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铁流：民营企业自降生就带着手铐脚镣 法广 ：您最近发表文章说“杀吴英，就是杀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这么说？ 铁流 ：所谓民营企业家，过去叫私营个体户。民营企业家自降生就很困难，就带着手铐脚镣，可以这么说，与国营企业比，他就是一个私生子。政府部门对他关照扶持很少，全靠自己努力打拼，才能在社会上、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吴英就是这样的企业家：自筹资金，自组人员，自找项目，自负盈亏，所以，生存环境非常困难。民营企业家每上一个台阶，都需要后续资金，做一个项目―开办一个工厂，开办一个商店，这都需要钱，但是，银行一般不会给民营企业家借钱，他们支持的就是房地产项目。民营企业要想从银行贷款，比登天还难。企业要发展，要生存，他只有向亲朋好友借贷这条路。 吴英的问题是中国金融黑幕造成的 法广 ：那为什么民营企业贷款这么困难？ 铁流 ：现在不是有句话么：胡锦涛主政十年，国进民退，就是民营企业开始被边缘化。为什么不贷款给民营企业家呢？第一，他不属于扶持对象―尽管政策上写着要扶持民营企业，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金融是一个黑幕：如果正常贷款，那（利息）就是７％；如果去做房地产，或其他，收回的（利息）可能是百分之百，所以，现在银行都转向房地产，转向国家比较有保证的开发，根本不把民营企业家放在眼里。 民营企业家要得到贷款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有权力的支持―权力给你一个批条，给你一个国家的大项目，银行给你贷款……那你首先要买通权力机关；第二，必须拿出很大的回扣―我知道，除了正常的利率关系外，还有银行高层的各种打点、打通，最后你也要（付出）２０％－３０％以上。此外，还要抵押，还得信誉好。没有这些条件，根本无法从银行贷款。所以，民营企业家只能从民间融资。 而且，江浙一带还有一个特点。那里因为银行利息不高，而每年物价上涨大约是５％，所以，有钱人都把钱捏在手里，通过地下钱庄，把钱拿出来。地下钱庄又受官府支持，而且有社会黑势力保护，所以，吴英贷不到款，就只能走亲戚朋友，走地下钱庄，这样拿到钱。 吴英能拿到７个多亿的集资，跟地下钱庄有很大关系。从报章披露看，她的债权人只有９个，没有任何一个债权人对她提出起诉。地下钱庄也要认准人，第一，觉得你能赚钱，而且，借出去的钱收得回来，所以，他们大量向吴英倾斜过去，投过去。但是，这个钱的回报很大：１００％，１５０％呵！ 所以，吴英的问题是中国金融黑幕造成的，是中国金融不支持民营企业造成的。也说明江浙一带有钱人不愿意把钱存银行，因为利率太低，银行赚得太多，有钱人赚得太少，所以就走民间渠道。这就是资金拆借，就是企业和企业之间，你和我做一个公司，我们定个合约，你付我多少利息…… 吴英完全有还债能力 法广 ：那吴英现在面对的问题，和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温州老板或者自杀，或者逃跑事件，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铁流 ：是同一个问题。吴英生意做得已经很大了，赚钱已经很多。他们已经从吴英身上榨取了很多。但是，最后，也许在策略中出现什么漏洞，或者有人检举、举报，或者有一笔款还不出来。他们就下手，杀人灭口，然后，抢占财产。先是把吴英抓起来，要杀死她；然后，还没等结案，又把吴英所有固定财产变卖。从目前看，吴英的固定财产基本超过她的集资，是有能力偿还的。 吴英案很奇怪。在案发前，她的公司运作非常好，但她突然被绑架8天，把她公司所有公章全部拿走，把她所有身上的现金全部拿走，并另外把她公司的存款转走。吴英去报案，公安不受理，相反把吴英拘留了，这简直没有道理：为什么拘留报案的，而不拘留绑架罪犯？案件尘埃还没落定，就变卖她的资产。所以，这是有预谋的。是官方和地方黑势力预谋的。 吴英有错，但吴英无罪 法广 ：那您觉得目的是什么呢？ 铁流 ：杀人灭口，抢夺财产啊！ 法广 ：这和吴英在监狱待审期间揭发地方官员受贿有关么？ 铁流 ：当然有关系。审判吴英案，浙江省地方官员竟然联名写信给法院，请求处死吴英。地方官员凭什么要处死吴英？这是明目张胆地干预司法。吴英案，我敢断言，同东阳市委书记，和东阳一把手，甚至是省上的一些高官有密切关系。如果追查下去，很多贪官会浮出水面，很多黑幕会暴露出来。 法广 ：吴英被判死刑引起很多法律界和学界呼吁，但是，很多呼吁指出，吴英可能触犯法律，但罪不当死。从您的介绍来看，吴英案的争议并不仅仅是量刑轻重的问题？ 铁流 ：对。它涉及一个黑幕，一个金融黑幕，一个地方官员贪腐黑幕。企业家总是想把生意做大，那就需要去圈钱，滚雪球。但是，吴英有一个特点，她（借贷到）的钱并没有拿去享受，而是用来发展企业。我认为，吴英有错，但是，吴英无罪，吴英不能杀。 法广 ：腾彪不久前发表文章，指出，吴英案和你我的生命都有关系。您赞同这种说法么？ 铁流 ：我赞同这个观点。如果这样下去，不仅杀了吴英，杀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也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杀了中国良心，杀了中国善良，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吴英案呼唤有良心的政治家。现在能就吴英的人，不是我们这些人，需要高层有人出面，此人至少是个常委，否则，吴英死定了。 中国金融体制必须改革 法广 ：此前您是否跟踪过大概十年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 铁流 ：孙大午案内容，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比较了解沈太福长城科技公司案。沈太福之死，就是检举了贪官，他交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涉及到当时在位的高层。他的案子与地下钱庄没有关系，他完全是通过产品滚动来集资。最后，他的财产也超过他的集资额。是完全有能力偿还（借贷）的。吴英也是如此。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金融黑幕，一定要改革金融。不改革，就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另外，民间集资的罪与非罪没有明确界限，既然同意民间拆借，可以互相借钱，但是，又把吴英定罪非法集资枪毙，这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

