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郑永年: 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 进入专题 ： 政治变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在互联网刚刚创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在大多数国家仅仅是社交工具的技术，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扮演如此重大的政治角色。以“网络”开头的很多概念，已经成为讨论今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键词，例如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社会管理和网络反腐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以网络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放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环境下来讨论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微博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如何能够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其中，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这三方面从学术上说是三个相关的概念，但从政治实践上说则是三个相关正在发生的过程。一般上，当人们说“开放”时，指的是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这里所指的“开放”是政治领域的开放，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社会利益的开放。 　　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思想和政策等等。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人才的选拔和选举、思想和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这里，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很难实现参与。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网络，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和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很显然，网络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政治背景，即政治互联网平台。在西方，有关互联网的作用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政府行使专制权力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化的工具，有学者更是简单地把互联网化和民主化等同起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观点都不成立。互联网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一方面，互联网在有效“软化”着政府官员的传统专制行为。有了互联网，政府官员再也不能像前互联网时代那样专制地管治社会了，而社会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顺从政府的权力了。 　　 　　互联网无法建立民主政体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互联网的确在政治变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促成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尤其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就拿近年来中东、阿拉伯世界例子来说，可以看到互联网的确扮演了一种关键的作用，推翻旧的政治体制。但人们并不能简单地把推翻旧的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等同起来。在那些互联网被用来推翻旧政府的社会，怎样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它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情，而建设一个新制度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造就政治的开放性，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应用这种技术的群体。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就是其分散化、分权化及其相关的开放性。较之传统上所有媒体工具，互联网是最分散和分权化的。当互联网应用于其它现代通讯技术，例如手机、iPad等时，这些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互联网的开放性，促成了使用这种技术的群体的开放性。这是一种扁平化的开放。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更是可以被用来打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界限。中国政治经常表现为“城堡政治”，就是说，官员为自己修筑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把自己关在这些“城堡”内。他们为了做官而做官，而和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关联。社会成员被隔离在“城堡”之外。当然，这里的“城堡”是一个比喻。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群体之间、官员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堵又一堵的“城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结果怎样呢？如果官员躲在城墙内，总有一天老百姓就要围城。这是历史的规律。互联网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角色，它成为了打破城墙的最有效的工具。在最低限度上，互联网迫使政府官员来回应社会。从积极面来说，互联网也提供给官员一个工具来和社会群体作互动。 　　互联网促进政治的开放性，这个作用更是表现在竞争和参与两个层面。从竞争来说，互联网可以大大丰富选举民主的内容。我们说政治竞争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就是通过竞争选拔，或者选举出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竞争出人才，竞争就是要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这里很明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如果政治过程不向社会开放，人才就很难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更谈不上竞争了。 　　不过，在中国，政治竞争不能仅仅是西方意义上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meritocracy（贤人政治）之上的democracy（民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具有数千年的选拔传统，选拔制度在社会群体中仍然有相当高的合理合法性，而且也是因为单纯的选举政治，在西方已经导致了很多政治问题。中国要发展民主，理想地说就是把选拔和选举整合起来。 　　无论是选举还是选拔，互联网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就选拔来说，互联网可以成为中国选拨过程的手段，可以藉此增加精英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互联网的开放性，至少可以避免小圈子暗箱操作的弊端，给小圈子政治注入阳光。在中国，互联网已经赋予网民评论和监督政治人物，或者那些想进入政治的人物的权利。在中国的官场，很多官员都是“带病上岗”。