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 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 人民网慕尼黑2月4日电 2月4日，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进入第二天。“美国、欧洲和亚洲崛起”的主题讨论受到各方关注。面对与会各方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疑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重申，“不要低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现在不会，将来更不会谋求地区势力范围，相反将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亚洲是开放包容的亚洲 张志军和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法国前外长巴尼耶共同参与了讨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担任主持。 美欧如何应对崛起的亚洲？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主席伊申格尔会前说，全球战略重心正越来越转向亚太地区，欧洲必须审视自身对亚太的战略，并且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越来越多地包含来自亚洲的声音。伊申格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更进一步明确表示，欧洲可以成为帮助亚洲实现稳定的政治伙伴。欧洲需要一项积极主动的亚洲政策，“以防止美国的亚洲政策过分专注于军事威慑，而忘记了要将中国定义为未来政治和经济上的伙伴。” 张志军首先发言。他指出，东西方的发展不是“零和关系”，亚洲崛起是国际力量更均衡发展的标志。亚洲始终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中国欢迎美国、欧洲和其他域外力量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域外国家应充分尊重亚洲人民的意愿，顺应亚洲的发展潮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是亚洲人民的共同心愿。人为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制造紧张氛围，强化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有悖潮流也不得人心。 张志军强调，中国寓自身发展于亚洲整体发展之中，不追求一枝独秀、一家独大。中国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也无力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地区秩序。中国将继续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办好13 亿人事情的同时，承担维护国际和平发展的应尽责任。这是中国的长期战略，也是中国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 麦凯恩在发言中称，美国虽然将外交和安全政策重心转向亚洲，但不会放弃中东地区的关键作用，不会忽略同欧洲传统的安全联盟，另外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不针对某一国家。但是美国希望在亚太事务中，特别是贸易方面发挥主导权；美国希望维持在亚太的有效军事存在；最后，美国信奉“一系列价值观的原则”，“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 中美在价值观问题上交锋 在自由讨论阶段，由于麦凯恩的咄咄逼人，会场气氛一度充满火药味。张志军表示，有关各方不应高估中国的发展。中国当前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民生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仍是一项长期任务。有关各方也不应低估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中国历史上曾深受压迫，因此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国内政，自己也不会去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 张志军就“阿拉伯之春”问题回应说，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实行的政策不同，具体情况也不一样。事实上，根据西方机构的一项民意调查，在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方面，中国政府以超过70%的得票率高居第一。中国政府之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理由很简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迅速发展，其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阶段。任何人只要看看这些变化，就知道所谓“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 张志军话音未落，麦凯恩就赶紧摆手接过话头。他一方面表白，不希望自己的发言被认为是在干涉他国内政，另一方继续宣扬美国的价值观，指责中国“人权问题”，要求中国走美国设定的“普世价值”道路。 对此，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表示，他关注中国已有30多年时间了。将现在的中国同过去的中国对比，首先我们看到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也不向其它国家输出苏联那套意识形态，中国民众的个人自由充分得到尊重，在书店可以看到各种题材的书籍，这其实就是民主的体现。的确，中国的价值观同我们主张的不同，这正是我们需要讨论21世纪世界秩序的原因。“在看待中国人权问题上，我们需要后退一步，看看它的发展历程什么样。” 西方需要调整看待亚洲心态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兼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清醒认识自己真正的威胁在哪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挑战过美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大西洋两岸尚未形成统一的对华政策，美国力图延长它的超级大国地位与欧洲追求一个多级世界体系结构的诉求不对应。欧洲需要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形成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以优化欧洲的最大利益。辜学武表示，当前中国在亚太格局变动的背景下需要保持冷静，坚持原有政策，同周边国家建立更多信任关系。 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发展和外交事务部主任本尼迪克特·弗兰克在会前发表的文章也指出，西方国家必须永远记住：和平共处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中国不会谋求地区霸权，而且会全力反对第三国的干涉。特别是，谁也不应当付诸过时的冷战思维。文章说，国际金融危机证实了全球力量关系的转移，显示了西方政治思维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 (本文来源：人民网 ) 责任编辑：NN036

