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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烈,国新办和美國銀行家庫恩有什麽樣的“私交”?

《明鏡月刊》任知晴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中的名言,如今用在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和美國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這對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身上,竟顯得很貼切。雖然“喝彩體”般宣傳中共光榮偉大正確的革命目標如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越來越難忽悠人,但他們都心知肚明,這並不一影響他們因個人和家人間利益的捆綁而更加矢志不渝的並肩“二人轉”。 2005年5月,一本名為《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書,因為是中國大陸出版的首部在世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傳記而備受關注,作者庫恩也因此在中國一夜成名。 實際上,庫恩是大陸官方早就欽定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1989年3月,庫恩就應當時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請第一次來到中國,成為中國國家部委科研機構的改革、資料重組的顧問。 後來成為庫恩公司重要一員的朱亞當當時受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派遣,成為其翻譯。在朱亞當的印象中,那時的庫恩對中國並不熱情,甚至在趙紫陽會見外國顧問時,庫恩也沒去參加,甚至在中國“大吵大鬧”過。 “庫恩是個乒乓球迷,”朱亞當回憶說,“他最感興趣的是和國家隊隊員打一場乒乓球賽。” 庫恩 當朱亞當表示有外事紀律時,庫恩開始大吵大鬧:“我來給你們國家當顧問,一分錢沒要,飛機票錢還是我出的,你作為一個年輕人,為什麼連這點風險都不敢冒?如果中國的年輕人都像你這樣,中國還有什麼未來?” 在庫恩的激將法下,朱亞當偷偷安排了庫恩和八一隊一名隊員進行比賽。“如果不是庫恩當時將了我一軍,我也不會冒這個風險,”朱亞當說,“我們後來也不會成為朋友。” 1989年之後,朱亞當赴美留學。畢業後,來到庫恩的公司工作。經過幾年的歷練,朱亞當在庫恩的日內瓦公司(The Geneva Companies)裡擔任亞太部經理。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由此結成了一對闖蕩中國的“黃金搭檔”。庫恩的優勢是有錢懂美國並對中國“親善”;而中共體制內出身的朱亞當則諳熟中國國情和政治邏輯。 庫恩曾經表示,他在中國有兩個最重要的人,一個是宋健,另一個就是朱亞當。而輿論則認為他在中國有兩個“貴人”,一個是宋健,另外一個就是江澤民。 雖然朱亞當的記憶裡庫恩一開始對中國並不熱情,但2005年在北京推介自己新書時,庫恩卻說自己一到中國“就被深深吸引”。16年來,“平均每年會來中國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國就會感到特別興奮”。 對於自己出版江傳的原因,庫恩說:“我在這裡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這裡看到許多東西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著。然而我的美國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許多人還陷在對中國認識的迷霧中。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有時讓我感到沮喪和憤慨!而江澤民是我瞭解中國的載體,他的生平體現了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日本侵華戰爭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近80年跨度。我就是通過他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歷史,並告訴世界是歷史造就了中國的今天。”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庫恩在中國經商的同時,就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科技部、原國家經貿委等許多部門進行廣泛接觸和合作。中國政府也給予他“中國綠卡”。 庫恩談到,寫《江澤民傳》緣起2000年9月。“看了哥倫比亞電視網《60分鐘》專訪江澤民的節目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瞭解如何膚淺,我開始想要瞭解中國近代史,用一種新的方式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讀者。”於是,他決定通過寫《江澤民傳》折射20世紀中國的時代變遷。 “以前西方介紹中國的書大多是反映中國政治鬥爭的,除了講中國的政治鬥爭就沒有別的。”庫恩說,他熱愛中國。他要跟“反華公司”對著幹。他提出寫江傳也是出於這樣的背景。不過,這一寫作計劃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熱情支持,有報道稱這與北京方面不謀而合。 傳記作家葉永烈曾在《亞洲週刊》曾譔寫“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另外的內情和寫作的前後經過。葉永烈說,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自稱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某辦公室Y先生,說有要事相談。葉即趕往北京,被告知將與美國人庫恩一道共同寫作《江澤民傳》,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任務,以“001工程”作為代號。 葉文中說,Y先生談了寫作《江澤民傳》的緣起,說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很多,但內容不是東拼西湊,就是反華反共,影響很壞。必須在海外出版一部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江澤民傳》。他們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正好庫恩作為美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某辦公室便挑選葉永烈作為合作者,以便使書具有民間色彩。 葉永烈寫道:從Y先生的談話中,我明白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希望能夠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克夫人采訪全然不同。 不少評論據此認為,中共早就有出版江傳的想法,庫恩只不過是見風使舵,順水推舟而已。(《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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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忌評論﹕廿三年來的六四創傷

