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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南方都市报编辑喻尘因讽刺中共对军队的控制“被离职”

据美联社报道,《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喻尘在讽刺中共坚持对军队的控制后离职。评论界人士表示,中国应当推进民主,为向军队国家化过渡创造条件。 各家媒体对喻尘离职的报道似以美联社的报道最为准确。美联社说,喻尘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表评论、对共产党坚持对国家军队的控制加以嘲讽后离职。喻尘对美联社证实,他不再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的编辑了,但表示不愿对此事细加讨论。 纽约的中国事务评论家刘念春表示,军队理应属于国家,而共产党控制了中国的军队虽是事实,但是它却不喜欢别人指出这个事实: “在不是独裁的国家,军队基本都是属于国家的,它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某个团体,这是常识问题。某个人、某个团体、某个政党实际上控制着军队,但不敢说军队就是他的,这种心理就跟皇帝新衣似的,虽然没有穿新衣裳,可是怕别人指出他没有穿衣裳,他不愿意让人说出这个事实!一旦说出事实,它就觉得自己违背常理。可能也有没有一个政党说国家的军队就是它的。” 这位评论家说,军队如果不实现国家化,就容易导致专制: “军队如果不国家化,共产党六十年执政过程就已经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更是证明,军队不国家化很容易造成独裁。一天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某个政党,属于政党到最后实际上就是属于个人了。”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中国未能实现军队国家化,是由其政治体制决定的: “谈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谈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上是一党治国,共产党治国的。现在共产党变成党和国家是一回事,国家就是党,党就是国家。军队属于国家也就是说军队属于党,而且党要超越国家政府之上。在这种基本的政策之下,西方的军队国家化这个概念根本和它是彼此冲突的。” 冉教授表示,军队国家化是世界的大趋势、大方向;他对于中国未来过渡到军队国家化抱乐观态度:   “从世界整个局势来看,苏联解体以后,主要的共产党政权除了中国以外,都已经改变了。各国的军队,可以说所有民主国家的军队基本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中国基本政权制度不逐渐改变的话,军队国家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将来有没有可能逐渐地民主化,逐渐朝西方民主政治方向改变、演进,有没有这个可能?我的看法基本是乐观的。这个过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达到这个标准,很难讲。但是这个总方向,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上继续改善,各方面的现代化,受国内国外各方面的影响,中国的总方向是慢慢地趋向民主的方向。假如这样演变的话,在未来军队逐渐的国家化是有可能的。” 美联社说,“喻尘事件表明了共产党对要求将两百三十万军队置于政府而不是党的控制之下的零星呼吁感到担心。将军队置于政府而不是党的控制之下可能会大大降低党对社会的总体影响,并削弱其终极控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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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烛光晚会即将开始

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烛光晚会即将开始 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烛光晚会即将开始 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纪念六四活动今天(6月4号) 晚上在香港举行,预计出席六四事件23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的中国大陆人士将超过以往。北京当局正采取措施限制人们将有关信息发回中国大陆。 