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闻观止】环球时报 | 西方滥发“人权奖”已难刺激中国
美国“人权观察”组织近日宣布2012年“赫尔曼·哈米特奖”获奖者名单，一共41人，竟有12名是中国人，并有7人是中国的维、蒙、藏等少数民族，他们几乎都坐过牢或目前正在狱中。看看发奖的组织名称，再看看获奖者都是哪些人，这个奖是用来干什么的，大概不说中国人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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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中国人眼中的西藏
许多工作在西藏的中国人自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进步传道者，拒斥把他们看成文化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西方观点。事实上，他们两者都是。 By Peter Hessler 作者：何伟 对西藏的政治观点很容易立场分明，就像在西藏山峰上伸展的碧蓝的天空。按西方观点，“西藏问题”的答案：西藏不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在1951年被强行吞并之前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人是残酷的占领者，想要摧毁西藏的传统文化。西藏的传统精神领袖DLLM1959年逃亡印度，他应该被允许回到西藏，恢复统治，独立或者至少文化自治。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眼中只有一种答案：自由的西藏。 对住在西藏的汉人，也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但与西方的大相径庭。他们服务于中国所说的“解放后的西藏”。梅志远（音译）是一名汉人，1997年作为“援藏志愿者”被中国政府派往西藏一所中学当老师。他的室友扎西作为一名大学生则被派往相反地方向，去四川接受教师培训。两人都是24岁，是好朋友，并且都住在英雄路附近——这条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50年代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的汉族人与西藏人。梅志远就是这么看待西藏的，一个受惠于中国支持的安宁祥和的地方。当我问他为何志愿来这里工作，他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西藏是一个需要技术人才的欠发达地区。” 我去西藏就是为了发掘这种视角，希望能够通过中国人的视角来了解西藏。来西藏之前，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四川一所很小的大学当志愿者英文老师，这让我对见到像梅志远这样的志愿者教师特别感兴趣。我也和其他一些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来碰碰运气的企业家谈过，在我呆在拉萨河其他一些有大量汉族定居者的地方时，有四周时间我一直关注着这些。 在构成西藏问题的各种因素中，一个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是：DLLM攻击汉族移民是对西藏文化的最大威胁。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在涉及相关统计数字的时候十分明显。按照北京的说法，汉族仅构成西藏自治区人口的3%，而一些西藏流亡者则声称实际数字超过5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藏人把汉族影响看成试图毁灭他们文化的又一次尝试。中国人则像邓小平1987年所说的那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译者注：邓选第三卷《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 不管中国官方看法的准确性如何，许多政府派遣的藏区汉族职工明确地把自己看成服务者。他们也许是西藏问题在最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同时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他们为什么来到西藏？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地方，怎么改变这个地方，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一个22岁的英语老师高明（音译）告诉我，“一方面我知道我应该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去一些艰苦的地方。这些是中国最需要帮助的部分。如果我可以去新疆，我也会去，但我知道西藏也是需要教师的地方。这就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西藏是个靠近大自然的地方，没有污染，也没什么人，大部分地区保持自然原貌。所以我想来看看。” 另一名24岁的物理老师石明志（音译）说：“首先，我得说我和你来这里旅游的理由一样——这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此外我还想要帮助建设这个国家。你知道这个地区的所有志愿者都是党员。一个党员应该自觉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你可以说我们所有人来这里都有爱国的理由——也许这还是最大的理由。但我来这儿还因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工资也比内地高。” 和这些年轻人交谈在很多方面很像在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充满理想的志愿者交谈。除了在西藏工作的经济奖励，动机往往都很相同——冒险的感觉，对新鲜事物的渴望，献身于服务。 政府也特别宣传强调这种服务的精神，通过像孔繁森这样的人物，一个从中国东部来的干部在西藏工作，当他在一场交通意外中死亡后作为烈士而被中国人熟知。当汉族工人在这一被中国人认为急需他们的能力的地区服务时，他们被要求学习这种孔和其他干部的“老西藏精神”。 他们任务的核心概念就是艰苦。当中国人描述西藏的情况的时候，我不断听到这个词，而生活对于援助西藏的志愿者来说格外艰苦，他们承诺将在这里服务八年。大部分政府派来的汉族工人属于干部援藏的类别——老师，医生，管理者等等，他们要在这儿服务两到三年。 从较低级别的大学毕业后，梅致远没有享受干部援藏的资格，结果他不得不承诺将在此服务八年。在他认为这会对他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个奉献精神显得特别令人感动。 很多中国人相信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肺部会遭受显著的损伤，很多工人告诉我这是在西藏生活最大的缺点。 石明志说：“这对身体不好。生活在这么高的地方，你的肺会扩张，这最终会影响你的心脏，缩短你的寿命。”在我逗留西藏的期间，我听到过很多这个理论的各种变种（有次一个热心的年轻老师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这么说），基本是都涉及到有肺部扩张增加心脏压力。没有医学证据支持这个信条；事实上，在一个像中国这样严重污染，四个死者就有一个是因为肺部疾病的国家，西藏高海拔的清洁空气可能会有益于健康。但这个观念增加了牺牲感。政府的薪资结构也鼓励了这种看法，工资与海拔有关，越高的地方工资越高。 梅志远大约一个月能挣1000元（120美元），这是当地干部教师的一半。即便如此，他的工资也比他在四川下乡能挣到的工资的两三倍。他能将一半收入寄回家给在家务农的父母。按中国标准这算是不小的一笔钱了，但要说它足够能激发一个年轻人愿意缩短自己的寿命恐怕不够。工作不满八年就离开，可能会招致高达两万元的罚金——2400美元，这大概是两年的工资，或者对一个像梅志远这样的农民家庭，20吨大米。 统一祖国的梦想 按照中国立场，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当然过分简化，不够准确，但西藏的历史如此混乱，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中国人可以忽略某些阶段而强调其他阶段，他们可以援引1792年清朝皇帝派遣中国军队帮助藏人赶走入侵的尼泊尔人，或者解释说从1728年到1912年帝国管理者，清朝驻藏大臣一直驻扎拉萨。事实上驻藏大臣的权威稳定的随时间衰退，西藏在1913到1951年享受到了事实上的独立。一个不怀偏见的仲裁者会发现西藏人要求独立的论据比中国历史论证更有说服力——但是，也许同时也会发现中国人基于历史对西藏的宣称比合众国对美国西部的宣称更有力。 最重要的是，中国想要西藏的理由随着时代也有巨大的变化。对清朝来说，西藏作为缓冲缓冲国十分重要；驻藏大臣和军队被派往那里确保该地区安定，但他们相对很少作出行政改变，也没有作出努力迫使藏人采用汉语或中国风俗。按照清朝的观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有所不同，寺院和DLLM被允许保持在绝大多数内部事务上的权威。 在二十世纪早期，当清朝轰然倒塌，中国奋力斗争试图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时，西藏因为新的民族主义理由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包括孙逸仙，相信中国对西藏的历史权利被西方列强所侵犯，尤其是英国，它在1904年入侵西藏，迫使十三世大和尚喇嘛和它建立关系。当西藏一步步脱离中国的控制，一股稳定的民族主义辞藻的洪流将这种损失放进了一副熟悉的图景——外国列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对中国的施加的耻辱，就像香港落入英国，满洲和煽动落入日本，台湾落入美国（通过扶持国民党）之手一样。当mzd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西藏被列入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对曾经强盛的祖国的重新统一。 因此在共产中国的从帝国主义影响下独立自由的自我观点来看，西藏从缓冲国变成了核心的一环。Orville Schell，一位长期的中国观察家，评论说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持此观点。“没有比这更敏感的话题了，”他说，“可能除了台湾之外，因为它诞生于统一祖国的梦想——历史的说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领袖共同拥有的梦想。这个话题涉及主权，中国领土的统一，尤其是牵涉到掠夺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西方。” 讽刺的是，中国就像一个受到虐待的儿童，长大之后却对自己的下一代重演了自己的遭遇，对西藏犯下了类似的罪过：打倒寺庙，暴力重新分配土地，WG的蓄意伤害，以及持续到今天的对学术和宗教自由的限制。就像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一样，大部分破坏都以责任的名义来实施。