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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薄熙来案终审判决 网民评论:木已成舟

山东高院终审为薄熙来案画上句号。 中国山东省高级法院对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贪污、受贿与滥用职权案作出二审宣判,驳回薄熙来上诉,维持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公个人全部财产的决定。 虽然宣判前各方分析均对终审判决毫无悬念,但不少中国网民仍然十分关注最终结果。 网民们在宣判后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其意见,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的相关发帖超过500万条。 以下综合一些网民留言: @仁者至尊:维持原判,大快人心。(腾讯微博) @西门箫:完全是预料之中的判决。二审怎么可能逆袭一审?尤其是这样的大案要案。(腾讯微博) @Hou Shin:别人自导自演的戏码你也想看?(Google+) @周学才:两个红二代的一场游戏,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腾讯微博) @Air-Michael:难道薄提出上诉是为了求死?明知不可能的,何必要演这出戏(新浪微博) @weihe-2011:这是什么证据?孤证一堆、二千余万的产权存疑;所谓“滥用职权”,无非处置突发事件的领导责任,何来滥用?(新浪微博) @阳光岁月红: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薄熙来还是表示同情呢(腾讯微博) @谁等待在沧海尽头:活着就好,什么都别想了,能让平安度过晚年就很好了。就怕……(新浪微博) @湘B-王林:一记耳光改变历史!建议薄熙来同志留下手膜,以便历史学家考古!(腾讯微博) @牛田:似乎大多数人都默认了薄熙来的大势已去,二次宣判时甚至都没有几个人在微在推地转发了,知道木已成舟,至少被强迫成舟的。我在想,恶人们互相抢地盘时,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说话呢?又想,此时此刻的这位曾经共产党大员是不是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为政治改革和党内外宪政民主背书呢?(Twitter) (撰稿:叶靖斯 责编:萧尔) 您对薄熙来案终审判决有什么看法?欢迎您到我们的 按键 热点论坛 参与讨论。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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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书记镇长还账吧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王洛镇政府在当地一家餐馆三年欠下70万元白条,以致餐馆老板不得不在店外挂横幅讨账。王洛镇政府办主任昨天下午证实欠账存在,“是前两年的招待费用”,据称政府方面已派人与餐馆老板沟通,将尽快解决。 从网友“Monkey-D-Basketball”24日发布的相片可见:两条约六七米长的白字红底横幅,挂在一家名为“耿伟杰红烧猪蹄店”的外墙上,店主借此向王洛镇领导喊话:“王洛镇书记镇长还账吧70万白条。”根据中共襄城县委宣传部主办网站“襄城在线”的信息,自2011年起,韩军红任王洛镇党委书记,镇长是韩克亮。 猪蹄店的老板耿伟杰昨晚拒绝了南都记者的采访。此前他对当地媒体称,王洛镇政府欠账的事情是属实的,“我拿我的人格担保!”为此,他还出具了其中两张欠条,其中一张欠条显示,王洛镇政府2011年、2012年共欠下耿伟杰“餐费”合计574876元整,欠条日期不详,但落款盖着襄城县王洛镇人民政府的财务公章,另一张则欠耿8万余元。 耿伟杰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才挂横幅讨债的。早在1995年他就开始经营猪蹄店,当地经常有领导干部来就餐,但自从三年前,由于镇政府经常打白条,致使生活日益拮据,加上自己身体又出了问题,只好出此下策。实际上,几天前他就挂过横幅,被人一番劝后摘下来过,但因为不甘忍气吞声,所以又挂了出来。 遭到网络围观后,王洛镇昨天下午回应了此事。该镇政府办公室主任赵红称,“70万欠条一事”确实存在。按他的说法,这些钱是近几年的“招待费用”,因为财务紧张,一直未还清。 “3年一家饭店吃掉约70万,一年折合要花20多万的招待费,这样是否合理?”对于记者的提问,赵主任称,“应该算合理范围内吧。” 据称,该消息被报道后,该镇已派有关人员与饭店老板进行了沟通,将尽快筹措资金,解决问题。 来源: 南方都市报 猜你喜欢 论当城管的代价 上海还是不如前海 快使用500转,呼呼哈嘿 把“公权”关进笼子里 这算“官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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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QQ群主的隐秘生意:夜店渠道 群主变现

北京的夜,酒吧聚集的工体西路。“旅行”带着几位男男女女,目不斜视地径直走进一家夜店,进门后直接左拐,在半圆的卡座上落定,拿酒,举杯,递给身后的几人。 这是一场QQ群的聚会。这个“小组织”以夜店生活为主题,聚集起了1200多人,而“旅行”正是这个群的“群主”。近三年来,他隐藏自己白天真正的职业和姓名,利用闲暇时间混迹在QQ群,组织各种线下聚会,并获取了不菲的佣金。 在隔壁桌,是另一拨QQ群聚会。不同的是,他们包了个更大的卡座,酒水桌也多一张,十三四个男男女女,来自三个QQ群,由不同的群主牵引汇集到这里。“旅行”认识那几位群主,但并未上前寒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微妙的圈子,有竞争也有合作。“如果没有QQ群,北京的一半夜店要关门。”他说。 夜店的渠道 在QQ群的查找页面,输入“北京交友”、“夜店”、“Mix(北京知名夜店之一)”等字样,能找到几十个相关交友群。作为一个成立三年的超级QQ群,“旅行”的群排在了搜索结果的首页,群图标是Gif图片,凸显于一排高跟鞋、丰乳的图标里,显得卓尔不群。 “旅行”供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喜欢“泡”夜店。最初,他喜欢一个人去夜店玩,后来有朋友建议他开一个QQ群,这样不仅能认识更多的人,成为群主还意味着多了一个“生财之道”。 关于QQ群何时成为了夜店的“营销渠道”,没有人知道确切时间。从QQ群诞生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兴趣扎堆的“组织”,最开始是群主牵头组织活动并实行AA制,后来商家发现有利可图,就慢慢跟群主展开合作。 夜店QQ群刚建立时,“旅行”工作还不忙,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经营”QQ群,使群成员数飞速提升。最初,群里只有朋友、同学在内的百余人,一年多后,人员渐渐平稳在1200多人,排名也稳定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前几名。 群里的活动也固定下来——每周两次夜店聚会,具体时间和地点提前发布在群公告位置。一般每次活动能到场20多人,周末或有特别活动的时候能有三四十个,姑娘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 这多半是因为收费标准:男士400到600元不等,女士免费。