张维为：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中国模式 南方谈话    ● 张维为   　　     【观察者按】值此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各方纷纷展开纪念活动。如报道所言，邓小平当年已经没有任何公职，但之所以讲话能产生巨大影响，并为后来召开的十四大定下主题 ，在于讲话的内容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本网所发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先生的回忆文章，“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策划者抓住时代脉搏，从而开一时之风气。但是在大量纪念文章中，难免不少六经注我之辞，一些纪念者忘记深测大势、人心，而是对讲话断章取义，任意发挥。我们纪念南巡讲话，不是要在个别字句中探寻微言大义，而是纪念一位伟大政治家对中国发展道路所做的不断的、实事求是的探索 ，由此，我们还应当将目光放长，同时回看邓小平在更早时期对中国未来的勾画。          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过去20年了，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3亿人口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规模和速度崛起，引来了整个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形成的关键。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这位伟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也往往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他本人也经常有意识地通过这些谈话来阐述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我谨回忆几段往事缅怀邓小平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与金日成谈“解放思想”和“北方谈话”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持续了近5年。为了做好“国家队”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坦诚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与邓小平曾谈到朝鲜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歉收，人民口粮不足，并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方法。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而是与金日成长谈了中国近年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思想路线的变化，并坦言只有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才可能形成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他1978年9月访朝后视察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方谈话”）。从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许多思路的形成轨迹。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说他1977年7月复出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还讲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他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全国上下还是政治挂帅，正在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则认为要适时结束这一运动，果断地把整个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还特别告诉金日成：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打开新路”。其实，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已经对这条“新路”作了阐述，即中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邓在“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表述方法。邓小平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他在长春视察时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 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小时，他不满意，说那不同算盘差不多了，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他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利用起来。他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邓小平对新技术和新管理观念的了解可见一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解决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改革开放，在于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早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邓小平同志的这种远见和勇气为后来中国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如果当初中国还是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之内进行微调的话，那么中国今天的状况恐怕不会比我们的北方邻国好多少，哪里会有今天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实事求是”的思想、“民生为大”的理念、“对外开放”的思路在邓小平心中早已酝酿成熟，并在“北方谈话”中作了初步阐述，之后才举行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与穆加贝谈“社会主义”和“稳定优先”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为了准备这次会见，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贝1981年来华访问时，邓小平与他会见的谈话记录。那次谈话中，直率的穆加贝认为中国正在搞“非毛化”，邓小平给他作了耐心的解释，告诉他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主席，并指出中国还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穆加贝还是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4年后的这次谈话很有针对性，甚至有点戏剧性。     那天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保持社会主义。邓小平答道：“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还明确地告诉穆加贝：“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过，邓小平的这段话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整体观，即通过各种办法，包括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措施，来增强和壮大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先进仪器开玩笑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仪器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还给穆加贝解释：“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向他介绍了中国公有制领域内的改革探索，包括农村解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包产到户、长期不变；包括利用外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成补充。