当中国人说起1951年之前的西藏，他们强调该地区封建神权统治的缺点：寿命预期36岁，95%藏人是文盲，95%的人是寺庙和贵族所有的世袭农奴和奴隶。他们有种感觉：西藏人在一个糟糕的制度下受苦，中国人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解放他们。在游历西藏之前，我向我的中国朋友问起这个地方，大部分人的反应都类似于赛兴浩（音译），他是一名48岁的摄影师，他说：”那是个奴隶社会，你知道的，非常残酷——他们会砍掉奴隶和敌人的头。我看过电影。如果你是个奴隶，所有的一切都得听主人的。所以，解放后奴隶主们当然反对改变了。“这有点像你在你的美国历史课本上看到，华盛顿解放黑奴，然后黑人支持他，富人不支持。历史总是这样——拿破仑推翻路易国王，所有的领主反对拿破仑因为他支持穷人，总是这样。 我的朋友不是高学历，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有同样的态度。江主席1997年访问美国就做过类似的评论（虽然他正确的把林肯作为伟大解放者）。西藏文盲率和寿命预期的统计是准确的。虽然中国人对封建制的弊端有所夸张，20世纪中期的西藏急需改革——但西藏人自然更青睐自己实施改革。 中国对西藏责任的另一面是快速现代化西藏的意识，并将之置于文化考虑之上。对西方人来说这特别难以理解。正因为西藏不够现代化，所以才那么的吸引我们，因为西藏文化的独特性和反物质主义特征，才使西藏成为大家都向往的地方。就像Orville Schell所说的：“西方想象中的灵性启蒙的梦幻之乡——人们不要别克，只要善业。” 但对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人来说，别克看起来棒极了。我来中国当老师的第一年就在写作班上注意到这点。我们讨论了美国的西部扩张，我向学生提出一个十九世纪晚期的问题：平原印第安人受到白人定居者的压力，他们的文化处于危险之中。 我要求我的班级想象自己是要提出解决方案的美国公民，差不多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这样：“世界正在发展变动。我们应该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于在平原各处居住，搬来搬去，没有固定的家，但这对现代生活很不方便……我们要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我们必须让印第安人适应现代生活并跟上整个社会。只要这样才能增强国家。” 所有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是脱离赤贫的第一代。我当成自由和文化的东西，他们只当时悲惨与愚昧。第二年我在另一个班级重复了这一课，询问中国是否有类似于平原印第安人的情况，所有人都说西藏人有点类似。我问起中国对西藏的义务。学生们的回答显示出他们从美国历史学到的超出了我想要教的。一个学生回应道：“首先，我会用我的友谊去帮助他们。但如果他们拒绝友谊，我会用战争去帮助他们发展，就像美国人对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 援助的双重性 略过中国的动机不谈，也略过它在西藏的失败，发展这一地区的的干劲代价高昂。按北京的统计，自1950年代以来，有超过20万的汉族职工服务于西藏。对西藏的税收也几乎不存在。藏族农民不像内地的，他们免缴土地税，还有优惠税率鼓励商业。可以借到低息贷款，去尼泊尔做进口生意也免税。尽管本地收入不多，但政府投资稳步发展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从1952年到1994年，中央政府在该地区投资了42亿美元，而在1994年的时候，中央又在该地区启动了62个大型的基建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将会超过4亿8千万美元。据估计超过90%的西藏政府收入来自该地区以外。 这些人力和财政的投入让西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很少外人认识到这一点。外国报道总是说起对西藏资源的剥削，好像这是典型的殖民化，这完全是误导性的。虽然北京确实尽力开发西藏的木材和矿藏，但中国也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巨量的资金。如果让西藏自给自足，这些可不会来得这么快。 西藏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中国人不想看到它处于外国权力的影响之下，比如印度。但即使这也不值得投入这么多。1996年中国在西藏花了6亿美元。一个研究这一地区的外国观察家公正的看到这一点：“同一年，美国对非援助总共也只投入了8亿美元。那可是整个非洲——我们说的可是几亿人。西藏总共也就250万。所以，如果他们独立了，谁会给他们这么多钱？” “除非你是一个彻底的卢德派（译者注：19世纪反对机器工业的英国团体），”Orville Schell说，“并且不相信道路，电话，医院还有类似的东西，那我想你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西藏需要中国。但那一点也不能抵消中国对待西藏那令人震惊的粗暴。” 中国援助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两面性，教育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我遇到了许多年轻的汉族教师，比如梅志远，为献身服务的热情所感染：他们都是有良知，受过很好训练的老师，工作在确实需要他们的地方。有一个志愿者在一所学校教英语，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如此的匮乏，以至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英语学习推迟到来年，因为只有到那时一些志愿者者教师才会到来。我访问过一个地区，那里的230明中学老师里，有六十个是汉人，许多藏族老师也都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在内地受训的。考虑到西藏的公共教育体系是中国政府从零开始建立的，像这样和内地的联系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到达这里之前，1951年，西藏没有一所公立学校，而现在却有超过四千所。 同样的我看到的学校的设备也都让人印象深刻，学生收费也相当低。在一个小镇我游览了三所当地的中学，两所是新建的，校园看上去也比我在中国看惯了的好多了。 第三所学校里有着巨大的建筑起重机，上面还飘扬着经幡。内地投资了72万美元来帮助返修这所学校。不像大多数中国学校的学生，当地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不用交学费，甚至连高中生也只交70美元一学期，包括住宿，中国大多数高中学费都不少的。所有能鼓励学生留在学校的举措都实行了：父母只有一人工作的学生的学费伙食费减免一半，来自遥远牧区的学生来往的交通经常都是免费的。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这样的政策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方。实质上，西藏的学校资金比内地学校充裕。这样的资金也确实急需：西藏成年人的文盲率仍有52%，只有78%的儿童开始上小学，其中只有35%继续上中学。 但是一定要把中国的援助放在学校教学内容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对西藏人这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 （译者注：今天百度看到新闻说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2%） 一天早晨我拜访了一所小学，校园宽敞漂亮，新的建筑，操场向西延伸到了14000英尺高山峰的山脚下。。学校的900名学生大都是藏人。我在中央的一块黑板前驻足，通知是用汉语写的。 黑板上详细登载了内地某省政府的487800元投资，还有一名五世纪中国数学家祖冲之的生平简历。旁边有一则通知高速学生“牢记远大目标”，劝导他们去为中国GNP从1980年水平翻番而工作，还提醒了到2050年中国需要达到的GNP，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些目标旁边，还有一段很长的政治文章，我读了一部分： 我们必须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 对小学生来说这可是真有点够呛（说实在的，要是我是中国的宣传人员，要鼓励藏族儿童反对帝国主义一定会三思而行的），这说明了中国学校气氛政治化有多重。不管近来中国的经济怎样变迁，教育系统还是紧紧的和过去连在一起。这种保守主义感染了教育的每个方面，从语言开始。我访问的学校里两所汉藏兼用，班级按民族划分，而如此划分的原因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汉族老师抱怨说连许多高年级的藏族学生都不懂汉语。这种划分也带来了不同的课程安排——例如，藏族学生每天有藏语课，汉族学生那段时间就可以多上点英语课。对汉人来说，这看起来相当公平，特别是在藏族学生可以和汉族学生一起上课以后。 但藏人觉得有点过于重视汉语了，尤其高年级，这威胁到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汉族老师教的所有课程都用汉语或英语，大部分初高中藏族老师也都被认为要用普通话（虽然有人跟我说他们常用藏语，要不然学生听不懂） 在任何时候，重要的资格考试都强调了汉语，这反映了语言栏流畅对成功至关重要，尤其是去政府部门工作。另一方面，更基本的问题是藏族学生难以承受。一个汉族老师跟我说，他的学生主要来自牧区，他们的家庭住在帐篷里，而上学期间他们每天要上藏语、汉语、英语课程，三种语言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政治和宗教问题是最重要的。在拉萨我碰到一个21岁的西藏大学的学生，他被学校的反宗教立场所激怒，这种立场在西藏的学校很常见。“他们跟我说我们不能信教，”他说，“因为我们要去建设社会主义，你不能既信社会主义又信宗教。但是大多数学生当然还是信教——我得说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很虔诚。”他的一个同学是党员，抱怨历史课，“我们学的历史全都是汉人那套，”他说，“大部分我都不信。”这些学生都坚决反对把优秀的藏族初高中学生送去内地学习，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抗衡中国的西藏观。 这些抱怨反映出近年教育改革的一些结果，大部分改革措施开始于1994年，很典型的代表了中国援助的好坏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扫盲运动的力度，另一方面又决心更仔细的控制教育的政治内容，希望能让自治区保持安定。这取得了一些成功：我碰到许多受过教育的藏人更认同中国。梅志远的室友扎西对既是藏人又是中国人显得完全不在意：他在四川上过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很感激政府的支持。当我问他西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到语言——以和很多藏人不同的方式。“太多学生不会说汉语，”他说，“如果不会说汉语，那就找不到好工作。他们得更努力点了。” 大部分藏人对中国援助不太会照单全收，但很清楚他们在政治上同时被几股力量所左右，我同年轻受教育的藏人的对话完全让人头晕目眩。 