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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对当时的“敌情”有一个新的判断：“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记得为此自己曾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我家庭成分“地主”，社会关系复杂。为此14岁读高中时就因没饭吃、缺课多，被学校确定为有“反动思想”，全校开展批判，团内留团察看处分。读大学时的“肃反”运动中，又因为对一同班同学的大字报，说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话，再次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到后来，“反右”运动检查三次才过关，并下放20年。 　　“文革”时期，我是所在单位被揪斗的第一人。这个政治身份格局，使我在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阵阵落不下。毛泽东曾指责周恩来距右派只有50米，其实冤枉。但对我而言，那时，谁一说“反动”、“反革命”，我就会心惊胆战地感觉和自己近在咫尺。现在上峰终于说出反革命“不多了”的话，也许今后我的日子就会相对地好过一些，所以高兴。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和我同住一室的老王，因为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思想负担很重，整宿睡不着。由于过度紧张，在清晨起床后的“早请示”中，就把“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读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把那在当时谁也不敢忘记的“忘记”忘记了。声音很高，别人都听到了，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好在同室的人没有“运动乐”，大家谁也不提此事，他才幸免于难。但他错读的这句话，倒确确实实说出了我多年来内心深处的期冀。 　　上述我的自然情况，还使得我有个“偏得”，即平日只要有了“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案，就自然首先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有时得惊动你，找去问问话，了解情况：一次，一个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找我，说要问我几个问题。“你前不久借阅过《新港》杂志？”“是。”“杂志在你手里共有多少天？”“一周左右。因为没有什么好文章，翻了翻就还了。借还具体日期可查借阅登记”。“在此期间有没有人从你处转借？”“没有。”“就是说杂志一直就在你家。”“是的。”问完就走了。因为不能打听，究竟怎么回事，至今不得而知，但这起“反标”案肯定与该期《新港》有关，凑巧的是正好这时我借了我们学校的这杂志。更多的时候是用比较隐晦的方法，比如为搜集我更多的笔迹，就以上级要检查作文批改情况为由，抱去我教的班级学生的作文本。 　　也是由于上述“政治格局”，我待过的单位的领导，不乏一有机会就想甩掉我这个“政治包袱”的，所以我的工作调动，也就较为频繁。世间也真有祸福相倚的情况，我还真喜获过被“甩掉”的幸运。 　　那年，我刚从范镇中学调出不久，该校就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当局采取公安机关和群众破案相结合的方法。而群众破案的具体操作，是大会提名、票选“嫌疑人”。会上的提名、票选，当然事先都是经领导渗透了意图的。有人提名，无人反对，即确定“当选”。据说当时选出了五个人，都是家庭成分地富、有历史问题、亲属有被杀关管或过去运动中挨过批斗的。选出后，革命群众也分成五个小组，每组包围着一名当选者，拿来墨汁、废报纸，在群众监督下，命令当选者当场“挥毫”，且必须迅速、自然地书写出领导口中念出的字句。然后全部交付领导，通过查对笔迹，据以找出“反标”书写者。 　　命令书写的内容，当然不会按“反标”原有的词序，但从让“嫌疑人”书写的文字，大体可以猜出“反标”的原文。那次让写的内容据说是：“打倒国民党、毛泽东思想万岁”，那“反标”很有可能就是“国民党万岁”之类。 　　范镇中学的“反标”案，最后是由公安机关侦破的，案犯并非票选出来的五个人中的任何人。几年后我有事去该校所在地，当选者之一的李君向我详细介绍了那次群众破案的经过。他指着路边建筑工地上一个正在和水泥的人说：“就是那小子。特能装相，他就在我那组，一边还吆喝催我‘快写’呢！因为他家贫农成分，坦白交代得好，除了按规矩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外。政府只判了他两年。不久前才从劳改农场出来，现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又说：“你小子走运，腿脚快，要是不调出，头一个被提名当选的就得是你。” 　　