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深层改革将成为中国两会重大主题 作者：佚名 来源：中新网 来源日期：2012-3-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 13:59:00 阅读量：71次 　　香港大公报3日刊载文章称， 深层改革将成为“两会”重大主题，今年“两会”如乘改革之舟行至中流，既有“中流击水”的开阔空间，亦遭“浪遏飞舟”的严峻挑战。相信“两会”将向深层改革进军，将稳中求进共谋发展，将创新社会管理，引领中国迈向新的春天。 　　文章摘编如下： 　　在全球倒春寒的大气候中，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内部改革矛盾凸显。内外难题迭加，形势考验着“两会”智慧;左右认识交叉，举国期盼着“两会”定盘。相信“两会”将向深层改革进军，稳中求进共谋发展，创新社会管理，引领中国迈向新的春天。 　　“两会”在料峭寒春中开幕，意义不同往年。国人少了几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惬意，多了些许“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苍劲。从2008年开始，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发酵至当今的美、欧国债危机，全球经济经受着长达四年的倒春寒。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三年，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全球倒春寒的大气候中，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内部改革矛盾凸显。内外难题迭加，形势考验着“两会”智慧;左右认识交叉，举国期盼着“两会”定盘。国人期盼中国龙年跃龙门，希冀“两会”书写新春天的故事。 　　 深化改革成共识 　　今年“两会”恰逢邓公“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人民日报》推出“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文章，疾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急需深层次改革”。“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警式语，表明了中共高层态度。 　　从理性讲，改革开放不是问题，多少人反对改革开放呢?但实际中，改革开放问题不少，引发了深刻而尖锐争论。近日媒体多引邓公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深层改革将成为“两会”重大主题。 　　 稳中求进谋发展 　　把握稳中求进，迈向科学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是今年“两会”主题。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基本稳定、社会大局稳定，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改善民生。在近期各省、市、自治区地方“两会”上，稳中求进、科学发展、扩内需、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 　　“两会”代表云集北京，恰逢中国经济步伐放缓之时。国家统计局1月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一至四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9.7%、9.5%、9.1%和8.9%。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认为，“经济增速最好保持在8%到9%之间，为深化改革、治理通胀、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会使一些深层次矛盾更加尖锐，不利于深化改革。”有专家指出，中国可以稍微放慢脚步，推进经济社会转型，稳中求进，让经济繁荣惠及更多百姓。 　　有民调显示，民众期待“两会”十大热点问题依次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管理、教育公平、医疗改革、三农问题、反腐倡廉、物价问题、食品安全、房价调控。“两会”前夕，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等多位中央领导肩负民众热盼，分赴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区进行调研，考察涉及就业、保障房建设、金融安全、进出口贸易等诸多领域，意在为改革攻坚、稳中求进、共谋发展、确保民生，掌握第一手材料。中央领导基层调研关注民众关注的问题，使今年“两会”更加令人期待。 　　 创新管理有必要 　　在此前一个“两会调查”中，“社会管理”的关注度已攀至第三位。中国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社会矛盾与不稳定因素也逐渐堆积。“创新社会管理”已提上历史日程，不仅考验着执政者，而且关乎中国前途命运。对此，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管理”;2011年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把“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列为主题;同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同年8月，已有20年历史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从“治安”到“管理”一词之改，意味着中共执政理念的创新，这将成“两会”又一热点。 　　笔者以为，今年“两会”如乘改革之舟行至中流，既有“中流击水”的开阔空间，亦遭“浪遏飞舟”的严峻挑战。相信“两会”将向深层改革进军，将稳中求进共谋发展，将创新社会管理，引领中国迈向新的春天。

权力制衡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 作者：韦森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2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 0:39:38 阅读量：1071次 　　近日，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来中国访问，参加了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的发布会。这项研究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现已走到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必须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避免“没有太多预兆”情况下经济快速放缓的危险。这份报告还警示说，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银行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进一步改革不行的关头，但问题是如何改?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着手?如何启动?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又是什么? 　　上述报告向中国政府决策层提出了六条建议：(1)、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2)、推动创新，建立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的开放型社会;(3)、促进绿色发展;(4)、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5)、加强财政体系建设，改善财政可持续性。这涉及三个关键领域：确保各级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以满足支出需求、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及调整支出结构，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支出比重;(6)、确保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继续融入全球市场。 　　这六条建议乍看来宏大、全面且现实，但仔细分析一下，好像每一条建议均非常“虚”，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运行的深层次核心问题。而且，即使这六条建议所涉及到的确实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其具体可操作性也值得怀疑。 　　那么，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八大类： 　　(1)、政府官员贪腐案件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 　　(2)、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3)、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 　　(4)、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 　　(5)、广义货币不断膨胀，房价和消费品物价快速上升，导致中国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物价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6)、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用在医保和社保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又严重不足，导致民生困顿、民怨积累; 　　(7)、社会诚信和商业伦理严重缺失，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乃至商业欺诈等问题在各种媒体上不断曝光; 　　(8)、上述类问题不断恶化，衍生出了困扰中国政府决策层的第八个问题──一些恶性事件和万人以上群体事件不时发生，社会内部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强。