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有点奇特（“你觉得哪边会赢，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到十分古怪（“听说在美国你们去兄弟姐妹家吃饭还要掏钱，真的吗？”），周围环境经常都一样混乱。有个星期一早上，我在一所中学参观了一场升旗仪式，老师学生都排队聆听国歌，之后齐声宣誓忠于共产党，热爱祖国，为努力工作学习而献身。西藏的高山矗立一旁。这看上去真有点超现实——当学校的政治顾问，一个一口白牙，三十出头的藏人，走过来问我来自哪里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告诉他之后，他说，“我们西藏已经受到你们西方的很多影响——像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电影，诸如此类。我觉得西方来的东西也有好有坏。比如性方面的。在美国，要是你结婚了又要想另一个情人，你们怎么办？离婚。也不管对老婆孩子有什么影响。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信教，不太喜欢这种想法。” 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评论，无疑教育系统包括了不少反美宣传。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人几乎算得上是帮了这些藏人。没有什么比和低教育水平的藏人谈话更让我沮丧的了，他们坚信美国的支持。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在中国进行去年的国事访问，他们相信克林顿总统是专门要来拯救西藏的。考虑到中国对西藏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反应，毫不奇怪没什么能比DLLM和其他流亡领袖寻求并赢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支持的景象更能让中国人愤怒和固执的了。但考虑到美国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土著居民的，藏人对美国的信任实在是过于天真了。而且历史上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就是伪善而适得其反的。例如，CIA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和DLLM基本上和平合作（虽然不太牢靠）的关键时候训练并武装藏族游击队。当藏人和谐，和平结束，这些游击队显然有份参与，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镇压和大和尚逃亡印度。 美国也同样代表了现代。在中国的政治日程之上更复杂的问题是，长期孤立的西藏社会一定要认真的面对现代世界。一个大学生说：“我们藏人挣得钱越多，生活标准越高，忘掉自己的文化也越多。有没有中国人，我觉得都会这样的。” 边塞上的四川人 1980年之后的短短一段日子里，也许是（改进）汉藏关系的最有希望的一段时间了。那是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到西藏实地考察后对政府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给出了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投入资金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但同时汉族要对藏文化更加尊重。干部们需要学习藏语；政府工作部门应使用藏语；宗教应该更加自由。 毫无疑问这些尊重是很需要的，尤其是藏语。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政府派去的汉族人学习藏语的——即使是要在那里待上8年的志愿者们。在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萨的新华书店里，我找不到供中国学生学习藏语的教材——倒是有些供外国学生学习藏语的。 1980的部分改革得到了执行，但是1987年拉萨的一连串骚乱令改革缩水了。对北京的强硬派们来说，骚乱意味着过分的自由是有害的。1987年胡的下台有部分原因是他对西藏问题的建议。 到了1989年春，西藏实行了军事管制。中国人的结论是对藏文化和宗教过分的宽松等同于加剧动荡。双管齐下的方案迅速被一份为二：北京只发展当地经济，希望生活的改善，西藏与内地经济联系的紧密能化解紧张的政治形势。1990年之后大量的投资加速了这一政策的推行。 但是发展总是以文化的消减为代价的。藏族传统的那部分被遗忘在兴建千人一面，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汉族和回族（一个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移民前来西藏。 这些外来者控制了西藏的经济——事实上，是他们搭造了经济大厦，同时也招致了藏族人的怨恨。我见过许多藏人——他们并不怨恨来自内地的干部，但他们毫无例外的反对这些外来移民工人，尤其是来自邻居四川的大量汉人。常年居住在此的汉人居民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流动人口的现象正在影响整个中国的城市地区——大约有一亿中国人离开家乡寻找工作。在西部和南部，有大来自量四川的流动人口。在我的旅行中我经常听到同样的偏见：四川移民没教养，女人放荡，男人狡猾。最糟糕的是——人们说——是他们不停的迁移过来。 在四川待了两年后，我明白了为什么四川人总是选择离开。这个相当与法国大小的省份拥有1.2亿人口经济很动荡，最近的工厂倒闭造成了多个城市的工人和谐。大部分四川人离开的原因是他们不害怕外面的世界，艰苦的环境已经把他们变得足够的坚韧。而在中国，他们因为吃苦耐劳而著称。他们工作，他们生存下来，而正如这个世界上所有地方那些成功的外来移民一样，他们被（当地人）忌狠。 在西藏，四川人靠自己的奋斗分得了经济增长的大块蛋糕。当我到达拉萨机场时，发现出口外16家饭店中的13家推荐四川菜，一家是西藏菜时，这一点显得更加实至名归。事实上每一个在拉萨的行业都符合这个模式。到处是四川饭店，到处是四川商店。当地人告诉我说八成的拉萨汉人来自四川——这也许并不夸张。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比汉族干部的引进更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而且更难控制。西方总是误认为这些人是被政府送来的——大量的汉族平民部队到达西藏，压倒了西藏文化。 事实上政府极少控制这种形势。“你怎么阻止人口向外地输出？”一个研究西藏很久的美国人问。“你准备用什么机制来防止这情况？国内旅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我们总是反复告诉他们别做限制，因为调查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人权问题了。” 远没达到民族议程的地步，自主的移民们多半完全与政治无关。在拉萨，我常在一家小川菜馆吃饭，老板叫费晓云（音译），31岁，成都人。1996年，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下岗了，因为他们工作的国有天然气工厂破产了。他们每人得到了为期两年的离职补贴，每月30美元。当补贴到期，他们带着积蓄，买了机票到拉萨来。他们把五岁的儿子留给了他的奶奶——这是移民的普遍选择，包括干部也是。部分是害怕住在拉萨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也部分由于西藏学校被认为比内地学校差，而且异地就读的孩子是需要付额外学费的。 费晓云一次也没谈过GNP增长，她对发展祖国没什么兴趣。有一次，我问起朱镕基总理，这位总理的经济改革措施关闭了很多工厂，包括她所在那家工厂，可她居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国家大事啥的我都不懂，”她耸耸肩说。她只是个家徒四壁的穷苦妇人，像其他四川人一样设法来到西藏，不顾一切的讨口饭吃。 但这些移民有其政治影响，因为藏人看着这些外人逐渐发展起一个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经济。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为什么汉族企业家比藏人成功这么多？藏人最通常的反应是存在着规则不平等现象：汉人更容易从政府那里获得关系的支持。而且即使在一个公平的赛场里汉人也有更多的资本，和内地资源更多的联系。移民社群也倾向于支持新来的人。 对四川人来说这尤其正确——一个人来了，紧接着又是一群亲戚，不久之后就是一个大家族控制着一家工厂货一批商店。在大昭寺——西藏最神圣的寺庙——前，一排货摊卖着哈达，一种朝圣者用来祭献的仪式用丝巾。这个工作人们可能会以为都是西藏人在做——就像人们会预期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卖念珠的都是天主教徒。但一个商贩妇女跟我解释说，所有这些摊点都是成都西面三个小城市来的四川人摆的。总共超过200人——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他们完全占据了这个商机。 有一天我和一个藏族朋友一起走过哈达摊时，他摇了摇头。“那帮人知道怎么做生意，”他说，“我们藏人不知道——我们太老实了。什么东西该是五块钱，我们就说五块钱。可四川人就会说十块钱。”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对——汉人在西藏成功的理由和他们在其他地方成功的理由差不多，从东南亚到美国。他们比藏人有更强的商业传统，西藏所有独立的汉族定居者实质上在别的某些地方都失败过，这也给了他们一种奔向成功的单纯冲动。 于是，西藏感觉上就像典型的边疆地区，有着特别的人口构成。不成比例少的汉族儿童，几乎没有小孩来这儿：人们总是怀着将来回去内地的愿望。汉人的绝大多数是男人，包括派去的政府职工。我在西藏见过的汉族女人里有着为数不少的妓女。当地人告诉我一大批都是1994,1995年62个大工程投资之后来的。一个和我聊过的汉族志愿者是一批三十个男的一起来的，有个女的申请一起来单被拒了，因为当局觉得西藏不适合年轻女人。这个年轻人第三次带薪休假回家时勉强找了个老婆。“放假的时候我才能去找女朋友，”他说，“我有六个月。可以找个人，搞定一切，然后再回来。” 有时候这与其说是现实社会，不如说更像杰克伦敦的小说——族裔紧张，粗犷的个人主义，明亮刺眼的阳光，高耸荒凉的山脉。 有一天一些美国朋友和我雇了个司机，一个25岁的四川人，姓魏，精心摆弄着一辆1991年的大众桑塔纳。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在家，想要半年内搭载游客挣够钱买辆新车——虽然他没登记过。我们同意付他36块载我们去当雄，那是拉萨以北五小时的车程。他一路开车——经过一个警察检查站，他用了假证件（他解释说，这样更简单），又碰到一辆藏族司机开的路虎，满载外国乘客。那个司机认出了我们的非法营运的司机，咒骂着叫他自己到当雄自首。“因为我是汉人，”魏冷着脸的说，“当雄的警察都是藏人。”他开得越来越快，远远跑在那辆路虎前头，直到撞上个土包弄漏了燃油管。 车慢慢停下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西面是覆盖着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那个藏族司机赶了上了，瞪了两眼扬长而去。魏剪了一段备用管，补上了漏洞，他把燃料注入了汽化器，这样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他取下燃油管，吸出了一口油，含在嘴里，又把油管塞了回去。