他很耐心地给穆加贝讲解中国的三资企业，掰着手指替穆加贝算了一笔账：“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本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解释，觉得很新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逐项抽出来分析，的确是精明的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为中国“混合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他又明确地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提到的不搞两极分化，对中国今天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也是一种警训，但他当时也明确地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是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一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我想他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只要中国的公有制仍占主体，即便贫富差距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拉大了，国家最终还是有能力和财力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的。     邓小平花了很多时间向穆加贝介绍极左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祸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但他也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     我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反复琢磨过的东西。至今一些国人仍称这四项原则为“四根大棒”，但邓小平则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邓小平显然是在用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来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根本走不通的，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就可能变得毫无希望，甚至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和强势的政府来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现在看来一个比较中性有为的“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邓小平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他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都不是主流。经历过数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广大知识界盼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高举“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大旗，一时在中国引来不少羡慕和赞扬。当时中国许多人和整个西方都看好戈尔巴乔夫，不看好邓小平。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没有产生他所预想的结果，而是导致了国家迅速解体和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至于邓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视的弹性空间。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和毛泽东思想，但反复强调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邓小平用共产党的传统话语，为中国政治今后的发展和变化预留出了巨大的创新空间。我想只要认同中国需要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迟早都会理解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坚持。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反复解释了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执著的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对邓小平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邓小平不宣扬暴力，但他的切身经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混乱和动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粗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终于使国家走上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快车道。     我后来替邓小平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今天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曾很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时特别需要铭记的。     过去的20多年里，就我自己走访过的国家中，由和平转入动荡乃至战乱的国家就有数十个，原因各异，但经济停滞不前和民生凋敝往往是主因，而西方势力的策划和煽动也是一些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超级大国苏联瞬间四分五裂，黎巴嫩重陷战火，科特迪瓦冲突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火并，索马里变成海盗国家，刚果（金）爆发了非洲的“世界大战”，一个和平繁荣的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一分为七。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并为我写过一篇比较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他是这样结尾的：“铁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邓小平死后，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也许是对邓小平及其治国理念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与罗林斯谈“实事求是”和“中国模式”          在邓小平会见穆加贝之后不到1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口译。