如果是每周都来的熟人,或是聊得来的朋友,群主还会给优惠,减免100元,或者干脆免单。2011年初的价格是200元,后来涨到300元,现在,北京工体夜店圈的通用行情是400元。 偶尔,“旅行”也组800元一人的局,甚至价格更高。有一次,每人1000元的活动,就来了四五个男成员。这种高价局,因为有风险,群主往往会事先打听下成员意向。如果来的人比预期的少,就容易出现亏损——夜店账单需要群主事先预付。 账单主要是酒水和卡座,一般来说价格固定。这意味着群主带来的人越多,回报就越多。而夜店的收益,靠的是酒水实价与收费之间的差价。深谙夜店文化的“鬼虎子”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这种聚会上,夜店给的酒多有作假,只是掺假程度不同,真假之间的差价是利益来源所在。 这种合作的背后,来自夜店对人气的渴求。在周末,夜店会给群主优惠价,群主则对成员正常收费,赚钱更多。每晚的QQ群聚会数量不会过多,夜店会刻意控制,因为这种聚会给店里带来的流水远低于正常来店的消费。为保证盈利,即使是满员的周末,每晚的QQ群聚会只能控制在三四个卡座的量。 与之对应,群聚会则为夜店提供人气。之所以周二组织一次活动,就是为了帮夜店赚吆喝。平日里大家各自忙工作,能参与活动的并不多,非周末的时候,夜店里一般只有一两拨群聚会。但就是这一两拨人,能给夜店周中的冷清平添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气。 人气对夜店尤为重要,作为热闹的场所,即使内里服务再好,不热闹,人们也不爱去。 一个给优惠赚吆喝,一个帮暖场挣实惠。这就是夜店与群主的长期合作模式,不论北上广,或是休闲的二线城市诸如成都,全都如此。虽然在一些标榜高端的夜店,与群主合作拉人气被视为不够专业的做法,但在大多数普通场所,这已是夜店与群主之间多年的默契。在最红火的2008年,灯红酒绿的场所中,QQ群聚会场场爆满。“旅行”开始当群主的时候,时间已到了2011年初,这时候QQ群聚会已开始走下坡路。 群主的“变现” 不过下坡路上的生意,也被“旅行”做得有模有样。现在,他会挑选不同的夜店组织活动,照顾多家的人气,也为提升成员们的新鲜感。工体附近的夜店负责人也都与“旅行”熟识,平时他一般靠“刷脸”进出。 群里的7个管理员,与“旅行”都是相识数年的好友,他们偶尔会帮助清理频繁发广告、捣乱的人,并不负责组织活动。不论是最简单的夜店Party,还是前些年的海边聚会,都由群主一手操办。在“旅行”看来,一旦有了利益上的纠葛,朋友关系早晚受损。 至于跟“旅行”一样的群主,在工体的夜店圈里还有很多。他们绝大多数都无业,可以全身心投入此间。“旅行”认识其中一些人,但并不真正混入“群主圈”,在他看来,跟那些人相处没有意义,找别的朋友聊聊,还可能谈成个项目,挣点钱,“我是白天要上班的人。” 对于自己的获益,“旅行”这样解释:“大家出来玩都明白怎么回事,说利用有点太功利了,应该叫做双赢吧。” 按照他的分析,城市越大,越觉得朋友太少。约时间也是难题,今天你有事明天我有事。地点也是大问题,永远只能约定在簋街(北京知名美食街),即使那里名不副实,又贵又难吃,但它处于这座超级大城市的中心地带,能顾及到住在各个城区的人们。很多人除了同事,几乎没有别的社交圈,即使有心去夜店,也不愿与同事一起,因为那种地方难免有时失态,于是便只能宅。其他娱乐方式,诸如唱K、打台球、酒吧看球等等,日子久了玩腻是个问题。同时,大城市的高消费也是个大问题,这样通过QQ群偶尔去一次夜店便成为性价比很高的选择,何况女士们还免费,而且群里没有同事,都是陌生人。 在喧闹的声色场,活动发起者—群主们并不知道每个人白天干什么工作,是公务员、开公司或是其他。他们清楚的是,群成员们都带着相似的心态来到这里,图个放松,这与喜爱徒步、骑行、摄影的其他圈子都一样,各有所好而已。不同的是,这圈子背负了更多的世俗看法。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QQ群聚会的时候,挺反感的。”“旅行”说,最初,他觉得陌生人之间会无聊,还不如独自去夜店买醉。成为群主后,他慢慢体会到个中乐趣。在他的群里,有人成为挚友,有的成为情侣,还有的结婚了。新人进来,会担心地问活动是否好玩,是什么样子。 “你问我没有任何意义。”“旅行”都会这样回答。大城市娱乐场所相对正规,新人尽可以先来感受一次。如果觉得不好,以后找其他的娱乐方式,或是换个QQ群都可以。慢慢的,留在群里的就都是志趣相投的朋友。 季节性收入 每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是QQ群聚会的淡季。大家忙着过节,或出游,或花钱花到囊中羞涩;雨天和过冷过热的天气,也会严重影响群主们的收入。为了降低风险,一些规模不大的QQ群往往会三两合并办活动,几个群主之间分摊夜店账单,减少因来人少而飙高的人均成本。 直到11月初,长假已过,新的一月工资已发,天冷而又未到严寒,年轻人有钱有闲,便重归旺季。不过这两年即使到了这时,群主们的收益也远不能和四五年前相比。就算与2011年相比,参与群聚会的人数都少了一半。“旅行”还记得,有次他过生日,来了200人,塞满了8个卡座。今年,他的生日聚会上只有五六十人。 这是互联网趋势变化的一个缩影。爱玩的人还是那一拨人,社交渠道却多出了微信、陌陌……以前只有QQ群这一个交友聚会途径,爱玩的年轻人,他们去夜店只能用QQ联系,而且是在电脑上——现在,他们都用上了智能手机。 “旅行”的QQ群,在北京的夜店交友群里排名靠前,但也已少有人聊天。被切分的还有QQ群聚会这块蛋糕。爱玩的年轻人没有变多,蛋糕并未膨胀,分的群主却多了。不混群主圈子的“旅行”,因为工作生活越来越疲于分身,也不再积极组织户外活动。但他仍保持每周两次的夜店Party。谈及利润,他很肯定地表示超过30%,但跟前几年比,因为参与的人员变少,正在呈下降趋势。 QQ诞生至今,已是第15年。对于QQ群里的类似故事,腾讯一直都知情。他们反复强调,这样的事情纯属用户个人行为,他们只负责提供产品服务并做适当的调度。 腾讯曾在QQ群聊中插入广告的尝试,在坚持了一个多月后进入“停摆”。2013年6月初,各QQ大群群主先后接到来自官方旗下“腾讯智达联盟”的消息,被告知已经接到广告订单,群主只要愿意投放到自己的QQ群中,就可分得每条几分到几块钱不等的报酬。 一个半月的内测过后,各群主收到多则几十、少则几毛钱的广告费结算,就再也没有人接到任何广告。7月15日,官方通告正式上线时间是:待定。两个多月过去,腾讯对QQ群的首次商业化尝试宣告持续冰封。 “旅行”对这个消息并不在意,在他看来,一款工具属性的产品依靠广告分成的模式显然并不能长久。 赶在国庆假期前,“旅行”入手了他的新车,QQ群里成员们闹着要试坐。于是他为长假中无聊的男男女女们组织了聚会,先AA吃饭,然后是照常男400元女免费的夜店Party。在QQ群的庞大平台上,他不是最早开始挣钱的那个,也不是挣得最多的那个,但却是这大都市茫茫人海中挣得还算轻松的那个。 来源:http://tech.sina.com.cn/i/2013-10-24/13528849620.shtml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爱泡夜店的疯狂MM们 日本夜店里的女孩 上海夜店实拍 韩国夜店男女间激情挑逗 伦敦夜店里的学生制服诱惑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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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黄亚生: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