然后他走到车前面，把油又吐进化油器。 车启动了。我能感觉到魏正忍着满嘴的汽油味，过了几分钟，他抽了支烟。车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除了魏，他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没爆炸。他盯着车前方横亘在他和36块钱之间的旷野，一直开着车。 这就是一个四川人在西藏的活法。汽油很刺鼻但他还是吃了，他也同样咽下了高海拔、坏天气还有当地人的敌意。这些都不重要。只有他的工作，他挣的钱，他挣到钱后荣归故里的承诺，只有这些才最重要。 没有柱子的房子？ 西藏孕育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但这里确实艰苦，社会问题又让这个艰苦的地方更加艰苦了。在我的西藏之旅就快结束的时候，我在费晓云的餐馆吃了顿饺子。我吃的时候她就在抱怨她的处境。生意不好，生活无聊，一天干15个钟头，在拉萨一个朋友也没有。她想她留在成都的儿子，很可能得等到第二年回家才能见到他。她问我我离家多久了，我说我一直呆在中国两年多了。 “我们都一样，”她说，“咱俩离家都这么远。”我表示赞同。她又问我想不想家人。“当然想，”我说，“不过我下个月回家就能见到他们了。” 这话本不该说的。她的眼神一下子茫然了，泪水充满了眼眶。我们俩独自坐在餐馆里。一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流露感情是很不寻常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静静地吃饺子，她一直哭。下午的阳光惊起了桌子周围密集的拉萨苍蝇。 西藏开始让我感到沮丧，我盼望着离开。奇怪的是，正因为这里不像我听说的那么糟，反而让它几乎显得更糟。无疑这里受益于中国援助，我对碰到的年轻的汉族教师的理想主义与现身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发展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努力计划的都不好。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看到这么多的钱和工作投入到这样一个贫穷的乡下地方，这真让人沮丧。而我常常感觉到不了解西藏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的普通人，被政府以一种他们不理解的方式摆布着。 但是，虽然我确信没有人真正幸福（大部分汉人都不喜欢呆在这儿，大部分藏人当然也不高兴他们在这儿），我却不清楚是谁在幕后操纵着。即使是那些身处西藏的上层社会人士，你或许也会发现他们很无助并且身不由己。大部分是因为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还有钱——是单纯的的经济压力驱使着一个母亲离开她的儿子，来到一个不欢迎她的地方。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拉萨哭。五天前的晚上我在大昭寺前和两个藏人聊天。一个是医生，因为写书警告同胞保护自己的文化进过牢，另一个53岁的中年人称自己是一个普通工人。两人都急切的想和一个美国人交谈。他们都对美国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能力有巨大的信心。这让我也感到悲伤。我想告诉他们有很多人在保险杠上贴FREE TIBET，但这些贴纸旁边的牌照就经常顶着一些已经被遗忘的部落的名字——这些部落都屈服于扩张和现代化的力量，而现在这些扩张和现代化正威胁着西藏。而中国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砸钱——看起来也很美国范儿。我只能闭上嘴，默默倾听。 “看这根柱子，”这名工人说道，他站在寺庙的入口旁边，把手放在红漆的柱子上。“如果一个房子没有柱子支撑，或是支撑柱发生弯曲变形，那会发生什么呢？房子就会倒塌。这里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柱子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政治。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的社会就会崩溃，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我们所有的文化都将不复存在。 天色已黑，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看见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西藏再也没有像这样的政治敏感区了；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的yx都在大昭寺前进行，我知道在这里公开说这些是很不明智的，”他瞥了眼身后继续说道。 “你需要告诉美国人这里的情况，”他说，“你需要告诉他们这里需要哪些改变。”我点了点头并且和他握手，但我意识到自己竟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也不知道美国人民能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帮他们建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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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志：生成逻辑与路径选择：信访困局的政治学分析 进入专题 ： 信访 信访困局 ● 容志 摘 要：围绕当前信访困局的争论很多，但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性把握。 实际上，从“国家—社会”、“中央—地方”两对关系来看，“信访之痛”是信访的功能定位与其能力地位相错位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利益调节失灵、利益结构失衡和利益协调机制缺失的具体表现。可以说，“信访之痛”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 因此，从根本上说，解决问题需要勇于正视利益结构失衡的现实，对利益协调、整合机制进行顶层设计和形态重构，形成制度化的渠道与方式。 关键词：信访困局；生成逻辑；改革路径 一、引言 关于中国信访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多年，但困局依旧，实质性改革亦未见展开。所谓困局，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向伤害”，不仅大量访民的问题无法解决，矛盾积累，而且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疲于奔命，用于“维稳”的人力财力惊人，政府公信力受到伤害，访民和官员各有苦衷，都不满意；二是“进退两难”，强信访则担心打乱现有权力格局，损害司法权威，造成更大的“信访洪峰”，弱信访又害怕矛盾积累而无处发泄，失掉最后的“安全阀”和“减压阀”，似乎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目前，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均意识到这些问题及其后果，但对于困局究竟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走出困境，则分歧较多。“弱化论”认为，信访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因此要给信访部门减压松绑，同时强化司法机关的权力和能力，开辟更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强化论”认为，信访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只有不断加强，不能弱化，而且要强化基层，夯实基础，增强基层就地解决信访问题的能力，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以利于其解决问题。“综合论”则介于两者之间，既要提高信访立法地位和效力，强化信访机构的综合协调职能、独立处理信访问题的职能和监督检查职能，又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群众民主参与。 本文认为，这个话题之所以争论不休，主要是两个基本问题始终没有廓清：第一，信访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信访中的各方（信访者、接访者、决策者）均不满意这样奇怪的结果？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正面回答，则任何“药方”都无异于无的放矢、自说自话。第二，为什么体制内外、政学两界对信访现状均不满意，但制度变迁却如此之难，仅仅是因为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还是另有更深层次原因，如体制性的路径依赖？显然，两个问题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基本问题看似表面而简单，却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抓住了错误的问题，就谈不上真正解决问题。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信访困境的生成逻辑和机理，梳理造成现状以及强大惯性的制度基础，尝试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并对改革的路径选择提出自己的思考。 二、定位：利益协调与官僚控制 要回答信访问题的实质，需要首先回答信访在现实中到底发挥着什么作用，主要承担着什么功能？现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沟通桥梁功能”，即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社情民意，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这一点在《国务院信访条例》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有关研究也表明，从信访制度的建立初衷来看，执政党领袖将来信来访视为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过批转群众来信来访，能够及时纠正下级错误、保护群众权益，克服官僚制弊病。另一种是“权利救济功能”，即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 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主要表现为对法院判决、裁定、决定，行政执法、行政复议、仲裁、党纪政纪处分等处理不服，提出改变或纠正的要求。 这两种表述都不错，但似乎还没有将问题说透。