又报警求助，但警察也无计可施。最后，在周围群众的指点下，何先生再次拨打了银行客服电话，谎称ATM机多“吐”了一万元钱，不曾想，银行态度大变，行长亲自带着两名工作人员10分钟就赶到现场。 机器吞钱 银行不急 7月18日晚7点多，安庆市民何先生持自己的银行卡，来到该市人民路上的一家银行ATM机取款。何先生将银行卡插入机器，可是输入要取的金额2000元后，听到ATM机“刷刷”的数钱声，钞票并未“吐”出。何先生很纳闷，遂将卡取出，又到隔壁一台柜员机进行操作，结果机器依然吐不出现金，经过查询，何先生发现银行卡已经扣了款，而就在何先生手足无措时，卡又被机器吞了。担心蒙受损失，何先生当即拨打该行客服电话。电话里，工作人员告知何先生，工作人员已经下班，让其次日工作时间到银行前台处理此事。 机器吐钱 银行急了 何先生被吞的银行卡里还有10000多元，担心机器被骗子做了手脚，何先生不敢离开，报警求助，然而民警到达后也无计可施。用什么办法才能让银行方面尽快赶到现场，见证并排查机器是否出了问题？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大家纷纷出谋划策，其中一名围观者的提议，让何先生茅塞顿开。何先生再次拨打了银行客服电话，这次何先生改了口，在电话中谎称自己在ATM机取钱，机器突然出故障，多“吐”了一万元钱，不知如何处理。不曾想，这次客服态度大变，让何先生呆在ATM机前不要走开，工作人员十分钟内前来处理此事。何先生挂断电话后与出警民警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果不其然，十分钟后，行长亲自带着工作人员急冲冲地赶到现场处理。昨天记者获悉，按照相关程序，这起事件已经处理完毕。 ATM吞吐凭啥有别？ 无独有偶，去年9月，南京的丁先生去一银行自助区存款，因操作失误，一万元被机器吞了，当即联系银行工作人员，被告之要等两个工作日才能处理好。可他心里不踏实，报警求助也无果，便想出一招，换个电话致电客服，假称机器多吐三千，5分钟后客服便赶到了。对于此事，银行解释是，吞了客户的钱，这钱在机器里还是安全的，但机器多吐了钱，就会影响现金安全，况且客户保管多吐出来的且不属于自己的钱也是“很不方便的”。 来源：中安在线 猜你喜欢 只准看脑残片 升级？呵呵 不败市委书记 一国两制 让文物局管地沟油？

作者：曾航,赵延蕾 像吴雷一样，许多科技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在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是否离开北京、上海，搬去环境更好、成本更低的二三线城市？ “决定将公司从北京搬到苏州，相当于我无形当中替公司三十多个年轻人做了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未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选择一直就在苏州生活下去了，所以我特别害怕这个决定会错。”吴雷说。 吴雷是电子商务公司欧瑞思丹的CEO，几年前公司总部由北京搬到苏州。在搬到苏州前，他慎重地邀请公司所有员工到苏州考察，大部分员工马上喜欢上了这座江南城市。 他当时带着员工去了金鸡湖、李公堤，还有苏州工业园区新建的现代化的邻里社区，这里没有北京的沙尘暴、雾霾天气，堵车情况要少得多，生活节奏比北京慢，最主要的是，房价比北京便宜，员工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此后，这家公司的总部由北京搬到了苏州。像吴雷一样，有无数的科技企业正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越来越贵的北京上海，堵车、空气污染、外来户口限制，大部分员工看不到希望……许多创业公司开始考虑离开北京上海。 那么，哪些创业公司适合搬到二三线城市呢？他们在搬离北京上海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惑呢？本报对此展开了深入调查。 一家创业公司的成本账 欧瑞思丹是一家主营跨国电子商务的互联网企业，原来的总部设在北京海淀区。吴雷认为，北京拥有一家刚起步的互联网企业所需要的创业要素——新的想法、完整的产业链、集中的投资公司以及各式各样的人才。 在北京，欧瑞思丹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业务磨合以及资金融合。它拿到了DCM和德同资本的投资，并将跨国电商业务由日本扩展到了美国市场。 作为一家依赖于传统制造业供应商的电商公司，随着业务进入扩张阶段，北京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公司贴近供应商的发展需求。“在北京要见到供应商很难，很多供应商还会觉得我们公司比较远，甚至经常不知道公司的总部在哪。”吴雷告诉记者。 为了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吴雷开始考虑搬离北京的计划，他需要寻找一个靠近供货商、靠近出口企业聚集地，同时又有合理商业成本的城市。