但这种“幸运”不可能总有，“文革”期间的一桩“反标”案，我就深陷其中，久久未得摆脱。 　　“清理阶级队伍”尚未完全结束，这时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因为破案都由“专政小组”操作，是绝对保密的，内容当然不知其详，但从追查中得知，案件涉及当时很常用的一种稿纸－－“稿纸副页”。其特点是，额头隶体“稿纸副页”四个字，下面是若干横隔浪线，字和横隔浪线都是红色，左侧空白，右侧则连续竖排五六十个小红点。后来听人说才知道，这些“小红点”中隐藏着“大学问”。原来，各地印刷厂每次印制这“稿纸副页”时，那小红点的数目和排列都有所不同，公安部门可以此掌握该稿纸为何时、何地印制，为破案提供方便。果然，这次就派上了用场。 　　那是一次单位召开传达上级精神的会议，王兽医（当时我所在的耕读大学办有“兽医班”）挨近我坐，他看大家都在笔记会议内容，自己空坐着，觉得不太好，就拿出钢笔，向我要张纸做笔记，我就随手从正做笔记的“稿纸副页”的后面扯了两张给他。几天后清查“反标”案，在向群众介绍案情、广泛搜集破案线索时，偏偏就涉及“稿纸副页”，我作为“文革”中单位第一个被揪斗的人，王兽医就及时向专政小组检举了我。 　　专政小组几个人把我找去，单刀直入：“你使用过稿纸副页？”答：“是。” 　　“可不可以把那稿纸副页给我们一页？”答：“可以。”头头示意一名成员“陪同”我到宿舍取回一页稿纸副页。组长仔细查看了一番后，又与他文件夹里的一张核对，那页纸上有歪歪扭扭的两行字，那应该就是我撕给王兽医的那张。问话继续。“你这稿纸是哪来的？”答：“在学校教务处领的。”“不可能。学校从来没有卖过这样的。”答：“我一辈子当教员，写字的纸是从来不用买的。”“除了这样的以外，还有没有别样的？包括你家里的。”“我爱人在二中，也可能是她从二中拿回来的。”“二中我们查过了，没有你这一种。”我无言以对。“你回去认真回忆一下，有结果告诉我们。”我只好答应尽量照办。 　　一连好多天，怎么也想不出这稿纸的来源，专政小组问过几次了，由于毫无进展，他们有些不耐烦。我找到组长，说我是真无法提供这稿纸的来源了，案件的构成条件很多，办案不是得讲究“四脚落地”嘛，即方方面面都得对上号，“反标”案也一样，得作案条件都能对得上，才能定案。如果其他条件都和我吻合，稿纸来源一项就不用考虑了，那案犯就是我，专政机关怎么处理，我都毫无怨言。组长态度缓和下来，讲了一番每人都有义务帮助组织上侦破反标案的大道理，让我继续“协助”查找稿纸副页来源。 　　看来，交不出这稿纸来源，我是要永远背着这书写“反标”嫌疑的黑锅了。于是回家翻箱倒柜，查找“稿纸副页”。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从妻子的书堆里翻出了一叠“稿纸副页”，前几页是妻子笔迹抄写的每行长短不齐的×和○。晚上妻子回来问其来源，她说“去年住院生茵儿时，同一产房的四商店的一位售货员织的毛衣花样挺好看，我就抄下来了”。原来这×和○，不是特务的联络密码，是织毛衣的正反针记录。“这稿纸哪儿来的？”“当时我也没有带纸笔，都是她的。”看来，是我在回家时，为了抄写什么东西，顺手扯了几张妻子的稿纸副页。老天开眼，总算找到了。第二天，我向专政小组交上了妻子那一叠“稿纸副页”和那售货员的姓名、单位，这桩拖延了一个多月的“涉嫌反标”案件总算得以了结。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历练和“反标”案的“洗礼”，尤其是“稿纸副页”案的持续追查，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当局心目中的位置，平日处事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处处留意，事事小心。尽可能主动把自己时时置于群众场合之中、监督之下，这样起码一旦出事，找证明人比较方便。比如，在阅览室或教室里看书报，一看人走得剩下一两个的时候，自己赶快离开，去人多的操场，或回几个人在的住宿处；再如午睡时，一看别人都起来离宿舍出外边了，自己也赶快穿鞋出屋。原因就在于“个人独处”，多发的“反标”案一经发现，极易弄来“嫌疑人”那顶可怕的帽子。 　　中外历史都反复证明：老百姓要想具有真正的尊严，国家就必须首先具有真正的民主。否则，无论用多么绚丽的外衣遮盖，一切都是空谈。

作者： 识局 【以房养老：不带走人世间一片尘土？】文/识局智库之老顽童 (识局智库微信公告账号zhijuzk) 仿佛一瞬间，作为一种商业尝试，“以房养老”这个

在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論爭中，伯林（ Isaiah Berlin ）的《兩種自由的概念》影響深遠。在這篇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中，伯林提出了兩個著名命題。一，將自由區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並認為自由主義應該擁抱前者而拒斥後者，因為積極自由很容易導致極權主義。二，消極自由的基礎，在於價值多元論。由於價值本質上多元且不可化約為任何單一和最高的價值，價值衝突於是不可避免，選擇遂變得必要和重要。