如果简单视信访为沟通桥梁，传递社情民意，则容易将其等同于批评建议、反映问题的渠道，而忽视了大量信访者期冀通过这个方式解决自身利益诉求这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将信访视为意见表达机制，还可以理解；如果希望通过信访实现“民意的上达”，则在行政主导的超大型社会中，一定会引发越级信访洪峰，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依靠中央政府批转信件来管理社会的成功先例。如果视其为权利救济，则容易与具体行政行为带来的权利损害相联系，而现实中大量的利益诉求可能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关，也可能与抽象行政行为有关，还可能更加复杂，与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关联；同时，利益是否受损也是一个问题，很多情况下上访的过程其实是寻求权威仲裁和利益协商的过程，因此这种说法也不全面。 其实，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信访功能已经大大超越了沟通、救济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社会利益协调和解决纠纷机制。目前大量上访者的目的和动机主要是表达切身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并希望通过这个渠道让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回应诉求，给予其满意的答复。虽然这些诉求各异，内容不一，可能是权利救济，也可能不是，但大多数与上访者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社会转型和制度缺失造成的利益失衡有关。清华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表明，近年的信访和“维稳”冲突，以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养老保障等为主，基本属于利益之争。浙江省N市2004~2006年间的信访分类也可以看出，检举揭发类、申诉类、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类的信访案例比较少，占到总量的10%~20%，而80%左右的基本上都属于“求决类”，即对工作、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不满请求政府帮助解决（见表1）。当地信访局2007年度信访情况通报中也表示：“在收入分配、居民住房、社会治安、教育收费、食品药品安全、医疗保障、伤残保障等方面，因各级政府解决得不够好，群众意见较大，信访较多”。这些说明，大多数信访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解决利益问题。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和转型社会中，利益诉求以及诉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不可怕，关键是有没有、以及有什么样的利益表达、协商和整合机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表现为“蜂窝状”态势，一方面“单位制”构建出千千万万个利益组织，既保障其成员的福利，又成为个别利益纠纷的处理者和平台，即所谓的“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另一方面，“蜂窝状”结构中地方和企业实际上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利益分歧的“地方化”和“乡土化”，抑制矛盾集中化和聚集化。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信访工作没有遭遇如此大“洪峰”的客观原因。随着市场经济建立以及单位制的解体，大量“原子态”个人产生，传统的组织化利益协调机制逐渐式微，而新的、权威的协调机制又尚未建立起来，社会个体的利益诉求只有通过信访这个渠道向国家表达并要求予以解决。这些因素共同叠加起来，就可将信访渠道挤爆炸了。换句话说，不论从上访者的期望还是接访者的实际工作来看，当前信访制度都不再是简单的“传声筒”和“中转站”，而成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机制，这也是2005年《信访条例》进一步强化信访权能，将其“做实”的深层次客观原因。因为众多社会问题和矛盾总需要一个出气口和发泄通道，在不开辟其他通道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信访渠道被挤爆炸，就只能将其“扩容”、“加固”和“强化”。由此，我们得到： 推论1：从“国家—社会”关系来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信访制度实际上承担着社会利益协调、纠纷解决的功能，它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利益分化冲突、结构失衡，同时又缺乏其他有效解决平台和机制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建立初衷来看，信访制度本身也内含着强烈的反官僚主义逻辑，即将信访通道视为群众面对官僚主义行为的无奈反抗，因此上级需要通过信访体察民情，纠正下级错误。类似下面的故事经常会被提及，用以说明信访制度存在必要性，例如，在延安时，中央警卫部队修建围墙时把农民的土地强占了，群众给毛泽东同志写信反映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看信后立即指示纠正，侵占的土地立即归还，并要赔礼道歉。又如，延安、延川等地残疾医院的伤病员要集体到延安上访，反映医院的医疗条件差以及对病员关心不够，并要求回南方老家。毛泽东听说后表示自己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后来与伤病员代表共同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建国后，在国家政权建构过程中，政党又将信访与民主建设相联系，视为人民监督政府、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方法和保障。 客观上说，在一个超大型社会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同谋”等原因，上级政府往往无法（或因成本太高）获知基层的全部情况，因此无法对下级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当平行监督和专业监督都不能克服官僚主义时，信访无意中倒成了一种类似“火警”（fire alarm）的机制，能够以被治理者的“反抗”来“暴露”地方治理的问题和事态，上级利用这种机制能大大降低监督和控制下级的成本，并以此倒逼地方政府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换句话说，哪里的信访多，就说明哪里的问题大、哪里的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因此，信访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官僚科层组织自我反官僚化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央政府历来重视信访、不断加强信访考核的原因，也能解释为什么信访工作特别强调“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因为在“反官僚主义”逻辑下，事情往往是基层惹起来的，基层政府也最了解当事人的情况“，不把矛盾上交”成为信访工作的主要原则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推论2：从“中央—地方”关系来看，信访制度又成为上级监督下级、中央监督地方的一种组织机制，信访的数量、程度与地方治理绩效呈反比关系。且在“压力型”体制下，这种监督压力会被逐级传递到最基层，基层成为“信访”压力的最终承担者。 综合这两个推论，我们可以说，当前信访制度承担着力图在基层解决社会利益纠纷和诉求的功能和期望，这种定位是现实社会发展与中央集权式体制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客观上讲，这种制度设计对于维护转型社会的稳定有两个优点：第一，某种程度上能降低社会矛盾化解的成本。 矛盾的初始化解非常重要，如果能在利益纠纷刚发生时就予以解决，或更早一步避免其发生，则个人和体制的成本都将控制在较低的水平；第二，也是一种风险分担机制。通过现有制度安排，可以将社会矛盾和问题分散到遍布全国的各个“蜂窝”组织中，防止矛盾不断积累并向上传递，最终涌向中央政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治体制面对和处理社会问题的风险。这可能是现实中国的群体性抗争越来越多，但社会大局基本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落差：信访困局的生成逻辑 所谓“信访困局”，就意味着现实的信访体制无力承担或全部承担赋予它的功能和期望，无法真正实现在基层解决社会利益纠纷的目标，其使命与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现实落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落差，并引发“上访之痛”呢？可以说，这与信访工作的性质和过程直接相关。信访及有关“维稳”机制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问题解决方式的个案化。从理想和初衷来说，信访应是日常管理、司法裁判的补充机制，相当于管理中的“例外原则”，用以处理常态管理和司法裁决“失效”和“失败”的案例和问题。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个别化、个案式的问题解决方式，而不是制度化、模式性的问题解决方式。具体表现为成立专门班子、专门小组，召集相关部门、单位，针对具体问题和矛盾进行协商处理与解决，甚至由一级政府的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包案”（或“出面”），协调有关部门进行问题化解。这种机制在沟通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息、诉求，或者解决一些“例外问题”时具有一定作用，但它往往不易也不能形成类似“判例”的通则和典则，不具有示范性，其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当事双方的特点、互动和博弈。在利益多元化和分歧多样化面前，信访机制完全被肢解为具体事件的处理者和应对者，从而丧失了推动规则建立、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和能力，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循环和逆向激励：一个问题解决得越成功，面对的问题就越多；一个诉求化解得越圆满，面对的诉求就越多。有时甚至不惜突破规则和制度，用非正常方式和权宜之策求得信访者的“息访”，结果造成更多的信访反弹，成本必然越来越高，工作必然越来越累。运用信访化解矛盾，容易忽视引发利益纷争的深层次原因和体制原因，就事论事、就人论人，以事件处置事件，以个案应对个案，丧失了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的先机和主动。 第二，矛盾化解的非公开化。对于利益分歧和矛盾，人类社会发展出各种化解和解决的途径与方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信访 信访困局