张艺谋把南京弄丢了 作者：列孚 来源：南都周刊 来源日期：2011-12-12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 5:55:16 阅读量：1210次 　　在12月的寒冬，十三钗穿着色彩鲜艳的旗袍，以接近MTV的手法在银幕上展现着她们的身姿，你很难相信这是正在遭遇屠城的南京。对张艺谋而言，“悲情城市”南京发生的人类大悲剧，只是一个被隐退了的背景而已，谁也不知道他的主角到底是谁。 　　也许张艺谋一开始就被小说原著里的秦淮风情迷住了。严歌苓用文学手法描绘了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并以“十诫”作为她们信仰的底线，在暴行到来时，一群人身陷道义、责任和勇气的挣扎中。这样的特定人文环境和南方题材相遇，让一直在寻找新题材的张艺谋终于经受不住诱惑。 　　稍为熟悉张氏作品的都知道，他最擅长表现粗犷、浓烈、豪情和大块色彩的西北风情。相反，对细腻、柔美和纤巧的江南水乡或靡靡弱弱的调儿却是十分陌生—但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尝试来看，“南方”对他，仍然具有别样的吸引力。 　　当年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遭到挫败，正是地域文化的局限和认知让他这个“秦国人”（陈凯歌语）遇到了因为水土不服而难以施展的窘迫。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再拾远离黄土高坡题材的胭脂金陵，理应有些把握。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教堂故事的局限 　　影片开始时，李教官（佟大为饰）率部下与攻入南京城的日军展开血雨腥风的巷战，李教官不幸遇难后，至少85%以上篇幅就让给了假神父约翰（克里斯蒂安?贝尔饰）、玉墨（倪妮饰）为首的十三个妓女和以书娟（张歆怡饰）为首的教会女学生，并以教堂为主景。前面浴血奋战的国军，竟要在看完电影后才猛然想起来：噢！还有他们啊！相信会有相当部分的观众和我一样，对前面这段巷战产生短暂性“失忆”。 　　原因是什么？如果可以连同影片公映前的宣传结合着看，宣传上的卖点放在“床戏”和主要角色“玉墨是谁”的神秘感上，其实所谓的“商女不知亡国恨”在本片展现出的不过是臆想式的描述，12月寒冬的南京（何况70多年前地球远未变暖），玉墨和她的姊妹们不是袒肩露臂，便是穿着单薄的旗袍在镜头面前摇曳生姿，一曲幽怨、悠悠的《秦淮景》，令花容月貌的十三钗穿着色彩鲜艳的旗袍，以接近MTV手法大肆表现，尽管意图仍在极力营造悲恻，可是，这与困在冷嗖嗖、空荡荡的教堂并忍受饥寒交迫的事实全然相悖。 　　我并不同意有批评说《金陵十三钗》是“情色爱国主义”这个有点过头的说法，我倒是宁愿认为，老谋子是陷入了一个“陌生”的误区，即他的审美出现了异化。换言之，对“悲情城市”南京那发生在74年前的人类大悲剧，在电影中仅仅变成了一个被隐退了的含糊背景。 　　“教堂故事”成为南京悲剧中的一个截取，当然可以；“神女”后来变为“女神”，同样也没有问题。但不能因为场景限制就将应有的、更具视野的描述或象征丢掉了。遗憾的是，《金陵十三钗》正是在这方面没有能让我们看到创作者在宏大叙事架构下应有的表现。近年来出现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有《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前者以大叙事手法接近全景式地描述南京沦陷后的悲剧和人性反思，后者则叙述了发生在南京的“辛德勒名单”。从比较简单的人物设计上看，《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南京！》都出现了所谓汉奸角色，恰巧的是，这两个汉奸爸爸都有要拯救的女儿，但是，这两个汉奸刻画就完全是两个效果：范伟在《南京！南京！》中所饰演的汉奸爸爸，其窘态显然立体得多；但曹可凡在《金陵十三钗》里面饰演的汉奸爸爸则显得简单化、扁平化。因此具体到汉奸这样的特殊角色，对其人性描绘表现，范伟扮演的角色会更立体。同是妓女，《南京！南京！》里的江一燕的角色塑造就很不一般，当日军要在被囚女性群中找人“慰军”时，江一燕缓缓地但坚定地举手“应征”、从“神女”蜕变成“女神”这一形象的形成，简练有力，让人留下极深刻印象。 　　从微观配角人物到故事结构核心，看得出《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是非常刻意地在营造人性良知与战争中的冲突。中泉英雄饰演角川这个角色的出现，可见陆川用心良苦。因为像这样一个与我们看惯了的残忍凶狠的侵华日军形象大相径庭，角川更像是日军的一个异类。类似的角色从未在任何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出现过。能够以这样形象出现的日军并以他的角度去看这场战争，实在是一次突破。而这个突破的意义在于中国新一代电影人终于出现了带有国际眼光的胸襟和视野，而不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中国不高兴”的无知和盲目愤怒。对于出生于七十年代的陆川具有这种观念，很不容易。 　　反观《金陵十三钗》则从开头“抵抗的南京”很快地就被后面“被污辱的南京”所消磨，整个故事浓缩成了在约翰这个假神父庇护下的挣扎——我的意思是说，约翰这个殓葬师从原来像是个小混混般的美国人过渡到成为负有“神父”责任的担当，还是太简化了点。不可否认那名小女生在遭日军强奸时堕楼身亡给了约翰巨大的剌激，让他惊愕、恐慌的同时也带给他惊恐过后的冷静、反思，作为男人，作为非交战国国民身份并且是“神父”这样一个神职人员，他做到了挺身而出，但问题出在之前并无铺垫，哪怕是之前加入一些他具有担当个性的描述也都没有，后面当他剃光了胡须、再穿上神父服装成为“帅哥神父”，这样的转变未免就很急促，缺乏说服力。 　　对南京，他依然陌生 　　尽管在《金陵十三钗》中，张艺谋讲故事的能力比以往强了，传统的起承转合在片中都有所体现，然而令人有些不明白的是，南京大屠杀在日军攻陷南京后第二天就残酷地开始了，从影片开头的巷战说明，那是南京沦陷的第一天，但玉墨、书娟她们被困在教堂之后，连续几天时间竟无人晓得她们这座城市经已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不是有个为了营救女儿书娟而奔走于外面与教堂之间的汉奸爸爸么？为何他没有向约翰透露这样的信息？难道他竟连这样一个同胞惨遭集体屠杀、数万妇女惨遭强奸的惨剧没闻没问？难道他不担心这样的悲剧也出现在女儿和她的同学身上？教堂里没有一个人会担心他的家人，女学生们也没有一个人说出外找爸爸妈妈，这合理吗？也即是说，本片对教堂以外的事没有作任何交代。好像这个惨剧连对白都用不着交代了，制片者、编剧和导演是否都认为，观影者都知道这样一件事，因此就可以连提也不提！因为观众“被知道”了，所以说纯粹地只讲述“教堂故事”就已足够，而无须重现这场悲剧？ 　　可能有人会认为，作为幸存者的书娟，她不是曾以旁白带出了惨剧的信息、作出交代了么？正因为此，我才会在前面以“仅仅变成为一个被隐退了的含糊背景”这个说法指出这方面的过于薄弱。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本片现在这样的叙述是狭窄、肤浅和仅在不及其余地就事说事。如果是这样孤立地叙事的话，那这座教堂及其故事也可以出现在北平、上海或广州，为什么一定是南京？—必须再质疑一次：为什么一定是南京？ 　　1937年的南京是特定的，是不可变更的和不可被替代的。南京作为中国被外国侵略者蹂躏最为惨重的城市，作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首都，她遭到如此暗无天日、惨（笔者在本文已用了N个惨字，可是又有哪个字可能取代它？）无人道和人神共悲共愤的劫难，可是本片的主创好像只有兴趣于教堂内发生的一切，教堂外面的这座石头城、那一片浸血的废墟，可以熟视无睹。如果可以用一句成语形容，本片无疑是一叶障目。这是否就是张艺谋看待南京的视点？ 　　《金陵十三钗》的票房一定会很好。我多次说过：凡是能够吸引女性观众入场的电影一定是卖座电影。何况是可以令女性观众哭得一塌糊涂的电影？然而就是这样，观众在抹泪的同时便会忽略了剧情上的硬伤。