2012-06-04 原文及聲音版本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每一年的六四,都是牽動人心的時刻;以往六四在華人圈子當中,著重為「愛國民主運動」,以愛中國的民族主義,訴動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然而在此以外,六四的意義卻遠不止於此,1989年是地球自由的黎明,八九民運激起千層浪,最終拉倒了柏林圍牆,解放了東歐的鐵幕,六四的鮮血,解放了千千萬萬的人,可是最悲哀的,莫過於中國人至今仍然活在水深火熱,自由民主在中國,仍然遙遙無期。 八九六四對香港,存在多層的意義;首先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絕大多數的人口都是來自中國,當時多是為了逃離中共的虎口的政治、經濟難民;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之初,幾乎沒有香港人願意被中共兼併統治,當時絕大多數的香港人,對「毛主席、無米食」、「毛澤東、褲穿窿」仍心有餘悸,幾乎每一個港人,對國家民族的事,都已經上過一次以上的當,在香港找到新的家,又有誰願意走回頭路?如果有選擇,又有誰願意再上多一次當?人心惶惶的香港,根本沒有共同的意識,也沒有共識的基礎,最貼切的形容,就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就在1989年,香港人見到了希望,在一個絕望國度,大家誤以為天國近了!全香港人異常團結,百萬人上街遊行聲援八九民運,演藝界全體動員「民主歌聲獻中華」,每一個人都以為勝利就在望,大家都以為大陸要變天了,君不見所謂「人民子弟兵」,都已經開始動搖了嗎?君不見擋坦克的烈士王維林,能夠令用個人的力量,去制止坦克的前進了嗎? 一夜槍聲,打破了一切的希望;血洗屠城,把看似已經到手的所有,全部輸了回去;中國人民已經很勇敢,可是人肉長城仍然無法克服機關槍與坦克車;中國的知識份子已經很有良知,可是良知在廿三年當中漸漸不敵牛油與麵包。我們距離天堂,曾經只有過一步之遙,看看柏林圍牆如何倒下吧!看看羅馬尼亞的壽西思古如何被槍決吧!可是這一步的距離,卻這麼近,那麼遠,就在看似要跨過之時,人們倒臥在血泊之中,民主、自由、人權的大門,啪的一聲呯然關上;傷心、灑淚、落寞,剩下的,只有無盡的黑夜,無限的沮喪。無恥的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喪盡天良的血洗屠城,洪洪大火,伴著學生百姓的哀號,漫漫的黑夜降落,從此寂靜無聲。 六四的鮮血,洗滌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點燃了香港人政治醒覺的道路;就是因為了六四,前所未有的香港主體意識才成形,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四大支柱,第一次成為香港人心中良好政治制度下的必要條件。因為六四,香港人才第一次團結起來,要在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保護香港的自由;也因為有了六四,零三七一才有了先例可援,令香港人得以團結一起,對抗廿三條的暴政。 這一夜,全人類都應該團結在一起,為建設民主的地球而奮鬥。無論大家心中的香港或者中國,究竟是應該怎麼模樣,六四都是香港人的共同起點,讓我們連結一起,去抵抗暴政與命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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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在维园纪念活动中的讲话

方政在维园纪念活动中讲话感谢香港23年的坚持 维多利亚公园的所有同胞们。亲爱的香港同胞们,还有来自大陆的或者海外的所有同胞们,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来到维多利亚,这种坚持你们已经延续了二十三年。 我知道,这里是一个充满爱的海洋,是一个充满良知的海洋,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六四的幸存者,作为一个在那场屠杀中,活下来的一个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 当我在这里看到烛光时,真是太震撼了,我不知道再说什么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你们的到来你们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你们没有忘记23年前的今天,我替那些在六四中死去的英灵们谢谢你们,我替那些饱含着丧子之痛的天安门母亲们谢谢你们,我替那些在中国的监牢里饱受摧残的北京市民们,谢谢你们,我替那些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二十三年的坚持。 我知道,我刚才来的时候,很多人给我鼓励,他们把我看作英雄,其实我很惭愧。我只是23年前那场运动中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参与者,我只是做了我们当时这些学生们应该做的一切,你们所有的怀念、所有的赞美应该属于献身的亡灵们。同胞们,让我们再一次举起手中的蜡烛,深深的怀念六四中死去的英灵们,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让我们高喊“平反六四、毋忘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华”。 希望大家一直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我会和你们永远在一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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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为什么格尔登寺成为自焚藏人的中心?