Read More刘茂林 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 ——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刘茂林 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 ——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进入专题 ： 人权 共同体 社会道德困境 ● 刘茂林 秦小建 摘要: 当代中国主流权利观念未能摆脱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所固有的道德局限，加之与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不适，而成为当下社会道德困境的一个助推因素。因此，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这一权利观念，尤为必要。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人与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历史互动中产生的，它承载着共同体伦理。这表明，人权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正常存续。而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又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于共同体义务的基础上。宪法作为共同体存续的根本规则，其核心使命之一在于以宪法义务体系确认那些旨在维系共同体存续、以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则。这些与共同体存续基本规则直接挂钩的义务，即“宪法内在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仅仅是达到共同体生活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也构成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转型期宪法应围绕此，采取妥适路径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关键词: 人权；共同体；宪法内在义务；社会道德困境 在法治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共治是达致社会治理理想图景的不二路径。然而，现代法治作为外在行为规范，因无法触及人们内心的真实意愿，而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内在局限性。尤其晚近以来在严格实证主义法学的主导之下，法治在道德法律化进程中渐行渐远，乃至有了“恶法亦法”式的冰冷说辞。就中国而言，当下主推的法治建设并没有寻找到与德治的契合点，法治与德治似乎处于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而颇为吊诡的是，时下诸如食品安全之类的某些法治难题，就其本质而言，却是道德问题。因而，无论从哪个层面而言，道德问题，始终是横亘于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关口。在堪忧的社会道德状况面前，如果说当代中国仍处于法治的“幼儿期”，法治意识仍需锻炼，法治建设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进，那么，此时谈及“塑造法治的道德根基”这一话题，不仅是重拾“如何传承中国道德传统”这一老话题，更可视为在借鉴西方法治之路时的自我警醒，亦是对在法治“可塑期”内对道德习惯的及时培育和道德淡漠的提前防范。应该承认，既有法治对此并非不予关注，只不过各种关注的方式失之妥当，而渐沦为一种非但无济于事、反而贻害众多的拙劣技艺。[①]宪法作为法治的立基之本，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是关涉中国法治建设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本文拟从“权利—义务”这一宪法与法治的核心范畴出发，从另一维度揭示当代中国道德困境，进而提出应对之策。 一、现代权利观念与社会道德困境 当代中国主流权利观念脱胎于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人权理论。这一理论则肇端于17世纪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大潮。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权为逻辑起点，建构了一套政治国家理论，并成为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教义。他们设想了一种“自然状态”，尽管各自描述的场景大不相同，但在所有“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是天生自由和天生平等的，均享有“天赋人权”。这种人权是人因其为“人”而享有，是不证自明的；既然人权是天赋的，那么必然是不可剥夺的；剥夺了人权，即是违反人性的。身处自然状态中的人因个人理性而自愿放弃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国家因此负有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以此为正当性来源和终极价值所在。法国当代思想家保罗·利科总结到，天赋人权的理念，意味着个人优先于国家而诞生。人权作为人的且仅基于人而固有的权利，而非依赖于作为实在法渊源的某种政治共同体成员所获得的权利。[②] 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所承载的反抗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政治使命以及对于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深刻影响了乃至缔造了西方国家其后数百年的政治传统。其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无限张扬，确实激荡人心。但倘若不加节制，极易误入歧途。美国学者格伦顿在对美国式的权利话语进行考察后，不无忧虑地说道：“（权利话语）导致了对于独立而张扬的形式化的偏好，对于责任的近乎失语，对于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的过度忠诚，通常在无视市民社会中间群体的情况下对个人与国家的关注，毫无愧意的偏斜等。”[③]概言之，没有节制的权利话语已经走得太远，已经将美国人引向更加自私和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社会责任被漠视。而作为自由主义另一阵地的欧洲，在其发展过程同样经历了一场深重的道德危机：在那里，原先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正当性来源的权利话语，在完成推翻封建政权的历史使命后，却转身为资产阶级的“专属”，进而沦为了资产阶级压榨劳工的牟利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劳资关系的对立，由此引发普遍的道德衰败。尽管现代以来西方各国纷纷将权利扩展至处于弱势的劳工阶层，完成了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转型，且在应对道德危机方面取得了高度成就，但在依然流行的“权利”话语笼罩下，仍然深埋着种种道德忧虑。这与自由主义的理论架构及价值追求有着极大的关联，也构成了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内在局限所在。 第一，自由主义有关人的假设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人。在自然状态中，人虽然是自由平等的，但却是孤立存在。缔结契约后，人们虽然组成共同体，但人不过只是让渡了部分权利，仍然是独立的个人。权利就是这种“原子化”个人独立人格的彰显。而共同体及政府的建立，无非就是一种为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意义上的联合。概言之，个体权利优先于社会，个人只需对自己负责。“这样的权利概念，去除了古典权利概念中的义务论内涵，表达的是一个无社会性约束的个体所具有的各种利益诉求，抛弃了古典权利理论中关于人在本性上是一种社会性的观念，而认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促使他们为了权利（利益）而战，而不会自觉地去履行义务。” [④]这一权利观念对个体义务的拒斥，导致共同体成为松散的联合，“对我有用”成为人与人、人与共同体发生联系的唯一说辞。在这种观念下，人在世界上皈依何处似乎无足轻重，共同体价值被漠视。诚如格伦顿教授所言：“在使权利的承诺变为现实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这样的作为中，我们却忽视了我们遗产中的另一半——一个‘共和国’的憧憬，在那里，市民积极地维系一种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而担负责任。”[⑤] 第二，自由主义鼓励个人的自主选择，因而容许在“自由”的框架下多元价值的并存，在对待各种价值冲突时秉承“价值中立”的态度。“价值中立”看似公正无偏，但它“只不过是不持至善论罢了，它将社会上的道德问题留给了社会上各个个人的意志决断来加以发落。”[⑥]这就形成了一个内在矛盾，道德是社会共同体的准则，然而自由主义却将其留待个人决断。这一矛盾的后果显而易见：理性的个人永远是趋利避害的，将道德问题交给个人决断，实际上等于放纵了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导致人与人间的冲突日益频繁。本应作为道德判断主体的共同体及政府，在冲突过程中，与其说“中立”，不如说“回避”。价值间的各种妥协折中交易成为冲突解决的常态，但这一过程却在不断消损着价值，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价值渐渐走向虚无，世间再无“好坏”、“善恶”、“是非”标准，道德整体滑坡。而最终，人们在共同体中也必将无所适从，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活在当下的享乐主义滋生，进而陷入列奥·施特劳斯所言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⑦] 第三，自由主义强调人权是终极价值所在，人永远不能作为手段存在，然而自由主义权利理论中却充斥着各种利益算计，他人在事实上被视为“手段”。权利是个体所享有的，但其正常享有却必须依赖其他个体或共同体的作为或不作为；各种“最大化”的权利主张，均是建立在“义务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因而，自由主义权利理论对于个人权利的最大化追求，“在关键上是依赖一个效果决定论的论点的，这个论点就是：它的权利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由于相应地扩大了义务而增加的负担。”