除了如前述铺垫不足，影片开始不久，李教官将一位受伤小孩交托给十三“钗”照顾，其中一“钗”视其为弟弟，可是，当小孩伤势越来越重时除一众束手无策外，就连玉墨这个平时最有胆色、颇有主见的性格在这时忽然不见了，她不再像对着当初色眯眯的约翰那样有把握地要求对方想办法弄些什么药为抢救小孩作最后努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孩死去。影片中段两个“钗”居然可以轻易逃出教堂回到胭脂地找她们要找的东西（但导演却好像忘记了就连神父出门也被守敌日军严查盘问），这两“钗”居然好像不知道外出的凶险（南京城内血流成河），外出仅仅是为了寻回一副琴弦和一对耳环？倘若是这样轻易就逃出教堂的话，后面女生们的逃走又何必大费周章？最后两人一如观众想象的那样遭最残忍地杀害。类似这样催人泪下的煽情和揪心设计，也达至影片追求的效果。如果能够通过细腻加细节而达至动情而非硬销，当会更佳。 　　1937年的南京是个不容易处理的题材，虽然曾经至少（连本片在内）已有十几部这样的影片出现，个人认为，最出色的仍是《南京！南京！》。张艺谋触碰此题材，让我们看到他进步（主要在叙事上）的同时也再次看到他一旦离开他最熟悉的人文环境的时候，仍然缺乏应有的大气，以致在审视南京这样重要题材的时候，他没有站在更高的高度来俯瞰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凝重的事件，反而显现出了狭小的格局。 　　《金陵十三钗》的故事虽然属于虚构，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故事给了张艺谋更大的创作空间，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更好地把握。简单来说，对南京，张艺谋仍然有着认知上的距离；对南方，他依然陌生。 　　从指控到反思 ——银幕上的南京大屠杀 　　从控诉日军罪行到审视屠杀和战争带来的创伤，这些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尽管《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的相继上映，让人感觉“南京大屠杀”成为中国电影导演都想尝试的一个题材，但回过头来看，这一沉重的历史题材在银幕上的出现其实相当晚。 　　就内地的情形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涉及这一话题的电影基本没有（不包括纪录片），当时囿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大陆战争题材电影的叙述往往着力于表现革命战争对革命战士的洗礼，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南京大屠杀很难进入电影工作者的选题范围。随着国际风云变幻，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大屠杀也变得敏感起来。 　　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落成开放，使得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987年，罗冠群导演了《屠城血证》一片，成为第一部直接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内地电影。此片从片名中就可以看出，是以控诉、指证日军暴行为主旨。在片中，日军被普遍表现为野蛮的兽性集团。出于对外交关系等敏感因素的考虑，导演特意在片中弱化了杀人、强奸等戏份的处理，不过整部影片的创作意旨，还是“指控型”的，既以揭露日军的罪行为主（当时大量史料还未被发掘），并使用了大量的视听象征符号（如最后火烧钟楼，钟声长鸣）。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导演强调国民党军队的浴血奋战，导演也弱化了对抵抗的叙述。 　　1995年，吴子牛导演了《南京1937》一片，与《屠城血证》不同，此片较多地带有了人道主义的色彩，有不少从普遍人性观念着手的表达。在剧情上，由于大量史料的发掘，吴子牛也比罗冠群有了更多的历史物证，基于这些历史事实，《南京1937》在影像表达上也更加的“残酷”和直接。不过影片也虚构了一个中国军人与日本女子的爱情故事，还有日军见到日本人后人性流露的桥段，以及中国难民迁怒于日本平民女子的情节。应该说，这反映了导演对于大屠杀中的人性思考。 　　香港导演牟敦芾在1995年也导演了《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一片，与当时内地的同题材电影的谨小慎微相比，这位“重口味”导演并不讲究剧情的统一连贯，而是以直白的视觉刺激为主—如枪挑胎儿、水煮孕妇等等。牟敦芾还在片中借日军之口反思了中国人的“不抵抗”，并有日军高级将领直接下令屠城、强奸的桥段，有评论认为《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程度，是所有关于南京惨案的影像中最令人窒息的。到了2002年，香港导演杜国威执导了《五月八月》一片，影片以一对小姐妹的视角传递出“战争可以杀戮一切，包括孩子们的欢乐”的主旨。此片以小见大，在国际上获奖也很多，不过影片在历史常识上犯了不少错误，殊为可惜。 　　2009年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首次采用中国军民和日本士兵双视角共同叙事，摆脱了长期以来把日军“恶魔化”的套路，着力在影片中展现日军士兵与常人无异的喜怒哀乐，但那些烧杀掳掠的罪行，正是由这些普通士兵所为的“平庸的邪恶”，对“汉奸”也没有作一味的丑化。就在《南京！南京！》上映的同一年，由中外合拍的《拉贝日记》则是基于史料的发掘，比较冷静地表现了国际友人拉贝建立“国际安全区”庇护中国平民的故事。拉贝救助中国人的情节像极了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桥段，影片的结构也是同一模式，由于主要是外国人视角，中国人角色在片中并不出彩，2008年中外合拍的《黄石的孩子》，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南京大屠杀，不过影片主体还是英国记者拯救中国孤儿穿越丝绸之路的故事。2005年的《栖霞寺1937》则是讲述爱国僧人救助南京大屠杀难民的故事，叙事结构类似于《拉贝日记》，但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为何中共十八大比美国大选更重要? 作者：周健工 来源：美国福布斯网 来源日期：201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 10:29:34 阅读量：306次     美国可以决定世界的和平，而中国正在影响世界的繁荣。 　　2012年，是寻求领袖之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层要更替、或者进行大选。从大国如美国、俄罗斯、法国，到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如墨西哥、埃及，到海峡对岸的台湾。朝鲜已经抢先了一步，产生了一位80后的领导人，与Facebook的扎克伯格的年龄差不多。 　　2012年最有意思的是中国与美国领导层的同时变动。