经过考察，苏州在南京、无锡、东莞、哈尔滨等城市中脱颖而出。 吴雷带领全体员工到苏州考察后，将总部搬到了苏州。现在，欧瑞思丹搬到苏州还不满一个月，吴雷正在小心翼翼地计算这次搬迁的投入和产出。 两周的磨合期之后，吴雷和他的公司逐步进入正轨，搬迁工作结束，他们还在苏州当地招了15个员工。令吴雷很欣慰的是，苏州贴近供货商的优势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他回忆，这两周见的供货商，比去年一年在北京见的都多。 吴雷在苏州本地招聘了15个产业工人，工资要比北京招聘的员工低20%-30%左右。因此对欧瑞思丹来说，哪怕由于工作时长、工作节奏的变化，员工的工作效能降低了10%，对企业来说，也是可以承受的。 吴雷的家庭仍然留在北京，他坦承，如果放在以前没有高铁的时候，他不会有勇气搬来苏州，因为他无法应对与家人分离这个问题。而有了京沪高铁，北京到苏州只需五个小时，他在与妻子沟通后，决定每个月往返北京苏州一次，在北京待十天，在苏州待二十天。企业已经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即使他不在苏州也可以正常运转。 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很普通的写字楼每平米每天的租金一般也要3元左右，而在苏州国际科技园，每平米写字楼每天的租金仅需0.5元，在无锡的一些园区，写字楼前几年甚至都是免费供创业公司使用。 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的金鸡湖、独墅湖畔看到大批政府新建的写字楼，像苏州这样过去的工业城市，现在已经很少有大块土地用来招商引资，因此政府将大批的土地用来新建写字楼，希望以优惠的政策吸引科技创业公司入驻。 吴雷对自己做出来到苏州的决定感到庆幸，他说：“现在各种类型的企业竞争都很激烈，根本容不得你在企业发展形态上有任何明显的瑕疵，对城市的选择要慎之又慎。” 最缺管理和营销人才 对创业公司的员工来说，二线城市的生活压力要比北京、上海低许多。以买房为例，苏州市区的房价约为一万元每平米，而科技园内互联网企业员工平均工资为6000左右，所以大部分员工在工作三五年后，用公积金的首付就可以在苏州市区买房了，而这在北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房价、交通等生活成本的降低，相应地也带来了人力资源成本的降低。总部位于苏州的贝多科技CEO穆荣预计，苏州互联网企业普通员工的工资要比北上广深同等条件的员工工资便宜30%左右。 但困扰这些创业公司的是，一旦公司由北京上海搬出，一半以上的员工都会考虑离职，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到小城市去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这种喜欢扎堆的行业。 “在苏南的一些科技园，晚上一到9点以后就没有夜生活了。”曾经在苏南某城市创业过的东滩投资顾问公司咨询师陆依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小城市这种安静的生活。 在北京，每个周末都有不计其数的互联网行业沙龙、分享会，聚集着各种机会。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在移动互联网泡沫最顶峰的时候，有家VC的投资人一下午在中关村的车库咖啡发现了21家创业团队。 总部位于苏州的贝多科技CEO穆荣就对此深有体会，他感慨道：“你公司如果是在北京上海的话，市场人员拿个名片混两个月也至少混个脸熟了，但苏州这方面的氛围要比北京上海差很多。” 一家知名的美国VC投资人表示，大多数的投资公司依然会首先考虑北上广地区的互联网企业投资，然后优先考虑成都、深圳、杭州、南京、武汉、大连等新兴的互联网企业集聚地，对于其他二线城市依然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苏州一位科技园的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苏州目前的技术人才已经不缺，但是高端管理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很缺，因为这些人还是喜欢扎堆在北京上海。 此外，二线城市往往没有良好的创业氛围，员工的生活工作节奏及对都市文化的接受程度、习惯程度都与一线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工作、生活节奏缓慢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 欧瑞思丹北京的老员工田东来到苏州后第一个感受就是，苏州的员工中午带饭到办公室热了吃，一到六点一打铃，员工就像放学一样跑了。