——从经济表现、体制影响、发展现状预测两国前景    摘要  从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看,印度发展潜力比中国低,而且有其无法克服的热带地理位置障碍,但它的增长率却接近中国,因此应给予印度经济发展较高评价。印度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印度的金融改革、私有化等都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印度在金融和私有化领域成绩超过中国,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需要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不能将中国经济成功诉诸国外直接投资和基建投资,而要加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    关键词  印度  中国  体制  金融改革    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般来讲,中印经济作比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比较的方式是简单、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GDP和另一个国家的GDP作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得出的一般共识肯定是这样的:中国的GDP增长快于印度的GDP增长,很多人因此简单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比印度更加成功的。   对这种比较方式,笔者提两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即使作这种比较,你也会发现中印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在明显缩小,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印度的发展速度差不多是2∶1,到现在差不多是1.2∶1,可得出的明显的结论是,两国家发展速度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另外,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说,中国每年的GDP中有50%是作为投资的,印度一般来讲是在35%左右。也就是说,印度的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的70%,而印度的增长率现在已经达到或者是接近中国的80%,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引申出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是因为投入了很多的资源,才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而相对来讲,印度的增长是由效率的提升产生的。 比如,印度能源的使用和GDP的产出比率接近日本的水平。   第二种比较中印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一种更准确的方式,它要根据两个国家发展的潜力来衡量它们的实际经济表现。但是,我们没有发展潜力这样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只能提供一些间接的数据来支持观点。有一个可以说明两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那就是两个国家在非常不利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环境下的经济表现。中国在1960年代、1970年代遭受了中国政府都承认的十年动乱。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的GDP的增长也达到了3%左右。中国在面对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体制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或者是和印度持平,或者超过印度。这说明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外,有优于印度的发展要素。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是高于印度的,而且有可能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笔者认为印度潜在增长力低于中国?有些人认为是由印度民主体制的原因导致的。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笔者在下文会回到这个议题。印度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障碍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而这个障碍是计划经济体制抑或市场经济都无法改变的。印度是一个热带国家,如果从全世界视角看,二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温带或者亚热带,而新加坡是个例外。其他的热带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海地、非洲,经济都没有成功。有经济学研究表明“地理决定命运”。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结论,但“地理决定命运”的真实的含义在于,如果你处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你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经济才能实现发展(比如在教育、技术、政治和经济制度等方面)。反之,如果你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要求就可以相对降低。所以,我们在分析印度的经济表现时必须要考虑它面对的外在的、无法用政策体制克服的地理障碍。今天,印度的GDP增长能达到5%~7%,甚至有几年达到8%~10%,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从发展潜力上,衡量这两个国家,我们认为:印度的发展潜力比中国低,但是它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在接近中国;同时,尽管中国的发展潜力高于印度,但中国实际发展速度却接近印度。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客观的分析者应该给印度一个较高的评价。    体制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印度之所以能够部分克服它的困难而实现发展,主要依赖于其体制的发展。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议题。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并经常拿印度作例子。那么请看下面两个国家:   A国在1990年人均GDP是374 美元,与此同时B国是465美元。到了2008年,A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14 美元,而B国是650美元(所有引用的数字是以2000年的美元为单位)。