核心提示:在川南的崇山峻岭中,格尔登寺成为现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股自焚浪潮的中心。中国的武警对那儿的严加看守达到了极限,令人窒息的气氛反而让喇嘛们更加激进。 原文: In Occupied Tibetan Monastery, a Reason for Fiery Deaths 作者:Edward Wong 发表:2012年6月2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图:格尔登寺的喇嘛 这一股自焚热潮是现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印度达兰萨拉 ——一名年轻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然后留下了一份自杀遗书,谴责官方禁止他们举行一项宗教仪式。另一位时常微笑的喇嘛,他喜欢谈佛而非政治。第三个,也曾经也是喇嘛,他喜欢牧民们放牧的牲口。 格尔登寺在西藏高院东部边陲的崇山峻岭中,他们三人都曾在这儿身着藏红色僧袍。他们均点火自焚,抗议北京的统治。其中两人死亡。 据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西藏运动组织给出的数据,自2009年起,至少有38名藏人自焚,其中29人死亡。位于四川省格尔登寺的约2,000名僧侣们成为 这一现代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的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自焚行为的抗议曾经在越南南部出现过,僧侣们以此抗议西贡的腐败统治。 其中25名自焚者来自格尔登寺所在的阿坝州;15名是或曾经是格尔登寺的年轻喇嘛,两名是德干曲廓林尼寺的尼姑。 中国的武警现在把守着阿坝镇的每一个街区,格尔登寺处于封锁之中。记者们被禁止进入该寺,这令格尔登寺如何会变成火山喷发式的自焚浪潮中心变成了一个谜团。 但从格尔登寺逃出、跨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印度达兰萨拉镇的僧侣和教友说:在过去四年中,当局对格尔登寺实行的占领和镇压位列藏区有史以来之最,这让格尔登 寺也越来越激进。中国的安保措施已将这座白墙围砌的修道院——包括寺庙、宿舍和行祈祷轮,变成了一座事实上的监狱,当局本想利用这些方式遏制喇嘛的愤怒, 不料却”火上浇油”。 经过五周的平静,自焚事件上周再次爆发。5月27日,在西藏首府拉萨,两名男子在大昭寺外点火自焚。这是拉萨四年来第一次为人所知的自焚抗议。其中一人以前是格尔登寺的喇嘛。 周三,一位三名孩子的母亲在阿坝自焚死亡。 从阿坝逃出来的流亡人士说,即使是采用北京对西藏的控制标准来看当局对阿坝镇和寺院的安保措施也已经达到极限。据西藏运动团体的报告及尸体照片,2008 年,在藏区起义期间,安全部队在阿坝用实弹朝示威者开枪,打死至少10名平民,其中包括一名喇嘛。这是最暴力的冲突之一,愤怒及被异化的情绪弥漫在当地藏 民之中。官员们加紧了安保。 2009年2月,在阿坝镇的市场地带,一名来自格尔登寺的年轻喇嘛自焚。这名名叫札白的喇嘛幸存了下来,官员们加紧了对格尔登寺的监督。 2011年3月,发生了又一起自焚事件:20岁的彭措在该市场的同一条街上自焚,这条街现在被当地人称为”英雄之路”。 当地藏民们说,在事发后六个月,当局以重拳回应,这更加激发了这种自焚抗争的继续。官员们下令让武警包围了该寺,砌了道墙封住了寺院的后门;禁止一切宗教 活动;砸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强迫喇嘛参加爱国主义再教育大会;切断互联网;禁止朝圣者进入寺院。他们还连夜带走了300名僧侣,他们当中很多 人到现在都回来。 流亡的格尔登寺喇嘛康亚次仁与在阿坝的同仁还有联系,他说,现在大约有300名官员住在寺院内看守。去年夏天,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的次数可能又翻倍了。 另一名格尔登寺的喇嘛洛桑说,那些军警在寺院周围建立了四所军营。 最近抵达达兰萨拉的洛桑说,”最令人难受的是看到那些士兵用枪指着你,但又不朝你开枪。” “这是自2008年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宁愿被枪杀,也不愿他们每天24小时用枪指着我。”他要求只透露他的姓。 