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一年一度勿忘六四烛光晚会星期一晚八点在香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当地的天气预报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 活动负责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早上在当地一个电台节目中说,参加今年烛光晚会的人数可能多过往年,因为近些年来出席活动的年轻人和大陆人都逐年增加。 过去两年,出席六四烛光晚会的人数多达15万人。 1989年春天,改革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逝世,引发北京高校学生参与的一场学潮,并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6月4号清晨,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大街上武力驱散抗议学生和民众,导致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在香港参观临时六四纪念馆的大陆访客对美国之音和本地媒体说,每年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是中国人良心所在,参加这项活动就是为了表达大陆人民同样寻求六四事件真相、拒绝遗忘和追究屠城责任的心愿。 在1989年6月4号军队镇压学生的行动中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非常期待自己首次出席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他说,今晚震撼的场面可能会令他说不出话来。 在互联网上,中国当局设置了敏感词,禁止网民搜索相关信息。在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连“蜡烛”或“烛光”都成了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而无法搜索的内容。此外,当局还设置了新的障碍,阻止在香港的民众将纪念六四的有关信息发回大陆。新浪微博的许多用户说,从香港发回图片正遇到障碍。 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当年镇压八九民运的官方档案,同时严禁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当局称对上世纪那场政治风波早有明确结论。 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今天都原文刊载了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宣布开设一个专栏,集中报道中共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以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华社“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以1985年6月4号邓小平宣布裁军100万为题,列出了过去一百年来6月4号发生的九项重大事件,但没有列出1989年6月4号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血腥屠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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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理:《北京日报》逞了霸气,输了底气

这几日,媒体的两个“道歉”吸引了很多网民的目光:广东的《时代周报》因登了一篇反驳《北京日报》某观点的文章,《时代周报》高层赴京向后者登门道歉;广东的腾讯网也因“擅自”改动《环球时报》社论标题而被迫向后者刊文道歉。   这样的“道歉”,当然引发网络的轩然大波。看看《时代周报》5月24日的文章《直面真相就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接受采访的文化学者朱大可、中国人大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针对“北日”的某些观点而提出的批评(“媒体发言须尊重常识”、“警惕以左牟利”、“马克思是捍卫新闻自由的代表”),违反哪一条法律法规了吗?没有;涉嫌构造事实而诬陷了吗?没有;涉嫌人身攻击了吗?更没有。那为何还要专程赴京“登门道歉”?只要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背后有见不得的动作、说不得的理由,与明明白白显示出的霸气。   再看看腾讯网向《环球时报》的道歉。很多网友都早已明白分析过,腾讯网所拟的标题是根据“环球时报”那篇文章的关键论点提取的,意思并无歪曲。更可笑的是,“环球时报”的母报网“人民网”也用的是与腾讯网同样的标题。但“环球时报”在其“适度腐败”论引发网络大量的批评嘲讽之后,感觉脸上无光,竟把怒气发泄到了腾讯网身上。这样的流氓习气,确举世罕见。