而中国五年一届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引起全球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几个月前，我遇到美国君悦酒店的全球CEO，他问我如何看待十八大上中国领导人的交接班情况，还没等我回答完，他又迫不及待地问我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认为军委主席的位置会同时完成交接吗?这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重要，而世界又多么迫切地想了解中国。 　　我认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正在变得比美国总统选举更加重要，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人们已经不怀疑中国经济规模会很快超过美国，而且越来越多人相信这个日子会大大提前。即使在今天，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不仅仅是“二”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制造国，更重要的是，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位居第一，高峰时占增量的接近一半。中国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经济的表现。难怪最近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那些做空中国的投资者惊呼，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比欧债危机更加糟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会说，要赚钱，“跟党走”;而全球的投资者，也在学习从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中寻求题材。美国可以决定世界的和平，而中国正在影响世界的繁荣。 　　今天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读下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描述当年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 　　想想看，围绕如今的中国，澳大利亚央行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影子银行;欧洲的工厂车间里，日夜不停地为中国赶制奢侈品和豪华汽车;全世界的巨轮，把铁矿石、原油竞相运往中国;美洲的大豆和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居民的厨房和餐桌;中国的资本，在全球各地扫货。尽管中国的GDP占全球不及10%，全世界几乎一半的粗钢、水泥、煤炭产量在中国，今后全球新增能源消耗量，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刚刚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而且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球富豪榜上，那些近年来财富增长最快的，要么来自最初级的大宗产品的生产商，要么来自最高端的欧洲的奢侈品牌拥有者，而其最终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市场。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中国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GDP在全球所占的份额。 　　中国在十八大上产生的新一届核心领导集体，将管理着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庞大的政府。它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如果愿意，也许可以让欧洲摆脱债务危机;在世界各国政府借债度日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以GDP增幅两倍的速度增长，而在2006到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增长又是财政收入增幅的两倍。2011年，就在欧美政府在债务危机中挣扎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首破10万亿元人民币，增幅达24.8%，其中非税收入增幅达41.7%。从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不可能出现欧美式的政府债务危机。而且国有部门在经济中的扩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一位美国同事问我，中国政府是不是处于历史上最富裕、最强大的时期。我说，从占全球GDP的份额来看，可能还不如鸦片战争前后，从相对文明程度来说，还很难说能否与汉唐盛世相比，但仅从政府坐拥的财富来看，可能是处于一个空前的时期。 　　对于新一届领导人来说，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放缓的拐点期，“经济奇迹”赖以持续的动力都在衰减甚至消失：人口红利、掠夺环境与资源、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活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正在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国会不会变成一只“黑天鹅”?正是因为人们不再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经济可以无休止地高速增长下去，中国的变动，中国的不确定性，正在影响着全球的组合与配置。 　　中国在十八大上产生的新一届核心领导集体，将管理着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庞大的政府。它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如果愿意，也许可以让欧洲摆脱债务危机;在世界各国政府借债度日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以GDP增幅两倍的速度增长，而在2006到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增长又是财政收入增幅的两倍。2011年，就在欧美政府在债务危机中挣扎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首破10万亿元人民币，增幅达24.8%，其中非税收入增幅达41.7%。从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不可能出现欧美式的政府债务危机。