[⑧]这一“效果决定论”即是所谓的“理性”之一，但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在“工具理性”的导引下，价值考虑被排斥其外，利益算计成为人行动的首要准则，他人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作为其利益诉求的“铺路石”的。然而个人的利益算计永远不可能“道德”，在个人看来，个人利益永远是最大化的，即使需要牺牲客观上更大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而且这一谬误获得了“个人主义”的正当性加冕。这正是个人主义在利益衡量时的偏颇所在，以至于个人利益失去集体利益的掣肘而走向极端，最终塑造了自私自利的人。 第四，自由主义对于财产权的高度关注，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联系，鼓励了各种不当竞争。有学者正确指出，权利和权利概念的凸现，在于人类社会由“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型，是对基于市场经济关系的“人的独立性”的反映。[⑨]在此基础上，“无财产即无人格”成为人与物二者关联的真实写照。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人是独立的“原子化”的个人，他们所组成的是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社会的维系依赖于物物交换。因而，唯有“物”才能彰显人格，唯有“物”才能表征个体的社会存在。但是，“现代权利社会中，物上所承载的精神纽带已经消失，物的衡量完全用货币计算，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被瓦解，只剩下货币化的人与物的关系。”[⑩]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断强化了个人的“自我”观念，自我唯有通过不懈奋斗，才能获得个人价值，这虽为维系西方资本主义外在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这不断消解了人的社会责任感，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渐渐失却了人文关怀而愈发空洞。财产权的繁荣，本质上与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特性相一致；然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利益成为永恒的风向标，“利”高于“义”凌驾于个体的自我约束之上，进而上升成为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社会道德被弃之不顾。 由上可见，作为资本主义基本教义的自由主义权利理论自始即含有与社会道德的内在悖反，不加修正，必然会对社会道德困境推波助澜。但是，这一权利观念传至中国，却未经任何话语转换与改造。不过，时值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推行，这一原汁原味的权利观念恰逢其时，遂获得广阔的施展空间；加之十年文革对于人性的禁锢，这一权利观念一经引进，便似乎给人一种振聋发聩之感，而获支持无数。30年来，权利本位论深入人心，与法治建设、改革开放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发展。但不应忽视，其所固有的道德局限以及与中国传统的不适，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在当下改革进入瓶颈期、各种矛盾浮出水面时，不断凸显。 一方面，传统道德在以利益诉求为载体的“权利”观念冲击下开始弥散，各种以个人利益为名的不道德行为层出不穷，而法治主义尚不能为国人提供新的行为规范体系，尚处于探索期的法治也无力约束不道德行为；另一方面，既有权利观念既无助于建构现代道德体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利益至上、责任推诿等道德滑坡行为提供了一套合法性话语。在某些领域，诸如缠讼、缠访之类的“权利爆炸”现象初露端倪，并因法治的应对失策而开始形成示范效应。数千年道德传统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联系开始松散，在不信任的语境中，既有法治模式举足无措，甚至无意间损及道德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加之部分媒体的渲染，进一步摧毁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社会道德基础。转型期中国逐步陷入了道德真空，所谓“道德困境”滋生。可以说，权利观念的勃兴，推动了法治建设，但也深刻影响了社会道德建设。 对于现代权利观念与社会道德困境的关联，美国学者霍尔姆斯与桑斯坦理性指出，即使某些权利在某些领域增加了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把此彻底的普遍化仍然是有问题的。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不负责任的行为）是由于对权利的一种糟糕理解，一旦权利被糟糕理解，权利就会鼓励不负责任的行为。[11]应该说，在中国的场景下，社会道德困境源自于诸种因素的共力，但不可否认，正是对于权利的一种错误理解，助长了那些漠视道德的行为，而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横行的当下，权利绝对、责任失语已然与社会道德困境浑然一体。此情此景之下，理性认识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权利观念之于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境况的负面影响，进而对此进行必要的修正，是当代中国法治与道德建设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二、重新理解人权：人与共同体的维度 中国具有数千年的集体主义传统，即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熟人社会的特质依然得以部分存留，而在改革过程出现的利益至上、道德滑坡等现象的警醒下，不假思索地将与社会道德有内在悖反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引进，并试图以此塑造中国宪法权利的话语模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而，重新理解人权，使之契合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显得极为必要。 纵观西方启蒙思想家有关人权的论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人权 共同体 社会道德困境
Read More丁文：中国癌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39 次 更新时间： 2012-12-17 15:30:18 丁文：中国癌 进入专题 ： 麻将 ● 丁文 按语：国人的麻将赌博风愈演愈烈已是不争的事实，国人沉溺麻将而不读书不看报文明素质下降亦是不争的事实。丁文先生称麻将赌博风为“中国癌”贴切不过。本文客观公正地评说麻将，幽默而深刻，鞭辟入里，触目惊心。读此文振聋发聩，庶几有救赎之功。但愿有所启迪，则斯民幸甚！天下幸甚！ 中国人是勤劳的民族，又何尝不是贪玩的民族，麻将的发明就是证据。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我国民自此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看看那时节拍下的国人的生活照，真是不堪入目！啥模样？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身后拖着一条难看的“猪尾巴”，神态猥琐，与进入镜头的西装革履的西洋人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今之国人看了自惭形秽也顿生疑窦：这难道这是我们的先辈？太不长精神了！如此痛苦麻木狼狈之态实在不好意思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就是那个模样。往古的汉唐雄风已成遥远的历史记忆，文明古国的风采与当时的情景构成绝妙的讽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反抗、不发奋、不崛起？为什么？！为什么？！ 无数民族精英分子上下求索，答案是该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去寻找。我们民族的偶像孔老夫子不是提倡“乐感文化”吗？相对于西方人的“罪感文化”中国人最善于忍辱负重、苦中作乐，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是中国人面临灾难困苦时的心灵写照。洋大人吃透了中国人的特点，“好心的”的英国人不忍见其痛苦，给我们送来了鸦片，让国人在吞云吐雾中获得片刻的安乐，以纾解痛苦，何况还有我们自己发明的麻将，足可在吞云吐雾的梦幻和吆五喝六的麻木中消磨一生的时光。 麻将真是个好东西！小小一副麻将，浓缩了人生百味，映照了世俗生活的无限风光。它伴随国人走完了中国封建社会整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衰落时期，见证了近百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悲惨岁月。1966年被迫与广大麻友暂时揖别，然后共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1976年后总算迎来了大地回暖，麻将也叨光焕发了青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继卡拉ok热、交谊舞热之后掀起了麻将热，热遍赤县神州，处处作方城之战，极短时间里麻将以空前的速度传染扩散，极短时间里麻将馆鳞次栉比，极短时间里麻友遍天下。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不是正在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奔向小康社会么？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实际行动？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合理选择？ 然而中国的玩友太多了，被麻将“麻”倒的人太多了，你无法改变相沿成习的社会风气。何况身在庐山，观察角度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不识庐山真面目。麻将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想禁绝麻将将其一棒子打死，还真做不到呢！因为麻友的队伍太庞大了，太有实力了，简直是可以和美利坚合众国一决高下的巨无霸，所以说撼泰山易撼麻友集团难。麻将不仅武功盖世、气冲斗牛，而且他们的理论研究太深入了，流派众多，颠扑不破，并占据了理论和道德的高地，反对麻将会犯众怒。列举几条，例如—— “学人”说麻将是国粹。