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干部很多年，但一旦使用则发现是一个“病人”。在腐败方面更是如此，数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一旦走上岗位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政治缺少阳光造成的。如果官员在阳光下成长，不仅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情况，更可以让阳光医治好很多官员并不那么严重的病。而阳光政治是互联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选举来说，互联网可以给选举过程引入“商谈”因素，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现在的民主选举中，很多沟通只是单向的，即候选人告诉你，他（她）想做什么，来获取选票。互联网可以改变这种局面，把单向沟通转变成为双向沟通，也就是选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候选人。这种双向的沟通有助于发展出“商谈”民主。在“商谈”的基础上再行选举，从而提高选举民主的品质。 　　在开放和竞争的条件下，参与也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互联网已经给人们参与政策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广度和深度。互联网改变着社会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性质。面临社会参政的新要求，在个人层面，政治人物现在都在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其所带来的深刻的挑战。 　　不过，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制度所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现在这个阶段，不论哪一个社会，已经在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和互联网之间，构成了相当强的紧张关系。如果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那么表明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政党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传统政党对年轻人越来越缺少吸引力，他们宁可选择通过互联网来参与政治。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必须发生变革。中国也不会例外。 　　 　　不能忽视互联网的弊端 　　 　　就是说，人们既要看到互联网的优势，但也不能回避互联网所带来的弊端。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在释放出人性光辉一面的同时，也给人类暴露出其不那么光辉的甚至阴暗的一面提供了条件。就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是互联网这一工具经常被操纵。互联网上现在泛滥着名人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概念崇拜等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体现这些因素的各个角色，即明星、政治家、富人和各种主义，都可以操纵不同的社会群体。 　　第二是互联网所体现的非理性特征。互联网使得人的非理性和情绪表露无余。一些人往往利用互联网把自己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社会，非理性的情绪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很多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表现为非理性。尽管人们不喜欢，但非理性可能是个现实，人们不得不接受。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们没有可能只接受光辉的一面，拒绝阴暗的一面。不过，如何平衡非理性和理性就成为关键。如果互联网造就的是暴民文化，那就会是社会的悲剧。在减少和控制非理性方面，研究者在研究两条途径，一是形成网络群体的自律，二是建立政府基于法律基础之上的网络监管。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既没有看到网络的自律行为，政府方面除了主观随意的政治控制之外，也并没有发展出对网络的有效监管。 　　第三，对政府来说，互联网从积极面说可以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但从负面来说，也有可能导致权力的瘫痪。政府表明权力，表明等级秩序。传统权力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社会等级组织起来的。如果互联网成为组织权力的工具，会发生什么呢？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分散、分权和扁平化。互联网会使得权力更有效，还是使得权力虚无化？从发展趋势来说，可能是后者。通过互联网，社会可以主导权力的形成，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对政治权力施加影响。就是说，在大多情况下社会是分化的，人们找不到一个整合的社会。分化的社会通过互联网而导致分化的权力体系。互联网削弱权力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获取足够的权力呢？从长远看，或许会发展出一个全新形态的社会，一个互联网主宰人类的社会。 　　互联网对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这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但在现阶段，无论从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消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惠州，2012年9月23日）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变革   

卢麒元：明朝灭亡对中国政改的警示 进入专题 ： 税政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 卢麒元   　　 　　 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台面上貌似一切如故，台面下早就悄然蜕变。中国自改革开放的那天起，政治权力就在悄然转移。毛泽东曾经试图阻止这种政治权力的逆向转移（由人民群众向官僚买办转移），毛泽东甚至采用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对抗方式。所谓“无产阶级转政下继续革命”，与其说是夺取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的政治权力，不如说是捍卫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改革，政治权力仍然逆向转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转向官僚买办主导的财阀专治。确实不再是“老路”了，当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式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随着最后的逆向土改（所谓的城市化），在城市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即将基本瓦解，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即将转移完成了。虽然，中国的宪法仍然是一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但是，国体和政体大体上已经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中国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这原本是中国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权利，也是中国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础，这也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可惜，这个根本权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最大的红利”。