就我觀察，這兩個命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對自由主義的想像，並成為理解和評價自由主義的起點。 問題是，伯林的命題能成立嗎？我認為不能。第一，離開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將難以得到恰當的理解和證成。第二，價值多元論本身並不足以為自由的優先性提供道德支持。這兩個批評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伯林的自由觀缺乏一套有關自由人的主體論述。缺乏這樣的論述，自由即有無根之虞。 1 根據伯林的定義，所謂消極自由，指的是一個人免受外在人為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換言之，一個人受到的束縛愈少，活動的空間愈大，他便愈自由。這些束縛可以是他人對我們身體的干涉，也可以是國家法律對我們的限制。一個被關在牢房或被政府禁止發表意見的人，自然失去了行動和言論自由。這裏的「消極」（ negative ）並沒有任何道德上負面之意，而是指一個人的自由狀態，純粹以他受到多少外在干預來界定，判斷的標準是有沒有人為的障礙擋著他的去路，有多少道門為他打開以及這些門開得多寬，而和他作為一個行動主體的特質、目的、利益、能力、欲望及自我實現等沒有關係。 這個定義簡單易明，似乎也很符合我們的日常用法。但我們不能停在這裏，而必須繼續追問三個問題：什麼自由？這些自由為何重要？誰的自由？這是所有自由理論都須回答的問題。我這裏集中探討前面兩個問題。當我們說自由是一種重要價值時，我們不可能說，所有免於外在約束的狀態都是好的。如果是這樣，最自由的狀態，理應是無政府狀態，因為國家從我們出生起，就已經通過法律和其他方式，對我們的生活作出各種強制性限制。如果我們不服從，便會受到懲罰。但我想大部份人都會同意，為了使我們能夠和平合理地生活在一起，其中的許多約束是必要的，例如我們不能自由持有和買賣槍械，不能不喜歡交稅時便拒交。即使是最自由的國度，人們的生活依然受到各種約束。我們不能簡單地視這些約束為必然之惡，又或不得已的妥協，因為在社會合作中的許多約束本身是合理的。所以，伯林將自由定義為人為約束的闕如，然後認為所有這些闕如都是好的，其實並不成立，也不應是自由主義的立場。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國家和法律視為自由的必然敵人。如果自由是一種政治價值，那便必須默認我們已經活在某種政治制度之中。公民可以享有什麼自由以及自由的範圍有多大，必然是國家的政治決定，並通過法律給予保障。許多自由國家的憲法，開宗明義清楚羅列公民享有什麼權利和自由，正是明證。 在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中，常常將自由和國家對立起來，以為國家的盡頭才是自由的開始，甚至以為市場和私人領域是獨立於制度和公權力之外的東西，其實是概念混亂。市場可做什麼不可做什麼，公私領域的邊界如何界定，本身就是制度的一部份。離開制度，政治自由將無從談起。 2 有了以上的討論，我們便明白當伯林談自由時，他不能只提供一個對於消極自由的形式定義，然後主張所有自由都值得追求。嚴格來說，這樣的定義本身並不承載任何政治價值。他必須進一步告訴我們，在這個定義之下那些特定的消極自由是重要的。伯林似乎並沒意識到此問題的重要性，但如果我們追問，我相信他必然會說，他所指的是自由社會中最為珍視的公民和政治自由，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以及在社會生活中最低限度的個人選擇自由。這些自由為何如此重要？這牽涉到價值評價。伯林需要論證，為什麼在某些特定領域，國家不應干預個體的行動，並尊重他們的選擇。很明顯，這不再是定義問題，而牽涉實質的道德理由。 伯林指出，在自由主義傳統，有不同學說為自由辯護，包括自然法和自然權利、效益主義、社會契約論、康德和穆勒的政治哲學等。儘管這些學說觀點各有不同，但他們的論證最後都會對什麼構成「人性的本質」有個說法，並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容許一個最低度的個人自由的領域，便必將「矮化又或否定我們的本性」。也就是說，個人自由是保證人性得到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伯林清楚意識到，要為自由辯護，離不開自由主義對人的特定理解。既如此，那什麼是伯林的人性觀？教人意外的是，伯林對此並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說明和論證。他最後訴諸的，是有名的價值多元論。以下這段原文十分重要，我先將它翻譯出來： 「我們在日常經驗中遭逢的世界，總是得在同樣終極的目標和同樣絕對的訴求之間作出抉擇，實現了其中某些的同時卻又不得不犧牲另一些。事實上，正正由於人類這樣的處境，人們才賦予選擇自由那麼大的價值；試想像，如果他們獲得保證，在人世間某種可實現的完美狀態下，所有他們追求的目標永遠不會有衝突的可能，那麼抉擇的必然與痛苦必將不再，選擇自由的重要性亦將不再。」 伯林在這裏，是要論證選擇自由為何如此重要。他認為，人類的價值和目標是多元的，而且這些價值和目標不一定彼此兼容，甚至難以用同一把尺來做比較衡量，因此在諸多目標中作出抉擇以及承受隨之而來的犧牲，是人類永恆面對的處境。