你可能会说B国是印度,A国是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平价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GDP计算,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一直在印度后面。但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把印度远远甩在身后。威权模式似乎已经赢得了经济竞赛。   事实上,B国是印度,A国是巴基斯坦。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印度归为世界上54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 而巴基斯坦则被列为世界上55个威权国家之一。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所想象的复杂。那些相信威权体制拥有经济发展优势的人经常以东亚奇迹为例证。但是,这个“东亚经济威权”理论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持这个观点的人犯了一个很基本的方法论错误。这个错误在统计学里面叫做“遗漏偏差”,即只去看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   持“东亚经济威权”论观点的人只去挑选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东亚案例,而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经济上失败的东亚案例。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其结论也必然是荒谬的。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失败故事。台湾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猛,而朝鲜仍然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跨越东亚,看一看全球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正如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会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把印度GDP的低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其民主制度。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这被学界称为“印度式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起飞,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式的。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与印度历史上的3%的增长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长率为6%至7%,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当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高于6%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出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GDP而言),这种靠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发放贷款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相比较而言,印度的增长更多的是来源于私营企业的活力,这种发展方式更具有持久性。   当印度进入高增长的年代,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并且鼓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长率。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问责性更强、更加透明。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的低增长年代恰恰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而印度高增长的年代恰恰是印度体制最民主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领导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Fareed Zakaria所说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当时,印度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实质。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以铁腕方式统治着国大党,并多次推迟或者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她也多次废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印度宪法第356条款授权联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运作。在1966年到1976年期间,甘地政府动用宪法第356条多达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动用这一权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代。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政府高度管控传媒业。所有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是国有的。随着经济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开放新闻报道和推行传媒业的全面私有化。现在,印度的电视台都是私营的,它的互联网也是不受管制的。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的独立媒体揭发了多起印度官员腐败的案例,形成了制约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印度所有的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它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印度最早通过“知情权法案”是在泰米尔纳德邦(1997年)和果阿邦(1997年),而其他几个邦是在2000年通过类此法案。“知情权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资助的组织给予人民更多的知情权,政府和政府部门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体制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体系。