不经意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就剩下国体和政体在名义上的最后改变了（所谓的改革最后攻坚）。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被严重误导了。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放弃了经济主权（财产主权），空谈政治主权（民主选举），实在是荒诞不经的政治骗术。西方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西方的经济民主，表现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仍然占据社会财富的主体，仍然具备全民共用财产和收入的本质特征。同时，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也有效调节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观中国的改革，一次分配极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极度扭曲。我们总体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体所以制的老本，一旦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选票而脚无立锥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剥夺国民固有资产（瓦解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改革的终极结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经无数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并，上一次惨烈的革命其实并不久远。 　　历史经验值得记取。中国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两次经济体制改革，分别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实际上是中国两次进入现代化的尝试。结果，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无法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均以失败而告终。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国运盛衰存乎一念之间。 　　为了便于集中阐述问题，本文仅以明朝历史为例证，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 　　 　　一、明亡于税政。 　　 　　明亡，亡于财政。具体地说，明亡主要是亡于税政。 　　张居正曾经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万历中兴，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钧）实录》说张居正：“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 　　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姿禄?鹬了陌儆嗤颍?删?拢?纸?遥?峡汲桑?郏ê耍┟?担?逵蚀??说啬叮???弥?乓病薄Ｊ崂碚啪诱?母铮?淙荒谌菔?址痹樱?沟闳词贾詹焕胨罢?Ｍ蚶??辏?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按亩征银，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明神宗实录》上说，“太仓粟可支数年，?姿禄?鹬了陌儆嗤颉保?蔷褪钦啪诱?罢?母锏某晒?Ｕ啪诱?罢?母锘竦贸晒Γ?褡诘靡云较⒛谟峭饣迹?鱿种行似?蟆 　　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就内容而言，是调整明朝社会的二次分配结构。其现实的目的，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皇权），以处理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张居正很清楚，他的税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并（缓解了一次分配问题），也间接维护了百姓利益（民权）。张居正变法，将针对劳动者的“丁税”，过渡到针对资产持有的“亩税”，不仅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恶性发展的土地兼并，可以阻止佃农的农奴化。但是，非常遗憾，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为国家财政的制度建设，更加无法进化为国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宪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续性。最后，随着张居正过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张居正的税政改革竟被曲解为“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没有延伸为神宗本人的制度创新。令人惊讶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张居正改革对皇族及国家的重大意义，神宗本人并不认为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为宵小裹挟，远近不分是非颠倒，不仅否定了老诚谋国的张居正，竟然连为明朝续命的税政改革一同废弃了。张居正留下的那一点点制度红利，哪里经得起皇子皇孙们的瞎折腾。张居正死后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朱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缢身亡。 　　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来，也根除了中国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契机。神宗们鞭?普啪诱?挠跋焓?侄窳樱?灾劣谡啪诱?砗笏陌倌辏?泄?罢?负趿宋薮缃?Ｉ踔粒?敝两袢眨?泄?嘉薹ń?⒒?谧什?妥时究嗡暗恼?娴母乘爸贫取Ｈ绻??谧时局饕逡丫??济妊康拿鞔??蛴μ?∪肽抖?由斐霾?ü勰睿?蛴Σ?ǘ???徊抗??咝У乃胺ǎ?蛴ο执?胺ǖ牟?ㄈ啡隙?纬缮桃敌庞茫?蛴λ罢???⑼暾?南苷??敲矗?泄?崆八陌倌杲?胂执??参闯⒉豢伞Ｈ欢???肺薹?偕琛Ｃ慷撩魇罚?既萌硕笸笸聪А 　　 　　二、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变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古代曾经经历两次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伟大实践。可惜，这两次实践，都因为政治权力结构性失衡，而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在中国古代，社会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分配问题大体上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这样，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验历朝历代的财政制度水准。其中，财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政。所谓清明政治，无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确保公平高效的税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如此。问题是，税政税政，“税”后面之所以要加一个“政”字，意味着征“税”必须解决“政治”配套问题，也就是税政必须用制度建设用以固化。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大体上一分为二，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皇权与百姓两位一体，两个权力主体互相博弈。笔者一直对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深恶痛绝，他们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并土地、控制工商业，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权足够强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专治，有效捍卫普通民众利益。