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催生并积累下来上述八大社会问题，且交织在一起而不断恶化?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上述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都与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与制衡有关。 　　单从中国的税收和财政体制来看，当下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已掌握了十几万亿的财税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保守估计也要十七八万亿元(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到，在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已达到了15万亿元)。这么大的政府财力盘子，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又不公开透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而屡治不果，还不是缺少民主预算和财政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中国大多数富人多与权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难道不与具有这种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关? 　　当今中国社会的这八大类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告诉人们，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体制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换句话说，与政府体制和整个政治体制连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的问题，而是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政府不但调控和管理着市场，而且以市场化的手段直接参与市场的问题，是一些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巨大资源来为自己家人和亲友谋利和寻租的问题。 　　因此，未来中国要走向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用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制度规则来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政府权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实质性制衡，谈任何表层的市场化改革，都只能会流于空谈，也肯定达不到预想的后果。 　　一句话，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之下，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清楚地界定之前，在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权没有受到人民代表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之前，试图重新界定“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边界与作用”，甚至主张将现有国有大企业进一步私有化，只是流于空谈。若真的按此改革思路走下去，只会使一些直接掌握着行政权力和与权力有关的人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过程中再次暴富，从而进一步拉大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恶化而不可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上述八大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显然是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根本性的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未来的改革，也显然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地考虑和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当然，中国社会两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成功经验，均告诉世人：中国社会的改革，需要渐进地进行，而且往往是在危机中“应对出来的”。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当下乃至未来均容不得、也经受不起“大爆炸式”的改革。 　　但是，现在看来，从约束和制衡政府的财税收支权入手，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limited power of government)，应当是探索未来中国改革道路的一条基本思路。已经酝酿并蹉跎了十余年，目前仍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进行“协调”和“博弈”、且尚未在社会上公开讨论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如果在今年能够顺利通过审议，显然是符合这种渐进性改革思路和大方向的。 　　(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内地官场藉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掀起一股热炒改革的风潮，从左派大本营重庆到自由派堡垒广东，都有媒体刊文热议改革话题，争夺改革话语权，影响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走向。”“‘改革’一词成为香饽饽，左右两派都争抢，主要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政治惯性，改革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道德高地，谁都希望将自己打扮成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希望将改革这面旗帜抓在手中，成为攻击对方的利器。” “左派抓住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大做文章，希望将十八大政治路线引向更加关注民生，利益分配更加注重基层的方向；而自由派则抓住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大做文章，认为政改应提上日程，尤其是引入普世价值观。左右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不服谁。”“面对左右对峙局面，中共十八大必然要给出一个说法，一味和稀泥搞平衡，已难以维持局面，中国社会需要一个新的共识，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咏红的评论称：“在重庆副市长王立军亲自引爆‘走入美国总领馆事件’一个多星期后，中国知识界从最初的震惊，愤怒、拒绝相信或者暗自得意等情绪中冷静下来，转入对‘重庆模式’以及2011年中国思潮的总结与反思。” “仔细看左右阵营的论说，外人会发现这两派主张——这里指其中温和人士的主张，实际上并非全然不可调和。因为，前者的不满主要指向经济制度，后者的炮火则主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究竟是市场化的本身，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市场化，才是各种问题的根源？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家主义究竟是中国的优势，是过渡时期的有益工具，还是隐患？这是不同思潮的核心分歧点。”“倒是，与民间的激烈讨论相比，中国政府显得安静，被动。过去一年多来，当局对各种讨论基本保持抽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民间的左翼话语代替了官方话语，与自由主义思潮互斗长短。这个局面，是隐藏着风险的。中国社会不公、贫富两极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是极易产生极端思想的土壤。应该承认，社会发展大势，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总体上是倾向右翼这一边。比较起来，草根左翼比右翼更有极端化的可能，谁鼓励这个星星之火，为社会分裂、冲突埋下引信，未来也难免要背上历史责任。” 　　 台湾《旺报》的社论称： “对中共高层而言，‘左右之争’（或模式之争）并非关注重心。1989年至今，中共领导集体历经23年技术官僚执政。技术官僚是实用主义者，执政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23年间，中共透过积极发展，已部分挽回因六四事件而受损的‘人民认同’危机。对于意识形态的‘务虚’纷争，技术官僚既无兴趣、也不想陷入其中。”“重庆模式之所以备受左派人士青睐，无非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展现强大的政治意志，透过展现中共传统的强人领导模式，力求缩小贫富差距，又同时促成经济发展。当然，其带来的弊端，也在近日随着王立军事件涌现。”“对中共领导阶层而言，除了权力争夺外，如何建立能够妥善分配利益，以获得社会多数支持，从而持续巩固中共执政社会基础的‘政治能力’，及提出能让社会广泛支持的政策，并有效透过行政系统贯彻实现的‘行政能力’，才是中共领导阶层念兹在兹的课题。”