他说,似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自焚计划。 “我认为那些自焚殉葬的人,他们之间没有舍呢么正式的协议,但人与人之间有种团结精神”,他说。”藏民的力量就象是一串完整的佛珠手链。你找不到头尾,因为它是一个圆。” 中国官员谴责那些自焚者是”恐怖分子”,并指责这是达赖喇嘛煽动所致。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控。 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员们认为,阿坝的挫折感要归咎于令人窒息的安保和”主动出击的警察监控术”。这一组织发现,从2002年到2006年,花费在安保上的阿坝的人均政府支出是四川的非藏区的三倍。在2006年之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到2009年则达到了非藏区的五倍之多。 北京高层官员已签署了封锁令。今年2月,阿坝党委书记侍俊被晋升为四川省公安厅厅长。 与洛桑有密切联系的多杰仁增曾是格尔登寺一名喇嘛,后因对该寺受到的封锁感到窒息,他于2010年离开了该寺,以放牧及做体力劳动为生。他于二月份的一个夜晚,在一所小学点火自焚。洛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七月。 “他告诉我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一感受到阿坝镇的气氛就头痛”,洛桑说。 这与第一位自焚的札白是同样的情况,洛桑说。2009年在札白自焚的前两天,他走在军用卡车之中,用脚去踢它们。 “他是想故意挑衅那些士兵”,洛桑说。 “我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他这是怎么了?’那一天他真的很不一样,在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他对军队有多仇恨。”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层的喇嘛在僧侣聚会时通知说,格尔登寺不得不取消当天一个重要的祈祷仪式。洛桑说,半小时后,札白就在市场上点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政府禁止该宗教仪式,他会自杀。 洛桑说:”人们都非常尊重他的动机,和他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下一名自焚的喇嘛是平措,曾与平措一起学习过的洛桑说:平措从来没有表现过阴暗的情绪;他喜欢开玩笑,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经常炫耀他的肌肉。 洛桑说:”我从来没有听平措说过任何政治主张,他采取的自焚行动在我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在他的内心隐藏了多少东西。” 平措自焚后,当局开始了激烈的再教育活动,并封锁了寺院半年。这令更多的僧侣变得激进。最紧张的时刻之一发生在2011年4月,当官员们试图抓走那些不是 来自阿坝的僧侣。据国际西藏运动组织消息,阿坝的居民们试图阻止警方,两名藏族老人被殴打致死。官员们带走了300名喇嘛。 八月份,法庭判处三名喇嘛超过10年的监禁,其中两名与平措的自焚有关,一位是平措的叔叔,他当时拒绝将平措的遗体交给警方。 九月的一天,在官员们放松了对格尔登寺的一些限制后,两名喇嘛中午飞奔到市场,他们的长袍上着着火焰。一名手举着被禁的雪山狮子旗。在倒下前,其中一名喇嘛洛桑格桑是平措的弟弟,他高喊:”我们是被告。” 今年春天抵达达兰萨拉的一名目击者描述了这一事件。”由于不公正的判决、压迫和歧视政策,因为所有这些,藏民们感到被孤立了”,他说。 “这些自焚不是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张伟(音)从北京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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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吴仁华“寻六四军人”反馈热烈 斥奉命开枪之词意在脱罪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上网公布2705位“六四军人”名单,得到网民大量反馈,其中有少部分贴文试图为参加镇压行动的官兵撇清责任,指军人对着学生开枪是“执行命令”,但吴仁华拒绝接这样的说法,理由是当时在解放军枪口下的群众是同胞,不是敌人。 