很遗憾，明末皇权多因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权衰微，则民权就更衰微。民权衰微，则官权横行霸道，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显而易见，晚明的政治结构严重失衡，无法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很讽刺，四百年过去了，明末社会的政治现实，再一次生动地在当代中国轮回了。 　　张居正变法，很接近“摊丁入亩”，就是由向劳动者课税，转向资产持有者课税，这与今天中国的税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这当然极大地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坚决反对，并进行疯狂反扑。这一点与现在的中国国情也完全相同。张居正善用专政，却未能超越专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通过专政手段厉行税政变革，大体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权旁落，失去专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张居正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错误，未能及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税政改革成果，未能确保制度的有效行和连续性。张居正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当然，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在乎张居正本人。 　　神宗实在不懂经济。万历年间的一切政治问题，皆源于社会分配的极度扭曲。显然，这是经典的“分蛋糕”问题。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刚愎自用，他未能参透张居正税政改革是为明朝续命，他不明白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听信了贵族利益集团的蛊惑，又开始搞政府机会主义了，他放纵官僚地主做大他们自己的“蛋糕”，恶性的土地兼并一发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权，也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这样，就使得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同时，也极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当然，神宗也着实不懂政治，他未参透那些损公肥私的权贵们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权贵利益集团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敌对势力。所以，当张居正新法被废止之后，权贵门重新蚕食皇权（率土之滨皆归权贵），明朝的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等到了天启年间，崇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恢复了张居正的名誉。但是，此刻为时已晚了，权贵们已经尾大不掉了，税政改革根本无法恢复了，崇祯只能向权贵妥协，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终于灭亡了。 　　就本质而言，征税权的丢失，导致了皇权（既中央集权）旁落。皇权的核心当然是财政权，财政权的核心就是征税权。张居正的改革意在维护皇权（既中央集权），也间接维护了百姓的民权。一般而言，皇权、官权、民权三者关系，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永?a主题。皇权是构造社会平衡的稳定机制，皇权可以调和官、民两权，官、民两权平衡则天下太平；皇权旁落，官权独大，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历史的秘密是，皇权这个社会平衡机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阉党的形式出现的（毕竟英明天纵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中央集权屡屡被士大夫阶级描绘成为一团狗屎，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历史并无绝对好恶，皇权衰落，民权不保，则必然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皇权与民权具有一体化特征；同时，皇权和民权均具体化为税政权。在中国古代，官僚与大地主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皇权与民权的对立者。 　　皇权、民权与官权的争斗，集中表现于税政问题上。古今中外，所谓的变法，根子就在税政上面。很遗憾，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大体是要维护官权的（这一点至今未变）。所以，中国所有关于变法的叙述都故意被扭曲为党锢之争。所以，当举国上下痛恨魏忠贤的时候，却无人注意魏忠贤存在的财政意义，魏忠贤不死尚可为晚明续命。很无奈，历史上，魏公公被描绘为十恶不赦，权贵们却被美化为忠肝义胆，老百姓还要为乱臣贼子唱颂歌。细读明史，让人不禁想到“文革余孽”，谁能说历史已经成为历史。 　　历史地看，张居正变法可能都不能算是变法。毕竟，张居正丝毫也没有改革明朝政治的“体”和“制”。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实在是相去甚远了。张居正既然没能变法，变法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GDP或小康），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以使经济（生产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要将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邓小平的语言范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今日中国的改革再次遇到当年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税政改革千呼万唤就是无法出台。税政改革都不能出台，谈什么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张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资产为课税依据。今天中国的管理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竟然无法以资产和资本作为课税依据。千万不要吃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一切税负仍然针对劳动和劳动者（大体还是丁税），而税负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资本利得，这在本质上是在鼓励财产归边（土地兼并）。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分配已经极度扭曲，国家财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国的士大夫和公知们，(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税政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 信力建   建国以来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翻大饼”运动的历史——所谓“翻大饼”就是指领导人根据自己喜恶，将整个中国社会象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全然不顾如此折腾给黎民百姓社会生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这方面的佼佼者当然首推“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翻大饼的大手笔主要集中在建国初和文革时。 建国之初毛泽东翻大饼主要是对中国自晚清启动现代化以来积累起来的各类人才的全面清洗。这首先体现在政治上，因为仅依靠1949年的党员规模远不能满足建政需要，故而当局采取了放手发展组织的政策：一方面经过初步筛选后，政府系统留用了原国民党政权的部分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则快速发展新党员，某些地区因之甚至出现了“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式。