笔者在2008年发文提出,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印度早十几年,但是印度的金融改革是领先于中国的,当时很多人士表示不赞同这种看法,比如说在麦肯锡作的一个题为“印度的金融体制应该向中国的金融体制学习”的报告,到今天至少从学界来讲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的更有效率。   从权威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证据,来评估中印两国的本土私有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WBES中第38个问题就提到,“针对你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来说,融资限制能造成多大的障碍?”被调查企业选择的答案有:没有阻碍、阻碍很小、有一定阻碍和阻碍很大。相对于印度的本土私有企业来说,中国的本土私有企业受到融资限制的阻碍程度更高:80.2%的中国企业选择了“有一定阻碍”或“阻碍很大”,而印度企业的这个两项比重只有52.1%。就那些回答“阻碍很大”的企业而言,中印两国企业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中国企业为66.3%,印度企业仅为25.5%。笔者曾经对WBES的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并在这个过程中对那些有可能影响融资限制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统计分析的结果和以上所描述的结果完全一致。   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金融差异绝非偶然。两国在全面经济改革之初都进行了金融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金融改革,但却于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大逆转,从此便落后于印度。按照中国的速度标准,印度金融改革速度可谓风驰电擎。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印度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减少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权益比例上。1995年~1998年,印度几大国有银行都相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例如印度银行、巴罗达银行(Bank of Baroda)、印度工业发展银行等,政府股份也因此削减到50%~60%左右。而在中国,类似的改革在2005年之后才开始,而且金融界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规模极其有限。早在1992年,印度就已经准许私有银行进入银行系统。截至2003年,这些私有银行的信贷额占整个印度银行系统信贷总额的12%。相比之下,正如伯克利学者Sáez指出的,“在中国,私有银行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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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终结养老制度的不公是改革关键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作为主要改革领域之一的养老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受到普遍关注。上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个部委联合多套养老方案设计者共同召开了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闭门研讨会,据媒体报道,会议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养老金实行并轨已基本没有悬念,但具体的方案以及相关政策何时出台尚无定论。 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看,改革虽被冠以“顶层设计”,但决策思路仍局限于延长退休年龄等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难以从根本上触动制度层面的改革。 上个月,中国媒体就曾披露,人社部已有成型的方案,正在修改完善,延迟退休等改革的总体方向不会有太大变化。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最近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指出,延迟退休是早晚的事。 但可能是担心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太过敏感和反对者众多,即将开始的养老体制改革采纳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方案。但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在本质上与延迟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年龄区别不大。 不论是延迟退休年龄还是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都是从技术层面解决中国严重的养老金缺口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养老金缺口成为中国养老制度改革中最头疼的难题之一。这一难题在过去十几年中不断累积风险,目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养老金缺口的学术名称叫做养老金制度的转型成本。中国从1991年开始建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正式建立起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制度。从此,中国的养老制度由原来的企业养老变革为社会养老。但改革之初,由于老人没有积累以及中年人积累不足,导致养老金的隐形债务。为解决这一问题,就用个人账户中的资金来补养老金缺口,结果出现了个人账户空账。 所谓 养老金 缺口问题,也就是养老金空帐问题,指的是对应到每个个人账户的钱没有做实,有很多账户虽然应该有这么多钱,实际上是空的。而为了不出现当期支付危机,中国采取了财政补贴的方式支付退休人员的当期养老金。 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养老金缺口的严重性。该报告称,从1997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迅速扩大。该报告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起,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而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万亿元。