吴仁华上网公布“寻找六四军人”名单,具体记录2705位参加六四戒严部队的解放军官兵姓名,军阶和部队番号,辅以部队在1989年六月奉命执行的任务。名单公布后,在网上得到热烈反馈,被网民视为近几年最具参考价值,有助于查明开枪元凶的六四史料。 吴仁华指出:“‘寻找六四军人’是我1990年5月跳海游泳初抵香港,就立志要做的事情。我陆续公布19支戒严部队官兵名单的过程,有很多(中国境内)网民都说在他们身边,或是在单位里就有这样的军人,网民反映出一个普遍现象,即这些军人一旦被人问起当年在北京镇压学生的事,都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从中可体现六四军人觉得那不是光荣的事情,他们心里有愧疚感,因为他们当时在北京镇压的对象不是敌国官兵,他们面对的是自己本国百姓,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吴仁华从洛杉矶接受本台专访,反覆说明“寻找六四军人”目的,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保留真相,维护正义。 他表示:“几天前,一个和我一样有着军人经历的网民就说,(六四)最大责任者是邓小平和李鹏……对我而言,我根本不需要和他讨论后面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最大责任者是下达屠杀命令的人。但是,你说军人(对本国人民开枪)就是执行命令,我无法认同!因为身为军人也该知道哪些命令该怎么执行,你对外作战,对抗侵略者的时候,那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但是,这些军人当时是在自己国家的首都面对本国同胞,该怎么执行命令?其中可讲究的就多了。我不以高道德标准来要求军人,一如当时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曾以自己入狱为代价来抗命,我最低要求军人是执行‘命令’时把枪口抬高一寸。当年在六四戒严部队之中,有很多军人把枪口抬高一寸,戒严部队进城动武当晚,北京城里有几十万民众在大街上堵拦军队,如果不是他们把枪口抬高了一寸,死难人数绝对不是今天我们所知的数字。所以,我追究的责任者就是那些没有抬高枪口,对着平民百姓直接扫射的军人,包括对着学生冲撞的106号坦克。我认为‘军人服从命令’绝不能当做屠杀行动的借口。” 亲身经历天安门血腥镇压的震动和惊恐,吴仁华拒绝接受所谓“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等说词,他强调,以“人道”对待自己同胞,绝非苛责。 吴仁华说:“我不以最高道德,也不以入狱为代价去要求这些军人,但至少有个最低要求,那就是把枪口抬高一寸,上层不可能因为你把枪口抬高了一寸就‘处理’你,或是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因为当年有太多军人把枪口抬高了一寸。我曾在书里写到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当他接到开枪命令,即对身边的军人说,‘我以老兵之姿态,要求你们把枪口抬高一寸’。这些军人值得尊重,他当然不是六四屠杀的责任者,是个见证人。” 六四23周年前夕,吴仁华期许海外各方民运组织,能够及早做好“集结力量”准备工作。 他表示:“如果把八九学潮的场景放到今日,结果将完全不一样;如果八九事件发生在东欧和苏联政情变化之后,最终结果也肯定不一样。八九民运不成功可能有很多原因,对我个人来说,主要败因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力量之结合。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3年,反对力量至今还没有完全集结,也没有形成一股被公认具有影响力,以及具有民意基础,足以代表反对运动的领导团队。我们不能预测专制政权何时垮台,但要做好(集结力量)准备,若不做好准备,一旦在出现如同1989年的机会,也许还要再面临失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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