那是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会议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开幕式的讲话，提到过去的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这个会议还有两大看点：一是领导班子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回过头来看，这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今天不少国家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都是领导人终身制导致了无能政府永久化和百姓的怨声载道。从这次党代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     第二个看点是会议提出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七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六个五年计划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的名称只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现在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多了“社会发展”几个字。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五年计划的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趋势延续至今。     邓小平那天是参加完党代会开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厅等候加纳客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福建厅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钟的光景。外交部部长助理周觉刚要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则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然后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加纳政局稳不稳？”“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周觉一一简要地作了答复。回想起来，邓的三个问题表明了他对非洲问题的熟悉。非洲发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稳，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国家居多，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模仿西方，要么是全盘拒绝西方。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也都面临这三个问题。邓小平治国的特点是善于在关键的时候抓住关键的问题，把这些关键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走上了正轨。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崛起的特点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借鉴西方一切有益的经验，但趋利避害，决不失去自我，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大概还沉浸在党代表大会的气氛中，邓小平会见罗林斯一开始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刚刚开幕，我刚从会场过来。这次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年的经验。”罗林斯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祝贺，他说：“中国正在出现迅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人民所欢迎的。”邓小平说：“这些成绩还是初步的，但我已经可以这样说，我们制定的新的方针和进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这7年中国发展得比较好，也比较快。这也证明我们提出的自1980年至本世纪末的20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甚至能够超过。”     那段时间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新老干部交替平稳进行。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罗主动谈到了加纳人缺乏理性，所以近20年来，加纳经历了许多困难，但加纳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邓小平接过了他的话题说：“一个国家经历一些波折，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是波折可以成为教员，使领导人受到教育，也使人民受到教育。”邓小平这番话的顺序很有意思，先是讲“使领导人受到了教育”，然后再说，“也使人民受到了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之所以能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政治精英和百姓都亲身经历了过去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悟出了许多有益的道理。邓小平告诉罗林斯：“现在，中国人民上下一心搞建设，也是因为有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人民有个比较，那10年是什么情况，这7年又是什么情况，人民一看就清楚了。”后来我注意到这是邓小平治国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让人民获得实惠，然后让人民自己来比较，人民不会愿意回到激进思潮泛滥的动荡年代。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当罗林斯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可以说，邓的这些话是对中国“渐进主义”改革模式的很好描述。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中国不是放弃自己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中国的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不断试错和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     会见结束前，邓小平建议罗林斯“看一看我们去年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比较好地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这个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中国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当时党内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成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奏。     罗林斯说他期待着阅读这个决定，并说“中国发展模式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不仅中国需要您”。邓小平回答说，“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就好”。