而且国有部门在经济中的扩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一位美国同事问我，中国政府是不是处于历史上最富裕、最强大的时期。我说，从占全球GDP的份额来看，可能还不如鸦片战争前后，从相对文明程度来说，还很难说能否与汉唐盛世相比，但仅从政府坐拥的财富来看，可能是处于一个空前的时期。 　　对于新一届领导人来说，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放缓的拐点期，“经济奇迹”赖以持续的动力都在衰减甚至消失：人口红利、掠夺环境与资源、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活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正在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国会不会变成一只“黑天鹅”?正是因为人们不再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经济可以无休止地高速增长下去，中国的变动，中国的不确定性，正在影响着全球的组合与配置。

胡绩伟 　　 　　 　胡耀邦同志被迫下台的罪名，主要是什么”一手硬一手软”。指责他的权威人物认为，在他领导下的思想战线，存在软弱涣散状态，攻击他一再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是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在人民日报社，除了胡绩伟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就是受到耀邦”纵容包庇”的国内外的著名人物。而我在以后，受到撤职和留党查看的处份，罪名之一也是”一直包庇刘宾雁。”据说，在批准下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的名单时，我们的最高领袖说：”胡绩伟能代表四川人民吗？……纵队一直包庇刘宾雁……”看，我的罪名中也有这一条。 　　 　　 　　刘宾雁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的内部消息》两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更受到读者广泛的称赞。一九五七年初，他在上海采访，写了一篇反映上海各界人士鸣放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才被摘掉帽子。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又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报社的造反派打入牛鬼蛇神队，又在人间炼狱苦熬了十多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刘宾雁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含冤受屈的二十二年，磨炼了他的意志和锐气，他重新拿起记者的笔，冲向刚刚擒开的腐朽复杂的角落。 　　 　　 　　这时，在他的家乡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集团领污案－－离哈尔滨六十里的宾县王守信案，轰动了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突出的报导。刘宾鹰看到各报发表的像法院宣判那样简单的报导，很不满足，他决心进行一番深入的挖掘和研究，进一步揭露事件的真象：为什么这起创纪录的大贪污案，会发生在我们党执政三十年之后？为什么在毛主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像王守信这样的一夥坏人，会比三十年前更为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他反反复复地同有关人物交谈，夜以继日地进行采访和接见来访，终于写出了引起全国震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文章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载以后，很多报刊都予以转载。《人民日报》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介绍，这篇长文刊登在十月九日三版上，题目是：《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推荐刘宾雁特写〈人妖之间〉》。 　　 　　 　　《人妖之间》受到了广大读者高度的赞誉，也受到一小批人的切齿痛恨。表示欢迎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而反对的、挑毛病的、说此文不符合事实的告状信，也连续不断地反映到党的有关部门。刘宾雁没有被反对他的势力所吓倒，群众的鼓舞更增添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到山东和辽宁的政治漩涡里，连续写了几篇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好文章，大为振奋人心。同时，也使那些憎恨他的人更为恼火。 　　 　　 　　可贵的是，刘宾雁的文章中所揭示的是：”文革”初期”夺权”那帮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堂握着大权；”文革”中许多人死于他们发动的武斗，而现在他们又藉清查四人帮帮派分子之机，发起了又一次镇压与迫害运动，许多在文革中被提升的官员比以前更大胆、更贪婪地剥夺农民；在张志新被处死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未遭到惩罚……。 　　 　　 　　他说，他的文章是要揭示：”林彪、四人帮虽然是反革命分子”，而”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十年浩劫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则不是？”理所当然，这就祗是激怒了下面一批当权派，而且激怒了上面的某些权威人物。一九八○年初，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时，在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在做总结发言时，一位高级干部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还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个人就是刘宾雁。”耀邦没有理他，继续讲话。在讲话快结束时，这位曾经长期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说了几句话，巧妙地保护了刘宾雁。他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耀邦说刘宾雁”也有毛病”，是指这是一般性的毛病，并不是什么敌我矛盾的大错误。 　　 　　 　　