也就是说这其中近三分之二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多个省市已经收不抵支。 而中国社科院在2012年年底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中国养老金的空账额首次超过2万亿。 去年6月,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银研究团队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研究团体合作撰写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回应称,并不存在养老金现金流缺口的问题。曹远征随后解释称,这次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是利用资产负债表的算法,不同于养老金现金流的算法,是以国家统计局往年的数据作为基础,测算的是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2012年年初也曾明确表示,从全国层面看,不存在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经济参考报》在去年7月份的报道中认为,实际上,胡晓义否认的“缺口”并非指“空账”,而是现金流的概念,简单说就是当期发放没有问题。 虽然在政策补贴下,中国养老金当期发放没有任何问题,但从长远看,养老金空账问题无人否认,否则,也就没有必要从顶层设计层面讨论是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延长养老保险缴费的年限了。 而属于制度层面的“养老双轨制”问题,从目前的信息看,并不会很快终结或大动干戈。这也是民众对目前不公的养老制度普遍不满的一个主要方面。 郑秉文在去年接受《经济参考报》时称,民众不满,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现状进行攀比,以及出于对退休养老“双轨制”和“碎片化”养老制度的强烈不满。所谓 “ 碎片化 ” 就是缺乏统一性。就 养老保险制度 而言,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实行有明显差异的养老制度。 最初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只涉及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未将机关事业单位包含在内,由此形成了养老保险的“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制度属国家保险模式,个人不缴纳任何保险费,而企业人员则需要由单位和职工本人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更不合理的是,前者在退休后享受的待遇远优于后者,据全国人大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教授孙洁在 媒体上披露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可拿到在职工资的80%至90%,而企业职工退休后只能领到在职工资的40%至60%。 养老双轨制已经被诟病为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平之一,也是中国养老体制的各种矛盾的关键症结点。虽然中国曾在2008年试图通过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试点部分解决养老制度双轨问题,但由于上海、山西等试点省市的抵触情绪,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一直拖到今天,而政府公务员的养老制度改革则始终未被触及过。 此次的养老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让人们再次对制度公平充满期待,并希望改革不要总拿民众“开刀”,而不触动政府部门的利益。 但如果顶层设计最终确定延迟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那意味着改革仍旧是首先拿民众开刀,因为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由于不用自己负担保险费用,所以延迟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根本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10月10日的一篇报道说,正在研讨中的养老体系改革顶层方案,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要逐步和企业的基本养老制度并轨,实现统一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 但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消息涉及政府公务员养老体制的改革,这很可能意味着公务员仍被排除在改革之外,果真如此,显然有失社会公平的养老金双轨制仍然会存在下去。 今年8月份时,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对外界表示,制度的最终统一,也就是“并轨”,这个大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决策部门在最终面对“并轨”问题时,仍然难以大刀阔斧、一步到位。 路透社本周一的报道说,胡晓义在当天明确表态说:“双轨制改革,一方面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另一方面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但他也称,解决养老双轨制等重大问题改革,目前无法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此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相关学术研究团队,分别牵头进行养老体系改革的顶层设计。在上述研究机构提交的设计方案中,主张对养老保险体系动大手术的是清华大学,该方案虽然由于建议延迟退休年龄而备受争议,但该方案也态度鲜明地主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彻底并轨。 但这份追求最终公平的方案并未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认可,据《第一财经日报》上周二的报道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讨论会只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四家机构提交的方案进行讨论和评议,清华大学的方案被排除在外。 国家行政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要缩小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待遇差别。主管部门应将三方统筹起来考虑,建立人人都能公平享受的国家养老制度。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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