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回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以我自己的了解， 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他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他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8页)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如上所述，他在会见罗林斯时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在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他又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 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 （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 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重庆模式”等概念，它就是对一个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模式输出的意图。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是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恐怕这个模式就开始走向衰落了。美籍日裔学者福山20年前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结果这20年正好见证了西方世界不断地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思路和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关键。我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把中国模式归纳为八个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用我自己的语言对邓小平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从“北方谈话”到“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思想演进的过程，看到邓小平思想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有必要把中国模式确定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形成整个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基本认同。羞于提“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不少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和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实中国模式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中国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它已经不害怕和西方模式竞争。     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谨作此文缅怀这位伟人的睿智、远见和勇气，缅怀他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相信在他所开创的中国模式指引下，中国将会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并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作者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邓小平 中国模式 南方谈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65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观察者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编者按：2012年1月在日本出版的《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也许将成为本年度日本最受瞩目的畅销书。书中可见长子金正男对金正日及朝鲜的种种看法；与金正男个人有关的细节也颠覆了他流传已久的纨绔子弟形象；书中叙及金正男与金正日的生活交集，也能感受到这位侨居异乡之人的个人情感。 　　作者五味洋治先生独家授权《南方周末》摘录该书的部分内容，日本研究学者刘柠做翻译与点评。五味先生为日本《东京新闻》编委、前驻首尔和北京特派员。作者与金正男保持长达7年的电邮联络，该书主要内容即为双方通信，话题涉及朝鲜和金氏家族。这也许是迄今外界可以读到的与朝鲜第一家庭最接近的记录。 　　为尊重原貌，特保留书中原有称谓。本版文字均为客观摘录，不代表本报立场。 　　五味洋治采访金正男。五味是迄今唯一能与金正男保持长期联系交流的记者。 （五味洋治/图） 　　金正男的“演技” 　　2004年，我（该书作者五味洋治）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正男氏偶遇。以此为契机，我们开始了电子邮件通信，深入交流。其后，又在澳门和北京各见过一次，凡三回，进行了约7个小时面对面的直接采访，其间往来的电子邮件逾150封。我与正男氏，反复交换各种信息，直言不讳，甚至包括各自的家事。我想，我恐怕是与他交往最深入的记者。 　　据说正男氏度过了孤独的少年时代。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基本上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酷爱读书，对关于朝鲜的海外报道多有扫描，极其冷静、客观地分析祖国的现状，为其未来而担忧。 　　可以说，他对朝鲜的根本性问题有清晰的把握。至于说看上去像个放浪形骸的公子哥，应该说其中也有旨在使周围放松警惕的演技成分。因此，对他的发言，那种以所谓从权力宝座被放逐后的偏见的维度来观察的做法，是错误的。 　　刘柠评：关于金正男的身世之谜，西方媒体历来有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唯出身论”自然是有问题的，但不可否认，人生的“原点”至关重要。至少，会对人的性格与性情形成某种影响。据本书作者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正男无论如何堪称“性情中人”。 　　直言进谏金正日 　　金总书记膝下有三位公子：长子正男氏、次子正哲氏及三子正恩氏。金总书记殁后，三个儿子的前途明暗已见分晓：正恩氏作为接班人，包揽父亲的葬礼事务，升任军的最高司令官。朝鲜的《劳动新闻》赞扬说：“正恩同志，就是正日同志。” 　　可另一方面，无论是长子正男氏，还是次子正哲氏，从国家治丧委员会的组成名单中均无从发现其名，已完全被当成了“枝叶”。正男氏暂时回国，且很可能见到了父亲的遗体，却似乎未在平壤长时间逗留。至于正哲氏，被认为迟早会去国外生活。 　　但是，那种印象（指海外媒体对金正男的诸如“喜欢名牌”、“爱炫耀高级饰品”、“随意周游海外的浪荡公子”等负面印象——译者注）是片面的。金正男在其父绝对权力笼罩下的朝鲜，是对国家应有的姿态提出疑问、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向父亲一路谏言的唯一人物。 　　基于自身的海外留学经验，从少年时代起，便目睹西方诸国发展的金正男，是朝鲜少数的开明派，他通晓英语、俄语和法语，还能操几句日语。对被选为接班人的正恩氏，有经验不足和体制不稳定等担心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再次把关注的视线聚焦于长子正男氏的身上。 　　刘柠评：从身世、成长经历和阅历及多年来海外媒体披露的信息来判断，正男其人其行，是基于其父早年的教诲及自身的开明思想使然。 　　金正日的“泣别”与“恼怒” 　　孩提时代的正男氏，颇受父亲的溺爱：作为去医院接受蛀牙治疗的奖励，被赠送一辆高级轿车；被带到父亲的办公室，坐在其座位上，听父亲说“那儿就是你的席位”，等等，总之是作为宝贝公子被抚育成人。少时赴瑞士留学，父亲竟伤别而泣，是有名的故事。 　　