据苏州一家科技企业的CEO估算，在苏州缓慢的生活、工作节奏下，该公司的市场效率至少会比在北京的同类型产品减少50%。 为解决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对策，例如无锡推出了“530计划”，苏州推出了“姑苏领军人才”计划。对于一些与企业签订长期合同的核心员工，一些地方政府还推出了奖励计划，希望留住他们。 与其他二线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具有人才上的明显优势和吸引力。当然目前各地都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苏州国际科技园就建立了独墅湖高教区，集纳了国内知名高校如人大、复旦、南大、东大所设立的研究院、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分院，试图借用高校资源打造本土的人才池。 小城市该如何寻找定位？ 在北京上海之外，近几年国内许多二三线城市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互联网产业集群，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杭州每周都有质量非常高的电子商务沙龙、聚会，我以后要多往杭州跑了。”一家国内VC的投资总监说。 杭州正在成为新兴的电子商务创业中心，而成都则开始成为网络游戏创业的热土，无锡正成为物联网创业的中心，南京正在成为外包行业的热土，而苏州、厦门、大连等城市的创业，也各有特色，这些地方正在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互联网产业集群。 例如苏州国际科技园科技局每年都投入约4亿元来支持园区内的软件产业、IT设计、数码娱乐、移动互联网、融合通讯等产业的发展。 小城市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优势，就是地方政府能够强势推动一些互联网示范项目。随着O2O、物联网的发展，互联网越来越需要和实体商业相结合。许多创业者发现，单凭自己的力量去一家一家找实体商家谈合作太困难，而在一些小城市，有政府出面就好很多。 从国际发展潮流来看，日本在小城福冈设立了手机支付的示范城市，而美国则在加州的一些小城设立了智慧城市的示范区，在中国，苏州、无锡这些城市正有意识地建设IT行业应用的示范城市，这是在大城市很难有的优势。 不过曾经在某苏南城市运营过类似示范项目的陆依则认为，目前全国各地的这类示范项目都正面临深水区，其中涉及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首先，这类示范项目过于依赖政府的政策扶持，对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掣肘;其次，这类示范项目的特点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涉及到环境、人居、税收、政策一整套的运行体制，这就对许多乡镇或园区管理方的视野、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陆依认为，示范性项目所遇到的现实问题要求政府作出制度创新，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政府将一部分决策及规划的工作下放给第三方的咨询公司，依据当地独有的资源及禀赋设计合理的产业发展模式，这种方式也能有效减少示范性项目对政府的过分依赖。 事实上，许多由北京上海搬迁到二三线城市的科技企业都被地方政府的诱人优惠政策所吸引，在搬迁之后，往往又发现地方政府的许多承诺无法兑现，如果过于依赖政府，则企业很难有长远的发展。 据陆依统计，在无锡，80%投身热极一时的物联网行业的小微企业都被市场淘汰掉了。 陆依分析，二线城市本身在互联网这种新兴产业中没有经验，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又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园区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个强势政府的产业设计水平。 假如对园区产业规划没有进行完善的考察、设计，没有全面考虑当地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禀赋，便很容易导致园区与园区、园区内行业与行业高度同质化，令许多新创企业死于恶性竞争。而这种同质化的产业状况又会导致招商引资时泥沙俱下，在优惠政策吸引下一拥而上，优惠政策消失后又一哄而散，这对当地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都是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