粉碎四人帮，解放了受迫害、受打击、受折磨的亿万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解放了千千万万人们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磨炼解放出来的刘宾雁，他的身心迸发出热爱人民、爱热党的事业的光芒，他那支熟练的妙笔更加盛开出绚丽的鲜花。他写出一篇接一篇的新闻报导，特别是报告文学，像一道道闪电划破了乌云未扫尽的天空，振奋了亿万人民，也震骇了那股保守势力的权威人物。在《人妖之间》之后，特别是《三十八年的是与非》和《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更是惊世之作，在我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的篇章。从全国各个角落里，成千上万封信飞向人民日报编辑部，也送到刘宾雁的办公室。成百上千的来访者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排队等待著同他谈话或送材料给他。有一年暑期，我同他一起在北戴河人民日报疗养院休假，他正好同我住在相邻的一个房间里，门外经常有几十个、上百个来访者在盼望著同他见面交谈，使我深有感慨。我在人民日报作了二三十年的领导人，收到的读者来信和来访，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位杰出的记者。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的高级领导人物却在增加，只是告状的主要内容，已经逐渐从告刘宾雁在政治上反动，攻击党、丑化社会主义等等，转为指责他报导失实、歪曲事实、偏听偏信、诬陷好人，甚至造谣中伤等等。这是为什么？因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日益清楚，仍旧沿用”文革”极左那一套的整人手法也越来越丧失人心。特别是宾雁的文章为党、为国、为人民的立场坚定，是非鲜明，忠诚可昭日月，赤胆可溅山河；他的文章夹叙夹议，他的分析评论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开启人们的心扉，得到群众、干部以至高级领导同志的称赞。在这种情况下，对刘的文章，要在政治上进行批驳就比较困难，因而转向指责他”报导失实”，更容易混淆真伪，一时难以弄清事实真象，中央领导同志也难以为刘仗义执言，不好同地方诸候辩别是非。比如，关于指责《人妖之间》一文中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一事，经过中宣部派专人调查核实，最后才肯定报导基本属实，祗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出入。尽管如此，当地领导人还是抓著不放。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对刘宾雁写的《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提出批评，说：”刘宾雁这篇文章里很多不是实！”黑龙江省委书记也说：”他的《人妖之间》也是一样，有很多失实地方！”面对两位”诸候”的谴责，这件”官司”一直打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耀邦同志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并转周扬和我，信中说： 　　 　　 　　刘宾雁同志这篇文章，是辽宁郭峰同志在座谈会上当面交给我的。交的时候，他当著各省市书记的面声言，刘在文章中所引举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实，省委也不同意刘在文章中有关辽宁工作的一些评论。 　　 　　 　　黑龙江扬易辰同志接著说：刘的《人妖之间》一文许多地方也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对这篇作品得奖感到很不理解。 　　 　　 　　由于他们的意见，我把刘今年一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抨击一个省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特写。一个作家可不可以、有没有权揭露党内黑暗呢？当然可以，当然有权。但写出来送给谁，是送给有关党委、或那个人还是迳直送给那个报刊公开发表，这就要从有没有利于问题确实得到正确的解决来考虑。 　　 　　 　　一个报刊能不能迳直发表抨击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虑：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需要加以核实，需要向该地党委和当事人加以核实，使自己发表的东西真正经得起检验。 ) 　　 　　 　　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说，我们对拨乱反正是坚决不动摇的，谁也不能夸口说，拨乱反正能够比党中央更坚决。但拨乱反正不能乱拨一气，而且不能稍有疏忽。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说得不客气一点，有点过于自信。 　　 　　 　　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耀邦指示要”同刘交交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的落难我的头上。我先把耀邦的信给刘宾雁，然后我们长谈过一次。在政治觉悟和政治勇气上，在采访的深入和写作的技巧上，我对宾雁是十分信任和钦佩的。我认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上能够一再刊登他的作品，是《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办得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同他谈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批评，只是在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同他进行了讨论。他一再强调，一九五一年，《中国青年报》刚创刊时他就是记者，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是以一个文学作家的身份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他写的报告文学是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对所采写的素材都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写好以后也是尽可能地找知情人核实过的。