正男氏以“父亲大人”（日文写作“父上”）这个最高级的敬语来称呼其父。谈到与父亲的关系，他在电子邮件坦陈：“父亲大人与一般人所认为的印象并不相同”；“我觉得父亲的爱仍在持续。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原本就是时坏时好，只是人生的境遇不同而已。父亲是领导人，而我则在外部自由行动。父爱并未改变”。 　　接着，他还说：“父亲严厉归严厉，但用情甚深，是深度思考朝鲜未来的人。可纵然如此，有时也未必能很好地转圜。这对他本人来说，是非常遗憾的”；其责任“在于周围的环境和辅佐父亲大人的那些人实力不足”，其庇护父亲的姿态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常对父亲直言”，无论是关于国际社会对核试验、导弹发射的忧虑，还是关于对正恩的教育方针，都曾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对于父亲与自己性格差异的问题，他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似之处。父亲用情很深，毕竟统帅着一个国家。” 　　在刚结束海外留学、回到平壤的二十来岁的时期，正男氏明知父亲的期许，却不惜叛逆，每晚泡在高级饭店的酒吧里喝酒，造成了一些麻烦，也曾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回首当初，他说：“现在，我反省了，确实做了理应受到呵斥的事情。”正男氏羁旅海外之时，每逢生日，父亲都会亲自打来电话。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正男氏对朝鲜的封闭提出质疑，屡屡指出：“我们似乎也曾试图吸引海外投资，但连保护投资的体系都尚未建立。”他还再三对我（本书作者——译者注）说：“朝鲜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只能靠一边维持社会主义体制，同时推进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做法。”引进市场经济，对据说也在从事投资活动的他来说，是一种强烈的信念，他曾表态说：“为改善民众生活计，关注改革开放正当其时。” 　　（对于本书作者的提问——译者注），唯一一次缄口，是关于2008年，因中风而病倒的其父的健康状态。但他还是承认自己曾协助从法国带脑外科医生赶赴平壤的事实——其作为儿子，为父亲身体而担忧之心可见一斑。 　　在其父猝死的消息被报道的2011年12月19日中午，我正在供职的新闻社编辑部工作，给他发了一封表示哀悼的简短邮件。马上就接到了回信：“哀悼之意，由衷感谢。但无可奉告，也无法应对采访。” 　　刘柠评：从正男对父亲的几次大胆谏言看，这正是注定了他的人生波折的重要因素。从他为父亲辩护，到其父病倒时，他奔走海外，求医问药的情景，也能看出正男作为“为人子者”的极普通的一面。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 　　五味洋治（以下简称五味）：关于朝鲜的未来，想听一听您的意见。 　　正男：朝鲜这边刚炮击过韩国，那边又说要对话——方针变得很快。还有一个问题是军队的崛起，父亲以军为后盾统治国家，使军队的权力变得过大了。如果权力接班作业失败的话，实权一定会为军队所掌控。 　　今后，朝鲜外交仍会强硬、对话两张牌组合并用打下去，说是2012年要成为“强盛大国”。也许，在军事和思想上可以说已成大国。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恐怕难成经济大国。 　　五味：朝鲜在今后某一个时点上，会不会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呢？ 　　正男：我觉得已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而进退维谷间，时间就过去了。我听说，2006年，以张成泽氏为中心，曾认真检讨过导入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事宜。 　　刘柠评：金正男对朝鲜两难困境的体察，显然是基于其海外经验，特别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体验。其证言反证了海外舆论对朝鲜所谓“改革开放”的一个猜测：改革开放确曾被权力“检讨”过，甚至有过若干试点（如新义州、开城特区），但朝鲜至今没有出现中国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被日本强制出境 　　五味：维基解密中出现了关于您的事情…… 　　正男：听说写我喜欢打电子游戏什么的。我并没有玩。至少我儿子很喜欢那玩艺，也比我懂。 　　五味：能简单谈一谈您现在的工作吗？ 　　正男：这我不能详谈，但说我贩卖武器、毒品云云纯属造谣。若是我从事那类勾当的话，立马就会上各国的黑名单，将无法出国旅行。而我现在无法成行的国家（地区），只有香港、美国、日本和泰国。泰国好像是因为有朝鲜绑架泰国人的问题，才禁止我入境。尽管欧洲对这类问题（指武器交易和人权）一向很敏感，我却可以自由来往。如果我从事过那种危险行当的话，现在都应该还有人身危险，可我却从来未曾感到过这种危险。 　　五味：外界传说因2001年，被日本强制出境事件，您受到父亲的严厉苛责，继而接班人资格也被撤销，真的是这样吗？ 　　正男：先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彼时，在朝鲜，流行用伪造护照去海外旅行。这固然不是什么好事，但用朝鲜护照，能去的国家有几个呢？ 　　我出事以后，这种恶习在朝鲜就没有了。 　　承蒙负责我的案件的日本外务省两位人士（举出了实名——作者注）的关照，表示感谢。从茨城县出发至机场，搭乘巴士，一路上他们一直为我拉着帘子，直到最后才曝光于媒体。但并不是说，那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 　　刘柠评：2011年5月1日，四名持伪造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的朝鲜人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以非法入境嫌疑被拘留，其中的成年男性被认为是金正男。此事令金正男感触很深：虽然涉嫌违法，被日本政府强制出境，但整个应对过程却相当人性化。这大约也是他把长篇采访的“机会”给日本记者的理由之一。 　　《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一书封面 （南方周末资料图） 　　金正男的人情味 　　五味： 　　2011年6月5日 　　早安！ 　　为什么令尊大人（金总书记）会如此热心地访问您的祖父（金日成主席）所回忆的土地呢？是真的怀念呢，还是间接地想让中国去缅怀过去的友好关系呢？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实行了农业改革。 　　朝鲜在这个领域，开始推行什么措施吗？ 　　金正男： 　　2011年6月5日 　　邮件收悉。 　　迟复为歉。 　　父亲大人寻访祖父遗留在中国的史迹，是因为朝鲜、中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 　　朝鲜若是有改革开放的意志的话，应该已经实施过农业改革了。我觉得，由于当初没有改革开放的意志，所以现在还是没能推进改革。 　　祝一周愉快！ 　　金正男 拜 　　五味： 　　2011年7月26日 　　北京的天气如何？ 　　东京一带已经出梅了。 　　但人们不去海边，因为担心核辐射。 　　正男先生是看到中国的什么场所之后，让您思考改革开放的呢？ 　　您到中国什么地方观察过？ 　　金正男： 　　2011年7月26日 　　邮件收悉。 　　现在无论哪里，都是最热的时候。 　　我经常担心（日本的——译者注）核辐射泄漏问题。 　　在摄取谷物、蔬菜时，一定要格外留意。 　　我于1989年12月，初次得到一个观察中国的机会。接下来，从1995年起，开始在中国居住。后来，直接目睹了中国发展的实态。 　　特别是从1995年到2005年间，目睹上海的急速增长，让我对改革开放有了特别感受。 　　务请格外留意夏季的身体健康。 　　金正男 拜 　　刘柠评：金正男与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通信始于2004年12月3日，北京首都机场邂逅的两个月后。其后，陆续展开，多达150次以上。通信最频密的时期，是在2010年年底，彼时，金正日确立了接班人。正男礼仪周到，有信必复。且基本不回避问题，对那些一时难以答复的“敏感”问题，则明示不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有普通人的正常情感，且从来不吝表达，如对作者在生病时的问候，对日本震后核辐射问题的关切，等等。虽然就事论事地说，此采访项目在本质上是西方媒体的政治记者对政治人物的采访，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得，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