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事實，我們便應該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即使自由不是唯一也非最高的價值。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真實面對人性，更人地道尊重每個個體的決定。換言之，由於價值本質多元，是故選擇自由必須。自由的必要和重要，並不繫於選擇的主體，而繫於價值多元且無法調和統一這個事實。 3 現在的問題是，價值多元論真的能夠直接推導出選擇自由嗎？我對此甚有保留。首先，設想在我前面有 A 和 B 兩個選項，它們同樣終極且無法加以比較，而我只能二擇其一。在此情況下，我該如何決定？根據伯林的思路，因為沒有共同比較的尺度，我根本沒法在兩者中間作出理性評價並排出高低，因此選 A 或選 B 並沒實質分別，我甚至可用擲毫來決定。但是這樣一來，選擇的意義何在？我們平時之所以認為選擇重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相信選擇有助我們找到好的和對的答案。如果我一開始便知道這樣的答案並不存在，那麼由我來選或是由別人來為我選，似乎並沒根本分別。也就是說，多元論如果為真，非此即彼式的選擇或許變得無可避免，但伯林卻沒有告訴我們，這種選擇的價值在哪里，以及為什麼這樣的選擇自由必須交到每個人手上。 其次，伯林論證的另一面，是認為如果多元論為假，則選擇自由失去價值。實情未必如此。試想像在一個相當封閉的政教合一的社會，某種宗教支配了人們生活的每個環節，也成為人們做各種決定的標準。在這樣一個人們普遍相信一元論的社會，我們仍有理由支持選擇自由嗎？我認為有。正如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一書所說，真正的信仰必須得到人們真心的認可。如果我的信仰不是由我自己選擇，無論它本身有多好，對我的生命也不會產生作用。因此，選擇自由的重要性和多元論並沒有必然的內在關係。 最後，多元論不僅不能支持自由的優先性，甚至會令伯林陷入兩難。例如一個非自由主義者大可以對伯林說，我完全同意你的多元論，而既然自由只是眾多價值之一，且和其他價值不兼容，而在今天的中國，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民族復興等都較個人自由來得重要，所以為了這些目標而犧牲部份自由（或部份人的自由）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伯林可以如何反駁？他當然不能訴諸價值多元論，因為這個結論正是從多元論的邏輯中推導出來，更何況伯林自己也承認，多元論本身並沒資源支持自由的優先性。一如康德、穆勒或羅爾斯那樣，伯林唯一可以做的，是提出實質的道德理據，論證個人自由為什麼較這些集體目標更為重要。但伯林為什麼不願走出這一步？ 且讓我們先放下多元論，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再具體一點，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我們要有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甚至視之為我們的基本權利？ 我相信，如果認真追問下去，我們大抵會接受以下的想法。第一，我是獨立的個體，我的生命是我的，不是別人的。第二，我希望活好自己的人生，不想一生白活。第三，要活好自己的人生，有許多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找到既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目標，然後努力將它們實現，這三者缺一不可。第四，要知道什麼是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生活，我們需要在不同選項中有個認識、比較、試錯和選擇的過程。 我們如此在乎選擇，恰恰是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人生選項有真假好壞對錯可言，而不只是個人的主觀口味。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盡可能自由的環境，容許個體在其中善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為自己的福祉作出明智決定。第五，即使我在當下做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我卻同時知道自己有機會會錯，又或將來某一刻會改變初衷。所以，我希望自由選擇的環境能夠一直存在。 有人或會馬上說，既然你承認人有機會犯錯，如果有一些人較你更聰明更有經驗更有德性所以看得更清楚，為什麼不可以讓這些權威來幫你做決定？我當然不能說，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較別人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又或聲稱凡是我選擇的就是對的。