他们追溯麻将发明的历史，证明其来龙去脉非同凡响，竟与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有密切的关系。麻将学问家言之凿凿，说麻将诞生于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中，根深叶茂，所以能风靡中国大地，600年生生不息，甚至认为它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对它的定位是“历史悠久的既有娱乐性，又有逻辑性和文化性的一项充满群众智慧的活动”，诸红楼梦》，三是麻将牌。他的遗产不仅有一部《毛选》，还有两副麻将牌。 打麻将曾经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工作之余，他常常以打麻将来消遣。在延安时期，他经常和叶剑英及他的政治秘书师哲等人一起打麻将。他认为打麻将多名人对它推崇备至、珍爱有加。伟人毛泽东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中存在哲学，可以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也存在辩证法。毛泽东还曾巧妙地借助麻将的术语做统战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斐，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代表国民党到北平同共产党人谈判。和谈失败后，刘斐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是留北平呢？还是回南京？一次宴会上，他和毛泽东谈话时，以麻将为题，试探着问道：“打麻将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毛泽东想了想，笑着答道：“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刘斐豁然领悟：“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就这样，毛泽东的一席话终于使刘斐下决心留在了北京。毛泽东终归是伟人，他是天才的领袖，不可与一般麻将客相提并论，“码长城”并没有耽误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小日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趣称麻将为“四人功课”。梁实秋亦非庸碌之辈可比，“码长城”并没有耽误他爬格子、当作家；“五四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先生曾戏称：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朴，中国的国戏自然是麻将了。诸如傅斯年、梁实秋、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力在增长，麻将的地位也在同步提升，不少要人力挺麻将，甚至有人主办“雀圣争霸赛”，建麻将博物馆，理直气壮地说“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举办活动的宗旨堂而皇之，曰“提升‘国粹’的文化内涵”。甚至有人说中国文化就是麻将文化的标准体现，会玩麻将就等于你了解了中国文化的80%。照此说来麻将高手应当授予“终身教授”头衔，评个“博士” 、“院士”也不为过，特精麻将者则应尊为“国学大师”，与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钟书之辈平起平坐。为了公平公正，国人似乎应当打报告建议瑞典诺贝尔委员会设立“诺贝尔娱乐奖”，并将此奖第一个授予发明麻将的中国人。就因为那些名人要人的力挺，麻将俨然成了堪与四书五经媲美的一门大学问，似乎在国外大办“孔子学院”的同时应当广设“麻将馆”，以弘扬国粹。如此等等，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惊诧莫名。 “玩友”说麻将是休闲。有“麻友”坦诚地说：“我打麻将就是因为太无聊，精神空虚。打麻将可以打发时间，挺好的。”还有“麻友”说的更直接： “不打麻将，我们还能干什么？”看来中国人的空闲时间太多了，不打麻将中国人将惶惶不可终日。所谓“麻将进入千家万户，家自为战，人人参赌”。某些乡村的农民是“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赌钱”。当然，这些民谣是极而言之，虽有些夸张，但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况，中国人“勤劳”的赞许遭到了有识之士的质疑也就毫不奇怪。应当承认，打麻将的确是一种颇有情趣的休闲方式。现在生活节奏快，工作紧张压力大，打打麻将放松放松未尝不可。那些下岗的市民、在家的老人，他们就靠打小麻将来打发时间，借此休闲、愉悦身心是是合乎情理的，不能横加指责。何况中国人一贯喜欢休闲技巧性的游戏，如作家林语堂所说的，中国人不喜欢在力度上下功夫，但喜欢在精巧上做文章，以至于下巴都是圆圆的，没有外国人那样的尖下巴。——为了确保中国人有个圆圆的下巴，看来麻将还得代代传承，理应欢呼“麻将万岁！”鲁迅先生也有类似的调侃，他说我们中国人发明火药用来供祖辈做寿用却不知道用来制造枪炮，外国人的大炮攻进来了，我们还坐在桌上打麻将，泰然自若。你或许领略过打麻将的精彩场面，人头攒动，掷子有声，气定神闲，聚精会神，纵然此刻发生了10级地震，抑或是强敌入侵打到了家门口，麻友们还是那般浑然不觉，牌事重如泰山！这或许由于麻将接受了中国禅宗的濡染，带几分禅意，帮助中国人练就了淡定的功夫。 “赌友”说麻将是钞票。麻将何时成为了赌博的工具，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自从麻将与赌博联系在一起，麻将便生病了，不再具有一副纯洁的面孔，不再是健康的休闲方式，而是充满了阴毒、奸诈、腐败和污秽。某些赌徒麻将桌上大摆谱，一掷千金不在乎。甚至押了住房押妻子，最后搭上手指头。麻将具有让人毛骨悚然的邪恶的力量，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人的命运：或金钱铺地、金玉满堂；或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麻将会演绎“芝麻开门”的神话，不离开三尺方桌，获得你想获得的金钱、粮食、房屋、土地、美女，也可能片刻失去你所拥有的一切。麻将赌博不知毁了多少和谐的家庭，不知断送了多少人的锦绣前程，不致将多少人送上了不归路。麻将导演的人间悲剧成为中国戏剧的绝佳素材。我国戏曲中不乏赌博的故事，例如，河南坠子《李堂卖妻》，余华的小说《活着》及同名电影，香港拍的雀神系列最有影响的如《赌圣》、《赌神》、《赌王》、《赌侠》、《赌霸》等之类。古往今来麻将赌博确实是败家乱德的根源，但无论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抑或是严刑峻法的禁绝，都无法将麻将从人们生活领域中删除，或则源远流长、流恶难尽，或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本原因在于国人好赌成性，又加之影视节目的推波助澜，所以此风愈演愈烈，时至今日竟然是全国山河一片“麻”。网上一篇文章调侃道：“上到中央领导官僚阶层，下到普通百姓；从腰缠万贯的富豪，到囊中羞涩的工人农民；从鹤发鸡皮的老叟老妪，到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从满腹经纶的骚人墨客，到胸无点墨的市井之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麻将。在麻将面前，中国人民变得那么规矩，那么精神，那么生机勃勃，那么废寝忘食，那么孜孜不倦，那么任劳任怨。……我们要以麻将为中心使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中国人民平等起来、团结起来！”社会上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喝酒。”东邻日本乐见中国人打麻将，据说为了解决中国麻将爱好者理牌之苦，精明的日本人发明了自动麻将机，鉴于日本“麻风”衰退，于是瞄准了中国市场，果然大受欢迎。 “病友”说麻将是魔法。2011年12月12日浙江在线发表了作者陆雯的一篇报道，言说麻将有奇迹：44岁的江西女子淦雪梅遭遇车祸，大脑中枢神经严重受损，抢救了20多天，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因为淦平时喜欢打麻将，在医生的建议下，家人每天坚持对淦雪梅喊：雪梅，起床打麻将哦，三缺一，你快来呀。家人不在时，就给她听录音。听了20多天，淦雪梅醒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一个久病卧床的老太太，只要叫她起床打麻将，竟然她能一头拾起身来，象健康人一样坐在麻将桌旁，兴致勃勃地喊叫“碰”、“三筒”、“自摸”……。麻将竟然有这样的魔力！？一位患者自诉因无聊而总爱想东想西，由于想东想西而至睡不着觉，医生附耳说了治病秘诀，道出三个字曰：打、麻、将。那处方自然是“麻将一付，常作方城之战”。一位麻友言之凿凿地说：医学研究发现，老年人多打麻将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遗憾的是未能发明“麻将健身术”，也无人倡导建立“麻将医院”，而且更多的例子说明麻将不是魔法，个案也不足以说明麻将有什么医疗功能。相反的，长期打麻将的人颈椎、眼睛、胃、膀胱、气管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人因此患上“麻将病”，说打麻将有助身体健康实在不能苟同。 “色友”说麻将是美色。一些麻友打麻将动邪念，挖空心思地注入色情内容，希图过一把好色的瘾。有花边新闻说，某地麻友把“二筒”叫“二奶”，把白板叫“屁股”，把八筒叫“猪奶”，把一条叫“鸡婆”（妓女）等等。麻友们还即兴创作以麻将为题材的黄色段子。2005年3月6日纽约一个画展展出了画作《2008北京》，其实画的是四个女人打麻将，一时看不明白内里隐藏得很深的含义。画家是刘溢，一个去了加拿大的中国人。他的选材引来诸多非议，如有人形容的那样：这幅油画“在西方社会以及网络世界引发的口水已经比画家所用的颜料多出千倍”。更有出格的事是竟然出现人体麻将，广东顺德首届“长鹿杯”麻将大赛在长鹿举行，136名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充当麻将牌，４名麻将顶尖高手坐在高台上挥旗鏖战，一立方米的大骰子，400平方米的草地麻将桌，多名全副武装的美女挥着红旗随着４名高手的战术调兵遣将。个中自然少不了蛾眉放电、脱衣甩胯、春光乍泄以吸引看客的眼球。不过主办方底气十足，坚称人体麻将大赛完全是以娱乐为目的，以弘扬健康文明的麻将文化为宗旨，正计划将此项目申报吉尼斯纪录。真够荒唐！ “僚友”说麻将是和谐。国家公务员打麻将很普遍，而且多是同僚聚赌。同朝为官为宦嘛，联络感情是很必要的。想升迁送钞票有行贿之嫌，麻将桌上有意输两把，让上司得实惠，不显山不露水，高明！高明！民谣云：“搓麻又有新创意，送烟送酒品位低。赌注大小看收效，心照不宣好默契。”僚友们是公家人，搓麻将心里有障碍，毕竟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事，即使某位公安官官相卫不抓赌，心里也难免忐忑不安。聪明的僚友兼麻友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开放麻将的理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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