法广： 这次台湾的总统选举，海内外评价很高，这是不是意味着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已经全面完成？ 张伦： 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可以说基本上比较完美地完成了。从政治学来讲，政党完成第二次轮替，也就是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那已经是台湾民主化进入平稳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鉴于陈水扁八年执政绩效不彰，加之其本人的贪腐案，零八年那次选举产生了一种很强大的反弹，而且当时仍掺和着相当强的统独意识。那么，国民党能不能最终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可，也许要通过一次新的选举来最后确认。那么，这次选举，显示台湾的民主化圆满完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法广： 如何看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对对岸的影响。这次中国大陆的民众破天荒有了一个观看台湾直播大选投票的机会，从网上的反应看，大部分都是积极和正面的反应，好像有一种向往？ 张伦： 至于这次选举对大陆的影响，肯定是很深刻的。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来看，两岸相互的影响几十年来一直是互动的。比如大陆七十年代底八十年代初启动改革开放，事实上对当时台湾启动民主化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当时如果台湾在政治上再没有独特的东西话，如何赢得美国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如何应对台湾内部的需求，都是问题，因此有了八七年的开放党禁等等。反过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对大陆的影响自不待言，比如大陆开设特区等许多经济模式都有从台湾借鉴的这样一个过程。政治上，台湾这二十多年的民主转型跟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密切关联。大陆因素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在发达国家，朝野能不能有效地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比如某人选举成功，对方会不会真正地接受，这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台湾，由于有大陆这么一个威胁，双方就达成这样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就是双方都比较接受这样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台湾能够保证和平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的因素。当然，这一点其实是大陆领导人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的。 现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对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现在两岸开放旅游后，许多到过台湾的人，谈起对台湾的感触，都对忠孝礼仪仁智信这些传统价值在台湾有很好的保留，有很浓的人情味产生很深印象。当然大陆人最重要的感受就是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大陆今天社会公正不彰，贪污腐败，政治合法性面临巨大危机，许多大陆民众渴望有这么一个自由民主法制彰明的一个社会。而对岸的台湾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展示了这么一个社会。这并不是一个西方社会，是华人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社会，所以它对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何况，鉴于这次大选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大陆当局当然希望马英九能够连任，在这一背景下，大陆很多媒体和网站事实上进行了直播。一月14号那天，大陆成千上万的民众是跟着台湾的整个脉动起动的，在关注着台湾发生的一切，大陆人当时就有直接的感受，从蔡英文的落选感言到马英九的当选，都在大陆民众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引起很多的赞叹，当然很多民众也感到很多沮丧。面对大陆自己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沮丧，这种渴望，可能很快转换成无形的巨大的压力，迫使北京当局最后做出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程序如何，需要的时间还有多长，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是要往这方面走，中国大陆的民众到底有没有权利享受自由，享受自己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是北京未来的领导人不能不给出回答的一个课题。 法广： 很有意思，中国大陆当权者本来希望马英九连选连任，也就是趁这个机会，让大陆的民众得以看到了台湾选举的实况。结果如你所说，看了以后有兴奋也有沮丧。那么这次选举对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有什么启发呢，对大陆人民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呢？ 张伦： 直接的影响还是人民到底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人民有没有权利知道这个领导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执政的？大陆当局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现在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成立，即使历史选择了，也不可能世代沿袭，人民也不可能永远要选择你。你做得不好，我能不能不选择你？你凭什么执政，凭什么决定中国人的命运，你凭什么以不透明的方式花千千万万纳税人的钱？那么，人民有没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力，有没有监督的权力，有没有基本的法制，有没有基本的正义秩序？有没有享受完整信息的自由？这正是中国民众现在非常渴望的东西，也正是台湾现在已经实现的东西，所以它对大陆影响很大。 法广： 那么换一个角度看，中国大陆现在本身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被迫、或者面临抉择的时候，面临转型的时候？中国内部是不是有一种力量，或者中国周边有一种力量，要推动中国朝这个方向走，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张伦： 我想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百多年来中国走过的现代历程决定了外面的影响当然非常重要，但中国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中国民众自己的选择，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观察，要说条件成熟不成熟，我觉得早已成熟。很难说什么时候绝对地成熟，什么时候绝对地不成熟。全世界无一例外，所有的专断者永远说自己的国家离不开自己，需要一个开明君主来管理。卡扎菲也是这样说的。那么，你看，中国社会现在中产阶级的崛起，都市阶层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资讯的发达都到了一定程度，而整个社会也产生了这样一个需要。