然而，出于对原来旧政权人员和新党员的不信任，所以从1951年春起开展了系统的审查与清理。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要求各地在镇反运动中除打击社会（外层）中的反对势力外，还要“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干部中暗藏的反革命份子”，“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份子”。经过反复斟酌后，毛将中、内层再细分为“党、政、军、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八个方面进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于5月21日发布了《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正式清理旧政权人物。执政党虽着力于清理中、内层，可建政后各项事务蜂拥而至，受制于时间急迫，无法对组织内所有人员进行“精雕细刻的审查”。彭真此时就曾明确说过，由于“工作很忙，普遍地一个一个地详细清理还不可能”，所以“只能初步清理”——这几乎就是随意处置的意思。其方式是组织部门主要通过整理、查阅各种档案数据的方式，发现政治不纯份子。在整理、查阅的各类档案中，国民党政权遗留在大陆的档案最受到重视。审查者认为，国民党档案是一份珍贵的“原生态”数据。通过对它的查阅，可充分了解被捕人员的审讯表现，同时还可作为审查、处理留用人员的参考和依据。在组织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各地整理出大量“敌伪档案”，仅上海市就清查出国民党政权七十六个中央级机关在沪的重要人事档案，江西省也从国民党“南昌行营”档案中发现众多“剿共”人员、庐山训练班和“自首叛变份子”的原始数据、执政党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投入档案整理工作，其目的只有一个，组织部门依照档案可按图索骥地发现、判断干部的历史问题，从而使国民党管理层人员身陷这天罗地网中，无所逃遁。民国时期的管理层精华被一扫而光。 其次则是对经济精华的清洗，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家的毁灭上。当时企业家则分成几股应变，有些留在大陆，很少到国外。一部分到香港，成为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而留在大陆的企业家，其结局大都十分悲惨。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私人企业主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的说法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这样大规模改造的结果，是一大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毁于一旦——据统计：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文革期间的翻大饼则是对中共自身建国后培养起来的各类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的清洗。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因在一线负责而地位大升的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将其势力进行清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具体方式则是 “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于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借此将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彻底砸碎打烂，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翻大饼”。据统计，这次 “清阶”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刘少奇、周恩来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统治精英被一扫而空。 到邓小平时代，虽然这翻大饼的力度和频率都已经远不如毛泽东，但还是不绝如缕。大的折腾也有两次。首先是打倒四人帮后对毛“极左势力”的清洗，这就是所谓“清理三种人”运动。“三种人”包括：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主持党内人事调整清理活动的，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派，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为主，目的是防止改革开放的方针被文革遗留分子进行翻案。1981年5月8日、6月8日，陈云分别出具《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着手进行党内人事改革与新老交替。同年7月2日，陈云在省级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以王洪文为例，指出必须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进行选择。1982年7月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并首次提出：“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强调了要警惕“三种人”。“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对此三类人进行清理。1983年，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重申。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要清理出去，更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还有一次就是“八九”风波，这次折腾除了在上层对原来赵紫阳的势力进行清洗而外，就是大范围地整肃了曾经活跃一时的知识分子，结果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流亡现象中，包括了当时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精英。以刘宾雁为代表的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以郑义为代表的出生于四五十年代，在当时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出生六七十年代的学生精英。不是说这些精英个人的才质是无可替代的，而是说他们的精神气质中蕴含着社会进步中最宝贵的品质，如今中国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这种东西，这也就是知识精英普遍流亡后造成的明显影响。逮至第三代领导人走上政坛，翻大饼式的运动便告式微，再没有出现大规模全社会的整肃运动，顶多是将诸如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这种政治野心家和贪腐分子进行小范围的清算，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现象。 按现代国家文官制度要求，政府公务员应当相对稳定，具体说来就是：政府最高领导层可以以选举方式经常更替，但作为政府公务员却只对法律或法定职权负责。各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文官的法定地位、权力、责任、义务，文官职务常任，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也就是说，公务员应当做到的也只是忠于国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服务。因此，各国文官制度几乎都规定要“政治中立”，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要之，文官制度体现了“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显然，“翻大饼”式的政治运动跟这种现代文官制度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彻底抛弃这种政治挂帅意识形态主宰的集权国家运作方式，中国才有希望真正进入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