他也向我吐露了他的苦衷：要认识和揭示事实的真象是十分艰难的，既有客观的局限，也有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他说，事情很复杂，要完全弄得一清二楚，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是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或者也记不准确；有的事情可以同本人核对，有些事就很难找本人核对；即使找到了，他也可能会一口否认，或者故意以假乱真；有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认识，随著他的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提高，常常也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他说他也为此很苦恼。但他是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对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负责任的。他还很激动地向我说，他知道一些权威人物在千方百计地攻击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他们把《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问题，把报社记者包括他在内的稿件上的问题，都挂在胡耀邦身上。他们攻击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所以他是十分小心谨慎，尽量避免让人抓到什么小辫子。我只是从新闻工作对真实性的要求来提醒他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稿件拿给编辑以前尽一切可能完成必要的审阅手续。谈话以后，我还把同他谈话的观点记录下来，经过一番研究，写成了一篇长文《一个新闻工作者谈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八三年的第四期《时代的报告》杂志上。 　　 　　 　　我把同刘谈心的情况告诉耀邦，他要我劝宾雁到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不要再留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我把耀邦的意思转告给宾雁，他感到很为难，说他会认真考虑耀邦的意见。当时，我也不愿意把这么优秀的记者调走，也就一直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八月底，我得到耀邦给周扬、贺敬之和我的信，并转来了八月七日宾雁给耀邦的信，耀邦还在宾雁的信上加了两处很重要的批语。耀邦的信内容如下： 　　 周扬、敬之同志并绩伟同志： 　　 　　宾雁同志这信，我今天回来才看到。现转给你们。 　　 　　我相信他对自己的解剖是诚实的。任何一个同志只要善于总结经验，都能够为党为人民发出更多的光和热。个别地方的看法我有点不同意见，在信上批了一点话。请绩伟同志就便代我向他致意。 　　 　　　　 胡耀邦　８．２３ 　　 　　刘宾雁给耀邦同志的信如下： 　　 耀邦同志： 　　 　　您七月初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的批示，我细心读过了。和我去年听到您一月份在中宣部会议上关于我所说的话时一样，您的关怀和爱护使我非常感动。 　　 　　多年来我一直未去看您。您太忙，不忍占用您的时间（四人帮在台上时，则由于我的身份会给您带来不便）。但几年来听到的关于您的一切，我都记住了，敬仰之情，更甚于五十年代。 　　 　　对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的批评，我在八月六日的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您会在会议简报上看到发言摘要，我就不复述了，只想告诉您：二省领导同志反应尚好，主动和我谈话，并表示欢迎我重去该地。我还想找他们谈谈心。 　　 　　确如您批评的，我是过于自信了。倒不是狂妄到自以为比中央高明，而是自以为坚决拥护三中全会路线（并觉得我们这些人应以新闻、文学特有的方式为党服务，中央一时不便说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说一说），而对于方法和步骤，则欠考虑。至于有些同志说的我有点”情绪”，您可以相信，我（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志也一样）对于党、毛主席以及当年处理我的人，都毫无怨恨情绪。这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比较能够历史地看待问题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其不可避免性，不应从人的主观上追寻原因。但我确有急躁情绪，或者还有一点偏激，虽然我还常常说服年轻人不应偏激。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年纪不允许我重犯错误了。 　　 　　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近来，气氛又显得紧了一些。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但写批评性的东西是难了，除非随同中纪委去采访他们决定处理的问题。我想今后到一个领导班子好、大力推行改革的地区（如福建，或连云港市），从正面写党委如何克服阻力和困难取得纠正党风、进行改革和四化的成绩。 熾?l眾葛! 　　 　　困难确实很多。山东省沂南县的一封匿名信骂我是”复僻倒退派的走狗”、”纳吉的鹰犬”，并恶毒诋毁小平同志，狂吠”权奸不除，国无宁日”的事，您大约已有所知。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情况还在发展，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 　　 　　送上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和翻译的一本书。听说您对以群同志的一本书很赞赏，这一本更新一些，我看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艺术的特性比 较透彻，又是结合苏联历史上几次大论争和创作实践写的。您不会有时间通读全书！德平或德华同志若有兴趣，可以先翻一翻，把重要处划一划。 　　 　　请原谅我占用了您极其珍贵的时间。 　　 　　代表很多很多人，祝您健康！ 　　 　　　　 刘宾雁　１９８１．８．７ 　　 　　担心您也许一时看不到会议简报，我应该告诉您一点情况：关于辽宁省纪委三位书记的介绍、三天清查办会议上的汇报，会后我又留下大连、鞍山、抚顺等中清查办的同志作了核实和补充。有三个事例是我听来的，迄今祗知其中一个在程度上略有出入。纪检系统与地方党委在组织清理、组织路线上看法不一（有些个组织部门本身就不乾净），要彻底搞清也很难。 　　 　　黑龙江提出的《人妖之间》问题，去年中宣部调查组已一一查过，主要事实与细节没有失实。一个事例错了，另有二三处有些出入。省委看法与调查报告有很大差距。 　　 　　　 刘宾雁又及 　　 　　耀邦对这封信没有再提要宾雁去作专业作家的话，而且在宾雁的信中表示不愿放弃记者职务的话下面，用红笔划了注重线，并写了批语，表示了对宾雁意愿的支持。宾雁信上说：”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耀邦在这些话下面划了红线，写了这样的批语：”这也可算文艺界朋友中的不健康的情绪表现之一。