什么意思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它是一个机制，选择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机制，是民众通过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以代议的方式选择领导人，来参与国家的事务，让政策符合民众的利益。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各种利益没有合法的表达机制，矛盾积聚，从环境污染到社会不公等等问题，客观上就需要有这样一种机制来调节，这种机制不出现，中国的问题就会持续地积累下去。所以说中国民主化的条件是相当地成熟了，关键就看中国的社会力量和主政者在什么程度上能够达成一个默契，使得中国像台湾那样，走出一个平稳的转型过程。 法广： 好多人在讲，如果是民进党的蔡英文赢得了这次大选，对中国大陆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中国民主化的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可能要比马英九要小，这是有人担心弄不好中国大陆会陷入一种民族主义势力崛起局面？ 张伦： 其实，鉴于两岸经贸往来及现实的格局，即使蔡英文当选也不会有太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当然会有某种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会激起大陆的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也会导致产生某些疑虑。可能有人会说：看，民主就是分裂吧。就大陆当局而言，大陆对台湾一直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马英九，希望蓝营继续执政，能够稳定两岸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台湾的民主对大陆有过深的影响。大陆当局对民进党这方面也是如此，一方面担心他们上台，另一方他们如果上台，假如有什么事情，可能又给大陆他们找到了一个动员民族主义势力寻求合法性资源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总的来说，民进党上台，可能会增加一些两岸互动方面的不明确的因素，民进党这次败选的原因也恰恰在此。恰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民进党假如上台，对大陆发展民主的影响究竟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就不如现在这么清晰，现在基本上说全都是正面的东西。如果民进党上台，可能会有其它的杂音出来。 法广： 中国海内外的一部分人，甚至包括海外的一些民运力量，都对马英九有相当的批评，比如说他亲北京，说他同大陆走得太近，对中国大陆不够强硬等等。对这样的看法，你如何反应？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马英九表现出的这种所谓靠近北京的立场，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助益嘛？ 张伦： 其实很难说马英九亲北京，马英九对中共政权一直持有比较强烈的批评态度。尤其在六四的事情上。说他亲北京我想是一个误解。 但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是台湾两千多万人的代表，你说他不跟大陆进行经贸往来，不跟大陆维护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关系，这是不现实的。政治家是有现实利益考量的。 有时跟个人意识形态和原则有关，有时跟他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有关。不管谁在台上，即使现在民进党在台上，跟大陆的互动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大家希望马英九对大陆不尊重人权的事实能够表示其基本的立场，这是应该的。不过，马英九个人的对大陆的一时性的批评，甚至说表示一下对中国大陆的民运的支持，这些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的影响都是局部的，真正对大陆发生原子弹般的巨大影响的是台湾民主的健康的发展。只要台湾民主健康地发展下去，它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民族政治现代性的塑造的影响都是巨大深远的。

五四运动的目标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赛先生和德先生。在当时看来，中国最缺的是民主和科学，如果百姓都懂得民主和科学，中国就能够赶上现代化，国家强盛，就不至于被列强欺侮。 　　 　　可是经过将近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民主和科学依然离开我们甚远。这一百来年中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为了追求民主科学而牺牲，前仆后继，付出的代价不谓不大，而目标仍然很远。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口号是不是提错了。或者虽然不能算错，也是有相当大的偏差。 　　 　　从历史的眼光来检验，现在是不是有更合适的口号，能够代替民主科学？我认为是有的。这个口号就是人权。倒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民主科学，而是想达到民主科学必须走人权的道路。如果我们朝人权有所进步，民主和科学也比较容易得到。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人权，民主科学只能是空想。 　　 　　在九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大家对人权的意义还很模糊。人权观念的提倡是在1954年联合国起草两个人权公约。以后又经过12年的讨论，修改，到1966年才在联合国大会上全票通过，开放供各国签署。所以要求1919年五四运动时就提出人权口号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到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九十年前的认识水平上，不提人权，而提民主科学，就显得太落后于时代了。 　　 　　在缺乏人权的条件下，人的生存没有保障，没有言论自由，财产不安全，不能集会或游行，讲民主的结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或独裁—毛泽东语）”；讲科学的结果是反智主义，关掉全部文科大学，理工科的大学招生减少到十分之一以下（从1965年的68万人减少到1968年的四万人）。事实上离开真正的民主科学越来越远。这不是因为我们不要民主科学，而是顺序搞错了。先要有人权，才能有民主科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人权状况比之文革时期有了极大的改善，民主科学也比文革时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讲究人权，通过改进人权来接近民主科学。 　　 　　近几年大家都在讲普世价值。但有人不同意，认为不存在普世价值。理由是各国历史，文化，传统都很不同，说明普世价值并不存在。但是我认为人权应该是能够得到普遍承认的。难道人民不需要生存权，不需要财产保护权，不需要自由表达权等等？我国的宪法没有写普世价值，但是写进了人权。不管哪个国家，不管是真是假，都会把生存权，言论权等写进宪法。可见人权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中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但是中国政府在人权上大大地落后，不但未能赢得国际上的尊敬，反而搞得处处被动。在国内由于人权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造成官民对立，政府穷于维稳，手忙脚乱，看来这种状态难于长久。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087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