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观点不同引发的争论,完全可以平等、自由地继续争下去,是真金不怕火炼,是真理越辩越明。“北日”与“环球”如果坚持自己是对的,对方观点或提炼的观点有错,完全可以再撰文予以批评驳斥,以理服人,是非自有公论,是非也只能付诸公论。更何况这两报还尽享现体制保护,占尽话语权优势。何以不用平等的充分辩论这种最能以理服人、最能争取公众认同的方式,却动用公权逞霸道,来为自己“挣面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早就自知,在说理方面它们没有自信,没有底气!   但是如今,“权力就是真理、刀枪就是真理”的做派早已广受唾弃,特别是信息技术飞跃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北日”与“环球”们,固然可以动用公权逞了霸气,挣了“道歉”,但在公众眼里,你们已经明明白白输了底气。一个连正常说理的底气都没有的媒体,还能有多少公信力可言?还能真正赢得公众认同吗?鄙人一再说过,不走可以强拉,不吃可以硬灌,不招可以逼供,不从可以强奸,但老百姓从此心底里死也不再相信你,那是你最无可奈何之事。某些官媒及其背后的主事者,真的连这一基本道理都不懂?当人们再也不信你们制作的镜头里那信誓旦旦的保证、慷慨激昂的表态、声情并茂的述说时,当“群体性事件”、“意外事故”频发,大家宁可相信并传播“小道消息”,也不听从你们的“谆谆告诫”时,当你们一发布消息就备受质疑、一发布评论就广受嘲讽时,你们可曾想过,你们此前的霸道行径“功不可没”?   《杂文报》5月25日头版登了丁火先生的文章《纸媒的尴尬》,揭示了如今一些靠强硬摊派订阅的纸媒(其实应该是“纸官媒”)一送到办公室就被扔在那里无人理睬、等待做废品被收购、擦屁股都没人要的“悲惨命运”。霸气的“北日”“环球”们,你们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明白自己如今在民众心目中的真正位置?真的一点都不懂什么叫羞愧?你们真的以为,依靠蛮横权力的庇护与撑持就可以包打天下,而不想想自己这样做的结局将是公信尽失,是被公众、被市场彻底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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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蔚:清末旧照《立宪万岁》

   拙编《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三册《目击变革》中,在《立宪政,兴洋学,发股票,办铁路》一节中刊发一组两张照片,并附说明如下:   一、1905年广西桂林的一个官方集会。这是主席台。最瞩目的是横额上的“立宪万岁”四个大字。当年7月16日,清廷颁旨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在此前后,张之洞、袁世凯等重臣奏请清廷实行立宪改革。这张照片说明“立宪”已是官方公开的话题并开始深入人心。(图1)   二、这是与上页同一集会的会场。左边是省府大小官员,中、右是洋学堂的学生。满清官员服与学生西式制服正好象征了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图2)   这一组两张照片,说它们是莫理循全部图片收藏中最有价值的一组,应不为过。第一张里横额上“立宪万岁”四个大字与下立的满大人形成极具震撼力的对比;第二张里新旧、中西两种服饰又形成极为有趣的对比。其中最关键的是“立宪万岁”四个大字,在笔者记忆里,还从未在其它早年旧照里见过,至今也未见过第二张。这使得这组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证物,证明了“立宪”曾如何响亮地成为清末中国朝野一致的政治口号与追求。“立宪”而且“万岁”!这“万岁”二字如何可以随便喊得?可见此四字的分量之重。   图1   转眼此书出版面世已达六年之久。最近蒙此书责编林冠珍女士转告,方知网上有热心此二照并且质疑原书说明中“1905年”的界定有误。典型的批评是:   作者显然没仔细读历史,需知五大臣归国,引发清帝国“立宪潮”,已经是第二年,即1906年以后的事了。1906年7月24日,考察归来的载泽在向慈禧汇报考察结果时,首次明确提出“立宪效法日本”的建议。9月1日,清廷才正式发表“仿行宪政”上谕。广西官员有胆量在1905年公开打出“立宪万岁”的横幅标语吗?   网友们循着质疑的思路,从史实记载、照片的收藏,以及照片中显示的场景、莫理循的行踪等几个方向,分别进行了深入的查阅与讨论,达到了相当深入的地步。   其中尤其是从地方史料中查到这样的记载: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1月29日至30日,广西学界第一次游艺会在桂林举行,由巡抚衙门筹办,巡抚张鸣岐任大会总务长,支白银1500两。这是广西史上最早的省级运动会。参加比赛的学校共三十九所,参赛人数九百九十人。这次游艺会具有明显的娱乐性质,赛事分四个大组进行,中学参加甲级组,小学参加乙级组,还有来宾组和职员组。比赛项目有跑步、算术、提灯、拾物越脊、竞走、暮夜进军、跳远、跳高等。陆军小学堂获甲级组第一名,简易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堂获乙级组第一名。   