事實不可能是這樣。我也不能說，長遠而言，容許個體有更多選擇必然會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大好處，沒有人可以做這樣的保證。 於是，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在各種知識、宗教、道德和政治權威面前，為什麼我們仍然堅持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一定程度的家長制難道不是對個人和社會更好嗎？畢竟在許多時候，人是軟弱無知短視和非理性的。我認為，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回應這個質疑最強的理由是：我們要尊重個體。尊重個體什麼？尊重個體是獨立自主，有自由意志，可以做選擇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理性存有。用穆勒在《論自由》中的話，我們可以用理由來勸導和說服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但只要這些人的行動沒有傷害別人，我們便不應該強迫他們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 在關乎一己的事務上，個體是自己身體和意志的最高主權者。 換言之，捍衛自由的背後，有著現代人最深的道德信念：我們視自己為自主的自由人，並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做自己的主人。我們渴望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活著別人為我們安排的人生。我要走的路，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路，不一定將來不會後悔，但因為這是我自己選的，我遂實實在在感受到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是我所說的自由人的主體論述。沒有這樣一種自我理解，我們便難以理解也難以論證，為什麼選擇自由在現代社會成為如斯重要的政治價值。 4 既然如此，為什麼伯林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論證？因為這種對人的理解，正正是他所定義的積極自由的要旨所在。看看伯林自己怎麼說：「『自由』這個詞的『積極』意義，來自於個體渴望成為自己的主人這部份。我渴望我的生命和種種決定完全由我來做，而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我渴望是自己意志行動的工具，而不是他人的手段。我渴望自己是主體，而不是客體。」簡言之，積極自由要回答的問題是，誰是主人？只有當一個人完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時，他才享有真正的積極自由。如果是這樣，承接上面的討論，我們之所以那麼重視消極自由，之所以那麼希望擁有一片不受外在干預的空間，正是因為我們渴望做自己的主人，渴望過上自主的生活。也就是說，積極自由才是消極自由的基礎，而非價值多元論。 伯林不是沒有意識到，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緊密聯繫。只是他從他的思想史研究中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認為西方在價值一元論的傳統下，本來主張自我主宰的積極自由，受唯心論和理性主義的影響，最後很容易會墮陷到它的反面，成為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強制個人自由的藉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伯林遂努力將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作徹底切割，並另覓他途去為消極自由找基礎。 伯林於 1958 年發表此文時，正值二戰結束不久及東西冷戰時期，所以有很強的時代憂思和特別針對性，但我並不認為伯林的論證是成功的。一來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的墮陷，並沒有哲學上的必然性。通過觀念的釐清和制度的確立，個人自主的理念完全可以為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提供合理的支持。二來這種切割將令自由主義承受很大的理論代價，因為它壓抑甚至放棄了承載和支撐消極自由的自由人主體。沒有這個以個人自主為核心的主體，消極自由將變得無根，更很易被批評者視為是對價值主觀主義、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認同。反思伯林，並思考如何回應這些挑戰，我想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多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