难道中央的文件、讲话不是触及时弊的吗？至于’;保存自己’;，那要看怎么’;保’;法。” 　　 　　宾雁信中说，对于极左势力，”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耀邦划了红线，写的批语是：”可能有个别人更猖狂了，因为感到时局的发展对他们更不利了。但算不得什么，’;多行不义’;的好汉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看来，耀邦同志同我们这些改革派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极左势力同我们的斗争十分顽强。一九八三年底，他们发动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乔木和邓力群想控制中央党报的企图得到了不小的胜利，我和王若水被免去了职务，他们还在报社开展了一场对我和王若水的大批判运动。可是在耀邦等坚定改革派的制止下，”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几天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我离开人民日报的职务以后，报社新上任的当权者，又是一个”比有胡绩伟更胡绩伟”的秦川。 　　 　　一九八三年底，我不负责人民日报的工作，那些批评人民日报的实权人物，更趁机大肆攻击人民日报，除了我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是一个最大的出头鸟。一九八四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的《三十八年是与非》。文章内容反映的是一笔四十年前的旧帐：一九四六年初秋，李先念的部队从大别山突围到陕南，被胡宗南部队包围在山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面临绝境，只好向当地农民求救。郭建英热心扶助，向亲友借了一千三百万法币给部队（新四军五师）送去，师首长给他写了借条，告诉他以后可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找主席林伯渠还钱。郭建英接济共产党的消息被国民党知道后，四处追捕他，他只好携妻子逃离家乡，流浪在外。全国解放后，他不但没有讨回这笔旧债，反而被说成是政治骗子，是资本家。他多年为共产党偿还这笔债务被弄得倾家荡产，受尽歧视。一九八四年刘宾雁到西安采访，接触到这笔冤情，愤然执笔，写出了《三十八年是与非》。想不到这篇稿子又触怒了陕西省委的领导人和在中央的某些人，纷纷向耀邦同志告状。在一次书记处的会上，耀邦又一次提出刘宾雁：”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当作家吧！”幸亏李先念出来说话，为这篇文章作证，保护了刘宾雁，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下来。 　　 　　一九八五年，刘宾雁的《第二个忠诚》又引起一场风波。刘宾雁在这篇作品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的忠诚，而且更要有”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当党和领袖犯错误的时候，要有敢于”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的”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在新创刊的《开拓》杂志刊登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单是陕西一个报纸转载后就销售了一百万份。广大读者们如此热烈欢迎的文章，竟然得罪了中央的某些权威人物，因为他们只喜欢第一种忠诚，不喜欢第二种忠诚。好在万里同志出来说话，表扬了这篇文章，又专门约见了宾雁，当面给他鼓励。万里见到刘宾雁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万里的支持，又平息了这场风波。人民日报没有让刘宾雁去当作家，耀邦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四月，哈佛大学邀请宾雁去讲学，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同志对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他们早就把刘宾雁列入”不同政见者”的黑名单。到了一九八六年底，党内那股极左势力终于用”逼宫”的政变手法，以包庇自由化分子的罪名，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了台。半年之后，刘宾雁也被”开除党籍”。 　　 　　耀邦在被迫下台时，作了一些违心的”检讨”，其中有一段关于刘宾雁的。他说：”这个人的右派立场没有变。我多次对人民日报打招呼，说这人不能当记者。”胡耀邦在审查他的讲话录音时，删去了这个话，但是他们仍然把这句话保留在耀邦的书面检讨里。以后耀邦曾托几个人向宾雁道歉。一九八九年，宾雁在写《自传》时，特别这样写道： 　　 　　”在胡耀邦这段话里不难看到：在导致他下台的各种因素里，必定有一种是他对于我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他何必说到我，并且还说得那么重呢？这就证实一九八五年那位政治局委员对我讲的话属实：胡耀邦的对手（也是我的对手）确实把他看作了我的后台。强加于我的所有罪名，同时就成了胡耀邦的罪状。”刘还写道：”我知道我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给胡耀邦带来麻烦，他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我，每次给我以保护，不然我是不可能继续写作到一九八七年的。他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在纪念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之所以特别记上他同刘宾雁这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当年人民日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原因就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十分正确，耀邦同志是历届领导中央党报的领袖中最英明的掌舵人。正如我在前面几章里所叙述的当时，人民日报上那么多精彩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大都是在他亲自指点和主持下撰写出来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那么多出色的新闻、通讯、典型报导、特写、报告文学（像刘宾雁那样优异的稿件），也是在他亲自指导、鼓励、支持和保护下刊登出来的，这是人民日报一页十分光辉的历史。 　　 　　 二○○○年九月 　　 　　http://bbs.21ccom.net/thread-173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