这一则记载,几乎与照片相吻合,即使不是同一次集会,也是类似的一次,因此提供了不少文字描写上的细节。   不过所有网友似乎都忽略了照片本身提供的一个细节。而仅从此书上的照片画面,即可读出司令台右侧那张日程表的主要项目。现抄录如下,改右向左直行为上至下横行,每一项下的小字因无法辨认而略去。   升旗   开会   奏军乐   宣诏   呼万岁三   祝词   呼万岁   演说   奏琴唱歌   奏军乐   运动   奏军乐   停会   下午开会奏军乐   各学堂运动   闭会奏军乐   鸣炮三声   图2   从日程里我们可以肯定此集会只开一天。这与1907年第一次游艺会的两天日程不符。佐证以照片里只有十面校旗,与记载中游艺会的参赛学校共三十九所的数目不符。可见照片所示集会并非史载1907年11月那次游艺会。   现在请注意大会第一个主要内容,是“宣诏”。   宣什么诏呢?   笔者以为横额上的“立宪万岁”四个大字即与诏书的内容是相关的。“诏”即皇帝的上谕。与立宪相关的上谕,即如上文所引,是清廷于1906年9月1日发布的。   无疑,笔者以前在书中所定的“1905年”正如网友所评,是错误的。比较可能的,这个集会应是在1906年9月份召开的,专门为了“宣”清廷决定预备立宪的“诏”而开的,宣诏后又有演说,然后辅以运动、唱歌等助兴节目。   由于网上追溯到照片的出处及其英文说明等细节,笔者在此作一详尽交代。   乔治?莫理循去世后,他遗留文件包括千余帧照片均由其遗孀捐赠给悉尼的米歇尔图书馆(今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的善本部)保存。几十年后,大约在1960年代,图书馆将其整理编目造册。其中的照片部分由于编目分类时不甚合理,几乎把大部分原来成套的照片都拆散了。例子不胜数举,不一一细说了。有心者可从拙编里找到。而这两帧一组的照片,便因此而拆散。原因是编目时将肖像照归入四个类别,即可辨认身份与不可辨认的欧洲人两类,可辨认身份与不可辨认的亚洲人两类。此组照片因司令台上有一位满大人,便被归入“Portrait:Unidentified Asian”(肖像:不能确认的亚洲人士)一类,编号为“PX*D157,Vol.2”。而另一张是群众场面,不被认为是肖像照,便被“打入另册”,归到“Asia”(亚洲)大类中去,编号为“PX*D151,Vol.2”。   笔者将之复原为一套的理由是充分的。全部莫理循收藏中,仅此二照为相同纸质,相同规格,相同装帧,均由“桂林学院街容芳斋照相馆”拍摄。此外无此照相馆拍的其他照片。此照也非常明显地是一套:先从司令台下拍司令台,再从司令台上拍操场全景(司令台上的菊花亦留在了此照前景)。顺便说一句,菊花说明了拍摄季节为秋季,与9月某日相符。   如拙编前言中莫理循二子阿拉斯戴厄所说:“据我所知,先父在1910年以前自己没有拍过照片。”此二照如何进入莫理循收藏尚无从知晓(或许有朝一日莫理循日记全部译出并公诸于众,可以解开此谜并最终确认它们的拍摄年月)。网友讨论中提到莫理循图书馆,与他遗留照片无关。图书馆全部藏书,已在他生前的1917年卖给了日本人,其中似无照片册(不是指印有照片的图书)。   最后一个谜底是新州图书馆上网照片的英文说明从何而来?乃笔者无心插柳而成也。   原照均无说明。而且图书馆当年编目时,在所有带卡纸原版照片的背后,都注上了“1910”的年号。我一直弄不懂它的意思。因为显然这些照片摄于从1900年(甚至更早)直至他1920年去世之前,并非都在1910年这一年。如指年代,又无“S”在后,且1910S的话指1910至1919年,不包括1900至1909年。   我已无法忆及当时如何误认为是“1905年”的集会。大概是因为对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印象太深的缘故。但明显地,当时没有将“宣诏”与“立宪万岁”联想起来。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艺术家富于想象但疏于考证,可以理解。”呜呼!   再说何为“无心插柳”。笔者在米歇尔图书馆提出十数大册(盒),捡出要编入图册的图片后,要列出表格提交复制部门去翻拍。虽然大部分照片有一个编号,笔者仍需对图片作一简单描述以供记忆,而且为了使复制部门的澳洲职员方便辨认,我的简述用英文草草写就,而不用中文。这些简述不料也被翻拍者打在了图片编目上。我在当时不会用电脑来工作,因此要求把每一张图片印在一张A4的纸上并带有全部编目细节以供我编辑之用。图书馆做得很认真。认真到把我草拟的临时说明中的错误也照搬不误。这其中便包括集会操场那张。我本应写:“Celebration for constitution”,却手误为“construction”,前者指“宪法”,一错写成了“建设”。当时根本不当回事。因为全部说明还要重写,英文会由专家去弄好。   不料新州图书馆在事后将图片全部上了网,且不少英文说明直接搬了我的临时简述。这一下让我傻眼。但是我已无力去更正,只是告诉他们自己去与已出版的书核对。看来他们并未彻底改过来。   行文至此,错误已纠正,该交代的也已交代清楚,而“立宪万岁”的口号犹在耳边响彻,穿越一百零五年的时空,直达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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